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兴球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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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研究生东盟论坛论文集试读：
齐建国大使致辞
尊敬的李一平秘书长、钟海青书记、各位东南亚研究专家、朋友们：我首先祝贺广西民族大学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研究生东盟论坛”，祝贺贵校在东盟研究、在东南亚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东盟学科群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这次受何龙群校长的邀请，到贵校东盟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我感到非常高兴。
近年来，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亮点，在世界各国与东盟的合作当中，中国走在了前面；而广西一心一意、积极争取，又走在全国的前面；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东盟学院，又走在广西的前面。这符合国家的人才培养战略格局的需要，符合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需要，符合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需要，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举措，对国家、社会和广西民族大学本身都是有益的。我很愿意为东盟学院的建设出一份力。
刚才给获奖的研究生们颁奖，看到广西民族大学在培养高层次东盟研究人才方面又做了一件好事，看到你们请来北京的专家、厦门的专家、云南的专家一起组成学术委员会，我非常高兴！这说明广西民族大学做东盟的事情，是开门办学、开放做事，注重依靠国内力量形成东盟研究的合力，很值得赞赏。今后，我也将介绍国内外的其他朋友，让他们也来帮忙，让“东盟”这篇文章在广西民族大学越写越丰富、越写越美丽、越写越精彩！
我衷心地希望、并相信，东盟学院一定能够成为全国最大的东盟信息中心、全国最权威的东盟问题研究中心、成为全国最好的东盟人才培养基地！
最后，新年快到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绩！2010年12月26日
李一平秘书长致辞
尊敬的齐大使、钟书记、容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要感谢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聘请我担任学术委员会的委员！
正像刚才齐建国大使所讲的，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东盟关系稳步向前发展，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作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秘书长，我想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基本情况。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于1979年在云南昆明正式成立的全国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在研究会的会员已经涵盖了国内十余个省市，会员将近600人，从开始主要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学会发展到今天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学科的全国性学会，可以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推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方面作出了她应有的贡献。国内各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如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以及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等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应该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不论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还是在国外的东南亚问题研究中都有独到的建树。
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广西民族大学在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建立东盟学院，体现出广西自治区政府对东盟学院的建设相当重视，胡锦涛主席特批一亿元建设经费，这在国内是前所未有的，又给予这个学院70个编制的名额，使我们感到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广西的兴盛。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正在不断地上升，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事情。我们相信有广西区政府的支持，广西民族大学的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和东盟学院一定能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也将从人才、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黄兴球主任的邀请！祝全国研究生东盟论坛能够持续地举办下去并产生持久的影响！2010年12月26日
钟海青书记致辞
尊敬的齐建国大使、李一平秘书长、各位东南亚研究专家、学友们：
今天我们学校是三喜临门：一是齐建国大使受聘为我校东盟学院客座教授，二是“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三是“全国研究生东盟论坛”成功召开。这三件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词——东盟。“东盟”这篇文章怎么做，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情。早在去年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学校党委在梳理学校发展思路时就明确提出了“引领中国—东盟学科领域新发展”的目标，以上三件喜事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展开的，这让我们感到很高兴。
齐建国大使是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十分赞赏的、有突出贡献的外交家。我们能邀请到齐大使到广西民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是十分荣幸的事情。我代表全校师生欢迎您加入我们相思湖社区这个大家庭！“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的成立，以开放式的做法把国内东南亚研究的高级专家请来担任委员，这些委员将担负起指导我校东盟研究工作，研究我校东盟研究战略、策略的重任，是为我们提供帮助和服务的，我代表全校师生感谢你们！
参加“全国研究生东盟论坛”的有来自云南、厦门、广州、洛阳各个高校和我们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你们是我国今后从事东盟工作的后起之秀，国家建设和发展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大家这次到我们学校，参与我校中国东盟研究活动，这是一个缘分。你们的到来，给我们研究活动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感谢你们！希望你们今后继续关注、支持、参与我校中国—东盟研究工作乃至学校其他方面的工作。
总之，今天在这里，我高兴地看到了三方面力量——外交界、研究界、学生界，在帮助我们做“东盟”这篇文章，有了在座各位的支持，我相信，我们学校的东盟研究工作和东盟学科群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大家！2010年12月26日
容本镇院长致辞
尊敬的齐建国大使、李一平秘书长、钟海青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首先祝贺“首届全国研究生东盟论坛”在南国美丽的相思湖畔隆重召开！
6年前，为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建设和学校确立的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办学特色的需要，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了中国—东盟研究中心。我当时是学校的副院长，有幸兼任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6年来，中国—东盟研究中心按照“面向东盟，关注现实，汇聚人才，多出成果，营造特色，服务社会”的宗旨，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活动，曾经举办过“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组织撰写和出版《中国—东盟研究丛书》、编辑内部交流刊物《东盟参考》，从民间的视角对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进行社会评估，积极开展同国内外学术机构的联系和交流活动。2007年被评为“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定为“三年科学行动计划”中重点建设的7个学科中心之一。6年来，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今天，齐建国大使、李一平秘书长和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青年才俊，汇聚相思湖畔举办东盟论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可以说，中国—东盟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果，已经成为广西民族大学提升国际化办学特色的重要体现和支撑，也是广西民族大学值得自豪的一大亮点。我虽然已经调离广西民族大学，但作为该中心的首任主任，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对中心取得的成绩表示诚挚的祝贺！
最后，祝愿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新年快乐。谢谢！2010年12月26日
政治篇
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作用研究
——基于进程型建构主义的视角■ 邓子立摘要 进程型建构主义认为，地区一体化是一个规范建构的社会过程，强调从过程角度分析行为体对体系的建构作用。本文试图运用进程型建构主义分析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作用，认为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扮演规范意义上的领导者。作为规范主导行为体，东盟通过对体系其他成员进行规范兴起、规范普及、规范内化，发挥对体系观念结构的建构作用。从全球和地区背景来看，在冷战时期东盟规范有助于维护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促成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东盟无疑发挥着进程型领导作用。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盟方式”受到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人道主义的冲击，致使东盟对于东亚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受到制约，作为规范的“东盟方式”能否在互动进程中进行重构，这关系到东盟能否继续在东亚一体化中扮演规范意义上的领导者。关键词 进程型建构主义 东盟 东亚一体化一、问题的提出（一）“话语转向”与东盟领导权研究
在过去二十年，学者们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领导和权力互动模式，开始从软权力（soft power）出发探讨地区合作问题，本文称之为“话语转向”，其中以新制度主义学派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关于国际制度中的领导权理论为代表。根据奥兰·扬的观点，在国际制度形成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领导模式，即结构型领导（structural leadership）、倡导型领导（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和智慧型领导（intellectual leadership）。结构型领导源于权力优势，倡导型领导意味着外交技巧，而智慧型领导意味着教化和转变其他国家对于自身利益的想法。奥兰·扬认为霸权领导（结构型领导）对于制度建设的有效性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奥兰·扬对领导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领导不是孤立存在的，结构型领导权需要把相对权力，通过物质威胁和承诺，转化为谈判实力；第二，领导者扮演一个议程制定者，需要寻找打破僵局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服他人支持合适方案；第三，领导是一个反馈过程（reflective process），因此需要一个交换意见的讨论过程。这意味着对于制度谈判参与者而言，领导国实行一种观念上的权力。制度建设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个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的过程。
有学者用奥兰·扬的政治领导权理论分析东亚一体化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东盟在东亚地区制度建设中扮演倡导型领导角色。根据奥兰·扬的理论观点，倡导型领导（在智慧型领导的配合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发挥制度合作的先行者和组织者角色。由于亚太地区结构的多元混合性和大国之间的政治上互不信任，这导致了地区合作缺乏结构型领导权，为中小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发挥倡导型领导角色提供了机会。通过发起和主导以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为主要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东盟充当了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
从软权力方面研究东亚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尤其体现在解释东盟和“东盟方式”的作用方面。然而，强调倡导型领导作用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东盟和“东盟方式”（ASEAN Way）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如制度化建设采取“东盟方式”谨慎机制化发展模式并不利于东亚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作为亚太范围唯一多边安全论坛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以及东盟在缅甸问题上遭遇人道主义难题，等等。笔者认为，需要从更深刻的角度探讨作为一种共同规范的“东盟方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必须在哪方面有所调整和转变。本文认为，在各行为体互动中形成普遍接受的共同规范是东亚一体化的核心所在，而从规范角度探讨东盟领导作用的文献甚少。（二）“过程转向”与东盟领导权研究
秦亚青提出“进程主导”模式成为解释东亚地区合作的新观点。秦亚青指出，东亚一体化进程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展开合作与磋商，孕育共同规范和规则，通过民族国家间的互动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以进程为主的东亚地区合作，通过规范的扩展和对主要国家的社会化，起到了维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合作的作用。“进程主导”模式认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合作是不断发展的地区进程的产物。
通过对中国加入东亚峰会的个案考察，“进程主导”模式认为中国参与进程实现角色转变，接受东盟规范，并在进程中界定国家利益，从而说明进程主导型模式的运转是正常的。此外，进程通过改变身份和角色，从而界定行为体利益和行为；当行为体在维持进程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发生矛盾时，国家甚至选择抛弃利益而维持地区进程。
笔者认为“进程主导”模式对分析东亚合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然而，“进程主导”模式忽略了对进程与行为体双向建构作用的分析，片面强调进程对行为体所起的建构作用，而忽略了参与进程的行为体本身对进程的反作用，因此“进程主导”模式没有很好解释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作用。而本文则在“进程主导”模式的框架内，从规范角度解释东盟的领导作用。图：“进程主导”模式二、进程型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
本文提出进程型建构主义（process-based constructivism）作为分析东盟在东亚一体化领导作用的理论框架。进程型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国家间的合作是一个社会过程，国家体系的主要结构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非物质性，强调从过程角度分析行为体对体系的建构作用。进程型建构主义的核心是规范，而非制度。规范是有自身的生命力的，规范的作用并非单向线性的（linear），规范本身具有兴起、普及、内化和调整的周期。规范完全可以在行为体的互动进程进行重新建构。
进程型建构主义认同结构建构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社会的三个假设：（1）国家间的合作是一个社会过程，自我的身份和利益是在“结构—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建构、产生意义并逐步发展起来的；（2）国家体系的主要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非物质性的；（3）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结构形成的，而非由体系之外的人类本性或者国内政治决定的。然而，进程型建构主义突出了行动者对体系结构的建构作用，而这一点正是结构建构主义所忽略的。
进程型建构主义的核心是规范（norm），而非制度（institution）。建构主义概念中的规范是有自身的生命力的。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克维尔（Friedrich V. Kratochwill）将规范定义为“界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标准”，罗纳德·杰普森（Ronald L. Jepperso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将规范定义为“对某个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规范不同于观念，它既是结构自动建构的，又是行为者主动建构的，因此它沟通着国际关系的“实然”与“应然”。建构主义认为，规范一旦生成就会独立地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包括重新确定国家利益，创造集体利益和认同等等。卡赞斯坦认为，规范通过“规定性作用”（regulative effects）和“构成性作用”（constitutive effects）不仅规定和指导行为，也界定和构成认同。这些影响使行为者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界定自身利益，并按照“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行事。
与主流建构主义把社会化和制度建构看做单向线性的过程不同，进程型建构主义认为规范的作用并非单向线性。也就是说，规范有可能促进权力关系的和谐，也有可能导致权力关系的紧张。“三十年战争”以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原则，因适应了当时的权力和观念结构而成为欧洲国际关系走出中世纪、确立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一个里程碑。然而，随着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开展，强调主权原则会导致在应对跨国威胁方面表现出局限性，不利于迅速、有效地应对跨国问题与突发事件。由此可见，规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不一定是正向的，它有可能帮助维持和平，也有可能破坏局势的稳定。规范本身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接受，也有可能不被接受。
