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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1 01: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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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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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经典全译本)

乌合之众(经典全译本)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乌合之众(经典全译本)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排版:KingStar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6-01ISBN:9787201083704本书由北京文通天下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导论群体心理特征

那些过去被奉为圭臬的教条,其权威在现在似乎遭到了极大的挑战,我们曾经一度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但最近的科学研究发现,所有物质不过是短暂的简单组合。学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似乎完善到了极点,难以再进行什么创新了。但那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所有著述,依然令我们如痴如醉、爱不释手——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文明发展的进程难道每次都必须以血流成河的暴力冲突形式的革旧举新来推进,而不能和平解决?要让这一问题涣然冰释,我们只有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来回顾历史;群体心理与理性个人的心理特征迥然不同,而心理特征也会因不同的群体而异。

每个种族都会因个人的遗传因素而拥有一定的共同心理特征,毋庸置疑,这个种族的气质也因此而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一种族的人所构成的群体心理特征能和种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保持一致。如果一个新群体是由民族中那些目的性强的部分人聚集而成的,那么,这个群体必然会在原有种族心理特征的基础上滋生新的心理特征。

在所有的种族中,生活中的有组织群体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更是重中之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性之一便是:集体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人有意识行为。

我对各种群体问题的考察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但都是纯粹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的,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左右——这是发现某些真理的唯一方法。由于只是全心致力于探究一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这些探究会伤害到某些人的利益,但这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著名的思想家高布利特·德·阿尔维耶拉先生曾经表示,由于他的结论与众不同,所以他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毕竟这些学派的结论都或多或少地有着各种各样的谬误。因为不希望自己受某个学派的影响,带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立场看待各种事物,所以他坦言自己不属于任何学派。希望这本新书也可以像阿尔维耶拉先生那样,既不被归于某个学说体系又有自己独到的认知。

为什么阿尔维耶拉先生会认为我的结论乍看会让人难以接受?我想我有必要做个解释。例如,为什么我会认为群体智能低下,即使群体成员博学多才,智能也极端低劣;尽管如此,我却又肯定地断言,虽然群体成员卓越抑或群体成员平庸,但如果想干涉或取代这些群体,仍将威胁我们现有的社会呢。

这是因为,所有的历史都不约而同的证明:社会组织如同一切生命有机体那样庞杂繁复,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人为地强迫社会组织一夜骤变。然而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却往往借助那些比革命还要血腥的手段去成功改变这些社会组织。不言而喻,相对社会而言,无论引导诸多变革的理论多么完美,志向多么远大,都无法平衡热衷于重大改革而带来的危险性和致命性,它们就如同魔鬼炼狱。只有改变种族特质的变革才是王道,但是,只有时间,才真正拥有这种改变种族特质的力量。人人都会受种族内的各种思想、性情和习惯所左右,我们的本性在潜移默化中已经负载了太多种族中的共同物质,种种制度和法律就是我们性格和价值观的外在体现。然而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些制度和法律,它们仅仅是我们性格中的产物,又怎么可能依赖它们改变我们的性格?

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对研究社会现象更是不可避免,当我们研究某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必须要意识到要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纯粹理性的真理往往与实践理性的经验截然相反。这个认识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领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在内。倘若从绝对真理的角度分析:无论是一个立方体还是一个圆,它们都是根据相关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固定几何形状;假若从感官印象的角度分析,那么这些几何图形就会十分不同;从透视的角度分析,立方体就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当然考察这些真正的形状,自然是远比考察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虚幻形状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且也只有它们,是我们可以看到并且能用摄影、绘画技术来再现的形状。生活中,更多时候,确实是不可见的事物比可见的事物包含更多的真理。假如我们只是简单地根据事物的几何形状来判断它们的存在形式,那么这种间接性认识,就极有可能导致我们对自然产生误解,使我们更难认识这些事物固有的真实状态。试想,如果人人都只能复制和翻拍事物,却不能亲自体验的话,我们对事物形态的正确认知还会存在么?而事物形态的抽象知识假如只是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它的存在又有什么价值呢?

诚请那些致力于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都时刻共勉一条真理:相对文明的诞生和繁荣而言,我们不仅仅需要关心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社会现象的实践价值,事实上也只有实践价值最有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持理性的审慎,避免妄下结论,我们在考察每个现象背后的最初逻辑时,务必要重视这条真理。

其次,在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的境况下,要想全盘掌握或预见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关结果是完全不现实的。众所周知,现象的背后都会隐藏着若干未知的缘由。由于这种超过我们分析范围的意志,或许正是这些巨大的无意识意志频繁催生了这种种可见的社会现象。相对波浪般的可见和可感知现象而言,这种无意识无疑会被人看做是容纳百川的海洋。这样看来,可见现象无非就是我们无意识般的海洋深处水流湍急的表象。介于群体大多数行为在精神上的独特、低劣,少数行为受神秘力量支配的现象,使得大家众说纷纭,是命运,是自然还是天意?更有甚者,法国人称之为幽灵的声音。事实证明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威力,虽然目前尚不了解这种力量的本质。

每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似乎都会被一种持久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支配。就好比语言,世间还有什么事物能比它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精妙呢?但对这种组织程度纷繁复杂且完美无瑕的产物而言,除了人类无意识中潜藏的天赋可以创造它,还能有什么智慧可以奇迹般地创造它呢?即便是博学多才的学者和相对权威的语言学家,他们也仅仅是找出相关语言的规律和章法,至于创造,那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即使是思想——诸如那些伟人的思想,谁又敢肯定它们完全是有意识的产物?表面上,是单个脑袋萌发这些思想,退一万步讲,倘若没有人类无意识的天赋提供的思考能力和社会提供的思考素材,这些思想又怎能健康萌发、存活?

