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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秋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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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人质试读：

推荐序

这是我第一次以影迷的身份，来推荐一本和电影有关的书。《历史的人质》写得扎实，厚重，悲情，焦灼。张秋选择了一个大题目，也是个好题目，只有最自信的影评人渴望对此发言，它需要看片量、阅读面，还有思考力的支撑。张秋在这三方面都有优势，这使得他的写作路数与众不同――从“救赎”，写到“中产”，再写到“历史中的个体命运”，他给自己设置了“高度”，需要思想的跳跃，他也给自己设置了“宽度”，因此他运筹帷幄地调集电影的兵马，去攻克一座又一座城池。

淘碟也是我写作之余的一大爱好。经常是买回一堆影碟，其中很多是坊间所说的闷片。很多闷片其实不闷，很骚动，很惊悚。张秋书里的电影，我大部分都看过。它们都符合我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那就是触及人性。此刻，作者以人质之名，将相关的电影整齐、肃穆地集结在一起，接受我们的检阅。

我认同作者在书中选择个体、私人这样一个小角度，正如我认同巴尔扎克的一个说法：写作是私人的民族史的版本，它强调了小（私人），强调了个人，但是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大，一个民族，它把小和大对接起来，小中有大。

如果要我来形容个体与历史的关系，那么它或许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中眼泪和墙的关系，是我在《河流的秘密》中写到的河与岸的关系。历史永远是湿的，它是一条泪水之河。河流的秘密始终是一个秘密。苏童2011年7月20日写于南京

“人质三部曲”总序

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齐曾经说过，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哲学家萨特也有类似表述）。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去拍摄《末代皇帝》的。在片中，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皇帝从他登基那天起，就成为了自己领地里的囚徒，在退位后仍是。但现在他长大了，他会问为什么他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一个不能踏出自家大门的人。我想皇帝是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男孩。”连皇帝都成了囚徒，草民就更不待言了，且两者的境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它只是用来说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人质，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被历史绑架，乃至撕票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在动荡的历史情境之中，在占大多数的普通个体之中，显得尤为惨烈。贝托鲁齐把皇帝还原为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眼中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孤独的男孩”打动了全世界观众的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个皇帝的孤独，所谓“高处不胜寒”，离百姓太远。更值得感知和操心的，是被压在历史底部的普通人――有多少统治者能体恤他们的疾苦？反观张艺谋在《英雄》中用秦王统一天下的“崇高理想”去感化向他寻仇的刺客，将暴虐之君尊为天下最大的英雄，这种硬往皇帝脸上贴的英雄史观，确实显得很可怕。学者刘小枫说得好，历史不是用来显现王权和天理的，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力的伸展。生命力的权利与历史一旦结合，历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性法则，依据这个法则，历史也就有了意义。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概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以赛亚・伯林语），而人质这个词，最形象不过地道破了个体身居历史之中的无力感，揭示了极具普遍意义的人之“存在与虚无”。对于这个词触电式的敏感，成为本书的写作诱因，我也因之将这三本书命名为“人质三部曲”。这个词串起了我特别喜欢、同时也在很大范围内引发观众共鸣的一个电影类型，即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而非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来记述历史，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管窥和洞悉历史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在人质现象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权力结构、社会机制和人性基础在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有意义的话（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那么本书所认同的意义，就是历史必须服务并服从于个体生命力，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异己力量在发挥作用。

与官方的历史相对应，本书所选的这一类电影，连同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为我们共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浑身上下沾满了个体的血泪，浸透了个体的苦难。刘小枫将苦难记忆视为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一种历史意识。他说，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

人质的角度决定了本书的两个要点：一、它的主体和站位是人，个体的人；二、这个人，不是英雄（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伟人。福柯在《电影手册》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如果不通过史诗这种手段，也就是说把历史当作英雄故事一样来讲述，历史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话语，找回自己的过去？福柯的质疑，正是我在选择影片时依循的一条重要思路。

三部曲涉及的历史背景当然不可能是全景式的，而是从电影这一素材出发，选择了具有标志性的现当代历史事件，或者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卷《历史的人质》中是一战、二战，纳粹大屠杀在修订版中单列成章；第二卷《太阳的人质》中是前苏联、东欧，以及作为冷战时期标志的柏林墙；第三卷《正义的人质》中是两场“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也被纳入其中，藉此展望21世纪的未来岁月。热战与冷战相互交替的“极端的年代”、动荡的历史，已经并仍将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无数电影经典力作，它们本身也屡屡构成了历史性的事件，构成了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集体记忆史的一部分，推动着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帮助我们对抗“有组织的遗忘”。本书选片力求经典，但同时也会兼顾电影中呈现的事件与人物命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马克・费罗作为首位获准参阅苏联档案的西方史学家，也是首位把电影当作历史代言人和史料来研究的学者，曾经如此阐述电影的功效――他说，借助记忆或口头证明的影像调查，如今比比皆是。这么一来，电影就帮助人们构建了一部非官方的“反历史”。电影在对照官方历史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在唤醒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费罗认为，新闻片也好，故事片也好，影像所反映的现实看起来真实得可怕。人们发现，它未必符合执政者的论断、理论家的设想或反对派的分析。它非但未为他们的言论提供佐证，反而不时反衬出他们的可笑。电影具有这种功效，即解构了经过几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才成功建立起来的绝妙平衡。费罗并不认为各种类型的电影之间存在多少界限，在史学家眼里，虚构的影片是和历史本身一样的历史。他还说，无论哪一类影片――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还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最成功的始终是那些把个体的经历如一对夫妇、一个家庭等的故事搬上银幕的。本书所选影片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笔者意在探讨个体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选择的空间和能力到底有多大，以及孤独无援的个体在做出选择时，所经历的种种身不由己的矛盾和痛楚，藉此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缘何又被历史所绑架，所囚困，所遮蔽，所压制，所蹂躏，所牺牲，个体的人如何被成功地分子化、碎片化，如何“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如何不约而同地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如何沦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数字，当然，还有如何“尽人性的本分”，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本书也藉此证明，自由不是天赐，它的获得需要信念的支撑，并且常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个体与历史之间对比悬殊的肉搏，将永无休止。人质这个词代表着不自由，代表着历史的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意味着个体的无为。正如波普尔所说，他主张历史没有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为历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权力史中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意义。

