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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1 12: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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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云强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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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作者:阮云强排版:燕子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5-09ISBN:9787562853138本书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改革创新前沿。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启了新征程,这离不开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离不开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升华。作为特大城市的上海以及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徐汇,在过去的改革创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鲜活的经验,尤其在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方面,走出了一条适合特大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和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路。

实践出真知,只有对实践不断进行总结才能形成理论真知。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中的重要一员,党校教师深知自身在理论研究工作中的责任。作为区县党校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与基层、与百姓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作为研究者,更有责任对这些鲜活的、基层的改革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探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及时地呈现给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实践部门工作者和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人。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将徐汇区委党校教师对相关主题的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以飨读者。

近年来,上海市“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改革实践如滚滚浦江水,一刻也未停歇,而理论研究者对改革实践的关注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学校通过制订考核、调研和课题合作等制度,以“科研兴校”的理念引导教师成长,鼓励教师立足实践、立足上海、立足徐汇,深入基层展开调查研究,对上海改革创新鲜活的实践进行及时地理论总结与探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版这样的论文集刊是学校科研成果转化、践行使命担当的重要途径。

近些年,学校教师围绕着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创新”展开跟踪调查研究。作为特大城市的上海,其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历史欠债多、管理难度大,基层是上海最大的党建实践基地。上海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探索将执政党建设的主战场下移,将群众路线和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贯彻到底,以执政党的建设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如何进一步深化?党建如何发挥引领作用?白领党建工作怎么创新?社会组织党建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为何?而党建引领社会各领域的治理创新之路径为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实践推动历史的车轮,理论研究永无止境。谨以此书,献微薄之力,以抛砖引玉!阮云强2017年12月上 篇城市基层党建深化城市基层党建的五个维度

城市基层党建是党的城市工作的重要引领和支撑,对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在日益市场化、多元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背景下,徐汇区作为上海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不断推动基层党建向纵深发展,其实践做法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基层党建提效升级

当前,城市基层党建还存在不少短板问题。徐汇区针对党建存在的体制内较强但体制外较弱,社区层面较强但区域整体范围较弱的问题,通过健全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一元主导、多元融合、协同共识、共建共享的党建新格局。

完善地区党组织统筹整合、协调各方的党建领导体制。突破以往封闭性党建模式,打破纵向垂直的党内体制分割,增强党组织体系的内聚力和协同性。抓住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改革的契机,在城市基层党建三级联动的组织架构下,健全社区党建“1+2”新体制,推动街道行政党组、社区党委规范化运作,增强行政党组在解决社区难题上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发挥社区党委在推动区域化党建、“两新”党建和居民区党建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完善区域化党建组织架构。建立健全区域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列席区党代会、全委会、社区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制度安排,并通过日常走访、专题走访等形式,共商共议区域发展思路。完善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兼职委员制度,上海图书馆、漕河泾开发区总公司等区域单位的93名同志担任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兼职委员。把区域单位纳入徐汇“两优一先”评选,表彰积极参与基层建设的区域单位党员,调动了区域单位和广大党员参与共建的积极性。

完善党建带群建促社建的机制。一是带群建。深化群团组织改革,优化“群众化、社会化、网络化”的群团工作运行模式,推动群团工作由“内循环”向“内外融合”转变。加快推进居民区、园区、楼宇党群服务点建设,拓展党群服务点的综合功能,增强党建带群建的集成效应。二是促社建。探索建立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新型社区服务管理机制。发挥区社、区学院统筹推进社会建设的决策咨询、人才培训、课题调研等功能,推进社会治理项目的培育深化。总结推广“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虹梅庭园区—社区共治生态圈”等典型经验,发挥党建对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

二、健全组织体系,增强党建覆盖的实效性

推进党建覆盖是城市基层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徐汇区积极探索党建覆盖的组织体系,从居民区、园区楼宇、功能区等方面实现了有效突破。

在居民区,重点通过建立区域党建促进会支会等形式,逐步把各类单位,尤其是沿街商铺纳入居民区党建网络。以往党建覆盖侧重于区域内的大单位,而对沿街商铺重视不够。据2016年调查统计,徐汇区域内沿街商铺共有9873家,通过区域化党建三级平台覆盖1262家,覆盖率仅约为12.8%。街镇因地制宜,通过建立居民区支会、设置兼职委员、划入居民区网格等办法,推进居民区区域化党建,逐步扩大对沿街商铺的党建覆盖率。

