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番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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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一个人的革命试读：
第一篇 金钱与英雄
第一个故事
光绪九年（1883）。杭州。初夏。傍晚。闹市。
一个醉醺醺的壮汉，上好绸缎制的袍子前襟敞开着，肥硕的胸脯如女人的乳房一般一抖一抖地挂在外面。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家水果摊前，拿起一个苹果，一口咬了下去。
水果摊主低头装作没看见。
那壮汉继续朝前走着，在卖扇子的摊前拿起一把折扇，打开后边走边扇。扇子摊老板把视线转往了别处。
壮汉再次停了下来，他前方有一家打着“新店开张买十赠一”的幌子、挂着“聚丰包子铺”的招牌的店铺前。
他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道：“什么时候开的？我怎么不晓得？”说着，他走上前去。
卖包子的小二以为生意来了，忙不迭地招呼道：“大爷，来个什么包子啊？肉的？素的？还是烧卖？小店……”
他话还没有说完，那壮汉就从蒸笼里抓出一只包子，直往嘴里塞去。
那小二未曾见过如此猴急的顾客，一时看得目瞪口呆。
那壮汉是何等胃口，那拳头大的包子没几下就从他手里消失了。他抹了抹油腻腻的嘴，说道：“这肉骚气太猛了。”说完，转身就要走。“大爷，你还没给钱呢！”那小二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饥饿的客人根本没有想到要付账，急忙大喊道。
街上的人顿时都停下了脚步和手中的活计，似乎在期待某种刺激无比的状况发生。
那壮汉停下脚步，狞笑着转过身来。
小二还没来得及责问，只觉得喉咙一紧，眼前一黑，身子如同风筝一样飞到了空中，紧接着背上一阵剧痛，原来他的身子已经飞进了那还冒着热腾腾蒸汽的包子蒸笼里了。“记住喽，不要再乱说话！”壮汉丢下一句话，正欲离开，突然感到肩上搭着一只手。他是觉得一股邪火直冲脑门：“老子还在火头上，谁他妈要找不痛快！”
他一转头，见到一个白面书生样、手持绸扇、腰裹绫罗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浑身一哆嗦，急忙道：“萧……萧公子，您怎么来了？”“何豹，”那男子冷笑道，“你可威风啊。”
那壮汉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萧公子，这……这个……我……”
那男子抬手止住了他：“不用多说了，你自己说怎么办吧。”
那壮汉如同听到了赦令一般，急忙满身翻兜，好不容易找出了一两银子，递给那还在揉着屁股、对眼前发生的事不敢相信的小二。
萧公子左右看了看，又说道：“刚才你还拿了哪几家的东西，赶紧补还给人家吧。”“是，是……”何豹捣蒜般点头应道，说着就又翻起兜来掏银子。“等——等——”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怪声怪气的断喝。
一街人的目光眨眼间就投向了那声音的来处，一个穿着黑色礼服，戴着礼帽的洋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的身后站着几个蛮肉如山的壮汉。
见到来人，何豹如同蚂蚁见了蜜糖般迎了上去：“密斯特马多老爷！”
萧公子见了那马多也是后撤一步，脸色阴沉不少。
马多用着古怪的中文笑眯眯地对萧公子说道：“萧先生，不知你为什么要同我的这位助手过不去？”“这何豹本是我家的家丁，只不过是见了你们洋人的钱眼开，卖主求荣。今天他在集市恃强凌弱，我自当对他略行惩戒。”萧公子说道。
马多继续笑道：“萧先生，你刚才也说了，他以前是你的家丁，但现在不是了，他的事，我想你不应该管吧？”“何豹横行霸道，我只是路见不平，替天行道而已。”“好！”马多一拍手道，“好一个替天行道。不过，萧先生，何豹先生现在是我的助手，你惩罚他就会让我受到损失；我受到损失，我们银行就会受到损失；太古银行受到损失，就难免向各家借款商家催要已经到期的贷款，这其中，萧先生，你们萧家‘四明号’的贷款恐怕也在其中啊。”
萧公子胸膛剧烈起伏着。
马多依然笑嘻嘻地望着他。
萧公子拂袖转身要走。“萧公子，请留步。”马多却在身后叫住了他。
萧公子低声道：“你还有什么事？”“萧公子，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马多说道，“你刚才对何豹先生有所侮辱，我想，你总要给他道个歉才对吧？”
何豹这时也想大事化小，在一旁说道：“密斯特马多先生，算了吧，我没事……”
马多回头瞪了他一眼，何豹顿时没了声音。马多继续说道：“萧先生，只要你向何豹道歉，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们欠太古银行的贷款可以慢慢还。这样吧，你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断了太古银行的支持，我想令尊一定不会高兴吧？”
萧公子低着头，一声不吭，他的喉结剧烈地颤抖着。“怎么样，萧先生？”马多笑着问道，“想好没有？只不过道个歉，有这么困难吗？做错了事就要道歉，你们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这点总明白吧。”
萧公子抬起头，双目无神。
马多知道自己赢了，抬起手，示意周围的人安静，他要听清楚萧公子接下来要说的话。“我……”萧公子开口了，但他的嗓音已经沙哑，“我……萧家骥，对何豹……”“萧贤侄何故如此吞吞吐吐啊！”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人们再次整齐地回头观望。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虽然已经鬓须斑白，但面貌却依然如同中年人一般给人庄严之感的清隽老人。
老人如炬的目光，射穿芜杂的人群，直取笑容逐渐僵硬的马多：“马多理事，半年不见，别来无恙啊。”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人，另外还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家丁。“胡、胡先生，您、您好……”声音颤抖的马多，中文愈发不标准了。
那胡姓老人没有再搭理他，而是转向了萧公子：“萧贤侄，这些日子可好？”
萧公子终于看清楚了来人，激动道：“胡伯伯！您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那老人止住了他过分的激情，说道：“贤侄，今天可是我回杭州的第一天，你就这么欢迎我啊？”“胡伯伯……我……”“好了好了，”老人拍拍他的肩，“胡伯伯在一旁都听明白了。”
老人总算回过头来，对尴尬多时的马多说道：“马多理事，你说这事怎么办？”“这……”马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利害，思量片刻后，他说道：“胡先生，您刚回杭州，我们在这里拦路打扰大驾，实在是抱歉，我们这就走，改日一定去府上拜访。”“马多理事请留步。”那老人不紧不慢道。
马多捏紧了拳头，但还是不得不停下了脚步：“胡先生还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只是——以后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找中国人的麻烦，这里的人都很听不得坏话，万一他们要是一哄而上不讲理地朝你挥拳头，恐怕我胡某人也保不了你。”
马多望了望四下的人群，他这才发觉一种异样的氛围从自己出场开始就环绕着自己。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多谢胡先生指点，我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多谢胡伯伯仗义执言，以免小侄被肖小戏侮。”萧家骥对那老人毕恭毕敬地谢道。“贤侄，这没什么，我没做什么。我还有要务在身，不便久留，贤侄有空时，请来寒舍一叙，半载未见，你我叔侄之间，可有的聊啊！哈哈哈……”“一切听胡伯伯的，胡伯伯请——”萧公子给他让出道来。“替我向令尊大人问好，我改日也要登门来拜访的。”“一定一定。欢迎之至。”
在家丁护卫下，那老人走出了人群。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鼓楼下。前方不远处是一座高墙环绕的豪宅。家快到了。
突然，一个家丁手持一封电报，急匆匆跑来：“老爷，老爷！上海急报！”
一听是上海，他脸色一沉。
他接过信，打开一看，一行字映入眼帘：“邵已被盛买通，欲置阜康于死地。”
他呆立在那里，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一动不动。
倏地，他吐出一口鲜血，狂呼道：“宣怀小儿！还我阜康！”
革命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
辛亥年间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要拿命来说事的。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敢不要命地干这样的事的人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读过半吊子书，但自以为满腹经纶，想用自己的学识来“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总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他们大多有个当地主或者当官或者做生意的爹妈，平时吃得饱穿得暖的，但却心忧天下，觉得自己承担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要是普罗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自己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这种极端的利他主义其实并不难理解。从精神上分析，这些人大多数都从小受到父母溺爱，因而自尊心和虚荣心比较强，对自己有着较高的估计，总觉得自己能量无限、法力无边，他们对外界的控制欲和征服欲也会表现得格外醒目。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平庸的抱负与所承受的道德动力使他们的内在力比多（或者说荷尔蒙）有了更加“高尚”的目标。这些自命不凡的内在力比多所释放的能量将会被居高临下的“正义”之名包装为造福社会、施恩人民的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家孩子，可不太会有这样的胸怀。首先，因为从小就没被人重视过，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没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估计；其次，自己都没脱离苦难，谁还有心思去管别人？所以，一般人看来，中产阶级是社会安稳的基石，但却没有看到中产阶级也是孕育一批肩负神圣使命、打算改造不公正世界、随时准备对这个社会吃里扒外的理想主义者的温床。所以，“中产”这个阶级究竟对社会稳定有多大支持作用，是很难下定论的。
第二类人，就是经过衡量考虑，觉得革命的收益要远大于不革命的收成，而且革命的“成功率”很大的那些人。湖北的汤化龙、浙江的汤寿潜，就是这样的代表。对他们这些立宪派来说，清政府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立宪因为皇族内阁而已经成了泡影，而满族新贵们也正盘算着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革命尽管并非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总比有一天被政府收走全部权力和利益要好得多，况且武昌的形势出人意料的好。但要是革命的形势有一些超出了他们的估计，或者是如袁世凯这样愿意给立宪一个机会的人伸过来橄榄枝，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几乎找不到一个比他们更合适的群体来解释“机会主义者”这个词了。
第三类人最为单纯，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是不拼命，可能连命都没了。他们倒不是要立志去打造某种类型的新社会，对他们来说，只要还有一口饭吃，都不愿意来玩命。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农民造反，总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就这些起义中的大部分跟随者而言，他们未必会和首领们一样与旧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许诺而成为半农民起义者、半机会主义者的。在梁山好汉中，和宋江、林冲这样除了造反别无他路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跟着首领一边玩命、一边捞好处的人对社会的冲击最大，破坏性最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撑的农民起义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说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到后来都“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并不公平，如果不给这些脑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灌输的思想的农民们一些让他们觉得值得继续为之拼命的东西，那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了。而从造反者变成开国元勋、辅君忠臣的诱惑，会使他们继续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或颠覆朝廷，最后成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这三类人不能过于严格地区分，毕竟，人不是简单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简单的模子刻印出了来的。但从大数上看，这三类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没错，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者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比比皆是，农民造反派里面难免也会混入几个如张良、刘伯温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机会主义者里要找到几个知识分子也不是难事。但是，混入知识分子或者起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主义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为某种崇高的信念驱使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没有出路的农民起义者。张良和刘伯温这样的人肯定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起义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主观意识，而不是为了生计在打拼。他们是在借用农民起义者的力量，就像20世纪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被一些秉性高贵的知识分子所不齿，但通常被证明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让这三种界限相对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来搞革命，无论这三种人都有着怎么样的个人目的、个人情怀，总得有一个难以抗拒的共同点来缝合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情势。
没有外界的刺激，一个自洽的系统不会产生应激的行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太平洋上的渺小岛屿，而在19世纪免受外国殖民者的骚扰，那他可能一直会在自己的被几千年岁月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亚系统中运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去发展。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一种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种人群，他们的革命欲望也不会恰恰在那个时节爆发得如此完整而全面。或许，他们本来只是希望继续旁观，希望清政府能弃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深层的潜流”一样的推动力迫使他们突然做出了选择，决定以武昌事件为契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深层的推动力会是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作了灾难性的低估，但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一直为历史所证实。他对金钱对于人心的无与伦比的驱动力的看法是经济学界至今为止最为正确的结论。
扯得太远了。我们刚才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说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经济必然是发生了动摇性的事件，才形成一个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动摇使本来穷苦的人难以维生，本来富裕的人变得贫困，本来潜在的正义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到难以遏制的地步，而本来骑墙的机会主义者有了明确方向。这种动摇让原本不在一个轨迹上的潜在的革命者们殊途同归，把本来还有希望爬上悬崖的清王朝一脚踹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谁造成的？
胡雪岩炒股票
我们经历的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因美国房贷泡沫破灭而起，可见泡沫这个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进入了金融领域，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泡沫，不仅房产可以有泡沫，钢铁可以有泡沫，就连大蒜、绿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说把泡沫当做习以为常的股票市场了。
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股票和股市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股市真正的起源则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了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了股票市场。
