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坛点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公持 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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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文坛点将录试读：

东汉一代，号称刘汉皇朝“中兴”之世。当时曾有“二十八将”， 据云上应“二十八宿”，感会风云，横空出世，辅佐光武帝刘秀东征西讨，收拾乱局，荡平天下，名垂青史。然观东汉文坛，亦曾涌现不少星辰般人物，学富五车，笔走龙蛇，思想文采，迭耀千秋。自前期修明礼乐，文章中兴；至中期赋颂鼎盛，翼赞功德；再至后期风气大变，抒忧发愤。二百年间，人才辈出，雄姿英发，踵事增华，谱写时代旋律，创造不朽业绩。人物既有“素丞相”“大豪杰”者流，篇章更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盛誉。较诸西京，成就毫不逊色；昭示后世，提供写作镜鉴。纵观华夏文学，漫历五千余载，东汉重要环节，岂可阙而不论？然而历来著述，虽有说及，或者周而不备，甚至论而未详。乃致诸多人物，言行不涉风骚；文章体被，光泽未见迭耀。此盖著作之不足，文事之缺憾也。

有鉴于此，作者谬骋偏才，小试钝刀。于是检阅先后，遍察群士；甄选精英，排比次第。因编四七之目，以副武将之数；再添末章“无名”，遂成全书完帙。然后逐一“点将”，各叙其详：缕述成才经历，介绍行事始末；披露著述内涵，评骘风格特征。兹固先贤之遗迹，盖亦作者之用心；古今文章，相映灿烂；不敢自重，谨用博粲。赞曰：

文坛精英，媲美武将；彬彬之盛，炎汉之光。文史唯微，知识寓教；道心斯在，永世炳耀。素丞相桓谭

您大概知道有“素王”之称，那是指孔子，说他身份虽然不是王，但他的功德、他的权威够得上称“王”。但您听说过还有“素丞相”一说吗？这是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送给桓谭的雅号，意思是他虽然没有当过丞相，但他的知识、他的能力，做个丞相绰绰有余。一　非圣无法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县人，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少年为郎，善弹奏古琴，精于音律，又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曾从刘歆、扬雄学，辩析疑异，研习大义，不为章句之学，显示哲人风范。桓谭学有心得，养成批判习性，“喜非毁俗儒”，因此落落寡合，颇与时辈不合。王莽先摄政，后登极，建立新朝，桓谭任“掌乐大夫”。其时众多文士竞相褒称新朝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连名声显赫的刘歆、扬雄，亦参与其中，扬雄还写了《剧秦美新》一文，吹捧王莽“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而桓谭默然自守，不参与对新朝的曲意奉承。新朝不久覆灭，桓谭又在更始帝刘玄幕中短暂担任太中大夫。据载，此为汉代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属官，“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汉书·百官公卿表》）。可知其地位不低，但并无实权。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大司空宋弘举荐桓谭为“通儒之士”，拜为议郎、给事中。朝廷每有燕会，常令桓谭弹琴，以为佐乐。而桓谭不愿以俳优弄臣自居，反而认真议政，曾上疏《陈时政所宜》，文中论及君臣关系，通过楚庄王说：“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桓谭提出君臣“共定国是”，体现了在君臣关系上的相对性主张，一定程度上凸显出士人的人格意识。在皇权体制已经强固建立的东汉时期，其说甚不合时宜，结果“书奏不省”，刘秀连看都不看。

桓谭接着再次上疏，谓：“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复陈……”皇帝对他的议论不予置理，他竟敢抗议说“不胜愤懑”，态度未免过于认真，也颇为“不敬”。他还要“复陈”，而所“陈”内容，更加令刘秀难以接受，因他猛烈抨击图谶。所谓“图谶”，包括“河图”“谶言”，它们只是一些内容虚妄的政治性神学预言，为政治野心家服务。刘秀在新莽乱局中最后取胜，曾经得益于谶书《赤伏符》，那里说“刘秀发兵捕不道”，给他的行为贴上了“天命”之符。由此，他对图谶极其信奉，称帝后常依据谶言或纬书（依附于《六经》的一些神学色彩浓厚的著作，相对于“经”而称“纬”）决定重大政务，包括重要人事任命。晚年更“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将它们当作不刊经典，要广大文士学习。但是桓谭却唯独敢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

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他指出“谶记”非“先王”“圣人”所记述，与“仁义正道”“五经之正义”不符，有时也有偶然巧合，则与“卜数”（卜卦算命之术）类似。谶记是“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矫称”之产物，是假造的文献，所以虚妄不可信。他肯定刘秀曾经对玩弄“黄白之术”（即所谓“炼金术”）的方士采取“穷折”即彻底追究的手段，予以打击；但又直截了当地说皇帝“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桓谭此文，言辞犀利，理直气壮，抗言帝王，最是文章骨鲠所在，尽显其个性风采。但此文得到的效果却是：“帝省奏，愈不悦。”（《后汉书》本传）

此后，朝廷为建立灵台，讨论选址问题，久议不决。那灵台相传是周文王始造于丰，是为了观气象而作。《诗经·大雅》中有一篇《灵台》，专咏此事。这本来是一件挺正经的事，刘秀却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然后答道：“臣不读谶。”刘秀听了追问其故，而桓谭的回答又是阐述一番“谶纬”非“经”的大道理。这是再次披逆鳞。刘秀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将要处之以极刑。桓谭叩头流血许久，才得免于刑罚，结果是将他贬出朝廷，去六安郡任丞，也就是郡太守的属官。桓谭遭此打击，惚惚不乐，病卒于路，年七十余，也算得上长寿了。

