作者：罗守贵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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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案例分析试读：
前言
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高校的经济学教学普遍采用国外经典的经济学原版教材或其中译本，这对中国大学生系统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与国际经济学界紧密接轨大有好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多年来一直采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教材，效果也比较好。但我们承担经济学原理教学任务的教师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国外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几乎全是西方的。这对大学一年级的中国学生来说，非常不利于他们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理解经济学原理；反之，也不利于他们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济学原理课程组一直打算编写一套与西方经济学配套的中国案例。
非常幸运的是，2016年，我们的这个设想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的支持。学校和学院非常支持我们的案例编写工作，不仅给予经费支持，而且通过中期评估组织专家对项目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和指导性的意见，对案例的选取和分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案例编写的过程中，课程组全体教师和助教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年轻的学者们敏锐地捕捉这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脉搏，并给出了富有才华的解析。其中既有诸如生二胎、离婚买房、“双十一”狂欢等特定阶段的特殊现象，又有诸如高速公路免费、延迟退休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还有诸如网红、专车、共享单车、比特币等极其新鲜的事物。
全书共包括51个案例，每个案例包括三部分：一是案例导读，概述该案例针对的是本部分教学内容中的哪些知识点，引导学生阅读案例时带着问题思考；二是案例分析，针对所选中国经济材料运用本部分知识点进行剖析；三是选取的分析背景材料。其中的背景材料绝大部分来自近年来媒体报道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少部分来自中国历史上的经典事件或文献，总之完全是中国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为经济学教改项目的成果之一，并不是为了编写案例而编写，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配套案例启发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思考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案例编写后，课程组按照教学进度逐篇发给授课班级的同学学习，并采取科学的方法检验学习效果。这种安排不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还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许多同学也加入到案例编写的工作中来。所以，本书中的部分案例是吸收了同学们的案例习作材料并修改后形成的。
需要感谢的是参与本书编写的九位博士生助教，他们是栾强、张珺涵、文俊涵、周仕盈、张翕、刘通、何东伟、范娇娇、梅奕欣，他们的经济学才华和创造性的劳动构成了本书重要的基础。
还需要感谢的是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唐宁玉副院长与教务办的张晓丽主任、康聪娟老师，他们对案例的编写和整个教改项目的进行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因为本书中选取的分析背景材料来自各种媒体，无法一一联系作者，如有不当引用之处，请与我联系：maozhu@sjtu.edu.cn。罗守贵2018年1月25日于上海交通大学第一篇市场如何运行案例1不战而屈人之兵：供求的力量
导读：供给与需求构成了博弈的双方，由此产生的市场力量往往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同时，运用得好的话，还能够在国家外交甚至战争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在《管子·轻重篇》中讲到的“衡山之谋”这一典型的经济战争的基础上进行演绎，以期可以映衬供求力量的奇妙和伟大。“老管！老管！”
管仲刚吃了一碗黄羊肉，还没来得及擦嘴巴就听见了小白的脚步声：咯噔咯噔。全齐国也就他跑得最有节奏。“大王进膳了没？要不要来串羊腰？”管仲客气地说道。“不用了，不用了。谈正事。寡人这两天都着急上火了。”几日不见，齐桓公的发际线果然又高了半寸。“你听说了吗？楚国又给衡山国送礼了。一头大金牛，上面还坐着两个美女。衡山国这块大肥肉，还长在我们齐国脚底下。要是给楚国吃掉了，我们就危险了。寡人想派熊琼出战了，车五千乘，带甲十万，速战速决。尤其要把衡山国科学院那帮老头搞到手，不然我们在军械武器上就先落下风了，听说他们已经把燧人氏传下来的《木经》研究透了，高水平论文发了一大摞，接下来就是造战车了。”“大王稍安勿躁。隰朋刚出访回来了，您没召见他吗？”“是吗？寡人这两天一直在跟熊琼商议出兵的事情，刚回来，还没来得及找他叙叙旧呢。先说衡山国的事情吧，此事刻不容缓。”“大王，上个月张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课您不是去听了吗？正好讲到了供求的市场力量。我可是受益颇多。您就没点想法？”“哎呀，惭愧。晚上批奏折太累，课上寡人都做梦去了。难道说，供求的力量能解决衡山国的问题？”“当然。张教授可是在甲类权威期刊《子曰知乎》上发过百十篇论文的大学者。听完上个月的课，我就盘算着衡山国的问题有眉目了。隰朋调研列国民情后带回来的消息又坚定了我的信念。”“真的吗？先生真是我齐国之幸啊！愿闻其详。”“您也知道，我从张教授那里总结的轻重理论，比教材论文通俗易懂多了。简单点讲：假如衡山国忽然变得入不敷出、食不果腹、青黄不接，我们再去慰问一下，您觉得衡山国的最优决策将会是什么呢？”“这个呀，当然是举国归顺我大齐咯。想我两国世代交好，衡山国也应该知道跟我们混是能吃香喝辣的。”“这就对啦。大王您就听我的吧。我这里有一计，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既保存了实力，又到手了肥肉。关键就是利用这供求的力量。现在衡山国是物阜民丰，而且产业结构也极其合理，农业繁荣，工业发达，贸易兴盛。但是，隰朋带回来的信息是，衡山国的国民整体上都有两大特点：一是急功近利，二是刚愎自用。这在我们民风淳朴的齐国可是很少见的。我的办法，简单点讲，就是利用衡山国国民的弱点来打垮他们的产业，然后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即可。”