三部曲上百万字的写作，花了我七年多的时间，其中甘苦，唯有自知。笔者并非从事历史研究，只是从多年浸淫其中的电影出发，作些兴之所至的阅读。本书有点类似于看片笔记和读书笔记的结合体，其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引述过多、文字过长，望读者见谅。刚开始酝酿这个选题时，我用的是笨人笨办法，先把网撒开再说。我同时面对两个大海：一是历史之海，二是电影之海，网罗的原始素材多到难以招架。之后便开始根据“人质”的主题、每卷内容的相对完整和独立、各卷之间分量的平衡，以及相关片源的支撑等等要素，反复整理、压缩、筛选，直至确定为三卷本。必须承认，这仍然是个很大的架构，写这样一套书，对我而言是不自量力，但我无法抵挡这一诱惑。《历史的人质》其实是一开始起的总书名，后来才给二、三卷起了分卷名。

感谢金浩、孟通对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感谢陈�对我一如既往的包容。张秋2016年岁末

再版自序

本卷初版序言中，提到书中所选影片的大部分主创人员，包括原著作者等，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片中反映的也多为真实历史事件，这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不少文献价值。现根据修订篇目作一简单梳理，也可作为本卷的一个间接导读。《西线无战事》这部自传体小说的作者雷马克，在一战中被送往西线战场，共负过五次伤。他后因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作品也被焚毁。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一战期间本为逃避兵役而移民美国，却又被征召加入远征军并派往法国，直至战争结束。《无情战地有情天》改编自雷马克的另一部自传体小说《生死存亡的年代》，作者本人在片中亲自扮演了二战时期德国抵抗纳粹运动成员波尔曼教授。导演道格拉斯・瑟克生于德国汉堡，希特勒上台后，瑟克被他的一个演员告发，为此受到了调查和攻击，在莱比锡市长格德勒博士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格德勒后因参与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而被处死。瑟克的第二任妻子是犹太人，为此他受到前妻、一名纳粹狂热分子的公开揭发和谴责。1937年瑟克开始了流亡生涯，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希望他回归，但他断然拒绝。他之所以青睐雷马克的这个故事，还有一层个人原因：他唯一的儿子1944年战死于乌克兰；《永别了，武器》的作者海明威一战爆发后志愿赴意大利军队服役，当了一名战地救护车司机，在前线的迫击炮轰击中身受重伤，在12次手术中从他身上共取出过200多枚弹片。这部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带有作者浓厚的自传色彩；《大幻影》的导演让・雷诺阿在一次战斗中右腿负伤，落下终身残疾，伤愈后他又加入空军侦察机中队，在一次事故之后中断了其飞行生涯。这部影片就是根据他自己和战友在一战中的亲身经历拍摄而成；《光荣之路》的作者亨弗莱・科布曾在加拿大军中服役三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战中发生在法国军队里的一个真实案例，史称“苏安四下士事件”；《雷德尔上校》和《靡菲斯特》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两部电影的导演伊斯特凡・萨博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藏身于亲戚朋友家中，才得以躲过了大屠杀。匈牙利事件之后，他还被迫做过秘密警察的线人。《雷德尔上校》的制片人曼弗雷德・杜尼约克是一名德国犹太人，他家中许多亲人均惨死于纳粹集中营。作为德国文化界的名人，他曾经为中德建交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获得过德国总统勋章，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靡菲斯特》的作者是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他与姐姐艾丽卡・曼十分亲近，他们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和反纳粹人士。艾丽卡・曼有过两次婚姻，其中一次是跟古斯塔夫・格鲁根斯，他被称为德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演员。两人结婚后，克劳斯・曼和他们曾在同一家剧院工作，三人关系亲密。格鲁根斯在纳粹的庇护下得以保全和延续了他的艺术生命，他即是《靡菲斯特》中亨德里克・霍夫根的原型；《德意志零年》的导演罗西里尼最初进入电影界时，曾经为宣传机关拍摄过一些美化（或至少是没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电影，其中包括根据墨索里尼的儿子维多利奥的剧本拍摄的《飞行员的归来》和《带十字架的人》，但他在二战结束前受到抵抗运动的影响而改变立场，拍摄了著名的“战争三部曲”。《德意志零年》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在战败两年后的柏林实景拍摄；《沉默如海》的作者韦科尔是法国沦陷时期的地下抵抗运动成员，他在书中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一开始拒绝了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将其改编成电影的请求，但最后不仅同意了，甚至还允许梅尔维尔在自己家里拍摄。梅尔维尔本人曾是自由法国秘密情报组织BCRA的副代理人以及法国解放运动的一名战士。他曾在西班牙被捕入狱，而他的兄弟在尝试接触他时被杀害。1944年3月，他和第一批战友穿越了德军坚守的卡西诺隘口的加里利亚诺河谷，另外他还是第一批开进里昂的法国军人。梅尔维尔拍摄的另一部作品《影子部队》，其作者约瑟夫・凯塞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时他当过飞行员，二战沦陷时期他投身于抵抗运动；《桂河大桥》的作者皮埃尔・布尔二战时应征入伍，德军占领法国后他在新加坡投身自由法国运动，又以化名在缅甸、中国等地从事地下活动，后遭维希政府逮捕，受尽折磨；《广岛之恋》的编剧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巴黎沦陷后接连遭遇厄运：刚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丈夫罗贝尔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流放。杜拉斯的挚友密特朗竭尽全力帮助她，终于为她找回了半死不活的罗贝尔，也将她引上了抵抗运动之路。她的小哥哥“死在日本发动的战争中。他死了，他，没有任何坟墓，被扔进万人坑里的死尸堆上”。