规范是维持进程的核心变量，维持进程体现为规范由兴起到内化的发展过程。与权力、利益等物质层面上的力量一样，规范作为一种信念层面上的力量，决定或影响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建构社会化进程。规范主导行为体通过对体系其他成员进行规范兴起（norm emergence）、规范普及（norm cascade）与规范内化（norm internalization），发挥对体系观念结构的建构作用。然而，对于进程型建构主义而言，规范是外在于过程的，而且不应是被固定的，也不是先验给定的。规范完全可以在行为体的互动进程进行重新建构。换言之，规范周期除了兴起、普及与内化外，还有调整与重构的内容。
从进程型建构主义角度分析，东盟国家倡导并成功实践的“东盟方式”对东亚一体化进程发挥重要建构作用，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规范意义上的领导者。下文将对此展开论述。三、作为规范的“东盟方式”“东盟方式”是东盟特有的组织和决策方式或风格，它强调“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以非正式的调解与协商解决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东盟方式”是一种“地区安全文化”（regional security culture），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非正式性；二是非对抗性；三是协商一致；四是思想上的多边主义和行动上的双边主义。本文认为，“东盟方式”是以“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在具体外交行动和规则上表现为“非正式性”、“包容性”、“协商一致”。本文所指“东盟规范”是指“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具体外交行动和规则上的体现，具体包括“非正式性”、“包容性”、“协商一致”。
第一，东盟规范的非正式性。非正式性主要依赖成员之间的共识、习惯、道义的约束而形成或保持的一种关系，即通过非正式对话、论坛等磋商机制来协调成员体之间的互动并获得一致性。首先，非正式性体现在东盟的组织结构上。非正式性不像具有正式机制的欧盟那样，是以超国家机构政府间组织作为建立和维持地区秩序的主体，并以正式机制作为建立和保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手段与方式，正式的机制对成员国具有规范约束力，而非正式机制只为成员国提供一个对话与沟通的框架与渠道。其次，非正式性表现为强调协商的过程，培养对话的习惯，偏好没有约束性的承诺。非正式性规范也没有采纳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仅仅要求成立一个自愿性的、协商性的争端调解部门。最后，非正式性还表现在政治精英的良好个人关系上。与西装革履坐在谈判桌前争得面红耳赤相比，在午宴或高尔夫球场上的轻松交谈可能会更有效，因为这种场合没有议程设定，没有闪光灯，没有翻译在旁。非正式性使所有的参与者产生舒适感，创造了一种灵活的决策环境，提供了他们相互调解的余地。
第二，东盟规范的包容性。1967年《曼谷宣言》中写到，对所有赞成上述目的、原则和宗旨的所有东南亚国家开放，欢迎参加。这表明，东盟既把观点相似的国家，也把观点不一样的国家请进对话进程中来。自1978年始，东盟国家每年与其对话伙伴举行对话会议，就重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交换意见。冷战结束后，东盟加快进程把越南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到联盟里。在安全领域，东盟最终把地理范围属于印度洋的印度、巴基斯坦引入东盟地区论坛的亚太安全对话进程。
第三，东盟规范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可以被追溯到印尼爪哇村落的一种独特的议事风格，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即“协商”（consultation）和“一致”（consensus）。“协商”指乡村头人在做出某项决定之前不是武断地、或者强行地推行其意志，而是经常与所有参与者协商、并考虑他们的观点和感情，然后做出一个共同遵守的建议。“协商”的特点是避免在会议上出现强硬的、或者不灵活的立场对立，防止参与者“丢面子”。“一致”是达成一致、或者一致同意，是“协商”要达到的目标。“一致”的特点是只要未达成一致，协商就一直继续下去；既不出现分裂，也不用投票；在讨论和决策中没有反对者。四、东盟规范建构的东亚一体化进程
下面将分三个阶段阐述东盟规范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建构作用。在规范兴起阶段，规范倡导者以问题领域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为动力，通过组织性平台以政策建议的形式提出规范；在规范普及阶段，体系其他成员学习并接受主导规范，规范领导者说服其他行为体接受规范；在规范内化阶段，地区大国和世界范围大国主动接受规范并视之为“理所当然”。（一）东盟规范兴起阶段
在规范兴起阶段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规范倡导者和规范倡导者展开活动的组织性平台，主要机制是规范倡导者借助组织性平台开展活动。本文以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为例，认为ASEAN-ISIS作为一个规范倡导者，启动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对话机制作为组织性平台。
有关开展地区安全对话机制的设想在冷战后期就曾有人提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 S. Gorbachev）曾提出召开“一次赫尔辛基会议式的太平洋会议”，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思（Greth Evans）也建议召开包括地区国家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参加的对话会议，就地区安全环境的特定问题进行讨论。不过上述提议均遭到冷遇。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切实可行而且能使东盟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1990年7月，ASEAN-ISIS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会议，以非正式方式提出在每年“部长后续会议”上专门讨论地区安全问题的建议。1991年6月，ASEAN-ISIS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研究亚太安全对话的会议。基于此前在亚太圆桌会议中所提出的思想以及相关的讨论，ASEAN-ISIS起草了第一号备忘录《创新的时代：供东盟第四届首脑会议提出的建议》，正式提出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想法，并将该备忘录提交给东盟各国政府。在备忘录中，ASEAN-ISIS首先指出“为了增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保障地区和平，目前已经有了、而且还将继续出现各种各样的有关建立多边进程和机制的倡议。无论建立什么样的进程和机制，东盟都必须扮演主导角色。东盟不但要积极参加，而且还要成为创造性的倡议者。总之，它必须做得更多。”
在1993年召开的第26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各国外长赞扬了ASEAN-ISIS为探索和设计促进和加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而做出的努力，并表示将邀请中国、俄罗斯、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参加次年的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与原有的东盟六国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东盟对话伙伴国进行对话。1994年7月，亚太地区第一个官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在泰国正式启动。（二）东盟规范普及阶段
在规范普及阶段主要体现为体系中其他成员接受主导规范，规范领导国要说服其他行为体接受规范。本文考察东盟地区论坛（ARF）对预防性外交的探索，以说明地区成员接受东盟规范的过程。
在1995年通过的《ARF概念文件》中，预防性外交被作为论坛所拟定的三大阶段中的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2001年7月第八届ARF外长会议上通过了《ARF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和原则》，明确了预防性外交的定义、主要内容和原则，标志着ARF正式进入预防性外交阶段。本文认为，预防性外交取得的重大突破也可以说明东盟规范在地区成员中实现普及而成为普遍接受的共同规范。
预防性外交进程遵循了东盟规范的循序渐进和协商一致的原则。ARF的发展是沿着“建立信任措施、预防性外交、制定冲突的解决方式”三级火箭式方向前进的，作为第二级火箭的预防性外交必须以建立信任措施为基础，只有这样才不会导致急功近利，半途而废。通过十年来亚太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的发展可以看到，在东盟方式下，通过渐进性的探索，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信任措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内的紧张冲突。从ARF关于预防性外交的研讨和2001年通过的三个文件看，ARF预防性外交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原则。在《ARF预防性外交的概念和原则》文件中提到“预防性外交在磋商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任何预防性外交的努力只有在ARF成员经过细致和广泛的磋商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并充分考虑到时效，才能得以实施。”
预防性外交进程还遵循了非正式的原则。《ARF概念文件》特别提出应当鼓励和充分发挥本地区第二轨道外交的促进作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组织了多次有关预防性外交的专题研讨会。特别是1999年2月，CSCAP在曼谷组织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就有关在亚太地区开展预防性外交达成了一般使用定义和基本原则。此外，ASEAN-ISIS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上述有关预防性外交的定义和基本原则建议得到了ARF成员国的认可。（三）东盟规范内化阶段
在规范迅速普及的最高阶段，规范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于在国内层面行为体将规范完全内化，使规范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规范的遵守就成为自动的行为。本文考察各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南海行为宣言》签署过程说明东盟规范在体系其他成员实现内化的过程。
1.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于1976年2月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第一次首脑会议上签订。条约主要体现了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冲突、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等原则和规范。1998年7月，东盟各国外长在马尼拉签署了《条约》的《第二修改议定书》，同意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也可加入条约，从而使非东南亚地区的国家也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7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地区外大国。同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宣布日本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7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联邦法律；澳大利亚随后也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之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又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可。继法国、东帝汶、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加入后，朝鲜于2008年7月加入条约。此外，世界范围的两大主要力量欧盟和美国也于2009年7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地区和世界范围大国的加入，使得《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和原则如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冲突、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等为各国所接受，有利于东盟规范的进一步内化。
2.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个宣言是中国与东盟建立信任措施的重大进展和突破。我们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等地区大国逐渐接受东盟规范。（1）包容性规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中国与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建立的信任措施是以建立政治互信为目标，寻求南中国海的稳定与和平发展。信任措施力图消除由于冷战的原因以及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安全政策的不同而带来的相互怀疑，消除西方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填补权力真空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南海政策的误解和疑虑，实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标。（2）非正式性规范：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并行发展
与欧洲安全机制相比，亚洲安全机制发展的重要特点就是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并行发展的势头。“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是直接讨论南海问题的第二轨道。在研讨会上，各方达成“放弃使用武力解决争端”、“通过对话与协商进行区域合作”等原则，在南海建立信任措施的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亚太安全理事会也开展了建立信任措施和海上安全活动，对东盟地区论坛提供直接支持。通过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相互促进可以更有效地推进南海建立信任措施的进程。（3）循序渐进、协商一致
中国与东盟建立信任措施是循序渐进的。东亚国家构成具有复杂性、多样化特点，对军事透明度和情报交换等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问题较为敏感，加之建立信任措施时间不长，并且在不断探索中，因此更适宜于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这方面，1995年中国就指出，中方“主张本着先易后难、求同存异的精神分阶段地开展地区安全合作……逐步建立一些实际的和可行的信任措施。”五、地区规范与东盟进程型领导作用
从全球和地区背景来看，在冷战时期东盟规范有助于维护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在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促成了东亚一体化进程，东盟无疑发挥着进程型领导作用。然而，规范是有自身的生命力的，规范的作用并非单向线性的，规范是外在于过程的，完全可以在行为体的互动进程进行重新建构。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方式”受到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人道主义的冲击，致使东盟对于东亚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受到制约，甚至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呼吁东盟规范改革的声音早已有之，然而以“不干涉原则”为核心的东盟规范如何处理东盟内部敏感的主权问题，这关系到东盟能否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继续扮演规范意义上的领导者。
理解东盟规范需要放到全球和地区层面去考虑。冷战时期，东盟规范有以下两个全球和地区层面的背景因素。一方面，东南亚的历史经验使得各国对国家主权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们将主权看作是民族和地区存亡的重要因素。直到上世纪中期，除了泰国以外的所有东南亚国家都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历史，历史的记忆使东南亚国家对国家主权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必须以和平而非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对主权的关注已经对东南亚的外交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的背景因素是国家内部的稳定。东南亚多数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着种族冲突、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的压力，而且许多国家还处于国家建制的过程之中。对于刚刚完成独立的东南亚国家来说，这些方面都是国家安全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东盟方式”中许多重要原则如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等，可以被理解为东南亚国家虚弱的社会和政治的结合。对每一个这样的国家而言，国家安全就是为了获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内部稳定。因此，东盟国家的安全理念和学说都是内向的、非军事性的。东盟国家最初的安全学说集中在“地区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和“国家抗御力”（national resilience）这两个概念上，而且在追求这些概念的实践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不干涉原则。
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东盟规范所处的全球与地区层面的背景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集团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地区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要求地区组织加强经济合作，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应对地区外的经济竞争，并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动荡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由于东盟缺乏超国家权力机构的建设，不具备集体行动能力，不愿意对可能造成跨国影响的经济和政治事件进行干预，不能对危机事件（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恐怖分子威胁、流行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等）做出反应，结果导致事态恶化，破坏了东盟的团结，削弱了东盟的凝聚力，使“东盟方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人道主义问题上集中体现在东盟对缅甸政策的局限上。1992年，泰国倡议的“建设性接触”政策（Constructive Engagement policy）得到东盟的认可，东盟帮助缅甸尽快实现加入东盟。然而，在加入东盟后的10年时间里，缅甸军政府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权力地位，使缅甸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从而损害了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和东盟的信誉，由于东盟各国内部也面临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困境，因此东盟在缅甸问题上显得无所作为。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久，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首先提出了“建设性干涉”（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概念，泰国外长素林·披素旺（Surin Pitsuwan）提出了“灵活介入”（flexible engagement）概念，呼吁调整不干涉原则以适应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挑战。但这些建议因遭到除菲律宾之外其他所有成员国强烈抵制而被抛弃。2007年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宪章》，《宪章》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赋予了东盟法律人格地位。然而，《宪章》并没有真正变革不干涉原则，只是在“执行和程序”方面做了具体规定，以增强东盟行动效率。如要求每个东盟共同体理事会应制定自己的程序规则，对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工作程序和职责也作出了具体规定。此外，《宪章》对“东盟方式”作出了调整，增加了对争端解决的“仲裁”（arbitration）方式，这对那些习惯于协调方式，认为打官司是丢面子、令人尴尬的成员国来说，具有法律色彩的“仲裁”无疑是对旧“东盟方式”的一个重大改进。六、结语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亚各种会议时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传递了如下三个信息：第一，东亚合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应当被巩固和深化下去；第二，中国是一个和平、合作和负责任的伙伴，愿意同地区分享其发展成果；第三，中国坚持地区开放主义，遵循东盟所制定的规范。这表明由中小国家所领导的地区进程正在使中国更深入更广泛地参与和融入社会化过程。对各方而言，进程的维持似乎都是重要利益所在。