桓公眼前一亮，仿佛闪过了一丝念头：“先生请继续讲下去。”“就是用我之前跟您讲过的‘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的道理。大王您下午就可以派隰朋出发了，让他带一队商人，车载金银珠宝玉璧无数，就到衡山国去买武器。人家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也甭管是不是款式精美、用着顺手，全部加钱买，买贵不买贱。”“金钱，我们齐国是不缺的。可是，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武器呀！去年采购的那一批，用着还好好的呢。”“大王，这只是我计划的第一步，让短视的衡山国国民全部投身到武器制造行业，那他们的田地不就会荒芜了吗？”“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可是单凭我们载几车金银去，好像也起不到这么大的作用吧？”“是的，大王，单凭我们一国的力量，这个需求确实是不太够。但是，我们的大量采购能够起到杠杆效果。您也说过，衡山国是块大肥肉，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肥肉？秦国、赵国、宋国，哪一个不是肥肉？我们不光要买，而且要大张旗鼓地买。您想啊，其他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难道他们不害怕吗？”“原来如此，先生。寡人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而且，隐约也记起张教授上课讲的内容了。我们大批购进衡山国的武器，燕、代、秦、赵等国也肯定会以为我们实力猛增，必有兵临城下之忧。士兵是不能从土里长出来的，那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同样去衡山国大批购买武器。如此，对衡山国所造武器的需求肯定会大幅增加，而他们的劳动人口也不过几万，在这样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武器的价格肯定会大幅涨价。而且，这种恶性竞争必然还会以网络病毒的形式散播出去，导致全天下都会去争相购买衡山国的武器。如此下去，将会进一步大大增加衡山国武器的需求，最终必然导致武器价格飞涨，起码几十倍吧！先生您实在是太厉害了！”桓公长吁一口气，笑容满面。但旋即眉现愁云：“但是，先生，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个大问题：掏空了国库，买了一堆根本用不完的武器呀！这可如何是好？”“大王，您还记得前年齐西灾荒，粮价飞涨，我给您出了什么计策吗？”“当然记得！寡人至今都激动不已。将国库存粮的三分之二抛售到市场上，既平抑了物价，又赢得了民心，还大赚了一笔，十足精彩的一石三鸟之计呐。”“是的。所以，这一招我们还能继续用。在隰朋大量采购武器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必然会蜂拥而至，这时候我们再派一批商人，乔装打扮成衡山国国民，然后倒手把我们刚买来的武器卖掉。如此，岂不是就能十车金银去，百车珠宝归了吗？再加上完成击垮衡山国经济结构的目标，又可以一箭双雕啦。”
桓公听完，乐得合不拢嘴：“好，好，太好了。寡人这就回去找隰朋。”
隰朋刚盛了一碗粥，还没来得及吃就被桓公召进宫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君臣就把凑钱出人的事合计好了。下午，隰朋就带着金银珠宝和一队人马去了衡山国，而且路上极其张扬，逢店必进，逢人必讲，搞得齐国去衡山国大批采购武器的事无人不知。到了衡山国以后，齐国商人见武器就买，不管多少钱，有多少买多少。
这样过了有10个月的样子，燕王和代王也都坐不住了：“小白啊小白，你这是要搞大事情啊！”于是，两国都派了一大批人去衡山国买武器，看到就买，不管贵贱。这样再过了3个月，3个国家争相购买衡山国武器的事情也都传到了秦王的耳朵里。于是，秦王也派了一大批人去衡山国买武器，犹如疯抢。
衡山国国君知道自己国家生产的武器如此受欢迎以后，还以为都是大力提高研发经费支出的功劳，毕竟科学院发的论文他也听说过一些。懂没懂是一码事，反正“不明觉厉”。于是，衡山国国君召见心腹宰相：“果然是科学院院士们不辱使命啊，把《木经》都付诸实践了。你看看，全天下都在争着抢着来买我们衡山国生产的武器。传令下去，全国的武器出售价格再提高10倍。这一票一定得赚个盆满钵满。”君臣二人喜笑颜开，宰相也屁颠屁颠地传令去了。
这时，衡山国国民的表现果然如管仲所料，全部丢弃了农具，荒废了田地，一头扎进武器的制造生产当中。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土地虽然荒了，但是钱赚得更多了，国内不产粮食，去齐国买不就得了吗？与此同时，管仲的计划也在顺利进行着。首先，齐国把过量购买的武器以超过进货价20倍的价格卖出，赚了一大笔。接下来，桓公让隰朋到赵国的国际粮食市场上去购买粮食。赵国出价15钱买一石粮食，隰朋就抬价到50钱一石来收购粮食。各国的商人听说后，全都把粮食运送到齐国出售。如此，齐国武器也买足了，金钱也赚满了，粮食也充盈了，击溃衡山国的目的也快要达到了。
在齐国大批购进衡山国武器17个月后，同时也是齐国高价收购粮食5个月后，管仲使出了致命一击：与衡山国绝交，切断所有贸易。燕国、代国、秦国以及赵国等国家看到这架势，也就明白了齐国之前只是装装样子，短期内并没有挑起战争的意思。于是也各回各家，不再购买军械了。
这时候我们再拉近镜头，看一看一年前还歌舞升平的衡山国：土地一片荒芜，先前生产的武器也全都换成了金钱，GDP增速趋零，失业率猛增。鲁国看准了时机，侵占了衡山国南面的国土。齐国更是长驱直入，占领了衡山国的北部。衡山国国君看到自己吃没得吃，打没得打，权衡之后，索性举国归顺了齐国。（案例作者：罗守贵 栾强）相关材料《管子轻重》选段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诺。”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争吾械器，令其贾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巧。齐即令隰朋漕粟于赵。赵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籴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案例2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畅销表明需求定理是错误的吗？
导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步由追求数量和质量过渡到追求品位和格调。了解了“凡勃伦效应”，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探索新的经营策略。比如凭借媒体的宣传，将自己的形象转化为商品或服务上的声誉，使商品附带上一种高层次的形象，给人以“名贵”和“超凡脱俗”的印象，从而提升消费者对商品的好感，但这并不能否定需求定理的正确性。
2007年7月，来自日本新潟县产的“越光”大米40吨和宫城县产的“一见钟情”大米10吨，以每袋（2公斤）198元和每袋（2公斤）188元（分别折合每公斤99元和94元）的价格，很快在北京和上海销售一空。而且，每袋198元的大米比每袋188元的大米卖得更快。这些大米的价格是一些中国产大米价格的25倍之多，被媒体称为“天价”大米。而在日本，同样品种的大米，每袋（2公斤）的售价约合人民币60~70元。
