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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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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秘闻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杂谈

被美色“啖”成药渣的短命天子

清代的褚人获在《坚瓠丙集》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故事虽然荒诞，寓意却极其深刻。无论多么精壮的男人，如果在美色面前毫无节制，轻则面黄肌瘦，沦为“药渣”；重则身体垮塌，一命呜呼。

明光宗朱常洛就是一个短命的“药渣”皇帝。他的短命，不仅在于他只活了三十九岁，还在于他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三十九岁，虽然略低于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但二十九天，却毫无悬念地冲进了中国短命天子中的“前三甲”。如果说完颜承麟只当了半天皇帝，是因为蒙古军的破城；刘贺当了二十七天皇帝，是因为霍光的专权；那么，朱常洛的短命，则是因为他近乎“自杀”性质的纵情。

朱常洛（1582—1620），明神宗长子，明朝第十四任皇帝。因为生母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宫女，因为父亲一直不愿意正眼看他，因为郑贵妃想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所以，朱常洛早年一直生活在受冷遇、被欺凌、遭迫害的险恶环境中，各种供给待遇也极差。这种坎坷状况，直到“廷击案”后，才稍有改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去世。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是为明光宗。

一般来讲，一个长期受压抑的男人，如果突然站在了世界的顶端，喜悦之余，必然有一番疯狂的淫逸倾向，况且朱常洛原本就好色。而百官的有意奉承，尤其是郑贵妃的投其所好，更是为郁闷多年的朱常洛提供了纵欲的温床。即位的第二天，郑贵妃就送给朱常洛大量的钱财、珠宝，同时还进献了八名漂亮妩媚的女子。《明史·方从哲传》对此事记载得唯妙唯肖，称郑贵妃“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

啖，有吃的意思，也有引诱的意思。《明史》中提到的“啖”字，其含义应该是后者。郑贵妃此举，是想通过美色无休止的纠缠和引诱朱常洛，使其在“温柔富贵乡”里堕落心志，撒手政务，从而达到间接操控朝政大权的目的。这一狠招，与当年孙权为夺回荆州，用妹妹迷乱刘备的伎俩如出一辙。雄心壮志的枭雄刘备，在华堂大厦、子女金帛、声色犬马面前，尚且不能自拔，更何况是朱常洛了。

朱常洛的体质原本比较虚弱，尤其是当了皇帝以后，日理万机，单是繁杂琐碎的政务，就让他力不从心。然而退朝之后，他却耐不住美女的诱惑，在春药的有力激活下，有时一夜连幸数人。这种对美色变本加厉的贪婪，这种对做爱只争朝夕的劲头，大有一口气补足三十多年美色亏空之势。权利，对于男人来说，固然是最好的“伟哥”，但在女色的轮番“啖”力下，朱常洛很快就把自己熬成了“药渣”。

朱常洛在位的一个月中，有二十天是在床上度过的。八月初十，也就是他即位的第十天，便卧病不起。十四日，内侍太监崔文升开出一剂泄药，朱常洛服用后一天内竟腹泻三四十次，顿时萎瘁不堪。病急乱投医，皇帝也不例外。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朱常洛服用一粒后感觉很舒服。入夜，他担心药力不足，不听劝阻又服一丸。结果到了次日一早，即九月初一清晨便去世了。

朱常洛在位时间虽短，但也做了不少令人称道的事。据《明史·神宗本纪二》记载：“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丁酉，太子遵遗诏发帑金百万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己亥，再发帑金百万充边赏。”此外，朱常洛即位后，坚持临朝听政，果断实行改革，这无疑是神宗多年厌朝怠政后，明朝政坛出现的一缕新鲜空气。可惜“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便短命暴亡，史称“一月天子”。

一位海内属望、颇思进取的皇帝，因为在个人私生活方面恣意纵欲，不加节制，最终让他丢掉了健康，断送了性命，真可谓一代哀主。朱常洛死后，他的儿子朱由校即位，尊谥为“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庙号“光宗”，葬庆陵。忽然想起了吕洞宾的一首《警世》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凡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中教君骨髓枯。”不知道朱常洛在贪淫之余，有没有看到。

中国历史上最痴情的皇帝是谁？

历代皇帝中不乏痴情者，刨去那些临危自保型、感恩图报型、心理病态型、朝政依赖型、口是心非型的虚假面孔，真正能做到生相伴、死相随，真正能做到为爱痴迷、为情疯狂，真正能无愧“痴情”二字的，恐怕也只有皇太极和顺治帝了。

翻遍皇帝全传，爷俩都是明主，都是才子，都是昏君，都是屠夫的，不胜枚举；但父子都为爱“殉情”的，却仅此一对。皇太极对海兰珠的爱，情真意笃，催人泪下；顺治帝对董鄂氏的情，刻骨铭心，让人断肠。在痴情的道路上，父子二人一脉相承，前仆后继，隔代共鸣，他们用身心，用血泪，用生命，用权力，双双谱写了凄美悲怆、感人至深的传奇篇章。二者中，谁又更胜一筹呢？让笔者带您穿越时空。

一，激情。

旷日等待，固然能检验爱的真诚；而只争朝夕，则能彰显爱的欲望。海兰珠和董鄂氏，一个贵为蒙古格格，一个出身武官之家；一个是黄花姑娘，一个是二手女人；一个是皇太极的梦中情人，一个是顺治帝的红颜知己。皇太极苦等九年，才和海兰珠结为伉俪。而顺治帝为了得到董鄂氏，最终逼死了弟弟襄亲王。董鄂氏刚脱下孝服，就被接入后宫。心灵互通，精神交融，是顺治帝迸发激情、横刀夺爱的原始动力。

二，定位。

爱，有床上的，有面上的，也有心中的。皇太极一生最在乎两个女人，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宸妃；一个是嫡妻，一个是最爱。所以，皇太极很矛盾，很无奈。他可以独宠海兰珠，可以封为宸妃，可以列为四大配宫之首；但始终不忍心动皇后。董鄂氏入宫后，顺治帝把三种爱都抛向了她。越过贵妃晋封皇贵妃，清代唯一一例；同时大赦天下，清代绝无仅有；掀起废后风波，表明董鄂氏已经成为顺治帝心中的皇后。

三，爱子。

海兰珠生的八皇子，皇太极当作“皇嗣”；董鄂氏生的四皇子，顺治帝视为“第一子”。两种叫法都暗指“皇太子”，都包含爱屋及乌的深情。但“第一子”还有“第一个皇子”之意，这无疑是顺治帝对前三个皇子的否定，其中就包括玄烨。可惜，两子均夭折。安慰爱妃时，皇太极只是赐海兰珠的生母为“贤妃”；而顺治帝却破例追封爱子为“和硕荣亲王”，亲撰《皇清和硕荣亲王圹志》时，“朕之第一子也”跃然纸上。爱子如此，爱其母更甚。

四，永别。

痛失爱子后，两个女人都忧郁成疾，芳华而逝。皇太极在锦州战场上闻海兰珠病重，当即放下战事，快马星夜返往盛京，最终未能见海兰珠最后一面，这让他抱憾余生。董鄂氏生病期间，顺治帝抛下朝政，求医祷告，日夜相伴，直至董鄂氏在他面前香消玉殒。海兰珠之死，让皇太极痛哭流涕，不能克制，后经多次劝慰才稍稍止住。董鄂氏之死，让顺治帝痛不欲生，寻死觅活，众人怕他自杀，不得不派出专人昼夜看守。

五，哀荣。

海兰珠死后，皇太极下令“丧殓之利悉从厚”，并多次亲自到灵前奠酒。他还追封海兰珠为“元妃”，谥号“敏惠恭和”，这在清代妃子谥号中是字数最多的。董鄂氏死后，顺治帝辍朝五日，亲自守灵，追封董鄂氏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命亲王以下、四品官以上及命妇齐集哭灵，命全民服丧。此外，他还命八旗中的二、三品官员轮流抬棺，这在清代，不仅皇贵妃丧事中绝无仅有，就连皇帝、皇后丧事中也从未有一例。

六、悼念。

对亡魂的悼念，父子二人至死没停歇。皇太极每次经过海兰珠的殡所，必定要祭奠一番，大哭一场；祭祀祖宗山陵时，也必派人去祭奠海兰珠；皇太极亲撰祭文，称赞海兰珠“辅佐椒庭”。而顺治帝亲撰四千字的“董鄂妃行状”，洋洋洒洒，至真至切，可以和贾宝玉的《芙蓉诔》相媲美。按清制，只有在皇帝和太后的国丧期，批奏才可改用蓝笔，且以二十七日为限。而为了悼念董鄂氏，顺治帝竟用蓝批达四个月之久，这在清代更是独一无二的。

七，追随。

斯人已逝，何去何从？海兰珠死后，皇太极睹物思人，黯然伤心，终日沉浸于悲痛。病由情生，病因悲重，病入膏肓，皇太极派人到盛京寺庙祈祷，最终无力回天。董鄂氏死后，顺治帝如坠深渊，万念俱灰，一度要悬崖撒手。灵魂，没人陪着；自杀，有人盯着；出家，被人拦着；顺治帝找不到生命的出口，最终身心憔悴。什么“无疾”而崩？什么“天花”致死？史籍中掩饰了两位皇帝的死因，却挡不住这对痴情父子追随亡魂而去。

八，幽魂。

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驾崩，距海兰珠之死不到两年；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薨逝，距董鄂氏之死不足五个月。四人均火葬，骨灰装坛。皇太极葬昭陵，与他相伴的是皇后哲哲。而“元妃”海兰珠，只能躺在昭陵的一侧，遥望着中心地带。顺治帝葬孝陵，与他同穴的有一位皇太后，一位皇后。孝慈皇太后佟佳氏，凭的是母以子贵，因为她是康熙帝的老妈；孝献皇后董鄂氏，靠的是身后哀荣，因为她是顺治帝的最爱。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从拥有到追随，皇太极和顺治帝血和泪，都抛洒在了痴情的道路上，他们都为爱而生，为情而死。二者相比，皇太极始终活在感情的漩涡中，他把自己的感情一分为二，爱谁爱得都不彻底，最终酿成他、皇后及宸妃三个人生前和死后的悲剧；而顺治帝对董鄂氏的爱，不仅更疯狂、更痴迷、更果决、更单一，而且达到了帝后（妃）生死恋的最高境界，顺治帝堪称中国历史上最痴情的皇帝。

清代科举史上唯一的蒙古族状元

正常情况下，清代的蒙古人是没机会高中状元的。一方面，蒙古人对汉文化相对生疏，在科举考试中很难与汉人抗衡；另一方面，清代有“旗不点元”的祖制，——凡是旗人，无论是满族还是蒙古族，一概不能被点为状元。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既是清廷用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也是对旗人在汉文考试中处于劣势的一种掩饰。

据统计，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清廷凡殿试112科，共钦点状元114名（注：顺治壬辰、乙未科分设满、汉两榜，因此多出两名满族状元）。112名状元中，有111名被汉人包揽，另一名被蒙古人崇绮夺得。两名满族状元，只是满人内部的状元，与全国状元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崇绮的这顶状元桂冠，不仅货真价实，而且极具传奇。

崇绮（1829—1900），字文山，阿鲁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自幼工诗善画，多才多艺，曾任工部主事。咸丰初年，赛尚阿获罪，父子二人被革职，家道衰败。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开考。崇绮顺利通过了会试、殿试，他的考卷文辞华丽、书法俊美，得到了八位读卷大臣的一致称赞，并被慈禧确定为一甲一名。

试卷拆封后，崇绮的旗人身份，让慈禧进退两难。如果点崇绮，显然有违祖制；如果不点崇绮，就会出尔反尔。大臣们经过再三权衡，最后用“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八个字，保住了慈禧的颜面。于是，崇绮被破例钦点为状元，并授予修撰之职。《清史稿》中这样记载：“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只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崇绮能高中状元，笔者认为有下列原因：其一，崇绮的汉文造诣相当高；其二，没有旗人名列前茅的先例；其三，考生姓名和身份被密封；其四，慈禧向来说一不二；其五，大臣对慈禧极其畏惧。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这位蒙古人成为清代科举史上的“幸运之星”。然而，正是这次幸运的夺魁，却揭开了崇绮荣耀而又悲愤的人生序幕。

崇绮的荣耀，不仅在于他的金榜题名，他的官运亨通，还在于他成了皇亲国戚，成了满洲贵族。同治十一年（1872）初，女儿被册立为皇后，妹妹被封为珣妃，崇绮集国丈和国舅于一身。同年年底，全家改换门庭，从蒙古正蓝旗被抬入满洲镶黄旗，崇绮成为当时最尊贵的旗人。然而这一切，随着女婿和女儿两座靠山的相继离世，瞬间化为乌有。

慈禧与儿媳，向来不睦。同治在时，慈禧对她百般刁难；同治死后，慈禧把儿子之死归罪于她，逼她殉葬。据启功先生《我的几位祖上和外祖上》记述：慈禧找来崇绮（启功的外曾祖），命他帮女儿自尽。当时，女儿万念俱灰，死志已定，却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崇绮跪在门外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一代皇后绝食而死。

帮助女儿自杀，是慈禧的死命令，崇绮无力抗拒；目睹女儿死状，是父亲的断肠处，崇绮悲愤交加。阿鲁特氏死后，慈禧又把怒气转而发泄在崇绮身上，一度革去了他的吏部侍郎之职。女儿死了，官职没了，但崇绮却不甘心就此消沉。为了家族的兴衰，为了自己的前途，崇绮不记女儿之仇，一味巴结慈禧，好不容易才被重新起用，降职外任。

此后近十年的日子里，崇绮一直在吉林、热河、盛京等地辗转。光绪十年（1884），慈禧把崇绮调回京城，任户部尚书。重返京城，已属不易；官职提升，天恩浩荡。所以，崇绮对慈禧，愈发感激涕零，唯命是从。慈禧反对变法，他也反对；慈禧支持义和团，他也支持；慈禧主张废帝，他也主张。崇绮起复后，成为最效忠于慈禧的官员之一。

当然，慈禧也没少给崇绮加官进爵。回京后的数年内，崇绮历任户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阅卷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等显官要职。此外，慈禧还让他入值弘德殿，给大阿哥当师傅。崇绮暮年，再次成为朝中最耀眼的人物。然而，慈禧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在需要人承担责任，需要人背负罪名的时候，崇绮无疑会成为第一人选。