左岸派导演阿兰・雷奈此前曾拍摄了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经典纪录片《夜与雾》；《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作为美国空军第12军团 B25轰炸机的侧翼投弹手，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场共执行了60次飞行任务。这部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即取材于他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该片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出生于德国柏林，由于他的家庭中混合着德国、俄罗斯和犹太血统，所以他童年时代就读于当地的一所犹太人隔离学校。二战爆发前，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他随父母举家飞往美国；《卡波》取材于意大利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普里默・莱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的《这是不是个人》。莱维1943年加入游击队，不幸被捕，翌年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囚号174517。他在集中营幸运地挺过了11个月，这得益于他的年轻和体力，以及粗通德语，还有他受过的化学训练等等。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都灵寓所跳楼身亡，官方推断原因为自杀。该片导演吉洛・彭特克沃生于意大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墨索里尼上台后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他被迫逃亡法国，二战期间又毅然返回意大利参加反法西斯联盟运动，并且成为一支游击队的核心领导人物。这位坚定的左派人士，被誉为“西方的共产主义战士”。彭特克沃为拍摄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拜访了很多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还包括前纳粹；《大街上的商店》的作者拉迪斯拉夫・格罗斯曼同样是一名集中营幸存者，其绝大部分作品都以纳粹时代为背景，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流亡以色列。本片导演之一杨・卡达尔生于捷克的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被抓进劳动营，他的父母和姐姐则全部死于奥斯维辛。卡达尔1968年流亡美国，直至去世；《苏菲的选择》的作者威廉・斯泰隆二战时期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有志于成为作家的斯丁哥，其成长经历即带有作者本人的自传色彩；《欧罗巴，欧罗巴》根据所罗门・帕瑞尔的自传《我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所罗门》改编。所罗门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和希特勒恰好同一天生日，他传奇式的求生经历让人很难相信这是真人真事。影片特意安排他本人在结尾中出现。这个故事对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之所以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是因为霍兰的父亲也是个犹太人，她的外祖父母在二战期间均死于犹太人隔离区。她的母亲是名天主教徒，参加过1944年的华沙起义，是波兰地下党成员。霍兰本人在1981年波兰戒严令发布前移居法国；《无处为家》根据德国犹太人女作家斯特芬妮・茨威格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五岁的茨威格随父母于1938年从德国逃往非洲，生活在肯尼亚一个贫瘠的农场。茨威格的外祖母和阿姨均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钢琴家》根据波兰犹太钢琴家瓦拉迪斯劳・斯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一座城市的毁灭》改编。作品讲述了德国占领波兰后，他在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求生经历。波兰斯基看中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家人曾经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待过。他说：“我对那段历史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回忆起来根本不费劲。”波兰斯基的母亲被送进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当时还怀有四个月的身孕，父亲和姐姐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伪钞制造者》根据“伪钞之王”、斯洛伐克犹太人阿道夫・博格的回忆录《魔鬼工厂》改编，书中记述了他参与“伯恩哈德行动”的亲身经历。博格于1942年被关进奥斯维辛，同年，妻子在此被杀害。一年半后，他被纳粹选为伪钞小组成员，并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最后侥幸逃脱被灭口的命运；《索尔之子》的一个直接来源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特遣队员的回忆录《灰烬中的声音》（又名《奥斯维辛的卷轴》），同时还参考了其他多名幸存者的回忆录，其中包括匈牙利犹太人米克洛斯・尼斯利撰写的《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尼斯利也是一名奥斯维辛特遣队员，过去曾在德国学医，拥有医学博士头衔，所以被“死亡天使”门格勒博士选为助手，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导演拉斯洛・杰莱斯的母亲是犹太人，其家族中有不少亲人死于奥斯维辛，所以母亲从小就向他讲述大屠杀史，这几乎成为他每天的家庭课。

再次感谢苏童为本书赐序。感谢我多年前在南京《周末》报的老同事、影友速泰春。本书初版后的2012年2月11日，沪上2666图书馆的合伙人2046为我热心张罗了一场读者见面会，孙孟晋、刘苇莅临捧场。2013年4月8日，刘苇溘然辞世。7月6日，2666宣布歇业。作为与本书相关的小历史，是以为记。张秋2016年12月  第一章永别了，武器一战（1914.7.28―1918.11.11）“全欧洲的明灯都熄灭了，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们能够再次亮起。”