无独有偶，我们经常在生活中看到这样的情景：款式、皮质差不多的一双皮鞋，在普通的鞋店卖80元，进入大商场的柜台，就要卖到几百元，却总有人愿意买。1.66万元的眼镜架、6.88万元的纪念表、168万元的顶级钢琴，这些近乎“天价”的商品，往往也能在市场上走俏。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和需求量呈反比，也就是说同样一种东西，价格升高的时候销量会变低，价格下降的时候销量会变高。这一规律被称为“需求定理”，这里的“其他条件不变”是需求定理成立的条件。但上述“越光”大米、“一见钟情”大米、高价眼镜、高价纪念表、顶级钢琴等的需求，已经超出了需求定理存在所必需的“其他条件不变”的基础。需求定理中其他条件是假设消费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和享受，而上述消费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高端消费，多为富人群体的一个选择项，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是为了得到更多更好的体验及享受，呈现为需求定律之外的特例，即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消费也被称为“挥霍消费”，这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畅销的现象则被称为“凡勃伦效应”。
凡勃伦效应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提出，指消费者对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标价较高而不是较低而增加，它反映了人们进行挥霍性消费的心理愿望。因此，凡勃伦效应并没有反证需求定理是错误的，而是进一步说明了需求定理成立的条件性。当然，凡勃伦效应也告诉我们，高端消费人群影响并带动消费行为，也可以理解为领袖的意见导向。即商品价格下降，有的消费者会认为是该商品品质滑落，或将之视为其独占性的丧失，进而停止再购买该商品。它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价值的转换在消费者从数量、质量购买阶段过渡到感性购买阶段时，就成为可能。当感性消费成为一种时尚，当消费者有能力进行这种感性购买时，“凡勃伦效应”就可以被有效地转化为提高市场份额的营销策略。（案例作者：范纯增 高飞雪）相关资料日本天价大米再次登陆中国 价格近日本国内3倍
2007年，日本天价大米畅销北京、上海，引起轰动，2008年初，在广州上市了由日本运来的第二批50吨大米。这批大米品种与第一批一样，包括40吨新潟县产的“越光”和10吨宫城县产的“一见钟情”，价格不变，分别是每袋（2公斤）198元和每袋（2公斤）188元。这是2007年12月中日两国政府决定追加的150吨日本大米中的一部分。
日本大米为何在中国卖得如此天价？泽濑正明是日本农林水产省综合食料局食粮部食粮贸易课课长辅佐，负责粮食贸易方面的事务，他一直关注着日本大米在中国的销售状况。半年前，日本恢复对华出口大米，第一批24吨大米同时在北京、上海的少数商场销售，两地分别都是12吨。很快，这批大米就脱销了，这超出了泽濑正明的预期。去年7月底上市，北京在去年8月中旬就卖光了，上海在9月份也没货了。
这批迅速脱销的日本大米的价格并不普通，它的品种是日本新潟县产的“越光”和宫城县产的“一见钟情”大米。“越光”大米零售价为每袋2公斤198元，“一见钟情”大米为每袋2公斤188元，分别折合每公斤99元和94元。和一些中国产的大米相比，其价格是中国大米价格的25倍之多，媒体称之为“天价”大米。在销售的第一天，北京、上海两地各售出日本大米300袋和500袋。
第一批大米销售的反馈让泽濑正明吃了一惊，第一是卖得快，第二是卖得贵，这都超过了他们的意料。每袋198元的大米比每袋188元的卖得更快，在日本，居民们通常购买价格低廉的普通大米，而到了中国，日本天价大米却如此畅销，显然得益于中国出现的高消费群体。一次性购买20袋、30袋的顾客比较多，有些大公司为答谢他们的客户，把这些大米作为礼品馈赠；有些机构为奖励员工，购买大米作为奖品。此外，一些富裕阶层购买得也比较多。
中粮集团是日本进口大米的独家代理，他们表示日本进口大米的主要定位是中国国内以大米为主食的大城市高端消费者，零售价是在综合了日本的成本价、运费、关税及风险因素等基础上制定的。
在国内销售的大米主要包含了关税和运输成本，运输费用比关税还高，关税才1%，而运输费用大约占5%~10%。“越光”和“一见钟情”大米在中国的售价，比日本国内贵了很多，是日本国内售价的2~3倍。在日本，同样品种的大米，每袋2公斤的售价，约合60~70元人民币。
此外，它们在中国香港的售价，也比在中国内地便宜。同样类型的大米，在香港每公斤的售价约合65元人民币。然而在中国内地，1公斤居然卖到了99元，比香港卖得贵颇让人意外。（有删节）案例3茅台酒限供的背后——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力量
导读：供给与需求是使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供给与需求间的博弈决定了每种物品的产量及其出售的价格，从而配置市场中的稀缺资源。合理地运用供给与需求间的关系，能够有利于企业配置资源，赢得利润。2016年12月6日，茅台公司下发的暂停43度茅台酒开票以及15年陈酒大单审批的限供文件，其用意是利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以市场的力量来调控茅台酒的价格。
2016年12月6日，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下发《关于近期业务办理的通知》，表示：“鉴于近期市场需求增加，公司物流配送紧张，为加强业务办理和物流配送服务，保障节前市场需求，明确通知，由于43度茅台酒基酒供应不足，特暂停43度茅台酒开票。同时，由于15年陈年酒包装材料生产缓慢，暂停15年陈酒大单审批。对每家经销合同实行限量批售。”
上述文件显示，茅台公司暂停43度茅台酒开票和15年陈酒大单审批的原因是“基酒不足”“包装材料生产缓慢”，然而是果真如此还是另有战略？这项举措又会对普通大众和茅台公司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来考虑。
在市场中，需求定理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的价格上升，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反之亦然。供给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该物品的供给量增加，反之亦然。由此可以知道，物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受到物品价格的影响。而供给与需求的改变反过来也会影响价格。当生产者的供给发生变化时，供给曲线将会向左或右移动，需求曲线也是如此，从而改变了物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而茅台的限供政策也远远没有基酒不足、包装材料生产问题那么简单，其背后是明显的供求关系原理和市场的调节机制在起作用。茅台的限供使其白酒的供给量减少，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即使需求没有变化，也会导致白酒均衡价格升高。所以说，茅台公司目前的限供政策，是在茅台酒需求旺盛的大前提下，减少供给量，这自然是一种饥饿营销，从而为后期茅台酒价的提高做了准备。