由于群体的无意识,使得这类物种拥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力量,隐藏着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大自然中那些受无意识本能支配的低能弱智生物,它们所拥有的复杂性、神奇性的动作,都使得人类为之惊叹!理性——究其根本也不过是无意识的产物之一,它是我们时代较近的人类才能有的禀赋,由于它的局限性很大,至今都不能成功帮助人类理解无意识,揭示无意识的运行规则。而要理性深入到无意识,这依旧还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其实理性力量相对无意识力量而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因为无意识力量才是永恒地主导我们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力量。

在我们偏安一隅、不想漫无目的地思考和猜测,只愿全权依赖科技手段来感知事物、汲取知识的情况下,若还想勉强得出基本正确的理论,那就必须留心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社会现象,同时还要限制思考的对象和范围。当然,这些理论也未必十分完善,毕竟在我们可感知和认识的现象背后,依然隐藏着我们无法感知的潜在规则与力量。

任何一场革命都源于民族思想的变化,这是大众时代来临的本质变革。不论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还是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都向我们证明——每场革命暴动之前的大动荡都取决于三个要素:政治变化、外敌入侵和王朝的倾覆。我们在综合考察这些动荡发生的根源时,就会发现,人民思想的重大转变是每次动荡的主要原因。历来场面浩大、厮杀惨烈的烽火硝烟,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导致某个文明发生真正重大革命的唯一重要根源,更多是取决于人类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我们所缅怀的所有历史事件,无非是人类思想发生深刻转变而催生的可见后果。由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结构,以至于我们难以洞察社会动荡的玄机,由此可知,形成思维定式并且世代相传的威力不可小觑,它足够稳定以致让人类忽略它的存在。

当今时代,也是人类思想发生深刻转变的关键时期之一。

之所以这样,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首先,文明赖以建立的根基是信仰。而目前大众道德沦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不是衰亡便是泯灭;其次,由于科技的发达,全新世界已经逐步拉开帷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思维结构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然旧信仰与旧观念已然千疮百孔,但人类依然被其强大的惯性所左右。然而,即将取代它们的新观念和新信仰还未成形,显然这个阶段处于过渡状态,社会局势必然会混乱动荡。

笔者不能妄下断言这个过渡状态会持续多久,演变到何种地步。我们也并不清楚,未来社会建立基础的信仰和观念是什么。但不可否认,无论未来社会的信仰、观念如何,作为一股正在崛起的新力量,一股未来时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大众力量,不容忽视。过去所谓的理所当然般的观念和信仰,而今都已濒临边缘、垂死挣扎中——成功的大革命摧毁了它们。踏着历史的废墟,从发展趋势来看,大众力量即将成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唯一力量,不久的未来,它将与其他力量结合成真正的时代主流。是的,在这样一个曾经被我们奉若神明的悠久历史信仰坍塌殒灭、旧的社会法则逐步寿终正寝的时候,大众的势力将会所向披靡,并且势不可挡,日益强大。

我们即将进入大众时代。

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成功引发了19世纪之前的欧洲大革命。那个时代的大众信念和理想不过是权贵们肆意蹂躏的玩物,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截然不同的是,现如今,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或权贵之间的相互对抗断然无法引发相关革命,反倒是,大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无奈之下,统治者不得不开始重视大众意见,更过分者唯大众马首是瞻。从此结束了由王侯将相的会议主宰民族命运的时代,步入了由人民的意志主宰的时代。

而我们这个过渡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大众的各个阶层正在进入政治生活。事实证明,他们正在成为统治阶层。众所周知,古已有之的普选制度在实行期间,那些拥有选举权的大众,向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人们对那些貌似被大众推选出来的领袖,持质疑态度也在情理之中,这和政治权利的转移过程是否明智是同样的道理。

由于大众势力的壮大,那些被广泛传播的观念逐渐在大众头脑中扎根,这也使曾是一盘散沙的个人,逐渐团结逐步结为社会群体,他们有了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利益而进行抗争的强烈意识。

大众通过各种结集,逐渐掌握了那些和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信念和信息——即便信念不够正当但界限着实明确,大众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进而成立各种联合会,这也迫使各个政权逐步俯首称臣。为了支配劳动和工资,无视一切经济规律,大众成立工会。最后演变成,越来越目中无人的大众支配着政府的议会,所谓的委员会的传声筒,就是那些优柔寡断唯唯诺诺的议员而已。

大众具有彻底的破坏性。而今,大众越来越清楚,他们秉持的信念,其实就是原始的共产主义。他们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统统国有化,还试图平均分配所有生产资料——大有非摧毁当下社会不可之态,只是想着应该为百姓的利益而消灭王公贵族或商界巨头。现在的我们都深知,这作为一种原始信仰,只有在文明之前,才是正常的状态。而当时这种共产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因为组织的力量,大众群体缺乏审慎的思考,且好冲动行事,认为自己所向无敌的势头日益彰显。我们都目睹过他们所信奉教条的诞生过程,然而这些教条很快就会拥有旧式教条的威力,拥有专横武断的专制——毋庸置疑,大众神权即将取代君主王权。

思想狭隘,观念陈腐,对任何新事物都疑虑重重,时时表现出低能弱智的肤浅和自私等,这正是当下这种时期中产阶级的普遍现象。由于惊恐于大众力量的日益强大,致使那些向来对中产阶级抱有热情的学者更是把这些特征表现到极致。濒临绝境、一筹莫展的他们,为了对付大众莫衷一是的观念和信仰,只能纡尊降贵,求助于往日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和道德。他们高调声明科学已经崩溃,向罗马教廷满心忏悔的同时,还提醒我们《圣经》有启示性真理的教诲。

但他们却不知道,现在为时已晚。由于大众早已不再关心宗教皈依之事,所以即便神祇真被他们打动,大众头脑也已经不受其影响。一切只能归咎于这些劝说者,而不是归罪于大众。他们早已抛弃了诸神,大众抛弃的,不过是他们早已抛弃的。无论天界还是人间,事实已成,覆水难收。

