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雷厄姆·格林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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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曾经这样试读：
第一章
1我要是有先见之明，全部的未来，从头至尾，原来都会沿着伯克汉姆思黛德那几条大街展开。通衢大街宽廓，就像多个集市广场中的一处，只是那高敞的威严，被第一次大战后建造的那个带莫尔式绿穹的新影院破坏了。影院小得可怜，可对当年的我们说来，却是浮华奢靡之巅和狎趣之极。那时候，父亲已任伯克汉姆思黛德学校的校长。有一次，经他允许，家里几个大男孩去影院看了《泰山》第一集的放映专场，那是因为他老人家误以为这部电影是人类学的教育片。打那以后，父亲对影院的期望破灭，说到电影，总是满腹狐疑。我家所在这一头的通衢大街，有一座都铎王朝时代的半木料建筑，那是一家照相馆（橱窗里可见当地居民群像，有的是结婚照，有的手捧花束，咧嘴傻笑，活像得了奖的老牛）。再有就是一座诺曼时代的石筑教堂，一根柱子上挂出某位古时康沃尔公爵的头盔，好比厅堂里谁留下的一顶礼帽，并不特别惹人注目。教堂下方，大枢纽运河淌过，河上有画舫缓行；还可见到来自远方的吉卜赛童子、一排排水生荸荠以及古城堡所在的几个小山包。城堡被一条护城河环绕，河水业已干涸，如今长满叫做峨参的野草。（城堡是，人们都这么说，由乔叟于亨利三世时代所建，曾被法国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从铁路那边，隐隐有好闻的煤灰气味飘起；到处可见伯克汉姆思黛德人一张张神色好奇的脸庞，这样的脸今天不论在世界哪个角落见到，我想自己都能认出。那脸棱角分明，就像扑克牌杰克的脸，目光带点狡黠，一种难以得逞的诡诈。
下面，虽然老大不情愿，得说说个人生活图谱上的学校了——那建筑部分是都铎朝代的玫瑰红，部分由丑陋不堪的现代砖石砌成，颜色勉强可算铁灰，就像建玩偶屋时用上的泥墁——而人生的苦恼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弃用已久的坟场对着我家的窗户，与我们的花坛仅有无形的一线之隔。因此，花匠每年重整树篱时，总会刨出几块人的残骨。由此再往北，大片大片的荒地空旷寥落，活像地图上的非洲，这是长满荆豆和蕨丛的公地，一直延伸到埃希律奇猎场。南边是小块卜里克山公地和埃希林斯的猎场。就在那儿，我曾看见一个五月绿人，浑身披挂春天的绿叶，当着捧场的众人笨拙地跳舞，颇像我后来在利比里亚看见的魔鬼。
且不论好坏，人日后的种种成败兴衰，总是发乎迩而见乎远。一个人的未来不独从他手的纹路可以预见，看他住过的房屋形状也能略知一二；推诿和欺骗植根于周围狡黠的面容，形成于公地园子里树篱的藏身处。就在这儿，在伯克汉姆思黛德，有着日后无穷复制的模式雏形。二十年来，喜怒哀乐、初恋、试笔，一切几乎都发生在此。我觉得，因缘际会，兼之无意识的作用，不管愚暗或智萌使然，要是临终不把我弄回到人生发端之处来，那真是咄咄怪事一桩哩。
在长长的通衢大街远端，是北教堂村和一家叫做“黑店”的老旧客栈。店名也许跟那儿发生过的事情有关，大人说起那店总是闪烁其辞，于是给我留下一脑子的疑窦，一听说客栈总有凶险不祥的联想（我肯定那儿弄死过旅客），这使得北教堂村这一带有种化外之地的氛围，成了噩梦可能轻易成真的危险区。我们从不被带去那儿散步，尽管理由可以说得再自然没有，因为哪有一位保姆肯沿通衢大街跋涉两英里路程，走过市政厅，穿越上班族夹着小小的公事包一日两次来回经过的新建国王大道，再行经孩子们必定驻足流连的菲戈太太玩具店？更别说再往前去，还有牙医诊所令人发憷的有色玻璃窗，而沿着集市花园一路走去，无处不闻从煤栈和运煤驳船扬起的砾屑怪味。
被足智多谋的老保姆或一位侍候我们的女仆管着，还有另一条不准孩子们涉足的散步路线，那就是运河边的纤道。如果说萦绕“黑店”的是险恶气氛，运河使人直接感受到危险——河上工人都是些粗野的陌生面孔，黑黢黢的像是一群煤黑子，还有他们的吉卜赛婆娘和一身褴褛的孩子，看到穿戴齐整的中产阶级儿女由仆人引领着走过，嘴里会吐出骂人的脏话。此外，正如我所害怕的，还有失足落水溺毙的危险。《伯克汉姆思黛德纪事》和《何末尔汉普斯黛德观察家》不定期地刊登一些运河浮尸的剖验报道，船家折损的小孩尤多；另有传言说掉进水闸一准没救，看看每座水闸守望屋墙上挂着的救生带，我们想象，这传言必属确定无疑。时至今日，我只要低头去看水闸，看那湿漉漉的垂直闸壁，顿时就心惊肉跳。早年，时常梦见溺水而死，身子像被磁石吸引着往水边滑去。（青春期中，溺水梦做得太多，甚至影响到白天清醒时的生活，见到池塘或河流，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往水边挪步，就好像疾驶而来的汽车施魔法于行人，使他站定在原本宽阔的路上而不知避让。）2
我最早的记忆是坐在山顶上的童车里，脚边躺着一条死狗。地点靠近一片田野，凭着我富有的叔父爱德华的善举，就是不知出于何种不详原因，人称爱丕的那位，后来这片田野成了学校的操场。即使谈论小镇的阡陌町畦，总也绕不过格林家族的影响（蕞尔弹丸之地竟有十七个名叫格林的居民，即使在今天，这比例也可算是高得不称；逢年过节祭祖，格林家族的名字差不多贯穿四分之一个世纪，可达二十五名）。那条死狗，我今天知道了，是姐姐豢养的哈巴狗，被车——是马车吗？——碾死的。保姆图方便，把狗尸扔进童车带了回来。这一幕可能是真实的记忆，因为母亲曾告诉我，数月以后听我提到那条“可怜的狗”，她大为惊诧。那几乎是我此生说的头几个词儿。
幼儿年代发生的事存下多少真实的记忆，我拿不准了。举个例子，我自以为记得一辆玩具汽车，若果真是1908年标准款式的话，今天肯定可以拿到苏富比去拍卖，可是那辆玩具车出现在我和兄长雷蒙德的合影中，可见记忆串交有误。我那年约摸四岁，穿了件围涎衫，脖子处垂着卷发。哥哥的发型已完全男性化，一个七岁的成人，无惧地直面厢式照相机，已可见到日后喀美特和额非尔斯峰登山运动员的英姿。至于我的形象，是男是女，还得两说呢。