茅台价格持续攀升，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当前消费水平的提高，茅台的实际需求量与实际消费率明显提升；二是经过近几年的调整，经济形势出现较大改观，未来茅台酒的销量也将进一步增加。“2017年茅台酒公司将继续放量稳价抢占市场，在茅台市场价格上会继续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促进经销商效益的合理回归，不期望暴利，不追求暴利。”上述文字更进一步表明，茅台公司进行限购令的举措是有用意的，即通过供给与需求间的博弈，稳步提高茅台酒的价格，使其在市场上的地位更加稳固，品质和档次都得以进一步提升。
其实不止茅台公司，早在茅台之前，泸州老窖等知名酒业也发布了停货通知。除此之外，多个酒业也对线上销售进行了控制。如在“双十一”期间，进行促销宣传的名酒少之又少，这是因为网上出售的白酒价格大都过于便宜，对线下的销售进行了冲击，同时也不利于名酒高端品牌的定位。
总的来说，茅台公司进行白酒限购，是为了减少白酒的供给，从而提高白酒的价格，通过供需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使茅台酒的价位定在一个对茅台公司来说满意的位置，当然，这些都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从而对市场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案例作者：范纯增 王艺璇）相关材料年底各大白酒企业出大招，中高端两产品限供
2016年末，为了冲刺业绩，各大白酒企业纷纷采取限供措施。12月6日，茅台下发的文件中显示，鉴于近期市场需求增加，公司物流配送紧张，为加强业务办理和物流配送服务，保障节前市场需求，明确通知，由于43度茅台酒基酒供应不足，特暂停43度茅台酒开票。同时，由于15年陈年酒包装材料生产缓慢，暂停15年陈年酒大单审批。除了上述对43度茅台和15年陈年酒两个产品停供的核心内容之外，茅台还要求经销商合同计划严格按月执行，要求各经销商按照审核后的订单汇款。
临近春节，市场对于茅台酒的需求不断上涨，对于茅台酒市场行情的持续看涨，在茅台价格的管控上，要用市场调节的手段而不是单纯地用类似于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价格。不只是茅台，进入年末，不少白酒品牌的年度销售任务已经完成在望，行业的整体向暖带来了优异的业绩表现，也让企业有了停货涨价的底气，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了停供的行列。
11月7日，泸州老窖发布了《关于老字号特曲停货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停止接收老字号特曲销售订单，并停止老字号特曲产品发货”。随后，另一家知名酒企古井贡酒也于11月11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年份原浆省内献礼版、省外古井贡酒5年原浆、全国古井贡酒8年原浆不再接受订单的通知》，声明自即日起对年份原浆省内献礼版、省外古井贡酒5年原浆、全国古井贡酒8年原浆停止新订单开票。
但这已不是两家酒企年内第一次发布停货通知，今年9月26日，泸州老窖就曾宣布停止旗下的国窖1573经典装的订单接收及发货，同时不再接收百年泸州老窖窖龄酒30年、60年常规装销售订单，停止了百年泸州老窖30年、60年常规装产品发布。古井贡酒也在10月17日下发过关于省外市场年份原浆古5、古8四季度暂停供货的通知。除了上述酒企的品牌之外，洋河旗下的梦之蓝以及五粮液集团的水晶瓶五粮液也均已宣布停止供货。
有些酒企采取了对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双管齐下的限制措施。从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也可以看出，酒类的促销很少，尤其是以往被用来当作吸引流量利器的茅台，促销更是少之又少。
实际上，在“双十一”来临之前，茅台就发布了名为《关于“双十一”期间的温馨提示》的文件，强调2016年公司与酒仙网、中酒网、购酒网、我买网、1919网等电子商务平台没有业务合作关系。而在以往，电商渠道往往推出低价茅台，当作吸引顾客的招牌，多个电商平台都曾出现过700元以下的价格，今年随着行业的整体复苏，虽然茅台819元的出厂价未变，但零售价格却早已一飞冲天，不少地区茅台一批价就已经超过千元。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市场价格体系受到冲击，茅台冷对电商渠道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对于停止供货原因的解释，泸州老窖表示是为了进一步稳固老字号特曲的价格体系，保障各经销客户及各渠道环节的利润。古井贡酒也表示停供旨在实现控货、保价。而据了解，这些停止供货的产品均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因此有业内人士分析，酒企敢于停供的直接基础，还是来自于优异的市场表现。（有删节）案例4为什么人们不愿生二胎？
导读：从2016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迎来全面二孩时代。全面二孩政策意在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尽管各种生育鼓励政策频出，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国人生二胎的意愿并不高，预想中的生育高峰并没有如期到来。经济收入提高会导致生育孩子的需求增加，但是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增加。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从而导致新生儿数量低于政府预期。
为防止人口过快增长，1980年起我国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基本国策，规定：一般情况下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增长，避免了大约4亿人口的出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计划生育政策还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其倡导的优生优育为子孙后代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计划生育也显现出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人口老龄化加速，未富先老的问题十分严重；偏爱男孩的传统观念导致一些孕妇将女胎流产，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年轻人口不足导致青壮年劳动力缺失；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性较差……基于国情，我国从2011年起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放松：同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对于想要多个子女的夫妇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与预期不同的是，一年多过去了，大规模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许多夫妇坚持只生一个，放弃生二胎的机会，甚至不愿要孩子的也大有人在。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其他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的国家也是如此。尤其像瑞典、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政府的政策鼓励多生多育，人口仍然维持着多年的负增长。由此可见，鼓励生育政策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有明显的实施效果。
