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叙事的文化身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明华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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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叙事的文化身份试读：

华语电影的概念衍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海峡两岸和香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承袭、嬗变、碰撞与整合。在西方及海峡两岸和香港这样一个交叉和复合的语境下解读电影媒介的文化身份，是华语电影面对国际化和民族化双重诉求的自觉追求，也是文化研究者力图透过影像寻求文化根性与向心力的不懈努力。

第一，文化身份的探寻始于“全球化”大语境下对本土电影的突围与坚守。对华语电影叙事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探析固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全球化的概念成为学术探讨的一个关键词之后，有关文化身份的探讨便从未停息。在学术界，中国的电影文化和文学文本常常成为诸多西方学术关键词的脚本，从“后殖民”到“东方主义”，从“恋母情结”到“恋父情结”，从“新写实”到“后现代”等，西方理论界的学术关键词与中国文艺实践的仓促嫁接比比皆是。在对这些理论话语进行回应的时候，要么断章取义曲解了关键词的原意，要么有意无意忽略了自身在文化承袭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及当下语境的关系，从而无法对自身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作出一种积极和理性的回应，这种焦虑使得我们对华语文化的阐释一直沉浸在失语的困扰之下，也自然成为中国现代性诉求的矛盾抉择的一个必然表征。

第二，文化认同问题是华人社群在全球化时代自觉的身份建构意识。文化认同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中国学界的诸多关注，它同样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凸显出来的。文化的认同危机在中国本土最初衍生于救亡及维新的运动之中，洋务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风行、20世纪80年代启蒙热情的高涨以及90年代的文化反思都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尤其是在当下，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在确立经济独立地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文化身份建构的思考。华语文化身份也成为一个超越地域界限更大社群的自觉诉求。这个表现为华语文化出路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华语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建构社群未来文化归属所作的积极的努力，是其在主流与边缘之间对身份的迷失、坚守与憧憬。

第三，文化认同的碎片化现状。文化认同问题衍生出一系列的概念之争，但常常流于碎片化，西方与东方、精英与民间、电影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错位，使得这个关于探寻文化出路的问题只能成为文化精英层面对全球化或者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仓促的回应。由此展开的以“文化身份”“民族化”“全球化”“霸权”“东方主义”“后殖民”为关键词的学术探讨，大多不外乎是学术外交。更多的讨论尚未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实、制度现实、道德现实尚处于一种有意无意的疏离状态，而对文化认同的表述和判断，则缺少积极而有效的价值导向。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确立华人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成为当下人文科学领域无法逃避的问题。这种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身份建构的困惑与憧憬，在影像媒介中无疑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展示。

第四，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人的同源性与差异性。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人虽然传承了华语文化的血脉，但是在身份建构上呈现出多元而驳杂的现状。作为有着共同文化根性的华语电影，传统文化的滋养让我们有着近似的价值体系建构的基点，但是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变迁又使得这些社群形成了相异的文化抉择。因此在文化研究学者看来，“伪民俗”的“第五代”和“地下”叙事的“新生代”，以及港台特定的文化环境都未承担起华语电影叙事的文化身份的建构责任。华语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成为一种自觉的“邀宠”，是对国外主导的经济文化秩序的一种“臣服”，我们的电影文化成了西方消解现代性的感伤和怀旧的“盆景”。与此同时，主旋律电影叙事却常常遭遇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双向冷漠，以商业化诉求为目的的电影叙事又常常招致学术精英以“缺少人文承担”为由的口诛笔伐。特殊历史境遇使得港台电影人在影像中建构着一种尴尬的文化身份，他们在寻找中迷失，在迷失中寻找，在大陆主流文化的召唤和疏离中徘徊和抉择。随着这种区域阻隔的排除，跨地域的交流和跨国的人才流动成为一种可能，一个更广大的想象社群构建成为全球华人的一种渴望。如何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更大的社群范围内张扬和重塑华语文化的身份也自然成为华语电影人的自觉追求，在价值多元的叙事表象之下，梳理和阐释华语电影的文化向心力也应该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所在。客观地说，与华语电影在国际各大影展上大放异彩不协调的是，真正严谨地对这些作品及其地区特殊的历史变迁、地域文化、政治脉络进行研究和梳理的文化批评却比较滞后，尤其是以大陆、港台不同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不同阐释，都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对这些获得国际奖项的作品在接受层面上的解读，剖析影像叙事中这种认同的错位，有利于我们寻找华人社群“生命共同体”的文化经验。在“三维”的差异叙事背景之下，可以发现这些影片内在的向心律动，自然也可以触摸到在共同文化根性的基础上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叙事的多维延伸。对表现在电影叙事中的认同危机的探讨，也将有利于我们认识当下华语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建构的方向。

第五，从国际获奖华语影片的叙事文本中考证不同语境下的接受度和评价，通过凸显电影接受过程中的认同差异来进一步认识华语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的彷徨与抉择。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这些差异进行考察和分析，能够让我们真正切入到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历史、政治、经济及由此所衍生的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寻找文化建构过程中真正的价值基点，确立跨文化语境中人的主体性建构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起点，从而真正认识到电影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的重叠，认识到电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隐性广告的实质。跨文化背景下的认可与疏离表明消费主体对叙事文本文化身份的想象，渗透着消费主体在特定文化土壤下所滋养的审美情怀，奖励本身也同样彰显着文化层面的国际秩序，以暗含的潜规则表明复杂的权力关系。而域外电影节的认同与本土的疏离又常常形成富有悖论意味的文化景观，多元视角的交织往往让同一个电影叙事文本衍生出复杂而多元的意义。文化输出的自觉与主题建构模式及人文景观的迎合缠绕在一起，使得影像文本最终成为一个被彼此借用的符号，成为创作者和阐释者建构意义的共同载体。

