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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3 18: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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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夫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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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建设

东方之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建设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策

●英国首相撒切尔表示,广东核电站的电要进入到香港市场,必须买英国的核电设备,而且还说:“多买多支持,少买少支持,不买不支持。”

●周恩来指示二机部有关领导说:“核工业部不应该只是爆炸部,要和平利用核能,搞核电站。”

●考虑到向香港供电的实际需求,审定小组最终决定:“将核电站的厂址确定在大亚湾大鹏半岛的大鹏湾畔麻岭角。”

粤港合资兴建核电站

1979年春天,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广东作为我国的南大门,率先开始进行改革的试点。作为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

在当时,广东每天要从香港进口电力l00万千瓦时,进口的电费高达8600万港元。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香港,电价也随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而上升了55%,为两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阻力。

为此,在研究如何解决电力紧张的问题时,广东电力局提出:

发展核电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那么,广东电力局领导为什么偏爱发展核电呢?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我国能源当时的状况是:水利资源的70%分布在西南地区,煤炭资源60%分布在华北地区,而且集中在内蒙、山西等地。

而人口集中、工业发达的华南、华东和东北地区,能源贮量只占16%,能源分布不均匀导致这些地区能源严重缺乏。

另外,建设一座1000万千瓦的核电站,每年可以少消耗约3000万吨煤,减少70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发展核电是大势所趋。

早在1951年12月20日,美国人的一个反应堆点亮了4个灯泡,此后,苏联也建成了世界第一个5000千瓦的核发电站。

截至1979年,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成了核电站,几百座核电站也投入了商业性运营。

当时,我国的“728”核电站工程也于不久之前立项,并在选址论证过程中。

中国是世界上6个老资格核大国之一。但是,我国和平利用核能时间比较短,核电站建设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等的核电站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成功,还有核电站事故的教训,这些都为我国发展核电站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针对这种情形,广东电力局会同中国核电集团,开始了谋求解决广东电力严峻形势的道路。

1979年10月,在广东省委大院,几辆轿车缓缓地停在办公大楼前。水电部核电局局长金实蘧、副局长邓致逵带着总工程师等一行,打开车门,步入门厅。

几天前,他们受水电部委派从北京赶到广州,和广东省协商兴建核电站事宜。

广东省电力局局长师兆祥、副局长陈岗热情接待,并将他们的来意向省领导作了汇报。

此前,金实蘧把副总工程师徐允骅、龚远达和综合处处长王秀澄请来商量,他们提出了一个“借钱买鸡,借鸡生蛋,卖蛋还钱”的方案,即借外国人的钱在广东建个核电站,再向香港卖电还钱。

这个方案得到了当时水电部王林、张彬副部长等的大力支持。水电部决定:

由核电局出面与广东省协商办核电站。

在会上,听完金实蘧的介绍,王全国说:“看来,大家是不谋而合呀!我在广东工作20多年了,我觉得,广东有个其他地区无法替代的优越条件,就是毗邻港澳,可以引进外资,向港澳市场出口电力,取得外汇再偿还贷款。”

王全国接着说:“最近,省委已研究同香港合作办核电站的意向,并派电力局陈岗副局长赴港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作试探性的接触,他们反映很积极。不足之处是,总感到势单力薄,现在好了,有中央部门的支持合作,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办成!”

就在这次会上,双方协商决定:以广东省为主,水电部核电局大力支持,开展广东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

为此,广东省电力局成立核电筹建处,调黄埔电厂总工程师沈健生任核电筹建处主任。接下来的任务是,尽快确定与香港合作的伙伴,研究未来的合作方式。

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曾于1974年邀请国际专业机构,研究在香港建设核电站的可行性,但香港并不具备发核电的条件。

在得知广东拟建核电站的消息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立即赶到广州,讨论粵港合作兴建核电站的问题,为解决两地能源问题促进了双方的合作。

广东省电力局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在广州就合作在广东建设核电站召开第一次会议。

广东省电力局核电站筹建处成立,可行性研究工作开始,不久,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

粤港双方各自聘请国际核电专家当顾问,经过一年时间编制的《广东省核电站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签字。

1981年5月27日,《广东省核电站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在北京科学大会堂会议室举行,国务院委托相关部委主持召开11个部委和专家会议,审查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来自国家计委、进出口委员会、能源委员水电部、核工业部、国防科工委等部委的负责人和5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

论证分成7个专题组进行。6个专题组的议题经过认真答辩顺利完成审定,只有经济组的论证针锋相对。

有人提出,建国以来,我国一直走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道路,应当自己建造核电站,为什么要花钱向国外买呢?

