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大勇 张越 陈本强 刘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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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转型 2025试读：
前言
商业银行是金融产业链中最古老、最基本的形态，也是整个金融行业最不可或缺的核心。自诞生之日起，银行业就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共生共赢。
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全球范围内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但其上升的势头却日益疲弱，且分化趋势和不确定性日趋明显——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结构性放缓、欧元区金融体系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全球贸易收紧、货币政策分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不断加剧全球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在过去五年中，全球银行业都在充满竞争和变数的市场环境中奋力应变，许多银行已经在优化资产负债表、缩减成本、重塑主业乃至组织与文化变革等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以期实现新常态下全球银行业的再平衡。
在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宏观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化增长、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到供给侧改革与创新驱动，这要求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高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以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化升级。另一方面，与宏观经济唇齿相依的金融业改革也在持续深化。过去两年里我们看到了存款利率上限放开、民营银行设立加速、注册制初现端倪、深港通落地、自贸区扩容、互联网金融监管正规化等一系列市场与监管改革举措。此外，中国金融市场还涌现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商业竞争环境——来自互联网、实业、房地产行业的跨界竞争者持续涌现，数字变革日趋成熟、客户行为悄然转变，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核心的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改革洪流的中国银行业，应当如何应对？
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全球布局的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BCG）有幸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探索者和塑造者。数十年来，我们日复一日与银行同业们并肩作战、共同求索，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分析框架触达行业本质，基于专业的思维推演价值关键，促使这个古老的行业焕发崭新的光彩。我们将这些智慧与经验凝练成《银行转型2025》一书，希望在十三五规划起航之年，成为帮助银行业叩启成功之门的钥匙。“存量提升、增量创新、能力重塑”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银行业的关键词。在本书中，我们全面分析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转型的机遇与挑战；针对公司银行、零售银行、资产管理等传统银行服务，系统、务实地介绍了这些“标准化”业务的“新玩法”，并通过对金融科技发展动力与格局的描绘，精准定位移动支付、大数据及区块链等创新技术，使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共享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最后，我们分享了自1970年首次将BCG矩阵引入企业战略以来，最具自我颠覆性的全新战略分析框架——战略调色板，以探讨银行业在复杂商业环境中的思维与组织之变。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我们访谈了100多位来自监管机构、银行业、泛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高校、研究机构、媒体和BCG全球48个国家85个办公室的专家，广集智慧，碰撞思想。在此，谨向所有支持我们、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的伙伴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个激荡的时代，我们将谨记使命，与从业者一同不断用智慧和专业共同塑造这个古老但始终充满旺盛生命力的行业，携手中国银行业共同砥砺前行。第一章全球：新常态下全球银行业再平衡一、塑造全球银行业格局的五大关键趋势
2008～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持续衰退。时至今日，银行仍在充满竞争和变数的市场环境中奋力应变。那些能够改变后危机时代市场格局的因素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但其对银行的切实影响已开始显现，全球银行业再平衡的规律已浮出水面。
显然，后危机时代的市场环境变化更快，对错误的容忍度更低，做出精准预测的难度更大。无法适应新常态的机构将难以摆脱困境。不少银行已经在资产负债表优化、成本缩减乃至文化变革等多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有诸多根本性举措尚待践行——其中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许多银行在金融危机前布局了大量的非核心业务，如今这些业务却令银行不堪重负。在未来10年里，银行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勇于并善于突破现状。
五大关键趋势正在改变新常态下的全球银行业格局。银行必须牢牢把握这些趋势，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势如破竹。这五大趋势分别是：持续变化的监管框架、日趋成熟的数字变革、悄然转变的客户行为、不断涌现的新竞争者，以及多速发展的全球市场。持续变化的监管框架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银行业遭受重创。巨大的损失迫使银行抛售资产，引发了大规模的市场紧缩与整合，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产减值（参阅图1.1）。由于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差异，各区域市场所受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欧洲大陆初现稳定迹象，美英两国的复苏步伐相对更快，而亚洲地区则鲜受影响。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世界各地的银行均已对结构性转变带来的影响有所体会。图1.1 自2008年起，各大银行的资产减值累计达1.3万亿美元注：2013年年底数据。资料来源：SNL Financial发布的银行资产减值报告