第六，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奖华语电影的梳理和分析，是华语电影成就的一次相对集中的总结和展示，以确立世界电影发展史上华语电影的文化影响力；对建构在获奖影片基础上的批评文本的甄别，有助于我们对当下华语电影叙事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寻找和确立文化批评合理的价值基点，与创作形成良性的互动而不是自说自话；对获奖华语电影接受错位的研究，能让我们深入认识到交织在文化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凸显出电影文化作为隐形政治的实质；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的并置比较与对好莱坞以及亚洲新电影的审视和借鉴，能够让我们摆脱狭隘的个人化视野，积极捕捉华语电影叙事的向心律动。这些获奖影片不但是华人社群三十年来心路历程的纪录和摹写，也是华语电影人面对自身身份的自省与重建，从获奖电影的叙事文本出发，描绘出华语电影发展历程中内在的文化轨迹，自然便于我们探寻在不同历史文化空间中富有差异性的身份建构意识。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以获奖影片为文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态：第一，针对全球化文化发展趋势的一种策略性研究，积极为民族电影的发展寻找可行的方法和思路。针对好莱坞电影对华语电影文化的覆盖和倾泻的危机来确立自身电影发展的市场策略和制度革新，尹鸿的专著《尹鸿自选集》对好莱坞整体发展历程及其发展特色进行了相对详尽的介绍，对好莱坞的工业化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第二，对华语电影自身的文化表现形态进行描述和线性的梳理，包括几代电影人叙事的主题诉求的变迁。陈旭光的《中国当代影视文化研究》以当代影视作品为文本，对几代电影人镜头下的影像叙事进行了集中的比较和概括。第三，在中外不同的电影叙事中进行有意识的比较；中日、中韩、华语电影与好莱坞、华语电影与欧洲电影比较等。第四，对华语电影所寄予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进行概括。颜纯钧的《与电影共舞》对华语电影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富有个性化的解析，凸显了文化视野下华语电影的文化品格。第五，对华语电影的叙事背景进行分析，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型为电影叙事所带来的变化。戴锦华的《隐形书写》便是结合电影个案文本进行系统文化解析的代表。第六，对中国国际上获奖影片文化内涵的深入解析和批判。以王岳川、王一川等以“后殖民”和“东方主义”为关键词的研究为例。第七，域外华人学者对新时期华语电影的评价。以张英进对华语电影的域外误读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为参照（张英进《影像中国》）。第八，对港台电影叙事困境的认识和分析。前者以焦雄平对台湾电影的线性梳理和个案评价为代表，后者以列孚对香港电影独特的体认和深描为圭臬。第九，大陆与港台电影叙事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比较。上海戏剧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钱春莲针对大陆、香港和台湾的青年导演进行了并置性的研究，寻找和确立了新生代电影人在富有差异性的文化语境下独特的叙事策略。第十，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的新视野。蒋迈与秦立彦合作的一篇文章，综合介绍了域外华语电影研究的新作《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国族》（裴开瑞、法克哈著）、《以形象说话：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访谈录》（伯瑞著），这些针对域外华语电影的研究论著，为我们括观性地了解华语电影在西方视界下的观视方式提供了重要文本。

综上所述，在对华语电影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除了海外的华裔学者之外，更多的华语电影研究还是缺少真正的跨文化视野和比较意识，在香港回归、电影制作者走向联合的背景下，影像的批评也应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宏观审视华人群体在影像世界里所呈现的文化向心力。在一个文化走向多元的时代，斩断文本与社会的整体联系的接受方式，任何静态的审美观赏态度或纯粹的电影语言的技巧分析，都很难真正理解文本的真实意图。最终将导致在具体的解析过程中，要么是脱离文本的对结论的抽象演绎，要么是依托文本的个人化色彩浓郁的感悟和体验。很显然，文化阐释更适用于阐释当代电影现象，它侧重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本进行分析，而这种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更有利于激活电影叙事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强调电影可产生单一、稳定的文化身份不再可能，民族电影的研究范式也有些过时，而突破狭隘的地域、时间和学科限制和强调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显然更适合全球化的语境。本书以获奖华语影片为例，以文化研究的视角，从具体的文本话语环境、叙事本体和接受对象出发进行文化认同的解析。综合跨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叙事文本和批评文本，以比较的视野分析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叙事的文化身份，由此来审视华语电影叙事中所涉及的文化身份问题，从而考察身份建构的复杂层次话语系统和权力关系。

本书将分为六个部分对获奖影片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解析：

第一，梳理华语电影叙事遭遇危机的全球化背景，阐释如何看待好莱坞电影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解析全球化为华语电影叙事带来的文化动力，求证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的制度革新为华语电影叙事带来的生机。通过对华语电影叙事的商业困境、艺术困境和文化困境的多重解析确立华语电影叙事存在的核心问题。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成功模式的解析，寻找华语电影叙事可借鉴的资源与策略。

第二，通过对文化认同概念的解析确立文章的理论和价值判断基点，以文化认同的视点切入华语电影的叙事，分析华语电影叙事中异质文化元素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认同的种种可能与限度。建构多元共生而又不乏根性血脉传承的文化诉求方向，完善华语电影文化自身产业化循环的生态体系。

第三，通过对获奖影片文本的解析，比较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人在叙事过程中充满差异性的认同策略和叙事模式，通过梳理好莱坞电影中华人身份的变迁检索和确证华语文化在他者视域中的改写，并以获奖影片意义与价值的“增值”与“贬损”为切入点，阐释空间的复杂性。以认同的错位成因解析华语电影叙事身份危机，并确立本土和域外多维的认同机制。

