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丝：钱学森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纯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蚕丝：钱学森传试读：

前言

钱学森的一生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是中国第一代核导弹与卫星的缔造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用以与美军抗衡的“春蚕”（silkworm）反舰导弹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但他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留美经历长达15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因中国的介入而使美国掀起反共浪潮，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才被强制遣返回中国。

钱学森何许人也？出生于1911年的他是教育部一名小官员的独生子。1935年，作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钱学森首次来到美国。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门下受教，帮助创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尽管身为中国公民，钱学森却获准参与美国的机密政府项目。钱学森在流体力学、结构屈伸和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工作为美国先人一步进入太空时代而作出卓越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美国此时正在进入冷战的歇斯底里状态。许多科学家均身陷其中。

钱学森便是其中之一。1950年夏天，就在钱学森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就任罗伯特·高达德（Robert Goddard）喷气推进讲座教授一年后，他被“指控”为共产党员——对此他坚决否认。然而，这一“指控”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钱学森被收监关押了两个星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美国移民局召开了旨在将钱学森遣返中国的听证会——尽管根本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钱学森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

尽管钱学森和他多年来的同事都力证他的“清白”，但他还是被认定为有罪。在接下来的5年中，钱学森的家一直处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下。这是一个机密冷却期。最后，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到中国。

在钱学森遭美国驱逐回国后，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威廉·莱恩（William Ryan）和苏墨林（Sam Summerlin）合著的《中国的蘑菇云》（The China Cloud）一书中这样写道：“从一开始起，1956年就是一个极度活跃之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则写道：“中国的战略导弹项目……从1956年初开始初具雏形。”西德尼·德雷尔（Sidney Drell）在为二人撰写的《造导弹的中国》（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个工业和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穷国家，居然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技术和军事成就，而且是在‘大跃进’所带来的激烈政治动荡之中，简直令人惊叹。”导弹专家P.S.克拉克（P.S.Clark）则表示：“钱学森是最重要的归国学者……他结合了苏联和美国尽管有些过时的知识体系，中国人因此便有能力开展自己的太空项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学教授葛守仁指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导弹科学，也因之革新了军事科学。他是这个国家的首席科学家和工程师。”曾担任钱学森助手、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道：“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他指出，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在技术上至少要落后20年。“中国的太空产业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他是最顶尖的科学家，最权威的人物。”

钱学森的故事犹如史诗，包含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这其中，有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日本对上海的疯狂轰炸，在南加州干枯河谷中进行的美国秘密导弹试验，诞生于德国集中营工厂里的V-2火箭，曾关押了钱学森的小岛，以及他列席的那些中苏最高级别会议。

这也是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如何在可耻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犯下最愚蠢错误的故事。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迫害摧毁了美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的事业。

这还是一个讲述钱学森科学成就和领导才能的故事。在他的帮助下，美国和中国先后进入了太空时代。就在他的有生之年，钱学森将一个“黄包车之国”变成了拥有火箭的军事强国。即使在数十年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中国依然奇迹般地造出了原子弹，拥有了太空项目。

最后，这亦是一个羞涩、内向、天资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传奇，他毕生都渴望在和平环境中工作，但却不断卷入全球政治的旋涡中。

撰写这本书并非出自我的想法，而是源自哈泼·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资深编辑苏珊·拉宾娜（Susan Rabiner）的主意。1990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科学史会议上，拉宾娜从加州理工大学档案管理员和历史系兼职教授朱迪思·古德斯坦（Judith Goodstein）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科学史教授劳伦斯·巴达斯（Lawrence Badash）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钱学森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讽刺意味使得苏珊开始积极寻找撰写钱学森传记的作者。1991年，拉宾娜将这个项目介绍给了只有22岁、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写作课程的我。尽管我对钱学森的生平一无所知，我却和苏珊一样为他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我决定接手这本书的写作。

难度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首先，钱学森是航空工程学领域的专家，而我对此一窍不通。作为一位全才，钱学森撰写的论文跨越多个领域，我访问的专家中没有一个熟知他的全部工作，即使是钱学森最有成就的学生也一样。其次，关于钱学森生平的许多材料都是中文，尽管我能说流利的汉语，但中文阅读能力却相当初级。再次，钱学森毕生与政治和军事机密打交道，由于牵涉国家安全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获取相关文件都很困难。最后，钱学森自己不接受采访，尽管一次面谈就可能永远地澄清围绕着他生平的众多阴影。回到中国后，钱学森从未接受过美国记者或学者的采访，并拒绝了无数中国传记作家为他作传的请求。他只允许自己的秘书在他去世后为他撰写传记。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曾对一名加州理工学院学生说道：“一个人不到临终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后悔。”