科学只是探索少量人类智力能够把握的相关知识,它也仅仅是探索真理,而无视人类的喜怒哀乐。科学无立场,它从不向人类承诺任何希望或幸福,更不会陷入当今社会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这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也不是科学导致的。人类唯一能做的是向科学妥协,没有任何力量能恢复被科学摧毁的幻想和希望。

大众最明确的意图就是:彻底摧毁一个衰败的文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不存在,无意识的野蛮群体会通过各种革命迫使其毁灭或解体。创造和领导文明的,历来是少数知识精英而非大众,所以他们被称为野蛮人是名副其实的。然而大众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且其意志永远停留在野蛮阶段。要想走出本能状态,懂得未雨绸缪,制定复杂典章,就必须进入理性状态的文明阶段,这也是文化的高级阶段。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看到的是,仅靠大众本身完全是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毫不夸张地说,大众的纯粹性破坏作用和加速病危或死尸腐坏几乎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的确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古往今来,当一种文明结构即将瓦解时,促使它彻底颠覆的,几乎总是大众。也只有此时,才能更清晰明了地体现出大众的历史使命,那些群体的规则,被我们想当然地当成唯一的历史准则也就水到渠成。

无论人类即将面临什么,都必须接受群体的力量,这似乎成了所有国家统治者的统一信条,因为他们都意识到了群体力量的强大。所有反对群体信仰或观点的理论,也都徒劳无益,这也荣升为大家的共识。而这可能预示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倒退到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每个新社会的诞生都不可或缺的标志就是——大众力量的崛起。

岌岌可危的难道只有西方文明吗?试问,我们的文明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吗?

以史为鉴可以得智,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只是人们暂时无法给予相应回答。

我们注定都要屈从于大众的力量,纵然我们无法预知社会如何进展,介于群体鼠目寸光没有任何长远打算且又无视一切障碍的缘由,任何障碍必然都会被逐一清除。

研究大众心理的重要性。固然关于群体的话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但我们对群体始终知之甚少。心理学专家对群体生活之所以熟视无睹,是因为感觉他们的心理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很难沾边,即使偶尔有目光投向群体,也只是聚焦于犯罪群体而已。其实,犯罪群体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虽然它确实存在,但过分忽略其他各类群体难免有些得不偿失。所以仅仅依靠研究犯罪群体来解构群体的精神构成,这就好比片面地用犯罪动机来剖析所有人的心理特征一样,只能以偏概全,结果也会让人匪夷所思。

纵览那些伟人、宗教创始人、开国君主等,不论是小头目还是所有信仰的使徒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们都深谙群体心理学,纵然有可能只是下意识间的智慧。出于领导者对群体心理特性本能且可靠的认知,他们可以轻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凭借自己对法国大众那非凡的洞察力而战果累累,但由于缺乏对其他民族群体心理的了解,导致他征讨西班牙,尤其是征讨俄罗斯时不幸遭遇灭顶之灾。对于如今那些没有能力统治群体,只求充当唯诺者,避免被群体任意支配的政治家而言,群体心理学知识成了他们最后赖以生存的保障。

要想明白法律制度对群体作用的无足轻重,理解他们多么善于人云亦云,多么容易妥协于强加的观念,领导者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群体的心理。把握情感,才是真正领导群体的王道,依赖纯粹平等学说的时代已经远去。要知道,群体是情感的奴隶,找到可以让他们动心的事情和能够诱惑他们的事物,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我们会好奇:一个打算实施新税制的立法者,会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方式吗?

其实,相对普通大众而言,最不公正的方案是最好的。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就是那些不易懂又让人匪夷所思的制度。这也造成不论间接税多高,大众都会接受的现象。然而每天所支付的份额特小的消费品税金,完全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费习惯,进而征税进展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是若按薪资或其他收入比例征税,每次要求纳税人缴费一大笔,且不论这种税制理论上的负担如何的小,这都必然会遭受无数人的反对。

立法者深谙此道,大笔金钱的支付意味着刺激大众心理,进而采取零星税金代收,实在高明。只是因为新税的支付方式是在无知觉中进行,我们无从察觉。然而这种深谋远虑,大众是远远无法做到的。

例证很简单,原理也易于理解,拿破仑和先前诸多统治者都深谙此道,很遗憾当代诸多立法者对此茫然,这也致使他们无法领会这些原理。尽管他们经验丰富,他们还是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大众异常排斥纯粹理性原则的指导。

大众心理学在各领域的诸多方面,都相对应用广泛。掌握这门科学,可以使你真正读懂历史和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假设不懂这门科学,必然会有诸多历史和社会事件让你时常匪夷所思。本书会让你了解到,即便是被誉为法国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的泰纳,由于他缺乏对大众心理学和人类本性的认知,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也是异常片面的。泰纳采用自然科学家的考察方法来研究法国大革命,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没有情感和道德因素的群体。然而,历史发展的真正缘由恰恰正是这些因素。显而易见,仅仅是实践层面,大众心理学也越发值得人研究。

不可否认,破译人类的行为动机,如同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第一卷群体心理的普遍特征第一章群体的普遍特征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

简单来说,当众多的人集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一个“群体”。但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群体”还不能称之为群体,毕竟其中的每个人都还是独立的个体——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识的纪律,这些人只是偶然性相聚而已,其实与每个人自己独处时没任何区别。

群体,并非随便几个人就能构成所谓的群体,它是相对个体而言的。群体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通过相关方式而聚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人群。所以,依据心理学的定义,诸多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而没有任何明确的共同目标的人群,只能看成一群在一起的人而已,万不能称之为群体。比如传统节日里的聚会、集会或者协作劳动的集体等。

