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途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试读：
前言
中国经济崛起了：2008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品出口国；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规模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0年7月底，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2010年经济总量（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中国经济的崛起造就了一个新的群体，这就是新工人群体。本书所指的新工人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新工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比过去的国企工人而言，过去的国企工人有国家工人的编制，享受国企工人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现在的打工者虽然在工作性质上是工人，但是却享受不到过去工人的待遇；二是新兴的产业工人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在城市的就业机会，逐渐形成了人数庞大的打工群体。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中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定位，定义这个群体是“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并且“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频繁使用了三个词语：新工人、打工者和工友，在这里，这三个词语是可以互换的。
一方面，中国新工人从数量上来讲已经崛起了：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表明我国不仅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促进了就业的稳定增加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表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工作中却迷失了：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所做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深圳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一年半换一次工作，在苏州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两年换一次工作。打工者的工作稳定性差别很大，有的工友一年之内也许就换好几份工作，而有的工友可能十年都在一个厂里工作，但是总的趋势很明显，就是打工者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
新工人在物质生活中也迷失了，找不到家在哪里：许多打工者在城市无法安居乐业，在农村也找不到经济来源和发展前景，处于一种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状态。绝大多数打工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只能在农村盖房或者在镇上买房，但这都需要花费和预支打工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收入，而农村土地的产出很难维持生计，小城镇没有合适和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打工者不能住在新盖或者新买的房子里，还是要一辈子在城里打工，结果小城镇和农村的房子只是一个“家”的符号而已。
新工人在精神追求上同样迷失了：这个社会貌似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好像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拼搏出自己的天地来，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新生代打工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刚出校门的时候踌躇满志 － 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努力拼搏 － 日复一日长时间的机械工作、有的还得经常上夜班让人变得麻木 － 然后失去人生的目标、只是日复一日地打工、近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新工人的主体意识也正在觉醒：工人意识的觉醒来源于他／她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工人在生产中意识到工人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和自身的工资待遇挂钩；工人换了很多工作以后发现，老板们几乎都一样，要赚钱就要压榨工人；在世界自由民主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工人发现自己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因为超长时间的工作让工人无法拥有自己的时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谈何自由。这些来自打工生活的朴素认识是工人主体意识崛起的前提。
中国工人是否能够真正崛起将决定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否能够真正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外商投资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创造中国新工人群体并不是来自世界和中国的投资资本的目的，而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资本和企业需要劳动力，这为农村户籍的打工群体创造了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但是资本和企业不会必然考虑工人作为个体人的完整需求，这就造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宪法规定了工人和人民的基本地位，但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以资本为中心，工人和农民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在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开始纠正过去过度强调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为了保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为了建设一个和谐公平的中国，中国新工人必须承担起社会赋予这个群体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腾飞为新工人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而新工人崛起的必要条件是主体意识的崛起。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描述打工者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现状，以及打工者对自身和社会现状的反思。本书从微观入手进行现实状况的描述，并以此为基础从宏观上进行社会结构分析，认为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并不是说打工者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相反，中国社会到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正在谋求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打工群体正在谋求成为新工人、新市民和新公民的发展道路。从工友的故事中，我们虽然看到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步履艰难，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打工者在城市努力打拼坚韧不拔的精神。多数打工者尤其是新生代打工者的未来发展必然在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生代打工群体精神和发展诉求的必然结果。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无预设研究法”，也就是一种没有假设前提的研究。无预设的研究并不等于没有方向和主题的研究，此次的研究主题是：“城乡之间和打工者的未来发展”。主要使用的研究工具是“半结构访谈”。我给这种研究总结方法起了一个名字，叫“拼图研究法”。中国很大，每个城市、每个村子都有它的特点，所以，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每个城市、每个村子、甚至每个人又都可以反映出中国现状的一个部分，当把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我所反映的主题的中国现状的一个全貌；在完成这本书的草稿之前，并没有研究的题目，没有研究的结构，也没有研究的结论，在整理每个访谈故事的过程中，我把故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取出来，逐渐进行分类和归纳，最后形成了结构和篇章。 这就是我所说的“拼图研究法”。如果你玩过2000块组成的拼图你就更可以理解，在玩这种拼图的时候，要把颜色非常接近的小块找到一起，形成很多小组合，然后再把这些小组合拼接成大组合，最后把拼图完成。如果书中所描述的故事，那一块块小小的拼图，能够引起你的关注和共鸣，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打工群体的现状和未来，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本书访谈大部分是由作者本人来做的，部分访谈得到了一些同事和朋友的帮助。每个访谈的谈话时间一般是2个多小时，也有3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访谈地点跨越了城市和乡村，我们分别在北京（访谈17名工友）、重庆（访谈6名工友）、东莞（访谈20名工友）、苏州（访谈9名工友）和武汉（访谈2名工友）进行了工友访谈，一共访谈工友54名，其中30名男性、24名女性。我们分别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10户）、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8户）、重庆（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4户，奉节县7户）和贵州（遵义县惠民村）调查了5个村子，访谈农户36户。在重庆访谈的6名工友的老家在重庆洪湖镇的坪滩村；在东莞调查的8名工友的老家在贵州的惠民村，在东莞调查的其他12名工友来自重庆奉节县。在城市进行工友访谈的时候，主要询问他／她们的打工经历以及和老家的联系；在农村进行农户访谈的时候，主要询问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和外出打工成员的联系。虽然本书的主要素材来源于“城乡之间和打工者未来发展”的专项研究，但是，书中一手资料中也使用了一些以前和平时积累的研究素材，比如，第一编第五章的“北京中坞村拆迁调查”是在2010年1月做的。
