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修订增补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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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修订增补版）试读：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从20世纪至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就是由毛泽东开启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结束受尽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也是从毛泽东开始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民族、人民作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铭记在心。而对那些试图给毛泽东抹黑，甚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历史贡献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我们的回应只能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历史呈现出一个规律：每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下一步改革发展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出来鼓噪一番，企图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旗帜上拿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这种企图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不但不得人心，而且根本不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出路。相反，还会使中国发展误入歧途。

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巨大的。毛泽东以其一生的奋斗，包括牺牲了六位家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历史巨人、伟人与凡人、小人的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否定了毛泽东，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作出的杰出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永远彪炳史册。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少数人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各种“非毛化”的言论不绝于耳，各种造谣污蔑毛泽东的传言在流传，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抹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可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坐标来审视。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在这以前，列宁适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并且产生了金融寡头和产业托拉斯的时代，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解决了时代特征、主要矛盾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帝国主义国家四面包围之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变为活生生的实践。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殖民地、相互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觉醒，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时代变迁，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已不再必然地同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相联系，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列宁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形成了由他执笔的共产国际《民族和殖[1]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党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的阻碍。因而，毛泽东的探索过程，既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实践、独立自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也是从各种思想僵化和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但以其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运用、关键在于实践的思想。因为实践出真知。邓小平也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

二是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从1930年5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就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又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3]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4]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也要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5]真理的道路。”

上述新认知，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反复得到的，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辟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三个活的灵魂的奠基人。

第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的探索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成功解决了一个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是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的。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应该放在中心城市还是放在广大农村。毛泽东是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才走上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接着就遇到了中国革命扎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问题。这就发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把党的水准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准上，还是使其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意识从而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水平之上，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建党”的实质。这件事，是经过从红四军七大前后到九大最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才得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这一决议案的最主要的部分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此形成了建党纲领和建军纲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精心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决战时刻，毛泽东还总结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土地革命总路线，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绘制了完整的蓝图。

二是成功解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两大历史传统。一个传统是来自苏联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是采取“一举进入”的方式，对于工业是一举实现国有化，对于农业是一举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富农经济，普遍建立集体农庄。这种实践，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极大。另一个传统是来自中国自身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有可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的。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不流血的革命”的先例。封建王朝的更替，要么是通过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实现，要么是通过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等暴力方式来实现。近代以来，就连极其温和的戊戌变法，也不能不以谭嗣同等血染刑场的方式而告失败。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以最低限度地避免社会震荡、避免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实际上，这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结果是，这条道路最终走通了。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1月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6]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三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成功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失误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本质上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此之前，整个世界上的现代化道路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就其具体内容也是千差万别，但总起来说是同一种类型。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强大物质基础。但是，这条道路也有其严重的弊端，特别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直接满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生产也长期不得过关。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根本目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着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有一部分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毛泽东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7]多的资金”。他还特别强调，“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8]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遗憾的是，后来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思路来办，而是走了曲折艰难的道路。但是，就提出这一思想本身来说，已经是前无古人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创新上有三大突破。一是突破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框，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二是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的思想框框，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轻、重为序，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三是突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框，形成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独立自主地搞国防、独立自主地搞尖端技术、独立自主地搞外交、独立自主地进行道路探索的思想。

总之，毛泽东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第一人。

第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20世纪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之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做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和牺牲，也出现了站在时代前列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三位伟人。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然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由毛泽东继承下来，并且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事业，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巨大历史进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谱写了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失误。一个是发动“大跃进”犯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另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背离经济建设中心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动机是要更好更快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是要确保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是由于主观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事与愿违。彻底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康庄大道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他亲自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避免了中国重蹈苏联全盘否定自己历史的覆辙；另一方面，他又继续毛泽东开始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事业。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接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梦为全世界所瞩目。

第四，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解决了中华文明发展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问题，即既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要使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和传承。

自从1840年中国国门洞开，各种西方思潮接踵而至，中国传统思想武库又无法为中国变法图强或革命自强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苦苦寻找救国图存的思想。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一切救国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形势才为之一变。先是由“五四运动”给予封建腐朽文化以致命的打击，继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掀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新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浪潮。