义和团没能挡住八国联军。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联军攻破东便门，京城濒临沦陷。危难时刻，慈禧在力行“逃跑主义”的同时，任命李鸿章等人为议和大臣，谈判签约；任命崇绮等人为留京办事大臣，保卫国都。连义和团都打不过八国联军，何况是文人出身的崇绮了。明摆着，这是一项拼上老命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崇绮终因实力不济，被迫选择败退。他担心联军会追上西逃的慈禧，所以让人伪装成皇家车队，从南门直奔保定，依此来迷惑联军。在保定期间，崇绮一想到慈禧交给他的任务，就寝食难安。京城沦陷、家人殉难的噩耗传来，崇绮自知光复无望，难辞其咎，于是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自缢于莲池书院。

一颗蒙古文星，背负着京城沦陷的罪名，伴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就这样凄惨的陨落了。崇绮的死，是必然的。一个为了荣华富贵，而不惜奴颜婢膝、扭曲灵魂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抛弃的。慈禧回京后，念及崇绮的忠贞节烈，赞其“舍生取义，大节无亏”，谥号“文节”，并入祀“昭忠祠”。这份哀荣，也算是慈禧对崇绮的一种愧疚和安慰了。

东林党人如何变成了“梁山好汉”？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看来，古人在揣摩社会心理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如果单提一个人的名字，不看其事迹，人们不容易判断其善恶良莠；如果名字前面加上一个刁蛮、凶悍的绰号，则人们往往一看到这顶“黑帽子”，不用看其恶迹，便会联想到此人决非善类。明朝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在排斥“东林党人”时，就是套用了这种所谓的“老例”。

严格的讲，“阉党”和“东林党”都不是什么政党，顶多算是个帮派。因为政见不同，因为相互抨击，因为权力之争，所以两党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从未间断。明光宗死后，“东林党人”因扶持朱由校即位有功，从而掌握了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中坚力量。《明史》用八个字记述了当时情形：“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权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力，更何况是野心极度膨胀的魏忠贤了。

然而，权位毕竟是有限的。只有把“东林党”官员悉数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才有机会填空补缺，才能达到控制朝政大权的目的。“东林党人”以“明宫三大案”起家，魏忠贤便歪曲事实，想依此来否定和抹黑“东林党人”，这一招失败。“东林党人”深得皇帝信任，魏忠贤便让客氏在皇帝面前说“东林党人”的坏话，这一招很灵。此后，明熹宗对“东林党人”渐渐疏远了，而魏忠贤则顺势取而代之，成为朱由校最信任、最倚重的人。

有了皇帝这棵大树，有了客氏这座靠山，有了司礼监秉笔这个官职，有了提督东厂这份实权，加上不少被“东林党”罢免之人的纷纷投靠，“阉党”的实力大增，魏忠贤铲除“东林党人”的念头开始蠢蠢欲动。在魏忠贤看来，“东林党人”固然可恨该杀，但如果没有确凿的污点证据，就对这些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下狠手，毕竟师出无名。于是，套用讼师给被告人起诨名、扣帽子的伎俩，成为魏忠贤诋毁“东林党人”的阴毒手段。

从古至今，想把人捧红，三年五年很困难；想把人搞臭，三天两夜就搞定。更何况，耍阴招、使绊子、列名单、扣帽子，历来就是那些小人和奸人的拿手好戏。无论是谁，如果被这些人盯上，绝对没有好果子吃。“阉党”内外，不乏这种诬陷高手。魏忠贤手上第一份“东林党人”黑名单，就是与“东林党”不和的大学士顾秉谦偷偷提供的。该名单罗列了所有“东林党人”及与之有牵连的官员，并一概称之为“邪人”，魏忠贤如获珍宝。

范围划定了，敌我分清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多了。魏忠贤想把“东林党人”搞黑、搞臭，其麾下的几个心腹就及时献上了构陷“东林党人”的各种小册子，其中以被魏忠贤“首用居要地”的王绍徽编的《点将录》最具特色，竟然把“东林党人”生拉硬扯地凑成了一百零八人，并分别配上《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江苏巡抚李三才虽未被列入“东林党人”，但因其有同情“东林党”的立场，所以被特别冠以“托塔天王”的称号。

一百零九人，是按他们在魏忠贤眼里的重要程度排列的；绰号，虽然经过王绍徽反复推敲，但大多为牵强比附。据秦兰徵《熹庙拾遗百咏》注释：明熹宗翻开《点将录》第一页，看到“托塔天王”四个字时，懵然不解。魏忠贤便讲起了晁盖“隔溪移塔”的故事，接着又指着李三才的名字说：“李三才善蛊惑人心，能使人心归附，亦与移塔相似。”魏忠贤及其党羽在“扣帽子”方面之处心积虑，之才思敏捷，之巧舌如簧，让人拍案叫绝！《点将录》看似滑稽，实则阴狠歹毒，连魏忠贤都觉得其字里行间暗藏着阴冷肃杀之气，不禁发出了“笔挟风霜”由衷赞叹。“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母药叉礼部右侍郎张鼐”、“赤发鬼左通政使刘宗周”、“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臻”……，乍一看这些杀气腾腾的绰号，再一看后面的名字，让人很自然的就把“东林党人”和“梁山贼寇”看作是一丘之貉，一路货色。魏忠贤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魏忠贤为何非要把梁山贼寇的绰号比附到“东林党人”头上？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其一，“东林党人”与梁山贼寇人数相当，容易匹配；其二，人们对水浒故事喜闻乐见，容易理解；其三，明廷视《水浒传》为反动书籍，向来禁止。其四，上层社会视梁山贼寇为洪水魔兽，就连“东林党人”也对其嗤之以鼻。魏忠贤把二者刻意钩挂在一起，竭力把“东林党”组织化、实体化、妖魔化、反动化，目的就是为以后的大屠杀提供正当的口实。“黑帽子”扣好了，诬陷便会接踵而至，没有靠山的“东林党人”只能沦为“鱼肉”，任人宰割。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因“受贿”被捕冤死。天启六年，魏忠贤以“追赃”为由将高攀龙、周顺昌等七人逼死害死。短短数年，“东林党”骨干几乎被赶尽杀绝。此外，魏忠贤还下令拆毁全国所有书院，刻立“东林党人碑”，以防“东林党人”东山再起。《明史》也用了八个字来形容“东林党”当时惨状：“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给“东林党人”扣上反动的“黑帽子”，归根结底是让自己戴上更大的“官帽子”。“东林党”官员被肃清后，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从内阁、六部到总督、巡抚，遍插亲信党羽，他自己也被称为“九千九百岁”，其“官帽子”可谓戴到了极致。为了这顶梦寐以求的“官帽子”，魏忠贤不惜把整个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到头来只落得个自缢身亡、枭首示众的下场。人死了，脑袋没了，象征权势的“官帽子”还有什么意义呢？

侵占新疆十三年的阿古柏暴死之谜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部悍然入侵新疆。数年内，阿古柏通过武力攻打、宗教欺诈等手段，强占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其烧杀奸掠、征敛盘剥的野蛮殖民统治，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的监狱，柯尔克孜族人民愤怒的将其比喻为“黑色的猫头鹰”和“灰色的野狼”。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77年5月29日）凌晨，阿古柏暴死于库尔勒。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但关于阿古柏的死因却出现了种种猜测，影响较大的有三种，一说病死，一说被部下打死，一说服毒自杀。

据当年的《泰晤士报》记载，阿古柏于1877年5月29日，因病抢救无效，在库尔勒安然逝世。报纸是英国发行的，其立场难免倾向英国。当时，英国是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幕后支持者，阿古柏军队的不少武器就是英国提供的。英国这样做，无非是想通过培植“亲英”政权，攫取新疆主权和利益，进而分裂中国。再者，阿古柏死前并无任何生病的症状，直至清军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城时，他还在穷凶极恶、负隅顽抗。所以，《泰晤士报》中“美化”阿古柏“安然逝世”的说法，显然是在粉饰英国对新疆地区的侵略行径。

同英国一样，沙俄也对新疆觊觎已久。同治十年（1871），沙俄武装强占伊犁。光绪三年（1877）初，沙俄内政大臣库罗帕特金到达新疆，胁迫朝不保夕的阿古柏炮制所谓的“边界条约”，企图在阿古柏政权覆亡之前攫取一些重要的战略据点。由于阿古柏政权的迅速崩溃，其目的未能得逞，这让身负使命、成竹在胸的库罗帕特金懊恼不已。事后，他在《喀什噶尔》一书中说，阿古柏刚愎自用、倒行逆施，动辄对下属打骂，后被愤怒的部下活活打死。库罗帕特金的这种说法，掺杂着其对阿古柏的私人愤恨，存有恶意中伤之嫌。

在众多说法中，最为可信的当属左宗棠上报朝廷的奏折。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在工作报告中记述，阿古柏饮用了放有毒药的茶水，“仰药自毙”。毒药，是阿古柏在杀人时所惯用的武器。阿古柏掌握着各种剧毒的药物，部下中如果有人敢有微词，阿古柏马上逼迫其饮用毒药自尽，即“杀人不以挺刀，有所仇恶，辄取毒药，登时毙命”。在大军压境、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哲德沙尔”反动政权土崩瓦解已成定局，阿古柏无力回天、束手无策，唯有坐以待毙，在殴打部下泄愤后，最后只得用自杀的方式结束其罪恶的一生。

无论是病死，被部下打死，还是服毒自杀，阿古柏命丧异国、不得善终，却是毋庸置疑的。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阿古柏暴死后，“哲德沙尔”反动政权内讧纷起，形同散沙。清军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乘胜收复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等城。到1878年1月，除伊犁外，新疆大部分地区重新回归祖国。阿古柏，这个窃据新疆十三年之久的入侵者，这个双手沾满新疆人民鲜血的大恶魔，这个肆意出卖中国新疆地区主权和利益，妄图把新疆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裂出去的野心家，连同他的“哲德沙尔”反动政权，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竟然是李白

在古代，把“谋反”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个人喜恶、个人利益、个人权欲面前，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张九龄，异常奸诈的李林甫，还是粗鲁霸道的杨国忠，都把颇受皇帝宠爱的安禄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他们的说法均属主观臆断和恶意诬陷。

其实，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人是李白。天宝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游历途中去了一趟范阳，即幽州，也就是安禄山的大本营，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嚣张气焰，客观地预见了安禄山谋反的必然性。离开幽州后，李白写了一首诗，题为《幽州胡马客歌》，诗中的“胡马客”暗指安禄山，“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写出了安禄山的飞扬跋扈，“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则道出了自己的忧国之思。

李白之所以有这种敏锐觉察和正确判断，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经过两次官场上的失败，政治警惕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赐金还山”后身处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认识问题；其三，李白与安禄山都具有胡人血统，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也回忆了当年他在幽州的所见所闻。“戈”和“鋋”均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罗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禄山跃跃欲试的狼子野心。

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李白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密奏皇帝。应该说，李白有难言之隐。当时，安禄山正红得发紫，昏聩的唐玄宗对他百般信任和恩宠，连御史大夫和当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杨国忠因为说过安禄山的坏话，一个被贬职，一个遭白眼，如果换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头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语”，反映出了李白当年心存畏惧、有话难诉的矛盾和尴尬。

把话放在心里面，把预见写在作品中，是李白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此后，李白继续他的游山玩水，继续他的求仙访道，甚至想用“栖蓬瀛”的方式来避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剑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没有投军报国，反而和普通百姓一样选择了仓皇“南奔”，甚至认为“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国难当头，李白这一系列退撄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极和绝望，也反衬出了“盛唐”表象下的昏暗和腐朽。

李白最崇拜的诗人是谁？

李白一向恃才傲物。对于皇帝，他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对于宠臣，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但对于文学前辈，他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推崇和尊重。李白一生对屈原、曹植、陶渊明、谢灵运等许多古代文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欣赏和赞叹，但真正让他倾倒和折服，真正让他心甘情愿低下脑袋的，恐怕只有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人谢脁了。

谢脁（464—499），字玄晖，南齐人，“竟陵八友”之一。史书上说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又说他“善草隶，长五言”。出任宣城太守后，谢脁在山水诗歌方面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因而能与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并称“大谢”和“小谢”。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始安王萧遥光谋夺帝位，谢脁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而死。

一代诗坛巨星，年仅三十六岁就悲凉陨落，这不仅在当时引发文坛轰动，更让数百年后的李白唏嘘不已。谢眺在李白的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李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经常怀念这位诗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也常常赞美他，处处流露出崇拜之意。翻开李白的诗集，诸如“谢脁”、“谢公”、“小谢”之类的字眼，触目可见。

三山怀谢眺，水澹望长安。（《汕望金陵寄殷淑》）

九华落雁峰，此山最高。（《云仙杂记》）

解道澄江浄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明发新林浦，空吟谢脁诗。（《新林浦阻风寄友人》）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谢公亭》）

诺为楚人重，诗传谢脁清。（《送储邕之武昌》）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州谢眺北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登宣州谢眺北楼饯校书叔云》）

我吟谢脁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谢脁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

读李白的诗，笔者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李白把谢脁看作是诗歌上的守护神，一生谨守着谢脁写诗的原则，追求“圆美流转如弹丸”的至善境界。李白作品中的“澄江浄如练”，原是谢脁的名句，李白将其化入自己的作品，这既是一种文学上的认同和共鸣，也是一种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这两位相隔了三百年的诗人，原来如此心心相印，脉搏相连。

李白对谢脁的崇拜，不仅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行踪上。凡是谢脁生前去过的地方，李白一定会几番前来寻找前辈的足迹。宣城，是一个有山有水，风景优美的胜地。谢脁在这里作太守时，曾建有一个北楼，即“谢眺北楼”。李白一生多次踏进宣城，有时一住数年。期间，他不止一次地登上过“谢眺北楼”，并写下一些优美动人的诗篇。当涂境内的青山，是谢朓特别钟爱的地方。谢脁生前经常游历于此，并筑室于山南，即“谢公宅”。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谢脁，将其宅改建为“谢公祠”。李白一生至少有七次来到当涂，登临青山凭吊“谢公祠”，著名的《望天门山》就是李白初来青山时留下的佳作。