孩子们总是在午茶之后，下楼来到客厅，从五点半到六点半，跟母亲玩上一个钟点。记得我最怕妈妈读一个坏叔叔的故事。那个恶人把小孩弄到林子里叫人杀了，可杀手到时突萌悔意，就把孩子们暴露在自然界任其饥寒而死，过后鸟儿飞来，用绿叶覆盖他们的尸体。我怕这故事是因为我怕哭。我宁可一下子给杀了，远比那种长时间受折磨的悲惨下场来得痛快。儿时的泪腺太容易受刺激了，甚至多年以后仍是如此。即使在今天，我有时仍会赧颜溜出电影院，因为片子大团圆的结局，惟其不可信而会使我感动。（生活不是这样的。如此忠勇和这等操守只能梦寐以求，可是当自己濩落失意时，总希望梦想成真。）
对于接近入学年龄的那些岁月，能记起的往事大增，其中有一幕特别明晰（是年我五岁左右），那回是我跟着保姆走过靠近大枢纽运河、东倒西歪挤作一堆的济贫所。一间小屋外，聚着好多人，有一个男子挤将出来，跑进屋里。我听人说那人要去抹脖子自杀。没人跟随他进屋，大家，包括保姆和我，都站在外面等着。我始终不知道那人是否自杀成功。《伯克汉姆思黛德纪事》应会告诉我结果的，只是我还不识字。
对于最初的六年，我只有如此芜杂的记忆，而且对事发的时间先后次序也无把握。这些回忆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它们还萦留脑际。故事已湮没，返回无意识，只是梦的若干散乱符号而已，宛若沉船事故的幸存者在呼号救命。
家里惟有供母亲独自享用的一种特别的全麦饼干，带有烘焙不足又绝不加糖的原色原味——令我联想起宗教仪式上的“圣体饼”。这些饼干放在她卧室一个专用的罐子里。有时，妈妈特别优待，也给我一个，让我蘸着牛奶吃。母亲身上常年散发古龙水的香味，我对她敬而远之，而且对这种母子疏离不以为忤。要是我能咬她一口尝尝味道，想来定和那全麦饼干一样。她有时莅临校宅中的童室作正式探访。那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房间，朝向石筑教堂和旧时墓地，室内有放玩具的几个柜子和一些书架，还有一匹眼露凶光的玩具大木马。火炉的钢制护罩旁，是保姆专用的大藤椅。母亲在我眼中威仪大增，那是因为她掌管内衣衣柜有方，而那个柜子里蛰伏着一个骇人的女巫。不过关于这事，容我后面再写。全麦饼干对我而言，就这样成了她清教式冷色美的象征——她似乎能一手化杂乱为整洁，善分好坏并选中优者，虽说到了晚年，说到她的家人，她只认定好的一面了。我们中间谁要是杀了人，我敢肯定，她一准会去怪罪那被杀的人。临终之前，她并无痛苦地昏迷良久，我在床边看着她，她那苍白的金雀花王朝时代的长脸，使我想起某处坟上一位十字军的形象。看来，真是一个合适的祥和结局，对于一位站在平头扁舟里的美丽姑娘，身材颀长，举止娴静，长裙衬托着系带细腰，头戴船夫式平顶草帽——那是我在家族影集里见到过的。
那些年留下的一个不愉快记忆，是一个盛满了殷红鲜血的小锡罐。当时刚给我摘除了扁桃腺，我一阵阵眩晕，只觉天旋地转。手术是在家里做的。那以后的三十年里，我一见血就不舒服，想吐，有时只要一听谁讲起车祸什么的，还会犯晕。德国人打闪电战那会儿，在第一次接触伤员之前，我很为自己的反应担心，好在后来我发现了自己为什么晕血，而情势逼我采取行动之际，恶心想吐的感觉毕竟已被克服。
直到我六岁那年，我家的住宅一直叫做圣约翰堂，是伯克汉姆思黛德学校寄宿舍之一，父亲是舍监。待到1910年他当上校长，我家乔迁，搬进校舍中的校长宅邸。不过，我在十三岁时作为寄宿生重返圣约翰堂，对这所老宅的大多数回忆（都是些极不愉快的）全会回溯到那一年。回眸这人生首次转折之前，圣约翰堂激起的唯一记忆，是大路对面一片我家额外拥有的花园，夏季某几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会去那边玩一玩，那高兴劲儿就仿佛旅行来到了异域。那边有座避暑屋（当时可不是寻常可见的建筑），园圃高出路面，因此我的目光无法从那儿的树篱上方扫过，看见大路这边的家，并由此臆断，家距此已有数百英里之遥。这是我一生中首次体会异域旅行。后来，尽管我从未去过法国，我常把两个花园比作中间隔着海峡的英法两国——每日里置身其中的英国和度假时才去的法国。
伯克汉姆思黛德的远端，有座镇上的宏大建筑，人称厅堂，那里住着格林家的堂亲。母亲是德国人，全家人的异国情调令人敬而远之，因为成员中不少人出生在巴西的桑托斯附近，一个出产同名咖啡的种植园里。堂亲一家跟我家一样，共有六个孩子。论年龄排行，两家孩子参差交错，但最大的一个在我家。我叔父像是有意跟自己的兄长来一场竞赛，非打个平手不可。与我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图特，可多年之后跟我一起去利比里亚作冒失旅行的却是他妹妹芭芭拉。利国之行见于拙著《不带地图的旅行》。
堂房家的孩子都是格林一族的富人，我们这一支则被认作格林家的知识分子。每逢平安夜，我们常去堂亲家看圣诞树，哥哥姐姐们会留下晚餐。大家围着圣诞树用德语唱颂歌的时候，我最不自在，因为怕他们邀我一起合唱。庆典在我们看来颇有条顿民族的特点，因为就我们而言，圣诞前夜没有任何意义。圣诞节庆只有在翌日早晨方才开始：捏捏沉甸甸的礼物长袜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而长袜正横搁在我们的脚趾间，让我们激动得喉咙干燥打恶心。这在我家有个特别说法，叫做犯了“那喀索斯式自我陶醉胃病”。我不记得咱们家有过圣诞树，而在圣诞树的榭枝底下接吻，那只是大人们玩的把戏，够让人难堪的。我对接吻没有兴趣，榭枝底下只要有人，我就远远避开。
平安夜那天，在堂房家的厅堂，给孩子们的礼物分别在几张桌子上摆开，并以卡片标出各人的名字。记得有一回我曾大失所望，因为属于我的那张桌子上出现一件成人礼品，一个皮制的笔袋。后来发现，是有人搞错了。那件礼品是给我伯父的。伯伯与我同名，是海军部的终身部长，又是骑士浴勋爵——这后一个头衔我觉得好了不起，一点不滑稽可笑。
