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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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实录集试读：
改变的时代：父母角色的重新定位
”这一主题，深度探讨社会转型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家庭如何把握当下、立足未来，以及当代父母如何分工合作等议题，旨在帮助新时代的父母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以促进孩子平衡发展，拥有健康、自由的精神生活。针对这些议题，本届论坛的议程也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的。上午的主论坛，我们邀请了海内外教育行业的专家、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知名校长和教育工作者，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讲和嘉宾对话。下午我们开设了四个体验式工作坊，分别涉及家庭疗愈、家庭关系、父母成长、亲子游戏等主题。工作坊邀请了中、日两国专家，他们将给予大家具体的实践方法指导。
同时，为了响应《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我们特别设立了下午的家校论坛，共同探讨如何充分发挥家校双方的力量，交流家校合作的优秀实践案例，促进家庭、学校和社会机构形成教育合力，发挥1+1+1>3的协同价值，让孩子健康成长。
正如论坛开场视频的调查数据显示，新时代的父母，尤其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父母，表现出了诸多令人欣喜的时代特点。他们乐于拥抱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学习和自我成长意愿。面对时代的挑战，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博弈，相信新父母们也会不断开放心态，开阔视野，不断调整自身角色，给予孩子无限的发展可能。
最后，祝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改变的时代：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演讲人：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所谓改变的时代可能凸现三大特征或矛盾：第一，是快和慢的关系；第二，是不确定性在大大增加；第三，是变和不变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教育应该回归常识，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教育需要帮助人们去发现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的兴趣，获得内心的“定海神针”。改变的时代凸现三大特征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改变的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个人认为，所谓改变的时代可能会呈现出三对比较大的矛盾。
第一，是快和慢的关系。每天，外部压力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抽得我们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但是在转的过程中，我们的内心其实在期盼一个慢下来的节奏。我们怎样去寻求内心的安宁与平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最近我刚刚实现了一个让我倍感自豪的目标，就是我终于学会了游泳。之前我一直对水有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下水。后来我遇到的这个教练很有经验，他教给我一个很好的办法。他说游泳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游得越慢，就会学得越快。一开始我不理解他的话，一下水就紧张，一紧张就扑腾，越扑腾越呛水，这样就没法学了。后来有一天我终于领悟到，如果我慢一点儿，反而可以更好地掌握游泳的技巧。由此我体会到，外部压力迫使我们不停地高速运转的时候，怎样去寻求内心的安宁与平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重要。
第二，是不确定性在大大增加。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未来的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又迫切地渴望自己有一根“定海神针”，希望自己变得更加有定力。
第三，是变和不变的问题。现在的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了，互联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原来根本想象不到的。我想说的是，无论技术发生了什么变化，它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比如生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和几千年前的祖先所思考的问题以及行为都是相似的。回归初心，帮助孩子获得幸福
面对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觉得在一个竞争压力如此大、变化如此剧烈、变化速度又如此快的时代，教育应该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也就是说，外部世界变化越快，可能越需要教育促使我们慢下来；外部世界迫使我们不断去追逐一个又一个成功，教育可能要让我们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想，教育可能就要回归到它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起到那样的作用。
刚才我在论坛的开场视频里看到新东方的工作人员采访了很多家长，这些家长普遍关心孩子的成绩问题，关心孩子能否成功。我也遇到过很多前来咨询的家长，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怎么才能上北大？”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没办法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重要的不是追求成功，而是怎样帮助孩子获得幸福。所以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就需要教育来帮助我们或者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的兴趣，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救赎。
这样的教育意味着什么？我想大概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一，是健康的观念。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不太重视健康。也许这是我们必经的一个阶段，但终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健康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健康不仅是自己的，同时还是家庭的，是社会的。想一想你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的健康对他而言有多么重要。
有时候，通过媒体我们会获知一个很优秀的人为了工作殚精竭虑，顾不上家庭，积劳成疾，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有时候在想，当一个人已经有不小的成就时，国家和社会为了培养他，或许已经投入了很多力量和资源，而正当国家指望他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投资都打水漂了。不仅如此，他还会给他的家庭和亲人带来很大的伤害。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美国。美国大概有一段时间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很像，经济指标、财富指标等各方面的指标都在往前走，唯独一个指标是下降的，那就是健康指标。那时，有许多美国人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等各种各样的疾病。后来他们发现这种情况是不对的，就开始改变。所以今天的美国到处都是在跑步的人，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财富的标准不是看他的车怎么样，而是看他的肤色，看他的体型。