特定条件下,且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集聚成群的人,他们的心理才会表现出某些新的特点。此时他们的思想感情便聚焦于同一事物上,个人性格也随之消失。即便他们不再同处,但只要思想感情一致,那也算是同一个群体。在大家共同考虑相同的问题时,也就形成了一个群体。如国家大事,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激情触动。尽管诸多的民族和国民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处——人数实在太多——但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彼此相距多远,他们都会关注同一件事,思想永远在一个频道,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很难准确地阐述群体心理,群体中,倘若构成群体的某个民族的人占群体比例有差异抑或其他组织结构差异,都会致使群体心理相去甚远。刺激因素的不同,群体心理也自然不同。即便是同类型刺激,也会因为刺激强度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群体心理表现。

可见,诸多因素的变化加大了对群体心理研究的障碍,实际上,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同样会出现这些问题。

任何精神结构都有富含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然而环境突变更能突出地表现这种可能性。终生幸福不变的人,只存在于小说世界里。完全一致的环境,它可以塑造单一性的族群性格。这也就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曾经温和敦厚的法国国民沦落为残忍暴徒。

很显然,环境的变动左右了他们性情的转变。环境正常时,民众安分守己,官员体贴民众;环境突变时,他们便会邪恶、残暴,更甚者骇人听闻。暴动得以平息,暴民便又惯性地恢复老实与温厚,大英雄拿破仑的那些俯首帖耳的恭顺臣民,曾经大多数都是残忍、无情的暴民。

介于无法全面地研究那些强弱程度不同的组织群体,我们选择重点研究那些成熟群体——已经完全进入组织化阶段的群体,或者说心理群体。唯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楚群体演变的最终结果——无论最终变成什么模样——它肯定不会原地踏步,只有在这种已经出现组织倾向的群体中,才能更好地探知那些未知且莫测的特征。

群体存在的心理特征中,有些特征同于个人,有些则是完全专属于群体,只能在群体中方能觉察到,这也正是我们探究的心理特征。

一个心理群体最惊人的特点:群体中的成员,无论是谁,无论生活方式多么迥异,也无论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智商,只要他们是同一个群体,就会拥有同一种情感取向——集体心理。

退一万步讲,如果不在同一个群体,那么有些观念和感情,独立的个人是完全无法产生,即便产生,也不可能转化为行动。但是当个人成为群体成员的时候,我们会观察到他言行举止中不可思议的变化。群体心理的共同特征

把完全不同的个人组织到一起,就会是一种全新的存在,而这种全新的存在与构成这种存在的任何个人都没有共同之处。当独立的个体成为群体成员之一时,他的情感、思维以及行动都会与单独行动的时候大有不同。

心理群体是一个暂时组成的群体,成员的品质千差万别,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聚集在一起,就好比诸多有机生物聚集后所形成的细胞一般,在它们组成一个新生命体时,其特征与构成自然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细胞组织。

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群体心理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一个群体的表现,是该群体构成要素的总和,或是它们的平均值。此观点显然不正确,它还缺乏统计学上的依据和相关例证。群体表现的实质就好比几种化学元素反应后形成的新物质一样,如酸碱化合,会生成全新的化学物质,也正是由于前后属性的不同,才使得它拥有新元素的基本属性。

群体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具有四个特点:

一、自我人格的暂时消退;二、无意识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三、情感和思想所受的种种影响转向同一个方向;四、暗示具有即刻转化为行动的冲动。

证明群体中的个人行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并不困难,然而困难的是寻找原因。若想了解其中原因,就必须牢记现代心理学的真理:无意识本能不但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而且还存在于智力活动中,它完全发挥着压倒性作用。有意识因素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较而言,始终是作用微妙。无论分析家和社会学家多么的细心和敏锐,他们所观察到的无意识动机,都不过是九牛一毛。

群体中,个人的才智和个性都会被削弱,相应的作为个体的异质循环被同质化,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无意识品质,而正是这种无意识品质,它可以决定群体的智慧。

我们追问,为什么群体不能完成高智力工作?这一切皆是由于群体那很普通的品质。倘若涉及大众利益的决策,大多只能依赖形形色色的专家和精明的领导者在会议中做出决定。总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使是业内优秀专家的决定,也未必就差于那些蠢人的决策。

专家无论如何高明,但凡受困于群体意识,也必然沦为平庸之辈,进而处理工作也只能庸碌而为。确实,群体品质的叠加源于愚蠢的叠加,毕竟真正的智慧早被集体无意识给淹没了。

我们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来强调大众在智力上的优势,事实说明,任何独立的个体都会比“群体”更聪明,而最不靠谱的也往往是大众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是指大众群体,那么“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就根本无法成立,倒是“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更值得人信赖。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就意味着越容易导致群体思维的错误;反之,就越不容易形成统一、正确的意念。更糟糕的是,这个正确的结论与推出此结论的原始论据产生了直接冲突。倘若群体中的个人把自己的愚蠢及平庸集中地表现出来,试问群体创造出的全新特征又该从何说起呢?这也是我们正要探讨的问题。受无意识本能支配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出于自己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然而我们却普遍认为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是经过理性意识而产生的。有太多让我们意识不到的理由,悄然隐匿在似是而非的根源背后。这恰恰是由于我们的有意识行为主要受遗传影响,它是深层无意识本能的产物。

这些无意识的本能隐藏着世代相传的共同特性,巧妙地构成了各个种族的先天秉性,由此可见,同民族的个人特征极其相似,即便略有不同,它们也只是更多体现在意识层面而已,其他部分是教育的结果。我们承认教育能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真正决定性格的仍然是固结在基因链条上面的独特遗传特征。

若要追究相关症因,就务必重视现代心理学所提供的正确思维分析——无意识本能不但主宰着有机体的生活,而且主宰着有机体的智力活动。

意识,在所有决定我们行为和精神生活的因素中,是人们最为熟知的因素,然而它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对潜意识作用而言,更是不值一提。