我想强调的是，这本书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其中之一便是，许多技术细节都被省略了。自圆其说的解释是，在美国，钱学森并不是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而被大家铭记的。相反，人们记住的是他被遣返，并成为中国科学带头人的事实。毫无疑问，钱学森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者，但他的同事们反复向我强调，他并不能跻身于牛顿或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之列，甚至也无法匹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西奥多·冯·卡门。在美国，钱学森或许解决了一些空气动力学领域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未令他所在的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未能开创出一个自己的领域。如果钱学森在1955年去世，此后没有回到中国，他的生平不可能成为一本一流传记的素材。

许多人都认为，尽管作为一名理论学家的钱学森天资聪颖，但他最值得人们铭记的是在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在美国的科学成就。“在科学的预见性上，他不像冯·卡门、爱因斯坦和特勒等科学巨人一样，富有远见卓识，”钱学森的朋友、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航空系教授的马丁·萨默菲尔德（Martin Summerfield）指出，“他和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可以帮助那些人完成计算工作，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但却无法成为大师。我认为，钱学森的长处在于复制。复制大师们所创造的东西。”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盖福德·斯蒂弗（Guyford Stever）也持同一观点：“钱学森对美国的贡献很大，但并不是无与伦比的。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是惊人的。”曾受教于钱学森门下的霍尔特·阿什利（Holt Ashley）猜测：“如果不是钱学森回到中国，并致力于向美国展开‘复仇’行动，中国可能不会拥有相对于美国的某种技术优势。回过头来看，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

此外，这本书也并无野心揭示麦卡锡时代发生于钱学森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全部活动。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向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许多信息披露请求仍在处理过程中，一旦这些请求得到答复，或许会对钱学森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的经历有更多了解。法律规定，联邦调查局必须对依《信息自由法案》而提出的请求在10天之内给予答复，但由于请求堆积如山，通常的回复时间至少要等上两年，有时甚至长达10年。

幸运的是，有很多其他消息来源愿意讲述钱学森的生平故事。关于钱学森留美那20年中发生的事，资料并不匮乏：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献记录。联邦调查局关于钱学森的文件一部分保存在美国海关文件中，大量陆军情报部门的文件可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同事和学生大多均尚在人世，且健康状况良好，他们都很愿意提供关于钱学森个性、科学成就和与美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口头历史记录。钱学森回国后，也有大量关于他的新闻报道，英文部分都可以在计算机数据库中找到，此外，我的研究助理、中国科学院科学史学者姚蜀平也系统性地帮我挖掘并翻译了大量材料。

最大的问题是获取钱学森在帮助中国建设导弹和太空项目的那几年中的个人情况。他从事了哪些科学工作？他在政治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关于钱学森生命中各阶段的记录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整个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钱学森在中国活动的新闻报道。

我很幸运地找到了少数愿意与我交谈的中国火箭科学家。总体上，这些人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留苏工程学研究生，在钱学森归国时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比钱学森年轻一代的这批人仍思维敏捷，当我与他们交谈时，他们依然清楚地记得中国太空项目的发展历程。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个到中国来就此进行深入采访的美国人。我和他们先后在华盛顿、上海和北京见面。谈及中国太空项目的缺点和优势，他们身处其中的共产党政权，以及钱学森其人，他们都非常坦诚，对此我深表感激。不幸的是，由于某些敏感问题，在写作时我只能隐去许多人的姓名。

与我最初的预想相反，我在中国访问过的绝大多数人渴望谈论钱学森。他们对这一写作项目的热情和诚挚帮助令我惊讶。他们邀请我到家中，与他们共进晚餐，与我一道分享那些老照片、信件和回忆录。没有一个人拒绝我使用录音机。我采访的人中包括钱学森的亲戚、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和手下的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些间接认识钱学森但却提供了非常好的线索和素材的人：一位最近刚刚拍完一部关于中国导弹项目的纪录片的制片人，几位新闻记者，歌剧演员，历史学家，以及图书编辑。为了完成这些采访，我的足迹遍及三个城市，从杭州山上的高塔，到举行于上海的太空展，从北京一条小巷子里的小学，到只有少数政府官员才有资格参加的晚宴。

与钱学森之子钱永刚的对话是最重要的采访之一。1991年，我有幸在加州弗里蒙特采访到了钱永刚，当时他正在一家台湾电脑公司中任职。钱永刚与他父亲40多岁时几乎一模一样：个子不高，长圆脸，圆眼睛，皮肤光洁无瑕，带着温和的微笑，乌黑的头发留着偏分的发式。他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公园，我们就在车中交谈，因为他不想让室友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

钱永刚乘船离开美国时只有7岁。直到30多年后，他才再度踏上这片土地。“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的学业，钱永刚不得不参军入伍，在工厂里待了10年，教工人们如何操作机器。“文革”结束后，钱永刚重返大学，并于1983年毕业于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获得学士学位。3年后，钱永刚被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录取，并于1988年拿到硕士学位。