第二，是教育需要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有价值。其实古代的先贤已经做了很多，但是现在我们往往丧失了这种价值。今天社会发展得很快，我们拥有了很多物质，但是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精神文明，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更重要的方面。
第三，是教育应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有趣。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每天觉得过得有趣的时间有多长。这里说的有趣不一定非得有意义，但一定是让你感觉非常愉快，让你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至少我周围的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乐趣。他们很忙，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他们很累，但是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
这两天北大有一个论坛盛会，邀请了一位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这位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是全球最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之一。他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对美国的教育、全球的教育，甚至对中国的教育都给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你们知道这位老先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他最大的乐趣是观鸟。他大概认识四百多种鸟。他是教授，是研究者、教师，但是他的乐趣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
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为什么谋生，我们总要保留那么一点点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很有乐趣的事情，有一个可以维持终生的乐趣。在这样一个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的变化的时代，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关于生命的健康观念，同时觉得自己过得比较有意义，一天的某一个时刻，自己觉得很有趣味，这样我们就能够获得自己内心的“定海神针”。教育要回归常识
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讲很多教育理念上的东西，我认为从人类有教育开始，古代的先贤，比如孔子、苏格拉底，早就已经把最好的理念讲清楚了。所以，我觉得教育学者的根本任务是对这些理念进行重新阐释，并且根据新发生的变化进行创造性的再转化，而不是说把这些旧东西抛弃，然后再创造新的理念。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苏格拉底讲“美德即知识”……这样的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今天丢掉了很多好的理念。我们呼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但是我们真正做的只是告诉学生要努力提高分数，考入好学校。所以我们的理念和实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冲突和矛盾。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好的教育理念回归到它本来应该出现的地方。让我特别高兴的事情是，教育部长提出，教育要回归常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更好地去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体验。如果我们的大学招生制度不去做相应的改变，我想刚才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好的教育——孩子拥有健康的身体、做有意义的事情、过有趣的生活就变得不太现实。文化反哺为我们的亲子关系做了新的诠释演讲人：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文化反哺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影响。今天，文化反哺几乎已经波及整个社会、所有家庭，也使得家庭内部的权利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时代对我们的代际关系做出的新的诠释。今天的父母要清楚自己跟孩子的关系是相互学习的关系。
我研究文化反哺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当时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读硕士。有一天，父亲给了我200元钱，让我去买衣服。但是，他特意叮嘱我不要买西装。因为在1985年，在很多老人的观念中，西装仍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
三年以后的春节，我回到南京，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发现他眼中有一丝羞怯。他把他的衣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件西装和一条领带，让我教他打领带。我立即教他打领带，还问他：“爸爸，你也打领带啊？”我这么说并不是认为爸爸这么传统的人不能打领带，而是惊讶于三年前他反对我穿西装，仅仅过了三年，他自己竟然也穿起了西装。
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想到一个概念——文化反哺。文化反哺指在急速变迁的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的现象。当年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文化反哺，父母开始向孩子学习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这个现象，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南京、重庆、广州的77户人家。
我采取焦点组访谈的方法，把两三户人家的父母和孩子放在同一个空间内，让他们进行沟通。我发现一家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父亲的存在往往会成为子女发言的一个障碍。父亲往那儿一坐，一本正经，孩子就不敢说话了。但当两三户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父亲都会表现得非常慈祥，都会鼓励自己的孩子：“今天大胆地说说吧。”所有母亲的表现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她们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怕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家的孩子。所以只要别人家的孩子滔滔不绝，自己的孩子却没怎么发言的时候，母亲就可能会找机会强行打断其他孩子，对自家孩子说：“刚才某某谈的这件事情，你和爸爸妈妈交流的时候也说了很多，今天也讲给大家听听嘛。”
