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卓新平,蒋坚永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试读：

“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及其现实意义

陆上丝绸之路的早期历史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直接有关，而佛教则是在两千多年前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这种交流是中国与印度思想文化交流的真正开端，形成两大东方智慧的相遇及碰撞，中国于此才始知印度之名并“始闻浮屠之教”。中国把与西域关联的古代天竺称为“西方”，佛教经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乃中国最初了解的“西方宗教”，中国人去印度学习佛教故而也形成“西天取经”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等表述。当然，最初佛教沿丝绸之路东来并非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有着复杂、辗转的传播经历，故使佛教传入中原经历了自印度至月氏、安息、西域之曲折演进。佛教入华最早的信史记载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陈寿《三国志》卷30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之说。随后在东汉永平七年（64）有蔡愔、秦景等人西行赴天竺，并于东汉永平十年（67）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弘法，而洛阳白马寺之建即根据“时白马负经而来”的这一历史。在东汉永平年间，“来华之天竺译经师，对印度之天象、书数、灵异都有涉及”。这样，中印文化交流才得以实质性开展。随后，有不少佛教高僧也经由西域丝绸之路来华传教，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13）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到长安被尊为国师。在此前后还有安息人安清、安玄、昙帝，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通过丝绸之路来华传教，成为当时著名高僧或翻译家。此后，海上丝绸之路也相应开通，印度佛教从而也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如高僧真谛就是应梁武帝之邀而走海路于中大同元年（546）来到了南海（广州）。

陆海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人得以走出去西求佛法。据传第一个到达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中国僧人沿丝绸之路西往则始于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的西渡流沙，其“发自雍州至于阗”，取得梵文佛经正本带回。而东晋僧人法显（约377～约422）则从陆上丝绸之路西去，“发自西安、西度流沙”，后至中天竺，在外留学多年后沿海上丝绸之路东归，成为首位学成归国、循海而还的中国“海归”留学生。此间还有竺法护、智猛等人走出去学佛，而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则被视为西行东归、弘佛译经的典范，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更是成为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原型，亦使人们对西天佛教耳熟能详。这种请进来、走出去的佛教交流，使海陆丝绸之路得以贯通，涵括北传、南传和藏传等佛教派系，并使其影响从与西域关联的印度扩大到其他许多东南亚国家，形成了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丝绸之路的过渡及连接。

通过佛教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文化对中国社会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印文化交流乃中国人较为实质性接触或探究“西方”之始，在中西交往中印度实际上起到了二者之中转站的作用，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而认识古代印度，并由此得以最终认识到具有“西方”意义的欧洲。古代东方以印度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国度之一，早期印度文化中的雅利安人文明及犍陀罗文明间接地与古希腊文明相关联，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曾使欧洲文化与印度文化有过非常直接的接触，此后来自欧洲的西人也多经过陆海丝绸之路而先到达印度，将之作为其修整、学习之地，以此达到其向东方其他地区扩散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目的。这样，古老的丝绸之路与大航海时期的西人东往有着奇特的呼应和共构，中古和近代西人的东来往往是经过在印度的穿行，其从南欧到印度果阿、再经日本终抵中国的航线依稀可辨。中国人不仅因佛教文化而认识了印度及印度宗教传统，而且也通过这一认识随着丝绸之路拓展到欧洲，中国人的古代西方观就是通过逐渐认识其沿途的“大食”“大秦”等而最终真正了解到西方。所以说，最早的丝绸之路为中印宗教的交流提供了可能，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彼此认知。

虽然佛教后来在印度本土衰微，其沿海陆丝绸之路的外传却使佛教发展扩大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扎下了深厚的根基，甚至还成为这些地区中一些国家的国教，如在南亚的泰国、缅甸、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就非常明显，形成了迄今仍有重要意义及影响的宗教文化与社会政治相交织的典型格局。可以说，佛教仍是今天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之一，其多元文化存在和复杂社会功能对“一带一路”的开拓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这些国家或地区还因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之共存或对立而起伏，造成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而这恰是我们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所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所面对的地缘安全之挑战，就包括这些宗教及其影响。因此，了解研究这些地区佛教古今历史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稳妥处理与这些佛教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乃是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的有效前提和必要准备，是我们必做的文化学术功课。二 丝绸之路与犹太教传播