目前，银行仍在消化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此过程中，银行管理层、投资者、市场以及监管机构可谓是在“显微镜”下监控着银行的稳定性和风险管理。即使大多数银行都在积极应对，监管机构仍在不断提高对资本、流动性和融资的要求。并且，为了改进合规实践与商业行为，各地监管机构都对银行施加了极大的监管压力。每家银行都面临着愈发严格的审查，违规者也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尽管终极的监管格局正在逐渐成形，但仍有部分规定尚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欧洲，关于银行业改革的“利卡宁报告”（Liikanen report）提出将银行自营交易与其他业务相分离；在英国，提出以“围栏”形式隔离零售银行业务的“围栏改革”仍面临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在“围栏”内的银行应具备怎样的资本金规模等。未来，对杠杆率的要求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跨国银行将面临各国提出的更严格的独立流动性要求，这样的变化必将加剧银行的内部分裂。新的缓冲机制（如：总损失吸收能力）也已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变化影响下，银行面临着高度复杂的监管态势。再加之客户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税收体制日趋透明，银行势必将承受更为高昂的成本，而高效和灵活对银行的重要性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日趋成熟的数字变革
许多曾备受期待的技术创新现已日趋成熟，并在不断为整条银行业价值链创造新的机会。越来越多的银行核心业务流程受益于这些数字化技术，得以更快、更经济、更精准地运行。与此同时，在日新月异的客户期望和需求的推动下，数字化分销平台的使用在不断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以下简称波士顿咨询）研究显示，未来全球零售银行业中，通过互联网和移动渠道完成的销售与咨询所占份额将从2012年的15%增至2020年的40%以上。
在零售银行业中，客户与实体网点互动的次数不断下降，但单次互动时间却有所上升。这是因为客户往往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完成简单操作，而更多通过实体网点选购复杂产品和获取定制化建议。因此，在精简网点建设的同时又保持布局的广度成为所有银行都在面对的一大挑战。在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领域，产品的电子化成熟度不断攀升。在此过程中，市场力量和监管机构均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参阅图1.2）。电子化不仅能提升透明度、加速商品化，还在很大程度上收紧利润，迫使银行在从前端到后台的各个环节上重新权衡对人员和技术的投资。另外，波士顿咨询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新兴市场中看到了诸多创新之举。新兴市场受传统非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束缚较少，往往更易于实现跨越式发展，领先于发达市场，成为银行业数字化应用的佼佼者。图1.2 在市场和监管力量驱动下，金融产品电子化成熟度持续攀升注：利率掉期相关数据于2014年2月统计，掉期执行平台尚未启动。资料来源：BCG分析；Expand Research；公众媒体
银行能够通过大量的支付和交易数据获得丰富且宝贵的客户信息，但这笔“财富”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波士顿咨询在与客户的合作中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有将近70%的客户数据未得到使用（参阅图1.3）。尽管许多银行已经在培养对客户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析能力，但仍欠缺足够专业的数据管理团队和高效的运作流程，导致大部分数据难以被有效利用或真正创造价值。图1.3 金融机构仅利用了34%的内部客户信息资料来源：BCG客户经验悄然转变的客户行为图1.4 银行的实际表现低于客户期望资料来源：美国和西班牙调研数据；2014年EFMA调查（银行所具备的能力由银行自行汇报）；BCG分析
当前，银行业以外的诸多行业都在通过更具创意、更以客户为中心的互动模式提供卓越的数字体验。相应地，客户对银行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转变和提升。来自其他行业的“典范”包括：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快速分销的亚马逊（Amazon.com）、利用移动技术与客户保持沟通的捷蓝航空（JetBlue）、全力支持一线员工为顾客创造卓越体验的零售业巨头诺德斯特龙（Nordstrom）等。概括而言，银行客户希望获得更快的业务办理速度和更灵活的互动方式。然而，能满足此类期望的银行却为数甚少（参阅图1.4）。银行客户对定制化服务和透明度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在选择银行时，也倾向于采纳更多方意见，亲朋好友的反馈变得至关重要。
如今，客户比以往更愿意尝试不同银行的服务，这使客户口碑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在公司银行以及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领域中，加强稀缺资金的管理以及巩固与高潜力客户的关系变得日益关键。然而，许多银行连客户口碑这一利器都尚未有效撬动。不断涌现的新竞争者
尽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紧缩和整合使传统银行间的竞争在部分地区有所缓解，但来自银行业以外行业的创新模式却开始对银行核心业务发起猛攻。
例如，由于缺少强大的本土支付平台，加之电子和移动支付的应用程度不断深化，贝宝（PayPal）、支付宝和M-Pesa等数字和移动支付运营商在新兴市场中飞速崛起。苹果公司（Apple）近期推出的支付服务将进一步对移动和非接触式支付市场构成冲击。此外，网络银行、网络借贷、网络理财等新兴业态也已在市场中占据了宝贵的一席之地，虽然份额尚小，但却呈现出蓬勃增长的态势。由于不存在任何历史遗留的转型包袱和技术难题，网络银行得以持续且高速地推出创新产品与服务。发达市场的银行（传统银行）不应轻视这些新晋力量，因为这些力量最终有望与传统银行体系相抗衡。
在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领域中，银行为简化资产负债表而放弃了特定的业务，而监管较少触及的非银行竞争对手得以在上述领域中填补空缺。银行必须对此类竞争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有所警觉，但同时也应对潜在机遇保持谨慎。通过适时的退出或合伙模式，在确保盈利的前提下，避免过度在新晋对手活跃的区域直面竞争。与此同时，新型交易平台的涌现将有望进一步助推银行业的脱媒趋势。为避免被赶超，银行应谨慎评估究竟哪些潜在挑战会带来长远的重大危机，并针对这些挑战做出预先调整。多速发展的全球市场
如今，全球银行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众多新兴市场高速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英美市场正在复苏，大部分欧洲市场则依旧停滞不前。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一些大型银行的竞争力显著增强，并在创新的道路上一马当先。此外，在客户行为、人才资源以及监管格局等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
跨国银行尤其需要审慎地制定策略和行动计划，在不影响全球性企业的高效性和控制力的前提下，在所在地市场适度“入乡随俗”。在适应本地化特色与管理全球性企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实乃跨国银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二、银行重返竞争舞台的七大关键举措
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的是，在后危机时代的银行业，并不存在任何能确保成功的业务模式模板。银行仍需坚定地把储蓄、财富管理和交易等传统基础业务做好。无论采取哪类模式，银行都需要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脚踏实地地打造自己的成功之路。这些措施汇总成了一份能够帮助银行叩启成功之门的实用指南。银行高管应结合机构的具体环境、挑战及愿景，合理而巧妙地运用这些措施。