那位也叫做格雷厄姆的伯父，应该算远亲吧。比之亲缘关系更值得一写的是，他为人呆板，沉默寡言，一副眼镜悬荡在背心上宽大的黑色绶带前。即使在今天，我也难以想象小男孩时代的他在剑桥骑驴上学去的模样。他说起话来，老是“呃”“啊”个没完，也许除了跟公家的人打交道，他总觉得不自在。他是1950年九十三岁时在哈斯暾村的家里逝世的，死时仍是单身汉。晚年，两位妹妹海伦和萢丽照顾他，也都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伯父大人在八十九岁的时候因为视力衰退，曾跌落在地铁列车车下。当时他正赶去参加帝国国防委员会下属某小组的会议，议题是向苏格兰北部进口驯鹿的得失。他镇定自若地躺在正有倒车通过的轨道边，一声不吭，居然最后只伤到一根肋骨。人家好不容易才把他劝回到哈斯暾家中。九十一岁时，他又从一棵树上坠落（他在修剪枝叶），不得不卧床一段时间。接着，一次更加平淡无奇的意外要了他的命。这回是草坪上的一把椅子将他绊了一跤，可是纵然卧床不起，老人家还是捱过好些日子，每天早上要人把《泰晤士报》的社论读给他听。临终朕兆是两位姑姑给他脱衣时，把一个脚趾连同袜子一起拽了下来。要说世间奇人，他可算一位。日德兰半岛海战之后，他被劳合·乔治首相和诺色克里夫系统各报轰出海军部，同他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一起被黜往军火装备部。直到最近，我方在一部《国家名人传记辞典》中了解到伯父大人与杰姆斯·邦德活动领域之间的关系——原来他是海军情报部的首创人之一。卡尔森写道：“我在首相房间里碰到丘吉尔，祝贺他谙人之深。‘这话什么意思？’劳合·乔治问。‘这个嘛，’我说，‘温斯顿英明，给被你从海军部解雇的人找了个重要得多的职位。’”
这位远房伯父住在剑桥郡哈斯暾的一幢大宅里。我们这群孩子常在暑假去那儿玩。后来年龄稍大的改去更远一些的湖区爬山，只留下我和小毛头休伊留在母亲跟前。（最后，姐姐茅丽从山上摔下，惊魂一刻居然被人捕捉摄入镜头，后来姐姐就嫁了此人——也许她是欣赏此人的镇定。）
哈斯暾大宅——至少部分地——像斯图阿特王室威廉姆和玛丽的宫殿，有座古色古香的大花园，特别适合玩捉迷藏的游戏。另有一座果园、一条小溪和一泓池水，水面还有岛巉突起。前门的大草坪上有喷泉。我们常在拄杖的棍把处接上一个杯子取水，那水的味道清冽而纯净。喷泉深约两英尺，宽及一码。哥哥雷蒙德三岁那年曾掉进喷水池，问他怎么爬出来的，他豪气冲天地回答：“不就是挥臂向岸边游呗。”花园处处可闻苹果香，还有黄杨树篱的气味。在炎热的夏季，蜜蜂飞过，留下嗡嗡声。我还记得孩子们给一只死鸟行葬礼。棺材是普莱斯牌的婴儿夜光灯的灯盒。年龄稍长的几位，赫伯特、茅丽和雷蒙德，把那鸟儿葬在大家叫做“树荫步行道”的地方。我因为年纪最小，算是个卑微不起眼的吊客，轮不到扮演教士或掘墓人或唱诗班童声的角色。
孩子们一到，伯父大人总是避走，躲进汉诺威广场边上自己的单身汉公寓，不让纷至沓来的亲人打扰自己安稳的生活。对于那座布局随意的大花园，我觉得已经是非己莫属了。有一年，母亲把另一个小男孩、校医的儿子帕克请了来，跟我一起过暑假，为此我好不恼怒。我把对方视作贱民，不愿跟他玩耍，难得同他说句话，也从不教他怎样从喷泉取水。我还知道好几处他永远找不到我的藏身角落。就这样，他只好漫无目的地独自踯躅，百无聊赖，快要哭出来了。漫长八月的可怕经历，以后再未重现，我被允许独来独往。
在哈斯暾的日子里，我突然发现自己能看书了——那书是《侦探迪克森·博莱特》。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天地，故而只是背着人读，躲进某个隐秘的阁楼。尽管如此，母亲肯定知道我在干什么，于是就在坐火车回家的途中，给了我一本巴兰坦恩的《珊瑚岛》。旅途长得像是没有尽头，在布雷契莱换车要等许久。我可不愿承认自己开发了什么新的才能，所以在去布城途中，一路只看书中插图。无怪乎印象这么深，时至今日，我用心目望去，还是那群困在礁岩上的儿童。我想当年仍有一点惶恐，怕大人知道你能读书了，下一步准是送你进预备班上学（我是差几周就满八岁时走进那扇阴沉沉的门户的）。要不，也许我不喜欢那种受人宠惠的感觉：别人自然而然做得到的事，你学会了，有什么值得称赞的。若干年前，在爱丁堡的某次仪式上，这段记忆的真实性得以证明。那次，莎士比亚学者多佛·威尔逊博士告诉我，当年我的父母亲常对他说起，为了教会我识字读书，经历过多大困难。我确曾厌恶那本胡编乱造的发蒙读本《不掉眼泪的欣快阅读》，尽管书里的木版插图今天看来仍非常精美。怎能指望我会对一只蹲伏在垫子上的猫感兴趣？我无法把自己等同于一只猫儿。迪克森·博莱特完全是两码事了，何况大侦探还有个小男孩做助手，而这小男孩在我想象中完全可以是我自己。
我尤其不喜欢父亲的兴趣，常问自己，一个成年人干吗去关心孩子散步时发生了什么。受到称赞无异于受罪——我宁可立刻找一张最近处的桌子爬到下面去。直到长大成人，我觉得对父亲真正抱有温情的时刻不多，一次是他用双手手掌鼓捣着装青蛙叫；一次是手指上粘了小块胶布玩“两只小鸟”的游戏；再一次是让我吹气去把他的表盖打开。惟有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我才认识到他老人家对我一举一动的关心全是朴真的。惟有此时，我才意识到一种深埋着的对父亲的爱和痛惜，只是今日惟有时而在梦中悠悠相牵。
在我看来，父母亲的婚姻非常美满。至于其他任何人的婚姻是否幸福，那是另一回事了，亦非外人可尽知。幸福可能因为生儿育女所毁，也可能出于对家庭经济境况的忧虑，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原因：爱情本身也会受到损害。但是父母亲的爱情，在我看来，经受了六个儿女和各种严重忧虑的考验而始终不渝。1942年，我在塞拉利昂做特工，主持一个一事无成的独角戏机构，这时丧父的噩耗传来。两份来电递送的次序弄错了——第一封报的是死讯——一小时以后关于病重的第二封才递到。突然之间，在一堆等待加密和解密的秘密报告中间，我痛感始料不及的恻恻大悲。我记起自己年轻时曾如何有意去冒犯他一成不变的自由派政治观点，以及在道德伦理方面极端的保守主义。我在塞国的弗里敦城找来唯一的爱尔兰神父麦基，给亡父做了弥撒。我知道，父亲如果地下有知，准会以他习有的自由主义态度看待儿子的这一姿态：出于善意，觉着好玩——对于我皈依天主教的决定，他从不表示异议，不置一词。至少，我敢肯定，对于我报恩的方式，父亲会高兴的。神父为了他教区的非洲贫民，问我要去一袋大米，因为大米紧缺，只能定量供应，而我因为跟警察局长有交情，得以偷偷多买了一袋。