与丰厚的利润形影不离的往往是非理智的冲动，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引用依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请出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先生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润是没有极限的，中国股民经常会以这么一则故事自励：一个美国妇人在某年买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乐的股票，把它压在箱底就忘了，没想到5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时候，那些股票已经升值到5000万美元。即使就短时间而言，股票翻一两番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相对创办实业的艰难和存银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极大利润空间让它从创办伊始就成为了风险爱好者或者头脑发热者们的乐园。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清末的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太适合跟西方的潮流去搞民主、自由，但从中国在证劵交易的活跃程度上看，他们的财商却已经跟上了世界潮流。在投机者的追捧下，中国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每股只有几十两银子，短短几个月内便上涨到了近三百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了百余两。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股票的市值本没有那么高，但是大伙儿一道往上哄，就哄出了这一大堆泡沫来了。
既然是泡沫，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清末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股灾。
清末较大的股灾一般认为有两次。头一次呢，就与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有关。
说到胡雪岩，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胡庆余堂这家药号了，但是傻子也想得到，卖药能卖出一个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事实上，对胡雪岩而言，胡庆余堂只是他经营的一个小行当，他主要是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最大的产业是生丝生意和阜康钱庄。
江浙一带向来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绝非浪得虚名。但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的丝织业面临着来自第一波全球化商业竞争带来的重大危机。当时，英美等国都在上海开设了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根本没办法跟洋人的机械缫丝竞争。洋商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的收购价格，同时抬高经过加工的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为白银517两，到了1875年，已经下跌到了285两，1873年，这个价格更是跌到了惨不忍睹的200两。胡雪岩（1823-1885）
一般丝商都在为生丝的不景气垂头丧气，但胡雪岩却越来越亢奋。这个人眼光很毒，他知道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生丝价格却跌个不停，这里肯定有原因，一旦让他逮到这个原因，那就一定有巨大的商机在里面。他最后看出来了，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华商们各自为战，力量单薄，结果让洋人控制了生丝的价格。他觉得如果以自己的财力介入这场生意的话，应该可以扭转华商的颓势，从洋商手里把价格控制权夺回来，从而获取巨额利益。
1881年6月，胡雪岩开始坐庄，巨量采购了生丝3000包。1882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包，而到了10月份，他囤积的生丝达到了1.4万包，几乎到了见丝就收的疯狂地步。外国人见着阵势也怕了，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他们与胡的让步交涉：“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量大约在50000包左右，而胡雪岩的囤积量接近了总量的20%，加上他对其他丝商的影响力，虽然未必能垄断全国的生丝市场，但对市场价格还是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胡雪岩成功了。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但是洋人们没有办法，要在中国收生丝，还就得按照胡雪岩定的价来收。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也在372.5两。生丝业给胡雪岩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就是他的阜康钱庄。这家钱庄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实力雄厚可想而知，而且这家准银行还利用胡雪岩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大量的低成本政府存款，其中包括了他帮左宗棠西征包办的军款，光这笔款子就有1595万两，都是从洋行或者政府的财政上支取，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的。清政府几乎成了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调用的资金库。
生丝和钱庄，一个可以巨额生利，一个可以保证资金往来和安全。本来胡雪岩只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这两项庞大产业继续坐大，他几乎是不可能被击败的。但是他惹错了一个人，这个人直接导致了他硕大无朋的商业帝国的彻底覆灭。要不是这个人和胡雪岩之间的龃龉，要不是那场挤兑风波，19世纪末的晚清经济还要景气得多。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盛宣怀。
盛宣怀的发迹史
思维总有着无限活跃性的我们经常会梦想这样一种情形：自己一手拎着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一手攥着渗透着熏天权势的官印子，那时候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两相通融，其乐无穷啊。哪怕是天王老子，能奈我何？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痴心妄想症的灵光一现，很快就会被自我解嘲的方式湮灭掉。
但是，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达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二位一体的地位。在清末，至少有两个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胡雪岩，另一个就是盛宣怀。
两人相较，从名声上来讲，胡雪岩这个容易被戏剧化的人物显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盛宣怀胜过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筹。
本书不是单纯的传记，没有必要把盛宣怀的家世翻一个底朝天，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他和胡雪岩的血战开始的，至于他的身世，读者需要知道的是如下内容：
盛宣怀于1844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官宦世家，从小被祖父和父亲赋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条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却不再争气，乡试不中，读了几年“高复班”，又考了两次，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开始闯世界。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有所体悟，他称自己的这种转行是致力于“有用之学”。虽然没有文凭，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到地方去任职，见识不少，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27岁的时候，盛宣怀到了他一生中对他的前程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雅故”——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遇到了李鸿章，盛宣怀从此就彻底脱离了“混”的境界。
从李鸿章身边的机要秘书做起，盛宣怀可谓一路顺畅。正像大多数“高考”落榜、仕途不举的人一样，盛宣怀接触社会比一般务“正业”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为曾经辅佐过父亲治理地方，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广，对于洋人的新技术、工业革命的成果有着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下干活，也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为盛宣怀写的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这话说得不错。盛宣怀能被李鸿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亲盛康和李鸿章的旧关系，而是因为他热衷于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来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洋务立场与李鸿章不谋而合。李鸿章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就已经意识到新式技术制造的洋枪洋炮的重要意义，在他于1864年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就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国外利器，欲学习国外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之后几十年中，李鸿章一直视替朝廷办理洋务为己任，是清末洋务派当之无愧的代表。而盛宣怀从科举受挫之后，转而致力于“有用之学”，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后，他的这种“有用之学”在洋务中找到了根基，从而与李一拍即合，成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务明星。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这几个洋务大宗先后都受到了盛宣怀的控制，而开始轰轰烈烈、后来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铁矿以及集矿、焦、铁于一体的汉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在那个时代，电报、轮船、铁路、银行、矿务，这其中哪一样都可算得上前途无限光明的前沿产业了。从这个角度看，集这几大产业于一手的盛宣怀的层次显然要比只会搞搞倒卖生丝、偶尔做点军火生意、开办不太稳健的旧式钱庄的胡雪岩要高端不少。当然，盛宣怀的产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商户集资的，算到他头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岩可不同，他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尽管盛宣怀在整体的经济调动能力上高于胡雪岩，但就个人的经济实力而言，却远非后者的对手。
不过，胡雪岩的优势却算不上什么优势。盛宣怀虽然自己没多大的钱袋子，但他却管了很大一个仓库。这种官商一体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胡雪岩枉为堂堂红顶商人，却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脑袋里老琢磨着怎么利用眼前的优势获得短期的利益，显然缺乏一种长期的眼光，地主阶层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脚的一大因素。人们常说一个人钱多得富可敌国，这种话只能对一个小国说，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那是没有人吃得消与国库相比较的。胡雪岩即使家里堆着金山银山，但和国家“软预算”拨款投资的“国有企业”或者和千万商户集资的“集体所有制”这两条大腿比起来，连条胳臂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根小拇指。这就决定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之间实力的悬殊差距。
但胡雪岩没有认清这种形势，在他心目中，盛宣怀不过是个靠着后台暂时得志的黄毛小儿，要跟自己掰手腕，实在是拿脑袋当砖头使。
争夺电报线
胡雪岩和盛宣怀交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盛宣怀早年在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因为挤走了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的房地产大亨徐润，让当时就觊觎招商局的胡雪岩感到后生可畏的寒意。于是，胡就暗中让人打盛宣怀的小报告，说他在经办业务时收了回扣，结果导致言官弹劾，让他丢掉了招商局督办的职位。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去勘查铁矿，打算主持开办荆门矿务总局，结果胡雪岩再次祭起小报告绝技，使得盛宣怀又一次半途而废，早早被调回了京城。时间到了1880年，清廷打算要建电报线，胡雪岩又要跟盛宣怀来争。胡的后台是左宗棠，而盛的老大是李鸿章，这两个实力派人物在暗中较量，胡和盛就成了前台斗争的棋子。
李鸿章最早打算要办电报局，是他在交涉中俄伊犁事件中深刻体会到通讯不便的弊端。在盛宣怀的策划和鼓动下，李鸿章就上书朝廷要求办电报局。朝廷也深有同感，立刻准奏。而这个时候，根据胡雪岩的建议，左宗棠也递上了奏折，提出开办电报的要求。李鸿章和他的本家李莲英关系不错，他从李公公那里得到了风声，感到很不爽。盛宣怀倒不那么紧张。他知道宫里面的事情很复杂，电报不是说办就能办的。左宗棠要去做出头鸟，那就让他去做吧。
果然，为了办不办电报的事，朝廷中的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也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日本人归还琉球群岛，电报的事还是从长计议吧。于是，左宗棠只能作罢了。对胡雪岩来说，暂时办不成电报，也没事，他本来也就是来凑个热闹，没有了这个负担也好，他可以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他的丝绸、茶叶等生意上去。左宗棠和胡雪岩反正也输得起，他们可以退出，盛宣怀这个时候刚丢了招商局的位子，可不想再失去这个绝好的翻身机会了。他和李鸿章马上联系了外企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郑观应，邀请他出来帮忙。郑观应看了李鸿章诚恳的信，感动得一塌糊涂，马上就把太古公司CEO这个金饭碗给辞了，与盛宣怀一道，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
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担任总办，而郑观应担任会办，两人相当于是正副CEO。这个局子最初是打算官办的，但盛宣怀、郑观应一开始就打算把它改成官督商办，一来这能够让投资电报线的商人们获得厚利，二来是轮船招商局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比官办企业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商办企业更加有竞争优势。当然，这其中作为主要投资人的盛、郑二人自己的小算盘怎么打的，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不管怎么说，电报局是办起来了，1881年4月，工程从上海和天津同时开工。而且，他们还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七地设立了分局。一切看来都很顺利。但是，当郑观应把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送到两江总督左宗棠案前时，却遭到拒绝。看来，左宗棠还是不想就这么便宜了李鸿章，他就是要利用自己掌握的这条“江”切断李鸿章手里的这根“线”。
与此同时，胡雪岩也没有闲着，他派出了商业间谍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里，弄了几套密码出来。接着，他鼓动左宗棠上奏朝廷，也要争取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当然不甘心让他们夺走了到口的肥肉，他急忙找来了电报业的巨头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他向这些外商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他愿意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这批货。胡雪岩这个人虽然不见得是完人，有时候又喜欢耍些不三不四的小手段，但他还是比较爱国的，多次和洋商们斗法，光是囤积生丝就让洋人们吃了大亏，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的头头们自然对他没什么好感，这回盛宣怀又肯出三倍的价钱。两相权衡之下，盛宣怀这方当然占了上风。于是，洋商们就决定和他结盟，共同对付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也派人同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但大北公司跟盛宣怀串通一气，不仅拖延供货时间，而且还把伪劣产品给了胡雪岩。由于电线器材质量低劣，胡雪岩的电报线工程进行不到三分之一就被迫停工了。盛宣怀得到消息后，马上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也时不我待地立马上书参了胡雪岩一本，说他办电线不行，瞎搞一气，害得朝廷损失惨重，不如改派懂这一行的盛宣怀去办理。朝廷中一些大臣也早看胡雪岩和左宗棠不顺眼了，都纷纷上奏，要求把胡雪岩给撤了。不久，朝廷下令长江电线改由盛宣怀办理架设，左宗棠和胡雪岩只好眼睁睁看着长江电线的修筑权也让盛宣怀拿走了。
虽然争夺电报线失败了，但这个事件对胡雪岩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唯一的后果是让他和盛宣怀之间的龃龉更上了一层楼。但对盛宣怀而言，进军电报业，加速了他的洋务事业的发展，这也为他最终击败胡雪岩打下了基础。
不过，这个时候的盛宣怀已经明白了，胡雪岩和他的帝国就像横亘在他面前的巨大障碍，不除掉他，自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但这个时候的胡雪岩，树大根深，还难以撼动。他只能暗暗蛰伏着，等待着胡雪岩漏出破绽的那一刻。
扳倒胡雪岩
1883年，机会来了。
既然是个生丝倒买倒卖的行家，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渐渐地，这门生意越做越大，到1882年，他的存货占了全国生丝的五分之一，至少是一个寡头垄断者。垄断有垄断的好处，垄断到了一定地步，垄断者就能够控制商品的价格，这的确实现了，胡雪岩就通过抬高生丝的价格大大赚了一票。但垄断也有一个负面影响，那就是需要极大的财力投入来维持这种垄断。胡雪岩当然也得把大量资金投入生丝收购中去。根据《海光》杂志所言，他动用了两千万两巨资做这项买卖，后世研究者也采纳了这种说法。最近，澳大利亚研究者雪珥经过测算，认为这个数字是被夸大的，但即使是他，也认为胡雪岩投入生丝囤积的资金还是有570万两之巨。