网上调查显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原因有许多：部分有生育意愿的人因为年龄偏大，担心生育风险大而放弃生育；有的家庭生活态度发生变化，更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抚养下一代的责任，担心生了二孩后生活质量会下降，不想生；更多的是因为生育成本、生活成本等太高，生活压力太大，有意愿生却没能力抚养。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假设孩子是物品，根据它与经济收入的关系，如果收入越高，需求量越大，这是“收入效应”；同时，收入越高的女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生育会减少，这是“替代效应”。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人们就会选择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事实上，收入高的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偏低。此外，经济的发展使孩子的“用途”持续减小，传统的观念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生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的作用就是延续血脉，增加劳动力，从而使生存变得更有竞争力。因此，生育孩子的多少成为衡量母亲好坏的指标。迈入农业社会后，人们对于孩子的高需求主要源于传统农业家庭的三个职能：组织生产、养老和互相保险。多生育子女带来的是更加充沛的劳动力和更稳定的继承机制。这有助于家庭创造更多财富，使每个成员过得更好。同时通过扩大家族体系，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社会地位。父母抚养孩子，孩子长大后反过来照顾不再有生产能力的父母。更多的子女意味着每个子女养老的负担更轻，使他们在养老反哺的同时能够从事自己的生产活动。一个家庭的成员越多，某种意义上分摊到每个成员身上的风险就越低。拿最简单的继承来说，若有孩子去世、生病，其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弥补，继承财产，延续血脉。尤其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不足的小农经济时代，一个孩子早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需要较多数量的孩子来分摊风险。
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家庭的职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人们对孩子的需求减少了。工业革命后，家庭作为社会生产中心的地位逐渐减弱，一个工厂就可以实现成百上千人的共同生产。生育一个孩子增加的不再是家庭的劳动力，而是社会的劳动力。这对家庭本身来说，生育的激励就不再强烈。家庭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变成了一个仅仅由亲情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集合，这种情况下过多的孩子反而变得没有意义。当今社会，金融产品和财产存储帮助人们实现了“自我赡养”。人们可以进行多元化投资——储蓄、股票、债券、房产等，在年老缺乏资金收入时生活费用可以得到保障。同时，社会也提供了各种保险产品和社会福利。在自我养老能够实现的情况下，多生育孩子也就失去了它的养老意义。例如在生育率极低的日本，医疗保健系统覆盖所有国民，且规定所有医院必须是非营利性质，对40岁以上公民实行完全免费的预防诊断、健康检查和治疗。极高的医疗保障使得公民们几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至少在自己陷入病痛时，可以靠国家的社会保障，对于孩子反哺照顾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再比如世界最早进入负人口增长阶段的国家之一的瑞典，所有20岁以上的失业者可以领取320瑞典克朗的基本失业保险金。自愿失业保险职工可以参加全国36个失业基金，如果失业，在头200天里，可以领取过去12个月平均工资的80%。在这种极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下，人们内心就有了“即使没有孩子也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想法。孩子的“用途”与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相比被弱化。生育孩子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亲情的行为——看着孩子慢慢长大，内心得到幸福和满足。
与此同时，生育孩子的成本也是节节攀升，养育孩子的成本占家庭总支出的30%以上，有的家庭甚至达到50%。2017年2月央视财经《消费主张》栏目组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四个城市，选择了四个家庭计算生二孩的成本。北京夫妇称养到7岁幼儿园毕业要260万元，上海夫妇称两个孩子上学等每年开支合计25万元，深圳夫妇称从生孩子到中学毕业总计54万元。在当今的中国，家庭养育模式更加趋向于重质量。很多人生育时考虑更多的是：有没有能力让孩子的个人价值实现最大化。家长不但要给孩子最好的衣食住行的生存条件，还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优质的教育，甚至要“一掷千金”送孩子出国深造。父母为新婚子女买房早已屡见不鲜，房价如此之高，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高昂的花费要翻倍，人们不愿多生的决定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高昂的显性成本外，养育二孩还面临着许多隐性成本。多养一个孩子，父母们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更多的时间、兴趣，甚至自己的事业，尤其母亲的牺牲更为普遍。如今一般女性生育孩子的年龄是28岁至35岁，该年龄正处于非常关键的事业上升期。母亲因怀孕、生育、抚养子女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其工资性收入和晋升机会。中国职场上还存在着“婚育歧视”的现象，一些公司倾向于招聘已经婚育的女员工。结果就是，生一胎尚且要犹豫，生二胎就更不敢想了。
全面二孩政策无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益处，但如果政府没有对生育成本进行有力支持，女性的地位和工作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大多数夫妻对于生二胎的选择会越来越慎重。（案例作者：陆蓓 王陶然）相关材料中国放宽“二胎政策”