双亲初识时候的模样，孩子们自然一辈子陌生。父亲初识的母亲是那位身材颀长、头戴船夫草帽的纤腰姑娘；而母亲见到的是位风流倜傥的青年男子。挂在他俩浴室墙上那张褪色的牛津旧照上，父亲蓄一排整齐的唇上须，身穿晚礼服，由一件蓝色背心衬里。父亲死后十年多，母亲还写信来说，她跌断了髋骨，做梦因为父亲没去医院看她，甚至连信也不写而嗔怪，还说对此自己不能理解。再往后，即便在醒着的时候，父亲音讯杳然令她不快。事有凑巧，在这之前几天，我也梦到父亲。母亲和我坐车前行，路边的一个拐角处，父亲招呼我们。待到我们停车，只见他奔跑着来赶上我们。父亲乐呵呵地爬进汽车后座，因为那天早上他刚被允许出了医院。我写信给母亲说，也许关于炼狱的说法部分是真实的，梦境正是父亲获释时分。
对我来说，这梦结束了父亲逝世以后多年来反复不止的梦的循环。在那一连串的梦里，父亲老是被隔离在医院里，不得跟妻子和儿女们接触——尽管有时他也会回家探访，一个缄默又孤单的病人，只是病未痊愈，告归局促，还得回去继续过那种流放般的日子。时至今日，旧梦依然似真，以致我非得费力专注，才认识到医院和夫妻分离其实皆是梦幻，他直到死都跟母亲在一起。他晚年患了糖尿病。餐桌边，他总是坐在母亲旁座，紧挨着一个称出食物重量的机件。每天给他注射胰岛素的也是母亲。所谓父亲孤单又不幸的想法，全无真实性，也许我如此漫游栩栩园，只是表明我对他的爱胜于自己理性的认知。
确实有过的家人分离，那只发生在他和他的儿女们之间。身为校长，他比我们孤高的母亲，显得更加遥不可及。复活节假期到了，母亲和保姆带我们，挎上午餐食物篮，坐进三等车包厢，去里德尔罕普顿海滨，可父亲总是明智地滞后几天，独自坐二等车，来和我们会合。有几次，他自顾自去埃及或法国或意大利度假越冬，惟有一位叫做乔治先生的朋友与他同行。乔治是位教士兼校长。两人相处多年，关系始终不脱拘谨，彼此只用姓氏相称，虽说乔治这个家族名比之格林自然要亲切一些。依我看，他们度假更重视智性的交流，而不求关系融洽。我记得父亲说起多年前去过的法国某处：“你当记得，乔治，我们在那儿喝过一瓶酒。”又有一次——那是在那不勒斯——他们遭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一个陌生人听得他们说英语，便问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喝咖啡。两人发现此人脸熟，且总有点什么叫他们看不惯的地方。可这人机敏过人，把两人唬弄得五体投地，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告辞。分手时，双方都没留姓名，两人只好替那人付了饮品的账，喝的自然不是咖啡。好一会儿之后，两人才想起刚才那陌生人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不久的奥斯卡·王尔德。“想想吧，”父亲讲完这个故事，总爱这么结尾，“他一定孤独得要命，才会在假日里往一对教书匠身上枉费那么多的时间和才华。”他从来不曾想到，王尔德穷困潦倒，没钱付账，只剩下机敏可帮他埋单了。
母亲离群索居，还有她那种值得称道的事事放手的逍遥，在她说来可以轻而易举做到。那是因为家里有了南妮这位保姆。南妮是个老妇人，最早是来照看我姐姐的，那是距我这儿写到的往事约十三年以前的事了。后来还有一长串的管带孩子的女仆（她们都待不长，可能是因为威胁到了南妮的未来营生）。我还记得老保姆把白发扣成一个发髻，手拿海绵擦，俯身替我洗澡时的情景。她的脾气越变越坏，直到最后靠一份养老金退休。但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怕她，只是那打了髻的一头白发，给我印象至深。
在我还没长大到可去里德尔罕普顿海滨度假的幼儿时代，关于大海的全部知识仅来自比我岁数大的家人的闲谈，我便以为伯克汉姆思黛德运河岸上木料场里的一堆沙子就是海滨了。这个去处真没什么特别，我也因此没有理由嫉妒我的几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那些岁月里，我甚至觉得待在一个地方很可知足（而这种知足无求的感觉，今天让我羡慕神往）。英王乔治五世加冕的那一回，我才六岁。有两个参与庆祝的方式任我挑选。一是跟父母和三个比我大的孩子到伦敦去，那儿格雷厄姆伯伯已为一众家人谋得观礼座位；二是由住在城里的以丫角终老的姨妈莫德陪同，观看伯克汉姆思黛德当地的游行。我如选择比较省钱的方式，那就有权从玩具店里选定一件玩具。我选择留下，让父母松了口气。
我选中的玩具是一套桌上槌球。我至今记得自己小小年纪如何怨愠交加，因为要把带钩的圆箍在桌布上稳稳直立，得费太多手脚。本地的游行队伍中，有个身披甲胄的骑者，估计扮演的是康沃尔公爵。此人使我回忆起餐厅里某本少女杂志厚重合订本中，一位骑士的图像。（后来我爱读的是《艾文霍》和毛里斯·修勒特的《林中情人》，而我本人最初创作的全是中世纪故事。）玩具店是个名叫菲戈的老妇人开在通衢大街上的。进店时，你得走下几级台阶，这就像进了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船舱，上下双层铺的水手床上，排开狭长的匣子，英国的玩具兵全在这儿了。当年，这玩意儿挺便宜。花色品种之多，叫你目不暇接，让你想起过往世纪中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哗变的印度兵、祖罗族人、布尔人、俄国人和法国人。人生最初六年的回忆，使我总体上有种安谧和幸福的感觉，世界太有趣了。纵然如此，第一次去动物园，我还是让母亲大失所望，因为我一屁股坐下就说：“我累了。我要回家。”
当然，世上同样还发生着恐怖的事情，只不过任何年龄段的人都体验恐怖。这儿，我要对恐怖和恐惧两者作一区分。所谓恐怖，那是你尖叫着逃开的事情，而恐惧则带有一种奇特的诱惑，无怪乎恐惧和性意识，常被私密的谋划连作一体。恐怖乃是一种病态，就像仇恨。
我从母亲那儿传承了对于鸟类和蝙蝠的盲目恐怖。直至今日，我摸到羽毛还会厌恶地缩手。记得客居哈斯暾的某夜，一只蝙蝠从外面草坪的一棵大树飞进我的卧室。我看着它先用那软软的毛皮鼻子去拱窗帷，等着人去注意它。第二天夜里，我得到准许，可以关窗睡觉，可一只蝙蝠——我敢肯定就是同一只——却从烟囱里滑了下来。我用床单蒙着头，放声尖叫，直到哥哥雷蒙德赶来，用一张捕蝶网把蝙蝠抓住。