犹太人与中国早有联系，流传着犹太人周代或汉代就已来中国的传说，而且这种历史渊源与丝绸之路亦密不可分。但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犹太商人在唐代已经沿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这可以从丝绸之路沿线在新疆和敦煌所发现的6～8世纪的文物上得以印证。隋朝裴矩所著《西域图记》较早记载了中西交通的路线，其中描述了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犹太人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上都留下了其来华的印痕，他们使亚洲大陆东西两端都有了犹太人与中国人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一般认为犹太人来华经商的路线包括海上两条和陆路两条：“一条海路取道红海，这是一条最古老的东西通道；另一条海路取道波斯湾。”“两条陆路中第一条是经起儿漫、信德、印度来中国。……另一条陆路经由可萨、河中而抵我国西北。”而全民信教的犹太人足迹所至也是犹太教所达之处。犹太人最早因丝绸之路而与中国结缘，大约在公元2世纪的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记载，由此而提供了犹太民族与中国交往之端的蛛丝马迹。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有阿拉姆语词语shirajin表达“丝绸”，有犹太学者推测可能与汉语中“si”（丝）有关联。犹太人与中国的来往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当今，形成中国与犹太民族的特殊关系。在中国境内丝绸之路上所发现的犹太教遗迹遗物，基本上是7～14世纪之间的文物，这是犹太人在古代中国比较活跃的时期。而到了宋代，河南开封及江南等地犹太人的存在及同化则已经有了较为确切的史料证明，此乃中国与犹太人历史交流中的热门话题。

中国人研究犹太文化一般会触及三个关键词，即“犹太”（民族、宗教之名），“以色列”（国名）和“希伯来”（语言名）；犹太教在华始称“一赐乐业”教，通常被解释为“以色列”的同音异译，但有中国学者断定此名是根据明太祖的旨意而定，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态度。中国古代民间则称其为“挑筋教”，其寺为“挑筋教礼拜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国学者都比较关注中国犹太人问题，其佼佼者陈垣指出：“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术忽即犹太族也。《元史语解》易术忽为珠赫。……术忽或称主吾，又称主鹘。”“至于一赐乐业之名，则起于明中叶。如德亚之名，则见于明末清初。犹太之名，则见于清道光以后。术忽之名见于元。《元史译文证补》又谓元《经世大典》之斡脱，即犹太。”根据陈垣等人的说法，至少自元代以来，关于犹太人之称就已经频频见诸中国文献，如相应于“犹太”的表述就有“术忽”“珠赫”“斡脱”等。在中外文化交流及融合历史上，犹太人及其宗教在中国有着颇为奇特的经历，充分体现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犹太人在华的早期历史乃“谜一般的历史”，很难彻底寻根追踪，但开封的犹太人的存在则是历史之明证，他们在宋代或是从古波斯沿丝绸之路东进，经过了西夏等“西域”国家，即来自“西域”，或是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来华，即来自“天竺”，其海陆两路之踪迹仍然可辨。开封犹太教弘治碑刻《重建清真寺记》称其“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而正德碑刻《尊崇道经寺记》则说其“本出天竺西域”。潘光旦解释说：“西域说就是波斯说，天竺说就是印度说。”这说明犹太教在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有过漫长的跋涉，经在其沿线各国如中亚、印度等地的留存、居住之后才最终来到中国。所以说，其来华交往不只是与中国人交往，沿途已经受到众多民族文化的熏陶浸染，因而其丝绸之路的经历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史话，而古代犹太人及其犹太教通过融合同化在中国的消失也引起人们的感慨，并使犹太人自己有着深刻的反思。犹太教经丝绸之路而与中国文化相遇，并发展出犹太民族与中国的奇特经历和友好关系，由此犹太民族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好感，这种古代的美好印象还因“二战”期间中国收留犹太难民而谱下现代新章，形成今天中以友好的历史基础。在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以色列总理还亲自出面参加感谢中国之宣传片的录制。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这一经济、科技和文化大国对世界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其思想精神及宗教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流传广远，在中国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以交往频繁、合作密切，有着丰硕成果。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从中东现状来看，犹太教在民族宗教冲突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如何处理好中东现代丝绸之路上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迄今尚未有理想的解决办法，所以需要我们认真回溯历史，谨慎面对现状。三 丝绸之路与基督教传播

基督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宗教之一，早在唐代就已传入中国。但其东来最初是以景教的身份，即已经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因其由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而来到中国，故而最初有“波斯教”“波斯经教”或“经教”之称。此后固定下来的“景教”之名的意蕴也是指“光明之教”，“景”字在此与“火”“日”等古代波斯宗教的核心含义有着内在关联，也蕴含着中国文化对“火”及“光明”的理解。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流传影响到西域、中亚等地的历史文化，在沟通中西思想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可以说，唐朝景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典型的多元宗教文化的共同体，它既代表着基督教与中亚琐罗亚斯德教及摩尼教的混合，也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与佛教、道教的最早对话和沟通，并在文献留存上成为敦煌文献的重要构成。