波士顿咨询凭借与客户的合作经验以及对时局趋势的把握，最终总结出7条能够帮助银行走向成功的举措建议，包括：让首席执行官成为投资人、全面简化银行业务、重塑客户体验、建立强大的合规与风险管理能力、推行以数据为中心的策略、驱动数字化转型，以及学会先发制人并灵活应变。这些建议适用于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中的各类银行及业务。让首席执行官成为投资人
随着市场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首席执行官的职责也有所转变。传统职责更专注于业务规划和执行，而未来的职责将更加偏重于针对业务条线、产品和市场进行组合管理。这样的管理将以盈利、回报、战略匹配度，以及日益重要的监管合规和风险管理等明确指标作为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必须采用全新的战略规划方式。他们必须形成清晰明确的投资理念，专注于为银行创造长期价值，并以此来对竞争中的权衡取舍进行评估和决策。资本配置和杠杆在此规划中的核心地位不容忽视。首席执行官务必要将投资眼光放得更长远（至少3～5年），并对潜在投资方案进行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评测。
积极主动的组合管理还要求首席执行官对出售资产有充分准备，对大刀阔斧地改革业务和产品线有足够的魄力。只有这样才能为银行积累坚实的资本实力，开创更为精彩、长远的发展之路。全面简化银行业务
为应对监管规定、客户需求和技术变革的日益复杂化，银行应严格简化其业务的方方面面。银行若未能积极推行简化措施，则将被迫面对控制力日渐减弱、成本不断飙升以及变革方案难以成功落地等问题。银行必须在产品、渠道、组织和流程这四大维度上全面部署简化方案。
产品和支付方式的合理化能帮助银行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避免客户混淆，同时提高生产力。银行必须对现有的产品系列展开全面分析和布阵，根据产品的经济性以及在更为广泛的产品组合及市场环境中的匹配度筛选出最优组合。面对机构客户不断提升的定制化需求，银行可能需要在特定领域内提供更为多样的产品选择，但持续、主动的合理化改革仍势在必行。
在对渠道和覆盖模式进行简化的过程中，银行首先应精准定位各个渠道所扮演的角色，确保渠道能力与业务及产品的盈利能力及复杂度相匹配，并构建起能引导客户选择最佳渠道的有效流程。随后，银行应对现有渠道进行整合，以简化渠道间的转换复杂度。并不是每条渠道都须随时支持每一次客户互动，而是要在功能和成本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点，从而使每个渠道对不同产品和业务的价值发挥到极限。
最后，银行还应对组织架构进行简化。这包括：精简管理层级，优化管理幅度，并沿着一条“主轴”重新梳理组织架构。相应地，流程制定及各类活动都应遵循统一的标准。重塑客户体验
银行若想提高自身市场份额与客户钱包份额，就必须围绕客户体验和需求对运营模式（包括组织结构、价值主张及分销渠道）进行重塑。与此同时，银行仍应紧密关注利润率，确保服务成本与收入潜力保持一致。银行各细分领域在重塑客户体验的道路上进展不一，比如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相较于零售银行就有所落后。但各个细分领域中的佼佼者已经践行了比同业更强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策略。对银行而言，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制定明确的价值主张，对产品、执行与服务风格进行概述，尤其是要清晰定义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点和相同点。
零售和公司银行需要具备强大的多渠道一体化能力，以更自然的方式引导客户，并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产品与服务方案。此外，零售和公司银行还应进一步推动前台转型并优化覆盖模式，因为银行的前台人员比以往更需专注与客户的互动咨询而非行政工作。在各地银行纷纷关闭和减少网点的过程中，一大趋势日渐凸显，即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正在逐渐转向数字化平台（比如短信和视频聊天）。尽管面对这一趋势，网络银行与客户的互动日益增多，但必须承认的是，实体网点在提供优质服务和业务咨询等方面依然至关重要。
此外，销售团队和客户经理应围绕客户关系（而不仅仅是渠道及产品）开展紧密协作，以确保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供更为专业的建议。在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领域，银行应注重打破不同产品各自为营的状态，让客户得以通过整合的视角了解到银行的全系列产品，方便客户从中做出选择。银行还应为客户经理提供符合新趋势的工具和培训，使其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致力于提供一体化客户体验的举措一直面临重重阻碍，例如：涉及核心流程的内部挑战（前后台间的相互抗衡）、技术局限（导致多次索取相同信息）以及日益凸显的监管约束等。为保证方向正确，银行在重塑客户体验的进程中必须注意两个根本点：第一，客户体验必须和银行的组织规划融为一体。员工招募、培训和激励都应与客户体验的优化相挂钩。银行需紧密追踪客户体验，将客户反馈融入流程设计之中。银行还需明确授权员工，让他们为客户提供合理的产品咨询与建议，即使此类建议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银行的收入。这些举措所带来的良好客户口碑能够在未来轻松弥补眼下的短期损失。第二，银行还需深入洞察客户需求，以便在充分了解客户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效细分。银行应精准定位客户体验的每一个环节，识别对客户而言的“关键时刻”，并确保服务成本与客户价值的紧密契合。建立强大的合规与风险管理能力
对银行而言，应对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是一项极为严峻的挑战。银行应在各业务领域内构建一个清晰而统一的合规与风险管理框架。在此过程中，银行必须明确制定三道防线的具体职责。业务部门应对自身的风险敞口负主要责任，这包括执行、合规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合规部门应将各项监管规定转化为清晰、可行，且在全行内能够统一执行的具体标准，并进行相应的风险指导与监督。
尽管这些标准对于目标行为的界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银行还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真正实现员工行为的改变。银行应致力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促使员工根据相应的标准和风险偏好来调整自身行为。银行在招募和提拔人才、定义工作职责、设计关键绩效指标以及制定激励机制时，应将良好的职业操守与出色的风险管理能力纳入考量。
监管环境的复杂性无法完全消除，银行只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银行还需拿出魄力，对其风险职能进行改革。银行必须用中长期的眼光来制定风险战略，并反复进行修正。在公司银行以及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领域，银行应以更大胆、更具前瞻性的方式评估客户风险，将商业规划和现金流预测纳入考虑范围，而非仅仅依靠历史数据。严格的客户评估将更有助于银行以高净值客户为目标积极开展工作。推行以数据为中心的策略
若要充分挖掘蕴藏于海量客户数据中的真正价值，银行必须更高效地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并切实将从数据中提炼的深入见解作为决策的关键依据。
然而，以数据为中心的策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银行必须优化最基础的数据采集和验证流程，确保客户数据的完整性、连贯性、统一性和全面性。只有做到这一点，银行才能对数据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和利用。接下来，银行需要制定清晰、严谨，且能在全行内统一执行的数据战略与运营模式，同时明确指定分管高管。此外，银行还应对自有客户信息、公共数据以及从外部购买的其他数据进行系统化归类。