纵然人们在智力上的差异有着天壤之别,但本能和情感却异常相似,尤其在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等这些近乎纯粹的感性表达中,多数人几乎秉持完全一致的情感本能。即便那些博学多才、理想远大者,他们的本能和情感也并不比凡夫俗子理性多少。

由于惯性思维,我们会多少认为智力超凡的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依旧是出类拔萃。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同一种族的人都有着某种普遍的性格特征,这种差异不会因智力上的差距或后天的教育而有丝毫变动。所以,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人在同等程度上所具备的相关特征,也就变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

一个鞋匠和一个数学家,在智力上纵然有天壤之别,但从性格角度分析,他们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找不出任何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削弱了个人才智和特性的同时,也同化了彼此的差异,导致人类的无意识占了上风。个人责任感缺失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小故事说明群体会使个人责任感降低到何种程度。

有一天,在美国纽约郊外的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的年轻女子,她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途中突然遇刺。于是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听到喊叫声的同时,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吓跑了凶手。可是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

当被害人再次喊叫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

她以为自己没事了,没想到上楼的时候,凶手再次地出现,结果这名可怜的女子被杀死在楼梯上。这个过程中,虽然她大呼救命,而且到窗前察看的邻居也至少有38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来救她,甚至连报警的人都没有。

这件事引起纽约社会的强烈轰动,也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

心理学家调查发现,不能单纯地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归咎于大众的冷酷无情和社会的道德沦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方式确实不同。如果有人遇到紧急情况,此时又只有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就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及时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因为如果这个旁观者见死不救,他心里必然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他会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然而在在场者众多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帮助求助者的责任人人都可分担,这样便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责任感也就越弱,甚至还有可能忽视这份责任,产生“我不去救,别人会去救”的麻木心理,因此人越多,群体会越麻木不仁。

对个人来说,一般情况下,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行为的后果由集体承担。于是,那些胆大妄为之徒便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忘情地肆意发泄自己本能的欲望。群体让个体成员的行为不再受众人监视——众人也只监视群体整体行为。每个融入群体中的人,都仿佛穿了隐身衣,如同一个隐姓埋名的作案者。因此,约束个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彻底泯灭——人们找不到理由再自我约束,更无法控制本能的放纵不羁。

所以,群体行为具有不可思议的极端——最崇高或者最卑劣;最正义或者最邪恶。容易因情绪传染而从众

相互传染的情绪决定着群体的特点,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以及群体接受暗示的倾向。传染是否存在很容易确定,但要解释清楚传染如何影响群体却并非易事,我们必须把它视为一种催眠方法。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备传染性,其程度之强,足够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自我。这是一种与本性完全对立的极端,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人,他很难具备这种勇气。

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个人,他会感觉自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然后任凭这种陌生的力量左右,由于心头弥漫的壮怀激烈的情感,他的行为背离日常习惯,与他独立生活时判若两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群体情绪所传染,那些未被群体情绪所感染的人就会沦为集体情感的敌人。这股非理性力量主宰着被传染了的群体,他们为所欲为,直到这个群体不断分化,才得以平息这种极端的情绪。

非群体成员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出群体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是智力低下的凡夫俗子也能迅速做出判断。然而即使是天资过人的心理学家,也未必就能说清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下面的小故事就很好地反映了群体情绪是如何影响个人的。

1523年6月上旬,伦敦的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潮水会于1524年2月1日淹没伦敦城,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相信。人们纷纷打点行装迁居至伦敦城外的地区。这种迁徙行为更加速了预言的传播速度。当距离预测的灾难日越来越近时,移民的数量也在飞速增加。

1524年1月,携妻带子的平民百姓,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达官贵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到1月中旬时,至少有两万人离开了伦敦。人们认为,伦敦是一个注定要被毁灭的地方,有钱人还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学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也不例外。

出人意料的是泰晤士河潮水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袭卷伦敦,愤怒的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预言家灵机一动,声称洪水淹没伦敦的日期并没有错,只是发生在下个世纪,由于自己计算疏忽,进而算错了一个小数字。

如此低劣的胡言乱语,却在群体之中广为传播,由此可见,群体有多无知,这也说明出于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传染病一样的威力。除了令人狂乱之外,还能摧毁一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使人的行为彻底突破正常的人格界限。容易因接受暗示而从众

大多数时候的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然而这种理性,只存在于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只要我们加入了某个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会随之消失,我们会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理性意识的状态,对那些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因此,我们会做出一些和我们性格、习惯完全反常的行为。

正如人被催眠师晃动水晶球催眠了一样,他陷入了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大脑的理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的人完全听命于脊椎神经接收到的外部信号,沦为了催眠师随意支配、完全无意识的奴隶!当人们有意识的自我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明晰的意识与判断力荡然无存时,他们的思想便完全听命于催眠师的指令,情感也沦为可以操纵的对象,对催眠师的信任近乎迷信状态。

心理群体中的个人处在这种状态时,也会像被催眠的人一样,随着某些能力被破坏,进而某些能力得到异常地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个人会无意识地冲动行事。这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作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增强它的力量,这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加无法抗拒。意志力强大到足以抵制这些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这种现象根本无法逆流而动,要么离开这个群体,要么融入这个群体。要想改变群体的种种行为,除非首先改变这种暗示。

有时候,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都可以阻止群体的血腥与暴行。

我们的潜意识都酷似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便意味着释放出大量本能性的冲动力量。暗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强行取代群体成员的个体人格——也许只是将某种蛰伏力量唤醒,但是这种被唤醒的力量,足够强大到湮灭群体性格的诸多原有部分。

人类历史上,那些所有揭示未来奥秘的手段中,象征和征兆极为重要。许多事物都被预言家们看作或凶或吉的预兆,但是只要我们稍微理性分析,便能看出这种方法荒唐至极。

迷信征兆的人大量存在,不仅有社会底层的百姓,还有诸多学者、政客和军人。对那些软弱又轻信的人来说,在清晨遇到一头母猪或黑猫,就意味着一天不吉利;遇见一头驴,则意味着要遭遇不幸。如果梦见掉头发,便认为将有亲人发生不幸,更有甚者认为其他人也会霉运连连。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这也正是很多地方的大楼,都没有十三与十四层的原因。