也有人提出,我们建好核电站后的大部分电力输往香港,而把核风险留给自己,这种做法很难理解。

还有人提出,建核电站所需的40亿美元外汇怎么还?能否还成?港方的我方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

还有人主张,应该先搞自主设计的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

论证会后,中央要求,广东核电站项目继续调查研究,补充材料后报国务院审查。

随后,广东省的代表团去北京跑了三四趟,但每次去都是一场大辩论。

与此同时,广东电力局和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在合营谈判之际,受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影响,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暂时出现一些不稳定现象。

而此前在核电站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中已达成的合营条件,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阻力。

在谈判过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表示,广东核电站的电要进入到香港市场,必须买英国的核电设备,而且还说:

多买多支持,少买少支持,不买不支持。

于是,我方的核电技术专家提出:

我们全套采用法国压水堆技术是无疑的,但可以考虑购买英国的火电站设备加以弥补。

英方不同意这个提议,而我方的核电专家也不赞成“英法核电技术混血”的做法。

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最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拍板决定:

核电站所需的常规汽轮机购买英国的设备,而主要的核岛设备由法国进口。

但为了减低引进风险,中方还决定:英国制造汽轮机的全过程,中国要派专家监督。

就这样,经历一番波折之后,粤港的合营谈判终于顺利进行。

1983年4月7日,国家计委批复广东核电站规划选厂联合报告。6月1日,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成立。7月15日,确定广东核电站厂址在大鹏半岛大亚湾侧的麻岭角。

同年8月18日,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登记注册。之后,历时两年复杂而艰巨的合营谈判开始了。核电站的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供应和工程服务三大合同,以及法、英出口信贷协议的谈判,也在艰难进行当中。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指示深圳要办好两件事:

建好深圳大学和大亚湾核电站。

12月30日,《广东核电合营合同》在深圳召开的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会议上获得通过。

1985年1月18日,由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建设、经营大亚湾核电站的合营合同在北京签署。邓小平会见了参加合营合同签字仪式的双方代表。

随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也在深圳揭牌。注册资本4亿美元,我方占75%股份,港方占25%,合营期为第二台机组投产后的20年。

1986年9月23日,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与法、英两国的三大合同和贷款协议正式签订,10月7日正式生效。

就这样,粤港合资兴建大亚湾核电站的序幕拉开了。

决定引进法国核技术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建设核电站的可行性报告。同时决定:

主要通过法国的技术转让,走压力堆的技术路线,百万千瓦级高起点,适度发展中国的核电事业。

其实,这短短的几行字,却包含了大亚湾核电站背后“全资引进”的许多故事。

要了解大亚湾核电站,就不得不提起秦山核电站。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两座核电站是先后开工的。而且,虽然它们建设方式大有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却互为因果。

它们建设方式在于:秦山核电站是我国“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第一座核电站,而大亚湾核电站又将是我国“合资引进”的第一座核电站。

所以说,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走的是一条与秦山核电站建设不同的路子。

说它们互为因果,就需要从我国的核电发展历程说起。

早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即前核工业部的有关领导说:

核工业部不应该只是爆炸部,要和平利用核能,搞核电站。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在听取上海市关于缺电的情况汇报后说:

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的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

因为周恩来知道,根据国外有关的权威资料表明,全世界石油的储藏量,按目前的消费水平来估算,大约30年就将用完。全世界煤炭的储藏量,按目前的消费水平来估算,大约一百年也将用完。

而且,大规模的烧煤发电,排放二氧化碳形成的酸雨和温室效应,也将会使地球的生态平衡失调,气候异常。所以,周恩来知道,我国不发展新型的清洁能源是不行的。

在会上,周恩来亲自制定了我国发展核电的原则:

安全、实用、经济、自力更生。

随后,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筹建了“728”工程设计院,即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728”,即周恩来首次提议我国搞核电站的日子。从那时起,我国核电建设事业正式拉开了序幕。

此后,因为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728”工程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976年后,我国核电建设事业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核电站的“心脏”,即核反应堆是选择“熔盐堆型技术”还是选择“压水堆型技术”,再就是我国的核电站技术是靠“自力更生”,还是靠“全资引进”,相关部门一直争论不休。

1977年,中法两国政府达成了一项水电技术方面合作的协议。在这个协议中,法国承诺提供贷款,与中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其中包括支援我国建设一座核电站。

随后,经国务院批准,从法国引进两套90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全套技术。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再一次引发了我国的核电站技术是靠“自力更生”,还是靠“全资引进”的争论。