曾几何时，“只生一个好”是家喻户晓的计生标语。如今，中国将放松饱受争议的“一孩化”政策，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一个“关键的决定”。
市场对中国开放“单独二胎”的反应直截了当，逢婴必买。政策一出台，投资者便蜂拥至各类婴儿用品产业，奶粉生产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价升了接近12%，婴儿床制造商好孩子国际集团则升了6%。婴儿用品、医药医疗热涨的同时，生产避孕套的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股票却遭遇冷缩，从15日的顶点每股26.23元人民币的位置一路跌宕往下，18日一度降至每股25.15元，收市报每股25.58元。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艰巨的问题是如何遏制因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政策的放松主要是出于经济的考量，因为当局已经开始担心未来20年、甚至更早就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尽管中国30多年来首次放松有争议的一胎政策，但是别预期中国会出现新的婴儿潮。很多夫妻还是选择只生一个，年轻人的生育愿望发生了变化。生育政策虽呈逐步放开的趋势，但因“有人养不起孩子”，中国的人口增势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在中国，生存成本与极速增长的经济一样快速上涨，一些中国人表示：由于经济压力，即使政府允许，他们也不想要第二个孩子。
30多年来，随着束缚解开，个人价值被重视甚至是过度重视。很多人生育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有没有能力让孩子的个人价值实现最大化。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养孩子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父母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牺牲时间、兴趣甚至自己的事业，或许还会降低生活品质。一旦有人认为这种牺牲让自己的人生价值受损过多时，那“怕生”自然成为一种“自救”的手段。
当应对人口减少所带来的养老问题、人口红利危机时，放开人口政策并非解决问题的全案，还应从提升生存发展环境的“软实力”着手，降低“生养成本”，提高“幸福感”。（有删节）案例5上海离婚买房者挤爆民政局现象分析
导读：不断上涨的房价，让人们对房子的心态变得扭曲。“假离婚”成为当下购房手法中最投机的方法。2016年8月29日上海离婚买房者挤爆民政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离婚者可以买两套首套房，意味着离婚者可能享受更低的契税，意味着离婚者可以以经济上最小的成本获得两套住房。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饭，获利是以所谓的“假离婚”为代价，当事人可能冒着婚姻真正破裂的风险。离婚买房最原始的动因表面上看是房价的不断飙升，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供需原因。
2016年8月29日，上海一些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被前来办理离婚的市民挤爆，离婚人群从上午7时开始就来排队。不少区民政局近几日办理的离婚数量为平时的两倍，徐汇区民政局更是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上海房地产调控传闻不断，近期传出9月初将出台购房信贷政策调整的传言，导致恐慌性购房蔓延，出现了“扎堆离婚”的怪现象。
29日傍晚，上海市住建委回应社会上“购房信贷新政传言”，明确表示没有研究过此类政策。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谣言澄清的第二天，上海一手房签约套数继续创新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辟谣之后，不少区的民政局仍旧人满为患。在同几对前来办理离婚的夫妻聊天后发现，他们前来办离婚的目的都很明确——为了买房。
在过去的一年里，上海的房价持续飙涨，引起了大家的惊叹：眼下经济这么低迷，上海怎么突然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壕”？为了买房，挑战婚姻的严肃性，办理假离婚或者假离婚证，这样做值得吗？这里就不得不讨论一下上海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
上海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结构供需严重失衡。从供给方面来说，市中心的土地供应比例明显减少，新建住宅由于上海土地、建筑材料等的成本并没有降低，所以上海房地产的供给价格不可能降低。而从需求方面来说：一是就目前的国内投资市场来说，股票市场波动太大，人们望而却步，而房产却有保值增值的功效，随着近年来上海房价的节节攀升，人们预期未来房价仍会持续上涨的可能性加大，以货币换房产的愿望更加强烈，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也纷纷加入上海购房者大军，导致上海房价飙升；二是上海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吸引着各地的富人及80、90后刚刚就业的年轻人融入定居，增加了对新增住房的需求；三是中国居民宁可购买住房而不愿意租赁住房。面对猛涨的房价，大多数人对未来房产增值抱乐观预期，并考虑通过转手获得额外的收益。尤其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人们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上述种种原因造成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价格需求弹性较小，需求对于价格上升的变化反应不敏感，甚至表现为所谓的“刚性需求”，而需求收入弹性相对较大，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在上海购房的欲望也随之增加，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
伴随着2016年8月上海拍出百亿地王、苏州等地重启限购新政等市场因素影响，上海楼市近期频现限购限贷政策传闻。除了首套房认定、首付比例、信贷政策等内容外，甚至包括“离婚不足一年的购房者，限购及贷款政策按照离婚前的家庭情况处理”。按照现行政策，上海户籍单身人士可以购买一套住宅，非单身人士可以购买两套住宅，但第二套需按照二套房政策来执行（二套房普通住宅首付五成，非普通住宅首付七成）。首套房的契税是1.5%，二套房是3%。在这样的政策下，一些人采用通过离婚将名下房产划归夫妻中的某一方，然后另一方恢复单身身份，再购房可以按照首套房政策的办法，来规避高首付高契税，并能享受支持刚需购房的利率优惠。受传言影响，恐慌的购房者涌入了各个区县的民政局，使得原本就存在的离婚买房现象迎来了一个峰值。