群体具有一种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特征——暗示能对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产生相同的作用,这种作用伴随群体的情绪传递链条会逐渐强大,这些情绪会使他们做出超乎想象的事情。除非有谁熟谙群体特性与暗示技巧,否则想平息这种群体性冲动就无异于天方夜谭。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们看到陪审团做出了与陪审员截然不同的判决,议会实施着身为个人的每个议员都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都是彬彬有礼的文明公民,但自从结成群体之后,却毫不犹豫地执行了那些违背人伦的指令,做出了惨无人道的野蛮暴行,无数清白无辜的人被送上断头台。不但如此,他们还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自己作为贵族的特权,着实可悲的是,即使面对自己群体的成员,他们也同样滥杀无辜。

群体人不但在行动上与独立个体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在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他们的思想情感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非常彻底,以至于让守财奴变得挥霍,把怀疑论者改造成忠实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勇士。这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1789年8月4日夜,法国贵族们会因一时情绪激昂,全然放弃自己的特权。试想如果让那些贵族单独考虑这项决议,恐怕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支持这样的选择。

这是群体低于独立个人智力的有效证明,若从感情及其激起的相关行动来看,群体既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也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差,这完全取决于环境和群体所接受的暗示性信息。这也正是仅从犯罪学角度去研究群体心理特征的学者完全无法理解的要点。自我人格消失

伴随着人的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便会逐渐大行其道,思想和感情也都会因暗示的力量相互传染,致使集体意识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暗示信息理所当然地就会转化为行动的倾向。

融入群体后,个人的明确身份与个性逐渐消失,直到个人彻底沦为不受自我理智控制的玩偶。群体人不只是在行动上与个人的普遍行为无法一致,思想感情更是截然相反。理智的个人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去做每件事情,但是群体人却时常茫然无知。正如生物本身有自己的行为目标,但构成生物本身的细胞,却没有目标一样。

孤立的个人,在他意志独立存在,或拥有正常智力的时候,可能都很有教养,至少他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文明人。然而当他沦为群体中的一个有机分子时,立即就退化到了原始人状态,此时的他,只受无意识本能的支配,表现出原始人特有的热情和慷慨。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群体人甘愿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当他们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影响。但处于群体中,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做出与自己利益完全相悖的事,或者与自己平时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其实作为群体中的独立个体,都不过是众多沙砾中的一粒,他们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这就把群体人拉入了文明人的黑名单。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案件,原告是一位未婚的女孩,一天,她应邀到被告家看马戏表演,她刚入座,被告的仆人牵着一匹马穿过大厅来到她的面前表演马术。

由于这匹马的屁股对着原告,把马粪拉在了她的大腿上,在场的所有人看到这幕之后,非但没有人去帮助小姑娘,反倒皆是哄堂大笑。原告因此羞愤尴尬,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由于受了极大的精神刺激,原告盛怒之下便把这些人全都告上了法庭,起诉书中罗列了各种起诉理由,第一条就是:这些人良知感极低,他们麻木不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令人欣慰的是,法庭完全支持原告的看法。在将所有事实公布出来后,得出了原告受害的结论,最后判被告赔偿5000法郎作为原告的精神损失费。

由此可见,决定着群体人行为的关键要素是原始的热情和无畏。作为一个理性人,所抱有的是持续性的质疑精神与独立的思想意识,所以必然缺乏这些特点。群体,无论是哪一个群体,都只能说他们更像一个原始人的乌合之众!

中世纪的13世纪和14世纪,突发的鼠疫肆虐着欧洲大陆,夺去了整个欧洲约1/3甚至是半数人的性命。由于鼠疫在当时无药可治,于是,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超自然力量,是上帝为了教训人类而施行的惩罚。

为了躲过鼠疫之灾,大规模的鞭笞之风开始盛行。受鞭笞者认为只有鞭笞自己,让身体遭受其他的惩罚,上帝才认为自己已经受够了惩罚而不会再让他感染鼠疫。鞭笞之风蔓延至整个欧洲,最初,教会也并未把这种赎罪的自虐当回事儿,直到鞭笞风气盛行得无法掌控时,教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颁布了禁止法令。

对于那些仍然痴迷自我鞭笞的人,他们不是被绞死就是被斩首或烧死。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教会竟然命令一些渴望受鞭刑的人聚集到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前,任由主教亲自鞭打。

人们觉得在鼠疫横行的岁月里,火急火燎地寻找那些替罪羊进行自我赎罪是人之常情,这种趋势下,任何面相丑陋和行为古怪的人都会被质疑。然而人群中,富人、残疾人和犹太人最容易遭受攻击,接踵而至的是各种惨不忍睹的迫害行径。其中弗莱堡和巴塞尔城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被成群结队地赶入巨大的木制建筑中,进而活活地烧死。这个过程中,诸多的犹太人为了拥有容身之所,被迫流亡到了德国东部和波兰,这里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天堂。

人们会想,众多人群中,难道就真的找不到几个睿智且理性的人,向民众揭露事情的真相吗?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人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事实也证明,群体之中的确不存在理性的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群体可以强大到消灭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然在这些独立意识被完全消灭之前,他们的思想与感情就已经被群体同化了。一切文明的创造者都是群体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群体智能的内外表现远远不如这个群体中的个体人。不同的是,群体的表现极度不稳定,但是个人的种种表现,始终都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线上的。群体的各种行动完全受感情的羁绊和左右,不可否认的是:感情的强弱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群体的表现是否可以比个人更好,这是完全取决于周边环境的,而且影响群体的暗示信息可以干扰或左右群体的举止。当暗示具有积极、进步、有意义的特性时,群体的表现往往也都是正面的。与此同理,如果对群体行为的暗示具有负面性质,这也必然会导致群体的表现处处彰显着恐怖、血腥与暴力。就好比把群体看作一个人,这时主宰群体行为的暗示力量便是人的思想:如果这个人的思想是善良的,这个人也必然会是善良的;然而,如果这个人的思想很邪恶,可想而知,这人也必然是个邪恶之徒。