在园区楼宇,建立区域枢纽型党组织,扩大有效覆盖。截至2016年12月,徐汇区在“两新”组织领域共建党组织10074家,覆盖单位8424家,组织覆盖率约为83.6%。但从“两新”党组织的实际运转情况来看,需要进一步提高党建覆盖的有效性问题。为此,在支部建在单位的基础上,着力打造一批枢纽型党组织,在班子配置、资源支撑、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提升和改进。如在班子配置方面,选配党的意识强、有奉献精神、懂党建的“两新”人士担任党组织书记,配备专职党群工作者作为专职副书记,承担日常事务性工作。根据枢纽型党组织的运转需要,优化党建服务中心、服务站点的空间布局和开放时间,提供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项目,让党建服务中心、服务站点真正成为“两新”组织的党建之家。

在功能区,搭建党建联建平台,形成国企党建与社区党建的工作合力。徐汇区在改革发展中形成了滨江文化金融集聚区、徐家汇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六大功能区。功能区内单位集聚、关系复杂、诉求多样,徐汇积极搭建功能区党建联建平台,发挥党建平台在关系协调、矛盾化解、政策法规宣传、职工权益维护等方面的作用。如在徐汇滨江文化金融集聚区,西岸集团加强与所在地龙华街道的党建联建,有效解决了在城市管理、治安管理、网格化管理等方面职能缺少、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时,由西岸集团牵头,建立由业主、设计、施工、运营等各单位共同参加的党建联建平台,较好地解决了项目建设的协调问题。

三、强化整体功能,提高党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当前,一些基层党组织比较重视服务功能的发挥,但对政治功能有所忽略,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发挥不够明显。对此,徐汇区委强调,党组织既要发挥好服务功能,又要发挥好政治功能,并在两者统一中提升整体功能。

一是坚持政治引领,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主动适应中心城区社会主体类型多样、社会群体流动频繁、思想观念复杂多变等形势变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有力抓手,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党的核心价值观在党员群众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落实党支部工作条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整合党建资源,放大党建资源的教育功能。开放党建资源,对区域区属的党建阵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资源进行梳理统筹,对社区党校、组织生活开放点、党员大课堂等品牌项目,逐步实行全境式开放,对接区域党员的教育需求,放大区域化党员教育平台的开放、共享、联动效应。

三是创设制度、搭建平台,提高服务群众的成效。从2014年起,对“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走访行动进行了制度性深化,在机关党组织和居民区党组织结对共建的基础上,“两代表一委员”和律师共同加入走访团队,坚持每季度对全区所有居民区进行全覆盖集中走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有效撬动社会大资源,高效满足社会大需求。近两年来,联合区域单位共同策划实施区域化党建服务项目近1000个,其中75%集中在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和文化体育等领域,70%在街镇及居民区实现对接,让更多的群众切实享受到了党建服务。

四、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党建对接社会的适配度

新形势下深化城市基层党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式,更多地运用统筹化、社会化、信息化等方式,提升党建和社会对接的精准化水平。

统筹化。针对多元、异质、复杂、多变的区域特点,切实发挥地区党组织的统筹领导作用,打破体制、条块、地域的局限,促进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动和各种资源的整合,以党建活力带动行政、市场、社会的活力。以深化区域化党建为抓手,以党组织为纽带,为不同行业、领域、单位的联动与合作提供信任机制、搭建沟通平台,形成了区域内各单位、各主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基层党建局面。

社会化。改变以往过于依赖编制、人员、资金的行政化运作模式,总结凌云街道“绿主妇”、湖南街道“梧桐space”等先进经验和做法,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党建工作,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和灵活用人优势,做好服务企业、社会和党员群众的工作。发挥党员志愿者队伍的作用,将志愿公益活动作为凝聚党员、特别是白领党员的黏合剂,促进党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和党组织之间的互惠合作。对党建项目,坚持需求导向,加强对区域内不同类型党员和群众需求的调研分析,做好项目和需求的精准对接。

信息化。顺应社会群体新构成和社会需求新特点,大力探索运用“党建+互联网”工作方式。加强党建网、党建汇等网络平台建设,推进群团新媒体平台建设。搭建互动交流平台,依托微信平台,建立居民区党组织、“两新”党组织书记等党务干部的沟通交流平台,增进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经验交流与项目合作。加强区域性新媒体、自媒体平台建设,形成小型化、社区化的日常沟通平台,引导居民网上协商议事,推动自我管理和服务。

五、加强队伍建设,锻造基层党建的骨干力量

城市基层党建的关键工作是加强基层党建队伍建设,锻造基层党建的骨干力量。

加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加大力度,探索建设一支年龄结构合理、能力素质过硬的党组织书记队伍,加强书记后备人才储备和培育培养工作。健全上岗培训、在岗培训、重点调训工作机制,推动优秀书记工作室建设。开展居民区书记进编制、享受编制工作,结合落实上海市委“1+6”文件,探索建立了全员覆盖、分类定额的基层队伍管理机制,2015年,有5名居民区书记入编、76名享受编制、19名得到了岗位晋升。同时,执行社区工作者新的薪酬标准,为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探索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健全激励考核机制,完善干部培养链,让居民区干部干事有动力,干得好有奔头。