景教在经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后在唐会昌五年（845）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而遭禁止，但在丝绸之路的扩展地带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其影响甚至传到了西欧，它还一度成为西北部分边疆少数民族所信奉的主要宗教，如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他们都曾以景教为其信仰。这种留存既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打下了基础，也使中古欧洲对远在东方的中国有着特别的期盼和关注。当西方“十字军东征”受挫之际，西欧曾流传东方有信奉景教的“长老约翰王”率军西征与穆斯林军队交战之说，这种传说成为西欧天主教派传教士沿丝绸之路东来的重要动因之一，相关记载散见于当时的《马可·波罗游记》、传教士所著《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鲁布鲁克东行纪》等札记中，其历史记载也引发了西方学者关于景教当时与丝绸之路其他相关宗教的接触、交融等猜想，认定“摩尼教、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与大乘佛教或西藏的某些宗教在历史上有联系”。因此，自元代以来，西欧因关注景教在中国沿丝绸之路的发展而开始与其对藏族及藏传佛教的探索相关联，这种历史积淀及学术习见迄今仍对西方社会及其民众有着深刻影响，对外关涉到中国与西欧、中亚的关系，对内则与涉藏问题关联，这充分说明了丝绸之路宗教文化的丰富与复杂，因此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天主教沿丝绸之路的东来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全面、系统了解，实质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因而具有划时代的突破意义。其元朝的东来代表着天主教真正传入中国之始，而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等天主教传教修会沿丝绸之路东传中国的实践则开始了“西学东传、东学西渐”的时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成为西方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的翘楚、开创西方汉学的先驱，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迄今让人叹为观止，因而不能否定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筚路蓝缕之功。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也受耶稣会的启发而达到一种思想启蒙和精神解放，开始放眼世界、反思自我，并对西方历史、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语言等展开了全面研究。这种丝绸之路的连接及交合使西方文化及其宗教进入中国，也让欧洲人获得了中国的儒教、道教等知识，被中国思想文化所吸引，出现过欧洲的“中国热”。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基督教东传曾促成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互补，有着辉煌一时的“双赢”。但其文化差异及冲突而导致的“中国礼仪之争”也为此后的中西关系留下了阴影，由于丝绸之路从通途到阻隔，中西双方的关系陷入低谷，并形成了种种流传至今的误解和偏见，使中西文化与政治有了复杂的交织。今天丝绸之路的沿线虽然主要在亚洲，但其终端却已延至西欧，而欧洲思想文化又扩展为整个西方的基本思想文化底色，并影响到亚非众多地区及其文化，因此其历史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带来了如何智慧地与西方打交道的警醒，也是我们当前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通透之镜和扬长避短、求同存异以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宝贵资源。这里，丝绸之路上基督教来华的历史应使我们有所叹息和感慨，值得今天认真回溯和反思，由此亦可提醒当今基督教世界尊重中国的发展，并理应理解和支持今日华夏大地基督教的“中国化”革新进程。四 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教传播

伊斯兰教也是在唐朝经陆上即“安西入西域道”和海上即“广州通海夷道”这两条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在华曾有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门、清真教、天方教等称谓。古代阿拉伯帝国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为大食，在永徽二年（651）随着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到达长安，中国古代与大食交往之幕遂正式拉开。当时因商业往来而使不少阿拉伯及波斯商贾沿丝绸之路在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穿行，不少人亦留居中国，从而使伊斯兰教得以在华生存和发展。这些来华的商人被称为蕃客、商胡、胡贾，后来演变为长期侨寓的“住唐”，他们进而在华娶妻生子，从此发展出新的混血民族，并使这些民族以伊斯兰教作为其民族的基本信仰。至元朝时，蒙古西征曾将所占之地的大批穆斯林带回中国，形成“回回”的发展，并达“元时回回遍天下”之景观。

历史上伊斯兰教沿海陆丝绸之路的东传在华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如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主要是其沿陆上丝绸之路传播的结果，而在东南沿海地带的穆斯林则是源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伊斯兰教。这在今天也形成了鲜明的伊斯兰教地域地貌特色。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即今天中亚各国及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在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教逐渐发展成为西域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宗教，并使之成为一条重要的宗教“信仰之路”，为今天中东、中亚的伊斯兰教化奠定了早期基础。当然也不可否认，“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除了贸易和通婚的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即是政治权力和军事征服的扩张”。而东南亚各国伊斯兰教的兴盛及延至今天的巨大影响则要归功于伊斯兰教沿海上丝绸之路的迅猛传播，由此已使这一地区成为当今世界上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区域。此外，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在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时也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促进了中国与亚非众多国家及地区的交往，也曾使相关地区的伊斯兰教获得明显发展。