桓谭毕生坚持反对谶纬，遭遇君怒，付出个人政治前程方面的沉重代价，这在古代思想文化史上颇为突出。他反对谶纬的态度，是基于他本人崇尚知识、追求真实的思想信念。这是一种可贵的思想品格。在两汉之交神学迷信甚嚣尘上、占据官方主流文化地位的背景下，他代表着部分文士中正在发展的知识主义潮流。这使他站到文化制高点上，并与当时那些“俗儒”划清界限。桓谭以其“非毁俗儒”与“非圣无法”的表现，昭示着一种正直的人格素质：学术不臣服于权力。其思想和人格的光彩熠熠生辉！对此，宋代叶适评论说：“谭与扬雄、刘歆并时，低徊乱亡，无所阿徇，虽稍疏阔，要为名世，光武不能容于列大夫间，而摧折之致死，可谓褊而严矣。”（《习学记言》卷二十五）叶适批评光武帝，推重桓谭，并且说他优于扬雄、刘歆两位大名士，颇称允当。

桓谭毕生勤于著述，《后汉书》本传载：“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又“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

篇”。然而后世散佚不少，殊可叹惜。二　论世间事、辩照然否的《新论》《新论》为今存桓谭的主要作品。关于其写作时间，书中多写及“王翁”（即王莽）败亡事，并分析其原因，可知当作于新莽之后。又《后汉书》本传载：“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可知本书之完成在东汉建武时期桓谭被贬斥之前。今存逸文内容实颇庞杂，大略有思想历史分析、社会政治评论、道德伦理说教、生命生活辨惑、文学经验总结，等等。王充尝论其作意说：

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论衡·超奇篇》）王充对桓谭赞美有加，其评价高于司马迁、扬雄等，而“奇伟俶傥”则是对该书写作风格的总评。据《后汉书·冯衍传》李贤注：“俶傥，卓异貌也。”《新论》中“论世间事”，首先是政治事。他在政治社会领域多有建言，所论方面甚广，且颇有卓见。如对“王”“霸”之术的批评：

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道纯粹，其德如彼；伯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王霸篇》）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载，包含以统乾元也。（同上）

儒者或曰：“图王不成，其弊可以霸。”此言未是也。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同上）

王者易辅，霸者难佐。（《求辅篇》）

桓谭政治理想无疑在“王道”。崇尚“王道”，批判“霸道”，是其主旨。观其所描述的“王道”内涵，与汉代现实状况颇存距离；而看他所描述的“霸道”种种形态，则是对秦汉以来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切概括：“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可见在桓谭心中，当时已实行二百年的皇权、帝制，基本上是一种“图王不成”的“霸道”，他的态度是“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王者易辅，霸者难佐”，明显表示厌恶排斥，并予以批判否定。桓谭于此所“辩照”之“理”，与其“非毁俗儒”“非圣无法”的基本思想立场相一致。

在政治历史评论方面，《新论》对汉武帝的评述最有代表性，书中曾全面论述汉武帝其人，凡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建树及其过失，皆有中肯论述，无不如实评骘，既无谀颂，亦不隐讳，褒贬基本适当：

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匹耳。……又歌儿卫子夫，因幸爱重，乃阴求陈皇后过恶，而废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为太子。后听邪臣之谮，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信其巫蛊，多征会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此所谓通而蔽者也。（《识通篇》）

一方面肯定汉武帝“材质高妙”，文治武功，皆有建树，“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评价很高。同时，又指出他种种错误和缺失，毫不隐讳。最后做出“通而蔽者”的结论，应当说甚具历史眼光，颇为中肯允当。比班固《汉书·武帝纪》“赞”语以颂扬为主，更为切实严正，富于史家批判精神。同样是对于汉武帝，班固的评论可是不太一样，我们不妨作一番对比，应当说很有意思：

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在肯定武帝文治武功的成绩方面，二人所说大体一致，只是桓谭说得比班固更加全面；而对于汉武帝的过失问题，桓谭则明确批评说“上多过差”，指出其过失和差错颇多，不是一两件，并且列举了一些事例以为证据。而班固则只是说“如武帝……不改……”，说得很委婉含蓄，而且最终落实到“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的正面赞颂上去，显得小心翼翼，连已故皇帝也不敢得罪。《新论》又论神道事。桓谭断然说：“无仙道，好奇者为之。”（《辨惑篇》）刘歆是他的师友，但在神仙问题上他们分歧很大：“刘子骏信方士虚言，谓神仙可学。尝问言：‘人诚能抑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老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杭朽蠹，人虽欲爱养，何能使不衰？’”（同上）指出生命盛衰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理路清晰，刘歆难以反驳。《新论》中“辩照”神仙伪说的文字尚有不少，如：

哀帝时有老才人范兰，言年三百岁，初与人相见，则喜而相应和；再三，则骂而逐人。（《辨惑篇》）

余尝与郎冷喜出，见一老翁粪上拾食，头面垢丑，不可忍视。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同上）

曲阳侯王根迎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养生却老之术。君惠曰：“龟称三千岁，鹤称千岁，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虫鸟耶？”余应曰：“谁当久与龟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祛蔽篇》）

范兰自称“三百岁”，似乎深得神仙至道。但被人“再三”盘问，即恼羞成怒，要“骂而逐人”，露出流氓骗子本相。有粪上拾食老翁，竟被人当作“神仙”，桓谭则明确说如神仙必作这副肮脏凄惨模样，那神仙有何可取可羡处！至于他反驳方士西门君惠之语，则表现出强大的思辨能力：你说龟鹤三千岁，但有谁能与龟鹤长期同居止，证明它们确实有三千岁？如此诘问，对方诚难回应。是皆表明在桓谭面前，“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其言信然。《新论》所论“世间事”中亦包括学术和文学。首先，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余少时学，好《离骚》，博观他书，辄欲反学。（《道赋篇》）

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晓习万剑之名，……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曰：“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同上）

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琴道篇》）虚心好学，“习”能生巧，这是增长才学的不二法门。桓谭治学上强调“通”，司马迁和扬雄是他最心仪学者中的两位，而他们都是发奋勤学的楷模。