在这次难得的采访中，钱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便是，他的父亲仍对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对他的所作所为心怀怨恨。“这就像有人在你家里做客，你却把他踢出去一样，”钱永刚说，“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过罪，那倒也无话可说。但我父亲却将他生命中近20年的时间奉献给美国，为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作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得到的唯一回报却是被赶出这个国家。”

钱永刚说，这便是钱学森为什么拒绝重回美国的原因——即便是在1979年，被加州理工学院颁授了“杰出校友奖”，也没有使他改变主意。钱永刚指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航空学教授弗兰克·马布尔（Frank Marble）曾邀请钱学森前往帕萨迪纳参加颁奖典礼。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甚至与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协商解除钱学森驱逐令的事宜。然而，钱学森却并没有回去。

在钱学森的中国同事中，那些年轻一点儿的人很多都完全不了解钱学森与美国移民局的这段痛苦往事，因此，他们对钱学森拒绝重返美国大惑不解。钱永刚回忆说，有人劝告钱学森抓住这个去美国的机会，让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

但钱永刚对我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他的父亲重返美国：来自美国政府的道歉。这是一种姿态，为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把钱学森当成犯人一样关押起来的所作所为而赎罪，弥补钱学森在被遣返回中国前的那5年中所经受的折辱。钱永刚指出，这甚至不需要是来自总统一级的道歉：“只要政府中有人站出来说，美国在40年前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那就足够了。”

1 杭州（1911~1914）

钱学森最早的记忆，差不多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那是他，一个3岁不到的小男孩，不知和谁一起，站在湖边，望向朦胧的层峦叠嶂，山寺尖塔。

那湖，是西湖。那城，是杭州，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自古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钱学森的先祖们在此定居，已逾千年。在他生命的前3年，这里也是他的家。

3岁的孩子恐怕还太小，记不住那么多细节，所以钱学森关于西湖美景的全部记忆，或许都源自长辈们在此后岁月里的不断灌输。那些渔舟唱晚、桨动湖光、接天莲叶、映日荷花的朝朝暮暮，那关于龙凤衔珠、遗为西湖、化做青山、永护杭城的美好传说，谁不想将这些关于斯时斯地的美好记忆传给下一代呢？

10世纪时，吴越王钱镠疏浚西湖。钱学森正是其后裔。1276年，当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湖心岛上，宫阁峙立，载着歌伎和乐师的画舫穿梭往来，娱达官贵人以声色。连周游世界的马可·波罗也由衷感叹，杭州“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

钱氏宗祠坐落于西湖东岸。那是一座灰瓦朱漆白墙的小庙，盘龙照壁守卫着正门。这座宗祠亦由钱镠所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战乱天灾，依然屹立不倒。

站在宗祠之旁远眺西湖，北岸青山之上的保俶塔看起来就像一把匕首的阴影。但如果沿着林间的碎石小径爬上山去，这把匕首就会慢慢变成一座巍峨高耸、直插入云的青灰色砖塔。塔周饰以窗纹，八角形的塔座逐渐向上收束，直至成为天空中的一个细小黑点。

这座塔原为9层，本名天塔，建于公元970年前后，兴建者是钱学森的另一个祖先，吴越王钱俶的母舅吴延爽。几百年间，它被反复摧毁重建，到钱学森童年时，已经缩减为7层，但却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壮美轮廓。

尽管钱学森只在杭州度过了童年的一小段时间，但这座城市——或者毋宁说是家族在这里留下的古老遗产——却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定义他的一生。这些古老的家族传奇赋予钱学森天生的骄傲，并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在他那些消沉和倦怠的时刻，不断提醒他，中国最伟大的城市与他祖先的故事彼此交织，在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王族的血液。

钱家书香门第、世代簪缨，深受中西两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影响，自然志在高远。虽然既富又贵，他们却是教育和勤勉的忠实信徒。钱学森的父母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为一名学者，为社会作出长远的贡献。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一个沉静而温和的人。年轻时，高挑瘦削的他经常以一袭蓝布长袍示人，相貌英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对于他，亲友们如今仅存模糊的印象，所有记忆集中在他的晚年，那时候，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他已经变成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只有逢年过节时，侄孙辈们才被允许爬到这位慈蔼老者的膝上，玩弄他雪白的长髯。

1882年，钱家治生于富有的丝绸商人之家。在他成长的年代，正值西学东渐，少年钱家治在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当时还只是一所中学——完成学业。位于城东的求是书院由数栋小楼组成，其中只有一栋保存到了现在，褐檐白墙，盘龙绕梁，依稀可见当日盛时模样。

书院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仍是传统古文经典（一位著名的教授据说可以大段背诵《红楼梦》），另一部分，则是应1895年甲午海战后国内进步人士的倡议，在传统科目之外增加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西式课程。这些课程包括英文、生物和物理，不过，学生们并不亲手操作实验，只是旁观老师的演示。