另一频发的恐怖是夜间屋子着火，我把火灾恐怖跟《男童专读报》上那些可供粘贴的救火勇士的事迹彩图相联系。那年头，好像火灾频发，可我却从未目击过一场，直到1940—1941年间的冬天，大火一场接一场，看都看不过来。真正恐怖的体验，发生在后来我七岁那年。快要上学了，面临着一种全新生活的威胁；恰在这时，童室外的楼梯口，内衣衣柜的旁边，夜里常有一个女巫出没。好长时间噩梦不断，我梦见女巫扑上我的背部，用中国古时官僚留的那种长指甲掐进我的双肩，后来我跟她对打起来，从那以后，女巫不再来扰我睡眠了。
梦对我来说一向极具重要性：“已知的最佳娱乐，娱人者不花本钱”。我的两个长篇和几部短篇小说都是梦中构思之后才问世的；有时，我还受到那个称呼够晦涩的“超感官领悟”作用的暗示。四月那夜，泰坦尼克号出事，我才五岁，当时正在里德尔罕普顿过复活节，夜里梦见海难沉船。梦的一个意象六十多年以来始终伴随着我：大浪打来，舱口处，一个穿油布雨衣的男子弓起身体拼命躲避。还有一次，那是在1921年，我从心理分析师处写信回家说：“一两天前的夜里，我梦见船只失事。自己乘坐的那条船正在爱尔兰海下沉。当时也没多想什么。这儿没有报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直到昨天读到旧报纸，我才看到‘花楸号’在爱尔兰海沉没的消息。我查看日记，做梦是在星期六夜间，而事故发生的时间是星期六午夜刚过。”又有一次，1944年某夜，我梦见过V.1飞弹，那是在德国首次攻击的好几周之前。飞弹拖着烈焰熊熊的尾巴，掠空而过，跟后来的真实场面一模一样。3
记忆恍若中断的长夜。我这会儿写着写着，仿佛正不断从睡梦中醒来，伸手去抓住一个意象，但愿细节能接着把全部梦境原样抻出。可是碎片依旧是碎片。整个儿的故事总是抓不住。
那年我准还不满六岁。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全家人等候在圣约翰堂的花园里——前文所谓英法划界的英国这一边——不想错过看到布莱里奥从伦敦飞往曼彻斯特的机会。可是这位法国飞行家从未在我们头顶经过。就这样，长长的一个下午浪费了。我们本可以越过被我叫做英吉利海峡的界线，到大路对面的法兰西花园玩乐去的。
我从心眼里讨厌孩子聚会。那是种威胁。弄不好哪一天，我得把舞蹈课上学来的东西表演出来，而关于舞蹈课，我所能记得的惟有系漂亮宽紧带的锃亮黑皮鞋；还有冬天傍晚，在被红砖别墅夹在中间的国王大道上练步，一边抓着别人的手，生怕脚下打滑跌倒。我确能记起的唯一一次孩子聚会，是在伯克汉姆思黛德公地附近的一栋陌生的大屋里。那次以后，我再没旧地重游。那家的一个中国女佣问我要不要“造水”，我听不懂，于是从此以后就把这个短语当做中文的惯用语了。多年之后，我写过孩子聚会的一个短篇，又写过舞蹈课。也许这些作品里同样都隐埋着记忆。
在我印象中，小时候挨父亲巴掌是家常便饭，不过稍大以后的一次特别难忘，可能是因为这次挨打催醒了我身上的性意识。那次，我把没出阁的姨妈莫德叫做“混蛋”，被她告了一状。父亲把我从桌子底下拖了出来，要我赔不是。我不愿意，因为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事实上，我根本无意伤害姨妈。比之其他大部分都是老处女的七大姑八大姨，我跟她特别亲。就说海伦吧，她办了一家瑞典式艺术体操学校，跟一些女伴的关系特别热乎；还有亲爱的糊涂脑瓜子萢丽，那位住在哈斯暾的堂姑，涂抹过几张蹩脚画作，居然教过格万·卫芙莉特学画技，还雄心勃勃给乡村学校写过剧本（竟然想以独幕表现诺桑比亚基督教与异教的全部冲突，剧中人物倒是有五十名之多）；接着是神秘兮兮的同性恋美人诺拉（我们叫她“诺诺”）和进步党分子爱丽丝，后者在南非办了所学校，与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和作家奥莉芙·施赖纳过从甚密；还有嫁到格林家来的婶婶麦琪。她是爱尔兰诗人兼医师陶德杭德之女，人长得漂亮，喜欢穿上自由公司制作的拉斐尔前派女袍，唱“喔，随着吉卜赛人而去”之类的歌曲。
童年回忆中，不知怎地，我想我还拉下了一位。在阳光普照的花园里，她可能只是个远远站在后边的人影，得靠近了仔细端详才是。她就是弗罗伦丝。弗姑住在哈斯暾她自己的农舍里。须知格林家族对哈斯暾的殖民渗透程度，不亚于对伯克汉姆思黛德，而日后我将发现，对圣基慈也是同样。格林家族简直像说班图语的各部落一样，溷迹四方，落地生根。海伦、萢丽、爱丽丝和弗罗伦丝都属格林家族的男方，其中只有弗罗伦丝嫁了人，只因婚后无出，便又回了娘家。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瘦削的枯槁老妇。说到相貌，也许曾有过几分姿色，尔今却总把脸藏在缀了花点的面纱后边，面纱在颊下打个结，像亚历山大皇后那样。她不像萢丽那样成天嘻嘻哈哈，想入非非，还老是犯傻，也不像海伦和爱丽丝那般态度生硬，像个男人婆。她说话的嗓音一点没有外人极易辨别的格林家族特点，似乎只因曾为人妇，便与妯娌们大不一样了——她只是菲利普斯太太而已，一位县立中学教师的未亡人。可是在婚前，她可是格林家女人中最为罗曼蒂克的一位：十八岁时，爱上一位水兵，那人准备脱离海军，带上她移民到澳大利亚荒凉地带去。可是家里长辈们的睿智终于占了上风，不然的话格林一族很可能繁衍到澳洲去。四年以后，林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要娶她，送她一本《查尔斯·金斯利的一生》。此人远不及先前那年轻水兵，所以谈婚论嫁到头来一场空。当年还有过一位名叫拉斯特先生的男士，可谁也不知道此人对格林姐妹中的谁人感兴趣。就这样，弗罗伦丝最后相中当教师的菲利普斯先生。菲先生养了只猴，那猴会有条不紊地扒开一瓣瓣吃橘子，也会把墙纸一条条撕下，伸双臂搂住菲先生的脖子，跟他亲热。就算没这只猴子，菲利普斯先生能是个好丈夫？说来奇怪，每次想到成了老太婆的弗罗伦丝姑姑，总觉得她是个临时访客，来自比爱丽丝更远的地方，也许是澳大利亚吧。
莫德，我妈的妹妹，可算是个“穷亲戚”，单独住在靠近学校的一间小屋里。母亲打桥牌要是遇到三缺一，就把她叫来凑搭子，要不就是在我病后的康复期内，由她带我去南方的布赖顿疗养。莫德有神经质的一招，就是不住打哈欠加叹气，弄得搭档心烦。正因为这个坏毛病，第一次见她的男性无不被她吓跑。伯克汉姆思黛德发生的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是张活报纸。恰恰又是这一点让母亲来气。母亲也许以为自己是校长太太，稍有不慎就会上报纸头条。可正是由于姨妈的这一特点，后来我特别喜欢她，常从伦敦远道回来跟她同进午茶，听她家长里短地说道伯克汉姆思黛德轶闻。这时的校长已非格林家人，这便成了有趣的话柄。其中特别有一位，闹出过许多绯闻，姨妈可以讲得眉飞色舞，一点不用佯装假正经。她像是个耳朵贴地听动静的人。一次，我同弟弟休伊未经事先预报，从火车站走五分钟来到她家。她开门迎接我们时说：“听说你们来伯克汉姆思黛德了，我就把茶壶热上了。”