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功之路，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获得了新生。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实现，孙中山同样未能实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们没有实现，只有毛泽东实现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9]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讲这番话的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千古命题。可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以其独具一格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将古老的诗词书法这种表现形式同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融合为一体，为世人树立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第五，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的许多探索，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激励着广大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解放之后走自主发展道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冲破美苏冷战格局的束缚和阻碍形成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身处于旧殖民体系解体、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世界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时代。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始终对亚非拉美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在新中国国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对亚非拉美的穷朋友们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使得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高举起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旗帜时，很快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找到了战略支持，并且在它们的积极支持下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不仅如此，中国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走出来，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件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有力地推动着当时围绕二百海里经济权和石油生产国的定价权开展的捍卫发展中国家经济权益的斗争，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斗争进一步发展为争取和捍卫经济发展权的斗争，促使整个世界朝着和平发展的方向进步。正是在这样孕育着深刻变动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从而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以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为支撑、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理论。这是毛泽东对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作的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尽管其中存在着某些历史的局限，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曾经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平等性的追求，不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奋斗目标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思潮中赢得独立、捍卫主权、争取平等的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起了极大的推动与示范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说毛泽东是为世界和平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伟大人物。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信誉。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里面实际上概括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件大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三件大事，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过20多年的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必将彪炳史册。

本书就循着上述这三件大事的历史顺序，集中探讨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注解：[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5页。[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4页。[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4页。[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96页。[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2页。[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1页。[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1页。[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534页。第一章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下的汗马功劳。从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20世纪初叶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存在上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实现的。为此，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探索了很长时间。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到毛泽东走上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航程，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才为之一变。

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的成功，打开了通向现代社会的大门。中国社会当时面临两大选择：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历史同样证明，毕其功于一役，一步进入社会主义，在中国同样行不通。要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须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另辟蹊径。这是经过反复探索才得到的结论。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1]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他选择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无力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未能把中国带向现代社会。这使他陷入了痛苦和矛盾之中。

孙中山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他在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触及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民主革命纲领同农民革命的关系，等等。孙中山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却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同时，他为克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种种矛盾，开始寻求实行含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政策来调解矛盾，这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只能走自己的新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在一段时间里，还搞不清社会主义革命同民主革命的关系，不知道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直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了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定，才在理论上、实践上解决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关系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从此进入了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历史性进步。和前人相比，它第一次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问题，确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并把反帝和反封建紧密地联系起来；它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要采取全新的方法，即发动和依靠群众的方法。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它初步分清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界限，但却分不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不懂得要创建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由此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

就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主观认识而言，大革命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照搬了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模式。当时以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和帮助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首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这时的争夺领导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向下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控制权，以及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权，确保工农运动免遭资产阶级镇压，而不是把资产阶级在工农运动高潮中吓得退出革命联盟。只有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性质开始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独立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这便是后来被称之为“二次革命论”的指导思想。这里面的关键，是不懂得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前人的经验出发，也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论断出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极强的阶级，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更是一个买办性和封建性很强的阶级，它们都不可能将中国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不但如此，它们还会在革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背叛这场革命而拔刀相向。这就是大革命最为沉痛也最为深刻的教训。毛泽东后来形成的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就是从深刻总结和吸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从认清中国两部分资产阶级的特性中产生的。

大革命的失败，不是民主革命的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探索的开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改变，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却有了很大改变。国民政府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联合政权，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在当时能够担负起这场革命的力量，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等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中国的现实阶级状况。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民主革命远未完成，革命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于这种独特的现象，谁也没有遇到过，也没有现成的书本论断可以遵循。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作两种解读。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那就会认为这时的革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至少也是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如果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就会得出混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界限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期的“左”倾盲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误判了革命的性质。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的解读，这就是中国还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是中共六大决议正确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在有了“左”倾盲动招致失败的教训后反思的结果。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2]命’也是不对的。”

在正确判断中国革命所处阶段及其性质以后，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全部。大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了革命统一战线，成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追随者，革命营垒里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广大乡村苦斗。但是，这是否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常态，还是说将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还有重新加入革命营垒的可能。这个问题，同样是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中共六大由于缺少这方面的实践，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中共“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现时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革命动力只是工农”，“民族资[3]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党仍然不可能有效地阻止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这是中共六大的一个历史局限。