――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快逃，祖国来了。”

――一位意大利农妇看到以国家名义号召的战争，将要让她儿子上战场去送死，她对儿子如是说。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年代四部曲”之《帝国的年代》中引用了这句话。伸向战壕外的蝴蝶的士兵的手 ――《西线无战事》

人质：保罗・博伊默尔 身份：德国士兵 结局：死亡《西线无战事》的原著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说得或许有点过，但这本书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作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1916年穿上军装的时候，还是天主教师范学校一名18岁的二年级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后的翌年，他被送往西线战场，在战斗中共负过五次伤，其中最后一次是佛兰德战役，他为营救一名受伤的战友身负重伤。一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学校修完课程，先当了一年乡村小学教师，辞职后干过各种营生。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他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还做过石匠，在一家精神病院里当过风琴手，后来渐渐走上写作之路。《西线无战事》这部自传体小说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1929年出版后随即引起轰动，成为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畅销书，但同时也因其对一战采取反英雄主义立场招来了纳粹的攻击。他日后回忆说：“1931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胁。我既不是犹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当时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样，是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雷马克被迫移居瑞士。希特勒上台后，《西线无战事》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一起被禁，并“享受”了被公开焚毁的“待遇”。雷马克本人1938年因拒绝回国被剥夺德国国籍，不得不流亡国外，1947年加入美国籍。在他流亡期间纳粹政权仍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他留在德国的妹妹埃尔夫莉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1967年，雷马克被联邦德国授予十字勋章。

著名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出生于俄罗斯，在比利时和德国学完了工程师课程。一战期间他为了逃避兵役而移民美国，不料他到达美国之后即被征召加入远征军并派往法国，直至战争结束。避之不及的战争经历，使他从雷马克的小说中得到了强烈的人性共鸣，并且成功地将其改编拍摄成为电影史上最早，也是最经典的反战片之一。和原著小说的命运类似，该片在德国、意大利等国被禁长达20年。戈培尔当时在柏林唆使一帮希特勒青年团员，到准备上映该片的剧院进行破坏和捣乱，达到了禁映该片的目的。迈尔斯通后来成功拍摄了一系列战争题材影片，其中包括改编自雷马克另一部同名经典作品的《凯旋门》。与此同时，雷马克的《生死存亡的年代》（电影译名为《无情战地有情天》）等多部作品都在好莱坞被搬上银幕。

影片一开始就让我们领略了战前的“德国式狂热”――著名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对此有过如下记述：1914年8月2日，就在“8月枪声”前不久，大量的战争演说回响整个德国大地，希特勒称这些激动的时刻仿佛是对他年轻时所经历的内心痛苦的偿还，“即使在今天，我仍然可以毫无羞愧地说，由于欣喜若狂，我双膝跪地，衷心感谢上苍让我有幸生于此时”。当时的德国人和希特勒一样分享着战争所带来的战栗和狂喜，举国上下都处在一种病态的渴望战争的心理之中，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热切地盼望为祖国而战的时刻的到来，大多数德国人为到处弥漫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陶醉，将战争看成是令人兴奋的消遣，甚至认为是对多年来人们不满、疏远和所经历失败的偿还，受到父母、老师或是情人怂恿的年轻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奔赴前线。

摄影机镜头从民众夹道欢送士兵出征的热闹街景，拉进一所教室的窗户，然后转向站在黑板前的老师。这样的运镜方式所传递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借用英国作家吉尔伯特・阿代尔在《神圣的纯真》（后被贝托鲁奇改编成电影《戏梦巴黎》）中的一句描写――“街道通过窗户飞进了室内”，于是课堂不再平静。班主任老师将授课内容变成了战争动员：“你们是祖国的生命，是德国的铁人，是击退敌人的英雄，你们的父亲会不会认为国家比自己的儿子更重要？你们的母亲是如此脆弱，她们是不是舍得送儿子去为国捐躯？穿上军装是多么光荣的事……我知道你们有着各自的理想，但现在我们的祖国在召唤，应该把个人的雄心抛到一边，为国捐躯才是此生最光荣的事情，荣誉在召唤你们，你们为何还坐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开头这场先声夺人的课堂演说在小说中是没有的，迈尔斯通当时求助于好莱坞著名导演乔治・库克（其经典作品为《乱世佳人》《窈窕淑女》等），让他帮忙创作剧本的对话。在老师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高调之下，战争的性质、目的被掩盖了，国家对个体构成了威压乃至胁迫。这位好战的老师充当了国家的代言人，他熟谙灌输和操纵之术，在宣称其他班级的学生是全体自愿参军之后，便一个个点着学生的名字让他们当场表态，年轻的学生如何能分辨和抵挡这种心理暗示与施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我去！我也去！我是自愿的！老师激动、夸张的表情，在镜头中显得如此丑恶，他宣布课业结束，学生兴奋地将书本抛向空中，狂热高歌，教室里顿时一片狼藉……

保罗就是这样在老师（国家机器）的蛊惑下，在这种群体氛围的裹挟下“被自愿”穿上了军装，这也是雷马克自身经历的写照。在小说中，雷马克以讽刺与反省的语气写道：“这些老师经常在西装背心口袋里藏好他们的感情，以便随时取用；他们确实也按课时把这种感情掏出来炫耀，然而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点”，接着他又说，大家对所发生的事毫无所知，脑子最清醒的是那些穷人和普通人，他们当时就认为战争是一场灾难，而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尽管他们本该早些看清楚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却反而高兴得忘乎所以，雷马克借他人之口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不禁让人想起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自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一战期间，因为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的作祟，导致了人类的一系列惨重伤亡，许多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或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在教堂、课堂和公共传媒上鼓吹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和阶级对立，煽动普罗大众的“现实主义激情”；或投笔从政，直接实践“现实主义激情”――班达将这一现象斥为“知识分子的背叛”，即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自己的价值理想。