随后，银行必须对数据管理（包括组织与流程）及系统架构进行优化，对各业务条线的数据和分析团队进行整合，并建立起清晰的分工与职责。之后，银行还必须确保不同应用程序和渠道间的数据得到汇总和整合，并存储于可明确识别的统一“数据仓库”中。这样，银行就能够在与客户的常规互动中轻松更新数据。除此之外，银行还需要采取一种有力的方法，将结构化的内部数据与非结构化的外部数据有效整合在一起，从中提炼出更为深刻的观点。驱动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绝非仅限于提升效率，而是在于全面优化客户体验。数字化转型要求银行实现“端到端”流程的数字化发展。这一举措是银行改善多渠道客户体验、丰富客户分析以及全面简化客户流程的关键所在。在资本市场与投资银行领域，数字化流程还能帮助银行实现全面的直通式交易处理。
驱动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就是重塑目标IT（信息科技）架构，根据新服务模式的要求（如更大流量、多渠道互动和端到端追踪等）对原有架构进行简化。在简化过程中，银行还能在原有架构和全新的数字化平台之间进行数据整合。在采用这种方法时，银行必须在维持原有架构系统逻辑的同时，对数字平台的端到端逻辑进行管理，重点在于把客户数据和文件整合到新系统的数字化流程之中。而且，银行不应采取渐进式方法对各个环节进行优化，而应在推行数字化改革前对即将实施的流程进行全面重塑（包括合规与风险管理程序），确保其能同时满足一般客户和更加先进的数字化用户的使用需求。学会先发制人并灵活应变
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企业的最佳回应方式就是在变革的威力尚未全面凸显之时，对自身的战略和组织迅速进行调整。对银行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在过去，它们只需要在事后略做调整，就足以应对市场变化。成功的转型需要分两步走。在短期内，银行应针对当前的主要威胁，迅速进行适度的组织架构和业务重组。此举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还有助于促进未来更为灵活的管理。在这一阶段银行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果断摆脱业务模式中已不再具有竞争力的部分，将释放出的资源重新分配到其他高潜力业务领域之中。
然而，短期运营调整所带来的效用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减弱，因此银行必须在此基础上启动专注于增长和创新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应制定全新战略，重构运营模式，以更为新颖的方式为新客户创造价值。这绝非一项简单的任务，它要求银行必须持之以恒，践行全面变革，而不是仅仅聚焦于产品。三、银行能否重拾价值
面对新常态下的五大趋势，银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从现在开始努力，重拾价值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以零售银行为例，净资产收益率（ROE）将有望突破20%（参阅图1.5）。尽管净资产收益率的潜在增长在不同领域中有所差异，但各领域都能从这份成功指南中收获裨益。图1.5 成功指南能有效帮助零售银行在新常态中提升净资产收益率注：此分析旨在展现市场整体情况，需注意不同国家和银行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假设基于英德两国的市场模型。资料来源：BCG零售银行数据库；BCG于2013年11月出版的报告《2013～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突破银行业发展的新瓶颈》；BCG分析
若不采取任何行动，银行将在本章所述的多种趋势中再受重创，难以复苏。银行若能积极做出响应，则将实现比昔日更加辉煌的成就。然而，在发达市场中，即使是表现最优的零售银行恐怕也难以重拾近30%的净资产收益率（即与新兴市场零售银行的现状相当）。即便如此，它们仍有望实现20%上下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领域，情况则有所不同。
投资银行若不采取任何行动，波士顿咨询预计其净资产收益率将继续下滑至4%～8%。而那些积极采取响应措施的投资银行则有望将净资产收益率稳定在高达15%的水平上。
为了应对严峻的挑战并把握宝贵的机遇，银行必须主动调整，而非被动应对——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中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银行需要在众多领域中夜以继日地进行调整。同时，银行还需加大投资，在管理、人才和技术方面培养一系列新的能力。银行若能做到这些，则将有望占领先机，并成功维持在新常态中的领先地位。行动缓慢的银行势必会更加落后，并在重返竞争舞台的道路上面临更加难以逾越的阻碍。第二章中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银行业转型一、为什么需要供给侧改革
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主要依靠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双向突破。需求侧体现为对外开放，通过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突破需求约束。供给侧体现为对内改革，通过人口红利、技术溢出、市场化等突破供给约束。需求端：“三驾马车”日渐乏力出口紧缩
我国净出口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2005～2007年均保持在10%以上，2008年经济危机前也达到3.5%，2009年开始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净出口贡献大幅下跌至-44.8%，并连续3年保持[1]负数，直至2014年缓慢回升至1.7%。另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总额/GDP）从2006年后开始持续下降，目前已从2006年的70%下降至2014年的41%，而同一时间，其他主要经济体（如德国、美国、日本、巴西）均保持小幅上升趋势（参阅图[2]2.1）。图2.1 出口——过去10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及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总体下降资料来源：万得资讯（WIN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这背后的原因有几点：第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是无限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4年中国出口总额占全球[3]的比重已达到11%，超过欧盟、美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期望继续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第二，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下降，一方面包括人民币在过去10年中的持续升值，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根据统计，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4]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累计升值近30%，人民币对贸易伙伴国家的实[5]际有效双边汇率累计升值近60%。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2008～2014年上升幅度达到93%，超过俄罗斯、印尼、巴西等主要新兴市场，2014年中国的平均工资达到7 500美元，已经远高于泰国、菲律宾、[6]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投资增速下滑