1902年，钱家治作为中国留学生之一远赴东瀛，当时，日本的大学、军事院校和医学院盛名远播。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及文化上的众多共性，令游学东洋成为比留美、留欧更实际可行的选择。在日本，钱家治在两所大学就读，专攻教育学和哲学。

回到杭州后，钱家治就任良知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的同事主要由有志于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青年人以及日本留学归来的学者构成，本名周树人的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在学校里，钱家治不仅主管校务行政工作，还教授哲学和伦理学两门课程。

在杭州老家，钱家治迎娶了门当户对的章兰娟。1911年12月11日，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学森”的寓意是“好学而睿智”，这个名字投射出初为人父的钱家治对独子的殷殷期盼。

钱氏宗祠的东侧，与一条小溪平行的正是幽静的芳古园路。重重门户将道路一侧的深宅大院与外面的大马路隔绝开来。在其中一道大门背后，穿花拂柳，越过三进院落，便可见到数栋二层小楼。径直向前，精雕细刻的户门之后，便是钱学森幼时的家。

屋子里的地板漆以深红，满堂珍贵的红木家具，墙上挂满字画。像当时的大多数杭州人家一样，屋子并没有装玻璃窗，窗格敞开，以使空气流通。钱学森父母居住的卧室里，他们睡的一张大床在一位亲戚的形容里“犹如一间小屋子”。宝蓝丝帷张于床上，绣着红色莲花的床帐低低垂落，花梨木大柜立于床畔。钱学森不住在这里——他另外有自己的卧室。

和大多数杭州人家一样，钱家的一日始于破晓。著名杭州地方史学家胡国枢描述了钱家在20世纪10年代中的一天的日常生活。

起床后，钱家治穿上丝质或棉质的长袍，袍角直垂到蹬着一双手工制成的棉布鞋的足尖。仆妇在茶壶里注入热气腾腾的开水，端上作为早餐的米粥、发糕、葱油饼或包子。当时的大多数人家用吊起来的竹篮储存食物，竹篮的缝隙可以透风，犹如天然冰箱。在钱学森家中，则由纱橱储存食物。早餐之后，钱家治就会夹上油纸伞，拎着装在金属饭盒里的午饭，步行或坐黄包车上班去。一整天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下来，钱家治很少有机会在下午四五点钟之前回家。钱学森则整天都和母亲待在家中。

章兰娟幼时裹过小脚，这使她终生不良于行，无法操持任何体力活。但是，在大富大贵之家，通常都有佣人打理家务。据钱家亲戚回忆，钱家治家中当时至少雇着三个仆人：一名厨子，一个丫环，还有一名车夫。

在众人的记忆中，章兰娟是一个活泼动人的女性，经常穿着一身红色丝质旗袍。她受过正统的古文教育，在当时的女性中相当罕见。她的父母为她延请了一名私人教师，专门教授琴棋书画和三坟五典。她的崇拜者回忆说，章兰娟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在文静的外表下充满活力。由于无需受到家务劳动的束缚，她有足够多的时间教育自己唯一的儿子。

在钱家大门之外，是20世纪初的杭州，一座富饶的城市。在1910年到1920年间，位于上海西南100多英里之外的这座城市拥有20万人口。放眼中国，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在艺术、工业和风光上与其相媲美。

杭州自古便是商埠。蚕丝、棉花和龙井茶源源不绝地从这里的工厂向外流出。街上遍布真丝伞店、扇子店、旗袍店和竹器店。这里出产稻米、小米、红薯、梅子和西瓜，城外则遍布桑林和茶园。杭州的传统名菜包括红烧肉、清蒸河鲜和西湖醋鱼。

钱家的富足和杭州的富庶令钱学森的成长岁月在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中度过。然而，他却出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

像许多国家一样，历史上，中国一直努力将来自外国的影响阻挡于国门之外。直到1834年，偌大中国仅有一个口岸对外开放。然而，急于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打破了中国政府一直紧锁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获得了在一些港口的通商权。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杭州也开放为通商口岸。

外国思潮和技术的涌入，令一切都在激荡变化，杭州人的生活也加快了步伐。1897年，通益工纱厂成立，10年后，镇江兴业银行开业。从1905年开始，一条连接杭州和上海的铁路动工修建。报纸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市民们争相订阅本地的《杭州白话报》和《浙江潮》，以及上海出版的一些日报。杭州迎来了一场工业革命。

另一场革命也随之到来。1911年，统治中国两个多世纪的清政府被推翻。对欧洲列强的恐惧和敌意毫无疑问助长了中国人的反清情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相信，只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立宪政府，中国才可以强大。就在钱学森出生的那个月，革命军在南京打败了清军，宣布成立新政府。流亡在外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在圣诞节那一天返回国内，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尽管当时的钱学森可能还过于年幼，无法记住所有这些事，但盛大的庆典却席卷中国。在上海，市民们推翻城墙，将其视为封建余孽。长久以来被视为臣服于满族统治的屈辱象征的辫子被禁止，剃头匠守在城门旁边，从行人中抓出留辫子的人，当街剪去。在杭州，清朝官员被逮捕，市民们张灯结彩，遍插彩旗，欢庆中华民国的第一个新年。