我满六岁随全家乔迁到校宅之后，正待上学之际，我开始从宅邸储藏室一个大饼干罐中，惯窃葡萄干和无核葡萄，把衣袋塞得满满的，葡萄干在左袋，无核葡萄在右袋，然后跑到花园里，偷着尽情享用。一顿狂吃总是吃到打恶心为止，可为了不被发现，我又非把这些东西全部吃光不可，即使最后零散的几颗都沾上了衣袋的绒毛，也不漏过。这种即兴大啖比之常规进餐，自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同样，漫长的上午，在堂伯哈斯暾大宅的屋顶，沐浴着阳光，秘密野餐，那种魅力以后可再也体验不到。至于那幢大宅，现在已拆得片瓦不存，一个营造地盘把一切都吞没了——草坪、树木、马厩、牧草地，可这曾是我幼年初恋发生的地方。今天我看《樱桃园》这出戏的时候，常觉得自己重又置身建筑地盘，听见斧子落下的声音。我和克劳德·考克班恩会闻声坐起，一边大嚼我俩用每周零花钱（我记得是两便士）买来的蜜饯之类，一边讨论理想——进海军当个见习水兵，要不去南极探险——后来都没实现。我俩既隐秘，又安全，像上帝居高临下，望着下边院子和马厩里那些影影绰绰的工匠奔忙。甜食当中，我记得最牢的是一种长条形的白色果脯，比香烟还薄，可有一层黑巧克力夹心。现在再给我一块，我敢说一定还能吃出希望的美味来。
那些岁月还带回一种气味，那是我厌恶的早餐食物的气味。后来，当我走过某个零售商店外堆积的粮袋时，我注意到自己闻到了同样的气味。神奇的是，1935年在利比里亚，我的搬运工身上的汗味，也跟这气味一样。不过在这潮湿又闷热的异域，搬运工们因为害怕食人生番而紧挨着我卧地过夜，我却喜欢上这种气味了：这成了亚非利加的气味。
六岁之后的往事中还多生病的记忆——我时常犯病，不过只有那牙医留下最最恶劣的印象。活到今天，我从未受过当年的那种痛苦。记得因为牙神经暴露，我痛得在客厅地上打滚。我想那人决不是个好牙医。请他治牙之后的多年里，在去北教堂村和“黑店”的路上，我都要绕开牙医诊所和那扇有色玻璃窗。玻璃上画的是“似笑非笑骑士”图，骑士挡住了我受刑的牙医椅。打那以后，听说父母都是去伦敦找一位克里克先生看牙的，我可生气啦。我敢说克先生虽然收费贵，病人却不至于这样痛苦。
说到其他疾病，我只维持了对病中生活的记忆：晦暝中的宁静感，时间过得奇慢，幽然独处，不灭的夜灯，还有母亲送来供我阅读的图书，而有时，诸如《察沃的食人狮》，书也是够无聊的。除去扁桃腺手术，还有一场病也够难受——花粉热发作的第一夜。那天跟兄弟姐妹们在干草堆里玩了一阵，病发作时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记得整夜躺在床上睡不着，不停地咳嗽，上气不接下气。之后，发病再没有如此严重，即便是此后不久胸膜炎发作引起的疼痛，也完全可以忍受，不再那么骇人。那个夜晚也许确实特别，因为诱发了我的溺水恐怖——在我想象中，双肺准是浸满水了。
有两件涉及排泄的孤立事件值得一记。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想来只能是与病后疗养有关——我跟诺拉姨妈来到里德尔罕普顿。诺拉是母亲最中意的妹妹，比起可怜的莫德，乐呵呵地，更讲究风度，自然受人喜爱。可是德国籍的堂婶说到姨妈年轻时如何拥有一头秀丽的美发时，诺拉突然哭了起来。姨妈是个讲风度的人，如此失态，弄得我大窘，所以就没敢告诉她，我要上厕所，结果竟拉在内裤里了。六岁那年，也许是在同一场合，我在长兄赫伯特编辑的手写《校报》（我在其中的级别是办公杂役）上，用一点大便勾勒出了彩图。记忆中，大家误以为画的是一支雪茄，也就把屎迹放过了。对众人的误解，我很有点不快，却又没对任何人说破。近来，我翻阅《校报》，想找我的画作，终未找到——看来，画乃屎迹毕竟还是被发现了的。
除去童车底部姐姐那条哈巴狗的尸体，家畜中唯一还记得起的是一条名叫比基的北京小狮子狗。那也是茅丽的宠物，因为子女中间唯一获准养狗的只有她。在童室里，我们一起养过几茬金丝雀（一只雀儿长时间叫得太响而撑破血管而死）。有段时间，我养过两只小白鼠。一只把另一只吃了，然后又因孤独而死。可我却受到无端责备，说是我把小鼠饿死的。这样，我就再不养动物了。赫伯特（这是好久以后的事）曾把一只从集市上赢得的乳猪带回家，让猪住进他自己的卧室过夜。我住他楼下，睡不着的时候，老觉得他在我头顶踢足球——他是家族中的运动员。乳猪未获准在我家待下去。
北京狗是盛在盒子里捆绑着送达的。坐了长时间的火车，小狗脾气正暴烈，而且对我姐姐一直不抱善意，多次咬过她。比基倒是同我合得来。一次，出遛之后，狗丢失了，为此还报了警。最终，好几个钟头之后，伯克汉姆思黛德的大街小巷经过仔细搜索，又通报了博科斯莫和何末尔汉普斯黛德以及切汕姆等处协查，结果发现小狗在我床下睡大觉。母亲生性不喜欢狗，待到她对我的那条混血犬派提发生好感，那已是多年后的事了。比基后来咬了婴儿休伊，这才赶快卖给别人去关门豢养。
我记得最真切的玩具是一座堡垒，那是七岁生日那天送我的礼物。送来的时候，堡垒是拆散的。打钉进洞，我把吊闸、四壁和塔楼，背靠青翠的悬崖接装停当，结果这建筑与其说是堡垒，倒是更像中世纪的城堡；而说到堡垒，大战中的列日十二堡和凡尔登地堡群等等，不久将在我们的生活里变得非常重要。不过，有时拖来祖鲁玩具兵据守玩具堡垒可不免张冠李戴。
我们玩的游戏计有：1）法国人和英国人。那是在花园里玩的对阵冲突游戏，游戏规则虽已尽忘，想来总是起源于拿破仑战争。同样的游戏，夏洛蒂·勃朗蒂儿时也玩过。
2）找出顶针箍。叔伯姑姨们在场时，在客厅玩的聚会特许游戏。圣诞节那天，总有一大批姓格林的亲戚来访，因为我的双亲就是同姓的表亲。亲戚中好些都是单身，待嫁或待娶。
3）汤姆·廷德勒的地盘。那是在花园的槌球草坪上玩的游戏，一种越界游戏。“我来占据汤姆·廷德勒的地盘，抢你的金，夺你的银……”