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说过，在所有的父母看来，孩子是父母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把一个无知的小细胞培养成一个伶俐活泼的孩子，实际上是生物力的转化，但在父母看来，这些却似乎都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讨人欢心的方法就是赞扬他的孩子。同时，自己的孩子如果比自己强，父母也会焦虑：是我养的你，你怎么还教起我了？
文化反哺，也就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传承现象。它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以及器物使用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器物的使用，小到手机，大到电脑，孩子都是无师自通的。
我在走访的时候有父母对我说：“周老师，你别跟我谈电器，谈到电器我就生气。”我就问怎么回事。有一位母亲告诉我，他们家以前没有电视机，后来儿子就跟她软磨硬泡，让他们买台电视。母亲很谨慎，跟儿子说不考上大学不买电视。儿子却说，不买电视就真考不上大学。买电视跟考大学有什么关系呢？儿子分析说，家里没有电视就看不了《新闻联播》，所以政治就考不好。母亲觉得儿子说得也有道理，就决定买电视，但还是跟儿子讲明不能看电视剧，儿子满口答应。但是电视买回来之后，儿子除了《新闻联播》不看，什么都看。
再后来有了手机，儿子又想买手机。这时候母亲警惕了，认为学生不需要手机，坚决不给买。儿子的几句话又戳中了母亲的软肋：“妈，我要是有一部手机，你每时每刻都能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母亲一想这很重要，马上就给儿子买了手机。可是，当父母给他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关机了。问他为什么关机，他又说手机没电了。所以父母就像有根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被牵着走，非常气恼。在走访的过程中，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文化反哺究竟为什么会出现
第一，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大学的录取率已经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1977年全中国570多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录取27万多人。而近几年，中国的大学生录取人数都在600万人以上。我们不难发现，两代人有着迥然不同的教育水准和生活经历。
第二，同辈群体的影响替代了亲子间的影响。
来自同学或者同辈群体的影响同样是改造一个人的巨大力量。我们听到无数父母说过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不听老师的，就听某某的？”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第三，媒介变化，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出现造成了年长一代的落伍。
现在的孩子对电子产品的接触几乎是本能的、天然的、不用训练的。我曾在咖啡馆遇到一家人，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三岁多。进入咖啡馆之后，较小的孩子手上一直抱着平板电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连接无线网。成功登录之后，他就在那儿玩，听到他感兴趣的话题时才会插几句话。孝而不顺，孩子需要为自己做主
文化反哺导致中国传统孝道文化进一步衰落，也使得家庭内部的权利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中国的孝道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在中国，孝道实际上一直是双面的，一个叫孝，一个叫顺。在我们的老观念里，如果孩子不顺从父母，就会说孩子不孝。但是今天因为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父母在很多方面开始不如自己的孩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代人面临着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孩子如何继续保持他们的孝行这一难题。
我的研究发现，总体上说，中国的孩子基本上保留的是孝而不顺。孝，指的是孩子满足父母各方面的需求，包括在物质、养老、日常家务等方面尽到孝道，给予父母应有的帮助和支持。但是什么叫“不顺”呢？父母要为孩子的人生做主，对不起，不行。当然，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并不采取直接的方式和父母对抗，而是对父母的劝导置若罔闻。文化反哺诠释了新的亲子关系
今天，文化反哺几乎已经波及整个社会、所有家庭，甚至包括农村的家庭。我们仔细想一下，那些农村家庭的孩子很小就到城里打工，等再返回农村的时候，他们会变得让自己的父母完全认不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反哺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代际关系的诠释。在这样的诠释下，今天的父母要清楚，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是相互学习的关系。新时代的“拉链式父母”演讲人：林为千微软认知服务产品总经理蒋佩蓉婚姻、亲子和礼仪专家，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双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社会上流行的“虎妈猫爸”“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等，都容易给婚姻带来伤害。新时代的父母要学会做“拉链式父母”：父母双方要扮演有弹性的角色，用一方的优势弥补另一方的不足，父母要成为搭档。家庭教育从教育孩子转变为教育父母
蒋佩蓉：当谈到父母，你们会想到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看社会上流行什么样的分工合作。电视剧《虎妈猫爸》中的角色分配好像给婚姻带来了很大的摩擦和伤害，《小别离》中也是如此。
林为千：大家应该看过这两部电视剧吧？很多家庭都是父母双方一个唱红脸，另一个唱白脸。
蒋佩蓉：那么新时代父母角色重新定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自跨中西文化的家庭，发现其实两种文化对于“育儿”这个词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中文讲育儿，重点放在孩子身上；英文讲的是parenting，重点放在父母本身的养育上。所以我们想要探讨的是，现在是一个改变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国际化，我们的家庭教育也要有本质的改变，要从教育孩子转变为教育父母。
父母要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团队，因此我们今天要讲拉链式的教育模式。就拿奥运会来说，我们来论坛之前做了调查，发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拿的金牌大部分是个人单项，都是个人很擅长的项目。但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有了本质的转变，媒体关注的都是团队，比如女排。所以现在新的时代来了，作为父母，家庭教育也需要开始转型，从单人专项转变为团队运动。
林为千：排球跟任何球赛一样，有一定的规则。在家里我们也需要有很清楚的规则，需要教孩子什么是正确的规则。无论是父母、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里的老人，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家都要非常清楚。成功的80%是出席
蒋佩蓉：如果把教育孩子比作一场球赛，我想给大家赢得这场球赛一些提示，那就是比尔·盖茨写的这本书《Showing Up for Life》，中文翻译成《盖茨是这样培养的》，大意就是“出席孩子的人生”。这句话来自于伍迪·艾伦很有名的一句话：成功的80%来自于出席。因此成功父母的80%就是要出席。我想跟各位家长讲的是人在心不在的问题。家长虽然陪在孩子身边，但是一直看着手机，这个不是同在，不是出席，而是一种心灵上的缺席。