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了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瞧瞧，有了电报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吧），于是他开始给胡雪岩下套了。
他一边大量收购生丝，一边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同时还联络收买各地的商人和洋行买办，让他们今年都不买胡雪岩的丝。那些饱受胡雪岩囤积居奇之苦的洋商们当然与盛宣怀一拍即合。这就导致了胡雪岩仓库里的生丝无人光顾，不仅他的高价策略无法奏效，而且因为现金无法回笼，他的资金状况也日益紧张。
当然，要是高价卖不出去，只要贱价卖，任凭盛宣怀怎么拉拢，总是会有人替胡雪岩解决库存和资金问题的。到最后，胡雪岩果然成功套现，虽然亏是亏了一点，但总算是伤不到他的筋骨的。即使如《海光》杂志和《见闻琐录》所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也总算捞回了大头，而按照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胡雪岩损失的只有35万英镑（150万两）。
但是，存货虽然能够迅速出手，货款却往往不会这么快收回，虽然从账面上看，胡雪岩只是小有亏损，但实际上，不能及时到账的货款可能有数百万之多，这就让胡雪岩面临了庞大的流动性危机。对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而言，流动性缺乏的危机是最可怕的，几年前风光无限的巨人集团、德隆集团就是倒在了资金流动性问题上。但如果这个时候，有金融机构能够为胡雪岩解决一下流动性问题的话，经过了这道坎，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应付裕如的。
但倒霉的是，这一年的中国，面临的是整体性的流动性危机。1882年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已经蔓延到了上海，钱庄银号接连倒闭，而一些巨型“央企”，像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的股票暴跌，也让本来就资金相当紧张的钱庄，被死死套牢了。市面上没人能够再做拆借，这对亟须资金的胡雪岩来说，的确是雪上加霜。
另外，胡雪岩还面临着一个对他资金构成威胁的局面。作为左宗棠罩着的人，他总免不了常常接济这位恩主，常常替他去筹集军款。这个时候，他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的巨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借出款项的外国银行只管问胡雪岩要钱。本来，这笔借款每年是要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的，所谓“协饷”呢，就是朝廷用于发放新疆驻军的俸饷。清朝的时候，新疆地区财政始终无法自立，主要支出都要依靠中央户部和内地各省调拨银两，于是就有了这个称谓。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马上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这好歹也算形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制度，这笔款子虽然先要由胡雪岩出，但也只算是个经手，他回头马上能用协饷的钱来填补这个窟窿。
但再严密的制度也会有自己的岔子，更不用说这种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了。盛宣怀一早就看准了其中的奥妙，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他决定给胡雪岩来个釜底抽薪，让他完全落入自己的罗网中，失去还手之力。
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截了当告诉他：李鸿章大人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你看怎么着吧。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他虽然对左宗棠心存畏惧，但怎么也不敢违抗李大人的命令，而且想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但对于盛宣怀来说，这二十天已经足够了。他串通好了外国银行，让他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向胡雪岩催款。
今年的形势摆在眼前，胡雪岩手上缺少现金应付，而这个时候，左宗棠又远在北京，鞭长莫及。胡雪岩一看没办法了，只好把他各地的阜康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先补上了这个窟窿。照他的想法，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所以他也没怎么提起警惕心来。但他这一步，正好踏进了盛宣怀设计的陷阱里了。
通过电报，盛宣怀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他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钱庄，阜康钱庄正是空虚之际，于是就开始派人到钱庄提款挤兑。
挤兑这事儿，说小则小，不过是大家伙儿争着去把自己放在银行里的钱提出来而已。然而，这事情说大也很大，银行的钱不是放着等储户们来提的，他要靠把这些钱借出去来吃饭，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保留足以应付一般性储户提款需要的现金，因此，银行对挤兑这件事是非常敏感的。一旦不能及时拿出钱来还储户，那它就得关门倒灶，它一破产，那那些没能及时取出钱来的储户就等于白白丢了这笔钱。所以，不仅银行怕挤兑，储户也怕。只要一有挤兑的动静，储户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就会毫不迟疑地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就导致了挤兑的情况更加严重。可以这么说，挤兑是极易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金融监管不严的时代，银行几乎没有什么风险防范机制，更不用说旧式钱庄了。这些银号钱庄，说倒就倒，连带着也会让无数储户瞬间变得身无分文，这实在是最容易导致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形之一。
但是，挤兑总是有一个开头的，只要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雪球，到最后就可能引发一场巨大的雪崩。但关键是，谁来做这个雪球？这个雪球将怎么样滚下去？
没错，捏这个雪球的就是盛宣怀，他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使得他的起点就是制造一个巨型雪球，让它能够迅速扩大到让富甲天下的胡雪岩承受不住。他托了那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要提的钱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还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必须让挤兑这个雪球立刻滚动起来。于是他让人到处制造舆论，说胡雪岩囤积生丝血本大赔，现在只好挪用阜康的存款。如今已经欠了人家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两，阜康钱庄快要倒闭了，要是大家伙儿再不去提款，恐怕就血本无归了。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开始抢着去提款了。
挤兑先从上海开始。盛宣怀就在那里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而这个时候，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浙江藩司德馨和胡雪岩关系不错，他听说上海阜康快要垮了，就预料到杭州的阜康也一定会发生挤兑。他急忙叫了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两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以应必须。在德馨的周旋下，杭州的局势总算是维持住了，但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甫一回到杭州，就得到上海情况恶化的噩耗，他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了回去。
现在，胡雪岩还有一根救命稻草，就是那笔被扣发的协饷。他急忙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但早就和盛宣怀串通好的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人赶快去发电报。盛宣怀当然早就料到他会有这手，而且，不要忘了，电报局是谁开的。盛宣怀暗中叫人把胡雪岩的电报给扣了下来，所以，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求救电报。第二天，胡雪岩盼星星、盼月亮都没有盼到左宗棠那边的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他亲自又去上海道台府找邵友濂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等不到邵友濂回来给他钱了，他撞上的这场灾难已经演变成了谁都无法阻止的愈涌愈烈的风潮，左宗棠总算得了消息，马上出手相助，但为时已晚，他已经无法控制市场的恐慌局面了。
在阜康里有大量存款的政府高官们可急红了眼，纷纷要求清廷干预。于是中央不仅勒令阜康歇业，而且把胡雪岩革了职。就这样，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廷对阜康的清查宣布了更令人惊骇的结果，光北京分号一家，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1200万两。清廷觉得这实在可恶，就下令抄了胡雪岩的家。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
就这样，通过这一连串控制产业和金融业的操作，盛宣怀终于把昔日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拉下了马。
压垮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恩恩怨怨就此落下了帷幕，但是这场风波的结局并没有因为胡的倒台而尘埃落定。金融浪潮并不会随着个人的意愿而停歇，胡雪岩的阜康银号的倒下带动的多米诺效应，远远超出了胡雪岩甚至盛宣怀的想象。
前面说到，咱们中国人对股票的热情一点不比西方人差。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到了第二年，它那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已经达到了250两，年收益率超过了150%，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股”。而同年由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矿务局在上海成功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更是为股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其他矿务局立马纷纷效仿，争相发行股票。不管是招商局还是矿务局，多有官方背景，根据经验，之前出售股票的开平矿务局与轮船招商局都形势大好，人们对“官股”的信心不是没理由的。而招商局对股东们的高额回报，也不断鼓励着商人持续投资股市的热情。这种热情进一步带动了股民们对其他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这下子，股市的价位更是水涨船高，一天一个价，把尝到股市甜头的中国第一拨股民的心理挑逗得欲火中烧。1882年，堪称是19世纪中国股市行情最火爆的一年。
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驱使普通投机者大量非理性投机，即使一些本应该持谨慎立场的钱庄银号——包括胡雪岩的阜康——也不甘人后，开始把巨额资金投入到股市里。慢慢地，钱庄竟然变成了股市中的主力军。这些钱庄银号缺乏风险防范机制，也没有对金融风暴的预期和警惕，因此，他们把几乎所有的流通资金都投入到股市中去。这虽然暂时大大拉升了股价，但在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也就意味着市场上可流通的货币大大减少了，货币量的减少与货币价格的提高、经济的紧缩等对股市非常不利的行情有着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在钱庄倾囊入市的同时，股市雪崩已经成为了定局，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883年1月，上海的老字号金嘉记丝栈因为亏损56万两巨款倒闭关门。于是放款给它的40家钱庄立刻紧缩银根，不仅停止发放新贷，还加大力度向贷款企业收回旧贷。这个时候，美国铁路泡沫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流动性危机也传递到了中国，更加重了这场风波的影响。而且当时正好是春节时候，钱庄不肯借钱了，商户们也没其他地方可以去借，结果导致周转不灵，最后纷纷倒闭。这20多家商户一倒闭，反过来又让钱庄借出去的那150万两银子打了水漂，于是，钱庄也支撑不住了，加入到了倒闭大潮之中。到2月中旬，上海的99家钱庄里，歇业的已经达到了44家，几乎占了半数。幸免于难的众多商户和钱庄一看手头现金不够，无法周转，只能大量抛售股票，而股市里有没有人有巨额现金去接盘，结果只能导致股市的股价大跌。但这个时候，形势还没有糟糕到极点，流动资金匮乏，那就卖股票吧，股票跌就跌吧，但总不至于形成血本无归。
而胡雪岩的阜康的倒闭成了压垮这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阜康这根金融支柱的倒塌，中国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而且是有价无市，很难买得到，但到了8月，该局股票的股价已经跌到了120两，而且有人甚至“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矿务局的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了1884年则跌落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到了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也坐了同样的滑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于是，这场本来是盛宣怀为了扳倒胡雪岩设下的金融困局演变成了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规模灾难。经过了这次股灾，投机者的信心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
这场股灾的生猛程度让从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中国股民们在灰头土脸中领会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危险。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那些聪明善良的祖辈们必然能够从此吸取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那清政府的根基会一如往常的稳固。毕竟，就当时金融业发展的规模而言，一场金融危机对于全国经济的打击还不会像今天那样深重而长远。但是，资本主义的兴奋剂已经注入了有产者们的血管，趋利的欲望和习惯性的健忘蒙蔽了他们的理智，裹挟着他们的投资热情奔向一场更为惨痛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的幕后推手，还是我们的那位主角——盛宣怀（看起来，他存心是要跟中国的股民们过不去啊）。
事实上，盛宣怀的确从这场股灾中吸取了一些经验和教训，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正面的是，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利用人们的挤兑心理，再大的金主也经不起折腾，再顽固的对手也会一败涂地；反面则是，如果控制不当，挤兑带来的可以不断自我强化的金融风暴将给整个金融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这个反面教训在1903年的
伪钞风波
中帮助他抵御住了一场眼看就要将他压垮的灾难。伪钞风波与暗算胡雪岩时相反，1903年的盛宣怀，不再是银行业的敌人，因为他的身上已经多了一个头衔：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及大股东。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由于需要支付巨额赔款，洋务企业，尤其是铁路制造业出现了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掌控铁路总公司的盛宣怀于是把早就想办的吸金法宝——银行——提到了台面上。在得到了郑观应等人的支持后，他暗地里招来几十个殷实富商，集了300万两股资，这样他心里更有谱了。1896年11月，盛宣怀向清廷建议，“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要振兴实业，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2月7日，清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
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经济帝国中是个至关重要的实业。他越来越明白银行在他及他的恩主李大人所操控的洋务活动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一座银行仿佛是一座金山，既可以通过它绕开烦琐的官方渠道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让没有用处的闲钱暂时找个去处。公私两利，官民兼顾，可谓是善莫大焉。尤其是他贯穿全国的铁路计划是最大的烧钱主儿。朝廷自己没有钱来修铁路，华商们既没有足够的资金又看不到铁路的利益，绝不肯轻易掏钱；要是让外国人来修，朝廷又怕背上卖国的骂名，就是借洋人的钱来修也总归会有利权的损失，所以思来想去，还是自个儿建个银行来提款更加方便妥帖。
这家中国通商银行在名义上虽然是官督商办的，但因为是商人们集的资，实际上却是一家私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它的总部设在上海，清政府给了它印制和发行钞票的权力，因此，它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具备发行纸币能力的华资私营银行。这次伪钞案所伪造的就是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
这样一个宝贝疙瘩，盛宣怀供着奉着还来不及，怎么会让他受到风吹雨打？于是乎，当伪钞风波闹出来时，盛宣怀决心不让当年搞垮胡雪岩的挤兑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使劲浑身解数要保住他这块心头肉。
这场伪钞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七，也就是1903年2月4日。当时，有一个钱庄伙计拿着一些通商银行的钞票去兑换，可能也是因为伪造技术低劣的缘故，竟然被少有假钞识别经验的柜台出纳一眼看出其中有几张十元面值的伪钞，于是银行方面当场就拒绝兑换。另外一种说法是，有人拿了伪钞去商店里购物，店主是事后才发觉有假。更有人说，那拿来伪钞的是日本人。