反对“自力更生”的一方认为,纵观世界的核电技术的发展,我国再搞30万千瓦核电站的意义不大,应以国际先进技术为起点,没有必要一步一步地从头搞起。

他们还认为,发展核电从90万千瓦搞起,这样可以避免浪费,加快步伐,争取时间。不如用“728”工程的这笔资金来搞核燃料的浓缩加工和勘探。

因此,一机部有关人员于1978年8月正式提出:停建“728”工程。

支持“自力更生”的二机部则认为:“‘728’方案自1970年提出以后,我国有关部门在科研、设计、设备制造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国家批准的数亿科研经费,已花去了将近三分之一,岂有轻易下马之理?”“何况,在此之前,二机部为我国导弹核潜艇研制核动力陆上模拟堆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核动力反应堆的经验呢!”“更何况早在1974年3月,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我国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意见双方,一时间谁也无法说服谁。

1979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谷牧出面就建设核电站的有关事宜协调各方意见。

会议最后的表决是:一机部、水电部、国家建委主张“728”工程下马。而国防科委、二机部、国家计委坚持继续“自力更生”干下去。

因此,“自力更生”和“全资引进”事宜,都暂时搁置下来。

同年2月,邓小平批示道:

核电事宜由二机部抓总。

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这也算是中央的一个结论性的表态。

因此,二机部在接受授权后,便会同国防科委、机械委、化工部、中财委、国家科委、国家能委、上海市,再一次展开了我国“自力更生”建设核电站的事业。

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1980年10月20日写给张爱萍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说:

正确的核电引进政策不应该是全套进口,而应该在实现技术转让的前提下引进关键设备和特殊材料。

引进的主要目的不是引进电力生产能力,而是引进核电技术,最终建立自己的核电工业体系。

在这封信中,王淦昌还直截了当地说:

我认为这一重大工程依赖全资引进的决策是欠妥的。“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建设“728”原型堆核电站,对于掌握核电技术,培养自己的核电建设队伍,消化、吸收国外的核电技术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以王淦昌为代表的核科学家的观点。

国务院在汇总了各方意见后,于1981年11月,正式批准了“728”工程重新上马,并将“728”工程列为“六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

随后,全国各省市在贯彻执行国务院重新上马“728”工程的过程中,浙江、湖北、辽宁等省有关领导相继写报告给国务院,要求把核电站建在本省。

1982年11月2日,国家经委正式批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在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

自此,历时10年酝酿的我国自力更生建设核电站的战斗,就在我国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脚下打响了。

我国改革开放开始后,广东作为我国的南大门,率先开始进行改革的试点。就在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首先面临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薄的时候,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和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央决定,两条腿走路,两条战线并举,走引进和创新并举的道路。

前面已经说过,在大亚湾核电站立项之前,国际上的核电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因为按照通常规则,一个国家在进行核爆炸之后不超过10年就要建造核电站。

但我国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20多年才开始搞自己的核电站,在核电技术上和国际领先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面对差距怎么办?必须进行全面的学习,大胆的引进,从技术到管理到机制,从人家最先进的地方学起。

于是,中央敦促广东电力局重新与法国公司洽谈,“全资引进”核电事宜。后经艰苦谈判,“全资引进”核电事宜获得成功。

所以,不妨说,大亚湾核电站的立项建设,既是对之前“自力更生”和“全资引进”争论的一种折中,也不失为一种“学习、借鉴、仿效、创新”的立竿见影的办法。

终于,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建核电站的可行性报告,并决定“引进法国的成套技术”。

至此,大亚湾拉开了“借贷建设、售电还贷、合资经营”,建设我国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序幕。

中央决定选址大亚湾

核电站的选址过程,是一个十分慎重艰难的过程,将地址选在大亚湾,并不是因为她的美丽和神秘,而是因为它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

早在编制广东核电站可行性报告之时,核电站的选址工作就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核电站的厂址要求非常高,厂址深部必须没有断裂带通过,而且数公里范围内没有活动断裂,厂址100公里海域、50公里内陆,历史上没有发生过6级以上地震,厂址区600年来也没有发生6级地震的构造背景。

