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卡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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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原罪与金融文明试读：
序言：金融原罪VS货币战争
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却没有人再提及货币战争了，因为书中被认为是战争元凶、幕后黑手的华尔街大佬们“出师未捷身先死”，幸存者则大多卖身政府、被“国有化”，甚至不惜做回归本行的“变性手术”以求苟活，并未发生利用危机“痛剪羊毛”的预期行情，这让痴迷于用阴谋论解释金融危机的人很失落。难道投行们死于“集体自杀”？正如《货币战争》本身就是用匪夷所思的阴谋串起的似是而非的坊间传说一样，就是这样一本东西也被爆料说是“山寨版”，因为正版来自美国……不过书中观点却十分吻合那些因误判形势而损失惨重者自辩的需要，因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的受害者更容易博取同情。因此，此书一经问世，便被追捧，出现在高级别金融研讨会上，充当抗压的挡箭牌。只是时过境迁，“货币战争”于大势无补，用做茶余饭后闲谈仍显不够雄辩。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货币过剩，但在阴谋论看来货币可以被单方面、全权控制，控盘的是美国政府与美联储背后的六大家族，他们用阴谋诡计影响货币流向、赚大钱，为达目的见人杀人、见佛杀佛。然而此逻辑最致命的缺陷是政府与六大家族并不具备如其所期的控制力，他们有可能控制了银行系统内的货币，一旦货币流出，不仅流向难以追踪，而且还屡次“变身”为资本与热钱，更可怕的是在此过程中货币规模不断膨胀，扩张能力持续提升，投机模式被大量复制，制造出天量的、登记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帐面资产或负债，在现实中则依附在资源和资产的价格上，货币资本的杠杆性扩张与资产、资源品价格上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会自动平仓。显然，这是“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金融原罪所为。所以，一方面，货币的“失控”证伪了整体性、长期实行货币阴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货币的自动平仓又证伪了一以贯之、持续百年的惊世阴谋的可能性。当然，不排除偶尔的、局部的商业阴谋的存在，但以此作为推动金融史的内在原因则犯了“扩大化”与“极端化”的错误。
福卡智库从2006年开始全面研究新世纪的金融乱象，得出的结论是美英已进入新的文明阶段——金融文明，中国的东部则被金融文明拍打海岸。这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新文明，对它的价值论福卡概括为：以概念为一般等价物，即找出事物的差异点，将之无限炒作夸大，用概念和故事做为定价依据；必要的无效劳动，金融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非理性繁荣，只是繁荣中包含大量的投资失败与货币蒸发，是这些必不可少的无效劳动成就了非理性的繁荣；要素整合加速度，即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共同作用下，金融交易的过程、流程被压缩、效率大为提高，要素整合的速度空前，从而产生难以想象的规模与效应；认知的差异成为影响金融活动的重要变量，即不同认知水平与能力决定国家、企业及个人在金融文明中的地位与命运，如被阴谋论误导、并以此为行动模式，其前途可想而知。此价值论的基础来自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货币过剩的公式，即，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制造过剩货币的体制，而全球化更是提升了制造过剩的能力，货币的过剩为货币交易独立于实体经济提供前提，创造了以货币为交易对象，进行资本化、证券化、市场化、国际化升级，并最终使货币摆脱传统媒介的约束、快乐地钱生钱、制造经济景气与繁荣的新经济模式。
然而这一完美过程从一开始就被内置了市场化的原罪，如同农业文明的原罪是土地集中、工业文明的原罪是资源垄断，信息文明的原罪是信息泛滥，金融文明的原罪则是货币过剩与蒸发。尽管格林斯潘、伯南克认为是市场出了问题，媒体认为是道德、金融创新过度及政府监管不利的结果，索罗斯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欧洲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出了问题，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忽略市场原罪——生产过剩与过剩的货币失去稳定之锚的事实，并且对货币的商品化属性缺少洞察，货币早已超越所谓的交换、流通、储藏等传统属性，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交易品种，资本贸易额已经是实体经济贸易额的数百倍之多。既是商品就要服从一般规律，难逃经济危机的周期修理与倾倒在海里、烧毁在地里、销毁在厂里的命运，只不过货币危机的表达式是货币贬值、股市缩水、房价跳楼、油价暴跌、银行破产等，本质就是货币的消灭。