不管最早是哪里发现的、是谁拿来的，伪钞的消息一传出，上海“市中大闹”。当时的上海，银行和钱庄并存，钱庄本就对同自己抢生意、且手段又略高一筹的西式银行不待见，逮着这个机会，还颇有些幸灾乐祸，纷纷拒绝使用通商银行的钞票。许多持有通商银行钞票的人害怕手中的钱变成一堆废纸，就争先恐后地去银行兑换现银。第二天，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挤兑浪潮。
雪上加霜的是，2月5日，通商银行又验出了新的伪钞，除了10元面值的钞票外，还有5元的。当时通商银行的职员比现在的银行职员更加严谨，不仅把假币没收了，还把它当场撕破，并盖上“假币”字样。为了告诫市民不要收假币，通商银行还特别派人把伪钞贴在银行大门旁边，然后又贴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说明上这么写道：伪钞纸质比较粗，花纹比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
尽管工作如此周到，但这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大家伙儿都没经验。拿着通商银行的钱的人心里总归是不踏实，市面上人心惶惶。当时身在北京的盛宣怀也得知了挤兑风潮的事。根据上次与胡雪岩较量的经验，他知道储户的信心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不管你库里有多少钱，只要储户认为你没钱，你立马就会被挤兑成没钱；哪怕你真的兜里一文不剩，但只要储户相信你有钱，不来挤兑，你就平安无事。所以，对于风浪中的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储户的信心，于是，他立刻命令银行方面要做到随到随兑，开门“欢迎”储户来兑。他觉得，通过这种光明磊落的坦然方式，更容易让人相信他兜里丰实得很。这从博弈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充分使交易伙伴获得对称的信息或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获得了对称的信息，从而做出在这种信息情景中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盛宣怀当然没有打算让储户们获得对称的信息，事实上，通商银行开门“欢迎”兑现几天以后，现银就所剩无几了，眼看着他就要踏上和胡雪岩一样的不归路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活雷锋出现了，生生把盛宣怀的通商银行从悬崖上救了回来。
虽然这次发现的伪钞造的是通商银行的假，可是挤兑会引起整个金融界的信誉大跌。对这一点，那些久经沙场的外资银行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些银行不像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钱庄，他们对于金融机构间风险共存的机制理解地更为透彻。遇到了一家银行遭灾，他们不仅不会像钱庄那样落井下石，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施以援手。所以，当盛宣怀最后不得不低头向老对手汇丰银行计救兵时，汇丰银行没有目光短浅地拒绝这种低姿态的求助。通商银行最终以库存的金、银为抵押，顺利向汇丰银行换得了70万两现银。
为了挺过这次危机，通商银行可谓是无计不施了，它一改过去的营业时间，破例在节假日也开门兑换。为了维持秩序，还规定每次只能放入20位顾客。尽管有种种措施保障，通商银行门前还是人潮涌动，短短一天时间，就兑出了现银20万两。最后不得已，通商银行请来了租界的巡捕维持秩序，甚至还动用了消防水龙来驱散人群。
擒贼先擒王，在全力应对挤兑风潮的同时，盛宣怀也下令尽快找到那些丧尽天良的制造伪钞者。2月6日，一个日本人来到汇丰银行兑换现银，银行方面发现他手里的4000元通商银行钞票全部都是伪钞。数额如此巨大，立刻引起了汇丰银行方面的注意。
通商银行的“好兄弟”汇丰这次真是把雷锋精神贯彻到了底，它不仅借钱给通商，而且也义务地担当起了打假领头羊。汇丰的人知道，中国人根本不懂什么是伪钞，更不用说拥有制造伪钞的技术了，这次出现的伪钞很有可能是外国人搞的。所以，当那个日本人离开后，汇丰银行就派人跟踪了他，摸清了他的住址，然后把这个情况通报给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把那个人抓了起来。
经过审讯后得知，这个日本人叫中井义之助，他在上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不是很景气，于是他就和几个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币的主意。他们在大阪郊区的一处民房里秘密伪造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面额有10元和5元两种，总值共计30万元。假钞印好后，他们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的家里。中井再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把这些伪钞输入市场。在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冲击了他们的造假窝点，把中井的同犯一网打尽，同时销毁了所有的机器和假钞。
风波很快平息了，但通商银行的损失也不可谓不小，在挤兑风潮发生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各方回笼的假钞达30万元，这相当于是通商银行的损失额。盛宣怀咽不下这口气，他发了封电报给中国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请他督促日本政府严惩伪钞罪犯。但蔡和甫不久后回电说：“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最后，中国的首例伪钞案就只能以“无法可依”为由草草结束了。
但不管最后盛宣怀解不解气，这场本来有可能演变成足以摧毁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风暴的事件，在盛宣怀的开门“欢迎”的对策作用以及“活雷锋”汇丰银行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被控制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清政府的经济大厦逃过了一劫。
但马克思说的没错，一旦你跨进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就永远逃不出经济危机的漩涡。这次幸亏有驾驭金融风暴的能手盛宣怀站在了银行这边，让金融业闯过了鬼门关。但下一次，被卷入风暴的倒霉蛋有没有这么幸运获得这个智慧与金钱并重、商场和官场齐飞的男人的支持，那谁都说不准了。
疯狂的橡胶
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的带领下，各国的工业革命搞得那个叫热火朝天啊，而新能源、新材料是引发这场全球性变革的基础，在其中，防水、耐磨、柔韧的橡胶就是最炙手可热的新兴材料。对橡胶工业推动最大的无疑是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汽车对橡胶需求增长的促进如同电脑时代对硅的需求的促进一般。1908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了T型车，售价约为800美元，但因为流水线量化生产的优势，到了1914年已经降到了345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产量已达到100万辆，1924年，T型车的价格更是下降到280美元。汽车迅速从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而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也是跻身为最有价值的新材料之一。
橡胶的运用远不止在汽车，从大板车、自行车到小三轮，也都用上了橡胶轮胎。有了橡胶，人们可以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再穿上橡胶制的雨衣，这样雨天也可以照常出门了。这种廉价又实用的材料让世界越来越依赖它，而整个工业世界对橡胶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1908年，英国进口的橡胶总额达到了84万英镑，1909年更是增加到了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的橡胶价值5700万美元，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000万美元。
不仅是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尤其是正在不断升温的军备竞赛更是对橡胶工业的发展推波助澜。当时的天然橡胶的制品容易在短期内发生性状变化，功能老化，导致其丧失原有的物理特性。现代战争虽然是钢铁碰钢铁的硬较量，而橡胶部件可能只是一辆汽车油阀上的一片小小胶垫，但没有这片胶垫就足以使整辆汽车无法开动。而且，当时所有舰船密封舱都要依赖橡胶圈的作用，如果这些橡胶圈老化而无法实现密封的性能，当船体受损，高压海水从裂口汹涌灌入时，舰船就不能有效封闭受损区域。因此，只要一被击中，一有破损，整条军舰就会沉没。在甲午海战中，虽然北洋水师军力不弱，但因为军费匮乏，舰体部件，尤其是橡胶圈早已老化，所以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像饼干一样脆弱，往往是一击就沉。所以说，甲午海战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其实要归因于这小小的橡胶圈的问题。
不过，再怎么工业革命，没有农业的基础，也是枉然。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天然橡胶的生产规模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扩大的。这就是说在这段时期内，橡胶市场会面临越来越明显求大于供的局面，天然橡胶的稀缺性，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会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从1908年的每磅2先令猛涨到了1909年底的每磅10先令，翻了两番都不止。1910年4月更是达到最高峰，每磅竟然要12先令5便士。橡胶实物的行情这么生猛，不难想象，伦敦证券交易所内的橡胶股票的价格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了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内就被秒杀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价格是10磅，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的天价。
在其中收获了大量股金的国际金融资本觉得这个生意还大有前途，就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它们的总部则往往设在上海，以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其中至少有40家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只是刚刚买了块地就急急忙忙跑来圈钱，有些总算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但也有很多干脆就是打定主意来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
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受到跟在伦敦一样的待遇，其受欢迎程度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一家名叫“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只过了一个多月，就翻了一番，涨到了50两。
有了这样的暴利在前，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都坐不住了，他们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描述：“当时亲友叙晤，除橡皮股票外，无他谈话”，以至于“举国皆狂，几疑沪上各业无不足以达其发财之目的。”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絧之这么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中国的股票经理们在茶馆里交易股票
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金融的东西往往是在循环里来去。银行的钱在借进、借出的循环里生息；金融危机又是在信心缺失导致挤兑，而挤兑又进一步摧垮信心的循环中恶化；当然，股票的投机也会在投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投机与更多的投机成就了投机的成功的循环中堆起高高的泡沫城墙。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竟要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600多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发行的薛纳王股票也是涨到了不可思议的1600两。
橡胶股票这么疯涨带来的利益，好处总算完全没有给洋人们拿走，应该说，股票收益是华洋均沾，而且华人还略胜一筹。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上海所有的橡胶股票中，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光在上海抢购了还不过瘾，更是调集了资金进军伦敦，开始转战海外。可见，说清末中国完全是个资本输入国也未必全面，咱们的第一代资产阶级就有着出色的全球视野。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在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也有1400万两。橡胶股票就像是一个没有底的大金斗，只要是钱，它都一分不落地吸个干净。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到最后竟然到了无资可融的地步，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统统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沉醉在这种疯狂的景象之中的时候，一根纤细的针还是姗姗而至，把这一连串泡沫统统戳了个透。
不想做广告的橡胶不是好股票
关于橡胶股票风潮的发生，《上海钱庄史料》里这么讲：“有谓于1908年时，有某西人（姓名不可考）在上海创设橡皮股票公司，发行股票；并大登广告，宣传橡皮事业将来之希望。当时中外商人，咸被蒙蔽，竞相购买，钱庄亦以此项股票，远胜现金，争先收积。不料1910年7月，该西人佯言回国，一去不返，发电询问，亦无着落。于是始知受骗，股票价格，遂一落千丈，视同废纸，商人纷纷破产，钱庄乃大受影响，终于演成极大的风潮。”
那个闯祸的“西人”，是个名叫麦边的英国人。1903年，他就颇有远见地在上海开了一家名为蓝格志（Langkate）的公司。蓝格志是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不仅经营橡胶种植园，还经营、钢铁、棉花，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可谓多元经营，集各种能源开发于一体，真是前沿产业、尖端科技、高新产业啊。但事实上，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折腾了好多年都不见起色。当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可能是长期捣鼓皮包公司积累的经验，麦边的宣传意识特别高，他一个老早就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买版面，大肆鼓吹“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儿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今后的橡皮世界》一文。这篇思路开阔、文采飞扬的文章经过貌似严密的推理，得出了颇鼓舞人心的结论：今后几十年激增的车辆少不了橡皮轮胎，而要把握航运业发展趋势也不能缺少橡胶材料，将来大城市会用橡胶来铺设道路，城市从此将告别喧闹嘈杂得令人发烦，而变得安宁清静。未来暖和舒适的橡皮住宅将淘汰又冷又硬的石块砌成的房屋。总之，多种植些橡胶是必然趋势，全世界一定都会因为橡胶而改头换面。蓝格志橡胶股票
麦边知道视觉效果在广告中的重要性，所以，他特意在一些有影响的大报的头版上亮出蓝格志公司的牌子，而且一登就是几天。从此蓝格志的品牌形象，深深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他的宣传攻势收到了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他们还拉来了欧美银行“庄严承诺”：该公司发行的橡胶股票有按照票面额在上海外国银行押借现款的权力。经历了1883年的金融风潮之后，投资者已经明白了股票毕竟不是钞票的道理，弄不好是会赔的。但欧美银行竟然许下如此承诺，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股票和钞票一样了，而且，持有兰格志公司的股票比持有钞票更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会不断疯涨。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会不干？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来购买蓝格志的股票，麦边开始操纵股票的价格。他叫了一帮人去抢购自己公司的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再大笔抛出；然后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几乎是一票难求。
麦边的演技也堪称奥斯卡级别，他每周都要煞有介事地召开一次董事会，还要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怕被人看穿，他又耍了个新花招，每3个月，他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丰厚的红利，让购买股票者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每股1000两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看到麦边的奇迹般成功，其他橡胶公司哪里甘心在一旁双眼红通通地干瞅着，他们也开始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也照搬了麦边的办法，每个季度都给股东发高额红利，虽然没有蓝格志公司那儿夸张，但一股也要给7两5钱银子。而且，他们吹牛皮的本领也不见得比麦边差，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Senawang）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还要好。这牛皮真的不是白吹的。到了最后，嘿！竟然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薛纳王的股价被吹得超过了始作俑者蓝格志了。