随着西方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失败（1291），伊斯兰教在其发展尤其是东扩中先后建立起伊斯兰教的三大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其中奥斯曼帝国的建立（1290～1922）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于1453年灭掉了原来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于16世纪占领了伊拉克地区。此前13世纪蒙古人西征，曾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使当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之状。但西征时留在当地的蒙古人也有许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如今在中亚东北高加索地区、车臣等地的鞑靼人，即源自这一历史传统。而在与奥斯曼帝国的争斗中，波斯的萨非帝国于1502年建立，以什叶派为国教，并将此信仰延续下来，成为今天伊朗的最主要宗教教派；但其在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巴布教派运动又从其内部分化出了巴哈伊教，该教因在波斯遭排斥而向外发展，形成遍布全球的当代新兴宗教。此外，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的莫卧儿帝国，也是以逊尼派伊斯兰教为正统。这样，在16世纪已完全形成伊斯兰世界奥斯曼、萨非和莫卧儿这三大帝国并存的地域“板块”，虽然这些“帝国”因近代西方的强势崛起和自身的分裂而随历史的烟云消散，退出世界政治的舞台，但其伊斯兰教的影响犹存，并形成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宗教文化积淀和民众习俗。伊斯兰教因其发展中的多民族性、多教派性而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在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沉淀发酵，使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复杂而敏感，这是我们今天思考“一带一路”之地缘安全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如果不了解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的复杂发展及其现状，则很难使我们具备风险管控和应对的能力。

从中国国内来看，与唐朝时早期穆斯林主要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华不同，蒙古人的西进是以陆地丝绸之路为主，这就使得中国人与伊斯兰教有了深入的交往和复杂的融合，特别是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和融入中华文化带来了中国境内民族、宗教更为多元的发展变化，并逐渐形成了西域宗教的特色。伊斯兰教约于10世纪中叶前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其传播在新疆出现过两次高潮，先是在喀喇汗朝时期，然后是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这一过程使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当地历史上曾经流传的其他宗教而成为其最主要的宗教。而且，在喀喇汗朝时期的统治者采取了强制手段来全面推行伊斯兰教，从此把伊斯兰教变成当地几乎全民信仰的宗教。元朝后期活跃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国也以武力东扩，强力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发展，这使当地民众以往信奉佛教、摩尼教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也改变了新疆原有的宗教生态。16世纪时，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兰教，这是其今天宗教现状的历史缘由。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段历史加以深入研究，看到这种“古代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化”所带来的巨变，尤其在我国西北地区所打下的独特烙印。由此我们方可认识其给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可能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并准备好科学的应对预案。

当然，伊斯兰教沿丝绸之路的发展绝非单向性的，其与中国文化的双向互动也颇为明显，而且卓有成效。例如，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之道”启发了穆斯林“中道”思想的弘扬，而明清中国伊斯兰教也曾在其宗教“中国化”上取得过可贵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如刘智、王岱舆那样融贯中阿宗教文化的思想家、经学家，从而增强了中国穆斯林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在今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也理应得到传承和发扬。我们在与丝绸之路沿线的伊斯兰世界交往时也要注意并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这种亲和力、感染力，使“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合作，同样也是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而推动的文化共建。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与宗教文化交流密切有关，其现实意义及影响不可低估。我们今天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注意和加强研究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把丝绸之路与宗教作为我们的重要课题和关注重点。我们要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现状及真实处境，在这一战略实施时必须有相应的风险评估、应对及管控举措和机制。我们不可回避这些国家悠久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通过政治、经济合作渗入并影响到我国相关地区和民族这一现实。如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影响，中亚北非各国的伊斯兰教信仰传统，以及有些国家所保持着的一定程度的基督教信仰，这都会使“一带一路”成为开放的平台，有八面来风、各种影响，甚至包括来自西方的影响。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大多有着复杂的政教关系，有的是政教合一或以某种宗教为其国教，有的是以某一宗教为其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从而会出现宗教主导社会走向，宗教影响甚至大过政治影响、宗教权威高过政治权威的情形。因此，当我们随“一带一路”战略而“走出去”时，不仅要关注境外复杂的民族、宗教状况，而且还要高度警惕这种境外影响的“倒灌”和朝我国的“流入”，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变预案及对策。我们既要把“一带一路”视为经济战略，更要明白其也是文化战略，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正确有方、游刃有余，以我为主，防范并减少宗教的负面影响，发挥宗教的正能量和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开拓宗教对外交流新境界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总的来看，和平的曙光若明若暗，仍然笼罩在黎明前的混沌迷蒙中，发展的路径坎坷曲折，仍然看不到柳暗花明的美好前景。环顾四野、鸟瞰世界，全球化与碎片化、和谐与暴力同在，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分离主义、维护和平的努力与制造对立的行径并存，富足繁荣与贫穷衰败、幸福安康与颠沛流离如影随形。此起彼伏的血淋淋的暴恐场面、不断发酵的令人揪心的叙利亚难民潮一再昭示我们，稳定与安宁、健康与幸福仍面临重大挑战、遭遇重重困难，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还很遥远、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表明，只有秉持友好交流、文明互鉴的价值理念，和平才有实现希望；只有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之路，发展才能健康持续。在厚重的历史岁月里，“一带一路”正是培育了这样的崇高理念、践行了这样的伟大使命，是人类缔造和平、促进发展的光辉典范。两千多年来，“一带一路”既是一条经贸合作路、经济发展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河、文明进步河，既是连接不同地区、穿越不同时代的和平之桥，更是融通不同种族、团结不同民族的感情之带。两千多年来，“一带一路”沿线的族群、国家发生了沧桑巨变，一代又一代光辉灿烂的、有形的物质文明湮灭于历史的风雨中，但更加光辉灿烂的、无形的精神文明结晶却一代又一代孕育积累下来，在岁月的包浆下晶莹剔透、熠熠生辉、弥足珍贵。今天，我们重提“一带一路”，就是要用时代的新风吹开历史的尘埃，用圣洁的和平之水洗去岁月的斑驳，让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焕发新的光彩。这不是反身后顾的简单的“情景再现”，而是面向未来的创新性继承、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新时代的“地理大发现”。