林为千：所以我们不要做观众，要做上场的球员。我特别想对今天在座的男士们讲，我们应该都是爸爸，爸爸的出席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爸爸为了孩子要提早下班，但是如果爸爸回到家脑子里还想着工作，那么爸爸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进入状态。孩子最盼望的不是爸爸多赚钱，而是爸爸早一点儿回家，多点儿时间陪伴自己。家长精神与输赢无关，要看过程
蒋佩蓉：如果要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那事业发展怎么办呢？是不是会受影响呢？
林为千：肯定会受点儿影响。但是我现在五十多岁了，孩子也大了，我对我的事业没有任何后悔。为什么呢？虽然在那几年我不像我的同事、朋友们那样飞跃地成长，但是我觉得我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相信再过二十年，我想的不会是我能不能多收购一家公司，能不能多搞些投资，而是我身边的人是谁。
蒋佩蓉：孩子年幼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经验，最难避免的就是冲突。可是，内部不一致的团队是永远没有办法赢得比赛的，所以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一个技巧就是如何解决内部的冲突——如何协商，如何让步，如何妥协。郎平教练曾经说过：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神，输了就没有，而是要看队员努力的过程。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在座的家长们说，中国的家长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家长精神，输了就没有，要看父母努力的过程。
郎平教练还说，输了一场的美国是铜牌，输了两场的塞尔维亚是银牌，但是输了三场的中国是冠军。今天的输赢不在于眼前的失败，而是你失败了以后有没有爬起来继续去打这场比赛。今天孩子没有考上心仪的学校，或是没有申请到他想上的大学，这并不等于他人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父母要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失败了没关系，爬起来继续向前就是好样的。
至于比赛的结果，郎平教练认为冠军是共同努力的结果，医疗团队、锦囊团队，所有的人一起努力才保证她们完成这次比赛。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结构，我们需要了解家庭教育的主角是谁。我们认为家庭教育的核心队员一定是父母，因为我们的婚姻将会是孩子未来婚姻的教室，我们建造的家庭将是他们未来的原生家庭。孩子会带多少包袱进入他们的婚姻，给他们新建立的家庭，就要看我们做父母的怎样经营我们的婚姻。
林为千：拿排球来说，排球是集体运动，比赛肯定要有防守有进攻。就教育孩子来说，要看父母的态度。防守型的父母为了保护孩子，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处理，孩子只要好好读书就好了。我们认为教育不只是为了防守，而是要进攻。所谓的进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让孩子学习如何去帮助别人，如何拥有自理能力。
企业在寻找人才的时候，要找的是T型人，不是I型人。T型人不但有深度，在某一个领域或者专业特别强，同时对别的领域也能有一些了解。我们要教育孩子成为T型人才。
蒋佩蓉：美国高校也都在寻找T型人。我们要培养T型的孩子，也就是合作能力这个软实力要强。所以父母本身要成为T型人组成的团队，才能教导、培养孩子成为未来的T型人。“拉链式父母”需做到的三个重点
蒋佩蓉：父母想要成为“拉链式搭档”，需要做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有弹性的角色。父母不要把自己固化在红脸白脸或者虎妈猫爸的身份上，而是要不断成长，不断学习。哪个地方比较弱，就多多学习与成长，这样才有一个平等的拉链搭配。第二点就是父母需要互补。我们都有各自的优势，但是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弱点，请对方来帮助，用对方的优势来补足自己的弱点。
林为千：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父母要成为搭档。今天我要特别呼吁大家的是，家庭中父亲必须要出席。我们需要父亲们站出来，全心全意地转向儿女，转向家庭，投入婚姻，投入家庭。
蒋佩蓉：最后给大家的鼓励就是父母要坦然地拥抱失败。你如果不去实践，就不能作为一个理论者来评论。一次战败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失败的父母。相反，如果你不参与的话，那才是失败的父母。祝福各位家长！
林为千：谢谢大家！时代空心病：焦虑的父母与迷茫的孩子演讲人：徐凯文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副主任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我们都要做值得学生和孩子尊重的人，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我们要给孩子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分数，不是金钱，不是权力，是尊重，是责任，是爱，是智慧，是创造力和幸福。请给他们——我们最珍爱的孩子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在高校工作，是临床心理学博士，也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我在高校除了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之外，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所以我接下来的话题可能有一点儿沉重。
我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空心病”的问题，这是我发明出来的一个词语。当然，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似乎有权力去发明一种新疾病，何况这种疾病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关系。不是学生“空心”，是整个社会“空心”
我想先从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讲起。今年7月，我和太太、女儿在毛里求斯度假，大约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我的一位学生给我发来一条微信说：我手里现在有一瓶神奇的药水，不知道滋味如何。
他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所以我赶紧回复他。我问他那是什么药水，他告诉我是一种十秒钟就可致命的药水。这是我开展过的距离最远的自杀危机干预，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孩子被救回来了。
今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个校外的心理咨询师打来电话，他说有个学生要在宿舍服毒自杀。我问清事情原委，立马启动危机干预程序，去宿舍里找到这名学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回来。我认识这名学生已经四年了，入校时他是某省高考前三名，进了高校后第一个学期的成绩是学院第一名。但是就在那个学期，甚至在此之前，他已经有过尝试自杀的经历。
他原本是一个可以做很好的学术和科研的优秀的孩子。过去四年，我们心理咨询中心、他的父母，以及院系的老师都竭尽所能想把他引回正轨。四年了，住院、吃药，所有治疗手段都用尽了，他还是了无生念。最后，他的父母决定让他放弃学业，退学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痛心。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我现在跟大家说的也都是在名校中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甚至屡次想要放弃生命。