影片中无论是战前的集体狂热，还是班主任的课堂演说，都极富煽动性，确实让人很难抵挡。对此，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也提到类似的情形，他说他不得不承认，在奥地利宣布战争总动员时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他非常憎恶战争，但他仍然不愿在关于自己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融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所洞悉的、被他称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茨威格真实而精彩的描述表明，德国也好，奥地利也罢，战争给参战国带来的莫名兴奋以及集体性迷狂都是相似的，它们是对群体心理学的最佳验证，那种控制人类的“更深、更神秘的力量”理当让我们倍觉警惕。正因如此，茨威格“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体变态心理”，坚决地迁居到维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后来他又流亡到了瑞士。

在老师充满激情的演说中，我们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巨大威力。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评论19世纪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时说：“一旦国家能顺利地将民族主义融入到爱国主义当中，能够使民族主义成为爱国主义的中心情感，那么，它将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武器。”德国统一运动过程中的文化民族主义，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最早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狂热地崇拜权威、崇拜战争、崇拜军国主义，在用“铁和血”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精神”、“德意志使命”等等思想深深扎根于德国人心中，直至孕育了纳粹主义。普法战争的功臣、陆军元帅毛奇曾经说过：“人类最可尊敬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而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与此同时许多哲学家也为此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黑格尔认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对个人而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传统的道德观念都不能影响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以及领导国家的英雄。他认为德国的使命就是振兴世界，而战争犹如巨浪，涤荡因和平而产生的腐朽和污秽。尼采同样极力赞美和崇拜战争，认为战争使人类进化，战争可以扫荡腐败堕落，消除积弊，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战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淘汰人类社会中的平庸分子，创造出充满力量、热情和快乐的生命；一个民族不进行战争，就必然走向没落，失去在世界上的生存资格。

正因如此，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说，应该承认，现代知识分子对爱国狂热的执着，是从德国知识分子开始的。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种德国的发明。近50年来欧洲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大部分道德态度和政治态度都源于德国，而且德国现在（该书初版于1927年）在世界上获得了精神上的完全胜利。他以一战为例说，在1914年，一位德国博士在德国蹂躏比利时以及犯下其他暴行之后宣称：“我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一战爆发后积极投身于和平主义活动的哲学家罗素，曾经一针见血地揭穿所谓的爱国主义谎言。他说，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他写了一本反战小册子《战争恐惧之源》，组织了“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而被法院判为有罪，由此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他因撰写一篇反战文章而被判刑入狱。

保罗等人很快就被投入了新兵训练营。按照他的说法，在此期间他们受到的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10年更具决定性作用。这里的功能是把普通人快速训练成战争机器，训练成如班主任在寄往战场的信中对他们的称谓――“钢铁青年”，训练成保罗后来所自称的“野兽”，“毫无感觉和感情的死人，这样的死人，由于玩了一个诡计，运用了一种冒险的魔法，竟然能够奔跑，能够杀戮”。他们除了掌握必要的军事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符合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盲目，无条件服从，二是勇猛，对此，库布里克的经典越战片《全金属外壳》有着最为精彩的表现。

在训练营，保罗等年轻的“学生兵”意外地发现，他们的班长是三天前还在街上送信的邮差，他平素待人十分和蔼可亲，于是众人围上去跟他打招呼。不料此时的他已仿佛脱胎换骨，对他们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要他们将过去的一切统统忘掉，只须记住“唯一的身份就是士兵”。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在穿上军装之后，原来熟悉的“邮差”不见了，代之以完全陌生的魔鬼教官，专事虐待、折磨新兵。身份、人格的这种快速置换，说明军装所代表的符号――战争和战争背后的政治，是如何令人惊讶地改造了人性，遮蔽了人的本来面目。好在保罗等人并没有这么快地变成非人，他们身上还保留了反抗意识，结果是“邮差”反遭报复。颇为讽刺的是，“邮差”上了前线之后变得胆小如鼠，更为保罗等人所不齿。在小说里，关于“邮差”当上军士之后怎么会变成一个虐待狂，而且“这样的人多的是……仿佛他们吃了混凝土似的”，成为保罗和其他战友议论的一个话题。雷马克借保罗最好的朋友，也是大家的精神领袖老兵卡特之口，表达了他的人性悲观论。他拿狗打比方，你训练它吃土豆，但是扔给它一块肉，它还是会不顾训练扑上去咬，这是它的天性；你给一个人一点权力，他也会这么做，因为人本来首先就是一头牲畜，只是后来多了一些道貌岸然的伪装而已。他对于军队与权力关系命题的反思具有哲学意味：“军队的基础就在于，一个人总是可以对另一个人发号施令。之所以糟糕，是因为每个人拥有太多的权力：一个军士可以折磨一个士兵，一个少尉可以折磨一个军士，一个上尉可以折磨一个少尉，可以折磨到被折磨者发疯。就因为他们知道可以这么做，因此他们对这么做也立即习以为常了。”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权力存在，等级存在，而军队这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群体，更是将权力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身处权力链中的每一个人，都难以逃脱被折磨、被牺牲的命运，本书中的多部影片都会尖锐地涉及这一主题。