第四，在差异性的认同文本中解析海峡两岸和香港获奖电影认同错位的复杂成因和表现形式，以求同存异的包容策略寻觅华语电影多维叙事表现形态中积极的文化因子。以“民俗”“地下”“家国情怀”“浪子心态”等关键词解析华语电影叙事在本土和西方所遭遇的双重误读，进而解析误读背后深广的社会及文化成因。

第五，通过省察亚洲新电影边缘叙事中的文化基因表述策略，为华语电影的叙事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主要是通过对日本、伊朗、韩国和越南四个亚洲国家获奖电影作品进行文化解析，对其电影叙事的文化策略和经营分析，总结出华语电影叙事和华语电影身份建构中可供借鉴的经验。

第六，在比较中确立华语电影叙事未来可能的身份和建构策略。在开放的文化制度的支撑之下，在整合华语电影文化圈优势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华语电影叙事的困境解析，合理借鉴韩国、日本、越南、伊朗等国家电影本土化叙事策略，预测华语电影必将迎来开放、多元和辉煌的未来。  第一章华语电影叙事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境遇

华语电影命名就是在国际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文化认同是文化交融与碰撞过程中身份迷失与焦虑的内在推动力。华语电影的叙事显然已经打破了自然地域的疆界，不再囿于原有的政治、经济版图。一个民族的文化危机意识在一个封闭的疆域范畴内发生的概率很低，却常常发生在文化彼此交融与碰撞的状况下。在电影叙事文本中，华语电影未走向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关注在电影叙事中所表现的文化认同危机，浓郁的本土化意识和身份危机是在全球化大潮的激发之下兴起的。一个更广大范畴内的族群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性，有着无法割舍的源自语言与文化的同源心理，使得在影像叙事过程中不自觉地反映了一个族群跨越地域的身份建构意识。华语电影叙事在全球化时代所遭遇的危机与挑战有目共睹，但是随着香港回归，随着中国大陆电影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和香港的优势产业资源、人力资源和我们自身深广的文化传统将为华语电影叙事带来新的历史契机。在一个电影可以通过技术高度复制的时代，影像叙事征服异域观众是凭借其特定的文化品格，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人特定的历史境遇势必会成为影像叙事的源头活水。“鬼子来了”既昭示着新一轮文化博弈中的挑战，也同样为文化的现代性探寻提供了新的参照和借鉴，我们既不应包裹自身、重回闭关锁国的自大情怀，也不应投怀送抱、放弃自身文化的血脉传承。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强大的文化整合力量，我们更需要激发自身传统中的异质元素，摆脱虚无的焦虑与恐慌，以跨文化的视野完成对自身的观照，找到华语电影走向国际的真正动力。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动力“全球化”是20世纪末走红的学术关键词，它的足迹遍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的学术探讨都难以离开全球化的语境而在限定的地域和文化界限内完成。脱离全球化语境的结论变得不再可靠，文化本身就是在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历史传统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完成的，在一个信息和文化交往如此频密的时代，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身份也无法真正脱离全球化的语境而得到合理的建构。对全球化的探讨也一度成为一种学术时尚，贴上“全球化”的标签似乎就具备了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其实诸多的探讨常常只是一个不甘落伍的姿态。但是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告诉我们，封闭的文化只能逐步走向僵化。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华语文化需要开放的视野，不断地汲取传统有效的资源而走向现代，在对话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过程中确立一个民族或社群新的文化品格。一、“全球化”以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完成能量守恒

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到今天尚无定论。很多研究者大多是从通信、商业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经济的整合这一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体系为出发点，把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同质化的过程，甚至把全球化简单理解为西化或美国化。全球化显然不是狭隘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和单一的文化现象。文化学视域中的全球化概念是同关于“世界文化”“全球文明”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并在[1]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一个批评概念而出现的。在文化学家眼中，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正如麦克卢汉（M.Mcluhan）在《传播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信息和实质性的交往的频密使得原本割裂的世界版图逐渐消弭了地域的界限，地球村正在由一个学术性的理论概括成为一种现实。[2]文化交往中价值和意义的凸显即便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宏观调控”，但是作为文化市场中流通的文化消费品也同样遵循市场的规律，以“偏见”和“误读”效应完成自身自觉的取舍，让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裂缝在对话中逐渐弥合。边缘以向中心的游动来凸显在文化秩序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心则以向边缘的窥透来获得互补性的文化因子。我们在肆无忌惮地接受西方主流媒体推介给我们的“好莱坞”“肯德基”“牛仔裤”“NBA”的同时，中国的“茶文化”“功夫文化”“饮食文化”同样也行销于世界，尽管短期内所呈现的是主流与边缘不平等的力量对抗，但是从更长的时间来考量，边缘与中心的文化取舍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一味地持守边缘而放弃与主流的碰撞与对话，只能让自身的文化变得更加封闭。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深层审美心理的凝结，是历史积淀和现实交汇的产物，既需要从传统中汲取必要的文化基因，也需要从外来文化的冲击中不断打破稳定的文化发展模式，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保持文化发展的动态平衡。“中心”与“边缘”的定位并非确立了某种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它只是文化价值导向差异的虚拟性描述，是动态而非僵化的存在，是相对而非绝对的界定。华语电影叙事富有现代性的追求，不应以对传统的舍弃为代价，边缘叙事在强力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之下，同样可以建构起与中心对话的种种可能。域外的边缘化定位并不妨碍在华人社区中形成华语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他者视界中的边缘化也并不妨碍华人社群内部的中心定位。二、“全球化”最终将要完成的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建构“全球化”已然从学术领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质疑和寻找应对方式的过程中，在全球学者的关注、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信息的交流和对话正在以最为“全球化”的形式得到直观地展现，各种文化输出与输入已然成为文化全球化多元的表现形态和各种可能的探索。面对复杂多元的文化表现形态，任何对全球化的理解都不能走极端。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本质上则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全球化的历程既单一化，又多样化；既集中化，又分散化；既国际化，又本土化。一方面，在日趋开放的文化市场环境下，要让自己的文化真正“走出去”，除了具备对异质文化包容的心态之外，还需要让自身的文化具有开放的“全球性”的身份，为异域的他者提供一个可以消费和接受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一个族群对他者文化的想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族群生存中文化身份意识的诉求，我们同时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有与自身传统相关的民族文化品格，不能切断本土文化的血脉，除了“全球性”的文化表征外，还要具备“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以此作为一个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本。在电影叙事层面，恰恰是充满悖论色彩的双重文化诉求造就了华语电影人在抉择上的不同取向，成就了华语电影文本中不同的叙事策略。“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与‘特殊主义的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全球化的影响一般表现为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3]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弗雷迪里克·詹姆逊也曾说过：“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能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明显更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一些大城市的雄[4]厚的现代化城市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借助现代传媒，文化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播撒，以种群类别为归属的民族文化需要借助现代媒介，以便于消费的他者形式将自身富有特色的文化推向世界，也需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确立自身清晰可辨的族群文化属性。国际化是对本土文化现代性的积极建构与发现，而本土化则确立了国际化大趋势下差异性建构的可能。三、“全球化”有利于华语文化拓展更广泛的空间