纵观古今,我们明白群体是骚乱的根源,但这种骚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无所畏惧。

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利他主义行为粉墨登场。如赴汤蹈火、慨然就义抑或因某种教义和观念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等,这些都寄生在群体之中,对于一个孤立的个体,这似乎就是天方夜谭。

只有群体,才会时刻张扬着大无畏的凛然气节,而且在慨然赴死的关键时刻还会充满无比悲壮的激昂与荣誉感。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悲情故事里面,欧洲的骑士们漂洋过海远赴伊比利亚,就在全无粮草和装备,更看不到援军的情形下,还依旧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穆斯林讨还基督的墓地。我们不禁感慨,或许也只有在群体中,他们才能如此疯狂。1793年,既缺乏粮食又缺少武器的法国,面对反法同盟的强攻,他们奇迹般地挫败了反法同盟。不可否认,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正是:群体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毫无疑问,这种英雄主义是无意识中建立的。法国的卓越反击战再一次证明,只有无意识的心理特性,才能催生出伟大的英雄主义,也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英雄主义可以再度创造历史。试想倘若群体也像个体成员那般冷静和功利,又怎么会创造出诸多美轮美奂的世界历史?第二章群体的感情观和道德观感情的傀儡,刺激因素的奴隶

在概括性地阐述了群体的主要特点后,接着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群体的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缺乏批判精神、感情夸张等,其实几乎都可以在处于低级进化状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野蛮人和儿童。

下面我需要按部就班地讨论一下,在大多数群体中,人们可以看到的不同特点。

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在群体中的人们,他们的大脑功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个人行为主要受脊椎神经的支配而并非我们的大脑,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只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而已。我们完全也可以将群体视为对文明茫然无知但又充满破坏欲望的野蛮人,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群体的思维、行为都无比雷同于原始人。

施加于群体的所有刺激因素,也同样作用于独立的个人,这时的个人,便会依据刺激因素而取舍自己的行动。当然所有的刺激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群体,并且群体拥有肆无忌惮地随机应变能力。虽然独立的个人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都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和左右,但是独立的个人,他们的大脑会清醒地意识到冲动是魔鬼,他们完全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不同于群体中的个人的是,独立的个人,他们拥有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意识,他们忠实于他们自己。

所以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他们好比行尸走肉般无法自我主宰;而独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他们不会轻易沦为感情的傀儡。

众所周知,所有的情感之所以不变是由于种族因素,这些因素也同时影响着群体,正如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比如由拉丁民族构成的群体和由英国人构成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法国历史上的事件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观点。1870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公布了一份很有挑战意味的“埃姆斯”电报,就意外激起了普鲁士和法国人民的民族仇恨,最后引发了一场损失惨重的普法战争。几年之后的一份电报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怒火,只是因为电报涉及了关于法国兵败中国谅山(现为越南北部城市)的事,其实这的确无足轻重,但是却当即摧毁了政府。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同一时期的英国,喀土穆的远征也遭遇了一次非常惨重的失败,但这次惨败只是引起了国内轻微的不满情绪而已,甚至没有解职任何一个大臣。

如果一个人意念总是摇摆不定,全权仰赖冲动去草率行事,这种情况实在无异于在悬崖边上散步,指不定哪天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刺激群体的因素纷繁复杂,面对诸如此类的低层次刺激,若群体只是知道屈服退步,他们必然会莫衷一是。

还记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当安条克城被波斯的苏丹带领一支大军包围时,这一刻的十字军,都已是心灰意冷、无心恋战,他们躺在房子里拒绝出门迎战。在任何威逼与利诱都已然徒劳的时候,统帅便纵火燃烧将领的房屋,可是纵然这般威逼利诱,士兵们依然坚持葬身火海而不回头。

其实,这位统帅并不懂得群体的真正性格,所以才不知所措,这时,一位年长的牧师出现并且巧妙地策划了一出戏,成功地让十字军信心大振、斗志昂扬。可喜可贺的是,这些之前已然灰心丧气的士兵奇迹般地重新行动,击败了六倍于己且精力充沛的波斯人。

这位牧师编造了一个这样的离奇故事,他自称在攻占安条克城之前,自己曾经遭受危险。当他高声呼救上帝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头戴光环的神灵,他们授予他一根长矛,并声称这是当年拯救世界的长矛。随后使者又将长矛埋进了土里,并且告诫牧师,等到安条克城从异教徒的魔掌中解脱之后,十字军才可以挑选12个人来此挖出长矛。

十字军的统帅们便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他们挑选了12个虔诚的人,一起去寻找那支神圣的长矛。从天微亮就开始挖掘直到日落西山才停止,他们始终一无所获。正担心会无功而返时,牧师突然跳进一个坑里,念念有词地向上帝祈祷:为了增强人们的力量,夺得最后的胜利,祈求上帝把手里的长矛展现在大家面前。刚刚祷告完毕,统帅们就看到了土中的长矛尖,他们合力将长矛拉出,泪流满面,周围的士兵全然看在眼里,他们万分感动,竟然不知道这是早已预谋好的。

就这样,这支长矛用一块紫红色的布包裹好,被当成了圣物在十字军中传看。十字军的士气也因此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了,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纵然他们饥肠辘辘,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杀敌。

这个例子证明,对于群体而言,它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是轻而易举的事。群体感情与情绪极端化