加强“两新”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调研发现,“两新”党建工作,更多是通过街镇“公转带自转”,缺少合适的党组织负责人,这是目前“两新”党建面临的一个共性难题。为此,徐汇区大力推进区域枢纽型党组织建设,加强枢纽型党组织的班子配置,充实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到枢纽型党组织发挥作用、锻炼才干。跟踪研究区域“两新”组织活动型党支部的运作情况,为他们加强经验交流、抱团取暖创造条件。探索推广徐家汇等街镇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建立区域单位书记与“两新”党组织书记结对带教的做法,加强体制内外党务干部的交流,实现优势互补。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一是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聚焦制度建设,坚持“学”是基础、“做”是关键的基本要求,引导党员坚持学做互进、知行合一,从具体问题改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推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探索建立党员积分制管理系统,在完善党员定性评价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党员量化评价指标体系,形成评判党员表现的客观评价体系。区分党员类型和在职、退休等不同年龄层次,合理设置量化模块,分层分类制订计分标准。加强统计结果的运用,并作为党员评先评优、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标准。

城市基层党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中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徐汇坚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坚持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探索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应当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社会领域出现了思想多元化、诉求多样化、表达方式复杂化的趋势,影响社会治理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社会治理呈现出综合性和复杂性,这也给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层面明确要求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新时期党建和社会治理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体现。

一、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期党建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

将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是社会转型时期党建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它有效回答了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党组织通过强化“小网格、大党建”,有效调动、整合区域内的各种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改善社会治理秩序,这就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思路和经验。所以,把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创新两者进行有机融合,能从根本上为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当前如何增强党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答案。

1.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建工作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多样化的需要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确立的理论和路线紧密相连的。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社区在城市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群众与区域单位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是现行的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无主管部门管理”“多头管理”等现象,这样的基层基础难以满足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广大群众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权利意识迅速提升,社会生活重心由过去的单位转变为现在的社区,加之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执政党的基层组织优势,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作用。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可以通过网格结合、各方参与,来促进资源的整合与流动,使基层社会治理与单位管理、行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多元共治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了党的力量、组织队伍逐步向基层下沉转移,这是与人民群众需求多样化的趋势相适应的。

2.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政党自身发展和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政党发展是政党的正向性变迁,是对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适应性变革。政党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对政党认同的不断增强,也是政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影响控制或者行使更加有效的过程。政党不仅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和政治现代化密切相关。政党现代化要求把握政党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探索政党现代化的逻辑,正确处理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执政党自身进行科学定位,塑造政治合法性。新时期,面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政党有效介入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自身发展和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党必须调整自身的组织体系,改进工作方式与方法,不断拓展社会化的工作载体,构建符合实际、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充分体现出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不同战线、不同性质党组织参与合作的实质要求。

3.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抓手

基层党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回应群众诉求,更好地服务群众。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题就是服务群众,及时有效地回应群众的需要,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能力。因此,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群众关心的问题大多是跟民生相关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解决。所以,尊重基层群众在民生问题上的权利,也就抓住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和主体作用的发挥,既可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又能成为推进社会建设的有生力量,同时也有助于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趋势需要党建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的社会治理尚未形成针对已经分化的不同群体与组织利益需求的治理方式与策略。从体制与结构层面来看,目前,我们的社会治理体制落后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这种治理体制依然具有总体性社会时期的静态社会治理的色彩,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现实;从功能层面看,社会成员的需求和诉求日益多样化、差别化、高级化,社会治理风险在逐步增加,全球化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都给社会治理的功能提出了新要求。而坚持和加强党建的引领作用正是从组织、平台、人才、思想方面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重要保障,进而为社会治理结构性和功能性跃升提供必要条件。

1.党建工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

社会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本质上讲是供需矛盾的利益冲突,随着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复杂化,这种利益冲突有加剧的趋势。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一方面,过度依靠政府“单打独斗”的行政管理模式,面临着资源力量不够用、方法手段不管用的问题;另一方面,大量自发性社会自治背后也存在着潜在的失序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行政资源有边界,党建资源无边界,通过党建手段,把区域内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比较松散的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联系成为紧密型的党建工作联合体,能够从体制上突破传统单位组织之间的壁垒,使党组织在与各类治理结构要素和基本力量的广泛联系中,实现积极有效的整合,从而有利于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多元参与治理和资源整合。