随着华人社群在政治、经济上融入世界的程度提高，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迅猛的提升，这使得华人社群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原有的大众传媒业也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确立自身的品格和方向。很显然，在新的文化格局中，全球化令风格各异的电影文化在更广阔范围内的交流成为可能，由此带来的文化间的交往与碰撞，将会导致各民族富有多元意味和独特审美价值体验的文化传统面临新的挑战，以及得益于经济和政治上优势的主流文化势必对边缘文化产生极大的冲击。华语电影叙事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充满悖论的抉择。一方面本土化获得了走向世界的可能与机会，从而奠定了本土化更为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本土化面临着他者文化对自身的消解。正如有论者所言：“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全球化在未来的一个时期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利益主体的。不可能有哪个民族、国家真正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上对文化的全球化作出公正的回应。加入文化的全球化，尽管可以吸收先进的文化来装备自己和提升自己，但其目的还是为了民族、国家在国际竞争间争取更为优越的文[5]化地位以及拓展更大的文化空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直强调不同文化各自为政的独立性，发展出了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但是我们如果以静态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相对论，把彼此的文化看作是一种僵化的存在，势必要走向民粹主义的极端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势必导致对抗全球化的积极影响的粗暴对抗。对华语文化而言，不但拥有遍布全球的社群网络，而且还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积淀，华语文化借助影像走向世界不但是华人社群对自身文化品格的进一步完善和建构，儒道合流的文化传统和多元杂糅的文化个性也势必为世界文化平添一道绚丽的风景。为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华人社群的国际形象更需要文化的支撑，借助于华语文化并不边缘的地位，借助于电影叙事所凸显出华人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认知、评价和本土化的文化定位，现代传媒输出的不仅是华人社群深层次审美内涵的文化成果，更是向世界范围内传达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应该秉有的自信、从容和大气。通过与他者电影文化的正面对垒，凸显华语电影在商业、艺术以及人文方面的优势与缺陷；通过比较放大自身文化中弱势，过滤掉不适宜于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因子；借助于华人社群与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国家的交往，以文化外交不断推动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影响力，全力塑造华人社群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形象。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文化地震——文化全球化、从中心到边缘、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它几乎涉及地球上信息可以抵达的每一个角落。在文化领域中，全球化既不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给定的承诺，也不是边缘文化群体所感知的在媒体中被无限放大的威胁，在文化层面上它只是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只是原有的习惯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历经了新的文化层面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出现了裂痕，精神层面稳固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融入了更多带有异质特征的文化基因。全球化为虽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但发展历程又有着各自的特殊性的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人重塑华人社群的文化身份提供了契机，在挑战无法规避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和利用挑战带来的新机遇才是华语电影真正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动力给华语电影所带来的机遇无疑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这种积极、开放和多元的心态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评估好莱坞电影给华语电影叙事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二节　理性面对好莱坞对本土电影的倾覆与遮蔽

文化的形成过程从未真正离开过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以及异质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不同民族或者区域之间政治、经济的交往以及现代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无疑加快了文化交流与互渗的步伐。从文化交往的实际层面来看，绝对单向的文化输出并不存在，绝不能简单地将全球化理解为一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强势文化的普及运动，只是强势文化在文化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较强的冲击力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本土文化的无情挤压，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的确如有论者所言，“我[6]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超越了国土疆界以及时空压缩的全球化背景下，好莱坞电影凭借其国家力量和经济实力，势不可挡地覆盖着全球电影市场，这必然对各个地区的本土电影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意义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影层面的，它将牵涉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自身的传统。华语电影如何面对好莱坞的挑战？如何面对强势文化的“入侵”？极端的民粹主义和全盘西化的策略和方向都是不可取的，只有理性和审慎地理清好莱坞电影文化的市场策略和历史渊源，挖掘其风行全球的深层成因，才能真正通过借鉴其成功经验和教训提升华语电影在世界电影文化舞台上的重要地位。面对好莱坞带有霸权性质和普及策略的全球化，华语电影的本土市场不断被侵蚀，华人社群的价值体系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华语电影人显然无法秉有超脱的坦然，但也不应消极地对抗，应以对话的心态去发现问题、缩短差距，进而寻找切实可行的策略与办法。一、好莱坞洪流裹挟之下的华语电影困境扫描