本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东亚合作是进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地区行为者通过避免明确规定义务与互惠的制度规划，代之以现存地区规范和实践为基础的协商过程。因而亚太地区多边制度建设的动力是社会学上的和主体间互动的，而不是法律化和正规化的动力。它是通过长期的协商与惯例的发展来设计和建立地区认同的一种努力。比起组建经济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之类明确具体的目标，创造并保持的“进程”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进程的维持往往比取得实质性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更为重要。东亚社会化进程的核心是以东盟方式为核心的规范，而不是基于结构与理性的制度；由东盟发起并领导的、扩展为大国参与的进程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进程，这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为手段，这一进程会导向东亚共同体的最终目标；作为目的，它维持着地区稳定，塑造着地区规范，也建构者地区的集体身份和认同。
本文还认为，“东盟扮演规范意义上的领导者”为东亚以及亚太地区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案。本文认为东盟在东亚合作中起着规范意义上的进程型领导作用，是因为东盟方式作为一种规范，对东亚社会化进程起着建构作用，体现为规范兴起、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在规范兴起阶段，ASEAN-ISIS等规范倡导者以问题领域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为动力，通过ARF等一系列组织性平台以政策建议的形式，把东盟方式中的非正式性、包容性、协商一致性等概念作为规范提出来；在规范普及阶段，主要体现为体系中其他成员接受主导规范，如东盟地区论坛对预防性外交的探索就说明了地区成员接受东盟规范的过程；在规范内化阶段，规范得到广泛的接受并被视为“理所当然”，对规范的遵守就成为自动的行为，各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南海行为宣言》签署过程说明了东盟规范在体系其他成员实现内化的过程。总而言之，东盟规范与东亚社会进程是一种相互建构关系，本文更强调东盟规范对地区进程的建构作用。因此，东盟在行为体社会化中起着进程型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不是基于实现最终目标的领导，而是基于维持社会化进程的领导；不是基于物质能力的领导，而是基于规范建构的领导；不是基于规定性规范的领导，而是基于构成性规范的领导，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东盟进程型领导作用。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盟方式”面对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人道主义的冲击，致使东盟对于东亚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受到制约，甚至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呼吁“东盟方式”改革的声音早已有之，然而以“不干涉原则”为核心的东盟规范如何处理东盟内部敏感的主权问题，这关系到东盟能否继续在一体化进程中扮演规范意义上的领导者。
从新地缘政治视角看东盟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 王跻崭摘要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传统的地缘时代就成为一世界性角力场。冷战结束后，东盟不失时机抓住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东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以期成为世界一极。迈入21世纪，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东盟调整战略，深入推进一体化建设，提出建设东盟共同体的设想。但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依然给东盟带来了不少难题。本文拟从新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东盟在新时代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关键词 新地缘政治 东盟共同体
100多年来，地缘政治理论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果，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和组织的战略决策不涉及地缘政治，没有哪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著作不涉及地缘政治理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者认为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领土的扩张和争夺是传统地缘政治的主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各国的战略目标从生存战略转变到发展战略，地缘政治所涵盖的领域不仅在扩大，而且一些原本就属于地缘政治的领域也获得了新的主题”。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术界，新地缘政治都已成为热点问题。我国学者在新地缘政治研究上已有一定成果，如陆俊元的《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探索》和梅然的《中心—侧翼理论：解释大国兴衰的新地缘政治模式》都对新地缘政治进行了理论解释。2008年我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主要是围绕新地缘政治形势下我国的战略制定和应对方式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对我国外交﹑军事策略的制定以及实现和谐亚太﹑和谐世界的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国外学者也经常使用新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和解释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用地缘政治视角或方法研究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著作亦有不少，国内有唐志明的《从地缘政治看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沈强的《东亚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等，国外有图甘（Togan）﹑艾森拜克（Isenbike）的《亚洲中心及边缘地带的新地缘政治》，埃莫森（Emmerson）的《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东盟面临的挑战》等。东盟，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家间组织，在国际政治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新地缘政治时代，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然而，以新地缘政治视角从宏观的角度对东盟在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及面临问题的分析仍是空白。因此，笔者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一、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新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学源于地理政治学，是一门关于国际政治与地理空间关系的科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地缘政治学者的不断研究、创新，地缘政治实践和理论分析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成为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时经常使用的重要理论体系。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交往的内容方式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学者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地缘政治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者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中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发表论文阐述了“生存空间”论，德国教授契伦（Rudolf Kjellen）吸收了其理论观点，并进一步发挥，于1916年在《生存形态的国家》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的概念。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学理论经历了“繁荣—低迷—复兴”的发展历程。从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到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从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和基辛格的大外交，到反地缘政治学和批评性地缘政治学理论，地缘政治学不断向前动态发展。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深入，原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得到普及，这些新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治边界，改变了各种行为体的观念，重构了这些行为体的互动方式。新型交通工具及通讯工具的出现，使跨境旅游、运输、通信和移民变得更为便利。同时，全球面临着资源、人口、灾害和生存环境等涉及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跨越传统地理、政治边界的，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应对。这些新变化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提出了挑战，使世界政治行为主体的地缘政治结构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全球各种经济体之间的经贸交往与合作更加频繁，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各国也由此更加开放，在经济上更加融合。其次，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下降，非政府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传统的主权国家观念受到了挑战，世界逐渐走向区域主义、集团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让位于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第三，民主观念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使得国际政治的发展有了相同主题和共通性。区域化和全球化使得国际政治形势更为透明，非政府组织以及新型通讯工具使得国际社会的监督作用得以最大发挥。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尊重人权，崇尚平等、自由，建立公平的机制是当代任何社会都无法抗拒的潮流。第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恐怖主义、跨境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取代了传统的地区和国家安全，成为了国际社会最为迫切的安全挑战，“全球安全”的概念更加受到重视，当然也更需要全球协作，共同实现。第五，世界已不再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传统的领土争夺与扩张的地缘政治模式已经让位于“非领土化”的模式，地缘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更趋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国际关系较为缓和，各行为体的共同经济利益和福利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而传统的军事威胁则降至次要地位。最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扩展新的地缘政治空间，地缘政治已由陆权、海权扩展到了空权，而互联网的发展使“网络空间”成为新的疆域。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已变得陈旧而过时了，需要有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来代替它。
新地缘政治认为，由卫星联系的电视、电话以及其他电子媒介汇集成一个强有力的资金流、信息流、商品流，这些因素已经引发了全球体系发展的新进程，改变了权力关系。人们更多地借助媒体和通信技术共同参与全球性事务，如维护世界和平、人权和人类自我生存环境。各个国家变得日益相互依存，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已成为行为体各方赢得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二、东盟的地缘结构“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是成立于1967年的东南亚区域性合作组织，其目的是“为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规划一幅既美妙又现实的蓝图，既能为成员国普遍接受，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弱其意识形态色彩和亲西方色彩”。冷战后，东盟始终致力于促进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到2010年为止，除东帝汶外，所有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都已加入了东盟。东南亚地区复杂和特殊的地缘结构和环境，深刻影响着东盟的发展和前景。
首先，东南亚地区的地域范围包括亚洲东南部的大陆半岛与海洋群岛两部分。从自然地理位置来看，东南亚地区既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又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是两大洋与两大洲的“十字路口”，是沟通亚洲、非洲、欧洲以及大洋洲之间的“海上咽喉”，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新加坡海峡、圣贝纳迪诺海峡、苏里高海峡这5个海峡全包括在联合国秘书处所列举的8个重要的国际海峡中。在国际政治中心逐渐由欧美向亚太转移的多极化时代，东南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赋予其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根据陆权论的说法，地球陆面最重要的地方是欧亚大陆，它由枢纽地带、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三部分组成，只要控制了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枢纽地带便是囊中之物了。东南亚地处欧亚大陆东南端，其大陆半岛属于内新月形地区，而海洋群岛则属于外新月形地区，控制东南亚对控制枢纽地带的积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按照海权论的说法，在海洋是人类主要交通方式之一的社会里，控制海洋和海上交通线是国家海洋政策和海军战略的主要目标，夺取制海权，控制海洋就能确保本国的海洋通道，并能随时切断敌国的海上封锁。东南亚作为海洋包围的地区，无疑具有海权论所推崇的种种优势；在边缘地带论者看来，陆权论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大陆和近海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全球战略中更为重要，起着缓和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冲突的作用，而东南亚正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边缘地带”。从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开始，长期持续不断的冲突使整个东南亚地区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战略意义和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其次，东南亚周边有诸多大国存在。东南亚处于两大洲和两大洋“十字路口”，周围有诸多大国环绕，其中不乏世界级强国：西北有亚太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北有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南有大洋洲第一大国澳大利亚，东北更与世界霸主美国隔海相望。二战以来，尽管国际体系和亚太政治格局风云变换，但东南亚外围大国的存在及其东南亚政策的变化一直是决定东南亚国家和东盟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变量。东南亚也成为各方权力制衡的角力场。
第三，东南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东南亚地跨赤道，雨量丰富，物种繁多，森林覆盖率达55％，是世界热带硬木的主要产地。天然橡胶、棕油、椰子、胡椒、蕉麻、金鸡纳霜、木棉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农作物盛产大米，其他有玉米、木薯、香料等。矿产资源主要是锡矿，仅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四国的储量就占世界总储量的50％左右，另外，东南亚地区还盛产石油。在能源短缺和能源安全备受关注的今天，东南亚如此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赋予其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最后，从内部社会形态方面来说，东南亚是“一个彼此之间具有极大差异和形成鲜明对比的地区”。由于地缘结构的特殊性、破碎性、相对封闭性以及区域力量的脆弱性，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差异性极大。这里是各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聚集地。所有东盟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整个地区共拥有500多个民族。东南亚地区还容纳了包括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在内的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著名宗教以及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主要文明。沙迪赛认为，“从宗教、历史、地理或民族意义上来说，东南亚不是一个单元”。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文化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东盟国家在民族、宗教、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造成了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行动迟缓、效率不高，这为大国在东南亚见缝插针隐藏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三、新地缘政治环境下东盟的发展
东盟在走过的四十多个年头中，不断积极探索，在东南亚一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1世纪全球化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为东盟提供了不少机遇，东盟亦能在新的地缘形势下审时度势、抓住机会，带领东南亚各国迅速发展，在东南亚一体化的历史上写下不朽篇章。