李白重走谢脁走过的路，不单是游山玩水，找寻创作灵感，更主要的是睹物思人，追念先贤，向他最崇拜的精神师友倾诉心声。评心而论，李白的文学成就，要远远高于谢脁。但李白的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却受到了谢脁诗风的深刻影响。在山水诗方面，谢脁是李白的启蒙老师，李白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文学风格上的延续和创新，往往能把两个不同时代的灵魂，紧紧地栓连在一起。

除了文学方面一脉相承外，李白一生的遭际也与谢脁极其相似。他们都才华横溢，都怀才不遇，都遭过排挤，都受过打击，都不得善终。所不同的是，谢脁被“枭首”于健康，死于非命；李白被“流配”到夜郎，疲于颠沛。这种相似的坎坷命运，这种雷同的人生轨迹，让李白忍不住穿越了时空隧道，把命运更加悲惨的谢脁引为同调知己。李白在登山临水、策马乘舟之际，常常觉得谢眺就在身边，虽然古今世隔，然而他们的精神却是遥遥相接的。

接到赦令后，年逾六旬的李白不辞辛劳，又一次来到宣城，向他毕生崇拜的诗人倾吐了一腔愤闷。李白晚年，寓居在当涂，因慕“谢家青山”，以至产生“终焉之志”。李白死后，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正月，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会同当涂县令诸葛纵，迁其墓于青山脚下，与山上的“谢公祠”近距离相望，与他一生最崇拜的诗人谢眺永结为异代芳邻，可以说是遂了李白一生最后的心愿。

清朝查赈大员是怎样“被自杀”的？

李毓昌（1771—1808），字皋言，号荣轩，山东即墨人，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进士，随后被分配到江苏担任候补知县。是年秋，江淮泛滥，淮安一带饿殍遍野，京师震动。朝廷虽然拨出了40万赈灾银两，但在地方官员的层层克扣下，真正到灾民手中的寥寥无几。恼怒之余，嘉庆皇帝只好再拨调30万白银，同时下令两江总督选派得力官员前赴灾区监督发放，并查清赈灾银被贪污一事。于是，清正廉洁、办事公道的李毓昌，带领李祥、顾祥、马连升三名随从，便踏进了受灾最严重的山阳县。然而，此次之行，竟成为李毓昌死于非命的壮烈之旅。

山阳知县王伸汉在官场混迹多年，经验老道。然而，对于这位新面孔的到来，他还是心有余悸，尤其是得知李毓昌从灾民口中了解到他贪污赈银的蛛丝马迹，从县衙档案查实了他虚报户口的罪证铁证，而且已经秘密拟好了上报总督府的调查报告后，王伸汉开始变得惶惶不安。为了蒙混过关，王伸汉先是向李毓昌行贿买平安，遭到拒绝；后又买通李毓昌的随从偷公文，也未得逞。情急之下，王伸汉决定杀人灭口。一天夜里，随从李祥在李毓昌喝的茶水中下了毒，接着又伙同其他两名又随从用丝带将李毓昌勒死，然后伪造了“自缢”身亡现场。事后，王伸汉与淮安知府经过密谋，以“自杀”案草草上报了结。

李毓昌的突然死亡，让李家族人顿生疑窦。李毓昌之叔李太清在领运棺椁时，发现死者遗物中有“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亲笔文稿；李毓昌之妻在收拾丈夫的衣物时，发现一件随身穿用的皮衣上有斑斑血迹。李家族人怀疑愈重，当即让人开棺检验，见死者指甲青黑，用一根银簪探入喉部，立即变色，擦拭不掉，均是中毒确证。种种迹象表明，李毓昌属于“非正常死亡”。于是，李太清赶赴京师，一纸诉状告到了都察院。嘉庆皇帝听奏后，非常重视，仔细披阅，并迅速向军机处发下渝旨，指出李毓昌之死“疑窦甚多，必有冤抑，亟须昭雪”，命令山东巡抚吉纶把李毓昌尸体运到省城详验，又下令把山阳知县及有关人立即证调集进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直接审讯。

尽管李毓昌的尸身已经腐烂，但在几名非常有经验的老仵作的详细检验下，发现其全身骨骼大部青黑，唯独胸骨暗黄，显然是毒性尚未全部发作即因他故死亡。与此同时，军机大臣们会同刑部官员逐一审讯了王伸汉、包祥、李祥、顾祥、马连升等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无法抵赖，先后供出了谋杀李毓昌的前因后果及作案手段，情词吻合，昭然若揭。至此，这起沸沸扬扬的查赈大员“被自杀”案件，终于真相大白。随后，嘉庆皇帝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了严厉处罚。两江总督铁保被革职后发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被革职；山阳知县王伸汉处以“斩立决”，其子发配伊犁；淮安知府玉毂处以“绞立决”；王伸汉的仆役包祥，助纣为虐，“著即处斩”；李毓昌的随从李祥、顾祥、马连升，一律“凌迟处死”。其中主犯李祥被押至李毓昌坟前行刑，死后“摘心致祭”。

李毓昌“被自杀”案昭雪后，嘉庆皇帝为了“示准作臣纲”，对李氏家族进行了大大褒奖。特令将李毓昌追封为知府，亲自为李毓昌立嗣并破格赏为“举人”，其叔李太清也被封为“武举”。除此之外，嘉庆皇帝想到李毓昌的壮烈人生和悲惨遭遇，不禁感慨万千，忍不住有话要说。为此，嘉庆皇帝亲作御制诗一首，题为《悯忠诗三十韵》，全诗三百字，夹注九百五十一字。能为一个臣属作这样的长歌细注，这对于平日不怎么动笔的嘉庆皇帝来说，是极其罕见的。诗成之后，嘉庆又渝令山东巡抚吉纶采石造碑，精工刊勒，立在李毓昌墓前。这份哀荣，或许是对李毓昌这样一位刚正不阿的清官最大的安慰了。

刚要就此放笔，惊闻《燕赵都市报》又有一则疑似“被自杀”事件的新报道。该报记者郭志昆称：6月29日，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北南蔡乡中蔡村41岁的农民张庆，因故被乡派出所的面包车带走，半小时后，张庆的家人见到他满脸是血地躺在和派出所同在一院的乡政府大院，已经身亡。该县政法委做出初步调查结果称，张庆系“撞墙死亡”。这种官官相护的“一家之言”，刻意隐瞒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呈献给世人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很明显是在掩盖真相，难怪死者家属会感到“无法理解”，就连身处局外的笔者也忍不住连连摇头。社会发展了，法制健全了，为什么诸如此类的“被自杀”案件，还在不断更新中？

从一桩“情杀案”查出党的诞生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中央机关屡次遭到破坏，许多珍贵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中央到达陕北时，只剩下经过万里跋涉靠肩膀挑来的两铁箱子文件，遗憾的是，中共“一大”的有关材料已在战火中遗失。进入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为了进一步凝聚全党，1938年春，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活动，并将“一大”召开之日定为党的诞生日。

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他代表除已死的四人外，张国焘已叛逃到武汉，陈潭秋远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在国民党任高官，均无法向他们征询。毛泽东和董必武只记得是1921年7月间到上海开会，但无法确定具体日子，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中正式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其中用“纪念日”一词，应该说是比较慎重的。1941年庆祝建党二十周年时，一些宣传材料都把“纪念日”当成了“诞生日”。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一直到1980年，国内的书籍中讲到“一大”召开时间，都写成了1921年7月1日。

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也曾做过“一大”的考察工作。为此，他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把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并找到了当年布置会场的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但她们只确认了“一大”的会址，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未能讲清。50年代，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国内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一些同志，开始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他们查阅了包括大会代表及其家属的回忆，大致肯定了“一大”召开日期是在1921年7月下旬。在前苏联于1957年移交来的历史档案中，有两份重要材料说会议于7月23日召开：一是“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党的一大》，二是1921年秋天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

由于陈潭秋和国际代表都与“一大”有直接关系，说法非常可信，但需要得到国内资料的佐证。这两份重要的资料，都称会议上海开了八天。第八天晚上，由于法租界巡捕到会场搜查过，会议被迫终止，代表们决定次日将会场转移至嘉兴南湖。第二天凌晨，陈公博的住处隔壁发生了一起枪案，再次惊动了警方。因为接连受到惊吓，陈公博没有前往嘉兴参会。尽管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还当了汉奸，但是他们的回忆录中有些细节还具有参考价值。

据陈公博的回忆称：“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解放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所以，能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案发时间，便能够推算出“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

得知这一线索，邵维正立即意识到这种事件在旧上海肯定会成为热点新闻，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找，很快便在《申报》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据报上介绍，被害女子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什么“奸杀”，而是带有“情杀”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与一个“西崽”（即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感到没有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经核实，此事发生的时间，确系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情杀案”时间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由此可见，陈潭秋与国际代表所说的“一大”召开日期是正确的。这一考证成果上报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宣传教育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毛泽东当初只是确定7月1日为“纪念日”，中央决定不予改变，规定每年的7月1日仍作为建党“纪念日”。

咸丰皇帝如何与大臣们争风吃醋？

咸丰皇帝的执政生涯，应该辩证的分为两个阶段。执政前期，他整顿吏治、任贤用能、果断干练、颇思进取；执政后期，他丧失信心、自甘堕落、逃遁避匿、相当颓废。面对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目睹太平运动的如火如荼，坐观大清王朝的江河日下，饱尝忧患的咸丰皇帝一味麻醉自己，于是，声色犬马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咸丰皇帝后期的好色和风流，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打开他的履历，诸如春药、房中术之类的字眼比比皆是；放眼他的后宫，诸如“四春”、曹寡妇之流的女人不胜枚举。除了沉湎女色外，咸丰皇帝还是个大戏迷，热衷于看各种剧种戏曲，上至国粹京剧，下至地方戏昆曲，由此倒引出一段他与大臣们争风吃醋的风流案来。

当时，戏曲界活跃着一位叫座京城的红伶，名叫朱莲芬。别看朱莲芬这个名字非常女性化，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朱莲芬本名朱福寿，生于苏州，是著名昆旦朱福喜的胞弟，精于昆曲，后来名列“同光十三绝”。因为他生得肌肤白腻、身段纤细、神态风流、性情妩媚，所以成为不少官员富豪“狎邪游”的焦点人物。

狎邪游，是清朝官员嫖相公（男妓）的雅称，也是不少官员性取向的另类表达方式。由于清政府规定官员一律不得嫖妓（妓女），所以明处的嫖妓的没有了，但暗地里嫖相公的反倒肆虐起来。于是，一股绵延两百多年的“男风”应运而起。《红楼梦》中提到的薛蟠对柳湘莲，忠顺王对蒋玉菡，就是曹雪芹对这种肮脏风气的大胆揭露。

作为诸伶之冠，朱莲芬一直受到不少高官的特殊“关照”，其中以光禄寺卿潘祖荫和御史陆懋宗为最。潘祖荫学识渊博，与朱莲芬相互爱慕，在各种场合下俨然夫妻。陆懋宗颇通音律，是京城中名票，也与朱莲芬来往过密。咸丰皇帝一睹朱莲芬的风姿后，不觉也动了“龙阳”之性，朱莲芬无力抗争，只能成为咸丰皇帝纵情声色的牺牲品。

朱莲芬的入宫，对于潘祖荫来说，还不甚要紧；但对于陆懋宗来说，无疑是生活中的巨大空缺。陆懋宗因为思念朱莲芬，以至于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表现的尤为郁闷和狂躁。为了能让朱莲芬回到自己身边，陆懋宗以公济私，上本进谏，力陈宫内奢靡铺张之害，奏请咸丰皇帝散去伶人，节减开支。该奏折“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极具含沙射影的效力。

咸丰皇帝一看奏折，就明白了陆懋宗的真实用意，笑着对左右说：“陆都老爷醋矣！”随即批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一个御史，为了一个男人，竟然和皇帝争风吃醋；一个皇帝，同样为了这个男人，竟会对大臣实施人身攻击。咸丰皇帝荒唐如此，朝中大臣糜烂如此。在这般社会风气下，大清国腐朽的车轮，还能走多远？

第二章　史海钩沉

激荡的文史风云

算起来，和刘继兴结缘已近二载。淄博和太原，一个是历史名都，一个是三晋省会，相去千里。一次随手的点击，一次礼貌的寒暄，一次痛快的畅谈，一次短暂的会面，一步步拉近了我们两颗心的距离。我们相识于博客，相知于文字，交往于网络，交心于史话。所以，对于刘继兴读史、写博、出书等一系列文化苦旅，我是耳闻目睹的。

浮舟沧海，立马昆仑，是他向往的人生境界；探幽发微，刨根问底，是他秉持的人生态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他追求的人生目标；青梅煮酒，信步文坛，是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因为有理想，有信念，有决心，有勇气，加上他扎实的功底，独特的视角，缜密的思维，新锐的手笔，所以，刘继兴先生能够在文史领域叱咤风云，是迟早的事情。

我欣赏刘继兴的文章，尤其是他的史话作品。或开门见山，或暗藏伏笔，或气势磅礴，或俊秀精美，每次读到他的作品，都能获得启迪，都能激活思维，都能产生共鸣，都能满载而归。他对人物的分析和把握，对史实的考证和探究，对结构的设计和安排，对文字的推敲和驾驭，在细细品读的同时，总会忍不住对其读史角度和行文风格由衷赞叹一番。

历史是陈旧的，沉寂的，但读刘继兴的作品，却总让我感到历史是鲜活的，生动的。从开国皇帝到反动军阀，从三国伯乐到当代才子，从先秦事件到近代文明，从赤壁鏖战到国共交锋，翻阅《刘继兴读史》，如同乘坐梦幻火车享受一次绚丽的文化旅行。游赏中，一不留神，就会错过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稍一懈怠，就会错过历史人物的缘分天空。

这本装订精美、蕴涵丰富的史学大作，是刘继兴近年来在史学领域的又一心血。该书包罗万象，气势宏大，语言精炼，妙趣横生，涉及到文、史、哲、理等多方面，既有历史现象的未解之谜，又有人物命运的背后隐情，既有穿越时空的大胆推理，也有追昔抚今的另类解读，无论是作品内涵，还是文章质量，均堪称当代文史类书籍之上乘。《刘继兴读史》分为三大部分，其一为“历史之牛人”，其二为“历史之叹息”，其三为“文史之杂俎”，由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隆重发行，里面收录了刘继兴近百篇读史心得，共二十五万字。本书言简意赅，字字珠玑，考证精准，阐述深刻，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每读一遍，我都会接受一次精神洗礼，也会引起一次心灵震撼。