这次所谓限购限贷政策谣言带来的离婚闹剧发人深省。目前我国房地产调控以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简单的限制需求政策只是通过抑制需求，使得需求延后爆发，不能化解楼市的热度，甚至可能带来种种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有相关学者认为，对于房价的调控更应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供给调控有利于从更加基础的层面改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例如从目前上海商业用地供大于求的情况入手，适当缩减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规模，加大住宅用地的供应等。（案例作者：胥莉 张珺涵）相关材料上海离婚人士挤爆民政局！原因竟是……
近日上海地区传言称楼市将出台新政提高购房门槛，从上周末至今，上海房屋成交量暴涨，传言甚至引发了“离婚潮”。
昨天7时，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就开始排队。这次，不是结婚登记排队，而是协议离婚。随着各种调控传闻的不断被放大，上海离婚买房也进入白热化放量冲刺阶段。上海多个婚姻登记中心从上周末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议离婚高峰：浦东上周六一天超过百对夫妇协议离婚，杨浦则有97对夫妇协议离婚，是平时的三倍。昨天是周一，排队离婚依然在继续。
昨天14时，闵行区民政局一楼咨询台旁早已被市民团团围着，当问及排队缘由，市民张先生直言：“离婚啊！”
张先生身旁的数人手中除了拿着一叠申请资料外，不约而同地还拿着一张绿色纸张，上面赫然写着“离婚登记流程”。负责咨询指引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在大厅内忙个不停，不断提醒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市民：“户口簿复印了吗？照片呢？取号了没……”好不容易忙完一阵，工作人员才转头对记者说：“今天来离婚的人多，十个里面八个是来离婚的。”当记者问及市民离婚理由大多是什么，工作人员回应：“这我就不清楚了。”
二楼的离婚登记处更“热闹”，市民们在等候区内填写信息。陈先生与妻子是今年年初才结的婚，却也在等候区内填写离婚资料。旁边同样办理离婚的李阿姨瞄到了陈先生的结婚日期后，不禁感叹道：“你们才结婚半年就来离婚啊？”陈先生低头笑着回了句：“楼市政策传言要改了，离了方便买房，顶多到时候再结呗！”“男方与女方感情破裂，即日起两人正式离婚……”审查处的工作人员再次宣读了同样的内容，“下一个，121号！”记者在取号机前看到，离婚登记一栏显示“离婚登记有151人在等候”。比起离婚登记处的热闹，民政局二楼的结婚登记处反倒冷清不少。
目前闵行区民政局并未出现限号离婚的现象，但作出了限时规定：下午三点半后不再接受取号办理，并且过号未办理的市民需重新取号排队。“婚姻登记中心像菜市场一样！”这样的场面，昨天一早就在位于徐汇区南宁路上的徐汇区婚姻登记中心出现了。原本9点才对外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可昨天7点就有人排队。到9点，队伍已经排到了结婚大厅。为了减少大家的排队时间，徐汇区工作人员立即采取措施，给前来办理协议离婚登记手续的市民发放顺序号，劝阻顺序号在后面的市民下午再来办理。
据悉，徐汇婚姻登记中心周一、周二、周三才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然而从上周五开始就不断有电话咨询相关事宜，甚至有人急匆匆地冲到婚姻登记中心要求办理离婚。
16时，依然有不少市民下班赶到这里，却吃了闭门羹。徐汇婚姻登记中心在门口贴出通知：鉴于办理离婚登记人数众多，已超出我中心业务接待能力，为确保服务质量，保障婚姻登记窗口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为了避免当事人长时间的无谓等待，请需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改日再到我中心取号办理相关事务。
无独有偶，上周六，杨浦婚姻登记中心门口也开始排队离婚。杨浦区婚姻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说，正常情况一天约30对办理离婚，但上周六增加了两三个办理窗口仍然源源不断有市民前来。如果人太多，杨浦也会考虑预约离婚。
事实上，办理协议离婚的时间要比结婚登记的时间长得多。上海市婚管处副处长孙晓红透露，2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办离婚要“私聊”，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前增加询问笔录程序，婚姻登记员要分开询问当事人的离婚意愿以及对离婚协议书内容的意愿，了解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等，并进行笔录，当事人阅后签名并按指纹。如果当事人材料齐全，整个流程最快也需要35~40分钟。
为什么结婚能预约，离婚不能预约？孙晓红透露，为了减少协议离婚夫妇的排队等待时间，上海民政部门从上半年开始已经在技术上进行了离婚预约的准备，最快将在明年推行“网上离婚预约”。
面对越演越烈的“中国式假离婚”，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人财两空。事实上，在法律上，假离婚就是真离婚，夫妻一旦离婚，所有财产将进行分割，再次购房后产权也是在其中一人名下。有的夫妻担心与对方“假离婚”后弄假成真，想靠提前写好的“忠诚协议”作后盾，防止意外。法律人士表示，由于“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未获认可，一旦离婚，即使手持协议也难保权益，当事人也可能会落得人财尽失。
29日，据上海官方微信号“上海发布”公布消息称，上海市住建委表示，近期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量虽有上升，但交易秩序正常。同时，上海市住建委回应了市场上有关购房信贷新政传言，称未研究过此类政策，将继续严格执行3月25日发布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删节）案例6化妆品消费税的减免意味着什么？
导读：国庆七天长假期间，一条消息疯转于我们的朋友圈——化妆品要降价了！有别于朋友圈不时真假消息并传的现状，这条喜讯大体上所言不虚。本案例摘取财政部相关通知原文，应用本章关于政府税收如何影响市场方面的知识，启发大家在听闻与经济学相关的信息时，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分析，将经济学知识运用于生活之中。
2016年9月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化妆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和《关于调整化妆品进口环节消费税的通知》。政策解读
细读两则政策调整通知不难获知，此次通知不仅对化妆品中的高档品类进行了定义，还大幅调整了相关税率。
财政部对特殊征税的“高档”化妆品／护肤品所进行的判断标准为“生产（进口）环节销售（完税）价格（不含增值税）在10元／毫升（克）或15元／片（张）及以上”。这一统一定义未必能完全科学地适用于所有化妆品品类，毕竟一支价格数十元的普通唇彩（净重一般只有数克）就能够轻易被判为“高档”。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通知对高档消费品的刻意区分和独立征税体现了国家的消费税“奢侈化”倾向，而且这一倾向在逐渐作为政策被实施。
言归正传，我们看到对于不同化妆品品类，政策调整的情况有所不同。据悉，政策调整前，全部化妆品均需缴纳30%的消费税，而护肤品则不需要缴税（没有高档和非高档之分）。因此，此次政策调整影响到的商品可根据化妆品品类分为三类：（1）非高档化妆品：消费税取消（30%→0）。（2）高档化妆品：消费税降低（30%→15%）。（3）高档护肤品：新增消费税（0%→15%）。