毛泽东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与火的考验中冲杀出来的中国革命领袖，是在破解前无古人的难题、闯过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难关中诞生的中国革命领袖。历史呼唤和锤炼着伟大的人物，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应运而生。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抓住了不同的历史机遇，成功地闯过了五大关口。一是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二是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这一法宝；三是闯过国共二次合作关，形成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四是闯过思想建党、作风立党关，形成党的建设这一法宝；五是闯过夺取全国胜利关，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我们就循着这一轨迹，看看毛泽东是如何抓住机遇，闯过这一道道关口的。一 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问题。毛泽东抓住军阀割据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开辟出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也出现了一时的迷茫。大革命失败后，按照历史的惯性，我们党内的大多数人马上想到是要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样就从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中，有了两大认识上的进步。一是意识到中国革命靠国民党已经不行了，国民党已经从原来中国共产党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在大规模地屠杀共产党人。二是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全党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掌握独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国民党调转原来共同面对北洋军阀的枪口在杀共产党人，而且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共产党也绝不能坐以待毙。在这两点上，全党上下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作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决定。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需要走俄国十月革命从中心城市进行暴动的道路。

1927年8月1日，爆发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在于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创造人民军队的道路，但走的仍然是中心城市起义的道路，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且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依靠外援的倾向。当年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回忆说：“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4]合。”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在发言中不无痛惜地谈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5]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发言中提到的“新政治局”，就是这次会议选出来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以替代陈独秀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时，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影响其终生也影响中国革命的重大决定。“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瞿秋白之所以要毛泽东去上海，是因为他一向敬重毛泽东的胆识和才能。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时，瞿秋白专门为之作序，还将毛泽东和彭湃并称作“农民运动的王”。毛泽东深知瞿秋白的表示是对他的信任，但他要到农村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已定。会后，毛泽东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征程。“八七会议”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就是会议记录是由邓小平做的。由此才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如实地保存下来。当时，邓小平被迫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后，在中共中央机关担任秘书。主要工作是管理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做记录，参与起草文件。“实践出真知”，谁也不是算命先生。毛泽东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已定，但他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初，也没有意识到要自觉地到农村去创建像井冈山这样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湖南省委下的命令是要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会攻省会长沙，实际上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毛泽东是奉命去前方执行这个命令的。

9月9日，既是毛泽东这位伟人逝世的日子（1976年），也是这位伟人的伟大事业有了新起点的日子。这就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前后，他写了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很快就失败了。十天之后，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浏阳县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起义失败后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会上争论得很激烈，多数人认为要继续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先取浏阳，再攻长沙。经过一夜的讨论，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次转兵，奠定了毛泽东开辟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起点。这时，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已由5000余人锐减到1500余人。

从表面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了，但是由此开始了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国胜利的新探索，产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以中心城市暴动为起点，而是以农村作为长期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和中心，经过长期积累和力量对比由量到质的转变，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的伟大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能从失败中找到通向胜利的道路，他能从当前发生的具体事件中察觉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能将自己的认识转化为整个革命集体自觉的行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而在于他能够在事物的运动中意识到原来的路走不通，要走一条新路。当时全党同样都在实践之中，而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早地发现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找出新的出路。我们判断形势，碰到一种迷惘之后，同样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但是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不要以为一个事情一出现，我们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到将来会如何。我们的要求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力争比较早地作出科学的判断，作出正确的判断，把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到最小。这就是毛泽东给我们的启示。

只要我们走近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到进军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后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历史发展，并不是有一个主观的或者说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预先设定在那里，一切都遵此进行，似乎这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先验之道，历史的必然性也不是这样来体现的。历史的必然性，体现在一个个表面看来是偶发性的实践之中，体现在一个个表面看来是毫无关联的孤立事件之中。从毛泽东在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当中的浏阳、铜鼓脱险，到秋收起义部队没有如期会合而变成三路分头行动，再到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以及攻打萍乡失利，攻打醴陵克而复失，攻打浏阳陷入重围损失惨重，等等，这些事件常人遇到，肯定是要横下誓死一搏、拼死一战的决心。当时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起义都经历了如此惨烈的历程，只保留下一些弱小的革命火种。这种精神，令人仰止。这种抉择，无可厚非。但在毛泽东看来，一切都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推理出发，更不能仅凭一时冲动和勇敢精神。他首先想到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想到的是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山区退却，想到的是革命力量要在农村扎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进可攻、退可守。而这些基本点，恰恰是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反映。这些规律，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28年10月写成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得到初步的然而又是深刻的总结。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写这篇文章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统一参与领导井冈山斗争的党员干部思想。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把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能坚持下来这件事，放大到全国乃至世界来看待，也就是沿着由具体到抽象、由井冈山斗争的特殊到全国革命的一般再到世界革命的特殊这样的思想路径来展开的。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6]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八七会议”所提问题的继续，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等一系列起义所提问题的继续。