在政治上，大东盟政治一体化构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基本成为现实。新世纪来临前夕，东盟抵住西方的压力，吸收缅甸和柬埔寨入盟，将东盟的成员国扩大到10国，使东盟能够代表东南亚地区发出更有力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东盟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决策和行动方式，即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强调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正是基于不断地努力，东盟在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2007年11月20日，在第13届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东盟宪章》。这是东盟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的文件，它标志着东盟的区域合作走向了制度化，这在区域化和集团化趋向的新地缘政治时代，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经济上，以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内容的大东盟经济一体化构想也已初步实现。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于1992年提出，自由贸易区现包括原东盟6国和4个新成员国。经过十多年的构建，原东盟6国于2002年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其他新成员国也加快了关税的削减力度。成立之初，由于各国意见分歧，自由贸易区发展相当缓慢，进入新世纪，东盟把握住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积极主导下，东盟自由贸易区现已逐步向较具组织化的运作模式发展，且会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亦有日趋多元化的趋势。大东盟形成后，东盟开始致力于缩小各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通过各种次区域合作计划，促进本地区发展。此外，东盟还大力推动区域间合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区，推动“东盟10+3”合作机制，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调动一切资源，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同时，东盟还致力于通过各种合作对话机制维护地区稳定、推动世界和平。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旨在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建立相互信任机制，促进本地区各国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该机构目前已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对话与合作机构。著名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ASEAN-ISIS）推动成立了东南亚国家主导的首个区域间安全合作机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并出色建构了东盟和亚太区域合作中著名的“第二轨道”机制。东盟还通过吸收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动和各国的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高层合作，增进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此外，东盟还开展和诸多国家的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以抵御全球恐怖主义与新型犯罪的新威胁。不过，东盟的安全合作领域本质上是非军事的，即通常所说的非传统的“软安全”。如《东盟—中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明确指出，它是非结盟性、非军事性和非排他性的。这与新地缘政治形势下和平发展的主题相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域外大国一直在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成为主宰该地区命运的主要力量。但在新地缘政治时代，东盟成为世界独立一极，在与大国的交往中，能够主动利用大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相互关系灵活地采取大国平衡战略，主动倡导区域间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置身于区域合作的“推动者”和“领导者”的“中心”位置。东盟的对话伙伴大多数已通过申请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承认了东盟的“核心角色”。这种平衡战略不但能够有效防止霸权势力在东盟的崛起，而且能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四、从新地缘政治视角看东盟面临的挑战
新的地缘政治形势，除机遇之外，带给东盟更多的是挑战。东盟的一体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东盟无法完全摆脱大国的渗透。东南亚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属“边缘地带”，向来是大国的势力范围所在，大国一直是主宰东南亚地区命运的主要力量。虽然东盟的成立标志着东南亚国家决心摆脱历史上的“边缘地带”，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实力仍较为弱小，想要真正完全摆脱大国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国际政治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新地缘政治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各大国更加重视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遂通过新的形式向东南亚地区渗透，而民主观念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却正好给西方大国提供这样一个借口。以美国为例，为了抵消中国、日本等国在东南亚地区天然的地缘优势上的影响并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美国以民主外交为手段，大力施展其“软实力”，向东南亚地区输出美国式民主及价值观，以此扩展地缘利益、扩张地缘空间。
其次，东盟的民主问题严重阻碍了东盟的一体化进程。2005年，东盟提出要在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可见其发展势头迅猛，目标宏大。但要实现一体化，便无法绕过东盟内部的民主问题。缅甸一直是东盟民主和人权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在东盟看来，一体化目标不可能在没有缅甸的情况下实现，所以尽管东盟对缅军政府的种种行为颇为不满，却也不能采取过激措施。2007年9月，缅甸爆发了自198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美国反应强烈，因为缅甸已经成为其在东南亚地区推行民主战略最为头痛的因素。就在2007年11月第十三届东盟首脑会议在新加坡召开前夕，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东盟考虑对缅甸采取“适当的纪律措施”，暂时停止缅甸的成员国资格。缅甸问题已经成为东盟的一块心病，它已影响到东盟的整体发展、国际形象，并将东盟直接置于西方的压力之下。出于现实的需要、迫于西方的压力，坚持民主价值观、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等内容被写入了《东盟宪章》。而且，东盟已经明确决定成立人权机构，通过该机构对各成员国的人权问题进行监督。这于东盟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不难发现的是，在满足现实需要的同时，压力也是齐头并进的。
东盟是东南亚的东盟，要实现一体化目标，东盟10国，或者说包括将来可能加入东盟的东南亚国家，一个也不能少。而基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传统，维护国内政治安全是团结各国的一条重要标准，因此，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持几乎是很难动摇的，无论是某些国家呼吁放弃也好，或者东盟将其调整为“有建设性的接触”也罢，各国对该原则的热衷程度丝毫未减。我们可以在《东盟宪章》很显眼的位置发现两条“东盟方式”一如既往坚持的原则：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尊重各成员国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性；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纷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就涉及关系东盟共同利益事宜加强磋商机制，依照东盟条约和国际惯例解决纷争，棘手问题将交由东盟首脑会议协商决定。一方面，民主和人权带着希望的光环，被写入《东盟宪章》，另一方面，无论是泰国、菲律宾等民主国家，还是缅甸这一类“不民主国家”，都不愿放弃一直以来固守的不干涉原则。因此，民主问题使步入不惑之年的东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特殊处境：一是民主化推动多元政治发展，大国的渗透更易激化民族宗教、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对撞，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抬头。二是民主化思潮冲击国内政治，威胁国内政治安全，从印尼到马来西亚，从菲律宾到泰国，东南亚的政局不断地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接连不断的所谓民主选举，血腥的街头政治不仅无法带来稳定的国内政局，反而使得这些国家陷入了周期性的震荡，频繁的流血事件其实直接就侵犯了少数人的人权。三是东盟成员国以民主为标准划线，内部发生分化，一体化目标受挫。东盟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方面原本就存在较大差异，对东盟成员国加深合作容易构成一定障碍。而西方一些大国不时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向东盟施压，尤其是在美国东南亚民主战略的压力下，东盟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日渐明显。从《东盟宪章》制定伊始，东盟内部国家对于《东盟宪章》原则的分歧就已经公开化，出现了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划线，严重阻碍了东盟的一体化发展。
第三，“东盟方式”似难有实质性变革，东盟对成员国的约束力受限。“东盟方式”是东盟采取的独特的组织与决策方式，“协商一致”和“不干涉原则”是其核心内容，它是基于东南亚国家自身的特点而形成的，在东盟的发展历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东盟运行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新地缘政治时代的到来和东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东盟方式”开始限制东盟的发展，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东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帝汶问题、缅甸国内问题、印尼森林大火等问题上的迟疑反应都反映了“东盟方式”在处理新地缘政治环境下的种种问题的无力。对东盟方式进行适度调整的呼声越来越高。《东盟宪章》的制定就是以法律形式对“东盟方式”进行变革的最重要的一次尝试。但是，虽然《东盟宪章》对东盟的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度调整，并对人权、民主问题给予了一些关注，但我们仍未看到对“东盟方式”的实质性调整，“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仍被作为基本原则列于显眼之处。宪章虽明确东盟将建立人权机构，而由于缅甸等国的反对，具体的细则却表达模糊。《东盟宪章》颁布以来，东南亚地区的难民问题、民主问题、人权问题、暴力政治问题，仍未有太大改观：2009年，菲律宾大选前，南部发生了严重的人质劫持事件，五十多名人质惨遭杀害，人权被随意践踏；2009年4月，红衫军冲击帕塔亚东盟系列峰会，峰会被迫中途取消，东盟的正常运作被严重扰乱，东盟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而东盟却碍于“不干涉原则”，未对此类恶性事件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这又回到了“不干涉原则”是否该适度修改的问题。一体化和区域合作是否意味着成员国应该做出适度的主权让渡？东盟是否在“东盟方式”的变革问题上过于敏感而畏手畏脚？这些问题仍需深入思考。
不得不提的是最近愈演愈烈的南海问题，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不顾国际公约和中国的主权完整，公然与中国争夺南海岛礁。此类领土争端已属传统地缘政治的范畴，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是极为不和谐的音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使亚太地区关系骤然紧张。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的态度只是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突出强调“从事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致的合作活动”，而对于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为则未有任何约束措施或机制。由此可见，东盟已不仅仅是东南亚的东盟，由于新地缘政治时代区域或国家间的紧密关系，区域内的决策、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溢出效应”而影响到东盟和中国的关系，进而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
第四，东盟在由它倡导并起主导作用的一些区域间合作中影响力日渐式微，具有东盟特色的区域间合作模式存在明显缺陷。东盟曾灵活利用大国平衡策略，发起并倡导了一系列区域间合作，并成功将自己置于“领导者”的核心位置，构建了具有东盟特色的区域间合作模式。但近年来，东盟在诸如“东盟+3”等对话合作机制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在于东盟的区域间合作模式存在明显缺陷：首先，作为一个整体，东盟的实力最为弱小，与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强大实力相距甚远。其次，作为一个区域间政府组织，东盟内聚性和自主性最低，既不能与超国家及政府间组织混合体的欧盟相比，更不能与作为统一主权国家的美国和中国相提并论。在政策运用上，东盟区域间合作缺乏明确而统一的区域政策框架，不像欧盟对主要的区域制定有明确的政策框架，也没有如中国相继出台的对欧盟和非洲的政策文件；在合作议题上，东盟注重“软安全”合作，把维护自身安全置于核心位置，不像欧盟、美国和中国将发展援助作为区域间合作的重要内容。这些缺陷决定了东盟特色的区域间合作模式既未能像“欧盟模式”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而是局限于亚太等东南亚的周边区域，也未能像“美国模式”那样在军事或贸易领域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更未能像“中国模式”那样对合作伙伴慷慨解囊，因而对广大发展中区域缺乏吸引力。所以，东盟在区域间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日渐衰微。例如，东盟首次倡导启动了与中国的对话伙伴关系，但双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也是目前东盟区域间合作中最为紧密的一项制度化安排——启动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是在中国政府首次倡议并提供重要优惠的情况下达成的；东盟起主导作用的东盟地区论坛的影响力也已经今非昔比；东盟积极推进的“东盟+3”对话机制和新近启动的东亚峰会也因棘手的大国关系而难以在短期内有大的作为，东盟的区域间合作正面临严峻的现实考验。
最后，东盟要深入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东帝汶的入盟问题就无法回避。东帝汶位于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包括帝汶岛东部和西部北海岸的欧库西地区以及附近的阿陶罗岛和东端的雅库岛，是镶嵌在印度尼西亚当中的一个岛国。1975年，印尼出兵东帝汶，并于次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强烈谴责，并一直不予承认，但因为印尼一直坚持认为东帝汶是印尼的内部事务，致使东盟在东帝汶问题上难以发挥作用，只能始终保持沉默。经过东帝汶人民争取独立的不懈斗争，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东帝汶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独立。随后，该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而东盟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亦未采取任何调解行动。2002年5月20日，联合国向东帝汶移交政权，东帝汶正式独立建国并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自独立以来，东帝汶曾多次向东盟提出申请、要求入盟，而直至今日，东盟仍未接纳东帝汶入盟。从地理空间分布和地缘格局来说，东帝汶确实属于东南亚地区的一部分，那东帝汶的非成员国身份是否意味着在东南亚地区地理空间未变的情况下，东盟收缩了？或是否意味着，从东帝汶独立之日起，东盟不再有权声称自己代表东南亚所有国家和地区？抑或是东盟已有足够的权威改变东南亚的地缘格局，将东帝汶排除在东南亚地区之外，以保持东盟和东南亚地区在地理空间上的一致性？从1998年在马尼拉缔结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二修改议定书》来看，条约的缔约方并不包括东帝汶，从条约内容的第一条来看，东帝汶似乎已成为“东南亚以外的国家”。而2007年1月22日，东帝汶也确实以“东南亚以外国家”的身份加入了该条约。古特雷斯当天再次表示，希望东帝汶有一天能够加入东盟。
东盟迟迟不接受东帝汶大概应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东帝汶过去或现在的入盟失败，都使其入盟问题成为成员国的心病；二是东帝汶严重贫困的状况将给其他东南亚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三是东帝汶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境外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的过多影响；四是东帝汶领导人曾公开批评缅甸军政府侵犯人权，这预示着对“不干涉内政”的“东盟方式”违背的可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东盟这些政治上的顾虑恰恰破坏了“东盟方式”的核心原则，即不以政治因素作为评判成员国的标准。根据这一原则的初衷，如果你属于东南亚地区，你就属于东盟；而如果你不属于东南亚，你自然也不属于东盟。实际上，东盟就此已经为自己划定了区域范围，并通过此种划定成功的将外部的地理界线转化为了内部的政治认同。而东帝汶的入盟问题，却显然使东盟苦心经营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变成了对东盟新地缘战略的一大挑战。因此，东盟要深入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就必须正视东帝汶的入盟问题。五、结语
21世纪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给东盟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作为一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实力弱小的区域集团，想要在国际舞台上有更持续、更大的作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更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增强自身的内聚性和自主性。因此，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步伐不能停滞。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共同体的建成并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要实现这一目标，东盟必须加大规范与制度建设力度，并进行一些体制上的改革。但在变革的张力与延续传统的惯性之间，东盟必然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这方面，东盟不妨可以借鉴中国“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理念。可以有把握地说，东盟只要把握住既与时俱进，又照顾东南亚地区多元化的基调，就必然能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有更大的发展，能够在新的世界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越南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 韦博文摘要 二战结束后，位于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上的越南地缘政治地位凸显，成为了美、苏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并导致了越南战争的爆发。冷战结束后，越南先前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得到了延续。本文从越南地缘价值的演变入手，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分析越南对当前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关键词 地缘政治 越南 东南亚 地区安全