4）海水搅动。圣诞节那天玩的游戏，届时好多堂表亲戚来进午茶。游戏实际上是“音乐椅”的一种。选一个人绕着一圈人信步走动，口中叫出一种水生动物的名称，被叫到的人得站起身来跟着走动。“海水被一只虾搅动……被一条鲨鱼搅动……被沙丁鱼搅动”，最后一句是“海水被所有鱼虾搅动。”这时，“海上风平浪静”的口令一出，众人一起抢占座位。我不喜欢这种游戏。即使在那幼小年纪，我就觉得吟诵的套话荒唐幼稚。
5）黑暗中捉迷藏。这游戏包含大家喜欢的恐惧元素。游戏地点在校宅的底楼和二楼，假日里也在学校的大厅。届时把所有灯光熄灭。
6）找拖鞋。这游戏难得一玩，要玩，总在圣诞节。
7）音乐椅。这是圣诞节午茶会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时候，格林家的富有堂亲都从厅堂那边过来，我们在学校旧时的大厅玩这游戏。我看谁也不起劲，也许除了叔伯婶姨那些大人。
8）邮政总局。同一场合玩的游戏。聚会上玩游戏，总不像真正的游戏（那是没有成人参加的），而像是履行义务，就像上教堂一样。
其他游戏还有“猜字谜”、“哑剧猜字”，一种不出声的猜字谜，以及“叫数扎堆”，后者是我父亲儿时就玩的老一套。
我有种印象，以上这些游戏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就如同诺门·道格拉斯描述的街上游戏一般。跟我自己的孩子们，我自然从来不玩以上各种游戏，因为那需要一大家子人的参与。
另外还有种真正的游戏，绝非聚会时玩的那一类。游戏是我长兄赫伯特发明的，我们在学校旧大厅中玩。赫伯特性喜冒险，由于成年之后老是失败，有时还败得丢脸，这才有所改变。玩那游戏时，我们分成两拨子人，各从大厅的一头相向出发。此前所有的灯光已经熄灭，所以大家只能摸黑前进，且不可被对方抓住。一排排的长椅垒作障碍物。神经紧张但很刺激，我们只能靠耳朵听地板有没有发出咯吱声，耳测前面的漆黑一片，前伸双手，摸索着慢慢向前。我把自己设想成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狙击手，关于这场战争，我是从G·A·韩提的书里读到的。其时，战争仍是件浪漫的事。每年夏天，赫伯特指挥兄弟众人，在乡间小巷和厅堂后面的田野，整日里演练作战。我们带上三明治和姜汁淡啤，酒瓶用玻璃塞子盖住。一方的目标是渗透潜入马厩而不被发现，最后占领。树篱后的侦察，沿壕蛇行，在开阔地奋勇突袭——做这些动作时，生平第一次对敌方隐隐发生性的乐趣，因为在马厩院子里放哨的是个姑娘。
直到多年以后成为大孩子，有一种娱乐是始终不许我参与的，那是在哈斯暾谋生的老神父恺能·鲍德温来伯克汉姆思黛德访问父母亲的时候。神父在光线幽冥的客厅里朗诵莎士比亚令人撕心裂肺的段落，一人饰演男女数角。我谨慎地拉开距离，在厅外过道上偷听。有时听见里面的人抿嘴咯咯笑，有时悲伤得吞声，或者放声大叫，那是邓肯王躺倒在地，“皮肤上镶着一缕缕黄金的宝血”或苔丝德蒙娜被掐死之际。父母这时屏息静听，有权入内欣赏朗诵的客人有谁咳嗽一声，恺能就念到一半突然中断，像哈姆雷特叔叔那样暴怒呼叫“拿灯火来”。说来也不奇怪，他的女儿嫁了莎士比亚学者多佛·威尔逊。
恺能和我父亲都好下棋。父亲曾以函奕方式代表本县参加棋赛，但他承认恺能比他棋高一着。恺能有时拉着父亲散步去公地，一路上变手谈为口奕。“我攻皇后的‘兵2’开局，”他会这么说。父亲接招出棋，可是约十个来回之后，对棋盘上的局势终于没了概念，这时恺能便洋洋得意又不容辩驳地宣布：“将死啦！”
第二章
11910年我父亲出任校长一职时，全家便从圣约翰堂（沿公路拐进通衢大街，在诺曼教堂处左转，入城堡街可达）搬进校邸，一直住到1920年代父亲卸职为止。给我印象最深的新鲜事物，莫过于从街面到大门的那条长步道。走道右首是都铎王朝时代的红砖校舍；左边，仅隔一个花坛，是弃用已久的教堂坟场。墓碑上时常蹲坐着一只白猫，父亲说那是18世纪一个臭名昭著的校长的鬼魂化身，此人挂了个空名，却终年外出不理校政。十六岁那年，我曾同彼德·昆内尔坐在一块墓石上，两人对诵文艺丛刊《黄书》中的文字，自问很有胆量，且已懂颓废是怎么回事。
长步道的尽头，越过校舍区，你就来到网球场。球场旁边是个小花圃，其中的小塘里养着蝌蚪；还有一个密蒙花丛，夏天，这儿孔雀蛱蝶满天飞。早年记忆之一，便是在花丛附近抓到一只小小的鹤顶雌粉蝶。别人告诉我，这种蝴蝶极为稀有，比雄性的同类少见多了。每每我抓到蝴蝶，总是把它放进一个毒药瓶，因为心有不忍，而不像哥哥姐姐们那样，把蝴蝶钉上盒子做标本。蝴蝶标本风干后必脆，加上老是供人参观，最后化作齑粉，只好丢掉。我不怕蝴蝶，可是非常害怕飞蛾——那种长满毛的虫体总有些什么吓人的地方。今天我还讨厌蛾子，房间里如果飞进一只，不把它弄死，就不舒服。密蒙花丛以远，是两座互成直角的暖房。较小的那座，只放盆景和天竺葵之类的植物；大暖房里养着的东西重要得多，譬如父亲从伦敦拍卖会带回的兰花，还有绿葡萄。暖房里搁一张帆布椅，闲下来的时候，父亲常坐在这儿抽烟斗，把烟吐往葡萄上方去熏死蚜虫。当时厉行随手关门的规定。在我当年的印象中，气温稍降就导致植物暴毙，这印象并不离谱。一次，那个光听名字易生误解的园丁查奇，喝醉之后忘了给兰花花房的炉子拨火，兰花全部死光，包括一棵人出三百镑父亲都不肯出卖的良种——要知道那可等于今天的好几千英镑呵。要是一部作品的稿子大大咧咧地给毁了，对我绝对是个莫大的打击，兰花的死肯定也是如此。可是哥哥不记得他提起过这件事，园丁也没遭解雇。
小暖房旁边有道门，通往槌球场，场地的对面有几棵苹果树和一座活动小屋，这是我最初逃课时主要的藏身处。我已记不清楚，自己操起个球槌猛击雷蒙德的头部，狠命想把他打死，是不是发生在这一阶段。这火爆的一幕可能还要稍后一些，当时我跟他合居一室，每天早晨醒来总要大吵一场。打那以后，我跟婴儿休伊一室，小家伙夜里老哭，弄得我睡不着，怪不舒服的。
走过槌球场的草坪（整个儿学校如今对我说来，真可说是辽阔渺远，因为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只能盘桓在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的逼仄空间，过着公寓生活），来到一排木桩篱笆，将球场与厨房菜园和一个树丛隔开。那树丛里长着悬钩子和撑着藤条的罗甘莓。有的时候，但并非经常，我们获准可摘吃一点莓果。我个人尤其喜欢个儿肥硕的罗甘莓略带酒香的味道。厨房菜园往外的右手方，是学校禁闭室的入口，左边是马厩。在那个年代，这儿不泊车，连马也没养，只有一头名叫米兰达的驴（母驴用来驮载衣物付洗）。紧接着的是园丁查奇的小屋。过了小屋，在又一堵墙的后面，父亲让人建了一个校宅的疗养室。近处，在第二座菜园里，给我们这些孩子分派了各自耕种经营的土地——大约有七平方英尺。（我只记得种过萝卜。）仅有的另一项园艺活动，是提个桶捡蜗牛，往它们身上倒盐，眼看蜗牛分解而成泡沫。（事后清点蜗牛尸体，每杀死一百只，就有重赏。）想来，用个网球拍捕杀一打菜粉蝶可得一便士，应是好些年以后的事了。我觉得那是很好的运动，对于中国鼓励大家见苍蝇就打的灭害意识，我深表认同。