孙中山做梦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由选举、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然而，1913年，作为议会多数党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幕后指使人便是孙中山的继任者——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孙中山的美梦被击了个粉碎。此后，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并在1914年解散议会。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避身于日本，袁世凯则开始密谋登基称帝。

尽管政治上大玩权术，袁世凯却大力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他要求所有男性国民都接受免费基础教育，并开始推动实验性的师资力量培训计划。这些改革发生时，钱学森正好到了受教育的年龄，此外，他的父亲也因这场改革得到了教育部的任命。1914年，钱家治辞去在杭州的工作，打点行装，举家迁往北京。钱家与杭州长达千年的血脉关联自此而止。

2 北京（1914~1929）

举家搬迁至北京是钱学森童年最大的一件事。进城时，他还是蹒跚学步的幼童，待到15年后离开时，他已经是一个少年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北京都是中国城市中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过去的500年里，这里是首都。1908年，就在钱学森一家进京前不久，北京70万居民中，约有1/3是清王朝的军政人员。当钱学森到达这里时，他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街道上身着蓝布长袍的官员穿梭往来，这身装扮在当年的京城是上等人的标志，就像今日华盛顿特区满眼的灰色条纹西装。

在北京生活的15年，让钱学森得以吸纳这里积淀千年的文化，同时也目睹了古老中国现代化的动荡转型。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

亲友们已经无法准确记起钱学森初到北京时的住处位于何方，只有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影子，仿佛是宣武门外的某个宁静的宅子。如果它像当时京城大多数中上之家的典型住宅一样，那么就应该是个北方风格的四合院，正房的窗户朝南，以便采光取暖，而厚重的北墙则负责抵御风沙。大多数家庭中没有现代化的水电管线，只能以油灯照明，煤炉取暖。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用得上自来水，其余的则要购买井水。每三五条街就有一座水铺，通常有两三间房，一口水井，持照经营的老板下面是十几个挑水夫。这些挑水夫每天推着装满两大桶水的水车走街串巷，卖水为生。当时的家庭中还没有冲水马桶，挑粪工负责清理茅房，收集起来的粪便被晒干，装袋，由骆驼驮往城外，卖做肥料。

北京的一切，无论是住宅、街道还是文物古迹，都是为了强调等级之分而设计的。城墙拱卫下的京城，越是达官显贵，便越接近内城。从外向内，依次是旗兵驻扎的满城，达官显贵居住的小皇城，以及位于京城核心的紫禁城。在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中，居住着皇帝一家，全盛之时，数万名太监、宫女、厨师和园丁在宫室亭台间穿梭往来，为皇室提供服务。

然而，北京的大多数房屋却与这些皇室建筑形成鲜明对比。登高远眺，一片灰瓦仿如深沉的海洋，翘起的屋檐则是浪尖。钱学森很少有机会见到北京的阴暗面。一条污水沟穿过城中贫民和苦役聚居的地区，每当大雨倾盆而下，便会污水四溢，淹没民居。许多孩子淹死在这条臭水沟中，而它也成为散播污秽和疾病的渊薮。在典型的大杂院或黄包车库里，常常挤着二三十个苦役，只能以地为床，相拥取暖。有些家里穷到只能共穿一条裤子。

阶级意识和阶级压迫在街头表现得最为明显。富人高高地坐在轿子和马车上，平民百姓则只能步行。北京城里的男人，每6个人中就有一名黄包车夫，有些不过13周岁，另外一些则年逾古稀，因为一辈子的辛劳而弯腰驼背。这些车夫都穿着阔脚裤，足踝处打着布带或绑腿。黄包车上的铃铛不时响起，“好像一千部响起的电话”，提醒行人注意避让。有如此多的车夫充当脚力，京官们难得走一步路。乘坐黄包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走在北京干旱季节尘土飞扬、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的土路上。“穿长袍的人不走路，”一位专栏作家这样写道，“这是京城里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像钱家这样的人家，往往雇有私人车夫，拉着他们在城里穿行。

对于钱学森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北京的街道和市场想必蕴藏着无穷的乐趣。耍杂技的把身体扭成各种不可思议的形状，吹糖人儿的把糖稀捏成各种动物，还有能用苇草编成各种玩具的小贩。老北京人也许宁愿躲在剧场里品茶听戏，消磨时光，但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小男孩来说，熙熙攘攘的街道和街上的各色人等，显然要有意思得多了。