同时,广东核电站考虑到需要向香港输送电力,电站地址还必须邻近香港。因此,诸多条件的限制,使核电站的选址工作一开始就显得困难重重。

从1980年至1983年的整整4年时间,30多名专家每天只有4毛钱的补助,跋山涉水,从汕尾到湛江,走遍了广东的三大江和沿海地区。

在这期间,选址小组成员在深圳市、惠阳地区和惠东地区先后踏勘了深圳湾、大鹏湾、大亚湾一带的赤湾、小梅沙、溪冲、土洋、迭福、西冲、长咀角和湖头角等十几个点。

外地人怕蛇,于是广东人开路,拨草攀石,涉水过滩。这些南腔北调的人,最老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谷德震老教授,70多岁了,为了弄清一座名叫排牙山的地质结构,他坚持同大家一起攀上那危崖耸立700多米高的山,一块一块石头地抠,细细观察,直到数据取足才下山。

经过初步分析,选择了深圳市的土洋、西冲和惠东县的湖头角三个厂址进行进一步的选址工作。

后由于西冲厂址的地质构造条件较差,故又在深圳市补选了东山厂址,放弃了西冲厂址。

随后,选址小组成员对上述三个厂址开展了地震地质勘探和气象、水文、环境调查等工作,并对各项指标进行了技术条件和经济效果的分析比较。

首先,湖头角厂址由于大埔一海丰断裂在厂址附近通过,厂区内某些小断裂又与主干断裂很近,所以区域地质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其次,土洋厂址和东山厂址的区域地质相对比较稳定,工程地质也满足要求,电站正常和事故情况下,放射性排放对广东和香港居民的影响均为安全,其它方面也能满足核电站的要求,作为核电站厂址都是可行的。

从技术条件和经济效果分析,土洋厂址较好于东山厂址。但是土洋厂址也有其不利的因素:

深圳市葵冲工业区和盐田旅游区的规划发展与电站相互间有干扰,现在葵冲印染厂已在基建,水泥厂、深水码头等正在规划。

放射性排放对香港居民的影响是安全的,但是香港居民对核电站太近香港而不放心。可能会制造舆论,产生社会压力对双方合资经营此电站有所不利。

东山厂址位于大亚湾湾内,与深圳市规划、与香港的干扰少。但是与当地发展和国家规划也有矛盾之处。

基于上洋和东山两个厂址都可行,前者技术条件和经济性略好些,后者与深圳市规划、香港的干扰少些,但与国家规划也有矛盾,各有利弊。所以,最后选择了土洋和东山两个候选厂址。

中国核电集团认为,东山厂址离深圳和香港较远,具有高山隔离的有利条件,认为是两者中较理想者。

就这样,选址小组先后勘察、评价和提出了30多选址方案,最后,会同全国l7个单位的48位专家和工程师审定。同时,考虑到向香港供电的实际需求,审定小组最终决定:

将核电站的厂址确定在大亚湾大鹏半岛的大鹏湾畔麻岭角。

这里距香港52.5公里,距深圳45公里。即使发生7级地震,核电站也不会受到影响,安全问题有足够保障,又毗邻香港,是核电站厂址的首选。

至此,选址工作尘埃落定。

二、开工建设

●1985年6月19日,李鹏再次视察核电站工地,并题诗:“白山黑水好儿男,千里迢迢到南园,大亚湾畔兴核电,百年大计把好关。”

●法方第四任总经理雷维尔言辞恳切地说:“如果再搞另一工程时,不让我们两家合作将是一个损失。”

●杨受裕号召说:“我们的口号是:全体总动员,大战80天!完成主框架,立功作贡献!”

吉林公司搞移山填海

1984年4月2日,一声惊天动地的开山炮,震醒了沉睡千年的大亚湾,随着隆隆的推土机吼叫声,土石方开挖正式动工。

放响这第一炮的,便是从5家投标公司激烈竞争中,一举夺魁的吉林冶金建设公司。

早在1979年,风闻广东省准备兴建一座核电站的计划立项后,国内奔赴广东深圳投标的各公司之间迅速掀起一股旋风,吉林冶金矿山公司自然也不甘落后。

当时,参与角逐的吉林冶金建设公司,还面临着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国内诸多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的竞争。

竞争是激烈的。吉林冶金建设公司在吉林省国际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以方案先进、报价合理,一举中标。

大亚湾核电站第一期土建工程,就是名副其实的移山填海任务。该工程需将一座67米标高的麻岭角,和另一座38米标高的山,削平为6米标高的平地,以便为核岛拓开基础。

另外,还需要整平陆地49.5公顷,围海50公顷,修筑一道防波堤,填海造地13公顷。合同总工程量为167万立方米。

1984年2月初,北国春雪纷飞,南国却已暖风扑面。在麻岭角大坑村挺立的百年大榕树下,冶建人搭起了锅灶。村中的一个炮楼子,是当年东江纵队拼杀过的地方。

碉堡分上下两层,经风吹雨打,墙壁斑驳,蛛网密布,冶建人就在这潮湿黑暗的地方开始了建设核电的创业生涯。

一队开路先锋,在青蛇出没的灌木丛林中,伐树刈草,用竹杆敲打着盘根错节的青竹做好标高。

施工机械冒雨开到山上,铲除山坡上的表土。这里表土很厚,大约3到10米左右,而且尽是树根、草皮和腐殖物,不能充当回填土,需运到较远的地方。雨中的山路很滑,施工机械稍不注意,随时有可能坠坡。