全书分成四编。 前两编主要是围绕着工友和农户的故事和具体信息写成的，第三编也会引用一些故事和信息，但是因为这一编会思考和论述一些社会结构层次的问题，因此也将引用一些二手资料。第四编探讨的是一些我认为的对社会发展起到核心作用的概念。这本书的结构和拼拼图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拼出一个个具体的局部画面，等整体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以后，我们可以去品味和思考这个画面的结构、含义和给我们的启发。
本书的第一编是“待不下的城市”。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不仅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不仅在城市买不起房子，而且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城市飞速地扩张与发展，甚至来不及考虑打工者的生存和发展，在城市的拆迁大潮中打工者更加被边缘化。
第二编是“回不去的农村”。在和工友的交流中，经常会听到工友说：“将来还是要回老家的”。当我具体问“什么时候回去”的时候，工友会说：“干不动了才回去！现在回去了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认为，“回老家”只是一种想象中的退路，其实这条退路并不存在。农村的耕地根本无法承载打工者返乡务农，而且按照现在的人均耕地规模，一年的农业收入往往赶不上在外打工半个月的收入，打工者是不可能选择回乡务农的；被打工的父母留在农村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看到他／她们给我的感觉是：衰败的老龄化的农村还在气喘吁吁地为城市孕育、输送着廉价劳动力。
第三编是“迷失在城乡之间”，在前两编微观层次表述的基础上，这一编描述了社会结构层次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打工者未来发展的关系。第一章描述的是打工者的一种迷失的状态，这种迷失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城市生活但是在农村盖房／买房。虽然打工者也知道自己不会回乡务农，但是很多打工者还是把房子盖在了村子里，如果去看看这些矗立在田间地头的楼房，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是空着的，也有很多仅住着老人和孩子，这些房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家的符号”；第二章的前两节描述了社会断裂对打工群体的直接影响，后两节论述的是为什么社会断裂导致打工者的迷失。第三章描述了女性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以后所经历的角色变化和婚姻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的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第四章描述“用工荒”现象。“用工荒”是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角力的一种表现，“用工荒”和打工者就业的不稳定是直接相关的，打工者虽然就业不稳定，虽然会不断变换工作，但是打工者会继续在城市打工。“用工荒”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就业虽然不稳定但是数量稳定而且在不断增长的工人群体已经形成。第五章描述了对产业转移状况的零星观察和思考。第六章试图论述农村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农村和城市是中国的左膀右臂，必须均衡发展，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城乡差距导致的，所以没有农村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的稳定发展。
第四编是“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 这一部分讨论了公平、自由和道德这三个概念以及“家在哪里？”的问题。 这里想要的不是海阔天空的议论、不是古今中外的评述，而是以工人的视角和最贴近工人现实的分析。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学到了最朴素而又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把这些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希望这些可以为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做出一点儿贡献。
本书的调研开始于2010年5月，大部分调查和访谈结束于2010年12月。2011年6月，为了最后一编的写作，进行了补充调研。2011年1月开始动笔整理调研资料并随后开始撰写本书，初稿完成于2011年10月，结稿完成于2012年3月。这里要感谢所有接受我们访谈的访谈对象，没有你们的真诚交流就没有这本书。也感谢所有给予本书支持和帮助的同事和朋友。吕途2012年3月总述：我们是新工人（打工三十年）
197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0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完成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贫富差距巨大。资本的逻辑渐渐主宰社会发展，社会道德溃败、个人在躁乱的社会中迷失。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改革影响最强烈的是工人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报，现在户籍是农村的打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2。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改革开放给打工者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最初进城打工是受到控制的，是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只是给了打工者进城打工的机遇，而创出进城打工道路的是打工群体自身。从人数以及对中国整体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来讲，打工群体必须得到关注，审时度势地讲，我们必须正视打工群体作为中国的新的工人群体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新工人形成的历史。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农民工”辩
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学者和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艺术节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民谣专场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来自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农民工”一词的使用发生了争执。一位代表不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艺术节上更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词语。这一场景的出现自然是不愉快的，但是很多时候让所有人愉快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话语”冲突中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赞同使用“农民工”这个词的人大都认为，这个词说的是现象，是事实，并没有歧视的意思，认为这个词说的是：打工者来自农村，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但是这样认为的人是否能再进一步想想，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工这个词的确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中国打工群体中的主流人群了，因为它不再代表客观事实。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季节性外出打工，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这个词用来描述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90年代和2000年以后，多数打工者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期持续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时候如果继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首先，词不达意，因为打工者从事的是工业或者服务行业的工作，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不是农民；第二，因为打工者户籍是农村，所以使用这个称呼，这样的逻辑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甚至歧视。