桓谭也论述了著作与人生境遇之关系，其谓：

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本造篇》）此前司马迁有“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议论，深刻阐述了生活与创作的密切关系。桓谭此说，袭其思路，增加了贾谊、淮南子、太史公、扬雄等例证，当是对史迁所论之补充发挥。《新论》甚至也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据《隋书·天文志》载：“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由此可知，桓谭在天文、数学等方面也作过深度钻研。关于“天状”问题，其所持为“盖天”之说，与扬雄等所主“浑天”说不同。他亦曾参与“日初出与日中远近”讨论，主日中远之说。其具体结论未必正确，但论证的过程表明，他的自然观测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很强。

要之，桓谭能够度越当时一般“浅儒”“俗儒”的见识，对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作出“证定”，除了其思维理性强固之外，与其本人知识结构亦相关。桓谭博学深思，学术理性强大，追求知识孜孜不倦，是汉代知识主义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桓谭知识主义信仰坚定，又能坚持正直的人格操守，故而难免与时俗有所不合，甚至与皇帝发生龃龉，而其人生道路难得遂志，亦其宜也。宋代王禹偁有诗云：“贾谊因才逐，桓谭以谶疏。古今当似此，吾道竟何如？”（《偶题》三首之一，《小畜集》卷十）感叹殊深，千古共之。三　素丞相、大豪杰

关于文学创作，桓谭颇有志于此，自述“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致疾病”（《新论·道赋篇》）。可见其“用精思”之“剧”，竟影响了身体健康。刘勰尝据此发挥谓：“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文心雕龙·神思》）在刘勰看来，桓谭（以及王充、张衡等人）属于“思之缓”一类，文思缓慢，创作起来有些累。刘勰的说法有无根据？难言之矣，可备一说吧。至于桓谭自己说的“小赋”，应该有些数量，但今存唯《仙赋》一篇，其序曰：

余少时为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部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余居此焉，窃有乐高眇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以颂美曰。

赋为短制，自称“小赋”。唯写“王乔、赤松子”，“呼则出故，翕则纳新”，“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之类，所撰“颂美”之词，不免落入“俗儒”者流。好在本篇终属“少时”所为，当时见识未广，思虑尚浅，偶遇朝廷大典，亲炙目睹，少年兴发，一时冲动，山呼万岁，一般人自属难免，是亦不必深究而求全责备者也。重要的是，桓谭后来思想渐见成熟，走上“非圣无法”的道路，成就一代杰出文士，终与“浅儒”“俗儒”者流分道扬镳。由此亦可印证，但凡杰出人物，皆有成长渐进过程，桓谭自不能免。

关于桓谭本人的文学风格，刘勰又尝论曰：

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也。（《文心雕龙·才略》）

此是说其文章，尤指《新论》。“富号猗顿”，篇幅宏富之谓也。“长于讽论，不及丽文”二句，刘勰之意，当言桓谭的文学才具长于论说文章，而诗赋丽文稍有“不及”。关于此点，其实桓谭本人也有所说。他自述尝热衷于“扬子云丽文高论”，且“猥欲逮及”，可知他在“丽文”和“高论”两个领域，都曾作出过努力。自刘勰之评语中可知，似乎其撰作“丽文”之“才略”稍弱稍“缓”，故有所“不及”也。然而今存桓谭“丽文”作品嫌少，所以刘勰的评论难以得到实证。当然，我们相信刘勰不会无的放矢，他当初必定看过足够的材料，才做出如此评说，我们大体上可以采纳。再者，桓谭诗赋作品遗佚甚多，此一现象本身似乎也表明他确实“长于讽论，不及丽文”。这是我的推论，仅供参考吧。

桓谭既持学者品格，崇尚知识，又挺君子操守，正直不阿，深受后世学人尊崇。王充比桓谭年龄稍小，实际上是同时代人。他曾说：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论衡·定贤篇》）这里就是“素丞相”一说的出处。王充说《新论》能够“论文以察实”，这就叫做能“割文”；而“割文”与“割肉”道理是一样的：当初陈平“割肉”公正，便是“丞相之验”，后来果然做了丞相；桓谭既然能够公正“割文”，这也是“丞相之迹”，可惜他没有做成丞相，所以他是“素丞相”。

嗣后对桓谭的赞颂更多，而视角各有不同。宋代王安石有诗云：“崎岖冯衍才终废，索寞桓谭道不谋。”（《严陵祠堂》，《临川文集》卷二十五）肯定他坚守自己的“道”而不惧人生“索寞”的精神。又宋代周紫芝直谓桓谭为“大豪杰”：“有人于此，确然自信而无所疑，毅然自守而不可夺，爵禄不能劝之使从，刑僇不能威之使惧，非天下之大豪杰，吾知其不能矣。余于东京而得桓谭焉，……观谭展转于新室纷更之余，终不肯一言以取媚于时。及中兴之后，谶说益盛，而犯颜力诤，以辨其非，则其人自视岂随其波而　　其泥者哉？故曰士有特立独行，不移于举世之所好，而自信其道者，然后可以谓之大豪杰也。”（《太仓稊米集》卷四十五）这是敬仰桓谭的人格。清代朴学家们对于桓谭执着追求真知真识的精神大为佩服，更将他当作治学的偶像：“愚谓桓谭《新论》足以证今古文《孝经》之伪，岂不足以证古古文《尚书》之真哉？ ……余敢望桓谭其人，而辄旦暮遇之也哉！”（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卷五下）一位文人学士身后竟拥有如许多知音，能够得到不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赞赏表彰，真是无憾了！高才不遇的冯衍“冯衍”这个姓名，几乎是古代文士怀才不遇的代名词。陆龟蒙说“冯衍归来，始叹高才不遇”；王安石说“崎岖冯衍才终废，索寞桓谭道不谋”。此外，鲍照、王维、柳宗元、苏轼、宋祁、杨万里等许多人都曾为他鸣不平。冯衍的生平究竟如何“崎岖”？他有多“高才”？他为何“不遇”？“不遇”到什么程度，博得后代这些大作家们为之反复咏叹，为之一掬同情之泪？一　崎岖人生