很显然，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和政治颠覆等传统殖民手段失去了原有的效用，世界正在以一种新的版图呈现：当世界各国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后，资本和信息在全球的流通成为可能，随着跨国资本、跨国企业以及信息工业的迅速发展，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改变了以往武力入侵和政治颠覆的模式，越来越重视、依赖其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进入经济欠发达国家，开辟更有潜力的市场，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创造新的消费意识形态。好莱坞作为一种文化工业，有其自身长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过程，当它借助于全球化的大潮走向世界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电影产业化生存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即便是同属发达国家的英国、法国、加拿大，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也常常由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入侵导致民族电影产业的岌岌可危。在好莱坞强势文化面前，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同样受到了强力的冲击。商业与人文困境使得华语电影叙事面临巨大挑战，华语电影人渴求在强大的主流电影市场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方向。尤其是在当下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需要确立新的文化认同的可能。在好莱坞强大的媒体整合力量面前，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人需要重新认识和理性评估与好莱坞电影产业化经营的巨大差距，以及好莱坞借助于商业所渗透的文化理路。（一）好莱坞入侵对大陆电影文化市场的冲击中国电影的文化语境发生变迁之时恰逢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扬名戛纳的那一年，坚守人文立场的第五代导演的转型似乎意味着整个电影语境的变迁。中国于1994年底重新接纳好莱坞影片，并于同年引进了《亡命天涯》；从1995年开始以分账的形式引进好莱坞大片，如《阿甘正传》《真实的谎言》《狮子王》等影片接踵而至。好莱坞影片的介入激活了长期陷于低迷的电影市场，此外，也给正陷于文化困境的华语电影人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亡命天涯》使他们不得不面临一次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化自救运动。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签署了双边协议。就电影市场的开放条件来看，好莱坞分账大片的引进将从原来的10部增加到15~20部，之后还将逐年递增；其次允许外资参与影院硬件、视听环境的优化改造，其股份，可以达到49%。这样看来，好莱坞影片在中国上市将变得更加畅通无阻，因为凭借其股份，好莱坞将拥有最佳院线的相当部分的主控权，全球化浪潮下好莱坞与本土电影双赢局面的实现变得异常艰难。惊人的票房数字比例就昭示着好莱坞的力量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因此“鬼子来了”绝非危言耸听。好莱坞的强势入侵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商业方面的挑战，更是指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力。首先，好莱坞大片所营造的全新观视效应背后潜藏着异质性的价值立场，它将影响甚至颠覆普通观众原有的传统解读模式，原有的道德谱系在这些新影像中也将有遭遇瓦解的可能。不断被激发和改写的阅读渴望引发了本土电影叙事与好莱坞叙事的巨大落差，而商业上的弱势自然建构了一种文化产业竞争力疲软的恶性循环。好莱坞电影对本土电影市场的直接冲击力是巨大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票房几乎相当于几十部国产片电影的票房总和。其次，好莱坞强大的影响力还在于其对中国文化资源掠夺性的开发，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国电影人涌向好莱坞，成为具有商业符码性质的文化符号，好莱坞总是能够及时将中国文化中富有审美个性的影像元素注入自身的话语体系。再次，好莱坞对电影消费群体价值体系的消解与建构。好莱坞对华人社群的影响，不仅是对民族电影产业的直接冲击，更重要的是好莱坞电影还借助于其强势的电影文化推销了西方的价值理念与道德谱系，对华人社群原有的文化消费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消解。（二）台湾电影市场的危机

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入侵，对本土民族电影所构成的威胁自然也会延伸到台湾。台湾尽管拥有了侯孝贤、杨德昌与蔡明亮等国际知名导演，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知名导演的作品并不能支撑起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也无力改变积重难返的电影工业现状。20世纪80年代与大陆第五代导演崛起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也成为昙花一现的风景，并不能支撑台湾电影真正跻身于世界电影的舞台，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无法实现台湾电影的本土化救赎。外表上看起来高贵的台湾电影却不得不面对岛内寂寞的电影舞台，“电影节路线”虽然屡获国外的褒奖，却无法拯救其在本土微弱的影响力。缺少本土文化认同的影像文化也只能成为“小众”们的独角戏，在“原住民”与“外乡人”、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等多元价值的抉择之间，作为华语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电影同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叙事危机中。在消费主义观念盛行的年代，好莱坞在台湾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使得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谱系借助影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陷入伪民主风潮中的政府也无法成为文化竞争力角逐中潜在的支撑力量。加之投资人对本土电影信心不足，产业化规模的萎缩以及新生代电影人缺少扶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台湾电影在好莱坞的强势冲击之下几乎丧失了其在本土的文化影响力。（三）香港电影市场的萎缩