钱学森想必也观察到了北京人对学问的尊崇。北京是一个属于读书人的城市。尽管在那个时代，在中国的一些省份中，99%的人还都是文盲，但在北京，甚至连苦力、杂役和黄包车夫都能阅读报纸和书籍。这个城市的高文化普及率部分归功于每3年举行一次的殿试。每隔3年，就会有一批新的学子涌至京城，接受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选拔考试。只有少数人可以鲤鱼跳龙门，剩下的许多人或是为北京所同化，或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往往就地择一教席谋生。正因如此，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钱学森被送进了幼儿园。这是北京开办的第一所幼儿园。随后，大约在7岁的时候，钱学森被专门接收天才儿童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录取。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址本是一所王府，一条长廊串起六进院落，两边种着珍贵的花梨木和竹子。花园里遍植海棠，白色花墙和月洞门掩映其间。这里的环境十分清幽，只有孩子们的笑声和跑步声偶尔打破寂静。

钱学森的父亲任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考核各级学校、修订教科书、督促私塾改制、监督外国学校以及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成立于1909年9月19日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中国第一批公立小学之一，最初隶属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身）。这所大学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之一，率先向女性敞开大门，而它的小学则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当钱家1918年来到北京之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北京师范大学下属的几所实验小学之一。

这所学校的毕业文凭通常被认为是未来在政府谋得职位的敲门砖，因此竞争非常激烈。入学考试那天，成百上千名幼童从北京的四九城汇集到校门前。家境富裕的乘坐黄包车，贫寒之家则只能安步当车。所有孩子都打扮得平头正脸，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紧张地和父母一道排队等候进入考场。他们鱼贯而入，逐一接受考试小组的审核评判。

第一关是口试，问到的问题包括描述眼前的一幅画，解谜语，以及倒着数数或正确完成简单加减运算，从而表明自己的数学能力。此后会进行体检。近视的、羸弱的、色盲的孩子都不能入选。事实上，那些在考官看来太矮、太高、太胖、太瘦——甚至是太丑——的孩子，也会马上被筛掉。“那时候，被选中的孩子不仅要聪明，还得漂亮、健康，个头适中，这样当所有人都站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才会赏心悦目，照出来的相片也会比较好看，”熟悉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历史的霍懋征如此回忆道，“申请的学生太多了，学校尽可以挑肥拣瘦。”

筛选老师的严格程度绝不在学生之下。只有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而只有少数毕业生可以留校任教。这是一群严谨而又充满奉献精神的人，常常不惜花上一整晚的时间精心准备教案和教学大纲。这个职位深受尊重，很少有人会中途另谋高就。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许多教师，都是22岁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直到40年后才退休离开。

作为一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钱学森幸运地躲过了当时刻板、严酷的中国传统教育。在这里很少体罚，教师们即使生气时也不会对学生大声呵斥。这里的教育哲学是身教胜于言传。当学生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时，他不仅可以坐下来说话，还会被奉上一杯清茶，就像是一个尊敬的客人一样。

但是，在其他方面，这所学校和同时期的所有中国学校一样严格。每天清晨都要检查头发、指甲和总体卫生状况。学生和老师都有严格的着装规定。孩子们需要穿上白色棉布制服和布鞋，男性教师身着黑色外套和白色长袍，女性教师上身穿着领子浆得笔挺的长袖衬衫，下面则是一条白裤。上课时，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必须像士兵一样坐得笔直，挺胸抬头，双手背在身后，不许乱动。

每天上午，学生们都要练习书法。洗净双手，将宣纸小心地铺在案上，把墨研得又黑又亮，然后就要用毛笔饱蘸浓墨，在九宫格上逐行描写。入学第一年，学生的手太小，肌肉也不够有力，因此写出来的字通常大而僵硬。但到了第二年，字体便开始变得柔和流畅，颇具架势。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学生们停止描红，开始自行临帖。在6年的时间里，一名学生被要求至少学会3500个字，这样，他们就可以读书看报了。

下午的课程安排转向探索自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便是鼓励学生写“自然日记”，用玫瑰花瓣、叶子和图画代表他们还未能掌握的词句。课程内容包括地球科学、地理学、音乐和美术。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北京的名胜古迹——长城、十三陵、北海和中山公园——实地探访。

钱学森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他是模范学生，课业上永远超出同学一筹，而且是老师眼中的宠儿。他的老师发现他的过人天资之后，特意安排他跳了一级。在同班同学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极为聪颖的小男孩，叠的纸飞机比谁飞得都快都高。“他叠得非常精细，非常小心，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飞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多年以后，钱学森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从这个小游戏中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的办法达成目的。”

钱学森的学校生活十分规律。放学时，钱家的黄包车已经等在门口，钱学森爬上车，跪坐在座位上，脸朝后望着同学们远去。回到家中，他的教育仍要继续。在钱学森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而非母亲。钱家治从来不硬性向儿子头脑中灌输常识，与之相反，他喜欢激发儿子的好奇心，鼓励钱学森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