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同样，宗教在开辟“一带一路”、维系“一带一路”、繁荣“一带一路”中也发挥了特殊重要作用。在千百年中，一辈又一辈、一批又一批正直、善良、优秀的宗教人士，怀揣着远大目标，不畏艰难，将他们的足迹深深地印在“一带一路”上，将他们的汗水甚至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一带一路”上，为几大文明的交流交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道教外，中国的几大宗教都是通过“一带一路”传播来的，尽管有的宗教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传入中国后，在中华文化的长期浸润下，都程度不同地渗入了中华文化的血液，生出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塑造了中华文化的灵魂。中国宗教具有理性平和、和谐共存、入世尚德、因俗而治、爱国守法的良好特质。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视发挥宗教的对外交流作用，对于密切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关系、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播中国核心价值理念、增强中国软实力、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以及增进人类文明互鉴、维护世界和平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不同文明和宗教的交流互鉴，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已经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建立、发展了友好关系，对外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宗教交流活动，举办、出席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宗教会议，取得了积极且影响深远的效果，为促进国际不同宗教对话与合作、增进对有关国家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这其中许多的交流交往活动是在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间开展的，如佛教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活动，伊斯兰教与中亚、西亚、北非国家的交往活动，天主教、基督教与欧洲国家的交往活动等。但从“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所展现的远大前景来看，从“一带一路”宏大实践所构建的广阔平台来看，从中国宗教界自身的能力水平和中国扩大民间交往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国宗教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还有十分广阔的舞台等待去搭建，还有巨大的潜力等待去挖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行为的方向。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有关“一带一路”的话题迅速变热，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不断有相关文章见诸报章杂志网络，有相关节目活跃在电视广播。但长期以来我们受东向视角和海洋思维的影响，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基础还不够深厚、研究的领域还不够广泛，特别是重经济发展轻文化交流、重现实问题轻历史梳理，尤其是关于宗教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本次论坛的举办，可谓契时契理契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聚集了中国五大宗教的代表，凝聚了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涉及问题广泛而深入，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开拓“一带一路”建设中宗教对外交流的新局面新境界，做好思想准备、提供理论支持。

关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宗教因素的几点思考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设想，现已得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正逐渐展现。所谓“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和东非，辐射东亚及西欧。“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视野来看，全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我们就应该把它看作丝路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以及拉美各国等。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一个大构想，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共赢互利，互联互通、互信互助有着积极的作用。从文明交流发展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根本上是多元文化的融通，既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深度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新境界，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现代社会的对接。由于从古至今，宗教大多以这“一带一路”为平台进行交流和传播，并与沿线各国、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都有联系，因此，宗教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笔者认为它可以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支点。本文以战略支点为核心，围绕宗教成为战略支点的可能性和如何发挥宗教的战略支点作用两部分进行论述。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需要辩证地看待其社会作用，努力发挥其积极因素。一方面，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在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时，应该内外兼修，对内应引导信教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发挥宗教的社会动员能力，发挥正能量；另一方面，对外应依托宗教网络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关联，逐渐建立健全宗教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打造宗教文化的积极的一体化效应，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它对外是中国发展战略重要的一种外交影响力，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时代，鼓励社会个体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方面的驱动力和执行力，其实现主体就是社会及其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人”；而其对内则体现为宗教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团结凝聚社会个体方面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就宗教文化资源而言，需要在新经济常态下，重新进行文化功能的定位，积极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战略作用。对此，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框架下，以文化融资为理论指导，将宗教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功能分类定位，尊重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运用宗教文化的社会动员能力对文化资源进行跨区域的融资整合，乃至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对文化资本、金融资本进行整合，以此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一 宗教与“一带一路”战略之关系