校宅座落在城堡街上，拾街往下，可抵运河。对街是几家破破烂烂的小铺子，不及通衢大街商贾的等级。一家糖果铺（你得攀上台阶光顾）是我们为打仗游戏买矿泉水的地方；一家叫做贝利的首饰铺（窗子后面老坐着一位飘白髯的老者，一眼扣个放大镜，在那儿修表。谁要是对我读圣经，讲摩西和石碑十诫的事，我必定想起他来）；一家文具店；还有一家当铺，一次我想去当掉一个破板球拍，人家不收。
那球拍是在一场偷打时弄破的，为了找到打飞的球，我又用它拍打运河附近的矮树丛。我当然不愿让家里人看见板球拍破成什么样子了。那年我差不多八到十岁光景，跟两三个城里当时人称劳动阶级的男孩混熟了。某年夏天，我老是偷偷在运河边的垃圾堆附近跟他们去玩。我总是带去一个板球拍和一只板球。这两样东西，他们谁都没有。（板球，即使在学前预备班里，仍作为游戏。惟有到了高年级才算是体育运动，学生这才对它发生敬畏。）
这类说明社会对个人人格影响的记忆并不多。要不是社会因素，干吗非偷着厮混不可？其他记得起的类似例子还有。1914年大战期间，城堡街住着个老妪，专做牛肚生意。我就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似乎她的营生比屠户还要卑微得多——她就是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尽管我们寻常都蘸着白色的洋葱酱吃她的牛百叶。母亲听说那卖牛肚的女儿嫁了个有身份的人，气就不打一处来；而所谓身份，也就是暂驻城里的伦敦四律舍军官训练团的一名成员（训练团被市民不无骄傲地视作一支特别的军队——每个成员都有潜质，以后不当军官，就做律师）。
十岁左右进入初阶，我才同样意识到附着在“培训男生”一词上的羞辱意味。走读生跟住校生一样有尊严，“培训生”可不一样了。（克劳德·考克班恩住在区区几英里外的屈灵，因为是作为住读生送到我父亲学校来的，才算免了这羞辱。）这种等级划分是许多老师纵容而形成的。“培训生”被认为肮脏（这不奇怪，在伦敦和北部的大西铁路坐上半小时的火车，烧的又是战时劣质燃料）；其中不少人是拿了林肯郡县公署奖学金来上学的，这一事实也被认为有损颜面。父亲跟母亲很不一样，没有那么些社会偏见。作为校长，他后来试图给“培训生”一栋宿舍并指定舍监，让他们不再觉得低人一等。可他给这些学生起了个“附加生”的名字，这就于事无补了。谁要与所谓的“培训虫”为善，那是需要道德勇气的。但是我也只记得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对他们中间最脏的那一位，自己充其量也只是私底下能够忍受罢了。此人有一次在年级大教室里当众接受笞挞，至于究竟做错了什么，从未向大家说明。只是在那个年龄，我们习惯于成人的道德倒错，谁也不曾费心去问问他原因是什么。
虽说父亲完全没有社会等级方面的势利，我却注意到母亲以及暂时还侍候在她身旁的女眷们，都对王族表现出某种过分的兴趣。对此，我隐隐觉着愠怒，似乎这有损家族自尊。不过，对于小说里写到的王室黼黻荣华，对于想象中的鲁里塔尼亚浪漫王国和克拉弗尼亚，倒还能接受。
最初，我与休伊同睡一室。今日回想起来，有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夜哭郎弄得我连续几个钟点睡不着。睡觉前，我得从主楼梯分岔而出的一道支线悄悄摸上去。这道小楼梯陡直往上，通到母亲私人专用的卫生间，而卫生间高踞楼顶，可俯瞰一头是禁闭室的平台。父亲从不使用这个卫生间，我记得，孩子们也只是偶尔用一用。黑夜里，要攀爬这条狭窄的楼梯上床去，真叫恐怖：什么怪物都有可能潜伏在那儿。
我与一大群摸上去软乎乎的毛公仔作床伴，至今还记得一只玩具熊（我的最爱），一只从无指手套改造的绒布熊（我的次爱，只因为它不能独自直立）以及一只蓝鸟（那是写《青鸟》的梅特林克走红的年代）。我保存着那只公仔鸟，想来只是为了让床铺不致空空荡荡，因为我其实并不喜欢长毛绒的手感，而且上文提到过我有鸟类恐怖。屋子里安静下来之后，火灾恐惧会像轻烟一样冒起，我会想象自己已被全家抛弃。我会让玩具熊掉在地上，然后大叫保姆或小女仆把它捡起。有人进屋，我就得到安慰，知道一切正常，这样方可入睡。不过，我也记得有一次爬下床，坐在楼梯口，为的是听到下面餐厅里传来的絮语人声，大人说话轻轻的嗡嗡声，这说明房子还没有着火。
那些年月我最喜爱的玩具要算一列发条火车和那些铅兵。铅兵一旦四肢不全，站立不稳，我们就用一个平底锅把它们放在童室的火上烤熔，就如同今日瑞典人在新年之夜占卜运势时做的那样。（我清晰记得，有一夜在斯德哥尔摩，我从水里捞出的竟是一个斗大的问号，不可知的未来全在其中了。）长大一些以后（大约十二岁吧），我会跟六岁的休伊一起玩根据H·G·威尔斯作品《小战争》演绎的战争游戏。假日里，我们可以使用校宅餐厅的大桌，把两张桌子拼拢权充乡野，再用粉笔标出公路、农舍、细枝疏林和必须横渡的河流。这种游戏可以玩上一个星期而不厌，各方都有两百名左右士兵，有骑兵的闪袭和步兵缓慢的推进，一切都以一段段的绳子来度量；还有双方的大混战，导致官兵被俘；两尊4.2口径舰炮的轰击，等等。那是1916年，对小孩来说，战争仍有极大的蛊惑力。
我还经历了米卡诺公司的模型拆装阶段，每年圣诞节，总是匣子叠匣子地来回摆弄，可又实在缺乏工程师的灵巧。作为上瘾的爱好（这在童年几乎是无法抵御的强迫症），我集邮。我后来把邮票卖给了休伊，他老弟好像从不缺少现钱——一定是把每周的两便士零花钱积存起来了，虽说我从未发现他储钱的地方；也曾用邮票交换他赚来的南极书籍。（我对北极不感兴趣，因为那儿全是海洋。）我做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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