浮舟沧海，彰显英雄本色；立马昆仑，激荡文史风云！愿读者随着《刘继兴读史》享受一次绚丽的文化之旅，也祝愿刘继兴在文史领域能有更多的成果！

哪个女人“母仪天下”长达42年？

作为一代皇后，明神宗原配夫人王氏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大，以至于现存史籍中找不到她的名字，《明史·后妃传》中只用了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她的一生。笔者也只是在余姚历史名人录里，得知她的名字叫王喜姐。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女人，其“母仪天下”的时间，却超过了历朝历代所有皇后。

王喜姐（1566—1620），生于京师，祖籍浙江余姚，永年伯王伟之女。万历六年（1578）二月，被册封为皇后。尽管她容貌姣美、性情端谨，但因为不善迎合神宗，加上她身体多病，所以在生下皇长女后一直被皇帝冷落。尤其是郑贵妃“霸占”了神宗后，其皇后地位更是岌岌可危。在如此不利的情形下，王喜姐能够稳居中宫四十二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

面对现实，保持冷静，不攀比，不争斗，是王喜姐以弱胜强的人生宝典。郑贵妃虽然入宫稍晚，却得到了神宗的百般宠爱，俨然后宫之主。身为皇后，王喜姐的待遇却远不如郑贵妃，各种供给也很差。郑贵妃争宠，王喜姐自知敌不过，就有意采取不与之争宠的策略，一方面反映出了她对事对物的超然态度，另一方面也显示自己作为皇后的宽大器度。

此外，王喜姐还特别注重尊长爱幼。李太后多年守寡，生活冷清，王喜姐总是给予无微不至的侍奉和照顾，三十多年如一日，从而得到了李太后的极力保护。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后，因为受到郑贵妃的多次陷害，灾难接踵而至，王喜姐总是设法营救，使朱常洛多次幸免于难。这些与郑贵妃每每相反的做法，让她赢得了宫内宫外的普遍赞颂。“正位中宫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称”，这是王喜姐一生的真实写照。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月，王喜姐病逝，谥号“孝端”。朱常洛即位后，上尊谥为“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皇后”。十月，与神宗合葬定陵。能够在皇后宝座上巍然不倒，能够与皇帝修成“银婚”，王喜姐才是那场持续了四十年情场争斗的最终胜利者。

被人削去“鼻子”而死的开国皇帝

在开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录中，战死沙场的有之，命丧政变的有之，囚禁饿死的有之，为爱殉情的有之。或壮烈，或悲惨，或苍凉，或凄美，因为头上闪耀着开创王朝基业的绚丽光环，所以他们的死，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相比之下，西夏王朝缔造者元昊被人削去“鼻子”而死，则显得有些窝囊。

鼻子，在古代叫作“准”。汉高祖刘邦因为长了一副“隆准”，而被后人看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帅的皇帝。同样，西夏开国皇帝元昊也有一副“高准”。尽管他身材不高，脑袋滚圆，但在那副高耸鼻梁的有力带动下，整个人显得气度不凡，威风凛凛。就连北宋边帅曹玮看到元昊的画像后，也忍不住发出了“真英物也”的惊叹。

元昊不仅长相奇异，且雄才大略，从小就立志王霸。父亲德明死后，元昊继任党项族首领。期间，他“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势力范围“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称帝后，元昊“联辽制宋”，通过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大战役的取胜，从而确立了宋、辽、西夏的鼎足之势。

战争能铸就英雄，同时也会制造暴君。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元昊实行“峻诛杀”的政策，猜忌功臣，打击母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毫不留情地举起屠刀。除了凶残嗜杀，元昊还极其好色。看到儿媳妇美艳动人，他便占为己有；错杀了功臣野利遇乞后，便与其遗孀没臧氏偷偷幽会。而这两次好色之举，最终将元昊推到了死亡边缘。

本来，母亲野利氏皇后被父亲废黜后打入冷宫，太子宁令哥已是心存不满；而自己的爱妻又被父亲强行霸占，则让他与父亲反目成仇。野心膨胀的国相没臧讹庞，决定利用宁令哥与元昊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设计除掉太子，让妹妹没臧氏所生的儿子宁令谅祚取而代之。于是，在没臧讹庞的挑唆下，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已在秘密筹划中。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元宵节深夜，宁令哥乘元昊醉酒之时，闯入禁宫用剑行刺。元昊虽然躲过了致命的一剑，但整个鼻子却被剑刃削去。第二天，元昊崩逝。关于元昊之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受到惊吓；二，失血过多。试想，元昊戎马一生，刀光剑影和流血事件经历得多了，况且御医们定会全力以赴地疗伤止血，上述两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笔者分析，元昊是因为丢掉鼻子而死于气愤和羞辱。

西夏人向来崇拜鼻子，所以，对外族人施以“劓鼻”之刑，一度成为这个民族的另类嗜好。据《西夏书事》记载，西夏和辽国发生战争时，元昊总爱把被俘辽人的鼻子割掉后再放归，以此来羞辱敌军。如今，这种野蛮的刑罚竟然施加在自己身上，元昊怒火攻心，羞于见人，最终一命呜呼。一个割掉数万人鼻子的操刀者，最终被亲生儿子削去鼻子，这无疑是历史对元昊开的一个超级玩笑。

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是谁？

三岁封储，十二岁登基，十四岁生子，十八岁禅位，二十三岁暴卒。这一连串的人生数字，清晰直白地勾勒出了少年天子拓跋弘辉煌而又悲愤的一生。拓跋弘是不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年轻的父亲，笔者没有作过专门考证；但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也是中国皇帝中一位极其伟大的父亲，却是毋庸置疑的。

拓跋弘（454—476），文成帝拓跋濬长子，北魏第五任皇帝。执政初期，拓跋弘先是受到了权臣乙浑的百般欺凌，后又受到了太后冯氏的长期压制。尽管拓跋弘“幼而神武，聪睿机悟”，但在权利欲望极强的冯太后的左右制肘下，他的才智得不到发挥，能力得不到施展，造成二者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且愈演愈烈。

皇兴四年（470）十月，拓跋弘因为反感冯太后淫乱后宫，便借故诛杀了其最宠爱的面首李弈。李奕之死，瞬间激化了拓跋弘与冯太后之间本来就不可调和的矛盾，恼羞成怒的冯太后扬言要废掉拓跋弘。为了逃避和自保，平日对黄老之学和佛经义理研习颇深的拓跋弘一时间看破红尘，心灰意懒，被迫决定主动禅位。

皇兴五年（471）八月，十八岁的拓跋弘把皇位传给儿子拓跋宏，自为太上皇，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为了把幼小的拓跋宏培养成对甘心受其摆布的傀儡皇帝，冯太后多次通过残酷手段消磨和改造他。有一次，冯太后竟然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把拓跋宏一个人关在一间黑矮的小房子里，三天三夜不让他吃喝。这一切，拓跋弘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一个男人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可以忍气吞声地选择退缩和逃避；但当自己的儿子被别人欺负时，再懦弱的父亲也一定会挺起胸膛杀出来。为了对付政治老辣的冯太后，为了给年幼的儿子撑腰，拓跋弘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与冯太后的政治较量中。对外，他南征北战、开拓疆土；对内，他检阅军队、视察工作、整顿吏治、提拔贤能。这一系列举措，使北魏国势日盛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拓跋弘在国内的威信。

担任太上皇期间，可以说是拓跋弘一生中最辉煌、最活跃的日子。然而，他越是能干，越是卖力，越是建功，越是威风，就越发引起了冯太后这位政治女强人的警觉。为了防止拓跋弘东山再起，为了把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延兴六年（476）六月甲子日，冯太后秘密发动政变，将拓跋弘囚禁。七天后的辛未这一日，拓跋弘被冯太后鸩杀（一说刺杀），享年二十三岁。拓跋弘死后，庙号“显祖”，谥号“献文帝”。

一位本可以安享清福、寿终正寝的父亲，为了儿子的成长和命运，毅然踏上了与虎谋皮的凶险道路，并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谱写父爱无疆的又一曲感人篇章。之后，冯太后一直把持着北魏朝政大权，直到太和十四年（490）病世。受父亲的影响，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励精图治，锐意革新，推行教育，接受汉化，不仅促成了包括鲜卑族在内的西北各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大融合，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份成就，无疑是对父亲拓跋弘最大的安慰和最好的报答了。

抗战中被击毙的日本陆军最高将领

从发动“七七事变”到无条件投降，日本侵略者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灾难的同时，也为其深恶罪孽付出了惨痛代价。八年抗战中，共有44万余日寇命丧中国战场，另有包括冢田攻在内的45名日本高级军官走上了不归之路。1942年12月18日，就在日军陆军中将冢田攻被晋升为陆军大将的当天，他乘坐的飞机途经太湖县上空时，被中国军队二十一军团一三八师的高射炮击落，冢田攻葬身大别山，从而“有幸”成为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本陆军军官。

冢田攻（1886—1942），日本茨城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任日军参谋本部科员，欧美科长，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事兼兵学教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等职，是一位狂热的军国分子和侵华的激进分子。1933年8月，冢田攻出任关东军作战班长、课长，后任参谋长。1935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少将部长。在日军参谋本部，冢田攻与山下奉文两人，被并称作是“负荷日本新陆军之双壁”。

上海“八·一三”激战后，冢田攻参与拟定了《攻克南京城纲要》，参与指挥了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进攻上海和南京，并多次下达“部队入城后进行全面扫荡”、“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是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此外，他还是“南京慰安所”创建的直接操刀者，其罪行令人发指。1938年2月，冢田攻奉调回国，不久担任陆军大学校长，并晋级陆军中将。1940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1月被派往西贡，任日军南洋派遣军参谋长，成为太平洋战争元凶之一。1942年7月，冢田攻被调到中国战场，任驻武汉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

第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唯一的纯野战机动兵团，担负着监视和进攻国民党陪都重庆和中国重要城市西安的重要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冢田攻一直没有采取有价值的实际行动。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事上逐渐处于不利态势，驻南洋日军通往本土的海上、空中路线有将被切断的危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也节节失利。鉴于这种状况，通过偷袭重庆和西安，企图将侵略魔掌伸向中国战略后方，加速灭亡中国的“五号作战计划”再次被提起，而曾经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冢田攻，无疑成为这一恐怖计划的重要参与者和谋划者。

1942年9月3日，“五号作战计划”草案上报给裕仁天皇，当即得到了批准。1942年12月17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侵华日军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讨“五号作战计划”的具体军事进攻方案，并定于1943年春开始实施。一场密谋直插中国腹心地区陪都重庆的重大战事，即将打响。12月18日中午，参加完会议的冢田攻及其随从乘坐“中支那派遣军第十一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专机从南京飞往汉口，飞机进入大别山地区太湖县上空时，由于飞行高度较低，被正在地面演练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二十一军团一三八师的高射炮击落，“九江号”坠毁，机上包括冢田攻在内的十一个人全部当场毙命。

在坠机现场，国民党军队搜获了一份“日军中支那作战计划”，一份“中支那派遣军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和一本《航空暗号》。这些秘密物件虽然被烧得残缺不全，但其零星之处，却让中国军队在第一时间掌握了日军今后的作战动向，对于抗战形势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后，当地国民党军队和附近村民一起，将十一具“像烤焦的黄鱼”一样的尸体，推埋在一个大坑里。冢田攻之死，使日军大本营彻底放弃了酝酿多时的“五号作战计划”。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无疑给中国全体抗战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后来，在内弥驼寺附近，日军寻找到了冢田攻等人的断肢残躯，运至南京五台山上的一座专门用来供奉阵亡将领的“神社”，后又运回日本安葬。曾经叫嚣着“两个月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狂徒，在中国军民英勇正义的抗击下，最终满载着失败和屈辱被驱逐回了老家；而冢田攻，这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这位此刻正躺在“靖国神社”里的高级阵亡将领，在接受日本历任首相参拜中似乎得到“永生”的同时，却因为他曾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而被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生了四位皇帝两位皇后的传奇女性

娄昭君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传奇女性。她的传奇，不仅表现在她帮助高欢开创了北齐王朝基业；还在于她为高欢生育的六子二女中，有三个儿子登基称帝，一个儿子被追谥为皇帝，两个儿子封王，两个女儿均成为一代皇后。作为一位母亲，娄昭君所经历的这种传奇，获得的这份荣耀，即使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高欢共有一妻十妾，十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从娄昭君一人独生八个孩子的骄人战绩上，不难看出高欢对她的宠爱。说来也奇，娄昭君每次怀孕都会做怪梦，“孕文襄则梦一断龙；孕文宣则梦大龙；孕孝昭则梦蠕龙于地；孕武成则梦龙浴于海；孕魏二后，并梦月入怀”。《北史》上面的这种记载虽然荒诞，但她的儿子高洋、高演、高湛先后称帝，高澄被追谥为文襄皇帝，两个女儿分别成为北魏孝武帝和东魏孝静帝的皇后，却是不争的事实。

娄昭君（501—562），鲜卑族人，北魏司徒内干之女，权臣高欢之妻。高欢、长子高澄死后，娄昭君作为高欢的遗孀，作为孝静帝的岳母，作为继任丞相高洋的生母，逐步把持了东魏朝政大权。文宣帝高洋建立北齐政权后，她被尊为皇太后。高洋死后，高洋的儿子高殷即位，她被尊为太皇太后。不久，她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孙子高殷为济南王，另立儿子高演为皇帝。孝昭帝高演去世后，娄昭君诏令高湛登基，即武成皇帝。期间，娄昭君作为皇太后一直临朝听政。她的另外两个儿子高淯、高济分别被封为襄城景王、博陵文简王。

三立一废，展示了娄昭君这位传奇女性在驾驭政局方面的过人之处；而之前她对高欢的慧眼独具，为国家的自我牺牲，更让人刮目相看，拍案称奇。娄昭君虽然生于贵族人家，但她自幼“明悟”过人，尤其是婚姻大事上极有个人主见，为此，很多“强族”都遭受过她的白眼。一次机缘巧合，娄昭君看到了正在服劳役的高欢，料定他将来必成大事，决定非高欢不嫁。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景下，娄昭君自主选夫的雷人佳话，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此后，在娄昭君的帮助下，高欢在军队中屡立战功，最后官居东魏丞相。