在经过了动员、训练两个阶段之后，保罗被投入西线战场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在炮火的猛烈轰炸中，他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在第一次看见尸体之后，他开始体会到死亡的残酷。一名战友的眼睛被炸瞎，身体完全暴露在炮火之下，保罗冒险去救他，受到老兵卡特的训斥，而战友转眼变成了一具尸体。在小说中雷马克借保罗之口对于一战时期的两代德国人作了对比，揭示出战争是如何摧毁了一代人的信念，可谓发人深省：“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坎托雷克（班主任老师的名字），他们个个深信，自己是在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做最好的事。但这正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这一点我们亲眼看到了。对于我们这些18岁的人来说，他们本该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走向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介绍人和引路人。有时我们嘲笑他们，稍微玩弄他们一下，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信任他们。在我们的思想中，他们所代表的权威，是与更远大的判断能力和更加合乎人性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死亡就粉碎了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比那一代人更诚实；他们超出我们的，无非是空洞的言辞和巧妙的圆滑。第一次雨点般的炮火就指出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在炮火底下，他们谆谆教导我们的那种世界观土崩瓦解了。”

影片充分展示了战争的恐怖。前苏联著名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在评论该片时说，导演以卓越的摄影技巧、写实的风格，把战火、阵地、冲锋、肉搏，以及残酷恐怖、野蛮凶杀的场面拍得十分逼真，有声有色、惊心动魄，具有印象派风格。雷马克自己则说过，现实比他在书里写到的更恐怖，“与真正的战争相比，我的书写得非常温和”。片中有一个场景表现一名新兵因为在狭小的坑道里无法忍受长时间的轰炸而精神崩溃，小说中作了细致的描绘：“他什么都不愿听，只顾乱打，满口唾液，喷出的话语，尽是半吞半吐，毫无意义的单词。这是掩蔽壕恐惧症的一次发作，他感到自己在这里要窒息，唯一的欲望就是，到外面去。如若我们让他出去，那么他会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到处乱跑。像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是头一个了。由于他野性发作，已经在翻白眼，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只好痛打他一顿，以使他恢复理智……人家才放开他，他就像一只公山羊似的伸着头朝墙上撞去。今天夜里，我们必须设法把他送到后方。我们暂时得把他捆起来，而且要捆得在遭到攻击时又可以立即把他放开。”

在一战中，德国与英、法、比作战的西线战事最为惨烈，其中有著名的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所以本片片名“西线无战事”便别具讽刺意义，它来自保罗死亡当天德军前线司令部的战报内容。霍布斯鲍姆如此描述“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业已变成屠杀机器”的西部战线：“几百万人隔着堑壕上用沙袋垒起的矮墙，面对面凝视着，像老鼠和虱子一样，与老鼠和虱子共同生活。将军们不时地寻求摆脱僵局的途径。连续几日甚至几周不间断的炮火轰炸――一个德国作家后来称之为‘钢铁飓风’――以削弱敌方的抵抗及士气，并迫使他们待在地下。等到合适的时刻，蜂拥的人流便爬过矮墙，通常以一圈圈铁丝网作掩护进入‘无人之境’，到处是积水的弹坑、毁坏的树桩、泥浆和被弃之不顾的尸体，最后进入敌人机关枪射程内而中弹身亡，好像他们知道会有此结局一样。”

影片中，保罗等人在打仗的间隙讨论发生战争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你是说德国的山生法国平原的气？”“是国民之间的憎恨。”“既然这样，就没我什么事了，我谁也不恨。”“那你还来打什么仗啊？”“我想回家了。”“回去试试，会被枪毙的。”“也许是英国人的事儿？我也不想杀英国人，我生下来就没见过什么英国人，我想他们也是一样。我们干吗还留在这儿？”“每个国王都需要战争来扬名，看看历史吧，都是这样的。”“将军也一样，是战争造就了他们。”“战争就像瘟疫一样，谁也不想要，却蔓延而至，我们不想，英国人也不想，但我们却来这里打仗……”他们说，要想打仗的话，不如就选个地方，挑个日子，让两个国家的国王、将军还有大臣们自己拿着棍棒去一决胜负，而不是让像他们这样一群不该打仗的人去拼个你死我活。这段讨论印证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鼻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下过的一个著名定义：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或者是阿伦特和福柯对这个命题的翻转：政治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继续的战争。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就已由过去的皇室战争(即由各国皇室雇佣军队打仗)转变为民众战争(即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战争)。然而正如雷马克在小说中借卡特之口所说的：必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而这个好处必定不属于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在战争伦理中，关于士兵是否应该为自己所参与战争的正义性负责，正义性责任是否仅仅属于政治决策者，始终是个争议话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更多时候面临的不是应该不应该为战争正义性负责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够负责、能负多少责的问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中所说的：“战争是最艰难的场合：如果在战争中存在可以理解的、确定可靠的道德判断，在别的场合也就有可能”。历史更多的是按照“胜王败寇”的潜规则运行，战争的性质常常为强者、胜者、王者任意诠释。在战争动员中，没有人会说自己在发动一场非正义战争。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7年说过一句后来在西方广为流传的名言：“战争发生时，真相是第一个牺牲者”。那么，作为普通士兵，如何得知和判断“已死”的真相？作为政治决策者来说，他们当然不希望士兵来追问战争的原因和真相，这是十分“危险”的，士兵的任务就是打仗，他们一旦开始讨论战争的意义，就会动摇军心。所以政治决策者、军方都会对前线士兵屏蔽所有“不利信息”，对后方则不停地报道：“西线无战事”。从另一方面讲，正因为如此，士兵如果自觉担负起道德伦理责任，也就显得尤为可贵――至少，保罗等人可以怀疑，可以动摇，这就是个体的良知和正义在起作用。