钱学森的兴趣在父亲的鼓励下全面发展。他是一个业余标本制作家，自己做的乌鸦和麻雀标本足以开个小型展览。夏日来临时，钱学森会捕捉蝴蝶，收集岩石和化石标本。他学钢琴、小提琴、水彩画。他的房间里堆满自然科学和数学书籍。钱家治在花钱给儿子买书上面毫不吝啬，“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70年后，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写道，“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

钱学森的父亲说过，捕捉昆虫是理解生物学的开始，寻找化石和岩石碎片则可小窥地理学的门径，学习绘画有助于理解美的概念。钱学森热爱绘画。多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儿子钱永刚，如果没能成为一名科学家的话，他很可能会当一个画家。

时光流逝，钱学森在中西合璧的氛围中慢慢长大。这种氛围令他勇于提问，寻找答案，甚至敢于挑战权威。不过，尽管经常提出问题，钱学森却不是那种叛逆的人。天性平和的他大多数时间在家中度过，宁可读书学习，也不愿与邻近的小孩子一道玩耍。“再没有比他更乖的儿子了。”钱学森的一个亲戚特别强调说。

钱学森10岁时转到了几条街以外的另一所学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是男女合校，但从五年级开始，便按照性别分班。女孩子们留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有志继续就读的男孩子则要转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升入高年级并非自动。钱学森班上的学生需要接受另一轮比入学考试难得多的考试。此外，他们还要同校外的其他申请者竞争。全北京大约有1600名学生前来参加考试，争夺160个名额。然而，钱学森却是例外。他的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以至于老师将他作为保送生之一，无需考试，直接进入高年级。钱学森的老师为他下了“学业上、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出类拔萃”的评语。

1921年，与其他100多名男孩一道，钱学森步入新的学校。主教学楼是一栋三层高的青砖小楼，与北京师范大学正好隔街相望。

扶着红色的旋转楼梯栏杆拾级而上，一眼可见长长的一条走廊，一侧是教室，另一侧则是一排平开的玻璃窗。秋风拂过，举目望向窗外，街上的黄包车夫和行人尽收眼底，远处，是北京师范大学灰色的屋瓦和砖楼。

教室又大又宽敞，设备相当齐全：黑板闪闪发亮，课桌十分舒服，明亮的阳光打在一排排书架上。两年沉重的学业和激烈的竞争等在前面，在那之后，钱学森还将接受另外几轮考试——初中入学考试，高中入学考试，大学入学考试。

尽管从钱学森幼年起，中国就在试图改革教育体制，但钱学森受到的教育基本上仍墨守成规。与他父亲上学时差不多，学校里强调的还是死记硬背，相信权威，把考试和通过考试放在教学的第一位。历史久远的东西往往不会轻易屈从于变革的压力。

中国的考试制度一向广受争议。开启于汉代的这套人才选拔制度从明朝之后在中国文化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从表面看来，这一体系给人一种唯才是举的假象，但实际上，它却排斥真正的思考和求索能力，受益者多为权贵。科举考试只面向特定的一群人：女性被完全排除在外，僧侣、行刑者、妓院老板、理发匠、服丧者、戏子及其后代也都无权参加考试。但更重要的是，艰涩的考试内容和对某些特定内容的强调将更多的人挡在大门之外。只有富人家里才请得起私塾先生，没那么富贵的人家只能寒窗苦读，皓首穷经。

热衷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必须经过三轮考试。第一轮被称为童生试，每年一次，在每个考区最大的城市中举行。应试者必须在12天里完成多篇诗文。通过童生试的人有资格参加当地官学主持的两年一度的考试，少至髫龄幼童，长至八旬老翁，全都要在逼仄的监号里考上一天一夜。为了防止作弊，这个过程还要重复一次。在大约2000多名考生中，只有20个文笔最优秀者能够脱颖而出。他们从此将被称为秀才，享有免交赋税、不被动刑的特权，而且可以进入当地官学攻读3年。

接下来就是每3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秀才们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每12000名考生中，只有100余人可以通过这第二轮筛选。在长达3天的时间里，他们被关在仅容一人睡卧的号房里，完成规定格式的八股文和试帖诗。为了应付考试，一些人发明出了巧妙的作弊方式，但是一旦被发现，就可能被处死。科举考试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人因此而神志失常，还有人在号房里突发疾病甚至死亡。那些最终胜出的考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简直就像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一样”。他们自此可以夸耀乡里，在官僚体系中占据要职，而且获得了参加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考试的权利。

每3年在北京举行一次的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最优秀的试卷被挑选出来，由皇帝加以御笔朱批，而这些八股文的作者也自此成为“士林典范”。能够在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考生几乎一定能够在帝都为官，许多人还会成为皇帝的内阁成员和宰辅。

根据政治风向和朝代变迁，考试的内容和方式也时常改变。帝王的个人喜好常会左右取士标准。比如，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就偏爱华丽的文风。“即使是字体也以丰圆肥润为上”，一位学者指出。而雍正皇帝当政时，宣扬止战非攻、与民生息的文章则大行于道。