2.党建工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必要的平台机制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社会主体都有一定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和愿望,但往往缺乏有效的参与平台,使得大量社会治理的力量处于相对松散、闲置的状态。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治理的重难点问题往往涉及多个社会主体,需要搭建沟通平台推动社会治理难点问题的解决。通过党建平台,可以有效地破除社会治理主体间的阻隔,搭建条块互动、纵横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社会治理创新平台,从而有助于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治理创新的活力。目前,部分地区已经逐步建立健全了社区党员代表议事会制度,邀请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共建单位党组织领导、社区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中的代表组成议事会,协同参与社区共治与自治,在平台机制方面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撑。

3.党建工作为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当中。要发挥“党管人才”的优势,加强各类基层社会治理人才的团结凝聚,带动更多志愿者和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不断充实社会治理创新的人才力量。在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方面,可以通过重视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政治引领,特别是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引领,一方面将有志于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党员培育为社会组织的骨干力量和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将社会组织的骨干人才通过党建联建的平台凝聚起来。在基层社区治理方面,加强党组织对基层社会自治参与的主导整合,有利于探索建立党领导下充满活力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创建社会成员自主参与、自我管理的工作格局。目前,部分地区已经通过积极探索,借助社会力量,强化党对各类基层自治组织的引领,扶持建立里弄管理委员会、共建联盟、名人和志愿者工作室、社区青年联盟等各类组织,着力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引导他们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4.党建工作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必要的思想引领

党对社会治理的引领最终体现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引领上。在当前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民生诉求全面升级、社会生态日益复杂化的背景下,要妥善应对思想多元、诉求多样、表达方式复杂的形势,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扬正气、树新风,广泛弘扬社会正能量,在各类社会群众中间形成理想信念坚定、价值观念崇高、道德修养高尚的文化号召力,来确保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正确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创新,要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思想、理念、价值方面的引领作用,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推进全民共建共享提供思想根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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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近年来上海、宁波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这些创新实践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将党的领导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也为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坚实平台。

1.探索民情民意上达机制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一些公共问题只有以一定的形式,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政策制定程序,形成特定的政策,最终才能得到解决和处理。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政策合法化的根本途径,制定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个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反复沟通、实践、修正的过程,将群众的意见、要求、利益汇集到党的各项决策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群众路线。从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来看,这些创新实践在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走出机关、走向社区、走向最基层的群众,把党的建设阵地从党内拓展到党外。例如,一些地方组团式集结各界精英,通过直接、面对面的方式,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形成决策依据,从而改进工作,并形成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度;还有一些地方开展“同心家园”建设,以居委会为主导,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强化居民参与小区建设管理的意识和责任,营造基层民主协商和居民参与自治的良好氛围。这些创新项目是党组织牵头的收集民意、反映民意的集体行动,拓宽了党和政府收集民意的渠道。通过对民情民意的收集,形成动态民情信息库,通过跟踪、反馈群众反映的问题,为政府决策的调整提供借鉴,打通了政策制定自下而上的通道,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

2.实现多方参与的共建共享

大城市不同空间区域的群众具有不同的公共需求和利益诉求,群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是量大面广,而是要满足自身需求。只有与群众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才是高质量的、精准的。而在现实中,当一项公共服务和产品必须由两个以上部门提供,而且公共服务的多部门提供成为常态时,如果缺乏必要的基于协调、合作、共享理念的集体行动,那么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有可能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逐步下沉,基层治理组织被激活,更多的公共服务触角深入社区、家庭以及居民。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到基层区域性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网络逐渐下移至群众身边的“琐事”,公共服务网络的下移以及公共部门职能的下沉使得城市精细化管理成为可能。

新近出现的社会建设创新项目能够回应基层群众的期盼和诉求,使群众具有更强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例如商铺在夜间向周边居民开放自有车位、相邻小区打通院墙协同停车等,大大提高了公共停车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依据老年人的需求,组织书法、插花、编织、唱歌、舞蹈、腰鼓、风筝、桥牌等各类群众团队,丰富了居民区老人的生活;党员与小区高龄独居老人一对一结对的活动,使这些独居老人能够享受24小时随叫随到的贴心服务。这些创新实践以党内资源引领带动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公共服务的总量,尽可能依据不同居民群众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公共服务,提高了公共服务提供的精准度。