201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越南先后举办了东盟地区论坛——国防部官员对话峰会、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和首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有关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高层会议并在会议中表现出了对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事务的积极态度。与此同时，美海军还借纪念美越建交15周年与越南海军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上述事件表明，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正愈加活跃和重要，而越南的地缘位置则是促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因素。一、越南地缘价值的演变
审视越南的地缘价值，可从三个层次着眼：一是周边层次，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二是区域层次，主要指比一个国家的周边范围更广的地区，是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的地缘政治；三是全球层次，是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把世界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研究。从周边层次看，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北面与强大的中国接壤；西面则与相对弱小但是处于越南控制范围内的老挝和柬埔寨为邻；东北部隔北部湾与中国的雷州半岛、海南岛相望；东部和东南濒临南中国海，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以及中国的西沙群岛隔海相对，素有“中南半岛的前沿屏障和重要门户”之称。从区域层次看，越南处于东南亚的腹地，被称为“东南亚的心脏”，扼守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从全球层次看，东南亚是连接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洋以及远东及欧洲、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纽带，是亚太各大国战略与利益的交汇点，而越南则处于这个交汇点的中心。这样的地缘政治条件使越南处于亚太各大国矛盾与利益、斗争与合作的中心点。
二战结束后，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亚洲部分的遏制一时间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美国在远东构筑遏制苏联和中国防线的过程中发现地处亚洲东南部的越南已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事实上已与中、苏结盟，这就使越南成了美国在构筑其遏制防线时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点”。1954年法国撤离越南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推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将以越南为代表的印支半岛视为东南亚“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一旦印度支那丧失，跟着就是缅甸、泰国、马来半岛和印尼的丧失”。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左右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取代法国介入越南，扶持南越吴庭艳傀儡政权，欲把南越建成自由世界安全“巨拱的基石”，以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拼凑《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把南越纳入其中，并由此拉开了越南战争的序幕。
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唇亡齿寒”的地缘安全利益的考虑，将越南视为“反帝斗争最前线”，倾尽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防止美国控制越南后进一步北上威胁中国的领土安全；同时也借军事援助拉紧越南，以防越南落入苏联的控制，而导致自身陷入“北有蒙古，西有印度，南有越南”的苏联对华包围圈。
由此，越南成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前沿阵地，一时间成为了大国争夺的重要战场，国际政治矛盾的焦点，其地缘政治地位骤然凸显。
1973年美军撤离越南后，苏联从越南战争的幕后站到了前台，公开扩大其在越南及整个印支半岛的影响，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认为一旦掌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就拥有了在东南亚地区确立主导地位的更大可能性。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开始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结成军事同盟。而苏联也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最终导致了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由此，越南成为了苏联遏制中国并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争夺世界霸权的桥头堡，其地缘政治地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苏联包围中国、对抗美国的工具和代理人。
冷战结束后，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国力急剧衰弱，无力顾及东南亚地区事务，而失去竞争对手的美国也于1992年将美军完全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标志着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告一段落。超级大国在东南亚地区角逐的停止，使得越南地缘位置的重要性在冷战结束初期不再如冷战时期一般凸显。然而，随着革新开放后自身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不再成为超级大国亚太战略焦点的越南在此期间通过奉行独立自主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主动改善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并通过加入东盟不断参与到地区事务之中，逐步扩大其地区影响力，其地缘价值反而在无形中得到了提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以及印度东向政策的推进，越南的地缘价值再一次显现并进而对东南亚地区产生影响。二、越南地缘价值对现阶段东南亚地区传统安全之影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的总体趋势是和平与共同发展，爆发世界大战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局部战争以及国家之间由于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和民族矛盾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仍然存在，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威胁没有消除。进入21世纪后，越南的地缘价值对东南亚地区传统安全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越南的地缘位置有利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挑战
冷战期间，由于越南具有重要的地缘位置，致使其成为美、苏、中等大国争夺的对象。而印支半岛上接连爆发的越南战争、中越边境战争和越南侵柬战争导致马来、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将越南视为是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来源。冷战结束后，随着越南撤军柬埔寨并于1995年加入东盟，越南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并不断深化，越南的地缘位置反而有利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挑战。
1992年美军撤出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后，马来、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失去了在东南亚地区的保护伞。美国力量的撤出使得上述国家意识到南中国海域潜伏着重大安全威胁。由于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有限，因此上述国家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应对南中国海地区安全挑战，而优越的地缘位置恰恰使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越南成为其理想的联合对象。一方面，越南东部和东南濒临南中国海，其海岸线曲折漫长，南中国海海域的南北向航线易受到越南的控制。另一方面，越南在南中国海占据了29个岛礁，位列南海争端各方之首，因此越南在应对南中国海地区安全威胁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理优势。尽管马来、印尼在南中国海地区也与越南存在争端，但是在应对来自联盟外的威胁时，它们却倾向于暂时搁置内部争议，用“一个声音”说话。
基于上述认识，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不断加强与越南的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合作成为了双方合作重点。而越南也因势主动出击，谋求扩大合作。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在其《越南主张扩大与东盟成员国的国防合作》一文中提到，“越南将依据自身的能力，权限和责任，继续致力于解决与东盟各国间的海上边界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大国防安全合作以保证东海（即我南海）局势的稳定。越南海军将维持并扩大与东盟各国海军的合作，如建立联络热线，开展联合巡逻，以此提高在维护重叠及相邻海域安全中的配合程度。与此同时，越南将进一步推动在情报与经验共享，军事训练，人才培养和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与东盟各国海军的合作。在具体层面上，越南不只将增加赴东盟各国学习培训的军官数量，并将逐步扩大为友好国家培训军官的规模。另一方面，在维持现有合作领域的同时，越南还将进一步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以满足本国及东盟的防务新需求。越南政府和国防部将根据自身能力和需求，开展对参与海上联合搜救，联合反恐及国防工业合作等事宜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越南有利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了东南亚部分国家应对南中国海潜在安全威胁的重要联合对象，使南中国海问题的解决更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二）越南的地缘价值使其具备成为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新支点
201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于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正式讲话，宣称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重要关系以及维护南海海域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调反对在南海问题上进行“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在希拉里河内发言后不久，8月8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停泊在距离越南岘港约320公里的南海海面，多名越南军方及政府高官在美驻越大使的陪同下搭机前往航母参观。8月10日，搭乘了290名美国海军官兵的“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停靠岘港，成为继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8日访越以来的第二艘访越的美军军舰。随后，美国海军船员与越南海军进行了为期4天的交流活动。此外，美越两国海军在南海海域举行了持续大约一周的联合海上军演，演习内容主要包括海上搜救和灾害控制，“约翰·麦凯恩”号和“乔治·华盛顿”号均参与其中。
尽管美国军方一再强调这次联合演练是“非战斗性的”，是美越建交15周年的正常纪念活动之一，而越南国内舆论对此次联合军演的宣传也极为低调，但联想到越南当前位于南海的实际军事占领以及此前希拉里的河内讲话，不难看出美越此次联合军演背后的意义绝非仅仅是纪念美越关系的正常化。“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的指挥官杰佛里·金在抵达越南后表示，美国和越南在南海的海上安全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美国将继续加强与越南的军事联系。而“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空中作战指挥官米尔斯的表述则更为直接，“南中国海的战略意义、重要性以及在该水域的航行自由对于越南和美国都极为重要”。
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并非偶然。这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重返”战略的必然动作。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代表美国政府与东盟国家外长签署东盟要求了17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性外交决定，东盟—美国开始举行双边年度峰会。与此相适应，美国对越南，对缅甸关系都有新发展，刚在越南河内结束的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美国被正式要求加入东亚峰会。美国军事重返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正是这种诉求日益迫切的表现，而其急于重返东南亚的动力则来自于对中国的牵制。美国国内不乏意见认为，中国利用了“9·11事件”后美国全身心反恐的空档期扩大了对东南亚的影响。对美国而言，按住欧亚大陆上任何一个可能的挑战对手是其全球战略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中国正日益崛起且充满自信。美国尽管遭遇金融危机并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但其军事实力依然超群，心态上对中国绝不会宽心。因此，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国重返战略的首要地缘政治考虑。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说过，中国崛起是美国的“头号安全问题”，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越南对东南亚地区均势至关重要”，因此拉拢越南成为制衡中国的战略新支点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越南同样乐于充当此“新支点”的角色。面对一个迅速崛起并与之在南海存在重大争端的中国，越南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有种欲拒还迎的战略心结，它至少可以在大国间寻求某种平衡并从中获利，这也恰恰符合越南所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尽管从美越交往的历史来看，越南不可能公开倒向美国而选择与中国为敌，美越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形成一种准军事同盟关系，但其招惹外部势力介入可能的双边争端的做法并不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南海局势的不确定性。（三）越南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印度进入东南亚的“踏板”
20世纪初，印度前总理拉奥提出“东向”战略，其基本内容是要在政治、经贸、投资、发展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加强与东亚特别是东盟各国的关系；要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超越印度洋的传统势力范围，把印度的军事存在扩展到南中国海。历经印度几届政府的推动，现在印度的“东向”战略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越南独特的地缘位置则使其成为了印度“东进”中首选的合作对象。
对印度而言，越南是“东向”政策中的重要环节，是进入东南亚的踏板。东南亚地区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结合部，是连接亚太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枢纽，而越南恰恰扼守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入口，在海洋上则与中国存在毗邻海域，对中国的海上利益构成牵制。2007年，越南总理阮晋勇访问印度，在接受越南通讯社记者访问时，印度总理莫汗·辛格说：“我们在融入（东南亚）地区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越南的作用，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印度和越南都有一致的目标和一致的看法。我们希望越南支持印度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与联系。”印度和越南都曾经或者仍旧与中国有边界或主权争议，而辛格所谓的一致性正是以此为基础。印度《政治家报》曾毫不掩饰地声称：印越“两国有共同的利益，要互相协调，以防御共同的敌人（中国）的侵略”。
印度加强与越南在军事和防务的合作，目的就是借助越南的地缘位置找到挤进亚太地区的突破口，努力为印度在外交上拓展发展与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其在安全方面的影响，走出印度洋，增加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充当全球性军事性军事强国和世界上“有声有色的大国”。印度对越南采取积极联合的战略，企图通过拉拢越南，争夺海上权益，提高国际地位，开通印度进入太平洋地区的捷径和门户，为将其势力进一步延伸至太平洋地区，以及更多地参与亚洲及国际事务奠定基础。
印度借助越南介入东南亚，企图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新的战略支撑点。一旦印度海军的力量扩展到南海，势必会刺激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争端各方的不安全感，导致各方为抵御印度海军的威胁而扩充本国海上军力，从而引发东南亚地区的“逆裁军”及军备竞赛。三、越南的地缘位置有助于东南亚各国增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稳定
冷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和平与发展是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潮流。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平等、多元、开放、互利的地区合作局面正在形成，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逐步深化。但我们必须看到，东南亚地区内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而“9·11”恐怖事件的爆发和2003年SARS的蔓延等事件表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日益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目前，东南亚地区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海盗问题、毒品走私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超过了传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具有突出的跨国家和跨地域性，其影响往往不仅仅限于一国范围内。这一些领域的安全合作也正是越南主张在东盟框架内扩大与东盟各国安全合作的主要方面。