与出口类似，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是无限的。过去10多年以来，在我国GDP的构成中，投资占比始终保持在40%以上，2009年以来更是保持在46%～48%，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巴西等主要经济投资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左右，韩国达到30%[7]左右，都远低于中国。因此，投资增速的放缓从长远来看是必然的趋势（参阅图2.2）。图2.2 投资——中国国内投资占GDP比重已经远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继续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①资本形成总额以前被称为国内投资总额。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显现。过去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呈现下滑趋势，2009年的4万亿刺激使得固定投资累计增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高至100%以上，并持续至2011年上半年。但从2011年6月开始，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固定投资累计增速便持续下滑，至2015年年底仅为30%出头。由于企业对投资回报的预期较差，因此投资意愿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货币政策宽松，释放的流动性也很难进入实体经济。
与此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虽在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但长期来看容易带来结构性问题。首先，加剧产能过剩。例如，2009年政府将多晶硅、风电、光伏等产业纳入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引来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积极投资。至2013年这些行业均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其中光伏电池开工率不到60%，多晶硅开工率仅为35%，甚至一度低至10%。其次，产生资源挤出效应。地方政府为实现GDP目标，常常以廉价土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背书、降低环保标准等方式进行招商引资，导致各类资源向政府主导的行业和企业倾斜，而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作用难以发挥。最后，加剧经济波动。政府为进行直接投资或鼓励投资，不得不大规模举债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政府负债率上升、加剧通胀。同时，金融资源向政府主导的过剩产能行业的倾斜又会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消费刺激效果有限
中国消费市场本身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波士顿咨询的测算，即使中国的GDP实际增速进一步放缓至5.5%，到2020年，中国的消费市场仍将扩大约一半，达到6.5万亿美元，也就是超过40万亿元人[8]民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可本末倒置。波士顿咨询对全球118个国家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化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消费水平与城镇化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参阅图2.3）。因此，消费的增长只能通过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收入的增加来拉动。而与此相反，通过政府补贴刺激的消费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会误导企业扩大产能，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图2.3 消费——消费是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应本末倒置①包含数据可得的118个国家。②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er capita(constant 2005 US$)，2013或2014年（根据最新可得年份）。③联合国统计，2015年。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供给端：“四大要素”亟待突破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
当前劳动力存量充足，但人口红利未来数十年将逐步消失。目前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存量仍十分充足，2010年中国适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4.5%，为全球最高，大幅高于全球平均值66.4%，同期[9]美国的比重为66.8%，印度为64.5%，日本为63.8%。但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未来数十年中逐步消失，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占比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后将迅速下降，2040年跌至65%，之后将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社会的抚养比，即每100个适龄劳动力需要抚养的小孩和老人的数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最低，即社会抚养负担最轻，但此后便将迅速攀升，预计将在2045年后超过[10]80，之后将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参阅图2.4）。根据国际经验，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的下降将带来地价、房价下跌，经济增长放缓，储蓄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图2.4 劳动力——人口红利将在未来数十年中逐步消失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
此外，从劳动力素质来看，2010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如印度为5.1年，巴西为7.5年，东盟十国为6.6年，但低于俄罗斯的11.5年，也低于主要成熟市场，如欧[11]洲为10.4年，日本为11.6年，美国为13.1年。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可通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进行改善。资本利用有效性待提高