古代皇权体制下，才士能够仕途亨通、实现功名夙愿者，虽然代不乏人，但按比例说，实在不多。西汉时期有位在朝廷当小官“郎”直到七八十岁的“老冯唐”，他以毕生不遇的经历，铸成了一个著名典故，那就是杜甫在诗里咏叹的“冯唐垂白老”（《垂白诗》），而王禹偁也在诗里说“羞杀老冯唐”（《送礼部苏侍郎赴南阳》）。不过这位老冯唐虽然倒霉，却终于遇到了汉文帝，可怜巴巴的他被提升做了车骑都尉。可是东汉另一位姓冯的人物，则没有如此好的运气，他忙碌一生，辛苦一生，而且才华出众，显然比冯唐优秀，却始终未得到显赫的功名前程，反倒最后老病乡里，潦倒终生。此人就是冯衍。

两位都姓冯，出身不相同。其实冯衍家世既有凭藉，本人亦非无能之辈，比老冯唐强得多。冯衍父、祖在西汉后期曾任高官，又封侯；而且他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二十而博通群书，名声鹊起。照说他的前程不可限量，但冯衍的人生难题就出在他遭逢了乱世。年轻时正逢西汉衰亡、王莽建立新朝之际，当时一般士人都存在一个出处的问题，不少人出来表态支持王莽，赫赫有名的学者扬雄就写了一篇文章《剧秦美新》，称颂王莽的新朝；另一位大儒刘歆更加积极，当了新朝的国师。其时王莽朝中一些公卿高官也都荐举冯衍出仕，但冯衍看到时局不稳，隐患甚多，对王莽政权缺乏信心，他不为眼前利益去冒险，坚辞不仕。新莽政权只建立了十几年，由于政策上的一连串失误，弄得国家扰乱，民不聊生，各地百姓相继揭竿而起，赤眉、新市、平林等武装席卷全国，天下大乱。而汉室宗亲也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纷纷趁乱起兵，群雄角逐的局势再现。当时有王莽的将军廉丹，讨伐山东赤眉军，召辟冯衍为掾。冯衍虽然应召前来，却劝说廉丹脱离王莽，相机行事。他说出四句名言：“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这些话就是要廉丹在乱世中不要固执立场，要着重考虑结果能否成功；所谓“论于大体”，就是要看清大形势，“小节”应当是指私人关系。总的意思是不要愚忠于王莽。那廉丹不听，终于战死。

不久，王莽失败被杀，各路实力派人物拥立更始帝刘玄于长安。更始朝的要员鲍永，受任“行大将军事”，奉命前往并州去开拓地盘、稳定局势。这时，冯衍觉得时机成熟了，遂进入鲍永幕中，为他设计献策，被署为立汉将军。他们一路顺利进驻太原，冯衍兼任狼孟县长。鲍、冯与上党太守田邑各拥武装，三人成鼎足之势，联合捍卫并州，安辑乡土，以观时变。几乎与鲍永、冯衍等前往并州同时，从南阳起兵的刘秀，也被更始帝委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到河北冀州一带收略地方。刘秀颇能用兵，在河北地区战胜诸多王莽残部、地方军阀和赤眉农民军，连下巨鹿、邯郸等城市，直打到蓟、平谷等地，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占领了冀、幽两州的广大地区，实力迅速壮大。

更始三年即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自立为帝，进占洛阳，事实上与长安的更始帝刘玄唱起了对台戏。刘秀为扩展势力，派兵攻打上党，被太守田邑击败，后来田邑得知刘玄已在乱中被赤眉杀掉，加之自己老母妻子等被刘秀部下抓去，便即归降刘秀。刘秀乘势叫田邑招降并州“铁三角”的另二位鲍永、冯衍，但遭到鲍、冯二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大家（包括当初刘秀在内）已经奉刘玄为帝，自然不应当违反“臣节”，转投新主。当时并州消息阻隔，鲍、冯二人无法确认刘玄的死讯也是一重要原因。不久，刘玄死亡的消息得到证实，鲍、冯二人也就不再坚持，遂前往河内归顺了刘秀。鲍永还为刘秀前往怀县劝说守将一起归降。后来刘秀平定全国，朝廷里文武官员，济济一堂，论功行赏。刘秀对田邑、鲍永也还宽厚，分别委以官职，后来鲍永更做到扬州牧、司隶校尉等高官，颇受重用；但对冯衍，刘秀却怨恨他当初未能及时归顺自己，所以在论功行赏中没有他的份儿。这是冯衍在东汉的第一次“不遇”。

建武六年（30），发生日食，光武帝刘秀号召朝野建言议政，冯衍上书论八件大事，分别是：显文德、褒武烈、修旧功、招俊杰、明好恶、简法令、差秩禄、抚边境。八件大事被他说得样样重要，件件分明。刘秀看后觉得不错，此时对他的怨恨也渐渐消散，就打算召见他面谈。不想有个司徒长史令狐略消息灵通，得知此事后便去对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要到皇上那里讲你们坏话，你们可得小心。王、周二人一听便很紧张，赶快向刘秀说冯衍如何如何用心不良，于是刘秀便打消了接见他的念头。一个极佳机会失去了。那令狐略为何如此仇恨冯衍？原来冯衍在狼孟长任上时，曾经严厉打击过地方恶势力令狐氏一家，令狐略一家正在其中，所以乘机报复，不遗余力地诽谤他。这是冯衍进入东汉之后遭到的第二次“不遇”了。