娄昭君在帮助高欢开创北齐基业的同时，也为丈夫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牺牲。北魏分裂后，东魏、西魏两国之间战事不断。一次，高欢带兵攻打西魏期间，娄昭君分娩双胞胎时遭遇难产，为了不让丈夫分心，她硬是独自承受了这份血泪苦楚。为了争取柔然政权的支持，高欢不得不与柔然蠕蠕公主结成政治婚姻。对此，娄昭君忍痛割爱，主动让出正室让丈夫完婚。娄昭君这一深明大义的举动，既让丈夫感动流涕，也让举国欢呼赞叹。北齐大宁二年（562）四月，娄昭君病逝，后被追谥为北齐“武明皇后”。“武明”这一名副其实的美谥，既是对这位传奇女性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娄昭君传奇人生的确切概括。

毛泽东失权后六次向中央建言献策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的排挤，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被剥夺，其正确的军事路线也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意识”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对此，失权后的毛泽东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积极地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安危存亡，六次向中央建言献策，表现出了一位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坦荡胸襟。

赣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赣州打不得，打不得呀！这是一座弃甲丢兵都可固守一时的坚固城市。我们决不能盲目攻打，否则红军一定要吃大亏！”毛泽东说这话并非消极怠战，而是他对赣州地理位置、军事防备的一次理性评估。但由于“左倾”中央已经决定攻城，周恩来也无法阻止，结果红三军团苦战半个月，攻城无效，牺牲颇多。毛泽东见状，又对其他军委领导说：“我们家底太薄，这么一折腾，红军损失太大，我的意见立即停止攻城，不然的话，红军拼光了，这不是什么右倾、左倾的问题，那时恐怕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秋收起义了！”然而，中央代表团重要成员顾作霖却未加理睬，执意攻城。赣州战役前后共打了一个多月，损失数千人，不少红军干部身负重伤，三军团上下怨声载道。

赣州战役失利后，红军该何去何从？毛泽东分析当前形势后向中央代表团建议：“红军主力应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向赣东北发展，与那里的方志敏领导的苏区连成一片。”顾作霖却坚持继续执行中央攻打城市命令，沿赣江向北，一直打到南昌。周恩来在决断时沉思良久，最后决定尊重中央的意见。无奈之下，毛泽东说服了林彪、聂荣臻，明确提出：“向赣江以北走，弊大于利，红军经不起再次折腾，时下福建敌人较弱，可否进军闽西南，伺机破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后来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于是红一军团入闽作战，一路告捷，接连攻克龙岩、漳州，并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可是“左倾”中央却说毛泽东没有北上是“右倾”，并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他刚刚恢复不久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调往后方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鉴于红军内线作战已无法取胜，郑重地建议中央派出一部分兵力走出闽浙，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毛泽东对博古说：“我们应该运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内部去解决。具体说，可乘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机，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博古和李德听后，坚决反对此计，顽固地坚持修建堡垒、分兵把守、短促出击的错误军事政策，致使红军战绩每况愈下。事后，周恩来一脸惋惜地说：“可惜我们没有听毛泽东的战略转移建议，一味固守苏区，现在被动了啊！”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毛泽东建议：“红军虽已不能出浙江，但可从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当然还不是经湖南去贵州，而是利用何键与蒋介石的某些矛盾，在湖南中部待机破敌，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来消灭之。”然而，躲在瑞金“独立房子”内的李德深感无力回天，自己既想不出良谋，更不愿考虑毛泽东的建议，最后只得召集“三人团”碰头会，并向共产国际电告失利战局，以求助良策。共产国际的回电与毛泽东的建议基本一致：“苏区并未枯竭，要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主力红军应退出苏区。”而此时，时间已经拖了两个月。

如何退出苏区？为此，毛泽东以请病假为名，悄悄到会昌前线，与原井冈山的老部下、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共同研究，剖析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性格特点与军事动向。通过谍报得知，陈济棠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为保存粤军实力，不愿与红军发生磨擦。于是，毛泽东故意避开博古、李德，直接向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建议：“鉴于陈济棠与蒋介石有派系矛盾，我们不妨建立统一战线，与陈济棠交友。实行和平突围。我的意见派何长工与潘汉年去跟粤军谈判。须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中还可以试探虚实。”周、朱决定采纳此计。事后，经过多次联络，何、潘二人化装成富商，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经过协商，陈济棠同意红军主力在通过他们的防区内，秘密突围过去。这样，红军才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计划渡过湘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不料，这一秘密情报被敌人截获。于是，蒋介石在湘江设置了第四道严密封锁线，派大批飞机每天在湘江上空盘旋。然而，李德却执意强渡湘江，实现会合。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叶剑英说：“敌人已布下天罗地网，湘江是鬼门关，是恶战、血战，飞机大炮左右夹击，我们去了是自投罗网，蒋介石正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去呢！现在江西的敌军主力已被我们调出来了，根据这种新变化，我以普通党员的名义，建议红军停止西行，退回赣江去，收复中央苏区失地。”叶剑英深表赞同，并急忙向李德、博古转告毛泽东建议。不料，李德态度非常强硬，拒不听劝，反而说毛泽东眼光短浅，胆小怕事。博古甚至警告叶剑英要站稳立场。李德、博古的一意孤行，最终导致湘江战役惨败，五万多红军将士成为长征路上的冤魂。

湘江战役后，大家纷纷责骂李德、博古瞎指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因此更加敬佩和怀念毛泽东。不久，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一度中断的情况下，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和军队中的毒害，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战略主张。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有能力总会被承认的。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干，固然是促成他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先决条件，而他在失权后继续为对党和红军呕心沥血、建言献策的积极心态，更值得世人赞叹。

王允除掉董卓后为何不放过蔡邕？

王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掉了权臣董卓，二是害死了文人蔡邕。董卓手握朝政大权，为人凶狠残暴，除掉他，既是政治斗争，也是为民除害；而蔡邕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文人，一个众人仰慕的知识分子，王允在除掉董卓后却说什么也不肯放过他。所以，蔡邕的死，既让人扼腕摇头，更让人匪夷所思。

关于蔡邕的死因，三种版本有三种说法。《三国演义》中说董卓被杀后，蔡邕“伏其尸而大哭”；谢承《后汉书》中说蔡邕“闻卓死，有叹息之音”；范晔《后汉书》中则说蔡邕“及卓被诛，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三种说法虽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蔡邕在不合适的场合，表现出了不该有的神态举动，应该是有史可循的。

老实说，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蔡邕不一定精于政治，但未必不讲政治。董卓被诛，王允掌权，在这种极为敏感的政治气氛下，蔡邕即使感怀董卓对他的知遇之恩，但还不至于“伏尸大哭”，公然跳出来和王允闹情绪、唱反调；如果仅仅因为下意识的“叹息”或“动色”，就把蔡邕视为董卓同党而被关押，被害死，那只能说是王允在故意找茬了。

董卓比蔡邕大一岁，比王允大五岁。在年代相同、年龄相仿的历史条件下，董卓成为大老粗似的野蛮军爷，蔡邕成为才华横溢的文化巨匠，相比之下，王允成长得比较复杂。他既是朝廷重臣，又是文化精英；既主持正义，又心胸狭隘。蔡邕没有死在杀人如麻的董卓刀下，反而死在颇具才华的王允手中，这无疑是“文人相轻”的又一典型案例。

历史上，凡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遭受过同类的嫉恨。如曹操对付妳衡，钟会对付嵇康，王安石对付苏东坡，这种同类相斥的例子比比皆是。文章不如人家精彩，名气不如人家响亮，就用政治手段将比自己冒尖的文坛对手搞臭、搞死，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政坛上的文化小人所惯用的狠招。高标见嫉，也是包括蔡邕在内的不少文人屡遭迫害的历史顽症。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人，东汉末年一位能够驾驭经史、天文、数学、绘画、书法、音乐等门类的文化全才，一位在文坛上拥有绝对优势、可以居高临下的超级大师。与蔡邕相比，王允既是政客，也是文人。玩政治，他可以用计夺权，堪称一流；搞文学，他还差点火候，尤其是和蔡邕站在一块，那种黯然失色的自卑感，相形见拙的失落感，却不是搞一次政变就能脱胎换骨的。

翻阅王允和蔡邕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都曾为反对宦官干政做出过努力和牺牲，都曾违心的依附过董卓，按说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然而，王允思想偏执，气量狭小，刚棱疾恶，圈子冷清，活得比较累；蔡邕思路开阔，豁达开朗，傲气疏狂，交友甚广，活得比较轻松。正是这种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和活跃状态的巨大反差，才造成两位知识分子之间的形同水火。所以，蔡邕栽在王允手里，是迟早的事。

蔡邕自知难逃此劫，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们也纷纷为他求情。但蔡邕越是想名垂青史，人气越是这样煽动朝野，就越发触痛了王允嫉妒蔡邕的那根肺管子。王允虽有“王佐之才”，但每次与蔡邕辩论交锋，都被搞得理屈词穷，嘴笨舌僵。这种比别人矮半截的屈辱，这种口服心不服的窝火，这种在文坛上始终找不到感觉、爬不到巅峰的郁闷，在他手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后，必然有一番歇斯底里的发泄。“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一部史学巨著被他说成“谤书”，一个文学巨匠被他看作“佞臣”，王允在发表这番是非颠倒的谬论时，早已杀气腾腾。他害怕有损“圣德”是假，担心遭受“讪议”是假，借机公报私怨、一扫恶气才是真。文臣一旦心狠起来，往往比武将更可怕，更冷血。可怜蔡邕惨死狱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篇谈狐的文章。文章大略为：有客问狐仙最怕什么，狐仙回答说：狐！客惶惑不解，问：“既是同类，何以畏之？”狐仙正色曰：“天下唯同类可畏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故事虽然荒诞，却寓意深刻。可惜，蔡邕出生的太早，没机会看到了。

谁是中国历史上最霸道的书画才子？

明朝是一个才子倍出的年代。凡才子，多高雅，其中也不乏思想叛逆的，风流成性的，言辞狂妄的，行为怪异的，但像董其昌那样倚财仗势、横行乡里、野蛮霸道、卑鄙下流，最终激起民变、家财被抄的人，却极其罕见。董其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霸道的书画才子。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著名书画家，松江画派鼻祖。他的作品，在明清时期风靡数百年，康熙、乾隆均以他的字画为宗法。即使在当代，其作品仍是书画界研究、收藏、展览、拍卖的重头戏，价格也一路飚升。然而，这份辉煌，这种火爆，并不能掩盖他当年丑恶的人品和霸道的行径。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举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等职，期间还曾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即明光宗）的讲官。在“执政为民”方面，董其昌一无作为，二无建树，但他却利用“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通过为他人作书作画、鉴赏文物等渠道，攫取了相当可观的“润笔费”和“鉴定费”，私人财富陡增。

董其昌生性好色，尤其是在有了地位，有了名气，有了银子，有了势力后，变得更加骄奢淫逸。他不但娶有多房妻妾，而且还热衷于习练房中术，甚至奸淫童女以采阴补阳。即使年过花甲、儿孙满堂，董其昌对美色的贪婪，对民众的欺压，却与日俱增。其种种丑恶行径，早已引起当地士绅和百姓的强烈不满。

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赋闲在家的董其昌因为强抢民女绿英，纳为小妾，再度引起松江民众公愤。消息传开后，说书界便出现了以此事为蓝本的《黑白传》，并广为流传。《黑白传》第一回即“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民众这种嘲讽讥笑，矛头显然直指号思白，且面黑的董其昌本人。董其昌因此恼羞成怒。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董其昌从说书人钱二口中，得知《黑白传》出自松江生员范昶之手，于是命家奴将范昶掠至董宅，并私设公堂，亲自审问。范昶不承认，董其昌便派人对范昶百般凌辱，还强迫其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范昶遭此奇耻大辱，回家后不满十天，便含恨暴死。

范昶死后，其母冯氏带着儿媳龚氏及三名女仆着孝服，哭闹着前去董宅讨个说法。董其昌知道后，先指使家奴砸毁她们乘坐的轿子，后将她们带入家中闭门毒打。冯氏被推倒在沟壑之中，龚氏的衣服被尽数撕破，几个随从女仆则被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接着，董其昌命人打开大门，让围观百姓观赏她们惨遭凌辱后的情形。

董其昌的暴行，使松江百姓义愤填膺。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布满了控诉董其昌“兽宦”、“枭孽”的揭贴文告。当地妇女、儿童间流传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地客商，也加入到揭发批判董其昌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妓院和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传阅。董其昌的恶行，简直到了“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接受诉状的官员，既碍于董其昌的声名和权势，又害怕众怒难犯，只好下令拘捕董其昌家奴陈明。官府这种丢卒保车、避重就轻的作为，显然不能平息民愤。于是，情绪激愤的民众上房揭瓦，将董其昌家中的珍奇玩货、金玉珠宝席卷一空，随后将董家数百间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这就是大快人心的“民抄董宦事件”。

当时，董其昌被吓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崇祯九年（1636），董其昌病逝，谥号“文敏”。在书画成就上，董其昌才溢文敏，当属海内文宗；在品格操守上，董其昌下流霸道，堪为一代恶棍。这位臭名昭著的书画才子，生前能多次被起用，死后能得到如此美谥，反映了明朝末年上层社会的荒唐和昏庸。

第三章　盘点历史

康熙年间发生的十起“朱三太子案”

扯起故国旗号，拥立亡皇后裔，起兵对抗朝廷，是不少野心家在王朝鼎革之际所常用的一种手段。康熙年间发生的伪“朱三太子案”，就是一个极为突出的典型。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只记述了杨起隆假冒“朱三太子”谋反，而康熙年间历史上真实的“朱三太子”案件却有十起之多。

杨起隆起事，是康熙年间以“朱三太子”为号召影响较大的一次。杨起隆，虽为无业游民，但为人果敢，有谋略。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杨起隆借机在京城率众举事，起义失败后，杨起隆逃脱。之后，清廷多次搜捕、缉拿在逃的杨起隆，一无所获。

康熙十六年（1677），福建永春县人蔡寅，号“白头贼”，自称“朱三太子”，凭借巫术惑众，带兵数万，与台湾的郑经相互勾结，攻打漳州，后被海澄公黄芳世歼灭于天宝山；同年六月，河南柘城也有人自称明“朱三太子”，率众起事，也遭到了清廷的镇压。