我要讲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抑郁症，而是非常严重的新情况，我把它叫作“空心病”。我不认为只是学生“空心”，整个社会“空心”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我们经常会讲这样一句话：如果孩子出了问题，大概家庭和老师都有问题，否则孩子本身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得到我的来访者们的许可，他们将亲身感受写出来告诉我。有个高考状元说，他感觉自己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得到什么东西，还时不时会感到恐惧。十九年来，他感觉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也从来没有活过，所以他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还有一位学生告诉我：“学习好、工作好是基本要求，如果学习好、工作不够好，我就活不下去。但也不是说因为学习好、工作好我就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总是想把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这样的人生似乎没有尽头。”空心病的核心是什么
我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空心病。空心病看起来像抑郁症，患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如果到精神病医院的话，一定会被诊断为抑郁症。但问题是药物对空心病无效，所有药物都无效。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有撒手锏，就是如果用电抽搐治疗抑郁症患者，他们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痊愈。但是，电抽搐治疗对空心病没用。这些孩子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好学生、乖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其实也不是想自杀，他们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当然也就给了我们机会把他们救回来。
但是，这些孩子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回到这些非常终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刚刚产生的，有些人从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惑，直到现在才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传统的西方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他们都没有效果。
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危机干预者、一个心理咨询师，或者千千万万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我们也同样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心中有答案吗？如果我们没有，又怎么给孩子们呢？中国社会越来越焦虑
我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的情况。我用了一个词，叫焦虑经济学。我觉得能够让人去花钱、去盲目花钱的方式确实会把人搞焦虑，搞崩溃，搞恐惧。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100个中国人中只有1个人有精神障碍，但到2005年，这个数据比例已经上升为17.5%。在座的有1000人，也就是说大概有180人需要去看医生，而且未必能看好。
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是怎么变得这么糟糕的？主要原因是焦虑症和抑郁症越来越多。我现在用的数据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在最高级别医学刊物上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焦虑症的发病率在20世纪80年代是1%~2%，现在是13%，每100个中国人当中就有13个人是焦虑症患者。更糟糕的是抑郁症。二十年前我刚做精神科医生时，中国人的抑郁症发病率是0.05%，而现在是6%，是二十年前的120倍，是爆炸式的增长。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而焦虑症、抑郁症的发病率也在高速上升。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统计，美国人焦虑症的终生患病率为28.8%，大约30%的美国人一辈子中会得一次焦虑症。美国人抑郁症的发病率为9.5%，终生患病率是20.8%。所以，约有一半美国人非焦虑即抑郁。精神障碍整体发病率在美国是26.4%，也高于我国的17.5%。这就是全球GDP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
而过去的三十年恰恰也是我们向美国学习的三十年。我们和美国人一样焦虑、抑郁了，甚至向美国人学来了怎样通过激发焦虑和恐惧来促进消费。我把这个根植于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经济模式叫作焦虑经济学。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学生躲到网吧打游戏是教育的失败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教育。对不起，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得罪各位。我们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呢？
1997年我开始做精神科医生，当时的精神病院里门可罗雀。但大约从2000年开始，每当寒暑假的时候，大量学生会来住精神病院，他们或有网瘾、焦虑症，或有强迫症，他们和父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父母有勇气把孩子送到精神病院，可见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可是把孩子送到戒网瘾学校，让他们接受电击的惩罚，这是教育吗？这是推卸责任！本来父母和教育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做父母的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孩子躲进网吧打游戏。孩子躲进网吧打游戏本身就是教育的失败导致的。
我们的教育最大的成就似乎就是学生做试卷提高成绩。有句流行语这样讲：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我做心理咨询最大的挑战就是扭转学生的这种价值观，让他们不要把周围的同学当成敌人，而要当成人生中最大的财富。可我们的课堂却不断暗示孩子为了好成绩可以不惜生命。
整个国家的自杀率在大幅下降，但是中小学生的自杀率却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孩子已经等不到进大学，他们从中小学就开始有自杀行为了。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些学校的应对措施。某所著名超级中学，所有的走廊和窗户都装了铁栅栏。我在精神病院工作，我知道精神病院才是这个样子；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完成的，我知道监狱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居然有本事把学校变成监狱和精神病院，守住这些孩子，让他们考上大学，然后让他们成为我的来访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会让大家更加沮丧。在一个初步的调查中，我对出现自杀倾向的学生做了家庭情况分析，评估这些孩子来自于哪些家庭、什么样的家庭，以及父母的职业，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的孩子更容易尝试自杀。
我抽取了38名学生的危机样本，其中50%来自于教师家庭；而对照组是没有出问题的孩子，教师家庭还是很成功的，来自教师家庭的孩子占对照组全部家庭的21%。为什么教师家庭的孩子容易两极分化？
我觉得一切向分数看，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他们认可这样的教育观，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也同样甚至变本加厉地实施这种教育观，这可能是导致教师的孩子心理健康问题高发的主要原因。