在战场上，有两次经历对保罗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次是去野战医院探望受伤的同学克默里希，并且眼睁睁看着他死去。克因为疼痛而呻吟, 保罗为他去叫医生，医生问他是哪一个病人，他说是一条腿被锯掉的，医生吼道：“我今天锯了一打的腿。是哪一床？”随后便交给护理员去处理，他自己则跑到手术室去了，那里有新的手术等着他。克就这样死了。护理员对保罗说：“今天已经死了16个，你的战友是第17个，到了明早可能会是20个。”保罗哭着说，这是他第一次活生生地看着人死掉，然而，在战场上、在野战医院里，死人却是如此“平常”。克刚死，医生就要把他马上弄走腾出床位，因为外面的伤员还躺在过道上。所以雷马克说，只有野战医院才显示出什么是战争。和保罗一同前去探视的米勒之前跟克要皮靴，因为他再也用不着了，之后他发现自己提这个要求太残酷，但克在临死前还是让保罗把皮靴送给了他。这双皮靴并没有给米勒带来好运，他死在了战壕里。

保罗经历的另一个第一次，是亲手杀人。一名法国兵掉在他藏身的弹坑，他出于本能，一刀刺进了他的胸膛。面对垂死的“敌军”，保罗深深地陷入了恐惧和罪恶感，他虽然竭力照料，但法国兵还是死掉了。保罗面对他尸体的一段忏悔是整部影片最令人动容之处：“我不想杀你，我只想让自己活下来。如果你再跳下来，我就不会这么做了。你是敌人，我怕你，所以我才杀了你，请原谅我吧。你死了，这样反而比我轻松，你已经解脱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我和你，我们都想活着，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我们脱下军装，放下枪，就是兄弟。你必须原谅我，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可以为你写信给你父母……”保罗一边抽泣，一边不断地乞求他的原谅。这名法国兵是个印刷排字工，他的口袋里放着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小说这样描述保罗当时的心理：“先前你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个概念，是个活在我脑袋里并下了决心的联想――我已经把这个联想刺死了。现在我才看清楚，你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先前我想的是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武器；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庞和我们共同的东西。宽恕我吧，伙伴！我们看清这事实在太晚了。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们，说你们一样是穷苦人，你们的母亲跟我们的母亲一样在担惊受怕，我们都同样怕死，也会同样死去，会同样痛苦。宽恕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在小说中，保罗在看守俄国战俘时也产生了相同的困惑：“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变成我们的敌人；一道命令也可能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我们谁也不认识的几个人签下了一份文件，于是多少年来，以往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民蔑视和严惩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战场上的敌人并不是由士兵来设定的，而一个德国的高中生为什么要去杀一个法国的排字工，这是保罗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回到部队，他对卡特说：“我做了一件很残酷的事，我刺死了一个人。”卡特说：“我们没办法，必须杀他们，所以我们才来这儿”――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就是简单的战争法则。

保罗因伤住院，伤愈后回家探亲，这一段落也是片中的重头戏，这次经历给他带来了又一次心理转折，也预示了他的毁灭。他发现后方与前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在今日和当时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他与眼前的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亲人都产生了可怕的陌生感。母亲卧病在床，见到儿子仍然把他当成过去的小孩子看待，但他不能痛痛快快地趴在她怀里哭一场；父亲不理解他为什么对前线战事闭口不谈，还在酒吧里和人夸夸其谈，说要打到巴黎去，他甚至想让儿子穿上军装在他和别人面前走一圈；自己的老师仍然在课堂上灌输同样的东西，看见保罗还请他给学生讲讲报效祖国的意义。他推脱自己不太会说话，老师让他讲讲自己的经验就可以，他说：“我不可能说的。我没法告诉你们什么。战争就是互相攻击，尽力避免被人杀死，如此而已。”这样的调子自然令老师大失所望，但保罗说：“我说的是实话，你为了要往战场上输送年轻的英雄，每次都说同样的话，你还认为为国捐躯是美好的事吗？我们在没上战场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可死亡是件恐怖的事，好几百万人都为国捐躯了，意义何在？你还要鼓舞这些学生去送死吗？光唱高调是很容易的，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战场上的真实情况，我当初不应该离开这里的，你不能再愚弄别人了。”保罗的讲话引来了学生的不满，他们骂他是胆小鬼。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回来休假。”