康熙十八年（1678），陕西汉中、兴安一带有人自称“朱三太子”起兵抗清，后被抚远大将军图海击败逮捕。此人自称杨起隆，经杨起隆家人及其同伙辨认，得知此人曾是杨起隆部下，知道事情原由，因此借“朱三太子”之名谋划造反。康熙十九年（1690），假杨起隆被押往北京处死。

杨起隆本人虽然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但“朱三太子”的名号却作为一种有力的号召，更为许多起事者所借用。康熙三十八年（1798），江南金和尚拥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为“朱三太子”，聚众太湖，密谋在康熙南巡时将其劫持，关键时刻由于发炮不鸣，最后双双被捕伏诛。

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一月，江苏太仓州与浙江四明山几乎同时暴动，且首领都以“朱三太子”为号召，因此引起了康熙的特别重视。他一边亲自批阅奏折，部署追捕方案；一边派人乔装打扮，细访贼人老巢；并特别强调一定要立即缉捕所有涉案人员，与现获贼犯一并审结。

对康熙来说，“朱三太子”本人并不可怕，但“朱三太子”这面大旗的感召力却不可轻视。所以，每次爆发以“朱三太子”为名号的起义，都会让康熙感觉犹如芒刺在背；而每次只抓到伪“朱三太子”，却让康熙大失所望、寝食难安。那么，真正的朱三太子究竟身在何方？

崇祯共生七子，其中二、六、七子早殇，只剩下长子朱慈烺、三子朱慈炯、四子朱慈炤、五子朱慈焕。明亡后，朱慈烺、朱慈炯、朱慈炤三人流落民间，不知所终，但据后来朱慈焕被捕后交代，三个皇兄均被清廷捕杀。朱慈焕因与四哥朱慈炤同岁，所以人们习惯把他称作“朱三太子”。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朱慈焕被迫离开宫廷，到处颠簸流离，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来，朱慈焕改名王士元，入赘浙江余姚胡家，生有六儿三女，但是，他担心被别人利用，害怕成为反清的一块招牌，所以不敢在余姚常住，而是长期在四明山一带辗转，以教书糊口。

四明山“朱三太子”案，让朱慈焕甚感恐慌。于是，他带着老婆孩子躲到了宁波。慈溪县的叶氏兄弟，便携朱慈焕的四子朱壬“欲图为匪”，后因事机暴露作罢。后来，朱慈焕又化名何诚躲避到镇海县。房东张月怀借机以“朱三太子”的名义，秘密开展反清活动，朱慈焕因此惶恐不安。

康熙四十五年间，朱慈焕先后逃往湖州长兴县和山东汶上县避难。康熙四十七年（1708）四月，朱慈焕在汶上县被清廷抓获，后经九卿科道会审，几个已经投降清廷的明朝老太监辨认后也均称“不认识”。于是，清廷判定朱慈焕为“假冒”，将其凌迟处死，几个儿子全部被斩。

几十年来，朱慈焕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并没有真正从事过“反清复明”。但作为一种号召，“朱三太子”的名号对清政府确实构成了威胁，所以朱慈焕含冤背上了“莫须有”的谋反罪名。《明史》中说朱慈焕五岁病逝，不过是给朱慈焕硬加上了一个以“朱三太子”为名蛊惑人心的罪名。

朱慈焕死了，“朱三太子”案似乎应该尘埃落定了。但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义，仍然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可见，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朱三太子”已经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从康熙十二年到康熙六十年，全国共发生了十起“朱三太子”案件。《康熙王朝》把“朱三太子”锁定在杨起隆一人身上，与史实不符。

中国对侵华俄军的第一次军事大捷

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十一日，清军在松花江畔对侵华俄军打响了一场激烈的自卫反击战。交火中，二百七十名俄军被击毙或俘虏，其头目斯捷潘诺夫在逃窜中被清军炮火击中身亡。这是沙俄开始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十五年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由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组成的三江流域，早在唐朝中期就已经融入中华版图。从唐玄宗在松花江上游设置忽汗州，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东岸设置勃利州、黑水都督府，到明成祖朱棣在黑龙江下游设置奴尔干都司，历代帝王均把这片领土视为军事重地。

明末清初，妄想称霸世界的沙皇俄国，在血腥吞并了广袤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了与之毗连的中国黑龙江地区。崇祯十七年、顺治七年、顺治八年、顺治九年，俄军无视中华主权，多次翻越外兴按岭闯入黑龙江流域，沿途烧杀抢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时，中国正值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清军急于入关，无暇顾及东北地区，造成了中国黑龙江边防的暂时空虚。顺治九年（1652），驻守宁古塔的清军将领海色曾发动“乌扎拉村之战”，打死打伤俄军八十多人。但由于海色的麻痹轻敌，致使清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退。

此次战役虽未获胜，却揭开了中国军队抗击侵华俄军的序幕。清政府定鼎中原、控制大局后，立即使出两个硬招，坚决肃清东北边患。其一，将当地居民内迁；其二，派正规部队作战。如此一来，俄军在缺衣断粮的情况下，面对训练有素的清军，逐步陷入了狼狈困境。

从顺治十年到顺治十五年，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五百名俄军，靠四处抢粮苟延残喘，靠库玛拉堡负隅顽抗。顺治十五年七月十一日，斯捷潘诺夫率手下沿松花江乘船来犯，清军将领沙尔瑚果断下令用战船拦住敌船，并用炮火将敌人驱赶上岸，沙俄匪徒陷入了清军包围。

战斗刚一开始，斯捷潘诺夫看到形势不妙，企图带领手下做垂死挣扎，但其手下早已被清军势在必得的声势吓得溃不成军，一百八十多名沙俄匪徒不顾头目的生死，临阵脱逃，抱头鼠窜。惊恐中的斯捷潘诺夫，中弹后葬身鱼腹，结束了一个沙俄侵略者罪恶可耻的一生。

顺治十七年，黑龙江流域的残余沙俄侵华势力被彻底肃清。中国军队对侵华俄军的这次军事大捷，粉碎了沙俄迅速征服黑龙江流域的迷梦，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痛击沙俄侵略者的正义凯歌，也为二十七年后雅克萨自卫反击战的再次胜利做了有力铺垫。

哪个小诸侯国存活了一千九百多年？

作为一个小诸侯国，薛国因为地域狭窄、名气不大，所以《诗经》中没有《薛风》系列，《史记》中也没有《薛世家》专栏，只有《左传》和《史记·孟尝君列传》对薛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然而，正是这个不太起眼的小国，其存活时间却远远超过了历代所有帝国和王朝。西周、东周合起来不过才八百年，西汉、东汉抱成团也只有四百余年，所以，这个中央政权下的小小封国，能够“传六十四世，国祚千九百年”（《滕县志·薛世家》），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据现存的有关史料记载：薛国的始祖是黄帝的二十五子之一——禺阳，因其封地为任（今河北任邱）而以任为姓。到了大禹时期，禺阳的十二世孙奚仲曾担任过“车服大夫”（掌管车的官），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到薛地（今山东滕州），建立任姓薛国。商朝时期，薛国曾因几次大的迁徙一度改名，但任姓血统却始终没变。周武王克商后，鉴于与任氏有亲缘关系，封任氏后裔畛为薛侯，复国于薛。从禺阳算起，薛国历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到周显王四十六年时灭亡，其存活时间超过一千九百年。

薛国国祚的延续，固然有历代君王的特别关照，但与那些同样地域狭小的诸侯国相比，邾、杞、滕、鄫等小国多次遭受其它大诸侯国的攻伐，而薛国却很少受到这种来自外部的侵略和干扰。分析个中原委，除了薛国与中央政权关系密切、地理位置相对优越外，也与历任国君一贯坚持固城池、重商贾、重农桑、轻赋税的治国举措，以及推行不扩张、不侵略、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国家虽小，但其威名远播。加强防御，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结善邻邦，历来都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和长久之计。

春秋中后期，薛国一改先前国策，从与晋文公结盟开始，此后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薛国不断出兵、出资、出物，为霸主争荣，为他国效力，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掘墓。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忽视了发展这个硬道理，抛弃了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薛国这种不自量力、不切实际、不留后路的错误路线，导致经济衰退，国力耗尽，民怨四起，敌国林立。战国中期，薛国在内忧外患下，被齐、魏两国趁机灭之。华夏一统，固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薛国一千九百多年的兴衰历程，却很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

崇祯皇帝为何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

死前被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被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崇祯上台后对魏忠贤的这一系列处置，在给当时黑暗政坛带来些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让他赢得了圣明之君的欢呼颂扬。然而，十七年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总要惊讶一番，沉思一番。惊讶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进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祯在国破人亡的慌乱绝望中，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贤的初衷，重新审视魏忠贤的价值和功绩，并出人意料地为其收集骸骨、修坟立碑。

明熹宗临死前曾专门叮嘱崇祯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后时刻对魏忠贤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固然掺杂着个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认识到了魏忠贤在处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决，尤其是在维护大局、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关键问题上，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深明大义和远见卓识。

凭心而论，魏忠贤为巩固个人权势，未免有党同伐异、残忍歹毒的罪恶一面，但从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延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还是心系国家、讲求原则的。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形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这层能力、这种魄力、这份功绩，还是应该被认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时候，海内难民揭竿四起、关外清兵虎视眈眈，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贤这样富有处理军国大事经验和把握动荡时局能力的“能人”来独挡一面，虽然无法扭转国势日衰、积重难返的败亡趋势，但也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坍塌崩溃。但崇祯为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愤，更是为了报仇雪恨和独掌大权，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势彻底肃清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

能够不动声色的一举铲除魏忠贤，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过分欣赏自己的才干，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却让他从自信变得自负，最后变得刚愎自用。魏忠贤死后，崇祯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但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那些擅长空谈、治国乏术的文人儒将能有什么作为？杨鹤对民风彪悍的起义军实行“招安”，袁崇焕与狼子野心的皇太极私下“和谈”，无不表现出东林党人的庸俗、懦弱、酸腐和无能。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的调整干部，十七年间他竟然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种让人噤若寒蝉、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国难当头，非常时期，个人恩怨和个人私欲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一放呢？毕竟，国祚永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时，也让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十七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康熙四十年，魏忠贤墓被康熙皇帝下令夷平，这是后话。

给五位皇帝当过皇太后的悲歌女性

给五位皇帝当过皇太后，这在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对于创造这一吉尼斯世界记录的王政君来说，她的身上融入着太多的机缘巧合。其一，汉元帝去世较早；其二，继任皇帝们皆短命；其三，有强大的家族势力支持她；其四，她自己长寿。因为四者兼备，所以才铸就了这位西汉传奇女性荣耀而又悲愤的一生。

说她荣耀，是因为她不仅给汉元帝当过皇后，给儿子汉成帝当过皇太后，而且还给后来继任的汉哀帝刘欣、汉平帝刘衎、孺子刘婴以及王莽当过太皇太后。这一连串的头衔，估计武则天、慈禧这类女强人也会眼红。说她悲愤，是因为她作为汉朝太后却保不住刘氏江山，眼睁睁地看着侄子王莽篡汉自立。这种原本可以避免的亡国悲剧，既让她悔恨终生，也让历代史学家们叹息不已。

王政君（公元前70—公元13），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书》上记载她母亲怀她时，曾梦见“月入其怀”；算命先生曾说她“吉相，命当大贵”；扬雄在为她作诔文时，也有“太阴之精，沙麓之灵”的赞誉。虽然这些说法包含了过多的虚构和夸张成分，但她能从一个小宦之女登上母仪天下的皇后宝座，足见幸运之神对她的强烈青睐。

作为一个历经七朝的资深女人，作为一个耳闻目睹宫廷权力之争的汉朝太后，王政君一直活得很矛盾，一直为情所困。当然，这种情，绝非花前月下的儿女之情，而是她看护刘氏子息的祖孙之情，和提携王莽集团的姑侄之情。作为汉朝的皇太后，她有责任让汉朝红旗不倒，让刘姓江山永不褪色；而作为王家的首脑人物，她也希望王氏家族能够迅速崛起，在台前幕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性软弱，无主见”的王政君大胆启用了以“谦恭”扬名的王莽。权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有着超乎想像的亲和力和诱惑力，更何况野心极度膨胀、对皇位觊觎已久的王莽。王莽要官，她封官；王莽要权，她放权。凭借高超的表演和绝伦的矫情，王莽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大司马成为安汉公，从宰衡成为摄皇帝，最后发展到他自己要做皇帝。王政君轻信王莽，养虎为患，最终吞下了自己一手酿成的亡汉苦果。

大势已去、风烛残年的王政君，不得不面对冷酷的现实。她虽然接受了“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但由此却陷入了深深的愤慨、悔恨和自责中。王莽索要传国玉玺时，她可以歇斯底里的骂人，但最后还是乖乖地交出；王莽下令改穿新莽服饰时，她可以抗旨继续穿汉朝的旧服饰，但还是需要王莽的银子支撑余生。这种苍白无力的怒骂和微不足道的抗争，对于王莽来说已无关痛痒，无伤大局，皇位已经坐稳，江山已经改姓，由她老人家去闹腾吧。

始建国五年（13年）二月，84岁高龄的王政君带着无尽的悲愤、哀怨和悔恨离开人世，同时带走的还有她当年临朝称制、俯视四海的巾帼气概，一任皇后、五任皇太后的无上荣耀，以及那首她亲自作词作曲、由王莽登台演唱的西汉王朝挽歌。王政君死后被安葬在汉元帝渭陵旁侧，不过，这两座陵冢之间，被王莽刻意挖了一条深沟长壑。生前愧对刘汉祖先，死后又与丈夫地下隔绝，这对于一直把自己当作汉朝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王政君来说，无疑是她一生中最凄惨的悲歌。

隋唐为何三番五次攻打高句丽？

乾封二年（667）十月，在辽东战场的军营中，一支唐军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迅速集结着，从他们整齐划一、严肃紧张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平日训练有素的善战之师。为首一人，须发苍白，体格强健，身披白色战袍，端坐膘壮战马之上，手持方天画戟，表情凝重，若有所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此刻正密切关注着高句丽军的动向。他就是唐朝第一猛将薛仁贵。