当教育商品化以后，北大钱理群教授有一个描述和论断我觉得非常准确，叫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学生到学校会问：“老师，我做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有利于我保研吗？有利于我拿奖学金吗？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如果他们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除了会觉得“这些孩子怎么会这样”，是不是也要问一下，他们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家长和老师也许本身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孩子的问题是向他们学习的结果。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
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开办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想讲一下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新上任时做的演讲。关于国家和民族需要北大做什么这个问题，他说首先是培养能够引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人，这是我们的根本使命；二是要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方向，重塑大学的公信与尊严；三是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大学，我们应当在新思想、新理论，以及在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进步上有所作为，在拓展人类知识、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上有所贡献。
但是我们好像早就抛弃这些了，我们认为崇高的东西不值一提，我们需要的是能挣钱。但是学生不认可，因为他们不缺钱。
曾经有一个学生，退学是因为学习经济管理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他高考填志愿时想报历史，却因此被所有人嘲笑。后来这名学生尽管经济学学得很好，但最终还是退学了。
十一假期，我带学生们去了万安公墓，我想和学生们一起找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公墓中看到了一个很独特的衣冠冢，它的主人是一位老师，名字叫尹荃。这位老师在1970年去世，没有子女。十九年后，她的学生为她买了墓地，写了这样的悼词：四十年来，循循善诱，陶铸群伦，悉心教职，始终如一，无辜蒙难，备受凌辱。老师一生坦荡清白，了无点污，待人诚恳，处世方正，默默奉身教育事业，终生热爱教师职业，其情操、其志趣足堪今人楷范。
我不知道在座的教育工作者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有多少学生会对你有这样的评价或者肯定。我要说的是，教育本身是非常神圣的职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教育当作谋生工具，当作获得金钱的手段，或者实现自己其他目标的跳板——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我们似乎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教育，从做值得孩子尊重的人开始
我在这里还想提一个问题，这是我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的思考。我跟那些患空心病的学生交流时，总在问自己：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自我？或许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没有能够让他们看到人怎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
我想问问大家，也问问自己，我们尊重自己吗？我们尊重自己的职业吗？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使命和召唤，去体会其中的深切含义？作为父母，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哪里了？我们有没有给孩子真正的爱和陪伴？在这个买椟还珠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扔掉了很多东西，孩子不出问题才怪。
现在心理咨询的需求成倍增长，我们危机干预发生的频率也迅速提高。所以，作为一个高校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我呼吁大家救救孩子。他们带着严重的问题进入高校，他们被应试教育摧毁了创造力。
有一位研究生导师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他的一个学生做研究经常出问题，而且都是一些非常小儿科的问题。他找这个学生谈话，问学生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当时笔试成绩第一的学生说：“老师，那我把我犯的错误重抄一百遍。”一个研究生竟然想到要用重抄一百遍的方式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孩子根本没有长大。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我们都要做值得孩子和学生尊重的人，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我们要给孩子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是分数，不是金钱，不是权力，是尊重，是责任，是爱，是智慧，是创造力和幸福。请给他们——我们最珍爱的孩子一个美好的人生！高峰对话：今天的我们如何培养明天的孩子对话嘉宾：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徐凯文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副主任张晓楠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主持嘉宾：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越关注最本质的东西，发展就越健康
主持人（俞敏洪）：最近几年国家鼓励年轻人创新、创业，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大学生和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了公司，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倒闭了，导致这些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包括来自伙伴们的压力、投资者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能否学会用慢方式做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概十五年前，我去开封的相国寺，那里有一块牌子上写了四个字：急事慢做。就是说越着急的事情越应该慢慢地做。我们的孩子要成长，要优秀，中国要赶超世界……功利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中国已经很普遍，大家都没有了自己的“定海神针”，结果就会迷失自己。我先来讲一个新东方转型的故事。
在新东方上市之前的十三年中，我们没有预算，没有所谓的收入和利润指标，那十三年我过得非常愉快。上市以后，新东方的内部股东希望股价上涨，这样可以换取更多现金；外部股东不停地施加压力——你必须增加收入，必须开发新项目，这样才对得起我们对你的支持。在这两种裹挟之下，新东方一上市就开始了全面的预算管理，对所有新东方学校和机构提出了收入要求和利润增长要求。校长们为了拿到奖金，拼命地增加收入。结果收入确实大大提高了，但紧接着客户满意度、客户推荐率、产品设计以及教学环境等方面全面下降。