凡事都需要既问其所然，又问其所以然。当时，井冈山斗争已经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生存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功的经验。在“八七会议”以后举行的大大小小的各地起义中，也有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生存了下来，先后形成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等根据地。但是，如何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都未能给予理论和实践上的解决。由此，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本该是党中央来回答的，而毛泽东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向这一在当时最为紧迫也最为尖端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挑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具有胸怀党和中国革命全局、立足于实践最前沿、进行前瞻性理论思维能力的卓越才能。

毛泽东是怎样回答“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问题的呢？首先，他分析了“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同帝国主义间接统治、划分势力范围的关联，同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新旧军阀割据的关联，以及由这两种特殊现象导致的另一种现象的出现，即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当时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由此，毛泽东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7]发生和坚持下来。”他还指出：“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8]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在这种分析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分析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从各种表现之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若干联系，并透过这种联系找到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现象，亦即本质特征（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特征之一的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从而找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外部决定性因素。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革命因素。这里面同样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但又是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9]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10]造成红军的成分来。”这时，毛泽东又将视野从世界、全国移到了当年大革命时期的红色区域，将当年的红色区域同白色区域作了比较。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善于在偶发性事件中寻找反复出现的概率，并且善于从反复出现的现象中寻找规律，这是毛泽东的超常之处。

随后，毛泽东又把“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同全国革命形势联系起来考察。如果说前面两点分析侧重于解答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继续发展的话，那么，这时的分析更侧重于解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11]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这里，毛泽东不仅把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同全国革命形势相联系，而且把它同“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联系起来。文章是作者心境、心态的流露和写照，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志存高远、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不过35岁，正是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

读了这篇文章，怎么能够想象这是在穷乡僻壤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呢！但这就是事实！由此可以强烈地领悟到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全党同样都在实践，也有一批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分散在各地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短短一年之内，就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有如此深刻而理性认识的，唯有毛泽东！

当然，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正确而完备系统的认识更是如此。但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成为毛泽东开创形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起点，是客观事实。

这以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不断发展完备。写于1928年11月的《井冈山的斗争》，系统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写于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论述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论述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迟早会成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批驳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文章中特别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12]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时，毛泽东不但有了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而且有了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的初步经验。实践是理论总结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两年多的革命实践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进一步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而且明确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不处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而且中共中央依然还在上海大城市之中，毛泽东开辟和代表的这条道路后来还不断遭到质疑和非议，但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问世，已成为客观事实。不但蒋介石逐渐把围剿的重心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而且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也不得不把重心向中央苏区转移。这些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昭示着只有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才能把中国引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未来。

周恩来作为主要当事人和见证人曾经在1944年3月《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这样回顾这段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程：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13]展的。

就是这样，毛泽东将开辟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上升到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来认识，就是要利用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的矛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生存、求发展。这些小块的根据地不断扩展，最后汇成革命的洪流，就能够造就迎接革命高潮的中坚力量。二 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法宝

道路问题初步解决之后，历史又提出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

道路问题至关紧要，但并非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道路的中心问题，就当时来说，是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能否扩大、能否战胜周围敌人的反复“围剿”。这就取决于能否建设一支能打胜仗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新型人民军队。所以，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没有[14]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要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建立起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在这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只有旧式军队，士兵对官长、下级对上级实际上是封建依附关系，军队往往是军阀拥兵自重的资本和工具。它们的军饷和军费，一半来自各级政府，一半来自对人民的劫掠。大革命失败后，通过各地起义参加革命营垒的军队尽管已经脱离了反动阵营，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式军队的习惯势力，如不彻底改造，不但不能担负中国革命的重任，而且在关键时刻还会出现反水叛变的行为，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失。

毛泽东自带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在探索如何建立一支人民军队的问题。1927年9月底，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进行“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此奠定了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传统。随即，在宁冈县古城宣布革命军最早的行军[15]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正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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