3.完善区域化党建平台

一些城市提出通过协调、整合、信任三大治理机制,消除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更好地将相关利益部门整合在一起以便产生协同效应,实现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整体性”行动。与“整体性”相对应的是“扁平化”。政府管理的“扁平化”强调多方的合作与参与,聚焦政府体系内部的结构与流程调整,如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效率等。政府管理的“扁平化”具有管理成本相对低廉、侧重于少层级近距离管理、强调协商与协调等特点。从这些创新实践可以发现一个共性,即通过党建引领,形成特定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的沟通、协调机制,而这种协调机制的构建消解了城市基层组织的“合作行动困境”,弥合了“条块分割”而造成的“碎片化”。这种协调沟通机制通过对结构与流程的再造,将权力下放到直接面对实际问题和提供服务的基层机构,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及民众的价值和能力的组合,尤其是多方的合作与参与,完成政府管理“扁平化”和职能的下沉,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精准。区域化党建平台将基层党组织功能从行政性管理向“嵌入式”服务转变,组织运行机制从垂直领导向协商民主转变,通过平台,统筹区域内各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组织、个人,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形成自治共享的良性循环。区域化党建平台在一定层级上对区域内的资源作总体的规划和配置,人员配备充分下沉,使得公共服务的“网”铺得更开、密度更大,既能够灵敏地获知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又能够及时快速地通过各级组织和部门满足群众的需求。

4.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基层党组织一方面以行政权力为依托嵌入行政领域,另一方面以社会权利为依托嵌入社会领域,对可能参与到区域公共事务中的不同级别、不同隶属关系、不同空间的组织进行整合,并以党委工作直接影响各种组织对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关注及解决,从而实现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管理和基层公共服务的协作化。地方党组织的介入成为弥补多元治理失败的有效措施,对于执政党来说可调配的资源较为充沛,可以整合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集中全区域的力量解决特定的公共问题。相比较于政府部门统领的协调,党组织的参与更能够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使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和群众站在一起,还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地方党组织的介入,能够对市场、政府、社会等的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一种宏观安排,使得各种治理机制之间能相对平衡,进一步得到重新组织和整合。完善基层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创新

城市党建工作容易落入以下窠臼:工作找不到抓手易虚化;缺乏顶层设计,难以形成长效机制;功能定位模糊,党建工作与部门履职之间不够协调。从历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评选活动”来看,其中一些项目通过加强和完善基层党建,将党的领导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为探索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启示。

第一,从上海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来看,这些创新实践在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走出机关、走向居民区、走向基层群众,把党的建设阵地从党内拓展到党外。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一些公共问题只有以特定的形式,通过特定的渠道进入政策制定过程,成为政策部分成果,才能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和处理。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的根本途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个自下而上之后又自上而下的反复沟通、实践、修正的过程,将人民的意见、要求、利益反映到党的各项决策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经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在今天的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徐汇区开展的“满意在徐汇·服务在基层”走访行动,通过每季度组团式走访,集结了全区各界精英上千人。普陀区的“同心家园”建设结合居民区实际情况,以居委会为主导,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强化居民参与小区建设管理的责任意识,营造基层民主协商和居民参与自治的良好氛围。这些创新项目是党组织牵头的收集民意、反映民意的集体行动,拓宽了党和政府收集民意的渠道。

第二,从相关案例来看,一些社会建设项目积极回应基层的期盼和诉求,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精准度,使市民具有更强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例如,通过摸排居民实际需求,有关方面协调某公司夜间向周边居民开放自有车位,大大提高了公共停车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普陀区,党员和小区高龄独居老人一对一结对,使老人能够享受到随叫随到的贴心服务。这些创新实践以党内资源引领带动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整合,最大限度拓展了公共服务的总量,提高了公共服务的精准度。

第三,上海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契合整体性、扁平化政府变革思维,其中党建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党建引领,形成特定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的沟通、协调机制,消解了城市基层组织的合作行动困境,弥合了条块分割而造成的碎片化。例如,区域化党建平台在一定层级上对区域内行政资源作总体规划和配置,在组织结构上实现扁平化,人员配备充分下沉,使得公共服务的网铺得更开。

需要指出的是,在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党组织不是全能型“保姆”,而应在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之时,监督地方政府、利益团体、第三部门等组织的行为,注重对政府、社会和市场治理能力的培养和修复,进而引导和推动社区自治、共治。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大都市社区探索——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层面明确要求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近年来,上海市徐汇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1+6”文件精神,制订了《关于徐汇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党的领导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根本保证,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的建设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提高基层队伍的社会治理能力,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

一、徐汇区运用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上海市徐汇区充分重视发挥区域化党建的引领作用,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围绕服务基层整合资源,构建区域化党建新格局