群体的感情与情绪,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并不难,下面的范例也是明证。

1879年,在捷克的比尔森地区,有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卜赛人,这位吉卜赛人因为宣传叛乱罪被判处绞刑,但他底气十足地宣称自己无罪,会转危为安。结果如他所料,由于行刑那天恰逢皇帝生日要大赦一天,他因此死里逃生。第二天再次行刑的时候,宫廷意外发生政变,刑场被暴乱者所占领,皇帝被推下了宝座。由于叛乱的镇压,又使得他平安地度过一周,之后他再次被拉上绞刑架终被绞死。不久,所有事实证明,此案与死去的吉卜赛人无关,其实是另一个同名人所为。无奈之下,众人把他从犯人墓地挖出来,为他平反后,改葬到天主教徒的墓地。天不尽如人意,后来又有人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只好又把他从墓地里挖出来,改葬到福音派教徒墓地。

综上所述,群体不仅是在好恶之间莫衷一是,而且也可能瞬间就从最野蛮、最残忍的狂热过渡到最极端的仁慈与慷慨。群体可能轻易就做出连刽子手都敬畏三分的残暴行为,但也可能会在瞬间,执著于某种教义或信念进而慷慨就义。

群体可以加强其成员中已存在的倾向性,他们可以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占支配地位的标准水平。

道理很简单,群体的讨论可以加强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意见,促使原来秉持这种意见的人们更加坚信不疑。就会形成:原先群体支持的观点,讨论后会变得更加支持;而原先群体反对的观点,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便会更强。最终,群体的意见会出现极端化的倾向。由于群体气氛的影响,致使个人在参与群体讨论时,也会出现支持极端化决策的心理倾向。

积极的是,这种极端化表现能促进群体意见达成一致,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消极的是它能使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更加极端化。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具有强烈集体意识的群体内,会很容易产生群体的极端化,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相关成员对群体意见才会频繁做出比实际情况更统一且更极端的错误决定。冲动易变的群体

易变性使群体难以操控,尤其是当群体掌握公共权力的时候。

日常生活中,一旦各种事情所构成的无形因素不复存在,也就意味着民主持续时间的短暂和仓促性。纵然群体拥有诸多狂躁的愿望,但终究无法持久。虽然他们持有共同目标,但这些经不起折腾和考验的群体意识,会随时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而自我改变。

这也就说明了群体在转眼之间从残忍野蛮蜕变成仁慈慷慨的关键原因。群体的可塑性特别强,他们可以比刽子手更冷酷,也可以视死如归。唯独群体才会为坚守信仰而不惜血流成河。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来了解群体在这方面的无穷力量。纵观历史,群体人在起义中向来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19世纪末,一位骤然声名鹊起的布郎热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十多万人为他卖命,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群体顺服于各种冲动,无论是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还是懦弱的,只要这种冲动足够强烈,那么个人利益甚至生命都将难以与这些所谓的冲动抗衡。群体还总是屈从于种种刺激,由于群体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进而导致群体心理异常善变,毕竟群体是不会做任何行为规划的。他们就好似随风飘落的树叶,风吹向哪儿他们就飘向哪儿,直到尘埃落定。

下面是所有群体中情绪最极端且最摇摆不定的一种情绪——革命群体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革命群体疯狂到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肆意左右,他们完全不理会相关情感与之前的情感是否完全对立,而是只受眼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转变他们的心理倾向。

我们会在此后的章节中,针对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多变群体进行专门论述。我们将会看到,构成群体的法国人,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极端化地反复无常。不能认知障碍的群体

群体的情绪不仅冲动多变而且还像愚昧无知的野蛮人一样,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在梦想成真前会遭遇种种阻碍。在宗教裁判盛行的时代,神职人员可以肆意用火刑来对付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无情地给那些可怜的人们套上铁皮靴子,然后向铁靴之中注入滚烫的铅水,再命令人将铁皮靴子砸扁。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却在罗马教皇时代司空见惯。天文学家布鲁诺就因为公开追随科学,坚持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而被活活烧死。正如一位主教所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绝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来世的希望。”

一切不符合教义的主张都会被视为教会的障碍和敌人。然而群体不具备理解这种中间障碍的能力,因为庞大的数量使群体人自认为势不可挡。显而易见在群体意识中,是不存在任何可以阻挠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困难的,假如有什么阻碍了他们的步伐,那无疑是自取灭亡的挑衅。

群体能够产生无限狂热的激情,当他们愿望受阻时,群体便会很容易进入这种激愤状态,此时,任何障碍都会被粗暴地摧毁也就在意料之中。古代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娅的遭遇就很好地验识了这点,她美貌出众,学识渊博。但早期的基督徒,把哲学和科学研究完全视为异教徒活动,所以希帕提娅也因此成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血腥骚动的牺牲品。

一天晚上,希帕提娅在回家的途中,遭到一群基督徒的袭击。暴徒把她从马车里拖出来,在剥得一丝不挂后又用石头残忍地砸死了她。仍不满足的暴徒又把她的眼睛挖了出来,然后肢解了尸体,最后残缺的遗体被扔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堆上焚烧。在这些暴徒看来,相对信仰而言,希帕提娅的博学完全是一种障碍,群体的当务之急当然是完全粉碎这个障碍。

群体中没有不可能的概念,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没有什么目标是不能实现的。独立的个人可以轻易地明辨是非,但是群体却无法分辨。独立的个人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便遭受诱惑,他也会本能地抵制相关冲动。这大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个人实施这种行动非常困难,二是难以逃过法律制裁。所以纵然一个人持有强烈的反社会思想,他也会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然而当他融入群体成为群体成员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是理所当然,而且合乎情理与法律。正是群体的数量优势赋予了他内心一种力量——一种释放他的破坏性本能的力量,它可以让他做出烧杀抢掠等无法无天的事情。

群体的共同行为举止还会造成一种正义的错觉,无论是多么惨绝人寰的暴行,群体人都不会认为自己邪恶,反而坚信自己负有替天行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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