还有一对名叫白克尔的父子，生财更是有妙招，他们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了大幅报纸版面吹嘘自己的股票价廉利厚。到了开市当天，他们还叫了一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一时间，“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然后，祥茂洋行方面作深表遗憾状宣称：不好意思啊，诸位，因为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份严重不足，现在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一百股的人，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数量在1100至500股之间的人，可保留10%的股票，多余的款项一律退还。
这么一作秀，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总的说来，橡胶股票的成功多半是各种营销手段出奇制胜的结果，几乎可以这么说，20世纪初橡胶行业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开创了广告业的辉煌时代。所以说，不想做广告的橡胶肯定成不了好股票。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领头羊兰格志股票从1909年的840两每股，飙升到1675两，薛纳王股也不甘人后，从2月的630两直奔4月的1650两而去。不过这些股票的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了，市面上干的大多是空盘交易的勾当。
好了，泡沫就这样被吹到了膨胀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破灭。
但无论橡胶股票的泡沫有多大，其破灭惨状有多吓人，如果没有金融业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只是让部分上海富人破了点财而已，还远不至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但是，钱庄这个唯利是图，又缺乏风险防范机制的金融机构，最后把这锅粥彻底捣烂了。
钱庄的前世今生
钱庄，在辛亥前一年这场牵动清朝气数的金融风暴里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细观钱庄与股票风波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回头来看一看，钱庄究竟是什么个东西。
简单说，钱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金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与它性质相近的机构则称为银号。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都是私营企业。但经营得当、发展经年的，也会有一定的规模。这些大钱庄，除了能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以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基本上，这是一种银行的雏形。
鸦片战争以后，洋商虽然争得了一些通商口岸，也设立了一些银行，但如果要把商品推销到内地，并且要在内地得到生产原料，则必须利用原有的金融机构调拨资金，钱庄便成为了他们首选的工具，从而成为了中外商人之间以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调拨资金的媒介。据1858年的《北华捷报》记载，当时上海城内和租界里大概有钱庄120家，其中较大的钱庄都以10天或20天的期票对经营棉织品等的批发商和鸦片掮客给予资金周转方面的融通。
当太平天国的战火烧到东南各省以后，各地的地主、官僚都背着钱袋往上海租界里赶，这些内地资金的集中使上海钱庄的发展成长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原来在上海南市的钱庄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租界里的北市。
甲午之役后，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了，之后上海租界又开设了10家本国银行。但是钱庄依靠洋商的支持，依靠发行远期庄票扩大信用和掌握汇划制度依旧保持了资金的主动调拨。同华资银行比较，钱庄还处于优势地位。华资银行早期的业务开展还不广泛，有些银行会聘请钱庄经理为经协理，还往往把多余资金提供给钱庄运用，毕竟钱庄多年的人脉基础在那边，资金的流动渠道自然也多一些，周转起来也更活络一些。通商银行在成立后的几年中，交给各钱庄代为放贷的款项最高时有200多万两。这么看来，钱庄和华资银行总算是同根生，并没有相煎太急，反而是携手同心，相互扶持，总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辛亥前这一年。
总体而言，辛亥前上海的钱庄，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重要，所以钱庄实际上已经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只看得见的大手。在上海众多的钱庄里，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家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钱庄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
但钱庄老板开办钱庄肯定不是单单为了搞慈善事业，它和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一样，有着疯狂逐利的本性。但与现代银行不同的是，钱庄缺少风险防范机制，而且更重要的是，相比洋行和华行，钱庄是比较纯粹的“民营企业”，资金上尽管时有洋行、华行通融，但毕竟不是一个娘养大的，无论洋行或者华行都不可能成为钱庄稳固的后台。洋行的雄厚实力自然是钱庄难以企及的，而华行的“国有”背景也是钱庄绝无办法匹敌的优势。所以，不难想象，一旦起了金融风波，最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无依无靠的中国本土的“民营”钱庄了。就像胡雪岩的阜康，虽然一时富可敌国，但最终还是落得闭门倒灶的下场。
当然，如果经营谨慎的话，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规模的金融风暴未必能至钱庄于死地，但是橡胶股票投机堆出来的泡沫实在太大了，一旦破灭，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股票高额利益的诱惑，但钱庄经营者们大多没有接受过股市崩盘的教训，对其中的风险明显认识不足，也是致命的缺陷。橡胶股票上涨的喧嚣宛如海妖甜美而诱惑水手落入陷阱的歌声，将利欲熏心的钱庄们引上了不归路。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向投机者提供贷款获取高额的收益。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投机者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从而获得新的贷款再去购买新股票，这样借来钱就买股票，买了股票就抵押，抵押了再去买，往来循环，一笔款项被放大的能量比之现代金融业的乘数效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地升值。这种危险而刺激的游戏让钱庄欲罢不能，但他们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投资客的需求，钱庄也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洋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股市，但是拿拿拆借利息的收入也很可观了，而且又不用担当风险，他们当然也乐享其成。有了外国银行强大的资金支持，上海钱庄把本来就热火朝天的橡胶股票投机越炒越旺。
在大家都忘乎所以的狂欢中，总有人会玩过头。随着股票价格的水涨船高，钱庄看着投机客们大把大把地进账，他们也越来越不甘心做后台老板。只是给投机者贷贷款怎么过瘾？后来，他们干脆赤膊上阵，开始大发庄票（相当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炒股。许多钱庄还向外商银行拆借巨款，用来购买股票。单单正元钱庄一家，就拿了三四百万两来买股票。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往往与钱庄也有各种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股票。
这些脚踏两条船的银行家们包括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这位老兄绝对是把钱庄玩到极致的主，他不仅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还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同时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巨额利润的诱惑让这些金融界大鳄摒弃前嫌，同声共气，团结一心，共同发庄票，先后发出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大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了100万两巨款，存放在三家钱庄里。但他们还嫌不够，又从关系不错、往来密切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元丰就被陈逸卿调走11万余两庄票。最后，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
上海钱庄不仅把自己手里的资金都投进了股市，而且还从洋行那儿拆借巨额资金。这样一来，能够维持市场运行的流动资金就大大短缺了，连正常的贸易活动的开展也缺乏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现金流匮乏，这成为了接下来发生的悲剧的关键因素。
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其影响很快波及了全球化经济的先锋英国，伦敦股市暴跌，导致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在7月的时候，伦敦市场每磅橡胶的价格还在12先令5便士的高位，到了7月底，就已经降到了9先令3便士。
最早开始搞，也是搞得最狠的麦边因为得到消息比较早，也是最先祭起遁地大法。7月初，他卷起全部款项，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购买蓝格志股票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打听他的下落，但始终是杳无音讯。投资者们这才冷静下来思考，传说中的那片升值潜力无限的橡胶树种植园远在数千里的国外，是否确是存在从来没有人去考证，即使位于上海的股票公司也不知设在哪里。购股者这时才如梦初醒，只能在万般无奈下委托专营华洋股票交易的众业公所代为抛售股票，但该公所声称他们只管卖出，不管买进，要卖股票，去找发股票的家伙吧。众业公所到后来干脆关门大吉。走投无路的受骗投资者拼命冲进去，但却被英国巡捕抓了关进了巡捕房。大家伙儿回过头去寻找其他橡胶股票公司算账，结果遭遇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橡胶股票公司的冒险家们都和麦边一样，已经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但是却带走了全部资产。
消息一传出，上海市场上的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有人出货无人接盘。有资料指出，1910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场上售价70两（可能是指一股拆十股后）的薛纳王橡胶股票，到了9月至12月间，市值只剩下可怜巴巴的7两了。而蓝格志股票更是跌到了105两（也有可能是一股拆十股后）。
而外国银行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贷款，这就造成了银根的进一步收紧。更糟糕的是，7月中旬，外国银行突然同时宣布停止发放所有的橡胶股票抵押贷款。当时的上海银钱业还指望着拿积压在手里的这堆被套得死死股票从外国银行那里套点现，但洋人们突然来这一手，等于是直接宣布了股票为废纸。于是，上海的现金流完全崩断。
金融危机大潮立刻扑面而来，上海市面的钱庄、当铺、银楼、商店应声倒闭。首当其冲的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几乎同时倒灶。他们同时牵连了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受影响，后者也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停业。
1910年7月26日的《申报》记录了上海钱庄纷纷倒台的经过：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谦余二钱庄，15日因周转不灵，停止进出，16日兆康庄继之。沪道蔡观察（上海道台蔡乃煌）闻耗后，立饬公共公廨派差协探……又闻森源钱庄亦于16日受其影响，暂行收账，17日元丰庄继之，18日会大、协大、晋大三庄又继之。市面紧急，恐慌殊甚……
在这种控制经济现金流的钱庄连锁倒闭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状况恶化到了极点。在众业公所挂牌交易的近百种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无人交易，这些股票已经形同废纸。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响，正元等三家钱庄倒闭的消息一传到杭州、宁波，马上引起银根紧缩，不少钱庄票号随之关门歇业。到7月底8月初，上海钱庄倒闭风潮的影响由江苏、浙江往内陆蔓延，最后终于扩展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金融业的极度不景气也使工商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工厂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或因原料、产品市场不景气而停工的数不胜数。
当然，话说回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上海银钱业。囤积大量股票的钱庄的老板们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多家钱庄的大老板陈逸卿损失了200多万两，戴嘉宝损失180多万两，陆达生损失120多万两。钱庄是靠活钱来做生意的，一旦资金链断裂，这边款子收不回来，那边又来讨债，那让他们怎么办？关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大祸已经酿成，金融海啸已经席卷而来，经济界、金融界已经无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没办法收拾了。
在这橡胶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为救火队员急匆匆赶来收拾烂摊子的清政府的表现可谓相当及时和英明。单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来看，清政府足以跻身“最负责任政府”行列，与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边。《申报》也报道了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听说正元等钱庄出现周转问题，停止进出时，第一时间让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钱庄的老板、经理等收押起来，严加审处，其中包括陈逸卿、戴嘉宝、何兆政、陆葆润、何继云、魏宝炎、戚雅芳、田龙章等人。他还派人去调查风波缘由。而正元集团倒闭的时候，蔡乃煌又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赶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来的时候又谒见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办法。几番跑下来，对局势总算有了一个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对策。
在朝廷为之焦头烂额的当口，洋人们又来添乱。外国银行见到了几家大钱庄倒闭，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钱给中国钱庄，也就急着想要收回这些款项，这就让钱庄们面临了更加大的资金压力。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这笔钱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国银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宣称要收回拆款，那无异釜底抽薪，会大大恶化上海金融危机的形势。张人骏据实向朝廷汇报，朝廷让他按照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并让上海道台悉心筹划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还批准向外国银行进行紧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来简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是列强纷争，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对于上海金融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毕竟发展了上百年，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又吸纳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到洋行里，尽管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辞辛苦把钱存到老老远的瑞士银行里一样。安全嘛，这还是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首先会考虑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国银行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结果，8月4日，蔡道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洋行虽然不太信任钱庄，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担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何况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扫下去，没准儿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所以他们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总共出借了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拿出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钱庄则把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由注销。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西人福开森