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原本是亚洲电影的宠儿，但是随着好莱坞对香港原有东南亚及台湾电影市场的入侵，香港电影在这些地区的市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在电影发展史上，香港曾经凭借其特色化的功夫片获得了输出到西方的文化资本，成就了“李小龙”“成龙”等功夫明星的国际影响力。与好莱坞相异的“娱乐化”形式也得到了西方电影研究者的关注，娱乐与现实观照杂糅的叙事策略映射着香港独特的文化工业体系和文化认同策略。但是随着好莱坞对东方叙事元素的合理借鉴，失去了文化创新动力的香港电影在自我复制中逐渐丧失了文化竞争力。“1997”所导致的迷茫心态以及在文化定位上的徘徊使得香港电影丧失了文化原创力缺失的困境，在自身的文化优势不再具有天然竞争力的前提下，如何整合其自身的文化资源、寻找新的合理的叙事基点成为香港电影人面对好莱坞冲击时必须解决的问题。有着成熟的产业化规模以及影像文化经验的香港在好莱坞的强势出击之下也未能幸免，这使得其在亚洲强大的影响力日渐消弭。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一直受商业和娱乐主宰的香港电影未能及时完成转型，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应对好莱坞的挑战，也未能及时充分地利用华人社区在内地庞大的市场，这是其影像战略中较大的缺陷。

在强大的好莱坞产业巨人面前，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好莱坞大众化的主题消费模式和良好的产业化运作及营销理念不但直接影响了对华语电影产业的市场化生存，还直接颠覆和改写了华语社群的消费趣味，对华人社群原有的价值体系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华语电影作为华语文化有形的承载体系，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元价值抉择中尚未真正确立认同的方向。二、好莱坞电影人文与商业并置的文化借鉴

应如何认知好莱坞电影文化产业的入侵，如何评价这种全球化市场对华语电影所造成的冲击？二元对立的姿态似乎无法真正切入问题，只能是回避自身电影发展体制中的弱势，仅仅以华语电影产业的存亡作为问题的终结，而忽略了民族电影产业究竟应该以什么形态存在。华语电影在中国民众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叙事任务，在全球化、商业化和民族化的多重诉求中，作为民族电影应该如何整合自身的文化资源？如何确立自身的价值立场？如何正确认识好莱坞为民族电影产业带来危机和机遇？“色”抑或“戒”？彰显电影叙事中的欲望元素还是坚守稳固的传统道德立场？这些凸显价值立场的关键词似乎暗含着华语电影面对好莱坞时的艰难取舍，道德谱系的差异和政治上潜在的对立使得华语电影需在商业与人文之间进行艰难的文化抉择。随着华语社群经济实力的与日俱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华人社群自然也获得了文化层面更为充分的自信，因此也就成就了华语文化走向现代过程中日趋包容的个性和更为宽广的视野。从政治实体到个人，都充分认识到了文化软实力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传媒逐渐左右和影响人们价值判断的年代，影像传播自然承担着华人社群形象塑造和文化输出的重要责任，理应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在更为平和的心态支撑下，华语电影叙事的策略与方向性建构就获取了面对好莱坞的另一重视野。

首先，国家层面充分重视在未来市场角逐中电影文化产业文化生力军的重要作用，将电影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客观地说，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时刻都彰显着其占据世界电影市场的野心。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充分认识到了电影在输出美国的政治理念、扩大美国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武力入侵不同的是，文化输出可以从更纵深的层面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族群的历史意识、宗教意识和文化意识，从而实现淡化这些地区传统文化的目的。很显然，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电影将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已经超越了一个工业经济问题，它同时还牵涉到文化主权的问题。因为好莱坞电影中所张扬的美国式神话以及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原型势必对原有的电影叙事中浸润的价值体系进行解构，好莱坞以制造奇观代替关注现实的方式也势必会淡化人们对当下生存体验的关注，叙事主题中对消费主义的崇尚也将冲击原有的生存理念。电影工作者也将在好莱坞金色光环的感召之下放弃本土的坚守和责任。好莱坞被形象地譬喻为“梦工厂”，而且是全世界的“梦工厂”，其巨大的产业影响力几乎仅次于军工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之下，好莱坞获得了雄厚的商业资本，通过不断地整合日趋展现了自身所向披靡的强大实力。可见，将电影文化提升到产业化经营的高度，才使得好莱坞得到了更广泛的普及和推广。文化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巨额的经济效益，还反映了一个主权国家除了经济之外的软实力。

其次，好莱坞充分利用全球的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其输出的文化产品进行“全球化”的包装。在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它一直都致力于利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成为世界电影的梦工厂，他们充分利用外国演员、外国导演和外国题材、外国人物来征服外国观众。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就陆续吸收了法国、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优秀导演、明星，喜剧大师卓别林，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演员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里·葆蔓等均来自欧洲，甚至一些资质较深的制片人也来自东欧、拉美、加拿大等。好莱坞电影选取的题材更是走出了狭隘的地域，较早地具备了全球化视野，非美国题材的影片在好莱坞电影中不在少数。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和历史经过好莱坞商业化和政治化的整合后被搬上了银幕。它不仅为主流的美国电影带来了异域情调、注入了新的文化营养，同时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外国市场带来了文化亲同感和基于传统价值体系的文化共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这样的东方故事、题材纷纷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莱坞排斥的华人导演、演员、摄影师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参与创作主流电影。好莱坞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主流好莱坞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同时也利用这些电影人在本土的地位和影响力来获得华语文化圈的认同。由此看来，好莱坞正在以一种“世界电影”的形象为自己进入东方做了充分的文化包装。