宗教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靠的是什么？是实力，一种与世界对接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应该是一个全方位运行的大系统所提供的支撑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的是在不同层面共同作用的合力。就软实力而言，除了强大的金融资本之外，在经济贸易方面，需要的是经济贸易能力；在政治方面，需要的是面对国际政治格局运筹帷幄的政治大智慧；在文化方面，更需要面对世界各国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应对能力。而就宗教而言，则是全球信教人数众多的宗教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教应对问题。图1 世界宗教人口分布

这种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对外发展战略重要的一种影响力，对内则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时代，鼓励社会个体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方面的驱动力和执行力。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实现主体就是社会及作为社会一个分子的“社会人”，而宗教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团结凝聚社会个体方面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从宗教在全球的分布格局而言，根据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数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机构的统计数据在我国宗教学界影响较大。根据该报2009年公布的数据，“2000年世界人口61.2亿，不信教人口9.1亿，信教人口占85％；2009年世界人口68.3亿，不信教人口9.2亿，信教人口占86％”。总体而言，宗教分布于世界各国，且全球信教人数众多。世界宗教渗透进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发展进程。例如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东南亚，宗教更是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一个变量；在俄罗斯，东正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南亚地区，印度的印度教信众人数正在大幅增加；在美国，基督教的价值观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甚至政府将宗教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护“宗教自由”“宗教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所以，宗教问题引发的蝴蝶效应不能被低估，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

因此，无论是从宗教分布格局，还是从全球信教人口来看，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就会出现一些“短板”，导致很多政策、项目难以有效实施。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宗教可以成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二 怎样发挥宗教的战略支点作用？

这需要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相互支撑，从战略指导、战略理念到观念实施、技术运作各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战略链。

发挥宗教作为战略支点作用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步推进，从周边国家就近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

观念层面：从全方位的理念认同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单一认同来实施。

具体途径是：首先从周边国家做起，巩固与周边国家互利共赢的战略成果，通过宗教权威及宗教组织网络的影响力使利益“下沉”，让百姓受益；建立有深度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以此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打造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巩固和补充经济文化区位优势；积极发挥宗教在立体外交格局中的正能量作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在观念层面，正视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的存在，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宗教在全球化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开始得以显现。这尤其表现为宗教的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舞台的第三战场。就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而言，地缘、族缘、亲缘乃至教缘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体系。随着近年来我国国际合作、交往的密切，地缘文化作为一种变量，日益成为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关系需要考量的重要战略性因素。而宗教则开始逐渐凸显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播容易形成地缘文化的认同。以云南为例，民族文化的相通性是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共同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云南信仰南传佛教的大部分地区在国家地理疆域结构中处于边疆地位，在文化认同层面，形成了对南传佛教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地缘文化为交流平台的宗教信仰就沿袭历史，仍然以跨领域的泰国、缅甸南传佛教文化为主。从文化格局的分布来看，由于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等原因形成文化一体化效应是正常现象，在内地常以差序格局形式出现，但在云南与东南亚各国接壤地区，虽然并未形成差序格局的特征，但却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就云南南传佛教信仰区域来看，其形成了以族缘、亲缘和地缘认同为主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即以族缘认同为深层纽带，地缘关系为辅的文化交流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区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

此外，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以及东南地区都一样。尤其是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之早已经形成了跨区域的宗教文化一体化效应。对此，应该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努力将中国话语权融入其中，产生中国-周边国家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二）努力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正面宣传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建构中国的外交合力

我们可以建立地缘-跨地缘的宗教文化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对话。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现在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经常歪曲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双重标准应对中国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因此，当我们在思考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层面的地位和作用时，还需考虑在转型时期，宗教能够在中国对外战略、公共外交的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发挥作用。因为不同的外交层面和不同宗教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各有侧重的互动层面，以及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对此，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不同宗教开展公共外交领域的分层外交模式，以各种宗教自身的特点实力来展开不同层次的外交。