这些洋同行们总算是没有乘人之危，握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他们并没有趁机收取高额利息，这笔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还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与此同时，蔡道台还特别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大上海钱庄的顶梁柱及其所属庄号内，帮助他们稳定市面。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大概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惨重。不过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非凡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总算是挺过了第一轮冲击波。尽管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张人骏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谓不主动积极，处理方案不可谓不妥帖周到，结果也不可谓不水到渠成。这种铺天盖地的危机阵势，以前谁都没见过，能在半个月时间里做出如此妥善的应对处置，清廷的治理水准未必比罗斯福时候的美国政府低多少。照这样的方子抓药，这场凶疾应该会很快会被克服的。
事情也本该到此为止。
可历史的暗流似乎不打算就此罢手。
第二轮冲击波来袭
当年9月，又到了清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的时候了。庚子年战败后，清廷每年都要向列强缴纳赔款，国库空虚怎么办？只能摊派到了下面的各省去搜刮了。按照惯例，上海承担的份额为190万两。这个时候，7、8月份危机的后遗症显露出来了。蔡乃煌已经把官银拿去救市了，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上海的银库已经空了，哪里拿得出钱来缴款？鉴于当时上海市面还没有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这赔款。
但是，这个举动让与蔡乃煌结过梁子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瞅准了，他马上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弹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这下脑子没拐过弯来，也不想想是谁刚把金融风波平息了一些，就听信了片面之词，斥责蔡乃煌接管上海银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不顾大局”，于是立即把蔡乃煌革职了。事实上，说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倒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但要说他所做一切都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恫吓朝廷”，那只能是端坐在紫禁城里的井底之蛙们闭门臆测的结果。蔡道被炒了鱿鱼，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换一个领导来，治理水平未必比他差，但最关键的是，朝廷命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巨，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一旦把这些钱统统拿出来，这两根上海钱庄的擎天柱就指日将倾了。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有实力的钱庄，像胡雪岩一样，它的老板严义彬也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依靠的不是外国银行的拆款，而是上海道台的官银支持，上海官银大约有十分之六存在源丰润系的钱庄，十分之四存在义善源系钱庄里。源丰润银票
除此之外，严义彬的钱庄还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那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家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
清廷的对外赔款，在由各省分摊后，一般都是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之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已经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他们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如果把这笔钱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之下，慈禧便同意了把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关上门“研究”的范围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更了不得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该存在官方的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老板名下的资产。
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老板，在危机中便俨然如中流砥柱。而且，如同严老板自述的那样，“票号源丰润向有分枝，存放较巨”，它倒台不要紧，它蔓延在江浙沪乃至全国各地的分枝触角都会将这种震动放大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基于这种考虑，包括蔡乃煌在内的官员们也是以“维护源丰润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蔡乃煌对源丰润的关照向来不薄，这可能是因为他与严义彬私交的缘故。七月初二那天，他还打了密电给军机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说源丰润“有12个分号，影响各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后果“不堪设想”。他还陈述了自己的具体做法：“嘱其将地契、房据、盐票、股单共值300万两，交道保存，由道代借300万两，酌量应付华洋欠款。现计职道担保之款及所借洋债在700万两以上……”但不管蔡道对源丰润这般两肋插刀是否有私人关照在里面，在这种危急关头，支持源丰润，避免更大一波的风波，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于是，在朝廷中枢命令他“将经手款项缴清”时，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同时再次申明，万万不可从源丰润把上海银库的钱提回来。
但在军机处看来，蔡乃煌还是在重施“恫吓朝廷”的故伎，于是，对他又是一番劈头盖脸的申斥，骂完之后，还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
委屈和压力之下的蔡乃煌终于崩溃了，他憋着一腔愤懑翻脸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而且一下子提走了200多万两。洞悉内情的人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是出于军机大臣对他斥责的愤恨，所以故意这么做，是要使市面动摇，从而还政府以颜色，让那些屁事不懂的中枢官僚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金融危机，让他们看看当初自己的逆耳忠言到底是不是“恫吓朝廷”。
一看形势不对，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彻底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经查，它已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宣告歇业。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源丰润倒台了。
源丰润关门导致的连锁效应是山崩地裂式的。上海大批钱庄闻风倒闭，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一时风声鹤唳，市面紧张到了极点。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还没等政府有所反应，金融危机就已经开始向全国蔓延了。源丰润设在北京的分号原来是“京中极大之商号”，当上海总号搁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该分号见势不妙，立即主动向有关部门自请查封。北京城内立刻“银根大紧”，金融界顿时恐慌不已，城里有16家钱庄也因此停业。据《申报》报导：“北京内城永顺、永祥、北德胜、德兴厚、和丰通、同义长及报房胡同德成，外城乾昇、义丰、天太厚等钱铺均被挤轧，且有多家不敷周转，相率倒闭。”
源丰润天津分号搁浅时，天津的金融市场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东方杂志》报道，经过天津商务总会出面，请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隶四银行筹银100万两，为各商号作抵押借款，才勉强维持了市面的平稳。
源丰润广州分号闭歇时，一时造成广州、汕头两地银根奇紧，广州总商会赶紧邀请大清、交通及西关银行集金融界巨头商讨对策，维持市面。其他如杭州、苏州、宁波各地也都因此出现了金融危机和挤兑的情况。
总之，源丰润破产虽然肇始于上海，但因为其枝蔓牵连的缘故，迅速引起了全国各主要商业城市的金融连锁动荡。
这就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轮冲击波。
苦撑的义善源
源丰润倒台之后，朝廷总算知道了蔡乃煌当初没有夸大其词，他的那些紧急求援请示并不是“恫吓朝廷”，度支部马上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到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两江总督张人骏来到上海“灾区”现场办公，还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总算是再次把金融风暴的潮头给抑制住了。
这时候的上海，还有另一根金融支柱仍然屹立，那就是义善源。义善源是最早开创经营外汇兑换业务，开“金融开放、改革”之先河的钱庄，被称为“中国银行的前身”，其实力雄厚程度不亚于源丰润，它在全国有27家分号，密切往来的钱庄多达36家，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这家与源丰润齐名的钱庄的大股东是李经楚。这位李老板，来头可真不小。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瀚章的儿子。就像许多“官二代”一样，他身上的头衔可不少。他不仅是义善源的老板，同时还担任着邮传部右侍郎的职务；因邮传部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时称他“精明干练，长于理财，于银行事宜讲求有素，经验尤深，堪以派充总理”，于是他又能者多劳，担任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没错，这又是一个红顶商人。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在创办时并没有被设想为后来的那种一骑绝尘的独一无二境界。1897年，俄、法、比三国，以一纸10年期借款合同，从清政府手里获得了卢汉铁路的借款权和其他一些权利。到了1907年，合同期满后，看着洋人在这10年里赚进大把钞票看得眼红的华商们喊着“商路亡、中国亡”的口号，掀起了回收路权的运动。清廷也觉得老让外国人得利，无论从名声还是效益上说都不好，所以就让邮传部在城设立一家官商合办银行，可以用来筹款赎买卢汉铁路。清廷机构中，邮传部管辖交通、邮电等事务，所以这家邮传部开的银行也就被命名为了“交通银行”。甫一创立，交行便支持政府成功收回卢汉铁路的路权，可谓不负所望。它还享有发钞权，同时代理国库，俨然是一家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超级商业银行。与政府极其密切的关系，使交行享受到了种种经营上的便利。
作为CEO的李经楚在坐镇交行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筹款赎回京汉铁路，完成了交通银行成立的使命。二是收回电报局商股，使电报局成为了邮传部经办的国有企业。三是设置分支机构，扩充股本，发行股票。四是经营一般银行业务。
虽然李经楚在交行的身份是“总理”而不是老板，但他是邮传部官方委派的，而交行当初设立时，官股有四成，政府俨然是第一大股东，而作为这个大股东的代表加官方指定的CEO，李总在交行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
这么看来，李经楚身兼两任，既是义善源的老板，又是交行的掌门，说得直截了当点儿，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两家金融机构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让李经楚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可以很方便地在义善源与交行之间调拨资金。所以，源丰润最终支持不住倒下的时候，李经楚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9个分行里借款287万两，加上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的资金，总算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
但毕竟经历了这么大的冲击，义善源即使是铁打的，也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了，要是再遇到什么不测，那李经楚纵使有三头六臂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事与愿违，还是出事了。
盛宣怀的最后一击
我们的主人公盛宣怀也就在历史的节骨眼上登上了舞台。
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虽然前面提到过几次，但“邮传部”空间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们现在才会详细道来。所谓邮传部，是光绪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07年，清廷为了迎合“预备立宪”而设置的一个官署，负责管辖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等五司，属于它管辖范围的实业包括邮政总局、电政总局及各省分局、电话局、交通银行（包括北京总行及上海、汉口、广州分行）、铁路总局及京汉、京奉、京张、沪宁、吉长、广长、正太等各路局。后来的北洋政府把这个部门改名为交通部，其职能大概也差不多。这么比较下来，邮传部尚书相当于是交通部部长一职了，但盛宣怀的职权可比现在的交通部长大得多了，不仅道路、铁路归他管，连电讯和金融都是他负责的产业，洋务运动的一半成就都被他攥在了手里。
前面说起过，盛宣怀曾经创办过中国通商银行，在这家银行建立伊始，清廷就给了它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使它成为整理币制的枢纽。除了发钞外，该行还代收库银，在全国各大省先后设立分行，业务盛极一时。后来因为庚子年的战乱和经营问题，通商银行逐渐式微，这肯定让对洋务极度重视，而又视银行为洋务命脉的盛宣怀有些落寞和失意。但当他一坐到邮传部尚书的位子上一瞅，发现手下有着中国第一大银行——交通银行，他又怎么会甘心不去插一手？
当时的交通银行，虽然名义上是邮传部管辖，但其帮理梁士诒是袁世凯系的人，而袁世凯与盛宣怀在这个时间点上，绝对算不上是盟友。虽然说交通银行的大Boss是李经楚，但是李总身兼数职，官商各种场合，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义善源这个私人产业更加需要费精力料理，交行的实权最后落在谁手里就可想而知了。
盛宣怀和袁世凯的恩恩怨怨还要在下文中慢慢道来，但是盛宣怀同袁系人马在交通银行这块大肥肉上的争夺绝对是清末金融整体性崩溃的关键中的关键。盛宣怀当然不想让自己手中掌握的经济命脉做了袁系的发财树，他对于梁士诒势力的打击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他怎么就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时机呢？
就在李经楚拿走了交行280万两去填补义善源因为股票风潮而造成的窟窿时，盛部长来查交通银行的账了。可能这是他上任后烧的三把火，也可能是他正好知道交行的这个破绽，是来落井下石的，不管怎么样，他来查了，这才是重点。
李经楚本来倒跟盛宣怀没什么过节，而且作为李鸿章的侄子，在一般场面上盛肯定会照顾到他一点。但李中堂毕竟已经驾鹤西去了，而这次盛领导是冲着梁士诒来的，李总算是杀头陪绑倒了霉运。如果在平常，倒也没什么问题，200万两对李经楚来说并不致命。可能盛宣怀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就大胆地朝交行开刀，但没想到李经楚偏偏在前不久挪用了交行的钱补贴给了义善源。万一领导查出来这么回事，那刚上台不久、急于树立威信的盛宣怀是不会给他留请面的。为了应付这次检查，李经楚赶紧把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280万两都给归还了。
金融界里拆东墙补西墙可谓司空见惯，但这次，可给拆坏了。李经楚这么一提款，可把义善源给提垮了。他直接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还想再苟延残喘一下，他拿着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找到新上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想要抵押借款10万两，以“暂济燃眉”。这位刘道台当然记得自己的前任蔡道台是因为什么被炒鱿鱼的，他立刻回复说：“余非蔡道，不能调款。”这就把本可以作为上海金融界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给扔了。
第二天，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
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台柱终于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雪崩，全国性大恐慌也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到广州，西达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再度沦入极度的恐慌之中。
最早由橡胶股票危机发动的冲击波，经过多番蝴蝶效应的推波助澜，终于三度袭来。江浙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有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关门，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之外，其他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基本都被冲垮了。据统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整个中国总共损失4500万两白银。
当时的《时报》评论说：“此时财界扰乱已达其极，一般社会咸被其灾，于是全国乃宣告破产矣。”
经济基础被摧毁还衍生出了严重的连带效应。
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的老板陈逸卿是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而在他背后支持这种投机的，除了有若干外资银行提供拆借之外，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的施典章也是幕后推手。川汉铁路公司基本上可以视为是一家国企，预算约束比较软，公款被拿去干点正务以外的事根本没人跟你来计较。施典章曾经担任过广州知府，下海后做了川汉铁路公司的总收支，总管财政大权，怎么花钱，花多少钱，全归他一个人说了算。川路公司在四川修铁路不在行，速度奇慢，所以筹集的资金一时花不完，于是施典章就拿了350万两巨款到上海来搞资本运营。