区域化党建以区域性党组织为纽带,突破了传统纵向延伸为特征的“单位建党”模式,有利于把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比较松散的党组织联系成为紧密型的党建共同体,实现组织、目标等的整合。徐汇区近年来根据地域特点、行业分布和需求意愿,大力推进区域化党建的工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组织网络,做到区、街镇、居民区“三级联动”,在区级层面建立区党建促进会,并成立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教育发展、医疗卫生、城区建设和管理及人才发展等8个专业委员会,释放行业单位党建资源;在街镇层面,设立促进会分会,通过扩大会员单位规模,探索实行轮值会长、“双会长”制,协同区域单位实施服务项目;在居民区层面,通过探索成立居民区支会、将驻区单位划入居民区网格、设置居民区党组织兼职委员等做法,搭建起居民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之间互联互通的工作平台。通过区域党建促进会在区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党建网络,促进了社会治理资源的整合。一是推动党建的共建共享,以区域党建促进会、专委会和分会为平台,促进党建成员单位之间实现信息联享、工作联动、活动联办。例如枫林街道,一是以“机制共建、义务共担、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实际行动,融入区域化党建工作,将行政、行业优势与社区的地域优势、组织优势相结合,形成齐抓共管的整合优势。二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才交流,全面推行“社区党委+兼职委员”的“大工委”制,让党组织隶属关系不在基层社区,但有影响力的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以“兼职委员”身份进入并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人才向基层流动,选派机关事业单位年轻科级干部、企业干部到居民区任党组织书记或副书记,充实基层力量。三是推动党建资源向下延伸。在居民区层面探索建立区域党建促进会居民区支会,使居民区党组织真正成为小区治理的领导核心,统筹居委会、物业、业委会、驻区单位、共建单位等各方资源,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小联勤”,更加快捷有效地解决居民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发挥街道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社区党委的作用,探索推进居民区党建与“两新”组织党建的联动,例如徐家汇“三联盟”党建工作机制将以企业为主的“社会责任联盟”与以群众领袖、草根明星为主的“道德责任联盟”和以窗口单位和执法单位为主的“服务责任联盟”联系在一起,准确找到了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的地位,探索了群众工作方法和社会化服务新路子。

徐家汇“三联盟”

2014年9月,徐家汇街道发挥区域化党建平台作用,打破原有的机关、企业、居民之间的界限和格局,建立“党建引领、政府扶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三联盟”(社会责任联盟、道德责任联盟和服务责任联盟)。成员单位共同制订了《三联盟公约》及《三联盟加入标准》,鼓励企业参与“社会责任联盟”、公民参与“道德责任联盟”、机关和窗口部门参与“服务责任联盟”,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同服务社区居民。目前“三联盟”涵盖区域内各类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道德模范、先进人物共同参与,凝聚社会多元主体共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了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提高了社会文明水平。

2.围绕基层群众需求,探索群众工作方法创新

联系服务群众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徐汇区注重围绕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注重发挥党建作用,积极探索群众工作方法创新。一方面,将工作视角向基层群众聚焦,准确对接民生需求。如徐汇区近年来大力开展的“满意在徐汇”活动,在推进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化建设方面作出了不少探索,特别是调查研究制度、基层联系点制度、征集群众意见建议制度、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基层会商制度、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走访行动工作制度等,进一步有力推动资源向基层集聚、政策向基层倾斜、服务向基层延伸、队伍向基层流动。另一方面,将工作方法向社会化转变,提升党建工作成效。具体体现在“四个转变”方面。第一,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由过去单纯依靠党组织、党员等党建资源来推动党建发展转变为通过党建引领,搭建平台,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例如,虹梅街道的虹梅庭公益服务中心作为区域化党建的载体平台,将功能定位为区域资源的整合与配置、社会组织的引入与孵化、创新和公益文化的培植与传播、企业和社区融合的推动与展示,充分体现枢纽、孵化和动员平台的作用,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化、市场化的资源,促进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多元参与。第二,从自上而下式向自下而上式转变,由过去过多依靠自上而下的管理力量逐步向依靠自下而上的自治力量转变,创新自治内容和形式,激发自治活力。在居民区层面,通过建立两个“自下而上”的机制,提高自治水平:一个是健全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机制,有序引导居民全程参与自治事务;另一个是健全自下而上的居委会工作评价体系,以居民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为重点,评估居民自治开展情况,评价居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情况。例如,湖南街道弄管会,坚持“自己的弄堂自己管”,先后成立了74个弄管会,吸收成员358人、志愿者795人,探索出了一种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治和共治力量的治理方式。第三,从单一式向合作式转变,由过去参加社会治理创新在人员和资源方面比较单一的局面转向多元参与的局面。例如,凌云街道加快构建以公共、公益、社会共同体为主要内涵的“凌云公益服务社”,着力打造社区参与的新平台,在建立社区公益发展专项基金时,按照政府出一点、社会单位出一点、群众自愿捐赠一点的“三个一点”原则,妥善解决了资金保障问题。第四,从行政式向协商式转变,由过去行政命令式管理思维转向平等协商式治理思维。例如,在区域化党建框架下,让区域单位的负责人作为兼职委员,参与社会重大事务的讨论与协商。在小区成立了“绿主妇议事会”、江南新村“船长俱乐部”等,给居民提供了平等协商的议事平台。“虹梅庭”