再次，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好莱坞在经济和文化层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国家的强盛无疑成了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的最大推动力，如同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NBA在全球的成功推广一样，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文化也正在成为全球的风向标。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战略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全球100大影音企业集团85%都位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的营业总额高达1 100亿美元。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不但让美国发了巨额的战争横财，而且从文化层面来看，战争对欧洲的摧残让美国的电影工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制作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1995年，美国电影已经占据欧洲电影票房的75%，加之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普及和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比例也增加到了70%。好莱坞在加拿大、拉丁美洲、大洋洲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对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的中国更是觊觎已久。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电影市场不只是座金矿，简直就是一座未开发的钻石矿。产业化经营模式和市场推广策略使得好莱坞面对全球的区域市场已经形成了周密的推广计划并且已经进入了实施的轨道。好莱坞在文化层面的输出是综合立体的，影像本身只作为好莱坞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政治、经济、宗教及各种可能表征美国强势的因素都成为其文化输出的先遣部队，从饮食革命（肯德基、麦当劳）到服饰创新理念（NIKE、ADIDAS）、运动竞技（NBA）、音乐（RAP）和舞蹈（Hip-Hop）等，美国文化几乎成为世界文化潮流的风向标，可见，美国文化和“流行”似乎可以画等号。而灌注着这些丰富时尚元素的好莱坞电影被人们习惯上认为是电影的代名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成熟的院线机制和开放的制作理念促成了好莱坞电影自身的多元化特征。在美国，电影实行五级制，即：g、pg、pg-13、r和nc-17。其中，g是所有人都可以观看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少皆宜”的普通级；pg是有一些内容不适合孩子，属于警告级，由家长决定孩子是否可以观看；pg-13是13岁以上青少年须辅导观看，13岁以下孩子不适合观看；r是17岁以下青少年须父母陪伴观看；nc-17是17岁以下青少年禁止观看。美国影视法要求，电影院、音像制品店都需要按照这一标准，不得向不符合标准的青少年出售电影票或者音像制品，否则就是犯法。影视实务中，pg至r的影片占了电影总票房的60%~70%，因为他们受众面广，所以制片商也喜欢投资这几个级别的电影，而两个终端级别的电影却难讨片商喜欢；美国的院线分级策略在全球范围内也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并在产业经营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纵观好莱坞的发展历史，由于其成熟的院线放映机制以及开放的制片体制，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影片都能够获得成熟的发行渠道，无疑使观众选取影片能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对好莱坞的判断，绝不能以“商业”对其盖棺定论。有过近十年好莱坞观片经历的中国观众不难发现，除了表象的票房盈利之外，好莱坞电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不乏经典的具有人文内涵和艺术内涵的作品。由此可见，丰富的院线体制让好莱坞电影建构起一个称霸世界的文化帝国，因为它不但让作为产业化的存在方式的电影获得了自身产业循环的巨额资金，还建构和满足了各种文化消费的可能，因此，商业主流与特立独行、富有个性的影像制作成了一种互补性的存在。

好莱坞影片之“色”，既表现在开放的文化制度主导下的影像内容对欲望的张扬与大胆书写，也呈现在好莱坞影像对受众视觉需求的极大满足，以高超的技术与强大的资金实力制作出饱满而多元的视觉图景，并将其推送到消费者面前。但是在华人社群特有的意识形态以及传统的审美价值体系主导之下，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好莱坞模式，需要借助于其有效的“色”之表现手段的同时，以“戒”来规范和限定华语电影叙事的表现内容与形式边界。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华语电影要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在满足主流意识形态与华语文化独特道德谱系中建构需求的同时，还要不断满足华语社群文化的消费需求，不断丰富华语电影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

应该说，在满足世界电影文化的消费口味方面，好莱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既有强大的国家支持，又有着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制作体系；既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又掌握着世界顶级的电影人才；既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支撑，又始终保持着新锐的电影创作理念。商业上的成功使其思想与价值观的渗透变得顺风顺水，获得人文支撑的同时又让它在多元的文化表现形态中坚守着独立的意识和批判的视角。历经大陆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励精图治的大胆探索，以及港台电影人在影像文化中独特的本土情结的渗透加之主流意识形态的日趋开放，尤其是在好莱坞强大的文化整合力量面前，华语电影文化在深广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审美情怀的支撑之下并没有被轻易遮蔽。华语电影应积极借鉴好莱坞的产业化经营理念，合理运用具有市场效应的叙事元素，摒弃好莱坞电影叙事中的消极主题取向，以华语文化的内核呼应华语社群对自身民族文化表征形式的国际化渴望，以“本土化”叙事策略建构华语电影的世界身份。第三节　华语文化圈的电影体制改革及文化资源整合优势

众所周知，艺术是人类情感生活特有的创造和表述方式，而创新正是艺术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不竭动力。华语电影不可能恪守一成不变的身份。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华语电影同样需要以全球化为契机，在华语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过程中重新塑造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当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科技革命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当资讯传媒与网络手段改变了人们以往认识世界的方式时，一些新的艺术样式和新的传播手段正在以快速更替的方式重塑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导致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可见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艺术发展的一种普遍意识和时代潮流。面对好莱坞以及诸多强势文化的挑战，华人社群将在不断开放的制度背景下重新整合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厚重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挖掘出华语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并坚持以继承和发展的原则重塑华人社群的文化个性。面对“鬼子来了”的严峻市场形势和文化挑战，华语电影人应具备“太阳照常升起”的信心。一、不断向前推进的电影体制改革