保罗回到部队之后，发现自己所在的中队已经完全变了样，原来的150人所剩无几，又补充了很多陌生的新兵，有的只有16岁。国家由于兵源枯竭而放宽年龄、身高等要求，把更多的人推向战场充当炮灰，这在战争中已经习以为常，德军在二战中的动员年龄后来放宽到了16岁至60岁，士兵中除了一战老兵，还有娃娃兵，其中最著名的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又名“希特勒少年师”。保罗只能向卡特倾诉自己回乡探亲的内心感受：“那里已经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我只想回来早点见你，我只剩下你这个朋友了”――与四年前的入伍相呼应，这又是一次“自愿”，前一次令人叹息，这一次令人心酸。经受过血与火洗礼的士兵，他们与现实的情感联系会发生可怕的缩减，乃至像保罗那样，在战场上建立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成为他唯一的寄托。“我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和那种（宁静的生活）景象联系在一起了……兄弟情谊给我们划定了界线，使我们对我们父母的世界变得总是有些不理解了”。所以他才会重返战场，而且这次他真的是出于自愿，他无法回到陌生的现实世界。我们在很多战争片中都能看到类似情形，比如《猎鹿人》、《第一滴血》等等。然而卡特很快也离他而去，他在轰炸中受伤，保罗费力地把他背到急救站时他已经死了，军官冷漠地叫他填表，“卡特，306”――一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兵，一位给保罗和其他新兵带来照顾和安慰的兄长，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名字和号码。在战争中，个体的生命竟是如此渺小，如此微不足道。这时候的保罗已经心如死灰。

影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悲剧性结尾，它是基于原作基础之上的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成功创造：带着厌战表情的保罗在战壕外面发现一只蝴蝶，妹妹喜欢收藏蝴蝶标本，于是他伸手去抓。然而此时敌军阵地上的一枝狙击枪悄悄瞄准了他，随着一声枪响，他的手停住了，手指无力地向后收缩……保罗死于蝴蝶，这种死法当然不是理想的英雄式的“壮烈牺牲”，而是在战场上“开小差”。蝴蝶此时是和平的象征，是一个美丽的符号，它衬托出战争的残酷。而保罗注定抓不到它，因为它只是一个幻影。影片最后是一个叠加画面：远处墓地上一片密密麻麻的十字架，一对行进中的士兵逐个回头看着镜头，看着观众，他们是保罗和他全体阵亡的年轻战友。

一战吞噬了近200万德国人的生命，落下终生残疾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战争毁灭了一代人，这种毁灭具有双重含义，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心理创伤，其痛苦程度远胜于生理创伤，乃至胜于夺走其生命。雷马克在接受访问时，肯定了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战争、事件本身，而在于战争对青年人的影响。他在书中有多处关于保罗这一代人的描写，他们也就是海明威等作家笔下“迷惘的一代”，如果不是出于对战争的亲身经历，很难想象他能够写出感如此生动、真切的感受――“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每个人的情况都差不多；不仅我们这儿的几个人，而且每个地方处境与我们相同的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可能多一些，有的人可能少一些而已。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青年时代？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都是老人了”；“我们还没有把根扎牢，战争就像洪水一样把我们冲走了……我们被它逮住，不知道结局会是怎样。眼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已经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感伤的方式变成了野蛮人……”；“我很年轻，才20岁，但是我所认识的人生，无非是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苦难深渊联系在一起的最无意义的浅薄。我看到各国人民都被迫相互敌视，并且默默地、无知地、愚蠢地、顺从地、无辜地相互杀戮。我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发明武器和制造舆论，以便使这一切更加巧妙和更长久地持续下去……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一生中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仅限于死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将会变成什么呢？”；“人们也不会了解我们――因为在我们之前成长的一代，固然和我们在这儿度过了这些年，但是他们早已成了家，有了自己的职业，现在他们回到自己先前的那种环境中去，很快就会把战争忘却。而在我们之后成长的一代，跟我们从前一样，和我们完全陌生，将把我们推向一旁。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多余的，我们的年龄将会一年年增长，一些人将会适应，另一些人会顺从，而多数人将会束手无策；岁月流逝，最终我们将走向毁灭”――这是保罗的绝望心声，也代表一代人的血泪控诉。

一战中有十几亿人――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75%，卷入战乱，其中1500万人丧生，2000万人左右受伤，经济损失巨大。《西线无战事》上映后，有影评人甚至认为，永久消灭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部影片在世界各国每年都公映一遍――这当然是一个美丽的幻想。事实是，二战爆发与一战结束仅仅相隔21年。雷马克在1956年出版的《黑色方尖碑》的前言中写道：“请你们别责骂我谈论旧时代。世界又沦入《启示录》般的惨淡之光中，血腥味和上次破坏的尘土尚未消失，实验室和工厂已重新加紧工作，通过发明可以炸毁全球的武器来维护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从来没有比我们的世纪――20世纪，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的和大规模屠杀的世纪――拥有更多的虚伪预言家，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和更多的眼泪。”

黑格尔有句话说得非常实在――人类历史就是一个祭台，人民和民族的幸福只是供奉的祭品。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引用这句话时说，5000年的历史中远远超过15000场的战争，这足以证明人类历史中存在着极端的邪恶。

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美国/1930/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主要获奖记录：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该片另有1979年、2009年版）延伸观看

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chweik/捷克斯洛伐克/1958/导演：卡莱尔・斯泰克利 （该片另有1926年、1931年、1960年版等多个版本）

根据捷克著名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同名畅销讽刺小说改编，哈谢克以自己在奥匈帝国军队服役时所获得的大量素材提炼创作而成，它的木偶片和真人版故事片都曾在中国上映，成为观众记忆中的译制片经典。胖乎乎的帅克看上去有点傻气，但他性格耿直忠厚、心地善良，影片通过他在一战中曲折离奇、充满荒诞色彩的遭遇，对于奥匈帝国的政府、军队、法院、警察机关以及医院、教会等机构的腐败堕落，作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杰克的战争（我的儿子杰克）My Boy Jack/英国/2007/导演：布莱恩・柯克

根据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回忆录《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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