就是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表土剥离的任务,为后面的放炮移山争得了时间。

5月的大亚湾,天气多在36度以上,闷热的驾驶室里,机器的噪鸣声中还在不断散发着热气,汗从脸上、脊背上流了下来,像一条条小虫让人蛰痒难忍,坐垫下一会就湿了一片。

也许北方人没有领略过大亚湾闷热的南海热风,在他们先前进口的日本自卸三菱卡车驾驶室内,没有要求安装冷气空调装置。这一小小的失误,给这些不习惯在炎热地区施工的北方人,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开山的炮声震撼着大亚湾。“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这句话,在大亚湾工地显得尤有说服力。

为了确保工程按期完工,分公司内部实行单方工资含量联产计酬经济责任制,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于是,工人实行三班作业,歇人不歇机。

巨型的装载机把巨石举起来,重重地装到车上,车也在颤抖。闷热的海风,热得让人无法忍受,驾驶员索性脱掉了背心,但还是热!

从早上到夜半的炎热,使这些关东汉子身上、两腿之间都起了痱子,痒得钻心,有的两腿之间已经开始溃烂,化脓流水了。可是,飞奔的车没停一台。

他们每天单车平均能拉100多趟,最多的一天能拉110趟,不断创造新的纪录。

这些关东汉子热得实在没招了,于是到处找辙。他们发现工地上都是男人,便悄悄地在驾驶室内把短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地去操纵着车在山路上飞奔。

就这样,他们创造了20台车平均每月拖运28万立方米土石方,最多一天装运量达1.7万立方米土石方的最高纪录。

有人说,这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纪录。这个速度令陆续上来的承包工程公司的工人暗暗吃惊。他们给这群关东汉子送了一个美称,叫“开山虎”。

法国专家白瑞特等人来了。他们瞪着吃惊的眼神看着这些人,也很难弄懂:这些每月拿四五百元工资的人,为啥要这样拚命干。

吉林冶建公司按法国专家的要求,对人员作了调整,并减下了一部分人调回吉林。然而那两座山削下去的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吉林的“开山虎”们在大亚湾核电基地站稳脚跟之后,防水帷幕工程自然而然地就被他们抢到手了。这是因为,“大名远播”的“开山虎”,也同时折服了英、法外国的专家。

这些外国专家相信,这些“开山虎”们,完全能在大亚湾麻岭角下,修筑起一条合格的海中城墙。

于是,“开山虎”们打响了修筑核电站防水帷幕的战斗。

防水帷幕就是在厂房基础以外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隔水墙,并要把这围成的一片海水抽干,然后把基础开挖的5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填到这片被人称为的“咸水湖”内,再用高密夯实法把咸水湖填成一个大约有13公顷的平地。在填湖后的人造平地上,将要耸立起核岛、常规岛等附属设施。

要防止海水渗透进围成的咸水湖里,必须在这条长400米,平均深将近13米的堤中间,嵌进去一个80厘米厚的塑性混凝土的防水帷幕,以便挡住海水。

防水帷幕嵌好后,再排水、抽干、清除淤泥,为核反应堆基础开挖,和辅助厂房的基础回填碾压创造条件。

这项工程在法国的青年专家帕特眼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帕特受聘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做技术监督,作为防水帷幕的“设计代表”,这期间,他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和技术监督权。

很快,帷幕圈起来的海水被抽干了,然而,一个十分突出的认知、沟通、协调问题,摆在了“开山虎”和帕特面前。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帕特作为法国专家,要求在清理海中淤泥时不准先往里填放石头。可是,吉林公司高级工程师朱世忠却认为,填不进碎石,推土机就没法下去,也没法清淤。

这个争议在讨论会上没有得出结论。于是,朱世忠乘帕特不在时,让工人们采石铺路,用边清边填的办法进行施工,随后,他将帕特请到了施工现场。

当帕特看到清淤工作正按照朱世忠办法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发现效果不错时,也就和朱世忠握手言和了。