资本利用有效性不足，没能很好地传导至最需要资本扶持的行业和企业。2015年人民银行5次降息，共计100bp；5次降准，共计250bp，旨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扶持实体经济。但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经济。金融资源的双重错配制约着宏观经济的转型，许多大型僵尸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占用大量金融资源，但深受产能过剩等问题所困；而机制灵活、效率高、敢于创新的中小企业、新兴企业却得不到充足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直接融资渠道机制不健全、商业银行低风险的天性和对信用风险集中爆发的担忧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而2015年上半年股市与房地产回暖进一步分流了本该投向实体经济的资本（参阅图2.5）。图2.5 资本——资本利用的有效性有待提升，从而更好地传导至实体经济①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2015年存量结构与每年的增量数据推算历史存量。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以存量法计算，直接融资比重=（股市市值+政府债券余额+非政府债券余额）/（银行贷款余额+股市市值+政府债券余额+非政府债券余额）×100%。注：由于四舍五入，部分数据之和可能不等于100%。资料来源：人民银行；银监会访谈；BCG分析生产效率不断降低
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不断加剧，拉低了整体生产效率。过去10年，中央政府多次试图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但产能过剩行业的名单却不断加长，从2003年的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4个行业，逐步增加至2013年的19个行业，甚至有些新兴行业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如光伏、多晶硅等。主要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0%左右，近年来还在不断降低。
这背后包含许多原因：一是地方政府面临GDP考核压力，在淘汰过剩产能和建立新产能以拉动GDP增长之间摇摆不定，结果往往还是倾向于保证短期的增长；二是在治理过程中时常将“规模”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标准，导致企业为了不被淘汰反而扩张规模；三是在治理过程中缺乏好的退出机制和托底配套政策，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其结果是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不断走低，行业大面积亏损。根据统计，水泥、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品价格自2012年以来平均跌幅在40%～60%，2015年以来销售利润率基本都在2%以下，亏损企业数量占比在20%～50%，局部地区亏损企业数量占比80%以上，经营[12]状况基本为10年来最差水平。创新依然任重道远
创新能力不足被认为是中国竞争力要素中最主要的短板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从综合得分和排名来看，中国最落后的3个维度为技术完备度、创新、高等教育及培训。在最令从业者担忧的问题中，排名第一的是创新能力不足。
这背后包含许多原因，从创新意愿来看，政府虽然一直引导创新，但企业创新意愿不高，相比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研发投入，更愿意进行周期短、回报高的资本运作。从创新的资源来看，我国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为1.3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2.02%，与发达市场差距并不明显，例如2010年英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1.7%，法国为1.9%，德国为2.4%，美国为2.7%，日本为3.3%。[13]但我国科研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并不高，高质量的研发成果较少。这一方面由于科研资源的分配并没有真正市场化，另一方面也由于学术界基础研究和企业的产品研发脱节，产学研联合没有真正打通。其他的原因还包括高水平人才向海外的流失，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等支持创新的投融资体系有待成熟等。
此外，需求侧和供给侧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即很多领域并非真正的供大于求，而是当前的供给无法满足部分需求，有效供给不足。以钢材行业为例，虽然我国的粗钢产能利用率仅70%左右，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但我国的钢材进口量一直保持稳定，且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常年维持在出口钢材平均价格的1.5～2倍，过去3年价差还有不断[14]拉大的趋势，这说明许多高端钢材仍需依赖进口。又如零售消费行业，2011～2014年我国国内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年均复合增速为14.5%，而同期出境游带来的海外消费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1.6%，大量中高端商品高度依赖境外购买或者跨境代购。而这些需求只能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予以满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依靠需求侧刺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达瓶颈，供给侧的四大要素目前也存在诸多挑战，亟须通过供给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进而更好地满足甚至拉动需求，促进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二、供给侧改革如何开展从国际经验看供给侧改革的不同路径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个案。20世纪80～90年代，许多国家及经济体尝试以供给侧改革摆脱危机或经济滞胀问题，各经济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与政策，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改革结果，回顾并分析这些成败经验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提出撬动供给侧要素的四大手段：减少政府干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调整错配的经济结构；减税减负鼓励企业创新转型；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建立人才储备长效机制；控制货币供给，避免过度通胀（参阅图2.6）。此外，从各国改革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成功还需要一项手段，即打破金融约束。因此，波士顿咨询基于这五大手段分析了美国、德国、阿根廷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了不当的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图2.6 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学派主张+实践配套，从存量及流量上撬动供给侧四要素
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以市场为主导，是否由创新驱动。美国里根供给侧改革：盘活存量，激活流量，奠定25年长期繁荣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在这些改革中，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了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了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
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5条政策