2013年,虹梅社区依托区区合作平台和区域化党建平台,在园区内打造了党群社会化工作阵地——“虹梅庭”,旨在携手社区成员共同打造“参与协商的共治社区,价值认同的文化社区,睦邻友好的生态社区,保障充分的安全社区及便捷舒适的服务社区”。“虹梅庭”作为社区枢纽型组织,已初步建立四大功能性平台,即社区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平台、社会组织对接与合作平台、企业文化和公益文化集聚平台和企业与社区融合发展展示平台等。2014年至今,“虹梅庭”共举办700余场文体活动、公益志愿、教育培训等各类活动,参与和接受服务人次达到8万,公益项目投入资金累计2000多万元。同时牵手社区内200家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到辖区活动当中,共同推动了区域公益事业的繁荣和进步。

3.围绕骨干力量建设,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培育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核心是人,特别要发挥骨干人才的领导和带动作用。徐汇区近年来在围绕骨干力量建设,加强社会工作人才培育方面做出了几点有益的尝试:一是让能人流向基层,通过党员干部“双报到”制度,机关党员下基层制度,充实基层社会治理的骨干力量。特别是近年来,分两批选派了25位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热心群众工作的年轻党员干部,到居民区党组织任职书记、副书记,提高年轻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为加强基层党建输送新鲜“血液”。二是让基层出产能人。例如,通过“居委书记领头羊”建设,提升居委书记带头做好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把书记队伍结构调整作为重点,制订居民区书记待遇调整方案和择优进入事业编制的工作方案。近年来,徐汇区涌现出了一批既具有个人魅力,又富有社会治理能力的居民区书记。三是让“社会人”变成“组织人”,将社会工作人才从传统的“原子化单兵作战”形式向“组织化协同作战”形式转变。徐汇区将社会工作人才纳入全区人才范围,并制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训三年规划、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薪酬体系实施意见等制度,加强梯队建设,推进了社区基层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发挥了社会工作人才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力量。

4.围绕社会力量激发,发挥党的群团组织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在于社会力量的广泛激发和社会治理氛围的营造。徐汇区近年来在充分发挥党的群团组织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作出了一定探索。一是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坚持围绕服务群众的工作生命线,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依法依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二是发挥群团组织的枢纽作用,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促使社会组织自觉履行社会建设中的“润滑剂”和“缓冲器”角色,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如区妇联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白玉兰开心家园”知心妈妈项目,区总工会在全市率先成立了首个社会组织工会联合会,让徐汇区90余家各类社会组织中工作的4749名职工有了“娘家”。三是创新群团组织的工作机制,群团组织工作方式由领导变为指导,通过为群团组织搭建平台,提供方向引领。例如徐汇团区委抓住“新青年、新思维”的特点,开发建立“徐汇青年云平台”,让广大青年有了更加自由、便捷的网络交流互动平台。“青年云平台”

为密切联系各界青年,提高共青团信息化工作水平,推动智慧城市建设,2013年,徐汇团区委与区内科技企业合作创建了“徐汇青年云平台”。云平台利用云计算新技术及其按需所取的丰富应用,建立更加近距离帮助和关心青年团员发展和成长的绿色通道,打造青年团员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相关管理和服务的互动平台。云平台不仅可以将团委的信息、活动发布等在第一时间发送给团员和青年,还可以提供徐汇青年活动的查询和报名、活动的现场签到和人数统计,并能下载各类与青年相关的信息资料等,甚至青年和团组织的即时沟通,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者网络实现。

二、徐汇区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经验

总结梳理徐汇区的运用区域化党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

1.要以整合资源为抓手

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以物质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等要素为支撑。党组织应当在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改进资源整合方式和提高资源共享水平等方面做出扎实努力,积极推进党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整合。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区域化党建以生命力,让其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

2.要以服务民生为目的

服务民生是基层党建的根本。区域化党建要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对民生问题有所回应,准确对接群众的民生需求,解民众之所难,释民众之所惑,消民众之所忧。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动员力。

3.要以转变方式为路径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全新形势,区域化党建要想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就必须转变传统方式,做到: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广泛吸纳和整合资源;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充分激发基层自治与共治力量;由单一式向合作式转变,有效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由行政命令式向协商民主式转变,促进决策科学化、规范化。只有转变这几种方式,才能提升区域化党建的引领力量,实现效果。

4.要以人才培育为核心

党建是培育和发现基层社会治理优秀人才的平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依靠大量社会治理创新的优秀人才来推动。因此新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特别重视人才培育工作。首先,要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优秀人才、骨干人才流向基层,留在基层,服务基层,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其次,要在基层培养一批“草根领袖”式的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凝聚和发动居民、区域单位员工、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去,充实社会治理创新的队伍;然后,要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跟踪和评估,促进相关人才工作效能的稳步提高;最后,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人才队伍之间的交流与学习,让一些好的经验能够迅速被推广和复制,让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能够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真正实现社会的良治。参考文献

1.唐文玉.从单位制党建到区域化党建——区域化党建的生成逻辑与理论内涵[J].浙江社会科学,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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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行.社区发展中城市党建的战略意蕴、理念转换和路径创新[J].领导科学,2013(22).