前面已经说过,填平的咸水湖是为了给核电基础造成了一处可供施工的平地。然而,这个回填工作也绝不是一件轻松随意的活儿。朱世忠他们回填碎石之后,还要回填结构砂粘土。这些砂土每填一层都要进行化验,用容量和最佳含水率来衡量。

而且,要根据不同的范围,以不同的最佳含水率来实现碾压。为此,做这种实验就有1300多次,数据都要经过法国专家的检查。

1986年9月,防水帷幕和“咸水湖”回填工程正式完工。从此,麻岭角下的海湾里,多了一块半卧在海中的巨大的“磐石”。

李鹏视察大亚湾工地

1984年4月1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在水电部副部长彭士禄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大亚湾核电工地。

他们来到吉林冶金建设公司的住地,李鹏走进他们的工棚,关国昌经理笑着迎了上去。

李鹏志笑着说:“你们吉林人怎么闯到广东来了?”“我们是中标来的。”关经理和马德江副经理一边回答,一边铺开施工方案图,向李鹏等领导汇报。

随后,李鹏等人来到山上观看工地全景,并且和工人们握手交谈。

1985年元旦,李鹏和8位副部长再次来到大亚湾工地。广东核电站领导汇报了吉林冶建公司的施工情况。

李鹏问关国昌经理:“你们怎样的干法啊?”

关经理说:“我们是单车承包,以吨数计酬的。”

李鹏高兴地说:“你们这么干很好,速度快,职工可以多劳多得嘛。”

他们边走边聊走上山坡。

看到那些晒得油黑、正在操作钻机的工人们,李鹏对关国昌他们说:“多注意工人们的劳动保护,严防出现事故。”

随后,李鹏还高兴地和冶建公司的干部、工人们合影留念。

1985年6月15日,冶建公司以一流的质量,一流的速度,一流的效益,胜利完成了场地整平工程,完成土石方工程量167万立方米,按合同期提前了45天完工。

1985年6月19日,李鹏又来视察核电站冶建工地,对冶建公司的施工进度、质量表示满意,并题诗:

白山黑水好儿男,千里迢迢到南园。

大亚湾畔兴核电,百年大计把好关。

随后,水电部副部长赵庆夫、彭士禄等同志也为吉林冶建公司题了词。

奋战核岛外围的土建

1986年7月,由华兴公司、中建二局、法国CB公司和日本前田公司组成的“三国四方”集团中标,夺得大亚湾核电站的土建工程。

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业首家涉外合营企业诞生。

随后,在经过一番坎坷、曲折、激烈的国际投标竞争,集团中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兴建设公司,与法国CB公司联袂入主大亚湾核电站心脏,即核岛及附属土建工程。

华兴建设公司是一家具有大型建筑、安装和设计承包能力的国家二级企业,拥有5个下属工程公司,近150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万多名职工。

早在20世纪50年代组建起,这支核工业建设队伍从白山黑水到茫茫戈壁,从西南大山到长江三峡,从扬子江畔到南海之滨,转战30余载,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又踏上了核工业“保军转民”、“第二次创业”的艰难历程,开始致力于开拓国内外建筑市场。

华兴建设公司先后承建了一大批国家、部、省、市级大中型重点项目及国外工程。例如“493工程”,“451工程”,仪征化纤厂一、二期,南京华飞彩色显示系统,南京依维柯轻型汽车生产线,上海合流污水处理、新沪面粉厂工程等等。

长期艰苦的磨砺,练就了华兴人善打硬仗、大仗的作风,牢固的质量意识,扎实的技术、施工、管理水准。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与法国CB公司等一同在核岛土建工程中标。

1986年9月,远在江苏仪征的华兴公司大本营,开始紧锣密鼓地秣马厉兵。

华兴公司的领导们知道,要打好打赢这场“世纪之战”的关键是人,是建设一支整体素质优秀的队伍。

于是,他们提出:

先培训,后进场。先培训,后上岗。

创一流质量、一流速度、一流管理。

出成果、出经验、出人才、出效益。

与此同时,他们经过仔细调研,制定出一个《关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施工部署与规定》方案。

于是,数千人马立即投入到质保、英语、中外合营企业管理方法、工作步骤、程序及各类专业技术等紧急培训之中。

随后,经过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的人,纷纷获证上岗。就这样,几个月后,华兴公司就组建了一支“精干、多能、高效”的“远征军”挥师南下。