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
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
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
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发布的规章条
例。·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
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
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
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
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
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
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
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
国内竞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计划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了通胀，增加了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了由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参阅图2.7）。图2.7 里根供给侧改革在第3年开始显现成效，短期经济止血，恢复就业，提振财政收入，长期创造了25年的经济繁荣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德国理性供给侧管理：适当干预、夯实实体、稳定物价，成就欧洲第一经济体
德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 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率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
企业免征营业税；将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
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力资本投资：第一，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
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
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
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第二，增强劳
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
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
多元化的培养目标。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
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
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
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
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
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由上述政策可以看出，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扩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首先，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最后，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在打破金融约束方面，德国以高效的间接融资体系解放了中小企业的金融约束，一是建立高准入和严监管的全能银行市场机制，确保市场参与者不以承担高风险逐利为目的，而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二是允许国有、私有金融机构同台竞技，以市场化发展促进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三是凭借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支柱性行业企业的深入了解，以低于直接融资市场的成本服务实体。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了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了泡沫的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国家（参阅图2.8）。图2.8 德国理性的供给侧管理帮助其在全球性的危机中都能快速恢复，通胀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出口持续提升阿根廷供给侧改革：罔顾国情，极端改革，矛盾政策，引发经济和金融双重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政权更替频繁，民粹主义加之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经济大衰退。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订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并行形成了投机敞口，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在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极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1976年的改革仅带来3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年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1989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Menem）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2001年的金融危机告终。
从结果上来看，此次改革带来了10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部门从国有垄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荒唐局面（参阅图2.9）。图2.9 阿根廷两次失败的供给侧改革都只带来了短期的虚假繁荣，同时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从阿根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短视政府从不运用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长时间才能显效的手段进行改革，因此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在不顾经济结构、人力结构、资本结构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短期增长带来的必然是虚假繁荣。日本供给侧改革：人为提高生产成本，量化宽松催生泡沫，产业空心化，经济衰退