新东方内部也分成好几个派别：有些人认为我们要继续大搞营销，把老百姓的钱收进来再说；有些人说我们要继续开教学点，把教学点开到社区，这样老百姓楼下就是新东方，再加上新东方的品牌优势，不怕老百姓不来。这些事情极其功利地把新东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2014年下半年，我开始深刻反思。到了2015年，我下定决心整顿新东方的管理队伍，要求所有管理人员认同我的方针。第一，预算必须取消。第二，所有考核指标跟财务数据不得有任何关系。我给大家定的考核指标包括教学产品、课程设计、教师素质、教学质量、客户满意度以及内部文化氛围等。那时候新东方股票已经跌到每股19块钱。我跟所有管理层讲，我们就按这个新考核指标来执行。也许明年新东方的收入没有增长，但为了提高教师素质，要给老师做培训，要用高薪把更优秀的老师请进来，这意味着新东方在利润没有提高的基础上花费却大大增加。
2015年年初，新东方开始执行新的考核指标。到2015年下半年，新东方的客户满意度、客户推荐率、教师素质、教师培训和教师薪资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教学点也进行了重新布局。虽然花了好几个亿，但有家长和孩子又开始认可新东方了，他们重新回到新东方来学习了。到2015年年底，新东方的收入增长由前一年的将近14%增加到了26%，新东方的股票从每股19元变成了35元。今年我们继续执行这些考核指标，严禁考核收入和利润，只考核能让家长和孩子满意的教学方式和教学产品。
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新东方基本上还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们每年在全国开展几百场家庭教育讲座，同时我们现在跟全国一百多个贫困县对接，把新东方最优质的初、高中教学资源直接通过信息切口的方式给这些学校，由我们最好的老师给贫困地区的学生上课，把外面的世界带进大山。我们发现，你越关注最本质的东西，你的发展就越健康。还孩子自由，让他们成为自己
主持人（俞敏洪）：我们今天的对话题目是：今天的我们如何培养明天的孩子？周老师，您觉得明天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从我们的目标来反推我们的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周晓虹：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中国教育如果说有失败，那就是长辈花了太多力气去设计下一代的样子。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父母这一代人大多数自己有遗憾，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的希望，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
父母希望孩子能弥补自己的缺憾，他们用了世界上最急功近利的做法，把孩子看成是一个可以打造的产品，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生长个体。刚才有专家讲到教师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很多中小学教师很认同教育能让人出人头地。第二，中小学教师把自己的缺憾强行寄托在孩子身上。这导致他们的孩子在比别的孩子走得好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所以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也比别的孩子大。
我反对父母为下一代指明方向，我的观点是：还孩子自由，让他们以自己认同的方式去成长，以适应未来千姿百态的世界。
主持人（俞敏洪）：谢谢周老师给了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那就是让孩子自由生长，不要给太多限制。我每年都会遇到许多家长，他们问我关于孩子未来应该出国还是在国内读书的问题，这些家长基本上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很少有家长问我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父母要做好三件事
主持人（俞敏洪）：晓楠，你是个非常优秀也很快乐的人，你父母对你一定有很好的影响。作为一个孩子，家庭是如何让你受益的？
张晓楠：因为我从小爱生病，所以妈妈对我没有什么要求，非要说期望，最大的期望就是我能健康长大，不要总是住院。我后来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父母对孩子没有期望，反过来孩子对父母也没有太多指望，遇到问题都必须自己去解决。所以当不能指望别人的时候，就只能自己去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自身能力自然就得到了提高。我觉得能力真的不是通过天天看书或者天天考高分获得的，能力会让人在真正经历很多事情以后，变得更加坚强。我喜欢这样一句话：所有坚强都是柔软生的茧。你有很多柔软和脆弱的地方，但是你选择坚强，那么这些柔软结成的茧就会让你在未来变得坚强。如果要说家庭让我受益之处，我想分享三句话。
第一，要有选择的自由。我的父母不会把梦想强加在我身上。第二，要有热爱的事情，并认真对待这件事。麦肯锡的一个合伙人曾跟我分享过一句话，他说任何人要幸福，都应该有一个严肃的爱好。当你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爱好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快乐感，而比快乐感更重要的是满足感和成就感。有时候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没有成就感，所以想用钱去获得成就感。如果我们有一个严肃的爱好，内心就会有支撑，这种支撑可以让我们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第三，要有底气和能力把爱好变成一种极致。人一辈子不用做很多事，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就足以获得支撑内心的成就感，就成功了——当然，这不是功利主义所定义的物质名利的成就感。
主持人（俞敏洪）：晓楠成长到今天，我从她父母身上也看到了一些优秀父母的共性。第一，父母陪伴孩子长大，一定要心平气和，父母心平气和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第二，父母在为人处世方面要成为孩子的榜样，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第三，给孩子制订合理的规矩，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张晓楠：我特别赞赏俞老师说的陪伴教育。俞老师自己就是这方面的践行者，无论多忙，他都会赶回家尽可能多地陪伴孩子。
主持人（俞敏洪）：今天你已经是反过来陪伴父母了。
张晓楠：我们彼此陪伴。体制不完美，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主持人（俞敏洪）：凯文师弟，刚才你讲了那么多学生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如何能帮助这些孩子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地生活呢？
明天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明天的孩子并不都要考上北大、清华，考上哈佛、耶鲁，或者变成像马云那样的人。我理解的明天的孩子其实是能够快乐地工作，快乐地生活，不是那种急功近利，追求钱财和社会地位的成功，却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快乐地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徐凯文：利己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很多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在想做一件事可以得到什么。
主持人（俞敏洪）：是的，你见过太多有问题的孩子了。我们到底能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提供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中国的高考制度或者教育制度，应该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我一直认为素质教育或者快乐教育，是可以变成考试内容的。既然中国要以考试为主来决定孩子的前途，那为什么除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语文以外，就不能加入其他能把孩子引向更加全面发展的考试体系呢？