在这350万两里，施典章交给陈逸卿的就有200多万两，占到陈老板手下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上海橡胶股票泡沫的很大部分是被远在四川的铁路公司吹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次风潮，施典章也许真能利用这笔款子大赚特赚。但最后证明，这毕竟只是一枕黄粱。
风潮来袭，政府开始追究责任。8月17日，陈逸卿被捕，他最后不堪重压，在狱中服毒自杀了。这生生把施典章与川路公司的300万两银子给坑得一干二净。这次重大亏空对川路公司的商人们的打击是沉重的。当清政府要来收铁路为国有时，他们坚持要国家替他们填这个巨大的窟窿，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清政府哪里肯买这笔冤枉账，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四川的形势朝保路运动越走越近。
另一方面，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沉重经济压力，也是清政府最后决定把原本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又不肯满足铁路投资者们赔付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保路运动的爆发，从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早早地被埋下了定时炸弹。而就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一线索而言，橡胶股票的这次风潮，已经早早地把清政府统治的终结写进了历史之中。
原因在哪里？
橡胶股票风潮，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在中国金融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这本来是一场可以将空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中型金融危机。股票暴跌后，先期倒闭的正元等钱庄还只是中等规模，虽然对上海市面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冲击力毕竟有限，如果这个时候风头被遏制住了，那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是完全有可能避免的。
清廷官员们也算是尽了人力了，张人骏、蔡乃煌等都是奔前忙后，四处张罗，不仅从朝廷调来大量救济银，还从洋行那里担保搞来了巨额救济资金。要是朝廷能始终贯彻这一思路，那这真可算是世所罕见的成功救市的经典案例。清廷也可能因为这次行动而暂时巩固住自己的根基，还能再得瑟个十几、几十年。
但冥冥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决计不让清廷过舒坦日子，种种不幸的巧合偏偏都集中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
清政府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到了起橡胶风潮这个时候，袁世凯刚“被下岗”回老家休养去了。朝中对于袁系势力的清算也是可想而知的。蔡乃煌就属于袁党，没有了中央的保护伞，他不过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找个茬踢下去的棋子，事实上，他就这是这么个棋子。上海这么一闹风波，管你行事是不是积极主动，成效是不是显著，事情是在你上海出的，就该你倒霉，而且你还时不时地拿情况危急来吓唬朝廷，有事没事伸手找朝廷要钱，这是一个地方官该做的事吗？治理不当，导致风潮，算一桩罪过；恫吓朝廷，觊觎国库，是罪二；你要是再抗拒朝廷的命令，就是第三宗罪。看你造了多少孽，不炒你炒谁啊？
另一个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本来应该是梁士诒的，作为袁世凯的账房先生，盛宣怀是一心要摁死他的。他可能在听说了交行有账务问题的时候，想到那是梁在捣鬼，就决定用这个机会拉他下马。但是没有想到，挪用交行款项的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这下就难堪了。可能也是为了顾全叔叔的这位得意门生的面子，李总不得不硬着头皮把交行的款项要了回来，生生把义善源逼上了绝路。对李经楚来说，义善源只是自己经营的一项产业，哪怕倒了，自己手上还有交通银行可以使唤。但对于上海金融界而言，义善源是最后一道屏风墙，它的倒下，直接导致了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崩溃的连锁浪潮。
洋行们在这场风潮中的作用也和清政府一样，没有能把正确的做法贯彻到底。本来要是这些洋行能看在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的份上多多接济，就像借给张人骏、蔡乃煌的几笔款子那样，对“维稳”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很可能风潮就在金融界各方齐心协力、携手同心下平息了。可洋行们偏偏要在源丰润遭遇大麻烦时撒腿先跑，申明拒收上海钱庄庄票，这种落井下石的不道义，真的是损人不利己。源丰润倒塌造成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洋行这种违背一贯做法的釜底抽薪，破坏了已经稳定下来的金融形势，把金融风暴放大到了整个国家层面。
解开这个困局的钥匙最后系在了义善源的身上。如果这家航母级钱庄最后能够挺过风潮，那金融界的曙光还有盼头，至少能够保住半壁江山，慢慢再图振兴。义善源不是没资本，它的老板是李经楚，本来不应该受到袁系势力下台的影响，而且就其掌管的交行而言，资金融通绝对不是问题，事实也被证明如此。如果没有人来追究他挪用交行的钱来填义善源的窟窿，义善源的重新振作是指日可待的事。
但历史制造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巧合，它让清廷赋予重望的经济界顶梁柱——盛宣怀，给清政府经济崩溃的天平上加上了最后一块砝码。
“英雄”盛宣怀
盛宣怀是历史的“英雄”。按照正统革命理论，这样的“英雄”的扮演者是像拿破仑一样被随机选中的，要是盛宣怀没有干这事，王宣怀会干，李宣怀会干；要是没有钱庄关门这场风波，那很有可能是米店倒灶这样的事把大清国拽下了深渊。反正盛宣怀这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时代造“英雄”嘛。
但盛宣怀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被时代创造的“英雄”。
盛宣怀的出场在所有关于这场金融风波的资料里都着色不多，看似他戏份不重，仅仅是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确实是最不应该被淡化的人物。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他的多重身份：
通商银行大股东、创始人。
汉冶萍公司掌门人。
邮传部尚书。
轮船招商局督办。
天津电报局创始人。
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始人。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铁路总公司Boss。
华盛纺织厂老板。
……
著名绅商和全国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确，“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搞了那么多年的洋务，铁路、电报、轮船、矿冶、银行都被他玩得熟稔有余。这“十六颗夜明珠”大概也只能抵得上他的成就的一部分。
放在今天，这其中任何一个头衔都是了不得的名号，至少是一个领域内的顶级权威。这么多顶戴戴在一个人的脑袋上，不啻于是同时练了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之后还不过瘾，又学了九阴白骨爪和降龙十八掌，这种段数，在江湖上已经是无人能匹敌了，在他眼里，似乎一切都是浮云。
在这些头衔中，至少有五到六个职务是掌握实权的。电报局、轮船局、汉冶萍公司、铁路总公司等都是执掌中国近代工业命脉的企业，一手掌握了这四家企业的人，其对经济领域影响能量的大小已经不是目测能够测得准的了。
可以这么说，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几乎都体现在了盛宣怀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他，就没有电报局，没有轮船局，没有通商银行，没有铁路总公司，更不可能有汉冶萍；如果没有这个局，那个公司，清末洋务这么多年搞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成就？没有这些“国营”、“准国营”设施，没有电讯沟通，没有轮船航运，没有银行融资，没有矿产铁厂，中国的现代经济将以何为基础？没有这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那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与立宪派究竟是站在何种立场上反对清廷的？
是盛宣怀让清末的洋务运动取得这些虽然称不上灿烂辉煌，却意义深远的成就，是他亲手将现代工业的大厦建立在封建经济的废墟之上。一旦有了盛宣怀打下的现代经济的基础，中国的走向已经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清廷或者顺着资本主义的大潮前进，或者被其湮灭，只有两条路可走。无论走哪条，可以说，路都是盛宣怀铺的。
没错，从时间序列上看，是盛宣怀一手导致了义善源的垮台，而义善源的倒闭使钱庄倒闭之风几乎无法遏止，而金融界的这场浩劫动摇了清政府的国本，进而推动了政治危机的爆发。但真正把大清国往绝路上带的不是盛宣怀使小心眼查账坏的事，而恰恰是他苦心孤诣为维护这个朝廷所做的一切。如果他能预见到这日后的情景，他当初还会那么拼命地去为他所忠心的大清国挖掘坟墓吗？
是的，盛宣怀这位“英雄”是时代创造的。但这个时代，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他创造的呢？
“英雄”的精神分析
盛宣怀从小父母双全，但因为父亲盛康长期在外地任地方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他相依相伴的是他的祖父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父亲这个权威是成长中必需的，他的长期缺失，使得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里的俄狄浦斯情结或者说弑父情结，就没有太多的成长空间。所以他也缺少了弗洛伊德的那条关于英雄的著名逻辑线索：大凡英雄的事迹，无外乎是从被残暴的父亲驱逐，又在贱民中成长，最终又回头取代父亲的故事。弗洛伊德倒不是说有了老爸就一定要有对他的逆反心理，只是在潜意识里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愤懑，而这种愤懑主要来自幼年时期本来自由发展的欲望被老爸压制住了。
从拉康的意义上深奥一点讲，因为父亲长期不在身边，盛宣怀缺乏一种父亲之名为其镌刻“大他者”的象征秩序，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自我主体的观念要强于对于社会秩序（他者的秩序）的屈从。换句简单的话说，因为从小没有被要求谦虚，也没有受到过权威性的压制，他就从来不知道天高地厚，总是表现得自信满满，从不认为自己会被什么客观事物约束了手脚，从而无法达成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父亲的介入的缺少或者迟到，致使盛宣怀在与“母亲”彻底分离，从而进入人类的文化秩序中的步骤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缩短了或者说被省略了。这里的“母亲”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母亲，而是指那种在父亲权威性的介入迫使婴儿进入人类的秩序之前，婴儿所与之相依相存的“存在”。婴儿在感觉上是与这个“存在”合二为一的，并认为这种温暖统一的状态就是自我和世界本来的情态，直到“父亲”的介入破坏他的这种原始的梦想，而形成一个独立的主体进入社会为止。在实体上，这种“存在”可以是母亲、乳母、祖父母乃至任何在一个人的婴儿期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人。
在大多数从小受到母亲关爱，时时被母亲捧在有力而温柔的臂弯里，总是在母亲柔软而散发清香的长发中沉睡的人来说，母亲就是这个存在，在这个阶段，他（她）感觉到自己与母亲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而整个宇宙的存在就是他们二人一体的存在，他（她）在其中感到温暖、舒适和安全，他（她）会希望这种状态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但在盛宣怀的例子里，相比较其母亲而言，这个“存在”更可能是他的祖父盛隆。俗话说，隔代亲，祖父母总是会对孙儿宠溺一些的，这位满腹诗书的举人对这个宝贝孙儿的关心与呵护，不亚于一个周到的母亲。
对于一般人而言，他（她）徜徉在与母亲合体的舒适与安全之中的阶段会被“父亲”权威的介入而打断。与“母亲”一样，这个“父亲”同样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尽管它通常以真正的父亲体现出来，但实际上，他可以是养父、祖父、孤儿院院长等任何让婴儿脱离于“母亲”一体的幻想的强制性力量。通过这种令人不快的“父亲”的介入，婴儿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主人，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被“他者”的规则束缚的存在。通过“父亲”的介入，婴儿不仅被迫学习了“他者”世界的规则，并融入其中，他（她）还被迫承认了客观世界及其规则的权威性，其无与伦比的自信和自大受到了一次关键性的挫折。
但父亲角色的缺少，致使盛宣怀对于“母亲”这个“存在”的依赖一直得以延续。但“父亲”总有一天会出现的，而他也一定会被强行送入客观世界的秩序之中。而那种“母亲”式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被扭曲放大成整个世界。既然他和“母亲”的合二为一曾经就是整个世界，那现在，整个世界就被他拿来弥补已经失去的“母亲”的作用——那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
用通俗点的话讲，盛宣怀在潜意识里会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视为是自己的。父亲的缺失，使其从小缺乏一种应有的自信心挫折，从而使盛宣怀始终抱有一种极强的自信心和极大的占有欲。在他眼里，一切代表权力的东西都应该收归己有，无论是官帽、钱袋，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现代工业技术。只有当这些东西都收入囊中后，他才能感受到欣慰，感受到一种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安全，一种重新与“母亲”合二为一的快感。
他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几次应试不果，在轮船招商局屡屡受到排挤，初次开矿炼铁受到的挫折，都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但对于将世界视为己物，并在潜意识里要将它吞并、与之合为一体的盛宣怀来说，这些打击都不是毁灭性的。他强大的的自信心和占有欲会让他以各种手段来掩饰这些挫折给他带来的创伤。就求仕失败而言，他以致力于“有用之学”来安慰自己，不可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机制性的自疗。但恰恰是这种向“有用之学”的转向，打造了一个通过正途入仕的官僚永远无法企及的伟人。
“英雄”和时势
当然，如果将盛宣怀的独特性仅仅归结为其少年时期父亲的不在场，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很多人都有和盛宣怀一样的幼年遭遇，但其中没有几个会表现出与他类似的才能，取得与他相近的成就。一个人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相对静态的潜意识个性，同时也在于其历时性的独特身世和经历。
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举人，父亲是进士，这种递进式的前后传承，在精神上就给予了盛宣怀很大的压力与动力。他的祖父陪伴了他少年和童年的大部分时期，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大部分求仕的动力肯定是来自于这位老举人的熏陶，虽然正途求仕后来被证明并不适合这位实际能力远远大于墨水功夫的大人物。科举虽然名落孙山，但盛宣怀的那种对于地位和权势的极其强烈的企图心已经被磨砺地锋芒毕露了。可以这么说，尽管他的这种企图心最初源自于其精神内核，但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对其祖父所代表的正统之学的追求。
接下来的人生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父亲盛康成为了他下一阶段的导师。对盛康提倡的“有用之学”的追求不仅能够让他摆脱落榜的苦恼，而且能给他那无与伦比的企图心带来真正的实现可能。而事实上，盛康的确也给他以施展拳脚的舞台。在随父亲驻留湖北期间，盛宣怀就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提交给父亲，以帮助解决当地的引地之争。这时，盛康扮演了一个极好的鼓励盛宣怀、并将其自信心推到顶点的角色，他不仅表现得很惊喜，而且还对儿子的提议“采其说以上，章如所议行”，较好地解决了川、淮引地之争的矛盾。这种实际的、看得到的成功对于只有十几岁的盛宣怀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盛康扮演的角色就是接过盛隆培养的极富企图心的苗子，并将其推向他不断上升的轨道。李鸿章（1823—1901）
第三位在盛宣怀人生里扮演重要角色，但其对盛宣怀的影响力却并非仅仅排在第三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和盛康“雅故”，这一层的面子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但他确实是因为欣赏盛宣怀的才华和积极肯干的务实精神才不遗余力地提拔他的。尤其在与左宗棠的较劲中，盛宣怀是一枚很出色的棋子。所以李中堂对他屡屡重用，又是让他办轮船招商局，又安排他建立电报局。这样的任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发迹开端，而盛宣怀在李鸿章的荫护下遇到的这样的机会不是一次两次，虽然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比如他在轮船局就受到了排挤，但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初的李鸿章，那肯定就没有后来的盛宣怀。
在朝廷中如同李鸿章一样权势熏天的大官总是人们巴结的对象，而要李卖面子给某人来提拔他的后辈的总归会有不少，但真正对实业洋务感兴趣，而且确实不是抬不起的阿斗的，那可能就屈指可数了，其中就包括后来和盛宣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的袁世凯以及同样热衷洋务、后来还打算在台湾修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而这些个人之中要有极度的企图心去争取一个又一个伟绩，能够借着李中堂的平台不断发达，直到最后控制大清国的经济命脉，那恐怕除了盛宣怀，就找不到第二个了。