第三次挫折与阴兴、阴就有关。这两位是刘秀皇后阴氏之胞弟，当时他们以外戚身份贵重一时，阴兴还任卫尉，肩负警卫宫廷的重任。兄弟俩附庸风雅，很喜欢与才士们结交。他们很欣赏冯衍的才情，所以主动与之交好。冯衍当时也正无事可做，便经常出入阴家兄弟公府。他还通过阴氏兄弟，与刘氏诸王如刘章等有了交往。这一层人脉关系的建立，对冯衍有一定好处，不久他就被推荐任司隶从事，也就是在京城洛阳的地方长官府中任职。但这件事又招来了麻烦。由于京城里外戚门下宾客甚众，其中不免有人狐假虎威，惹是生非，制造事端。有人将这些外戚的宾客作恶之事控告到刘秀那里，而这位皇帝的作风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的，所以他决心整治京都秩序，先拿外戚的宾客们开刀。他下令将那些不守规矩的宾客都抓起来治罪，还杀掉一批。冯衍虽然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他毕竟平日与那些宾客们常来往，所以他也被视为外戚宾客中的一员，受到怀疑。冯衍一看形势不对，吓得慌了神，就自投监狱，表示拥护当局的治安措施。后来，他虽被无罪释放，但却受到惊吓，从此离开洛阳，西归杜陵故里，闭门自保，不敢再与亲故联系交往了。这一次的挫折，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冯衍自己功名心切，结交不慎了。

此后，冯衍便一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他寿命不短，活到八十余岁。后半生家庭生活也不愉快，前妻不知何故被他“休”掉了。在这件事上他也犯了错误。娶进来的后妻任氏凶悍异常，不仅虐待前妻之子，而且脾气暴躁，平日对冯衍没有好脸色，动辄詈骂争吵，甚至将他逐出家门。冯衍晚年穷困老病，生活相当凄惨，真是“崎岖”得很哪！二　蚌病成珠

冯衍政治上只是早期有偶尔的灵光一显，后来便再无什么建树。但是在文学上，冯衍可是实实在在的“高才”。冯衍的文学成就在东汉可入一流作者行列。范晔撰写《后汉书》，凡人物纪传，多是数人合一卷，少数重要人物一人设一卷，一人而设上、下两卷者极少。查全书中为之设上下卷的传主，只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一人。此外就是列传中的班固、蔡邕、袁绍，都占有一卷半篇幅。冯衍也占了一卷半（他与桓谭合一卷，再加独自一卷）。可见在范晔心目中，冯衍与班固、蔡邕可作等量齐观。此三人为何占有如许多的篇幅？主要是因为全文引述他们的文学作品较多，如班固传中引《两都赋》等，蔡邕传中引《述行赋》等；至于冯衍，本传中大段引述的有《说廉丹》《上疏自陈》《计说鲍永》《遗田邑书》《与阴就书》，而最长的一篇就是《显志赋》，这些都被视为一代文章佳品。《显志赋》写于作者生活后期。就性质而言，无疑属于刘勰所说的“序志”一类。关于本篇作意，冯衍自释曰：“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要在昭示本人的心情志尚。赋前有“自论”之文，述本人不遇经历：“……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又说：“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这些都说自己为人清正，光明磊落，应当说这些都是冯衍的实话。接着又写尽管自己遭遇诸多不幸，但仍秉持“‘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此皆敷衍道德之论，申述超世之志，表明作者其时对于功名利禄已经看得开了，心态上能做到淡定从容，与世无争。

赋中为了“显志”，大量引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藉以寄托作者的身世悲悼和思想取舍。他的主要意思是强调“忠信”，反对纵横权术，“遘祸”“擅强”，主张弘扬“先王之法则”。在赋中，作者对屈原表示了最高的钦佩和认同，树为立身行事的榜样，说：

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赋中也效仿《离骚》，写周览天地四方上下古今，遭逢众多历代圣贤人物，回顾了不少成败经验，体悟到古今人生真谛，增添了不少反思后的自信，但结果还是回归现实的迷惑和失落。冯衍以屈子自拟，从精神到文字上都在效法他心目中的“前修”，这有助于建立他道德上的制高点，也有助于作品确立感人的悲情格调。《显志赋》还突出写到孔丘和老聃，冯衍晚年服膺的，主要是他们的“知命”学说和“贵玄”思想。看得出来，这些都是作者在无奈中为了“守寂寞”而聊以自慰的做法。赋中说：“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冯衍在这里很坦白，他承认自己穷处是功业无成的无奈结果，不是他的主动选择。《显志赋》写出了穷处的无奈，同时写出了“俶傥而高引”，这里有真诚的态度，也有高洁的境界，因此它是东汉优秀的辞赋代表性作品之一。

冯衍的作品，即使平常小文，亦饱含文采，颇见妙趣。如《与妇弟任武达书》虽为一普通书信，写家庭琐事，但他以整饬的文字诉说了后妻的凶悍可恶之状：

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扺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忿令人不顾祸。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段话就是：母鸡清早打鸣，那是家庭的大不幸。古人的大患难，今天让我冯衍遇到了。（她）吃饱喝足了，就要扮演暴君桀、纣那种角色。她在家里拿我寻开心，又到外面宣传我的不是。（她）凶神恶煞般对待我，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的痛苦可以向苍天投诉，我受的毒害遍布五脏。我忧愁得都不想活了，我气愤得都愿意去闯大祸！——这些文字，读来既令人同情其“愁”其“忿”，也使人看出这位书生不擅处理家庭关系，以致觉得他滑稽可笑。

关于冯衍的文学成就，刘勰谓：“敬通雅好辞说，而坎　　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文心雕龙·才略》）一方面肯定他的“辞说”文章，同时也称赞《显志赋》是“蚌病成珠”。所谓“蚌病”，当指冯衍“坎　　盛世”的生活遭遇。正是“蚌病”，才结出《显志赋》这样的“珠”来。此中原理，盖与司马迁所说的“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等略同，我们不妨也可以借用司马迁的思路和语气，补充一句：“冯衍不遇，遂有《显志》。”三　关于“文过其实”