不断向前推进的电影体制改革不但重塑了华语电影的内部政治文化环境，而且使华语电影获得了与国际接轨的经验。华语电影如果意图获得长足的进步，势必要打破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和香港彼此分立的制度及文化壁垒，从而以更匹配的政治文化环境培育出适宜电影艺术生长的土壤，以宽容多元的文化交往姿态打破人为的区隔。面对好莱坞电影文化产业巨头的强势入侵，作为文化主管部门必须改变原有的僵化体制，重新调适自身的角色和定位，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华语电影未来发展的源头活水。（1）从大陆电影机制改革的实践而言，为了使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真正获得源头活水，自1986年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由文化部成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以来，中国大陆不断从制度的建构层面改变电影管理体制，开拓电影制作的内部环境。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决定：第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对国产片统购包销，各制片厂可以直接同地方发行公司进行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分成、代理发行等多种形式的交易；第二，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内地电影体制改革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各制片厂亦开始着手内部机制的改革。电影的投资方式不再是由[7]国家独家投资，而是准许企业投资甚至是与港资、外资合资。同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关于改革故事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宣布除原先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16家制片厂外，其他13家省、市级国有制片厂亦可出品故事片；社会法人组织若投资额超过70%，可与拥有出品权的制片机构“联合拍摄”。从1995年起，又采取影视合流的做法，并在电视台开设电影频道，所获收益的一部分返还给电影制片业。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影产业的制片、发行和放映体制经过多次调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电影制片规模不断扩大、电影投资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化、电影院线经营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电影发行收入增加等。为了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国务院通过了《电影管理条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发布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产业结构，将原来纵向分离的市场逐步转化成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院线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发行和放映市场的主角。2005年被广电总局确定为“电影发展年”，总局提出了促进整个电影业的发展的思路和理念：“全面深化电影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电影产业化理论、体制机制、产品、科技和管理创新，在稳定数量的同时大力提高电影质量和效益，努力扩大电影在城乡的放映规模，建立保障农村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看电影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扩大电影在国际市[8]场的份额，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通过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电影政策上的进一步开放，无论是电影拍摄的题材还是表现手段等都将获得更大的空间，开放的政策也将进一步激发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悲情城市》（2）台湾对本土电影的大力扶持。1989年之后的台湾电影，经历了发展阶段中至为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一方面，“新电影”时期的代表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另一方面，“新闻局”推出了迄今仍在实施的“本土片制作辅导金”，即由当局出资来协助拍片。不仅如此，一部电影一旦在海外电影节获奖，当局还另外颁发不同级别的奖金。声誉较高的国际艺术电影节对“新电影”的肯定，以及当局恰逢此时所进行的相关的制度化规范，对于在本地经常票房失利却在海外电影节上开始锋芒毕露的艺术电影导演们而言，无疑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和作用。临危受命的台湾金马奖主席的焦雄屏对2007年的金马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第一，对金马奖引人诟病的评审制度进行革新，使其公平性最大化。第二，让金马奖国际化，增加竞争力，设置了国际影评人联盟的费比西奖（Fipresci）和亚洲电影推广联盟的奈派克奖（Netpac）。其目的一是增加国际观点；二是提高亚洲人意识；三是提高大陆电影的参与度，扩大金马奖过去以港台电影竞赛为主的传统。允许大陆影片的参评无疑是有意打破两岸的文化壁垒，摒弃政治偏见，加强与大陆电影人的深度交流。很显然，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对电影事业的支持和改革措施，都将对台湾电影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便并不能在短期内扭转电影票房在本土市场上的颓势，但是这种方向性的建构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电影本土化叙事所具有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尤其是两岸之间的电影人和电影文化的交往都将为华语电影的文化资源整合提供了更多的保障。（3）香港电影的制作政策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作为一个可以与西方现代都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商业城市，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发展史。除了是世界金融中心之外，它一度是全球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在东南亚及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香港电影一直秉承商业和娱乐特色的理念，从制作理念上与好莱坞一样，更贴近电影的本质。从制度层面，香港电影一直有着积极与西方接轨的意识。1987年3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公开报道了香港电影检查是没有法律基础的，也就是说1953年就已制定的电影检查条例居然是不合法的！历届港府新闻处处长领导的电影检查工作，只不过是在执行“行政命令”而已。至于二十几年来多部涉及政治内容的影片遭禁映，本身就反映出港府“以政治影响电影检查”的严重问题。由于舆论引发了国际上的关注，同时迫于本土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压力，香港行政局与立法局迅速成立专责小组，审议新拟的《电影检查条例草案》，并将《电影三级制》包括进此草案之内。1988年11月10日，《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草案》正式生效，香港亦从这一天起实行“Ⅰ级”（核准对任何年龄的人上映）、“Ⅱ级”（核准对任何年龄的人上映，但在影片有关的宣传资料上要注明“不适合儿童”）、“Ⅲ级”（核准对年满十八岁的人上映）的“三级制”。历经此次电影检查机制改革之后，虽然导致大批渲染暴力和色情的影片泛滥成灾，但毕竟开放的创作氛围让香港电影人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由此成就了1989至1995年这段堪称香港电影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到了1995年，香港电检处又将“三级制”改为“四级制”，具体变化主要是根据裸体、性、暴力、粗口与恐怖成分的轻重，将原有的“Ⅱ级”一拆为二，分为“ⅡA级”（儿童不宜影片）和“ⅡB级”（青少年及儿童不宜影片）。其余的“Ⅰ级”和“Ⅲ级”均无变化。此后在香港上映的影片皆依据“四级制”接受检查，直至今日。从文化制度层面，香港具有天然的政策优势，商业化运作的经验使得香港的电影制作基本具备了产业化的体系，而且与大陆的进一步联系将有助于香港更加熟悉内地的市场和消费理念。

很显然，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而言，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文化产业主管部门面对好莱坞的强力冲击均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对原有的管理制度和文化政策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补充和完善，努力从政策以及制度层面为华语电影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通过在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使华语电影获得真正的联动机制。而制度的建构无疑是华语电影获得长足进步最为稳固的保障，一方面，它使得华语电影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它也使电影制作本身获得更大、更自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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