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就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从地缘宗教的角度来说，东南亚地区就形成了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与我国云南的16个跨境民族之间天然的族缘联系、地缘联系、血缘联系、文化联系使之自然而然地具有宗教文化的亲和力，具有佛教共享价值观，而宗教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性特征可以消弭族群、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在共同的佛教活动中，增进相互的了解和交流。

近年来，我们国家举办了世界佛教论坛、中日韩佛教交流会、佛牙舍利赴缅甸供奉等一系列大型国际佛教活动，成功地为佛教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提供了高层次的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较好地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另外，参加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和《道德经》论坛，组织“《圣经》事工展”、多版本、多语种翻译《道德经》展等都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让世界了解中国。尤其是2014年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在陕西召开，佛教界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大语系的世界各国高僧云集法门寺，就佛教的发展和交流进行对话，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南传佛教在我国以及国际佛教界的交流和沟通。

近年来，我国佛教界较为注重僧才的培养，已经建立培训中心和各级佛教学校和佛学院，在培养满足信教群众需求的僧才的同时，也积极加大力度培养能够走进国际视野、进行国际对话的高水平佛教僧才。在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讲经活动、各种禅修活动和国际交流大会中，这些佛教僧侣已经开始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这些经验表明，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着力打造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通过多方合作机制，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这些经验还表明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举办活动，正确地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寻找契合点，坚持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并以此为动力，来进一步搭建地域性和跨地缘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三）转变观念，前瞻性地审视宗教力的区位优势

以南传佛教为例，中国南传佛教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处于区位劣势，但从全球宗教信仰板块来看，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将会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发展战略格局中的宗教力区位优势。

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南传佛教始终处于区位劣势。盖中国佛教主要由梵语系的汉传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组成。首先，就其分布区域而言，汉传佛教主要集中分布于广大汉族居住区，藏传佛教主要分布于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主要集中在中国云南的西南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就地域空间的分布而言，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区域较小；其次，就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文化发达水平来看，南传佛教分布的滇西、滇西南地区显然弱于汉传佛教分布区域。此外，从信众的人数来看，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比，南传佛教信徒的人数也是最少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的力量分布中是最弱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南传佛教的传统分布空间仅仅分布于我国云南地区，且力量较弱而置之不理或者忽略南传佛教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转换思路，从全局的战略发展眼光来审视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问题。

如果撇开中国南传佛教在整个中国宗教格局中的弱势问题，站在全球宗教分布格局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南传佛教分布区域处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布的边缘地带，是我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交汇处。但正是这一交汇特点使中国南传佛教具有独特的宗教力区位优势。首先，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区域与东南亚既有天然的地缘联系及跨境民族之间的族缘联系，也有佛教文化的联系。这让南传佛教具有了国际性特征。在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信仰南传佛教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其有1亿多信众。如果从横向的国际联系来看，如果能够以内在的地缘、亲缘和族缘，乃至“教缘”关系来加强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相互沟通的话，将会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南传佛教发展迅猛，在中国，其传播空间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而是开始在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有了较强劲的传播。其分布版图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和分布格局在逐步外延化，这意味着南传佛教的宗教力版图在逐渐扩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施发展战略的。因此，我们应该转换思路，将中国南传佛教的区位劣势转换为我国全局性发展战略的区位优势，从而将南传佛教的宗教影响力纳入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全局考虑之中。此外，其他跨境宗教也具有这样的宗教力区位优势，例如，东正教虽然在我国的信教人数仅仅几千人，但是其与俄罗斯、与中亚各国都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某种内在的教缘优势。（四）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建立文化一体化效应，与经济区位边境一体化效应相辅相成，共同为“一带一路”各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风云突变，无论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挤压，还是中国在境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屡受挫折，都使人们感到仅仅有政治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仅仅在世界许多地方投资做项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的“软实力”。宗教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进程，故应该挖掘和发挥宗教在这一区域的积极作用和强大的社会资源及其动员能力，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

就“一带一路”区域而言，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例，它辐射地带宽广，这一经济走廊不仅连接着世界上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而且还连接着南亚和东南亚，甚至还可以辐射整个东亚和东北亚等广大亚洲地区。在这一领域中，中国南传佛教与东南亚佛教文化圈有内在的文化区位优势，它可以使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就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经济贸易关系而言，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是我国开展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的重要地区，形成了重要的经济区位优势。就中国南传佛教分布的云南省而言，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天然的地缘、族缘、文化、经济联系，云南省通过澜沧江-湄公河与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相连，并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接近，是中国连接东南亚最便捷的陆上通道。云南又地处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扮演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角色，并在商贸往来中，形成了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效应。