冯衍后期赋闲在家，窘迫之余，曾向光武帝刘秀上书，主动表达忠款，兼以显示文采。刘秀尽管对他的生花妙笔颇为赞赏，却再无起用他之意。刘秀去世之后，老年冯衍也曾再次燃起出山的希望，他上书明帝刘庄，致以拳拳诚意。但朝廷里只要一提起冯衍，不少官员就异口同声说他“文过其实”，好像他只会写文章，做其他事都不行。这种说法形成一种舆论，影响到刘秀、刘庄父子两代皇帝，压得他没有出头之日，只能终老在家，向壁而叹。

冯衍真的是“文过其实”吗？对此需要进行分析。一方面，当时朝廷里确有人在恶意攻击、贬低他。但仔细考察冯衍一生，在冯衍的从政经历中，确实也表现出不少问题，要说“文过其实”也不算大错。首先是他在应对政治事件时，往往从抽象观念出发，这就容易出现差错。尤其在战乱复杂的情势下，他的书生式思维方式会导致严重后果。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当初他在刘玄与刘秀两边的选择问题。其实更始帝刘玄是在新莽末战乱初起时被仓促推上帝座的，其个人品格和政略才具都很平庸。《后汉书》本传载他初称帝时“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后来进入长安，百废待举之际，又“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当时群臣即有不满议论，说“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如此不成器人物，因一时有了个帝号，冯衍便将他奉为神圣，忠贞不渝。他在给田邑的信中说：“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他希望田邑与自己一样“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他对时局不作清醒分析，对刘玄缺乏基本的认识了解，便死心塌地当起了“忠臣”和“守道之臣”。他大义凛然地“守道”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站错队”，最后还是情势所迫，不得不投向刘秀。或许由于前面吃了盲目“守道”当“忠臣”的亏，受到事实的严重教训，冯衍后来改变了做法。他不再谨守那些道德信条了，行事多从功利效果出发，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期于有成，不问所由”，做事情主要看结果，于是有了与外戚阴氏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事实表明，他在作风上转向实用主义，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以致影响终生。当初他曾教训廉丹说要“论于大体”，实际上他自己就很少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文过其实”吗？

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文过其实”不是冯衍一人的问题，文人的特长就在于“文”。文章或者文学，与社会政治当然有关联，但毕竟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要求优秀文人在实际事务包括政治方面也一定是优秀的、成功的。纵观文学史上，有几个杰出文学家同时又是优秀政治家的？屈原自古以来被确认是伟大文学家，但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如何？很难说。我们在《离骚》等作品中看到的，也就是一位拥有道德正义的文士，高调咏唱着“美政”理想，他面临现实政治上的节节败退，只好以发泄“牢骚”为能事。曹植、李白、杜甫这些公认的文学天才，他们在政治上几乎也都是失败者，或者谈不上有什么作为。王安石是文学家中政治实干能力最强的一位了，他推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企图治疗并振兴北宋千疮百孔的社会，但也以失败告终，并且加入到咏叹冯衍的队伍中来。至于东汉时期的优秀文学家王充、班固、张衡、蔡邕等人，他们在政治上也都没有什么可歌可颂的成就，有的还犯有过失，其实也都是“文过其实”者。如此说来，对于历史上的文学家，只要他们在大节上说得过去，没有严重的品德污点，我们就只管欣赏他们的“文”就是了，不必多管他们在“实”的方面表现如何。任何作者之“文”与现实生活之间，总会存在若干间离现象，完全做到“文如其实”、“文”“实”相对应、相匹配之人，在文学史上实在少之又少。所以，“文过其实”也不应成为冯衍独有的一条“罪状”，我们对他也就不要求全责备了吧。父子、兄妹、祖孙：班门群英

文学史上多位作者同出一门的情况并不稀见，如西汉有枚乘、枚皋父子，刘向、刘歆父子，三国有曹魏“三祖”加曹植，又有阮氏父子叔侄，西晋有陆氏兄弟，南朝有谢家诸雄。唐代杜甫敢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因为他祖父杜审言就是位优秀诗人。宋代有大名鼎鼎的“三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若论东汉，则首推班氏，他们家不仅有班彪、班固“父子兵”，还有班固、班昭“兄妹档”，若往远追溯，还有班婕妤与班昭的“祖孙女将”组合。他们每一位都是文学高手。出现这种奇妙的文学景观，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家族内部重视文化传授和训导，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学基因的传承作用，因为毕竟不是每个家族都会出现这种奇迹的。一　班门群英之班彪

1.雄辞杰识

班彪出身官宦世家，先辈在西汉后期任过郡守等官职。班彪年轻时遭遇王莽、更始之乱，曾避难天水，暂依军阀隗嚣。那隗嚣自恃拥有武力，想着长久割据，称霸一方，所以很向往春秋战国时天下分裂的局面。他曾问青年班彪：“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班彪的回答却使他失望：“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方今雄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后汉书》本传）班彪在这里指出周代与汉代“殊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体制上的差别：前者实行的是分封制，即封建制，那时周王实权有限，而诸侯势力根深蒂固，所以能够世代生存，还可以玩纵横之术；后者则已经实行了二百年皇权制，地方势力缺乏“世业”根基，虽能暂时乱中得势，终难持久存在，老百姓还是希望汉朝复兴。应当说，他对当时历史及现实的分析甚为深刻。但是隗嚣不服气，强辩说：那些笨蛋们当然只知道姓刘的汉朝皇帝，可是摆在秦朝末年，天下逐鹿，有谁知道姓刘的能做皇帝呢？班彪一看这隗嚣目光短浅，却野心勃勃，跟着他不会有好结果，于是再往西去，投奔河西窦融。那窦融头脑清醒得多，加入了当时节节取胜的刘秀集团，成为“河西大将军”。后来刘秀削平群雄，统一全国，隗嚣被消灭，割据美梦没有做成；而班彪随着窦融进入刘秀朝廷。刘秀问窦融，先前所上的奏章是谁执笔？窦融说那全出自班彪之手，刘秀因此召见班彪，颇欣赏其才情。关于窦融荐举班彪之事，后世流为美谈。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文章中说：“吴公之荐贾谊，未塞前叨；窦融之举班彪，仍当后忝……”（《为东川崔从事谢辟启》）。又三公屡辟，后来又出任徐、望都等县令，在任颇有政绩，吏民爱之。班彪还曾任职于太学，王充就是其学生之一。他又曾上疏，建议皇太子和诸王“宜博选名儒”为师傅，得到刘秀的首肯采纳。