一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民族分离势力上，越南成为了东盟国家的得力盟友。目前，恐怖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离势力在东南亚地区活动频繁。印尼“伊斯兰祈祷团”在东南亚地区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案件，影响恶劣。自2000年以来，该组织先后制造了马尼拉火车站爆炸案、巴厘岛连环恐怖爆炸事件、印尼首都雅加达万豪酒店爆炸案等影响巨大的案件，造成240余人死亡。“伊斯兰祈祷团”前任领导人巴希尔甚至企图通过武力等极端手段，建立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以及泰国、菲律宾南部的跨地区泛伊斯兰教神权国家。菲律宾则长期受“阿布萨耶夫”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组织的困扰，泰国南部三府的宗教恐怖活动也愈演愈烈，极大影响了国内安全局势。越南国内虽然没有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活动，但是却存在西原地区和西北山区的少数民族独立问题，这就使越南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问题上与其他东盟国家形成利益的一致。2007年1月13日，越南与东盟其他9个成员国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十二届东盟峰会上签订了《东盟反恐公约》，表明了越南积极参与东盟联合反恐的态度和决心。越南的地缘位置对东盟打击恐怖主义的作用突出体现在对东南亚地区航空安全的保护上。“9·11”事件后，民用航空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劫机成为了恐怖分子实施恐怖袭击的优先考虑的手段。越南国境上空有多条国际航线经过，其中有世界飞行流量最大的9条航线之一的北亚到东南亚航线，而越南南部胡志明市的新山一国际机场也是多条国际航线的中转站，因此越南境内的航空安全直接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甚至世界的航空安全。2008年2月，越南签署了《东盟空军合作应付恐怖主义宣言》，越南空军司令黎友得在签署文件时表示越南将进一步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情报交流和人员培训合作；2010年11月27日，越南以其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为背景，在胡志明市新山一机场举行了一场航空反恐合作演习，上述举措也反映了越南在防范恐怖袭击，维护东南亚地区航空安全上所做的积极努力。
二是在打击海盗问题上，越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进一步缩小了东南亚地区海盗活动范围。东南亚地区位于亚太地区西南部，西接印度洋，主要由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部分组成，其海域是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众多亚太地区的商船途经此地。因此，这为东南亚海盗活动提供了天然的隐匿场所和作案地点，使其成为海盗的重灾区。越南扼守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入口，南部的安江、金瓯和薄寮等沿海省份与马来、印尼和泰国隔海相望，因此越南加入东盟后，扩大了东盟国家打击海盗的范围，防止其利用越南邻近海域作案或逃窜，限制了海盗的活动空间。
三是在毒品走私问题上，越南成为了防止金三角毒品扩散的一道屏障。毒品一直是影响东南亚各国社会稳定的一大威胁。近年来，“金三角”地区毒品贩销呈现了北上南下，东进西出的趋势，而位于缅、老、泰三国交界“金三角”地区西面的越南则恰恰成为防止毒品“西出和北上”的一道屏障，加上越南国内禁毒力度大，对毒品犯罪的容忍度低，因此越南对于东南亚禁毒工作的意义重大。
四是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染性疾病控制方面，越南扮演着重要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恐慌的传染性疾病有三种：一是SARS；二是禽流感；三是艾滋病，而东南亚地区恰恰是这三种传染性疾病的重灾区。以禽流感为例，2004年，泰国有5000多万只家禽被扑杀，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亿泰铢；马来西亚因禽流感大概损失7000多万马元的出口收益。而禽流感对越南造成的损失则更大，2004年越南因染病死亡和被扑杀的家禽达4300万只，直接经济损失约8330万美元，感染禽流感总人数达295人，其中41人死亡。之所以说越南在东南亚地区传染性疾病控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越南位于东南亚中间地带，是东南亚地区东西两端国家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和货物流通的通道和中转站，因此成为传染性疾病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一环。如果越南能在其境内传染病防控上采取有力措施，将能有效防止疫情在东南亚地区的扩散，反之则将导致疫情的多方向蔓延，进一步加剧各类传染性疾病的危害。随着越南融入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与东南亚各国间的人员和货物流通更加频繁，越南在传染性疾病疫情控制上扮演的角色将愈加重要。
在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越南的地缘位置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如在能源方面，越南丰富的煤矿和水电资源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的能源来源地，对其能源供应安全而言是一种保障。四、结语
越南的地缘价值决定其无论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安全领域或非传统安全领域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越南政府推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也将使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各角逐势力的争相拉拢的对象，越中、越美、越印、越日、以及越南—东盟关系的走向都会对东南亚的地区安全产生影响。随着东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和越南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不断加大，越南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也将出现新的变化，值得对此做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论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 韦强摘要 加入东盟以来，越南地位不断提升，从观察员到正式成员，甚至成为东盟重要一员。由于越南实施开放革新的政策，积极参与东盟事务，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日益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开展，以及促进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与政治交往，另一方面可能对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与领土议题产生负面影响。关键词 越南 东盟 地位 影响
东盟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东南亚冷战形势和区域主义潮流的产物。按照地理位置，越南属于东南亚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越南与东盟关系却屡经曲折。冷战时期，越南与东盟成为美苏两极格局下的对立集团，形成了相互仇视的状态。1975年，随着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和美国在印支地区的撤出，越南与东盟关系出现了脆弱而又短暂的缓和。1979年，因为越南对柬埔寨用兵，越南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再次陷入困境，这一状况持续了10年之久。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虽然表明了越南“希望并随时准备与地区各国谈判解决有关东南亚问题，建立和平共处关系，把东南亚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和合作的地区”的意愿，但直至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才为越南改善同东盟各国关系打开了大门。1989年，越南在柬埔寨撤军，之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东盟同各国的关系开始好转。1992年7月，越南正式签署巴厘《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观察员。1993年越南应邀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会议。1995年7月，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的第七个成员国和东盟自冷战结束后吸收的第一个成员国。对越南而言，这是继中越关系正常化、越美建交以后取得的又一重大外交突破，标志着越南的周边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善。至今，越南加入东盟已有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越南迅速融入到东盟组织当中并积极发挥作用，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如果把东盟比作“足球俱乐部”，那么越南这个队员在这个“足球俱乐部”中的地位则经历了从一名“替补队员”逐渐过渡到“普通队员”最后发展为“主力队员”的转变。一、越南在东盟地位的逐步提升
加入东盟以来，越南积极参加东盟各种事务和活动，在东盟的各个领域和各种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东盟维持内部的团结和合作，巩固东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越南也提升了自身在东盟中的地位。但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刚加入东盟时，越南像是一名“替补队员”，坐在一边观察其他球员怎么玩并学习它们的经验；自从1998年主办第6届东盟首脑会议以来，越南开始在东盟各种事务中发挥更“先锋”的作用。2001年以来，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成为该组织不可缺少的“主力队员”。（一）1995～1997年：替补队员
刚加入东盟时，越南只是一个新成员，因为能力、经验等各方面原因，除推动老挝、柬埔寨入盟外，越南未能立即发挥什么作用，而是虚心观察东盟的环境和机制，并学习东盟其他成员国的经验。因而在这段时间越南仅充当“替补”的角色，地位是比较低的。（二）1998～2000年：普通队员
1998年，越南成功主办了第6届东盟首脑会议，成为第一个主办东盟首脑会议的新成员，在会上它提出了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建议，得到了东盟其他成员国的认同。这标志着越南不再仅仅充当“替补”的角色，开始积极参与到东盟的事务中来。越南还为柬埔寨入盟“打前站”，在2000年还担任了东盟地区论坛（ARF）的主席并在任期内坚持东盟合作的各项原则，积极开展“预防性外交”。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越南和东盟其他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两三年内，越南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的精力集中在处理国内紧迫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上，没有太多精力投入到东盟的事务中，越南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发展得也不是十分理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越南参与东盟事务的进程。因而1998～2000年间，越南在东盟中仅仅是一名可以上场的普通队员。（三）2001年至今：主力队员
2001年以来，东盟国家的经济日渐复苏，越共九大上，越南新一代领导集体实行更加开放和灵活的对外政策，它们促进了越南与东盟关系的日益发展，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也逐步得到了加强，成为东盟中名副其实的一名“主力队员”。2001年，在第34届东盟外长会议以及后续会议上，越南积极推动东盟新老成员间的对话，商讨如何缩小新老成员间的发展差距问题，最终促成《河内宣言》的签署，越南的作用得到了东盟国家的认可。这个会议也标志着越南实现了从“普通队员”向“主力队员”的转变。
1. 综合国力增强，地区影响力提高
经济上，越南已成为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自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越南经济发展速度列东南亚各国之首，一枝独秀，大大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在世界上，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最快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排世界第二位。过去人们习惯把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等落后国家相提并论，但经过十几年的革新开放，越南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老挝、柬埔寨高出一截。从2000年到2007年，越南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7％。2008年，越南尽管遭到了近年少见的高通货膨胀和金融震荡，但GDP仍同比增长6.23％。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很多国家经济增长均为负数，尤其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即使有所增长，一般都是3％～4％左右，越南竟达到了5.32％。越南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东盟各国刮目相看，扩大了它在东盟中的影响力。
政治上，越南加强与东盟各国的相互往来。通过越老柬缅四国首脑会议、越老柬三国首脑会议等，越南与老柬缅政治交往密切，高层互访不断，加强了越南与东盟新成员国的特殊关系。越南与东盟老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往来也较频繁。例如，越南总理阮晋勇应李显龙总理的邀请于2007年8月14日至8月15日正式访问新加坡，访问期间，阮晋勇总理分别会晤纳丹总统、李显龙总理、国务资政吴国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通过政治往来，越南增强了与东盟各国的政治互信，扩大了越南在东盟各国中的影响力。越南还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担任2008～2009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和东盟轮值主席国，并在担当这些重要职位的同时，发挥了较大作用。
军事上，越南不断发展自身实力。早在越南南北统一时，越南就己经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内最强的军事国家，武装部队超过了东盟国家的总和。越南在东盟中的军事地位绝对是排在东盟各国的首位。2001年越共“九大”后，越南实行“陆缩海进”的战略方针，推行海洋战略，把海军的发展放在了军队建设的首要位置，全力打造21世纪东盟乃至世界的海洋大国。近年来，越南在增加军费开支、扩充武装力量和改善武器装备等方面不断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越海军先后从俄罗斯等国订购武器装备，包括2009年越南从俄罗斯订购了6艘“基洛”级潜艇及12架苏-30战机，它已引起东盟各国乃至世界的重视和关注。
2. 积极融入东盟事务，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越南积极推动“两廊一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东盟框架下的次区域合作，努力推动“东盟方式”、“东盟规范”的建构和东盟宪章的制定，积极为东盟的发展献计献策，提出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等许多重要的建议。特别地是，越南相继主办了第5届亚欧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1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9届亚欧外长扩大会议等大型国际会议和第2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会议和2005年的东盟常务委员会等不少东盟框架下的会议。201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一事件是越南重要的里程碑。越南以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分别举办了第16次东盟首脑会议、第43届东盟外交部长会议、第17届东盟峰会及对话伙伴国系列会议等各大型会议，越南在东盟的地位再一次得到提升。
3. 加强与东盟成员的关系，维护东盟团结与稳定
越南积极发展与印支国家的特殊关系，协调好新老东盟成员国的关系，维护东盟内部的团结与稳定。一方面，在各方面不断加强同老柬缅的“特殊关系”，例如2008年11月26日，由三国总理共同主持的越老柬三角洲发展第5届首脑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会议发表了共同声明，希望挖掘各国的潜力，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促进三角洲区域快速发展、脱贫致富以及社会文化同步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越南加入东盟最早，越南又是东盟四个新成员中综合国力最强的，因而在新东盟国家集团中，越南是“核心”和“发言人”。越南充分利用“发言人”的角色协调东盟新老成员国的关系，处理东盟新老成员国因政治经济制度等差异而产生的分歧和矛盾，维护着东盟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在评价越南作为东盟成员国的12年历程时，越南外交部长范家谦强调：“越南已成为东盟团结的核心，成为地区和平、合作的重要因素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4. 发展大国和多边外交，提升东盟影响力
越南积极发展与美、中、俄、日、印等大国的关系，并重视在与大国（特别是中国、美国）发展关系时，利用东盟平衡大国外交的成功经验，建立均衡的大国关系，发挥了平衡大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的作用。例如，越南曾担当东盟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之间的协调员。另外，在中国—东盟、东盟—中日韩、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中，越南积极展现自我并竭力维护东盟的集体利益，提升了东盟在地区乃至世界中的影响力。
从最初的“替补队员”发展到“普通队员”再到“主力队员”，随着越南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越南自身的不断努力，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越南在东盟中的这种“主力”作用将更突出。二、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得以提升的原因
越南之所以能够很快融入东盟组织，迅速成为东盟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并逐步提升自身在东盟中的地位，是多种主客观原因作用下的结果。（一）越南具有提升在东盟中的地位的基本条件
越南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从周边层次上来说，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其国土狭长，呈“S”形态，东部和南部面对南海，北面与强大的中国接壤，西面与印支其他国家为邻，越南素有中南半岛的前沿屏障和重要门户之称；从区域层次上看，越南处于东南亚的腹地，被称为东南亚的心脏，扼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全球层次上来看，东南亚是连接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洋以及远东及欧洲、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纽带，是亚太各国利益与战略的交汇点，而越南则处于这个交汇点的中心。另外，越南具有丰富的农业、矿产、旅游等自然资源，具有丰富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重要的地理位置与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相结合，使得越南在东盟及国际上显得较为重要，也很有利于越南的发展。（二）越南国内局势持续稳定