由此可见，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在一片叫好声之中，仍有一部分群体会遭殃——高档护肤品的消费者和主要进行中高档护肤品生产销售的企业。
但是从化妆品行业总体来讲，由于非高档化妆品市场份额较大，大部分商品将受到高达30%幅度的消费税减免成为主要信息。故本案例将以非高档化妆品（30%→0）为主进行分析。供需分析
抛开直觉的束缚，我们需要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利用供需曲线模型思考以下两个问题：（1）如何说明消费税的下调意味着化妆品价格的下降？（2）下调的30%税收会全部体现于价格的下降中吗？
我们不妨使用非高档化妆品的供需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消费税是对于卖家所征的税，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所以只需考虑供给曲线的移动状况。假设在政府原本对化妆品卖家征收30%消费税的情况下，非高档化妆品市场的供给曲线为实线（供给1线）。那么当政府取消征税时，对于每一个销售价格，由于产品成本的明显下降，化妆品的供给量都会增加，供给曲线将会逐渐向右下方移动到虚线处（供给2线），化妆品市场也将回归为无政府管控的自由均衡市场（理论上）。
观察前后两条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可以看到均衡点向右下方移动，可知化妆品的价格将由于免税而明显下降，与之对应的销量将获得明显提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假设一盒某品牌的粉底液（非高档），由于政策的实施而免收了90元人民币消费税，消费者会在不久后获得价格降低90元的优惠吗？
答案是否定的——减免税收为市场带来的收益不会全部归于消费者，其中的一部分将由化妆品的产销方获得。在供给曲线移动前后产生的楔形中，移动后的均衡价格水平线以上的收益由买家分享，以下的部分则代表卖家的收益。而实际上，现实中的化妆品市场并非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角色，还存在众多中间商等环节，品牌的差异也会让价格存在复杂的因素。当降税的收益真正反映在价格上时，大概已经经过了重重关卡了。不过值得肯定的是，高达30%的降税幅度，注定了这不会是一场毫无波澜的集体降价。政策影响
通过以上的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对于以非高档化妆品为主要组成的化妆品市场，这次税率调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可以预见，非高档化妆品的市场规模将很快得到明显的扩张。短期来看，现有化妆品企业的生产线可能会得到增扩；长期来看，行业的生产门槛降低了，也可能吸引一些新的厂商入驻。市场运作的效率将获得提升，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消费者除了可能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原有品牌，还能额外获得来自市场的更有效的筛选，以及对更多新品牌的选择权利。
政策发布初期，由于产品销售周期的存在，这次税率调整带来的价格变化还未影响多数化妆品品牌的专柜标价。不过据澎湃新闻记者宦艳红的报道（2016-10-01 07:41），法国著名化妆品品牌欧莱雅在政策发布后，立即宣布决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将相应下调部分产品的价格。作为全国化妆品消费十大品牌之一，欧莱雅的回应多少能够代表众多化妆品企业对这条政策的反应。图1-1 非高档化妆品的供需曲线
事实上，该政策的影响也不会单单局限于化妆品行业这一领域之内，与之相关的行业也会因此受益（或反之）。
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快递运输行业。假设某品牌化妆品的销量在价格随政策调整后意料之中地获得了明显上升，与其网店合作的快递公司不久后就将持续受理比以往更多的快递订单。在现如今逐渐普及的网上消费的带动下，化妆品行业此番的活跃有望助快递行业一臂之力，使其保持行业规模高速增长的态势。
此外，此次进口税率的同步下调，或许也能对国外化妆品的进口起到积极作用，这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际运输业的发展。再者，消费兼顾推销化妆品的行业（美容美发、造型摄影等）可能也会获得少许正向影响。更多的行业相互影响留给读者继续思考。案例延伸
化妆品行业此番看起来似乎如“天上掉馅饼”一般，获得国家政策的巨大利好，但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讲，其实也许并非偶然。
我们知道，处于自然竞争状态下的市场才是一个高效、健康的市场，政府税收是一种多少会降低市场效率的行为。不过，中国的市场现状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的辅助管控，这些政策包括税收、最低工资政策、官方储备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家在深思熟虑后放松了对化妆品行业的税收掌控，说明国家认为已经具备放松该政策的条件，并希望鼓励、刺激该行业的消费。这是化妆品行业特质的体现——化妆品的消费已经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化妆品已经逐渐接近食物、生活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上商品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女性为主）成为化妆品稳定的消费者，而不是只在特殊场合才加以使用，形成了源源不断的高频次稳定消费流。
所以，这条政策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行业税收政策被放开，我们将迎来更加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案例作者：潘小军 文俊涵）相关材料关于调整化妆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1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了引导合理消费，经国务院批准，现将化妆品消费税政策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对普通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征收消费税，将“化妆品”税目名称更名为“高档化妆品”。征收范围包括高档美容、修饰类化妆品、高档护肤类化妆品和成套化妆品。税率调整为15%。
高档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和高档护肤类化妆品是指生产（进口）环节销售（完税）价格（不含增值税）在10元／毫升（克）或15元／片（张）及以上的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和护肤类化妆品。
二、本通知自2016年10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9月30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