不过，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不脱文士本色，所以他的精力多半使用于文史之间。他的作品今存不多，但有精品传世，后人曾有说法：“班彪之览，木华之赋，郦元之经，卢肇之说，韩愈之碑，雄辞杰识……”（宋胡铨《答谭思顺书》）这里提及了历代不同文体的代表性作品，并以“雄辞杰识”来概括它们的特色，其中便包括班彪之作。所谓“班彪之览”，指的就是《览海赋》。班彪此赋写“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顾百川之分流，焕烂熳以成章。风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汤汤”等，真的雄辞磅礴、气势不凡。至于里面的思想，是否够得上称为“杰识”？还须另当别论。

我们还是先从班彪的其他作品来看他的思想见识。今存班彪文章，有《王命论》《史记论》等，前者论述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后者评论上古以来史学著作的得失，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些独到见解，特别是在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属于自己的看法。班彪的这些看法，可以认为其中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但是否可以成为杰识，还是需要讨论的。

例如他的《王命论》，分析刘邦能够在秦末乱局中建立汉朝，有五大原因，说得相当全面：

盖在高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起。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悟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

这五点，后面两点颇为符合历史实情，刘邦能够战胜项羽而“成帝业”的关键，一是他比较“宽明”，头脑清醒，从善如流，料事有方，待人大度，不拘小节；二是他能够容人，善于用人，文臣武将，人才济济，愿为所用，虽然屡次失败，而屡败屡战，终于取胜。这些说法，应当认为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有相当的判断力。不过前面所说的三点，什么“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云云，完全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之说。刘邦与帝尧有什么血缘关系？这种历史上影子都没有的事情，只有那些溜须拍马的无耻文人说得出口。若说到体貌，与公认的盖世英雄项羽相比，历史真实记载中的刘邦，只不过是猥琐无赖模样。至于“神武有征应”之类，更是凭空虚造的妄说，是谶纬一类骗人的把戏。班彪将这些浅薄荒谬的说法，也当作严肃的道理来叙述，这是把自己贬低到谎言捏造者和传播者的层次上去了。作为史学家而相信这一类说法，应当说缺乏起码的清醒头脑，连常识都显得不够，更不用说“杰识”了。班彪接着还说：

若乃灵瑞符应，又可略闻矣。……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取舍不厌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权利，越次妄据，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则必丧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寿，遇折足之凶，伏斧钺之诛。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超然远览，渊然深识、收陵、婴之明分，绝信、布之觊觎，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贪不可几，为二母之所笑，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

这里进一步解说他的所谓“灵瑞符应”，什么“白蛇分”“五星聚”等等，将成败得失归结为“天授，非人力也”，将“天命”当作改朝换代的主要依据，这当然是不科学的历史观。即使在古代，也有不少人对于班彪的说法提出质疑，如宋代就有人说：“历代之君，或以功，或以德，而受天命也。然班彪作《王命论》以为出于天命，唐柳宗元作《贞符书》以为由于人事，何耶？”“夫怪力乱神之事，圣人之所不言；图谶符瑞之学，君子之所不取。若叔皮作《王命论》，是特知高祖之兴，五星聚，白蛇分，而不知诛秦灭项约法三章，则有功于民，而后受天命者也。以是观之，叔皮虽世掌史书，岂为无失乎？”（史尧弼《莲峰集》卷五《历代之君出于天命人事辨》）这里批评班彪的“王命”之说，指出其夹杂“怪力乱神”之类，明显有“失”，不可取。看来班彪的“雄辞”有余，而“杰识”方面则要打一点折扣，尤其在历史观上尚存欠缺。

班彪卒于建武三十年（54），享年五十二岁。班彪年轻时代遭逢乱世，后半生则进入东汉中兴时期，在千变万化的时势中，他却能善作选择，履险如夷，全身保生，显示了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拥有明睿的生存之道，在这方面确有一些“杰识”。入东汉后受到刘秀信任，政治生涯平稳。班彪没有做过大官，只做到司徒掾、县令等。他并不很在意官职大小，因为他的人生目标主要在著作方面，功利观念并不很强烈。今本《汉书》中的《翟方进传》就是他的手笔，传末的评语说“司徒掾班彪曰”，他将“司徒掾”的名号顶戴在自己名字前，似乎还颇以为荣。不以官小而耻，这应该也是班彪的一种人生机智。唐代李华曾评论说：“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所谓“识理”，与上面所说的“雄辞杰识”有相通的部分，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应该指的是他在人生处世中的理性通达态度。2.“后传”的得失