很多人都反对做历史的假设，认为其根本无益于现实，也未必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参考信息。这样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历史情景很宽泛，人物形象不鲜明、没特色，谁都能取而代之，而历史也会给予任何一个人均等机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历史的另外一种情形，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无非是英雄的交替变化，可能从亚历山大变成了恺撒，从拿破仑变成了罗伯斯庇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英雄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当历史的场景变得更为微妙，尤其是当历史中人的机遇极其难得（如得到李中堂的大力提携），而其本身的才华和性格也非比寻常（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和占有欲以及超群的务实能力），最后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时，这样的英雄就是不可取代的。在任何一个平行世界中，要整合出一个集如此的机遇、才华和成就于一体的李宣怀、王宣怀出来，都是不太可能的事。
只有盛宣怀这样控制了清廷经济命脉的强大实力，才能够奠定清廷倒台的基础。盛宣怀是独特的，他的角色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因此，没有了盛宣怀，清廷能否在20世纪初倒台，辛亥年的革命是否能如期产生，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现在，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呢？
第二篇 铁路与革命
第二个故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广州。圣心大教堂。深夜。
奥斯维拉神父提着散发着昏黄光芒的煤气灯走了进来。“你应该歇息一下了，帕斯顿先生，已经十二点半了。”他说道。“呃，神父，你还没有睡啊。”大卫·帕斯顿回头朝神父笑了笑，露出迷人的洁白牙齿，那两个令女士们神魂颠倒的酒窝也展露无遗。“我是看到楼下的灯光，来看看的。帕斯顿先生，你习惯工作这么晚吗？”“工作？噢，不，神父，我不是在工作，我是在给我妻子写信。明天‘玛丽·伍德夫人号’就要回国了，我让比利给我捎回去。”“你知道，呃……你可以拍电报的，我是指，给你的妻子拍电报，这样她收到得更快。”神父说道。“哈哈，”帕斯顿先生笑了起来，“我是一个老派的人，神父，甚至比你都老派。我喜欢我妻子拿着我亲手写的字迹，读到我的心声，而不是通过电波什么的玩意儿来传达我对她的思念。”“真的，”神父不解地望着这位绅士，“你是我在这儿见到的最传统的人，帕斯顿先生。我不是说传统不好，我的意思是……”“没错，我是个传统的人，”帕斯顿先生一边与神父说话，一边依然奋笔疾书，“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你知道吗，神父，我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我不是开玩笑，我们家有家谱。现在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我们家族的事迹。他们是商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有着很大的势力范围，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但是——”帕斯顿先生停下笔，笑了笑说道，“即使在我的祖先最辉煌的时刻，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到过这里，我想他们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而我，现在却要帮助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开拓最大的商业利益——铁路，你知道吗，神父，中国人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我们的资金，他们没有办法修建铁路。只有我们才能帮助他们，而我们投资的铁路，对于英国而言，是最近一个世纪可能争取到的最大的利益，你说对吗，神父？”“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你们的铁路事业到底是为了什么。希望它对这个可怜的国度的人有所造福。上帝派我们来不只是为了攫取利益。我们有自己的使命。”“嗯，你说得不错，神父，”帕斯顿先生心不在焉地听着，继续边写边说道，“我们对这个国家是存有敬意的，我甚至被他们贯彻传统的精神所感动，也许这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传统的人吧。不管怎么说，修建铁路是件好事。我是说，对大家都好。”“那最好了，帕斯顿先生，另一件对大家都好的事，就是你赶快休息吧。你的妻子，我相信，她一定也是这样希望的。”“谢谢你，亲爱的神父，”帕斯顿先生笑道，“她的确是一个爱唠叨的女人，这不是说我不爱她。我爱她，真的，虽然已经结婚了十一年了，我心目中的她依旧是那个完美的新娘。只是……”他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好的，神父，我听你的话，我马上就写完了，写完就睡。”“那我就放心了，晚安，帕斯顿先生。”说着，神父就合上门出去了。“晚安，神父。”帕斯顿先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完成他情感炽热的信的最后一段：亲爱的丽莎，这次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这里已经十二点了。你想象不到我现在的心情有多激动，这是我到这儿来之后最令人振奋的事了。能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上修建属于英国的铁路，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啊。等你明年来看望我的时候，没准儿能够坐上火车到这个国家的内地去旅行了。好了，我得睡觉了，我的妻子，给你写信是我今天第二次享受那无与伦比的快乐。期待你的回信。替我吻我们的小保罗。再见了，我的爱。你永远的，大卫
把信放进信封里后，帕斯顿先生就脱下了自己的马甲，整齐地将它叠好。他一边叠，还一边吹着口哨。
当他准备钻进被窝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不会还是那个啰嗦的神父吧。”他自言自语地朝门口走去。
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是一个中国人。“杨，”帕斯顿先生一愣，“这么晚了，你……”“不好了，帕斯顿先生，”杨用蹩脚的英语说道，“不好了……”“什么事，杨，出了什么事？”帕斯顿先生急忙让杨进了屋。杨着急的模样也感染了他。“他，他们，拒，拒绝把粤汉铁路的建筑权交给你们。”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什么！”帕斯顿一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不是没钱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听说朝廷来了个大官，把以前定下来要将粤汉铁路交给你们修建的方案全部推翻了。据说，这个大官带来了足够的钱，让中国自己修铁路。”“这，这是真的？”帕斯顿感到自己的血直往脑袋上钻，“怎么会这样……”“我就是和你来说这个消息的，帕斯顿先生，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我走了。”说完，杨就转身要走。“是谁？”帕斯顿有气无力地说道，“是谁阻止了这个计划，那个大官，是谁？”“听说是从直隶调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的盛宣怀。”说完，杨就走了。“盛……”帕斯顿先生缓缓地坐了下来。双目直视前方，良久没有动弹。
最后，他清醒过来，伸手拿过那封刚不久前写完的信，抚摸了又抚摸，然后，他站了起来，走到壁炉前，把它投了进去。
他突然发现，今晚，壁炉里的火，特别旺盛。
伟大的铁路
在飞机还没有被用于航运之前，铁路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威力的运输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它的那种持之以恒、没有阻隔、不用休息的运输方式完全颠覆了马统治陆路运输的格局。只要掌握了铁路，就等于是掌握了铁路那头的资源和市场。
就如同今天的地铁，本来偏僻的郊区因为一条地铁的修建而顿时成了黄金地段，当地的房价也像坐了火箭般飙升。地铁的轨道，在一种抽象的意味上是把一个偏远地区直接并入了一个大城市的市中心，虽然乘坐地铁也会花费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真正的市中心，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只要有了地铁的出入口，那就等于打开了一扇前往市中心的任意门。半小时的距离被简化成了一道门开合的空间，整条十几，甚至几十公里长的铁轨被压缩成了一个平面，只要进入了地铁口，就意味着进入了市中心。这种意识，并非仅仅来自于房产商的宣传。这是一种理想，即使这种理想大于现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部分地实现这种理想。毕竟，在今天拥堵的地面交通状况下，地面行驶两小时的距离突然变成了半个小时，的确是一件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与20世纪的地铁带给我们的交通革命类似，19世纪的地面铁道带给人类的理想也是大于现实的。明明修建的铁路要绵延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但是无论是修建者还是投资者看来，铁路那头令人垂涎的市场和财富，已经被蒸汽机带到了眼前。比地铁意义更大的是，这几千公里的钢轨不仅仅是缩短了两地的距离，而是将两个本来是处于两个空间、没有交集的地方拉到了一块儿。在美国的西部，大建铁路的热潮掀起之前，那里是一片蛮荒，是印第安人主宰的世界，与东海岸的纽约等大城市简直是两个星球。但是铁路的铺设，将荒原拉到了大都市的隔壁，而印第安人也被迫再次面临白人们令人不安的接近。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铁路则意味着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中国的版图更加广阔，但与印第安人统治的国度不同，这里很少有人迹罕至的地区，除了不适合生存、因而也不适合修建铁路的高原和沙漠地区之外，其他地方都有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严密的统治机构。白人们的介入不再会没有阻力，但这种阻力意味着其后的商机也是非同寻常的。在内陆深处的人们尽管坐拥巨大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却还局限于自给自足、自我依赖、缺少商品交换的生活。从他们身上不仅能获取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他们的购买力一旦被开发出来，也将是一个容量无法估计的潜在市场。
另一方面，面对幅员辽阔的国家，连遭洋人和太平军重创的清政府统治力已经大大下降，而良好运行了几千年的官僚层级制度在千古未有之变局面前也力不从心了。电报的虚拟性无法弥补路途的间隔，而铁路却能够保证政府控制力的提升，被铁路拉近的距离使得官僚们和老百姓都脱离了“山高皇帝远”的自由生活，运送粮草、军械乃至士兵的能力也使铁路的军事意义变得越来越显著。
尽管修建铁路有如此多的好处，但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在中国，具有实力修建铁路的不只有漂洋过海而来淘金的白人。中国人即使缺乏技术和资金，但是却有着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集权结构，虽然没有私营企业能够承担修建铁路这样巨大的工程，全国性征收税赋的政府确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金主。而且，西方人带来的合股方式的优越性也渐渐为中国的商人们所认同，合股募集的资金也能够与财大气粗的欧美人的钱箱相抗衡。一旦几方人马都认识到铁路这条动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明白控制铁路就是控制了内陆的道理，那其中的争斗就可想而知了。
简单来说，在中国修建铁路的商机是任何人都垂涎的。有财力修建铁路的外国人、朝廷以及联起手来的商人们都觊觎着这块肥肉。正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使修建铁路这一桩造福国家的大好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颠覆政权的惊天惨剧。
革命与改革
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历1911年的第5个月，注定是多事之秋。
8日，清政府颁布了《新订内阁官制》，即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根据这种新制度，原来处于机要位置的内阁和军机处被裁撤了，取而代之的是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所谓新内阁。
这次改革是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强烈要求之下，清政府做出的让步。去年9月，各省的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包括：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具有鲜明民主意义的关键性措施。而来自奉天的激进代表更是申明，第二年必须召开国会，他们还认为军机大臣的责任不明确，要求设立责任内阁。
这些颠覆性的制度居然能够被“腐朽愚昧”的清廷所接受，受革命逻辑支配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根据他们对清政府思维的揣测，清廷的这些妥协都是他们为了拖延时间所玩弄的把戏，这个内阁完全是一个骗局，因为内阁大臣13人中，满洲贵族占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这是个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革命的逻辑认为，这个内阁的成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表明了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从而抵制革命。
但不管它的实质如何，新内阁的成立的确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有时候，名义上进步的意义并不比实际进步的意义小多少。清政府做的“名义上”的事情有很多，从“预备立宪”到“资政院”的设立，再到现在取代君主独裁的军机处和旧内阁的新内阁。如果要说所有这些思路清晰、一以贯之的“名义上”的妥协都是清政府的欺骗，那革命者们的逻辑可能是太过偏执了。如果放下革命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从更加心平气和的态度去看，虽然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并因此而使这些变革具有“名义上”的性质，但要说这种渐进的、被迫的变革永远只会停留在名义的地步，那只是一种建立在不太靠谱的阶级论与暴力革命论之上的纯理论而非历史性的推测。
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不是1910年9月份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上发出的呐喊具有实际作用，那新内阁也未必会成立。单单这一事件，就足以说明，清政府被迫设立的“名义上”的资政院起到了实际的作用。世界历史已经给予了我们无数的例证说明，在从君主到立宪的进程中，很多变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制度看似是“名义上”的，看似是欺骗，但却无法回避其作为一种进步的本质。英国在19世纪的民主改革，都是资产阶级受到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而被迫推行的，但这些渐进的改革最终成就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如果眼光长远一些，清末的立宪派也会欢迎这种哪怕是“名义上”的变革，至少他们从此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和机构去抨击独裁。而且，他们有理由期待这些“名义上”的制度像以往一样逐渐变成为实际。
事实上，这个新内阁也并没有像革命派想象得那么糟糕。参加内阁的皇族大都是些有名的政治改革派，像总理大臣奕劻虽然是个贪官，中饱私囊的勾当干了不少，但却是个公认的改革者，他甚至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而载泽、溥伦、善耆、绍昌同样也是热心的宪政实践者。同时，这些内阁里的皇族大臣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私通款曲。当然，要让掌握朝政的满族亲贵们乖乖地把权力交给立宪的或革命的汉人，那不太现实。但这些同情立宪的贵族们至少可以分出皇帝的权力归于内阁，变君主独裁为内阁独裁。如果资政院日后再闹得厉害一些，甚至连国会都设立了，那开明的贵族们会不会将权力放到更多人的手中呢？
退一万步来讲，不论满族亲贵们是否有意推进立宪，这次新内阁在机构的设置上，尤其是阁员分部等方面，对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职责不清的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分配到了若干有着明确权力使用渠道的大臣手中。盛宣怀就分到了其中看似平凡却决定了清政府命运的一杯羹。
这个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就替自己以及清廷找到了掘墓人。
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
按照革命逻辑的演绎，这条政策的出台，导致了投资铁路的商人们的不满，然后清政府进行弹压，这就引起了保路运动，最后就是该年的重头戏——武昌首义的上演。
但是如果不解释一下这条政策为何出台，其谋划者是基于何种考虑，那对于清廷的当事人来说，是有些不公的。“铁路国有”中的这个“国有”指的是铁路干线国有，因为支线很多是洋人出钱建造的，你说国有就国有，人家哪里能答应。所以，要收归国有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办的铁路干线。
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铁路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收归国有未必是一件坏事，而就其主事者摄政王载沣的本意来说，“铁路国有”应该是一项造福老百姓的“民心工程”，因为在当时，很多搞商办的铁路公司，比如四川的川汉铁路公司，名义上是商办，实际上是靠对农民搞强行摊派来筹集资金。这种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们当然不乐意了。而且，这些征集来的钱又没有真正用到修铁路上，这些年修成的铁路中，绝大多数都是官办公司或者洋人建成的，商办公司几乎毫无建树。拿川汉铁路公司来说吧，成立了六年，集了一千多万两银子，可是路只修了十来公里，倒是把三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扔进了股市去搞投机，结果亏得连爹娘都不认识了。
按照载沣的想法，实行“铁路国有”，停止向农民摊派租股，减轻农民的负担，应该得到农民的拥护才对啊！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向外国借款的方式继续修路，由国家职能部门统一管理，统一规划，见效自然就比较快，那对国家经济发展，对各地绅商兴办实业，都是大有好处啊！
可是，涉及精明的商人们利益的事永远不会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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