大军开到大亚湾工地后,短短几个月中,华兴人与现场中外员工一起,建起生活营地和生产设施,形成了混凝土搅拌、钢筋加工、构件预制、木模加工的生产能力。

随后,他们立即投入核岛现场永久性工程的施工之中。不久,1号核岛基础垫层、防水层、预应力廊道和底板钢筋的安装工程就完成了。这为如期浇灌第一罐混凝土立下汗马功劳。

1987年8月7日,核岛第一罐混凝土如期浇灌,由此掀开了大亚湾核电站建设的第一页。

但是,随着合作序幕的拉开,华兴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关系,却日趋紧张起来。

由于核岛土建工程由外方管理,中方施工,即法国人为主,华兴人为辅。而法方对华兴公司并不熟悉。

之前,他们向巴黎总部报告说:“华兴公司仅在50年代建过一个小型的军事工程,毫无建设大型反应堆的经验。”而华兴公司有人则认为,核电站建在中国,我们才是主人。

在这种气氛,双方在协作管理方面,对职员定编、解聘、人事安排、权益分配等方面各执己见。而技术上,法方只相信香港、新加坡雇员。

比如,中方一名大学生绘的普通图纸他们也反反复复地修改。中方青年工程师李一农发现法方一个技术人员所绘的某图纸有误时,对方矢口否认,却让香港一方在制做过程中悄悄改正。

在施工中,如浇灌混凝土时,法方连最简单的操作对中方也不放心。他们在钢筋上用红漆标出振动棒的插入位置、振动时间、注灰深度,这引起中方工人的反感。

如此种种,因此“顶牛”。

于是,华兴公司员工向领导诉苦:“HCCM是中外合营。核岛工程法国人是大股东,让外国人管理,是不是寄人篱下?”

华兴公司领导向上级诉苦:“虽然是合资项目,但施工的是我们,建的是我们自己的核电。不应就事论事的去争谁说了算。”

上级对华兴公司领导说:“合作是干好工程的前提,要正确领会合作的内涵,对工程负责,让党和人民放心!在核电开发利用领域,法、日、美等国已走在了我们前头。我们一起步,就站在世界一流的高起点上,要正视自己的差距。”

上级还对华兴公司领导说:“受挫后,要冷静客观地面对现实,及时采取可行的措施,不断进行内外调整,使中外优势互补、对接、融合。”

于是,华兴公司领导对员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此锻炼队伍,把世界上先进的核电站建设技术和管理‘拿’过来。”

为此,法方“走马换将”,三易集团总经理,向中方表露出合作的姿态;中方也适时地调整阵容,华兴总部在上级有关部门支持下,对深圳经理部进行了调整充实。

安邦州、叶金贤、戴友武、方玉林、宋如廉被任命为相关职务。青年工程师叶金贤出任HCCM集团副总经理。

渐渐地,中法双方领导、成员间的合作出现了融洽、和谐的气氛。曾在法国进修的叶金贤与法方总经理慢慢地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

随后,华兴先后4次邀法、日总经理等“官员”到江苏基地参观访问。中方经理杨寿群也曾去巴黎与其总经理斯道夫先生会晤,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和信任感。

就这样,施工集团参战各方通过对话,理顺了关系。此后,中方的劳务费、职员编制等较棘手的难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1988年9月底,在“三国四方”合营公司总经理办公室里,召开了第八次董事会。

中方参会的董事有华兴公司的经理、合营公司董事长杨寿群、经理部副经理、合营公司副总经理叶金贤、总会计师、董事杨星、顾问吴景采和中建二局的代表;外方参会的董事有法国CB公司、日本前田公司。

会议主要讨论由华兴公司于上次董事会提出的、在集团内实行“劳务总承包”的方案。该方案经外方3个月的跟踪考察后,纳入议程。

这是一次艰难的会议,“三国四方”代表有激烈的争论,有紧急的磋商。会议整整开了6天,反复讨论了8次,多方观点相持不下。在这关键时刻,在JVC总经理昝云龙的协调下,各方作了让步。

10月1日,“三国四方”劳务总承包协议正式签订了。这是把中国建筑业经营承包制,引入合资企业的一次大胆尝试。

随后,华兴公司又主动向外方建议加强质保、质控管理。将质保中对工程的抽查改为100%检查,即对每一块铁件,每一根钢筋,每一罐混凝土等都进行质检,确保质量第一,安全第一。

华兴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即被检方,对自己提出这高标准的“苛刻”的要求,恐不多见。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外方的尊重。

大亚湾工地规定,工作语言为英语。进场前,即派人去苏州进行“强化英语”学习。实践中,大家更迫切地感到语言的重要。

于是,华兴公司每年增派英语专业人员参加内部办班、外方培训,以求突破语言障碍。渐渐地,职员的业务水准、工作效率普遍提高。

中方实时地译出图纸资料约1.6万张,拷贝蓝图约20万张。现场职工与老外间也能靠一些专门编制的中英对照的工作用语,辅以特定的手势等,进行工作与感情的沟通和交流了。

1号核岛的堆芯部分是核岛的关键部位。反应炉压力壳将安在这堆坑中,施工难度大,钢筋密集,混凝土下料管及振捣棒难以插入。

经理部副经理、核岛队中方副队长陈阿方向法方队长问:“这么密的钢筋,如何保证混凝土振捣质量?”