在东盟内部，很多成员国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内耗，国家政局持续动荡，热点问题增多。例如，在泰国，从2006年发生推翻前总理他信的军事政变以来至今四年的时间里，政局持续动荡，没有缓和迹象；阿罗约任菲律宾总统期间，反对派数以千计，国内出现很多棘手的问题，政府出现政治危机，最后导致了阿罗约政府的倒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越南保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从越共“八大”到“十大”，越南最高领导层都表示决心加快革新进程，加大反腐和政治民主改革力度，不断强化执政党能力建设。由于越南政治制度的非多元性，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对越共的政权构成严重挑战，不存在政党争斗，也不是国际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社会比较安定祥和。越南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为越南发展经济，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及其参与东盟事务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三）越南实施积极稳妥的革新开放政策
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拉开了越南全面革新之帷幕，同时也开启了越南外交新的发展时期。通过积极的经济改革，越南摆脱了经济危机并加速发展，逐渐成为东南亚经济的后起之秀；通过稳妥的政治改革，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越南国内政治保持长期的稳定。也是从越共六大开始，越南对外政策不断调整，最终到越共“十一大”，越南的对外政策日益灵活和开放。越南实行独立自主、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强调越南希望成为世界各国的朋友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强调继续发展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独尊大国平衡战略。越南这种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政策不但使越南成为东盟冷战后吸纳的第一个新成员，而且使得越南很快就融入到东盟大家庭中，不断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积极参加东盟事务并迅速发挥重要作用，得到了东盟国家的广泛支持。同时，越南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政策也使得越南很快就与世界上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断开展各方面的合作，特别是促进越南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并积极活跃在多边舞台上，从而提升了越南在国际中的影响力。革新开放政策的调整和实施，为越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其提升越南在东盟中的影响力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四）越南积极主动融入东盟
对越南来说，加入东盟可以给越南带来很多利益。越南通过加入东盟，在政治上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在经济上有利于越南吸引外资，扩大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在外交上，越南的东盟成员身份有利于越南发展同中美等大国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关系，东盟是越南参与地区事务和地区合作的重要舞台；在安全上，东盟以和平、发展为基本宗旨的安全保障机制有利于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地区环境，从而有利于保证越南的安全利益。正由于融入东盟对越南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因此，越南政府对东盟事务采取了积极的政策：积极融入东盟组织，力求成为东盟的一个重要成员，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目前越南对待东盟的政策来看，越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都强调了要继续发展与东盟成员国的关系，这足以说明越南是十分重视寻求在东盟中的地位的。也正因为东盟对越南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越南加入东盟后对参与东盟的各类活动抱着积极主动的态度，在东盟各种事务中积极发声，献计献策，有所作为，并以积极的姿态发展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关系。正如在2010年第43届东盟外交部长会议上，越南总理阮晋勇所强调的：“越南是东盟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主张东盟各国在‘主动、积极、富有责任感’的方针下进行合作，共同为建立一个紧密、团结而又强大的东盟而奋斗。”（五）越南与老挝、柬埔寨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在东盟内部，由于历史及其国土相邻的原因，越南与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素来比较友好。在法国殖民统治时代，越老柬同属于共同的法国殖民地，为抗击共同的敌人并肩战斗。在革命建设时期，三国革命前辈也培育了越老柬之间较为深厚的情谊。越南加入东盟后，一直积极推动着老、柬两国加入东盟，同时通过越老柬缅四国首脑会议、越老柬三国首脑会议和双边高层往来及向两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渠道和措施，不断加强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越南与老挝、柬埔寨的这种特殊友好关系有利于越南继续发展好与印支国家的关系，有利于发挥越南在东盟新成员国中的“代言人”角色和在东盟新老成员国中的“纽带”作用，维护东盟的团结与稳定，推动东盟的一体化建设，因而东盟格外重视越南在新成员中的地位和影响。三、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对我国的影响
作为我国的邻国，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产生了影响，其中正负影响皆而有之。（一）积极影响
1. 有利于发挥越南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桥梁作用，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发展
在东盟各国中，越南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长期以来两国高层领导和人民精心培育的传统友谊，越南是与中国渊源最深的国家；同时，近年来，越南与东盟其他国家互访不断，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越南已成为东盟新成员的“核心”和“发言人”及其东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联系纽带”。越南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与周边东盟国家日益密切的关系，使它成为中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交流的桥梁。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将更有利于其发挥这种桥梁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越南在东盟中的影响力，以与越南的关系为示范增强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度，扩展与东盟其他国家的交流，进一步提升在东盟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越南作为东盟四个新成员国的“代言人”及其东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纽带，随着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越南可以利用它的这种“发言人”角色和“纽带”作用协调好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2. 有利于拉动中越双边贸易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越南是一个有潜力的经济体，经济发展迅猛。越南在东盟中的经济地位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中越经济间的合作，也将会给中国商人及其企业投资越南提供更多的机会；凭借着越南在东盟中经济地位的提高，也将有利于越南借助其区位优势和经济实力，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促进中越经济贸易的发展，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越南2007年加入WTO就是越南经济地位得以提升的一个体现之一，它使中越经贸关系在更加开放和更加规范的环境下进行，双方经贸发展潜力更大，前景更加广阔。例如，根据越南方面的承诺，“入世”后越南将逐步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产品补贴政策，5年内进口关税要从目前17.4％的平均水平减至13.4％。从2007年1月11日起，越南调低了1800多种产品关税。关税的降低有利于扩大我国企业进入越南并开拓越南市场，有利于扩大对越出口，也将使我国的商品在越南更有竞争力。
3. 有助于促进中越之间的政治往来，增进中越政治互信
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增强了越南在东盟乃至世界中的影响力，这必将使我国对越南更加重视，加强同越南的交流和合作。同时，随着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越南在东盟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越南将紧紧地与东盟事务和中国—东盟、东盟—中日韩、亚欧会议、20国集团、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多边事务联系在一起，这会给中越间的政治往来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更大的空间。例如，201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这一事件是越南在东盟中地位得以提升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正是越南这个201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使它得以举办了第16次东盟首脑会议、第43届东盟外交部长会议、第17届东盟峰会及对话伙伴国系列会议等各大型会议。在参加这些会议过程中，越南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增进了政治互信。比如，在第43届东盟外交部长会议间歇期间，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进行了双方会谈，增进了交流，加强了合作。（二）消极影响
1. 助推大国利用越南牵制中国
近年来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大国纷纷改善与越南的关系，开展各方面特别是国防和军事的合作。21世纪以来，越美关系出现了新发展，美国有重返东南亚的趋势。对美国而言，美国对越南采取的政策都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美国之所以积极改善同越南的关系，借助越南的力量来应对中国的变化，除了经济的利益以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力求参与和掌控亚洲地区的事务，担心日益崛起的中国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与美争夺主导权，对其亚洲战略及其全球战略形成挑战，而越南则是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极佳“人选”，越南对于美国保持东南亚地区平衡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2000年以来，印度“东进”政策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增强，其突出表现是越印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其深层原因在于找到挤进亚太地区的突破口，努力为印度在外交上开拓发展与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安全影响，走出印度洋，试图增加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充当全球性军事强国和世界上“有声有色的大国”。俄罗斯、日本也积极发展同越南的合作关系，努力在东南亚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这些大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而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提高了越南在东盟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威望，扩大了越南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它将助推着各大国利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牵制中国，保证崛起后的中国不会对它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同时，大国与越南的合作将会使越南感到安全上有了靠山，顾忌减少，从而在一些政治和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2. 依托东盟谋求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南海周边各国与我国之间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分上，存在很大争议。尽管我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与东盟各国政治、经济往来不断增多，国家关系日益改善，但南海周边各国对我国仍存有较强戒心，建立信任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在个别国家别有用心的蛊惑煽动下，东盟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目前，东南亚南沙争端各国在东南亚合作精神下，开始更好地显示出“协同一致的姿态”。在南海问题上，越南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文莱等其他东盟成员国既存在共同利益又存在矛盾冲突，但五国都希望借助东盟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近年来，越南有联合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付中国的举动，特别是2009年11月底，在河内主办有22个国家50多位学者和官员参加的“南海领土主权争端的国际研讨会”，它显然想掀起一场“国际化”的“热带风暴”，妄想借助外部力量介入南海地区。越南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企图拉拢东盟各国围攻中国，使中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文莱等东盟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转变为中国与整个东盟利益的矛盾。特别是随着越南在东盟地位的提升，越南可能利用其地位设法说服其他成员同中国对抗，形成十对一态势，给中国造成压力，增加了我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四、结语
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以来，随着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入，越南积极参与东盟事务，在东盟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实现了从“替补队员”到“普通队员”再到“主力队员”的转变。随着越南各方面的发展，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将日益提升，越南将在东盟组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南在东盟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进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推动着我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往来；另一方面则一定程度上在政治与南海问题方面影响着我国，对此，中国应冷静观察，妥善应对。
从“枪手博弈”看南海问题的解决办法
■ 吕哲行摘要 “枪手博弈”是博弈论中一个经典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博弈方实力强弱并不是胜负的唯一因素，最后的胜负还取决于各博弈方实力对比形成的关系。这个模型对于我们分析我国目前面临的“南海问题”现状以及提出最终解决办法很有启示作用。关键词 枪手博弈 南海问题 周边安全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表明：南海形势复杂多变，南沙群岛的安全问题突出。南沙群岛争端解决没有实质性进展，中国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状况没有改观。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或全部或部分提出领土要求；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南海海域的油气开采深入到我传统海疆线内，有关国家以维护专属经济区为名抓扣、驱赶我渔民，我传统渔场日益萎缩。最重要的是，南海问题事实上已经逐渐国际化，并且这种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不得不面临复杂多变的多边关系，其中不仅牵扯中国与南海问题各争端方的关系，还有中国与东盟以及美、日、澳、印等大国的关系。中国合理地处理这些关系，是防止南海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前提，是南海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必由之路。下面将从博弈论中著名的“枪手博弈”切入，分析南海问题的现状，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一、“枪手博弈”——实力不能决定一切“枪手博弈”构建了这样一个模型：
彼此痛恨的甲、乙、丙三个枪手准备决斗，三者的枪法甲最强，乙其次，丙最差。先提第一个问题：如果三人同时开枪，并且每人只发一枪，第一轮枪战后，谁活下来的机会大一些？一般人认为甲的枪法好，活下来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合乎推理的结论是，枪法最糟糕的丙活下来的几率最大。
我们来分析一下各个枪手的策略。枪手甲一定要对枪手乙先开枪。因为乙对甲的威胁要比丙对甲的威胁更大，甲应该首先杀掉乙，这是甲的最佳策略。同样的道理，枪手乙的最佳策略是第一枪瞄准甲。乙一旦将甲杀掉，乙和丙进行对决，乙胜算的概率自然大很多。枪手丙的最佳策略也是先对甲开枪。乙的枪法毕竟比甲差一些，丙先把甲杀掉再与乙进行对决，丙的存活概率还是要高一些。
我们发现枪法最差的丙存活的几率最大，因为无人向枪手丙射击。枪法好于丙的甲和乙的存活几率远低于丙的存活几率。
我们现在改变游戏规则，假定甲、乙、丙不是同时开枪，而是他们轮流开一枪，那么第一轮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先假定开枪的顺序是甲、乙、丙，如果甲一枪将乙杀掉后，就轮到丙开枪。即使乙躲过甲的第一枪，轮到乙开枪，乙还是会瞄准枪法最好的甲开枪，即使乙这一枪杀掉了甲，下一个仍然是轮到丙开枪。无论是甲或者乙先开枪，丙都有在下一轮先开枪的优势。
如果是丙先开枪，情况又如何呢？丙可以向甲先开枪，即使丙打不中甲，甲的最佳策略仍然是向乙开枪。但是，如果丙打中了甲，下一轮可就是乙开枪打丙了。因此，丙的最佳策略是随便开一枪，只要丙不把枪口对准甲或者乙，在下一轮射击中他就处于有利的形势。
对于这个模型的具体的分析将在下文中进行，但是由上文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个是博弈方在博弈中能否获胜，除了他们自身的实力强弱，还取决于在博弈中各方实力对比所形成的博弈关系。二、“六国七方”博弈态势
依据博弈方在南海问题上投入的实力和决心，按照“枪手博弈”的模型，我们可以把南海问题“六国七方”分成三个集团：（一）第一集团：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两蒋”时期，台当局在所谓“中华民国”法统之下定位和执行南海政策，台湾当局虽顽固坚持“反共拒和”的强硬立场，但与大陆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明确主张南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持南海的“历史性水域”，反对他国非法侵占。这一期间，海峡两岸甚至还一度形成共同守卫南海的默契。1974年1月，台当局曾对经台湾海峡前往西沙与南越海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的解放军舰队大开绿灯。两年后，台当局还针对越南将西沙、南沙群岛列入该国版图，专门发表声明阐明立场。1988年3月，大陆海军舰艇在南沙赤瓜礁对越南侵占军反击作战期间，曾在太平岛停留补充给养。但进入90年代，随着岛内政治气候变迁及南海问题日趋复杂化，其南海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对南海政策的重新调整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适时展开合作提供了可能。马英九虽然强调“一中各表”，但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成为其南海政策的重要基础。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宣示主权后，马英九当局几度表达抗议，多次重申岛屿主权属于“中华民国”。这是近几年来台当局罕见地正式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明确阐述其对南海主权及南海争端的政治立场。可见，大陆和台湾地区基本政治立场的一致使得双方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多的表现出一致性。可以预见，只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往前推进，南海合作势将在不远的将来提到协商日程上来。