这已是薛仁贵身负皇命，第二次率领金戈铁马踏进辽东这片土地了。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那时的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以单枪匹马取敌将首级而一战成名。此刻，唐太宗已经带着生前未能平定高句丽的终身遗憾去了，而薛仁贵也由昔日的少年战士成为年迈将军。由于高句丽人的反复无常、恣意挑衅，这位年过五旬的老将军再次回到这片熟悉的战场上。

不久前的新城一战，唐军虽然取胜，但却遭到了高句丽军的夜袭，若不是他早就有思想和战略准备，关键时刻率军神兵天降，把处于劣势的局势瞬间扭转过来，并杀敌数百人，解救了新城之围，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眼下的金山战役，高句丽人会不会旧计重施，参与战斗的唐军会不会重蹈覆辙，这都让他多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未雨绸缪，绝对没有错。

高句丽军又杀过来了。不过，这次遭遇的不是小股军队的袭击，而是十万高句丽大军的伏击。唐军将领庞同善和他率领的部队，突遇强敌，措手不及，全面崩溃，落荒而逃。高句丽军见形势大好，在后面穷追猛打，企图逆转整个辽东战局。危机时刻，薛仁贵率本部兵马像一把尖刀冲杀出来，将敌人大军拦腰截断，敌军顿时大乱。经过一番奋力厮杀斩敌首五万人，大败高句丽军，挽回了溃败的局势。唐军乘胜攻占南苏、木底、苍岩三城，最终赢得了金山之战的巨大胜利。

金山之战，可以说是唐初用兵辽东中罕见的大规模遭遇战，是平定高句丽四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此战基本消灭了高句丽精锐部队，为唐军彻底平定高句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高宗听到获胜的捷报后，亲笔写诏书慰劳薛仁贵：“金山大阵，凶党实繁。卿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敌，诸军贾勇，致斯克捷。宜善建功业，全此令名也。”“宜将剩勇追穷寇”，薛仁贵并没有陶醉在香浓的庆功酒和将士的欢呼声中，而是选择了继续进发，彻底平定高句丽。十一月底的辽东地区，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四处白雪，万里冰封，薛仁贵命令全体将士身穿具有“保护色”的白衣，迅速出兵扶余（今吉林四平），仅用了十四个小时，就斩杀俘虏敌人万余，剩余敌军四散溃逃，据考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利用保护色的战役。乾封三年，素以坚固著称的扶余城被薛仁贵的两千人马攻下，其他四十余座城池相继向薛仁贵投降。

薛仁贵的大军一路急行，兵不血刃地抵达平壤城下，与行军大总管李绩等诸路大军会师，并攻破平壤。薛仁贵亲自接受高句丽国王投降，史载，高句丽国王高藏在向薛仁贵投降签字的时候，连抬头看薛仁贵的勇气都没有。自此，自西汉王朝后期即立国于我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唐王朝将高句丽活动地域纳入了直接管理的统治体系，高句丽正式成为中华版图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这种一统天下的硕果，也让薛仁贵老泪纵横，如释重负。因为平定高句丽，是隋唐四代帝王的梦想，如今终于在唐高宗这一代，在薛仁贵手里得到了实现。

自高句丽建国后，就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文化、贸易往来。北魏时期，高句丽曾“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齐皇帝封高句丽统治者高汤为高丽王，高句丽将“句”字去掉，自称“高丽”（仍是高句丽，不同于三韩人王建于918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仍封其为高丽王。作为藩属国，高汤在开皇初年不断遣使入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靺鞨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靺鞨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其实，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并不是因为看到高句丽的逐渐强盛和对隋朝的日后遗患，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好大喜功。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时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就道出了他三次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因为出兵高句丽，隋炀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国家，最后穷途末路，死于非命。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竟然出于偶然，难怪《隋书》会这样评价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

如果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完全是出于小孩子脾气的“无厘头”行为，那么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不遗余力地攻打高句丽又是为何呢？不愿意让高句丽做大做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原来，隋军撤退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京观”，供其国人观赏。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631）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

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人自扶余城西南行至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以资防御”。此时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其间，高句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太宗没有插手，仍然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隐忍勃发，是唐太宗的一大优点。向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此刻，唐太宗需要的是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贞观十七年，高句丽联合百济攻取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危在旦夕，向唐朝请求援助。此时的唐朝，经过十余年的“贞观之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彻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残虐其民”、“侵暴邻国”、“违我诏令”为由，凭借“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的话语，说服了众人，于是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己率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八里镇营城子村）碰到了极善守城的高句丽人的顽强阻击。因为急于求成、用兵仓促，结果唐军遭遇失败。而薛仁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的。兵败后，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带着遗憾离世后，唐高宗继承了父亲遗志，任用文韬武略、成熟稳健的薛仁贵等将领，历经新城、金山、扶余、平壤四大战役，终于将高句丽消灭，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自此，这场历经两朝四代、历时七十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的平定高句丽战争宣告结束。

唐王朝统一高句丽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又对高句丽人采取了内迁的政策。先后被迁徙到内地的高句丽人有近一半或三分之一强，约有23万—28万人，广泛分布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市。在唐王朝内迁高句丽人的同时，新罗也趁机掳掠和接纳了部分高句丽人，加上之后它采取积极向北扩张的政策，占据了部分高句丽政权的领土，约有不到十万（不到高句丽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高句丽人加入到了今天朝鲜族先民建立的新罗政权中，成为今朝鲜族的先民，而其余高句丽人则散入靺鞨突厥等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约八分之七的高句丽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连老婆儿子都保不住的玩家皇帝

把皇位传给弟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他死前膝下无子。没有子嗣，不代表他没生过儿子，而是三个儿子全部夭亡，没能活下来；没有子嗣，也不代表他不能再生，而是怀孕的后妃接连遭到迫害，儿子没机会出生。作为一个皇帝，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明熹宗朱由校连自己的老婆和儿子都不能庇护，世所罕见，史所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明熹宗是作为一个“玩家”皇帝出现的。虽为一国之君，但他不理朝政、不问国事，整日里不是醉心于木匠工艺，就是消磨于斗鸡走狗，大字不识几个的他索性把国家大事一股脑的丢给了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又和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个从中周旋、掩护，一个忙于操刀、屠杀，把宫廷内外搞得乌烟瘴气，惨案频发。

如果说魏忠贤的毒流主要肆虐于外廷，异己分子多半遭受其残害的话；那么客氏的险恶则主要集中于宫中，凡是不肯依附的人，上至皇后、贵妃，下至宫嫔、宫女，都难逃其毒手。他们因为张皇后不屈服，便多次处心积虑地造谣中伤，一会儿说她是囚犯的女儿，一会儿说她是别人的野种，一会儿说她联合国丈谋反，欲废黜皇后而后快。几番毒计不成，便派宫女去侍侯、按摩时暗中使坏，造成皇后肚子里的男胎流产，同时导致明熹宗彻底绝后。

对堂堂国母敢如此放肆、歹毒，对其他妃嫔的迫害更甚。裕妃张氏因为超过预产期没有生产，被他们说成得罪了神灵，最后被活活饿死；冯贵人因为反对魏忠贤在内廷练兵，被他们安上诽谤的罪名，最后假传圣旨将其赐死；李成妃因为曾在皇帝面前为冯贵人叫屈，也差点被他们活活饿死，最后被打发到熹宗看不见的地方充任宫女；胡贵妃因为一直不买他们的账，他们利用皇帝外出祭天的空当，擅自将其处死……

天启七年间，“客魏”究竟残害过多少后妃，究竟制造过几次血案，现在已无法知晓。但据《明史》记载，客氏秘密调查被皇帝宠幸过的宫女妃子，尤其发现已怀孕者，均实施加害，“或断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几乎导致所有怀孕的妃嫔流产，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几个侥幸出生的皇子，要么惊吓而死，要么中毒身亡，要么早早夭折，竟然没有一个能健康的活下来。几个皇子的非正常死亡，不能说与“客魏”没有一点关系。

客氏之所以敢在后宫大耍淫威，完全是靠着她奶过皇帝的“功劳”，靠着明熹宗对她在生活上、情感上的那种近乎畸形的依恋和眷顾；她之所以能对后妃进行迫害，是因为皇帝对自己的老婆们缺乏感情，过于冷淡，而她在宫中的地位却远远凌驾于众妃之上；她之所以要对后妃下毒手，既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出于心理的变态、出于对自身地位的巩固、出于将来被冷落的恐惧，也是企图通过控制内廷，进一步染指政治。这一点，从她秘密收养八名怀孕的宫女，欲学吕不韦之事的特大阴谋上，也可以证实。

自己的江山自己不去指点，自己的老婆自己不去疼爱，自己的儿子自己不去呵护，任由“客魏”去恶搞、去迫害、去屠杀，并完全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被他们的阳奉阴违所蒙蔽，这位玩了一辈子的“玩家”皇帝，最后玩得大明帝国濒临崩溃，玩得三宫六院所剩无几，玩得至高皇位后继无人。更可怜的是，明熹宗至死也不清楚造成他断子绝孙的人，竟然是他认为最亲近、最崇信的那对奸臣贼妇。如此麻木、无情、糊涂的皇帝，能把老婆儿子保得住，那才是怪事一桩。真不知道明熹宗在把皇位传给弟弟，把朱由检说成“尧舜之君”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酸溜溜的滋味。

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第一人

电视剧《走西口》在重现晋商艰险打拼的同时，也记述了中共创建之初的曲折历程。在那样一个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历史时期，中共能够在夹缝中顽强生存，在逆境中茁壮成长，除了党的目标宏伟远大、宗旨深入人心外，还在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有力传播。剧中，窦华和田青就是通过《宣言》，才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才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支援革命、投身革命的道路。《宣言》最初以英文版问世，后来以英、法、德、意等多种外文发行于欧洲。“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各大报社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宣言》的有关内容。当时，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宣言》译成中文，但都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翻译得也不够准确，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那么，是谁最早把外文版的《宣言》全文翻译成中文的呢？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陈望道同志。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广泛阅读了不少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陈望道回国后任教于浙江一师。1920年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积极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酝酿成立中，迫切需要一位既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具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的人从事《宣言》翻译工作。于是，《民国日报》的主笔邵力子举荐了功底不凡的陈望道。

以哪种版本的《宣言》作为蓝本从事翻译，这是个问题。为了让中文版《宣言》更精确、更完整、更接近原著，陈独秀专门找到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宣言》，供陈望道对照翻译。与此同时，戴季陶也向陈望道提供了一册日文版《宣言》，供其借鉴。为了确保翻译工作的顺利、快速进行，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作，于4月份将《宣言》译成中文。《宣言》的翻译和出版，教育了中国最早期的一代共产主义者，对中共建党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中共“一大”后，陈望道出任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不久因为种种原因提出辞呈并退出共产党，这成为他革命一生中极不光彩的经历。尽管如此，但陈望道对党交办的任务还是尽力而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此后，陈望道长期任教于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用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1952年，陈望道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1957年，陈望道重新回到共产党怀抱。1977年10月，陈望道在上海逝世，享年86岁。“传播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扬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这是苏步青先生对陈望道一生的精准概括和高度评价。1980年1月23日，陈望道骨灰盒被覆盖以党旗。人的一生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为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一次自相残杀

明朝嘉靖二年（1523）五月，在浙江宁波市舶司衙门的嘉宾堂，来自日本的两个使团为了分辨真伪、争夺席位，上演了一场相互争斗、相互厮杀的流血事件。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次日本人自相残杀的野蛮火并呢？这还要从明朝的对外政策和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起。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为防止倭寇滋事，实行“禁海”政策。对内，严禁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对外，推行朝贡贸易的怀柔政策，力图树立泱泱天朝的形象。外国使团以进贡的名义，可以搭载一定数量的货物进行贸易。明政府在接收货物的同时，一般都会赐给外国使团数倍于货物的物品或金银。这种“厚往薄来”的不等价贸易，对于周边小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从而促成了明代朝贡贸易的繁荣。

明成祖时期，足利幕府控制了日本政权，迫切希望得到充足的物质支持，开始入明朝贡。之后，日本一直把朝贡视为营利之机，甚至把国内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这上面。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为了规范朝贡，明政府对日本朝贡的时间、地点、人数、船只和货物数量都做了严格要求，同时还颁发了贸易“勘合”，相当于现在的许可证。日本使团到宁波后，明政府检验“勘合”无误后，才会接纳货物，并给予应有的待遇。

明英宗复辟后为何非要杀于谦？

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朱瞻基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明朝第六代皇帝。即位时有三杨辅佐（杨士奇、杨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社会尚算安定。自正统七年（1442），王振掌权后，政治开始腐败，塞外的瓦剌不断抢掠。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由于用兵不当，导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之后，北京的明众臣为稳定人心，以于谦为首的大臣们，主张立明英宗的亲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史称明代宗。此后，大明和瓦剌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如果不是于谦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的厉声高呼，留守北京的大臣们就会犯逃跑主义，大明帝国就会轻松的丢掉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于谦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义言辞，狼子野心的也先就会继续以朱祁镇为要挟，明英宗就不可能有再登皇位的人生转折。然而，明英宗成功复辟后的当天，就迫不及待的把于谦关进了死牢，五天后“弃市”。

每次读《明史》读到这里的时候，笔者在为于谦身遭惨死扼腕叹息、悲愤落泪的同时，也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论清廉，于谦自奉俭朴，两袖清风；论能力，于谦胆识非凡，处乱不惊；论人格，于谦心系国家，义薄云天；论操守，于谦安于淡泊，刚正不阿。于谦对大明帝国有再造之功，再说明英宗能够重返大明，也全靠于谦与也先的智勇周旋，这一点明英宗比谁都清楚。但他还是一边说着“于谦实有功”，一边下达了死刑命令。那么，明英宗为何非要置于谦于死地呢？

通过“夺门之变”复辟的明英宗，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为自己的君统“正名”。为此，明英宗废除了景泰帝名号，改元“天顺”。天者，天命所归；顺者，顺应民心。年号虽然改了，景泰帝也已经废了，而对当初危难时刻拥立景泰帝上台的主谋于谦如果不加以惩治，显然还不足以证明其复辟之君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复辟是“天命所归”和“民心所向”。所以，当徐有贞提醒他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后，为处置于谦犹豫再三的明英宗终于下定决心，杀掉于谦，抄没家产，家人充军。