5.邱素琴.构建城市党建工作新格局:问题与对策——基于浦东的实践[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2).当前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创新问题与解决思路

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迅速发展,超大型开放城市的社区治理创新更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重大现实课题。在新时期,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应当充分重视党建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层面明确要求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聚促进城市发展正能量,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当前,不少地区充分发挥党建在组织、平台、人才、思想方面的引领优势,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方面作出了新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目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依然存在着一些较为显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关系到党建的引领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更关系到基层社区治理创新能否得到有效的实现。

一、当前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应当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

经过调研和梳理,我们发现当前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在以下几方面需要加以改进。

1.机制平台有待从追求实体化运作向追求治理实效转变

当前,因为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已经逐步形成了各类机制平台,不少地区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作为党组织全覆盖的目标,将区域内的众多单位聚合到区域化大党建的框架中来。同时,通过调研发现,有的地区虽然已经搭建了形形色色的组织架构平台,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支撑和项目流程管理,一些区域化党建平台并没有将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实效发挥出来。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架构分工不够明确,导致区域化党建平台处于空转或半空转状态;二是以零散性活动来体现区域化党建的整体性功能,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导向,引领作用弱;三是与公众所期待的社区治理需求脱节,造成社区治理创新的供需不平衡,没有能够将区域化党建的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优势。

2.工作方式有待从“行政化”向“社会化”转变

党建工作“去行政化”是目前一大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公众个体从“单位人”逐步向“社会人”转变,传统的依赖“单位人”的行政化党建模式逐步走向了“社会人”的社区党建。社区党建作为执政党在城市最基层的组织体系,直接面对的是“多元化”且“碎片化”的利益群体,这种社会结构状况,让“行政化”的管理方式收效甚微,要求党组织必须具备引领、凝聚、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与本领,实行“社会化”的治理。在目前的实践工作中,不少地区区域化党建的行政化色彩较浓,开展工作倚重行政化命令来实施和推进,受科层制弊端的影响,效率较低。同时,由于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力量,导致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队伍群众基础和力量不足。党建要想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要破除“行政化”的窠臼,实现向“社会化”的转变。

3.党员的骨干作用发挥有待进一步强化

目前在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党员骨干作用发挥还有不小的进步空间。一方面,虽然目前已经建立了“党员干部双报到制度”“机关党员下基层制度”等一系列调动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但对于党员干部到基层报到的后续情况跟踪和考核还不够,同时也缺乏引导党员积极投身社区治理创新的渠道,部分党员没有施展社区治理能力的平台。另一方面,有的党员在从事社区治理创新工作过程中,亮出党员身份的主动性不够,缺少以身作则宣传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意识,这些都导致党员骨干的模范作用和引领作用不够。

4.党建在价值引领方面的软实力有待加强

文化是社区共同体意识构建的精神纽带,社区文化是社区共治的灵魂。社区党组织要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必须发挥文化导向功能,提升党建引领的软实力。目前,党建引领作用的发挥多数还是停留在建设硬件基础设施和改善群众民生需求等方面,在思想引导、价值引领、文化感召等方面的举措还不够多,随着社会价值日趋多元,创新社区治理对提升区域化党建文化和价值引领的软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在新的背景形势下推进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1.深化平台建设,进一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深化平台建设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区治理创新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一是要利用好区域化党建平台机制,大力发挥区域化党建促进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将区属资源转变为区域资源,探索区域单位发挥主体作用的途径,真正让区域单位从“陌生人”变成“熟人”,从“熟人”变成“主人”。二是要发挥党的群团组织的枢纽平台作用。以群团组织改革为契机,支持群团组织在党组织领导下发挥作用,加强对有关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示范带动、联系服务。支持群团组织按领域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引导同领域、同类社会组织实行会员制,加强与会员单位在项目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着重构建横向合作组织网络,形成以工青妇等枢纽组织为核心,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平等合作的组织网络体系,努力把各类群团组织打造成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管理上承担业务指导职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三是要积极推进网络媒体平台建设,运用好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载体,做好“指尖上的社区治理创新”工作。要善于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探索互联网党建工作的可能性,充分利用新型社交媒体,打造党建引领、服务民生的“朋友圈”。

2.始终围绕民生,解决服务基层群众最后一公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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