大陆和台湾地区目前拥有南沙群岛的8个岛礁，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大陆和台湾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雄厚，无可争议的成为了“枪手博弈”中枪法超群的枪手。（二）第二集团：越南和菲律宾
越南自1975年4月14日出兵占领南沙群岛的几个岛礁之后，至今已陆续占据达29个之多。同时越南坚定地宣布对整个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享有主权。2010年4月1日，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军舰的护卫下巡行南海并发表讲话呼吁：“寸土不让，誓死保卫南海主权。”到目前为止，越南已基本完成对其所占南沙岛礁的军事控制和部署，并还在不断加强所占岛礁的基础建设和防御能力。不仅在控制所占岛礁方面，在掠夺南海资源方面越南受益巨大：“自1989年8月将南沙西南部总面积达3.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经济科技服务区’，列为其海上油气资源开发的重点区域以来，越南已同16个国家28家石油公司或财团合作，在越南沿海及南沙海域进行油气勘探活动。较为重要的油田有“大熊油田”和“青龙油田”，后者完全坐落于我南沙传统海疆线内。越南政府对南沙海区水产资源的开发也毫不放松，动员和鼓励渔民、水产公司深入南沙海区进行捕捞生产。越南还同外国渔业公司签订合同，开展合作捕捞。”
菲律宾自1970年开始派兵占据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至今已经占据9个岛礁。菲律宾同样在各占据的岛礁上派有驻军，建有各种军事设施。特别在南沙群岛的第二大岛——中业岛，自1999年开始，由菲律宾军方、政府及邻近南沙群岛的巴拉望省民众投资进行实质的开发，已经建成防护堤、环岛公路、简易机场等设施。菲律宾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我南沙群岛海域的油气进行勘探与开发。其主要活动地区有两个，一个是礼乐滩盆地，另一个是巴拉望盆地。菲将上述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矿区，以“联合服务合同”方式授权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作业。菲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发的是马兰帕雅气田，该气田位于巴拉望盆地西北部，跨越我传统海疆线。菲律宾也是南海争端中获益巨大的一方。
跟第一集团不同，把越南、菲律宾归为第二集团不是因为两者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上或者利益上的一致性，而是因为两者在南海争端中都是雄心勃勃的挑战者，有坚决维护既得利益的决心，自身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实力、外交资源，在“枪手博弈”中是最佳枪手的主要威胁。（三）第三集团：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从1983～1986年，共侵占我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礁，并已把弹丸礁开辟成为一个旅游点，以强化其对所占岛礁的‘合法化’。”该国是掠夺我国南沙海域油气资源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就是在我国南沙海域油气勘探开发最为活跃，勘探和开采油气最多的国家。“有资料称，早在1968年，马来西亚就将南沙群岛南部海域约8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为对外招标的‘石油矿区’。目前马已在我南沙海域钻井达100多口，其油气开发范围已深入我传统海疆线内约120海里。”“就马来西亚的情况而言，随着1988年3月中国与越南之间所发生的海军冲突事件，南沙群岛在马来西亚国家防御计划中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上升到了至关重要的优先位置。”
文莱也已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发行标明海域管辖范围的新地图。它声称对南沙群岛岛链西南端的路易莎礁（即我南通礁）拥有主权，并分割南沙海域3000平方千米。此外，该国对掠夺我油气资源也不甘落后，“目前已开发油田9个，气井5个，年产原油700多万吨，天然气90亿立方米，并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印度尼西亚虽然没有侵占我南沙岛礁，但从1966年以来便在海上划分了“协议开发区”。1969年10月它在与马来西亚签订的大陆架协定中，便侵吞我南沙海域5万平方千米。1980年3月，它单方面宣布建立20海里专属经济区，企图进一步侵占南沙海域。该国近几年来也积极招标吸引外资实施海上开发油气资源，迄今已在我传统海疆线内打井20余口。
这几个国家中，尽管马来西亚侵占岛礁达9个，掠夺石油资源也最多，但是其本身与越南和印尼甚至泰国之间的矛盾重重，而且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更多的关注点在经济利益上，况且“中国继续推进与领土要求者的双边谈判，并且在与马来西亚谈判中明显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印尼是东盟大国，但在南海争端中只在海域划分上与中国冲突。因此中国与此集团解决南海的难度较越、菲要小的多，这三个国家也就扮演了枪手丙的角色。三、依据“枪手博弈”对三个集团的分析
还是回到“枪手博弈”之中，上文提到，博弈方在博弈中能否获胜，不单纯取决于他们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博弈方实力对比所形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枪手博弈”中，尽管三者相互痛恨，但是乙、丙是天然盟友，先把甲杀掉，他们的生存几率都上升了。
但是，显而易见，乙、丙这种联盟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任何一个联盟的成员都会时刻权衡利弊，一旦背叛的好处大于忠诚的好处，联盟就会破裂。在乙和丙的联盟中，乙是最忠诚的。这不是因为乙本身具有更加忠诚的品质，而是利益关系使然。只要甲不死，乙的枪口就一定会瞄准甲。但丙就不是这样了，丙不瞄准甲而随便开一枪显然违背了联盟关系，而且丙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乙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是只要对自己有利，丙仍然会背叛这个联盟。
我们把甲、乙、丙三个枪手具体化为南海争端中三个层次的集团，南海问题也就转化为这三个集团之间的博弈。根据以上分析，理论上乙不会选择妥协，也就是说中国一方不可能通过与第二集团的越、菲达成共识的方法解决南海问题，越、菲集团只能采取与争端中的第三集团合作的办法共同对付中国。而目前的中国依据自己的实力，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之下，不可能去抗衡第二集团和第三集团的联合。目前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有规则”的状态，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制定规则的程度，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所以一旦中国用武力夺回全部南海被占岛礁，驱逐任何争端方的势力，即使这种抗衡的结果是中国取胜，也只能是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的惨胜，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中国不得不慎重使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因为这种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必然会引起美国及其盟友的反对，从而切断自己部分或大部分资金和先进技术来源，断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世界接触，对于中国来说利益太大了，自我孤立将意味着不仅中国真想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望会成为泡影，就连地区坐大也办不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武力解决南海问题的成本太高，代价巨大，即使取得胜利，之后的道路也是步履维艰。
综上所述，中国无论采取和平还是采取武力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鉴于对自己实力和国际环境的考量，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与第三集团国家联合的策略，共同排除第二集团在南海的影响。四、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办法：采取分化与联合的方式，构建利益联盟
关于与第三集团联合的策略问题，我认为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策略是可行的。虽然第二集团与第三集团国家同属东盟集团，并且自1992年马尼拉东盟外长会议产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东盟宣言”以来，东盟国家多次表达东盟国家集体处理冲突的立场，但是东盟国家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可以加以利用，也就是说“希望来自中国的威胁会加强东盟的团结的看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中国可以联合矛盾的一方与另一方对抗。“领土问题仍然是今天东盟最大的瓦解因素……对海洋和岛屿的司法权要求将仍然是东盟谈判的主要问题，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将增加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得问题的解决更不可能。”东盟内部领土争端是东盟内部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沙巴—加里曼丹边界附近苏拉威西海中加里曼丹东北某岛屿的争端，马来西亚和文莱有关林梦的争端，久拖不决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有关沙巴的争端等等。另外，在海洋区域也存在许多争端，诸如边界划分、专属经济区、捕鱼权利及资源开发等问题。实际上，在南中国海和泰国湾的大多数海上边界都处在争端之中。表：东南亚地区的领土争端与相关国家（地区）
就算是南海问题本身，东盟也不能保持一致对外，相反，南海问题使得东盟集团内部出现了意见的分歧，这也就给我们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突破口。例如，“1999年7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马来西亚在寻求双边解决争端问题上，明显地接近中国的立场。在对于1999年中国在菲律宾申明拥有主权的两个沙洲上建造房屋的行动给予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没有获得其他东盟成员的赞同，尤其是新加坡的赞同，同时菲律宾感觉到被马来西亚出卖了。”“枪手博弈”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与第三集团国家的联合，按照这个模式，即使是在集团内部，中国也可以采取分化与联合的方式孤立另一方。比如中国在与第二集团的较量中就可以采取联合菲律宾排除越南的办法，同样在第三集团中或者第二集团和第三集团中，只要涉及其他两个国家，中国都可以采取利用其中一方排除另一方的办法。“2003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访问菲律宾时，提出国际间共同开发南海石油资源。这是中国试图打破在东南亚地区能源合作持续多年僵局的第一步。同时中国同菲律宾签署了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和中国向菲律宾发放5亿美元‘软贷款’的协议。”2004年9月初，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访华期间，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与中国国家海洋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决定共同在南海地区进行海底地震勘测。这是两国在南海合作问题上的关键一步。虽然菲律宾与中国的合作框架无关政治主权，更不意味着菲律宾放弃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但是重要的是中菲合作开发油气的窗口已经打开。中国同菲律宾签订南海合作条约极大地刺激了越南，越南认为菲律宾的单边行动背叛了越南，也背叛了东盟。越南一开始是强烈反对的，他们认为这是在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对菲律宾的出人意料的收买。越南还认为尽管对自身不利，但是仍然要接受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越南认为自己在南海争端中不能屈居人后，更重要的是越南认为如果这样的反对导致失去菲律宾这样一个东盟的盟友，争取东盟一致的支持便成为不可能。这样一来，中国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占得了先机。
再推而广之，不仅是南海争端中的“六国七方”，地区外大国也可以看作第三集团力量，起着制衡手的作用。印度尼西亚在1995年所做的便是运用这样一种策略。1995年12月18日，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签署了一份双边安全协议，尽管这个协议主要内容是两国建立的一种信任措施，但是对中国南海利益产生了消极影响。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否认该条约是针对任何“第三方”的，但是这份协议的战略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两国合作保护石油资源丰富的纳土纳群岛，而纳土纳群岛毫无疑问地处于我南海传统海疆线以内。还好印度尼西亚因为不满1999年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而废除了该协议，否则这将使得本来就纷繁复杂的南海问题雪上加霜。不仅是印度尼西亚，进入新世纪以来，美越关系的升温更值得我们警惕。2010年8月8日，美韩军演刚刚结束，“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就出现在越南的岘港。8月10日，美国约翰·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也抵达岘港进行访问。8月11日，美越南海军演展开，“华盛顿号”参加了这次美越联合海军演习。7月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河内一次地区安全会议上称，美国愿意在各方就南海“有争议”岛屿展开的谈判中充当调停人。在与地区外大国联合的方面，在这一轮博弈中，中国被落在了后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我们不能与地区外大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协议达到在解决南海问题上进行联合的目的，但中国是有能力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尽量阻止东盟国家与区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形成默契的。
由上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需要做的是给自身准确的定位，找准自身利益的关键点，让渡一部分利益，最大化自身关键权益。对中国来说这显然不是南海问题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是最可行的方案。例如在油气资源开采上，渔业资源，旅游资源等方面可以让渡自己的利益，与欲联合国家合作经营，甚至让其独营一定的年限等方式，使其受益。五、结语“枪手博弈”的模型告诉我们，实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强者未必能胜出，弱者未必一定不能取胜，而其中获胜的关键就是结盟。这给我们解决南海问题的启示是，即使战争不能避免，我们仍不能放弃联合的策略，永远不要忽略弱者，也许在博弈中，他们有极大可能是我们轻松胜出的关键。
虽然目前南海局势向着复杂化、国际化发展，南海问题上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常不利于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但只要理智分析这种趋势，构建自己的利益同盟，缓和次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南海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
缅甸独立后外交政策的演变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 张媛摘要 缅甸独立后，其政治发展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致使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几次较为重大的变化。但是，自1948年脱离英国而独立后缅甸就开始了中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尽管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历届政府均对外奉行着独立自主的中立外交政策。关键词 缅甸 外交政策 对外关系 中立主义一、导论
缅甸联邦是东南亚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佛塔林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国家，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石油与天然气储量十分惊人。自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后，基本上一直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历届政府均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中立主义。1956年7月19日，吴努在讲话中指出：“缅甸目前的中立政策有三个特点，即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同一切国家友好相处；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努力消除两个国家集团的隔阂。”1962年，奈温执政后，缅甸政府宣布继续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也更进一步从世界舞台上隐退。1974年1月通过的《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缅甸一贯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世界和平和各国间友好相处为目标，遵守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在区域问题上，缅甸尽量与周边国家维持善邻关系，以保障边境安全。缅甸成功地维持着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但同时也接受外国援助来弥补其落后的经济，1988年9月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实行对外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先后颁布了《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实施细则》、《缅甸联邦外国投资委员会1989年第1号令》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令，积极吸引外来投资。前“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秘书宇考尼恩在1951年3月30日曾发表演说：“……我们是小国，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各种方法避免卷入权力集团……”通过种种迹象我们可以了解，缅甸的中立主义外交政策实质上是与中共、美、苏等强权都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是缅甸的对外政策确实是保持了独立与不结盟的总体方向。二、缅甸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缅甸当局多年来实行的是在大国之间、在邻国之间搞“平衡”的中立政策，试图改变它在国际大家庭内受到孤立和制裁的局面，每当国际关系发生一点微妙变化时，往往也会直接影响到缅甸当局，使其作出决策调整。美国自奥巴马上台以来，力图重返东南亚，他们将缅甸纳入其重点突破之列；日本也在大力加强它与东南亚各国以及和东盟的整体关系；印度为了与中国抗衡与竞争，也努力与缅甸发展多方面关系，希望过去印度在东南亚具有深远影响的辉煌局面能够重新显现；再有我国台湾也一直担心在中国—东南亚交往中被边缘化，为保持与东南亚各国较密切的关系，从未放弃南进的努力。在多方作用影响下，缅甸的对外关系发展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必然会发生变化。但是，分析缅甸对外关系的几个阶段，不难发现，缅甸在对外交政策进行局部调整的前提下仍然较好地保持了中立的外交原则。（一）缅甸独立后初期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1949～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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