有时候，科举考试甚至会带上一点刺探情报的间谍战味道。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征服了整个中国。一心想着如何完成统一大业、镇压汉人反叛，满族征服者将科举制度也当成了收集各地情报的一种途径。在考试中，考生们被要求用简短的文字回答诸如如何镇压叛乱、如何筹集军费、如何查处腐败、如何促进满汉融合等实际性的问题。

到了1740年的时候，科举考试已经开始遭到考生们的激烈抨击。当时人口激增，但入选名额却保持不变，而且即使是通过考试者，也很可能得不到官职。一直以来，官府对于这些问题和未能谋得官职的学子们的抱怨置若罔闻，但到了20世纪初，整个科举制度不得不作出改变，以应对西方遥遥领先的技术进步。

就在钱学森出生前几年，1901年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中同意，凡有西方人遭义和团杀害的地区，科举考试停办5年。1901年，光绪皇帝下令废止八股取士，把考试重心从玄虚的八股文、书法和律诗转为更实际的施政问题。1905年，科举考试全面废止，此后在中国发生的众多大事更进一步动摇了传统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

1915年，废除选举、称帝登基的袁世凯统治下的政府日益身陷外国债务的泥沼之中。对他窃取权力的声讨浪潮席卷全国，地方军阀纷纷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独立，袁世凯羞愤交加，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于1916年死于尿毒症。各地军阀之间的内战此起彼伏，自然灾害和饥荒也肆虐中原。尽管钱学森此时仍勤勉而愉快地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之中，他却不可避免地将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中长大成人。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深具影响力的访客先后来到北京，其中包括美国教育改革家杜威（Dewey），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些人中影响最大者首推杜威。在公开演讲中，杜威鼓吹在民主的环境下将教育与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强调让孩子在课堂中扮演主动角色，杜威给中国带来了“游戏实验室”的理念，用沙箱、测量仪器和积木打造出一个新式课堂。中国的教育家开始加倍关注美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比如男女合校、智商测试、心理测验以及课外活动等。钱学森不仅可以从学校中接触到这些理念，而且也可以在家里，从在教育部工作的父亲身上耳濡目染。

尽管为等级制度服务的旧有的教育制度已然灰飞烟灭，但它并没有一下子为现代的西方教育体系让开道路。一方面，在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下，钱学森被鼓励去探索、提问和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而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够向教师的权威发起质疑。他仍然面临无休无止的默诵和考试。这样的结果就是，钱学森的童年几乎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如流沙般时时变化的不完美的体系中力争完美地度过的。

两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1923年，钱学森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京城里最好的男女合校的中学。这里所奉行的也是他自幼接触的实验教育体系。紧邻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建筑风格几乎如出一辙，这里的老师通常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或教授。在这里就读中学，不过是钱学森往日生活节奏的一种延续。

当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要比第一实验小学大得多了。这儿有许多一层楼的教室、教师办公室和宿舍，一个椭圆形的大操场，几个网球场和排球场，一座新的图书馆，园丁精心打理的丁香圃，以及装备有刚刚从德国进口的崭新闪亮的科学仪器的实验室。每当整时三刻，一位老者会敲响树上悬挂的一口钟，通知大家下课的时间到了。“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与纽约著名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并无分别。”一位校友回忆道。大多数学生希望日后在理、工、医这三个领域继续深造。在最初的3年时间里，学生们在英语、数学、中文、生物、化学、历史、物理和第二外语这几门科目上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后，他们将在接下来的3年里，选择专攻科学或人文学科。一些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独立的研究计划，或者是进修高级的大学课程，例如微积分和社会学。

尽管有着大学的气氛，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却像一所军校一样管理严格。男孩子们身着灰色棉布制服，女生则是白衬衫配小黑裙。学校绝对不允许他们谈情说爱。一位毕业生回忆道：“曾经有一些学生陷入情网，但一旦被校方发现了他们的罗曼史，其中一方就必须离开学校。”

在考试之前开夜车也被加以禁绝。校方希望学生深入领会学到的东西并将它们变成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教师们会帮助学生掌握记笔记和记忆的技巧。钱学森从不开夜车。事实上，有着出众记忆力的他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临时抱佛脚式的突击学习。他享受学习的过程，仿佛一直都在勤学不辍。即使是在放学后，钱学森也经常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埋头苦读。

在中学里，钱学森依然是个完美的学生。多年以后，当被要求描述钱学森给人留下的印象时，他的同学经常用到“安静”和“规矩”这两个形容词。钱学森的生活一丝不苟，井井有条。他偶尔也会和其他的男孩子一起打球，但每天下午总是会在同一时间准时回家。当朋友们登门拜访时，发现他的房间总是一尘不染。

一如既往，钱学森的功课还是遥遥领先。他的同学谭荫恒曾这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