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需要改革的旧体制，而且用户籍身份来制约人口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第三，很多时候称呼隐含着一种权益，用“农民工”来称呼打工者所隐含的意思是：打工者不是和城市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和工人；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人数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打工者说道：“称呼我们为农民工，就感觉我们好像永远不能翻身一样。”。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词语已经到了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不接受“农民工”这样一个称呼体现的是这个群体主体性的崛起。社会上普遍使用“农民工”一词是因为话语权并不掌握在打工者的手里。话语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没有权力和无法发出声音的群体总是被代表和被称呼的。2009年10月28日，在“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来自民间机构的代表小山有个发言，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称呼的道德和意义。小山是这样说的：“在这里，谈一下自我认同的问题，关于农民工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他们站得高看的远，但是对于我们很重要，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的实践就没有意义。我们一直很排斥这个称呼。很多人认为我们有病，怎么会在乎这么个名字。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忽视了道德。作为一个主体不能同样是两个东西，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不能买相反方向的两张火车票。这样的一个认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我们是谁？由谁说了算？我们自己说了算。自我认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我们感觉到了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是两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那么如果不作出这个选择，按照这个称呼做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境地。 我以前在很多建筑工地做访谈，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忍受那么恶劣的条件，问他们为什么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农民工啊’。认同了，接受了这个身份。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实践者，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农民工，是一个奴隶，那么我们就丧失了能力。”“打工者”辩
有一天，我和一个大学教授聊天，他说：“我也是个打工的。”我很无语，我在想：教授的老板是谁？
有一次，在一个工友座谈上，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也来参加了，他说：“这个世道谁不是打工的呀，我也是打工的呀！你们不要就想着普通工人需要维护权益，我们也需要维护权益。”
过去，大学毕业生倾向于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现在大学毕业生广泛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很多工友告诉我，他／她们在生产线上经常会遇到大学毕业生和他／她们做着同样的工作。
过去，国企的工人不被称为打工者，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被赋予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的地位。换句话说，对人的称呼不是由做什么工作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
在一个快速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如何称呼也需要三思了。从现实状况来看，进城务工人员是被雇用的，是在给别人打工，所以可以被称为打工者，但是很多其他人也是被雇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者就不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专属称呼。那么到底谁是打工者？是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除了资本家以外所有人都是打工的？
本书最常用的称呼是打工者。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被资本所有者雇用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打工者，那么这也许就包含了现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人口了。就本书而言，这里说的打工者是狭义上的，主要指在城市打工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者。“新工人”辩
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是有着历史的烙印的，说工人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国企的工人，他／她们被赋予了工厂和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我问他／她们希望怎么称呼自己的时候，一些人说希望被称呼为工人，因为他／她们觉得他／她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这个时候给予工人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工作的含义，不包括社会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估计工友对这个词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经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工人有一个概念；改革开放到现在，过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现的是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现在，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那么就必须重视这2。5亿打工群体的诉求。过去三十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
用新工人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
首先，用于区分国企的“老工人”。今天，我们新工人争取的很多东西是国企工人曾经得到过然后又正在失去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又要去创造下一个三十年了，而这个任务落在了新工人群体的身上。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写了一本书在国外很有影响，书名是《依靠法律／违法》（“Against the Law”），书中对比了国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她称呼老工业区为“生锈带”（rustbelt），称新兴工业区为“阳光带”（sunbelt）。她认为在生锈带，老工人所拥有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找单位、政府和国家；而移民工所拥有的是一种“法律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我同意这样一种观察，不过我们不能忘了，法制并不是孤立的，现在保护工人的法律一一出台而且正在完善，但是损害打工者权益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而且打工者维权也是步履艰难。可见新工人要依靠法制，但是社会的进步又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健全。
第二，“工人”和“打工的”这两个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工人这个词从历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用的劳动者。
第三，“新工人”是我们的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
这里用新工人艺术团2010年出品的第4张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中的一首歌曲来表达一下工友对称呼和身份的反思：
我的名字叫金凤
词曲：段玉
那一年我离开家乡，在一家工厂打工
长长的流水线，流走了我的梦想
双手每天都在忙碌在那针线中
经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工作两年整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诶嘿依而呀儿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