法方队长一耸肩,一摇头:“我在法国从未见过这么密的钢筋。”

法国没见过,中国也没见过,但混凝土浇灌一定要做好。于是,中方主动与外方商量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

混凝土浇灌堆坑那天,中外专家都来到现场,看的人比干的人还多。混凝土从早8时直打到15时,质量如何?谁也没底。

三天后,撤掉模板,看到混凝土里实外光,老外惊喜地举手连称:“OK!OK!”

在核燃料厂房的装卸区施工时,基础部分钢筋结构复杂,工期紧张。工程师陆锦明等提出采用整体预制方案。

按原施工程序,要在土方处理过后,按图纸一根根地绑扎钢筋。当时,他们决定利用一边处理土方的时间,一边在基础旁进行预制。

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计算后,陆锦明他们把面积为110平方米、总重量达13吨的钢筋预制件,用80吨吊车,采用9点吊装方法,仅用了30多分钟,就使提前预制好的钢筋构件安全就位。这样,既保证了质量,又争取了时间,使法国钢筋专家非常佩服。

核岛所用大量模板精度要求高,类型多,加工复杂。工艺要求最高的有近5万平方米。

所谓“模板”,俗称“盒子板”,懂一些建筑常识的人都知道。但是,一般建筑所用模板的复杂程度,简直没法与核岛所用的模板相提并论。

这好比建几层高的楼房与建现代化摩天大厦,虽都是建楼,但无法相提并论一样。

两座核岛,包括核燃料、核辅助、核电气厂房工程自下而上70多米高,其中13米位于地下。从外到内近40米直径以及内部的各层平台、墙体。不论弧形、圆形、矩形、多边形,不论墙体薄厚、高矮,还是墙体上有多少种方的、圆的、扁的各种形状的预留的孔洞,也不论同一道墙体上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平面,都要用钢筋一层层地绑扎,用混凝土一层层地浇灌,又都要用事先制作好的模板来“造型”。

模板制做出什么模样,就浇筑成什么模样。开始时,法方不相信中方能制做出这些高难度的模板。

施工长黄仁贵带领班组人员潜心钻研,把图纸吃透,把大样放准,严把每一道工序关,保质、保时地为浇灌混凝土提供了各种规格种类的、完全符合图纸设计要求的近30多万平方米的模板。

燃料厂房基混凝土浇灌接近尾声时,已是深夜。最后一节混凝土输送管的接管卡箍和橡皮垫圈掉进混凝土灰浆中。

于是,老工人梁德全毅然跳进1米多深的混凝土中,摸啊、找啊,终于将接管卡箍和橡皮垫圈找了出来。这个举动,当时就感动了在场的中外专家。

就这样,法国人由怀疑到信任,进而由佩服到赞叹中方工人了。负责质量监督的法国专家对核岛赞叹道:“这样的混凝土,在法国也是很少见的!”

慢慢地,法方愈发感到离不开华兴,开始主动起用、信任华兴人。他们说:

真正了解工程的是中方,华兴的人素质好,技术熟练,富有实际经验。

法方不仅赞许华兴人的聪明,更敬佩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到2号核岛施工时,现场组织指挥就主要依靠华兴了。

后来,第三任总经理连纳斯先生表示:

如果允许的话,我希望中国参加大亚湾核电站核岛施工的公司,继续承担其他核电站项目建设。我们希望不论在中国还是别国,能和中国核工业企业继续合作。

法方第四任总经理雷维尔也言辞恳切地说:

经过几年来的共同工作,使相互间有了深刻的了解,这是一个财富。如果再搞另一工程时,不让我们两家合作将是一个损失。

1号核岛20米平台的施工工期紧,难度大。平台厚2米,内径18.5米,需布钢筋183吨。而且,仅钢筋就有10多种规格、2200多种型号,总计2.8万根。

钢筋的连接形式多、精度高,保护层的误差以毫米为单位。这一根根钢筋都要靠人工制做、绑扎。华兴人二话不说,保质按期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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