此外，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预测到，影响边境一体化效应的因素非常复杂，区位优势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来保持。由于云南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尚停留在传统的经济合作项目领域，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结构项目的调整和改变，云南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边境区位一体化优势将会受到挑战。正如有学者们指出的那样，“一体化既能促进国家间贸易和要素的流动，也会造成生产区位的改换和新的生产中心的出现。具有良好的区位和发展条件的边境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有可能得到促进，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而经济社会条件不好的边境地区，却可能无法吸引生产要素，从而更加边缘化”。因此，经济区位的绝对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天然的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的文化区位优势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以文化为平台，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要未雨绸缪，以宗教文化软实力来考虑和推动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五）积极挖掘资源，以地缘主体为基础，积极建设对话、沟通和交流平台，开拓多渠道的宗教外交

传统的“外交”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但时至今日，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外交”已不再仅仅是政府间的“外交”，非政府组织和力量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正在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军，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人用“公共外交”来称谓这个领域，也有人用“民间外交”这个词来称谓。无论用哪个术语，其实都表明一个事实，这种民间或社会层面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领域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层面。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公共外交平台日益成为传统外交的补充手段。公共外交以其独特的优势开始在各个国家战略发展层面上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有国外学者以2006～2008年采集的一项跨国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在泰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6个东南亚国家的形象问题。这项调研数据显示的结果令人深思。就我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亲缘关系而言，我国本应该是东南亚地区最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但显然我们的国际形象未能达到预期。对此，在反省之余，我们应该以我国丰富的资源为基础，搭建各种层面的交流平台。其中，宗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交流平台之一。宗教具有庞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但目前我们国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进程中，我国在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系对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短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提升国际形象，克服开展全方位外交进程中的“短板”。那么如何克服这一文化短板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的负面效应？如何补救？笔者认为，应该打造宗教力的国际影响，以此开展我国各种公共外交。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因信仰而出现的行为与社会活动，同时它又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或一个文明的价值、道德和生活理念。因而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意识到宗教是能够打动大多数民众心灵的一种力量，广大的宗教信徒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和对象，在接受中国叙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中国故事。

首先，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就宗教信徒而言，在历史上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其次，积极团结在我国的外籍人士，积极发挥其“民间外交家”的作用，积极与之进行对话、交流和沟通，使之成为我国积极开展多层次外交的对象和叙述中国故事的主体。在2011年进行的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外籍人口总量在全国居第6位，登记外籍人口4.74万人，这表明了随着云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吸引大量外籍人口到云南从事边境贸易、旅游等活动，展示了云南较高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成绩显著。数据显示，这些外籍人口主要居住在昆明、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大中城市及边境地区一带，其中德宏地区、西双版纳、临沧地区属于中国南传佛教的分布地带。事实上，这些外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外交家，这些扎根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外交家”在我国生活居住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民间外交家的作用，其文化层面上的内在联系纽带正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因此，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而不是使文化交流、经济项目的开展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到基层农村。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现在，西安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更是具有特殊地位。其中佛教元素成为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来中国访问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多次强调的主题之一。2015年5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开通新浪微博的这一天，也正是南传佛教国家庆祝释迦牟尼诞辰的“卫塞节”。莫迪在微博上表示：“在佛诞节，我向大家表示祝福。今天我们谨记佛陀的理想和使命，他传播了和谐及手足之情的理念并展望了一个和平世界。佛教是连接亚洲国家的结合力。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劲的凝聚力，让本世纪成为亚洲世纪。”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之举，佛教文化进一步成为连接中印的文化纽带，因此，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

总之，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因此，“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2012年，中亚地区（不含中国）共有人口6500万人，GDP规模为2987亿美元。就伊斯兰教而言，伊斯兰世界商业发达，金融业也较为繁荣，成立了伊斯兰银行，并形成了跨国伊斯兰金融，开展金融业务和投资开发。国际金融市场看到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开设伊斯兰柜台、窗口和分支机构，以扩大穆斯林客户市场，如瑞士联合银行设立了伊斯兰投资基金，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巴克莱银行都有伊斯兰专柜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拓展开来的亚欧经济带，覆盖了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和地区。该地区（含环中亚地区、不含中国）人口规模达到27.4亿人，GDP规模高达26.7万亿美元。而世界上现有的各大宗教都是这个地带的重要的文化因子和社会力量。尤其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应该不仅仅限于丝路沿线的65个国家。只要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国家，都可以看作“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拉美各国等。我们需要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排他或对立的，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如何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局面，如何让更多的人认同温和与和平的宗教信条与主张，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也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平台上的正能量，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各国的互利互惠，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