失去过，才会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明英宗从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变成一个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继而成为一个被景泰帝幽禁长达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最后梦一般的再次坐上皇帝宝座，期间的辛酸、悔恨、羞辱、磨难，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像的。所以，他对失而复得的皇位愈发珍爱。杀掉于谦，不过是他树立权威、挽回颜面的无奈之举。然而，于谦毕竟是无懈可击的，找不到罪名，这让明英宗很头疼，于是宋高宗冤枉岳飞谋反的伎俩又派上了用场。不过，岳飞的罪名是三个字“莫须有”，而于谦的罪名是两个字“意欲”。

于谦被杀，“天下冤之”，京城百姓无不为之落泪，就连皇宫内的孙太后也为之感叹。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对于明英宗来说，皇权永远是第一位的。明英宗死后，他的儿子明宪宗即位，于谦的冤案很快得以昭雪。明宪宗在赐给于谦的祭文中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祭文中，明宪宗把于谦的死完全归因于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迫害，多半是为明英宗开脱。不过，明宪宗即位后能立即为于谦平反，也多半是受了明英宗的特别叮嘱。人做错了事情，总会内疚不安的，皇帝也不例外。

堂堂大清国母为何“自断青丝”？

有的贵妃死后的葬礼比皇后还要风光，而有的皇后死后的葬礼比贵妃还要简单；有的皇后死了多年还让皇帝魂牵梦绕，而有的皇后临死之际却得不到皇帝一丝怜悯。乾隆皇帝的第二任皇后乌喇那拉氏就是这样一个死前遭遇冷落、死后饱受凄凉的女人。堂堂大清国母之所以遭遇如此不幸，仅仅是因为她在陪乾隆南巡途中剪掉了自己的头发。

据《清史稿·列传·后妃》记载：“（乾隆）三十年，从上南巡，至杭州，忤上旨，后剪发，上益不怿，令后先还京师。”在满洲风俗中，女子最忌讳的就是剪发。母仪天下的堂堂大清国母剪掉自己的头发，无疑是在带头败坏“国俗”，龙颜大怒。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乾隆派人打发她提前回京。两个月后，乾隆回朝后虽然没有公开废后，但还是将其打入冷宫。半年后，忧郁成疾的乌喇那拉氏含恨而终。

那么，是什么事情让乌喇那拉氏做出“自断青丝”的雷人举动呢？有人认为乾隆在南巡杭州期间经常微服私游、纵情声色，乌喇那拉氏苦谏无效反而倍受斥辱，一气之下自行剪发。《清鉴辑览》也持相同观点：“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为谏止，至于泪下。”乾隆是风流皇帝，南巡期间外出“放松”一下算不了什么，皇后不至于如此小心眼，如此大动肝火。笔者认为乌喇那拉氏自断青丝另有原因。

乌喇那拉氏虽然被册立为继皇后，得到过皇帝的宠爱，但她在乾隆心目中却远不如前皇后富察氏。其一，乌喇那拉氏所生皇嫡子永璂，一直没有像富察氏所生的永琏、永琮那样被乾隆秘密立为储君，这让她感到焦虑和不安。其二，乾隆心里一直怀念已经作古多年的富察氏，而乌喇那拉氏却相对冷淡，这让她感到伤心和失败。无论是作为皇后，还是作为女人，乌喇那拉氏一直不被乾隆所重视，造成她内心极不平衡。

而南巡途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情，终于激起乌喇那拉氏内心积压多年的怒火。十七年前，富察氏陪同乾隆东巡时，在济南一病不起，后死于德州。此后，乾隆每次途经济南时，总是避开这座“伤痕城市”，绕城而行。这一次，乾隆还专门为富察氏作诗：“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正是这首蕴涵对富察氏苦苦相思的抒情诗句，切实刺痛了乾隆身旁乌喇那拉氏那颗极其要强的心。接下来的“断发”，不过是乌喇那拉氏在情感绝望中一次歇斯底里的爆发。

因为“自断青丝”，乌喇那拉氏付出了沉重代价，并受到了乾隆的彻底冷落。身处冷宫期间，乾隆没有去看她一次；生命垂危之际，乾隆还在木兰游玩；置办丧葬之时，乾隆“命丧仪视皇贵妃”。乌喇那拉氏，这位堂堂大清国国母，这位在绝望中敢于抗争的女人，这位死后原本可以享受最高丧葬待遇的皇后，她的不幸遭遇再次验证了“伴君如伴虎”的千古名言。话又说回来，古代女子向来把“青丝”看作是自身情感的一种载体，一种寄托，也叫做“情丝”，更是“三千烦恼丝”。爱没有了，还留着头发做什么呢？

第四章　风云历史

“天高皇帝远”说的是哪个皇帝？

单纯从语法角度上来看，“天高皇帝远”和“民少相公多”是一组极其工整的对偶句。句中，“天”对“民”、“皇帝”对“相公”，丝毫不乱。其中，“民”是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穷苦百姓，“相公”是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的蔑称，两个词语对应的分别是两类群体；而“天”是对苍天的专称，所以按照对偶规则，“皇帝”也应该是专指某一个皇帝，而不是多个皇帝。

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杨讷，亲历元亡明兴的朝代更替，目睹农民起义的反抗怒潮，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朝至正八年（1348），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应该专指元顺帝。

元朝统一中国后，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次，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并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科举、打官司等诸多方面享受不同等次的待遇，导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加剧。到了元顺帝的时候，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将士堕落，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元顺帝曾以脱脱为相，以图刷新政治，帝国中兴，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由来已久，积重难返。

脱脱遭馋退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一味的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窘迫，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元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元顺帝宁可专心致志地学“行房中运气之术”，也不处理朝政；宁可别出心裁地设计船舶、制造宫漏，也不关心民计民生。1368年，朱元璋攻破通州后，直逼元大都。看到元朝大势已去，元顺帝索性逃回漠北老家。

在上都喘息期间，朱元璋派使者前去招降，元顺帝让使者给朱元璋带去了一首诗：“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在这首《答明主》中，元顺帝承认元朝气数已尽，但却婉转的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本来是自己走投无路、仓皇北顾，反倒被他说成皇恩浩荡、完璧归赵，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元顺帝的麻木不仁和荒唐可笑。

洪武二年六月，元顺帝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腾旗西北），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思宗”。朱元璋因其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背城一战，而是选择了逃窜漠北，是“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故称其为“顺帝”。曾经横扫中原、所向披靡的蒙古帝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声讨中土崩瓦解，沉寂为短命王朝；而这位名叫脱欢贴睦尔的乌哈图可汗，则在“天高皇帝远，不反待如何”的呐喊中狼狈逃窜，沦落为亡国之君。朱元璋把他称作“顺帝”，不能不说是对他的莫大嘲讽。

谁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由于他的出卖，恽代英被残忍杀害；由于他的告发，蔡和森被秘密枪杀；由于他的泄密，周恩来险些遭遇不测；由于他的叛变，党中央差点全军覆没。因为他叛变时掌握着中共大量高级机密，叛变后又穷凶极恶地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所以他被人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他，就是1931年在汉口被捕后旋即叛变的原中共党员顾顺章。

顾顺章（1904——1935），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原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小工头。“五卅运动”中因表现活跃，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担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顾顺章加入中央特委，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骨干。

在特科工作期间，顾顺章制裁了不少叛徒和特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成绩斐然。然而，他却利用工作的特殊性，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吃喝嫖赌，日渐腐化，严重败坏了中共形象。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不久，中央派他护送张国焘等人赴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顾顺章擅自在汉口停留下来，在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不料其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旋即被捕。特务在他身上除搜出中共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当即变节，他不但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中共机密，而且主动要求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出卖中共党组织和党员。打入中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此变后，抢先通知了中共特科，使顾顺章掌握的情报几乎全部失效。据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

为了再表忠诚，为了再次邀功，顾顺章在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恽代英。当时，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虽然身陷囹圄，但身份尚未暴露，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即将脱险，却由于顾顺章的指认而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不久，顾顺章又带领特务捕获中共早期另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致使蔡和森被押解到广州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

顾顺章在疯狂破坏中共组织，大肆搜捕中共党员的同时，还积极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献策，开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其授课内容后来还被整理编辑成一套特务训练教材，几乎成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必读书。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破坏，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通缉令，指出“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专门发布这种“通缉令”，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顾顺章投敌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即遭到中统的冷落。1934年，不甘寂寞的顾顺章企图组建一个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发展势力，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可他没想到，这恰恰犯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忌讳，并为他自己种下了杀身祸根。1934年5月，徐恩曾以召开中统高层会议为由，突然发难，指责他企图另立山头，并将其软禁。不久，顾顺章被正式拘押。此时，蒋介石觉得顾顺章已无利用价值，并对他的政治野心深有恶感，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

1935年6月，只活了31岁的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顾顺章究竟怎么死的？历来众说纷纭。据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事后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会“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顾穿了“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另据顾顺章的后妻张文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看来，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变节者，人恒弃之！杀人者，人恒杀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扑克牌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玩扑克牌，是人们在春节期间一种不可或缺的休闲方式。一副扑克牌在手，你可能会玩出很多种花样，玩出很多技巧，但在身心愉悦的同时，你知道扑克牌中蕴含着的历史文化吗？你知道牌面上四种不同的“花色”代表着什么意义呢？你知道标有K、Q、J的那十二个“脸谱”的原型是谁吗？待笔者一一解答。

扑克牌最早起源于中国的纸牌。相传早在楚汉战争时期，韩信为了缓解将士们的思乡之愁而发明，当时牌面只有树叶大小，所以又称“叶子戏”，据说这就是扑克牌的雏形。十二世纪时，马可波罗把这种纸牌游戏从中国带到了欧洲，随即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一开始，它只是贵族们的奢侈品，但因为它造价低廉，玩法多样，很容易学，所以很快就在民间流行起来。西方人在中国纸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历经胜牌、惠斯特牌、桥牌等几个阶段，最后演变为现在的扑克牌。

扑克牌作为西方纸牌的一种，其设计方案也包藏着无尽的学问。它是按历法设计的，在某种意义上，扑克可以说是历法的缩影。一副扑克中的52张是正牌，表示一年中有52个星期；两张是副牌，大王表示太阳，小王代表月亮。由于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度，所以又分别用黑桃、红桃、草花、方块四种花色表示。其中红色的红桃、方块表示白昼；黑色的黑桃、草花则代表黑夜。最早，扑克牌是用来作问卜的筮具。所以扑克牌的四种花色也分别被赋予不同的寓意。“黑桃”形似橄榄叶，寓意和平；“红桃”形似心脏，象征着智慧和爱情；“草花”源于三叶草，代表着幸福；“方块”形如钻石，它的含义是财富。

扑克牌中的“脸谱”有K、Q、J三种，分别代是国王、王后和卫兵。K是King的缩写，象征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国王。黑桃K上画的是《圣经》中的大卫王，他右手拿着一具竖琴，这是大卫王平日嗜爱音乐的缘故。红桃K上画的是法国的查理大帝，他左手执剑，右手按着长袍的镶边，这种镶边的华服便是当时的“御服”了。草花K上画的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右手捧着地球仪，象征着他欲统治世界的野心。方块K上的人物是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他举起一只手，这是古罗马帝国的举手礼，牌角上的大斧，便是象征罗马皇朝时代的统治力量。

Q虽是Queen的缩写，但她们却与K牌没有一点关系。黑桃Q上画的是希腊女神雅典娜，红桃Q上的人物是莱铁芙。草花Q上画的是出卖大力士参孙的情人抹大拉，出自《圣经·旧约》的故事，世间曾传说是法王亨利四世的皇后，其实不确。方块Q上画的是《圣经》上的雅各之妻子拉结。上述四张王后牌，只是法国制的扑克才有分别，而英国制一律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画像，而且全是拿着红白的玫瑰花的。

J是Jack的缩写，代表卫兵。你别以为他们都是男的，其中方块J上画的就是法国“圣女”贞德，因为她手执定剑，许多人误认为是贞德的同伴，那是错的。红桃J上的脸谱是是武士克陀的画像。黑桃J上画的查理大帝手下的骑士奥芝，手上原本持矛，现却印成方天棍。草花J上画的是年轻的连斯洛勋，他执的是箭，因为他的箭法从小出名。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扑克随着洋人进入中国。当时进口的扑克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日本扑克因价格便宜而畅销。1931年，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提倡国货，发展实业，上海人黄金生创办了“翠华卡片厂”，试制出中国第一批扑克——红狮牌扑克。此后，国产扑克牌在中国风靡了大半个世纪，如今已成为国人休闲娱乐的重要道具。我们在玩扑克牌的时候，不仅要玩出激情，玩出友谊，玩出花样，玩出水平，同时也应该了解一下扑克牌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这才是玩扑克牌的最高境界。

遭贬后不忘造福于民的唐代大文豪

在中国历史上，韩愈是以文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面孔出现的。文学方面，他倡导古文运动，开启一代文风；教育方面，他注重为师之道，终生诲人不倦；政治方面，他高举儒家思想，拥护中央集权。这些成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万人颂扬。而他遭贬时能够坚持以国为任、以民为本，在逆境中能够立足实际、为民造福的爱国之心和奉献精神，更让人对其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因为不愿眼睁睁看着皇帝沉溺佛教、误入歧途，因为一篇至情至理、铿锵有力的《论佛骨表》，唐宪宗一怒之下把刑部侍郎韩愈贬为刺史，并下令发配到八千里外的潮州。潮州，在汉、唐前被称为“南蛮之地”，多为官员贬谪之地。一副忠肝沥胆，换来的却是长途颠簸流离，加之随后全家被赶出京城、女儿病死在路上的连贯打击，让韩愈切身感受到什么是耻辱、忧伤和失望，这份失意一直到延续到此次辛酸苦旅的终点站。

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比他想像的还要荒凉，比他当时的心情还要糟糕。农耕方式原始、弊政陋习积厚、乡村学校不兴、鳄鱼危害严重、买卖人口成风、文化知识滞后，和北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比，潮州简直就是茹毛饮血、浑浑噩噩。这种可怜、可悲、可叹的愚昧落后的生活现状，切实刺痛了韩愈那颗向来拳拳为民之心。在韩愈看来，自己一个人所遭受的委屈、苦楚和磨难，与在潮州繁衍生息的百姓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不再消沉中虚度，就在逆境中振作。韩愈没有像其他被贬官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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