班彪毕生从事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关于汉代历史的整理和撰写了。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早已写就了历史巨著《史记》，不过班彪觉得还存在不少缺憾。首先是自武帝太初年间以后，也就是司马迁身后的事，不再有权威的历史记述，虽然也有一些好事者包括著名文士如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缀集时事，想做续貂工作，但在班彪看来，它们大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客观上《史记》需要有一位优秀的续写者。其次是《史记》尽管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班彪看来，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失误。对此他有相当具体的考虑，并且形成一套意见。首先是“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这是事实。《史记》所写对象，笼括上下三千年，不可能写得很详备，疏漏在所难免。还有，班彪对《史记》的写作立场和观念不大认同。他认为司马迁“崇黄老而薄五经”，问题很严重，是“大敝伤道”。班彪如此说，未必妥当。因为司马迁对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是平等看待的，他分析各家优劣，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又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等，都基本符合实情，并无明显的偏向。而班彪则将儒家置于神圣地位，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来看待诸子百家，所以他本人倒存在严重的先入之见。在这些问题上，他的“杰识”又要打一点折扣。尽管如此，班彪自己还是很认真地做着续写汉史的工作，他虽然对司马迁存有某些偏见误解，但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人生境界对他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倾力写出了“后传”数十篇（刘知几《史通》说他写了六十五篇）。之所以取名“后传”，是司马迁之作当时尚无“史记”名称，只称“前史”，所以班彪显然是要接写《史记》。

班彪所写的“后传”文字，在今本《汉书》中尚可见到痕迹，如有些篇章的末尾，有署名班彪的评语，据此大致可以认定，这些篇章基本上就是班彪的手笔了。它们有《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就这三篇传文看，它们在今本《汉书》中显得都有些特别，在写法上与其他篇章颇为不同。这种不同是优是劣？下面我们稍作介绍、分析。《韦贤传》写韦氏一门几代人物。本篇的写作特色在于描写人物都很简洁。先写韦家先祖韦孟，生活在西汉初，“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其谏诗曰”云云。然后写“孟卒于邹。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自孟至贤五世”。其中引述了韦孟的一首长篇四言诗（“肃肃我祖……”），文字不短，竟超过了叙述韦孟事迹的正文许多。也就是说，引文多于正文。

然后进入写传主韦贤本人：“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贤七十余，为相五岁，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罢归，加赐第一区。丞相致仕自贤始，年八十二薨，谥曰节侯。”作为人物传记，文字也很简约。下面接着又写韦贤之子韦玄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玄成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叙述同样很简洁。总之，本篇在叙述韦贤、韦玄成父子两位宰相的事迹方面，都比较简略。而这部分文字中也有引文，所引的是韦玄成的《自劾诗》（“赫矣我祖，侯于豕韦……”），篇幅也不短。这些引述文字虽然较长，但毕竟它们是传主亲自所撰，与传主生平关系密切，它们可以是传文的一部分。

然而本篇以下文字中的引文，问题就大了。这些引文包括“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认为……”，“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为……”，“大司马王莽奏……谨与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议，皆曰……”等。这些引文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们的文字更多、更长，加在一起，其绝对数量比传文正文长出许多倍；其次，这些引文的作者并非传主，这等于是将他人的作品收录进传文中来了；第三，这些引文全是讨论某一朝廷的相关礼法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有关汉代皇家祖宗宗庙的名号取舍问题。此问题涉及汉代列朝皇帝的“神格”身份的安排序列，亦即汉代诸皇帝的“昭穆”“祖宗”的确定和称呼问题，比如称刘邦为“高祖”、称文帝为“太宗”等等。所以对汉朝皇室来说非常重要，当然受到朝廷的重视，也引起不少对于礼乐制度拥有发言权的文士的关注。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本篇传文的传主而言，其重要性显然不那么大，对于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介绍，更是关系甚小，所以它们以这么长的篇幅被安排在传文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属节外生枝、张冠李戴。对于传记文学作品而言，这种写法也是不规范的、颇为“出格”的，它使得传文显得不伦不类，降低了史传文学的质量和水平。所以，我们不能不说，像《韦贤传》这样的篇章，是写得比较差的作品，至少在文学性上是无可赞述的，不妨说这样的文章是败笔。《元后传》则是另一种情况。传主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她位高寿长，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新莽总共两朝六帝。她十八岁入宣帝掖庭，为皇后“家人子”；不久被送予太子（即元帝），得幸生子刘骜（即成帝），骜大受宣帝宠爱，被立为皇太孙。为此，她也母随子贵，在宫中受到器重。元帝即位，刘骜立为太子，她亦立为婕妤，三日后又立为皇后，其父亲王禁也封为阳平侯，叔父王宏为长乐卫尉。王禁不久病故，长子即她的长兄王凤，袭爵阳平侯，并任卫尉、侍中。元帝死，成帝即位，她作为皇太后，权势更盛，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断朝政，而她的胞弟王崇封安成侯，食邑万户；不久，王家诸兄弟皆封为侯，有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时称“五侯”。当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有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王氏一门荣贵，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然而在成帝翼护之下，安然无事。王凤病死之后，又有另一王氏兄弟王音接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执掌朝柄。王音辅政八年而亡，王商代为大司马、卫将军，继续执政。四年之后，王商死，王根继任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再过五年，王根“乞骸骨”退位，王莽遂继任大司马。这王莽是王皇太后早亡的胞弟王曼之子，是她的亲侄儿。王莽辈分稍小，王凤死后才出道从政，起初只是封新都侯，后来名誉日隆，地位迅速上升，终于专主朝政，经哀帝、平帝，成为安汉公，并成立新朝以代汉。王莽代汉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班彪通过本篇传记的设立，通过对王政君个人经历的叙述，将这个过程讲述得条理清晰，事理清楚。王政君是王家得以代汉的关键人物，她个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后来的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刘家人物；同时她又是王家之女，是诸王的姊妹、姑母、太姑母，是王家人物。双重身份对她而言极为重要，她不能失去任何一方。这使她在保持利益均衡方面拥有特殊的立场：在保证刘家皇权不致倾覆的同时，又要保证王氏能够不断取得最大利益。这是一种两难的微妙平衡，最后却被王莽篡汉的行为打破了。她的“太皇太后”身份被取消，王莽封给她“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这个奇怪的名号；令她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夫君汉元帝的宗庙被毁坏，改造成为“文母太后庙”中的一所“食堂”，将来供她入主，她见状后不由得大怒。班彪这样写当时的情状：（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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