徐凯文：我想尝试做个回应。第一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很多，但好的现象是，前几年太多学生都想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但这几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专业。我觉得在任何一个行业，喜欢才会做好，做好了自然会有物质回报，所以人生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现在社会对中学的评价标准也很极端，很多人都把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当作主要的衡量标准，我觉得这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的表现。
第二点，您的问题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自费去瑞士留学，娶了一位瑞士太太。他研究的是中世纪的拉丁语。我问他学这个专业出来以后可以找什么工作，他说苏黎世大学只有一个教学岗位，原来的人还在，他就没工作。我又问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专业，他说是因为喜欢。当经济和物质上足够丰裕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让他们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也许是幸福的保障之一。
第三点，我处理过很多危机，基本都是父母和孩子的冲突到了极点，孩子想要自杀。我想说的是，做父母的要想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人生经验都非常正确，但是我们的人生经验是从我们那个时代得来的。现在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孩子可以有更多选择。
我对出了问题的学生和家长做家庭干预，发现孩子其实是尊重父母的，也相信父母的经验和能力。但是孩子通常希望父母提出意见和建议，由自己来做决定。年轻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犯了错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家长不要太焦虑，不要总是想让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结果花费了时间和金钱，还导致亲子关系破裂，孩子失去对学习的热情和创造力。
主持人（俞敏洪）：我一直认为人找到活下去的意义，活下去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能够承受苦难。你刚才演讲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你认为中国的大学现在出现的空心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挽救过来呢？
徐凯文：我先讲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哈佛大学做过一个跟踪研究，对1945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跟踪到2015年。研究结果表明，具备以下特质的人可以过美满的人生。第一，是有亲密的关系；第二，是注重利他行为，也是人的本性。当自己做了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在内心进行自我肯定，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有价值的人。
另外，要改革高校的评价标准。现在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标准并不是教学做得多好，而是发表了多少论文，导致教师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教学和育人上。整个教育系统包括科研系统都要求老师多出所谓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同样是功利主义的导向。家长有压力的时候会传递给孩子，老师有压力的时候同样也会传递给学生。如果老师自己都活得很焦虑、没有目标，学生内心还有多少对老师的尊重、对科学研究的敬仰呢？如果连这些东西都没有，学生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觉得要从自己做起，家长和老师都要做自己，做值得孩子和学生尊重的人。
主持人（俞敏洪）：从自己做起，这句话说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从自己做起，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丢掉了你可以得到的东西，而评价体系又是狭隘、功利的。
徐凯文：所以我觉得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你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
主持人（俞敏洪）：你的意思是不管社会怎样，我们先从自己做起。
徐凯文：每个人都说要等别人改变了以后才能改变，那这个改变就永远不会发生。
主持人（俞敏洪）：反正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还是接受你的观点。我们没法要求一个体系是完美的，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健康、快乐、幸福、成功的，但是我们可以保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使我们的孩子、学生、在座的各位老师更加快乐、健康地走向明天。是这个意思吗？
徐凯文：对，是这个意思。
主持人（俞敏洪）：教育改变命运！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发展都是对的，但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因为走得太急，走得有些迷失了方向。很多人在焦虑，觉得失去了幸福感。我们有待进一步去修正自己的路径和目标。这一代反思自我，下一代才有希望
主持人（俞敏洪）：周老师，你讲到了文化反哺的问题。你能再讲一下家长充分意识到需要从孩子身上学习、跟孩子平等相待的重要性吗？
周晓虹：我觉得父母焦虑的本质是变迁的问题，虽然有焦虑，但社会也在发展，给孩子的成长创造新的机会。如果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真正开始反思社会的人，他们就开始了自然的解放之旅。换句话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反思自我，下一代才有希望；下一代有希望，他们做父母的时候，就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因为有遗憾而产生亟待补偿的心理，从金钱到声望都不会有。
国外社会学家提出了所谓的后物质主义时代，今后其实也会产生一个后声望主义时代，就是大家觉得如何生活得快乐，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的、自我的选择权利，可能是比金钱和声望更高的一种东西。到那时候，孩子们就真正解放了。
主持人（俞敏洪）：从现在的“00后”“90后”孩子身上，我已经看出来，他们中大部分人逐渐开始摆脱父母强加到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在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也相信，中国的高等教育考试体系、中国家长培养孩子成才的思路以及健康成长的指标，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周老师的话也给了我们信心。时代的改变是任何个人和团队都无法阻挡的。时代总是要进步的，在进步中大浪淘沙，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好的东西。人类的本性是追求快乐和幸福，所以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快乐、不幸福的时候，也就是追求人的快乐、幸福和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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