20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20世纪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催生出资产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改革的具体政策包括：·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
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
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
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
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
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
房产价格。·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
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利
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政府宣布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银行采取金融紧缩措施，导致土地金融的资金链断裂，土地价格急速下降，引发崩盘加乘效应。企业一夜间大量破产，资不抵债；个人财产沦为负资产，背负长期负债。恶性循环由此开始，核心跨国企业外逃，本国就业减少，国民收入下降，人口持续负增长。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国际经验对中国改革原则的启示
结合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众多国际案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波士顿咨询认为，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有几点原则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并且是由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高效、持续的发展，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和提升更好地满足和拉动需求，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同时，供给侧改革也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侧管理，而是要和需求侧改革协同进行。例如，德国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去产能，而是通过主动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来实现过剩产能的消化。但与德国不同的是，以中国今天的出口体量来看，继续保持快速持续增长已经非常困难，并且，全球贸易分工的精细化和贸易环境的改变，使得简单的货币贬值对出口的拉动作用显著减弱。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可以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创造海外需求，例如当前的“一带一路”计划。
第二，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和稳定性，要区分长期改革与短期调控，让市场有合理的预期。同时，要容忍改革阵痛，因为政策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市场的应对也需要时间，不能因为短期的挫败而朝令夕改。尤其因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手段包括减税减负、通过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等，常常难以避免地伴随着短期的财政赤字和行业重组，因此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决心。例如，里根新政直到第四年才开始产生正面的改革结果，短期一度加剧了财政赤字，但改革的坚持最终带来了长期的繁荣。
第三，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维护市场公平、释放市场活力，而不是参与市场竞争。从过去的实践可以看出，过度的政府干预、补贴有可能带来结构性问题，加剧产能过剩、资源挤出和经济波动。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利用税收、人力资本投资等“间接”手段弥补市场的不足，而不是直接参与到市场中。
第四，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不同政策的配合，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例如，在阿根廷的改革中，仅注重能够短期见效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需要长期投入的税制改革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并未涉及，因此，其改革的结果也只可能是短期的虚假繁荣，最终走向失败。与此相反，德国政府注重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如双元制职业教育，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扶持中小企业创新，以及企业和学校的合作，由此为其制造业创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际经验对中国改革手段的启示
国际案例研究在改革的具体手段和政策上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以下将从供给侧改革的五大手段：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打破金融约束具体展开论证。
减少政府干预。其目标是建立市场主导、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释放企业的活力。具体的手段主要有三大类：一是通过市场化发展促进行业竞争、提振行业效率；二是减少政府直接的价格干预、补贴等行政手段；三是下放审批权限，还经营权、决定权给企业。
从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简政放权”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努力推进的重点工作之一，并在推行两年多以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多个行业出台了具体的改革方案，旨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未来，政府还应进一步减少直接干预，以监督和指导为主要工作责任。·适时适度减少和退出补贴和价格干预，特别是对消费
端、产能过剩行业、低端供给及传统垄断性行业的补贴和价
格干预，避免释放错误的信号，而加大过剩产能，造成市场
的进一步扭曲。·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是以负面清单
机制为基础，切实推进行业的开放性试点，鼓励民营资本投
资，采用更加市场化的经营模式，以提升企业效率为根本，
激活国企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转变央企大而不强、地方国
企多而不精的发展困境。二是采用市场化的治理结构与激励
机制，建立企业家精神，吸引专业人士负责公司的运作和管
理，并打破“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僵化的人才管理
体系。·完善准入规则和托底政策。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是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