理解了金融原罪，金融危机不但不再神秘，甚至可以发现其周期性、规律性的特征，从而使前瞻性、科学性的研究与预测成为可能。事实上，预见到危机并发出预警的大有人在，只不过因为他们做出不合常规的正确判断，显得煞风景而不受欢迎。毕竟导演货币战争的阴谋论容易在思路上控制读者，满足其对神秘的猎奇，然而商业运作上的成功不能掩饰它逻辑推导的缺陷，即它把金融当作国家战略的核心，把国家战略与企业谋略做为金融问题的主要矛盾，认定这是左右金融、资本运动的“牛鼻子”，阴谋的权重在此逻辑推导下逐步提升，而阴谋就是带有突然性、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其结果“不是做铁锤，就是做铁砧”，因此，只要掌握金融“制空权”就可以随意玩弄其它的政府、银行，劫掠其财富，这样把金融与阴谋提高到无以复加、至高无尚的地位上，给人以不搞金融国家就受制于人，而搞金融就是搞阴谋的印象。这是个伪命题，它的自以为是犯了“田忌赛马”中的大忌，谁会用己之劣马对抗发达国家之上马？国家金融战略的核心就是走特色的差异化道路，发挥资源的不对称性优势，不搞路径依赖让制空权变成自损权。
金融原罪论的特点是在对时代定性的基础上解构新经济文明，对在混序状态下诸变量进行全息全维的研究，试图为破解复杂形势寻找规律性因素、提供新的分析坐标。鉴此，福卡智库认为，金融是国家间竞争的综合实力表现，至少还有政治、文化、技术、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也在影响金融运行，阴谋的戏份不多。随着各国救市力度加大，形成了在“去杠杆化”的同时又放大了流动性的困局，如08年主要国家拿出10.2万亿美元救急，09年似乎有增无减，可能会旧伤未治又染新疾。而伴随始终的是货币持续地蒸发，金融原罪一直在发挥作用。
本书系由2006年以来的《福卡分析》摘选而成。作为专门为政府部门及企业高层提供决策支持的内部研讨报告，着力客观、冷静、中性、实证地分析、解读与趋势研判，因此，文章均以经济现实为研究出发点，虽独立成篇，但内在逻辑是贯通的，是以现实经济中事物发生、发展的脉络为根本线索的。为了真实再现当时的发展状况，编辑时保留了单篇文稿写作时的事件、数字信息与判断，在此提醒，以免造成误读！福卡智库2008年末第一部分金融资本经济冲击中国海岸尽管事实证明，股指的暴涨、市值的瞬间膨胀不可持续，但无论是证券投资基金、QFII、QDII等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规模及已经数以亿计的个人投资者，还是占股市半壁江山的金融资产当量及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程度都说明中国经济正发生可持续、不可逆的结构性变革。资本市场正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最重要的财富管理平台之一，中国正从商品时代进入一个令人激奋的时代——资本金融时代。
2007年中国资本金融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上证指数从2100多点涨到6000多点，沪深两市153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发生裂变式增长，达到32.7万亿元，其中A股市值32.44万亿元，成为新兴市场最大、全球第四的证券市场；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从一年前的42%连续跨过100%和150%两道大关，比肩国际成熟市场水平，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神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中铁等一批“航空母舰”通过发行IPO新股，实现了资产证券化；中国船舶、西飞国际、东方电机等一批“中央军”通过整体上市，实现了资产证券化；中色股份、中海海盛、华电能源等一大批国家队公司通过注资等形式实现了资产证券化。截至该年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市值规模已经突破3.27万亿元，这个数字在一年前只有0.8万亿元。也就是说，一年的发展是过去9年总和的3倍。统计还表明，2007年，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达3721.29万户，平均每个交易日超过15万户；开户股民13870.21万户，开户“基民”2597.21万户……积聚多年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能量、企业赢利能力增强能量、人民币增值能量和国际竞争力增强能量等，在全球性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终于迎来了集中释放的机会。尽管事实证明，股指的暴涨、市值的瞬间膨胀不可持续，但无论是证券投资基金、QFII、QDII等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规模和已经数以亿计的个人投资者，还是占股市半壁江山的金融资产当量以及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程度都说明中国经济正发生可持续不可逆的结构性变革，资本市场正成为国家、企业和百姓最重要的财富投资和管理平台之一，从过度依赖银行储蓄转向资本市场，中国正从商品时代进入一个令人激奋的伟大时代——资本金融时代。1.1 金融大爆炸？大“混沌”？
什么是金融大爆炸？从状态上说，中国经济改革近30年积攒的货币数字巨大，产业资本庞大，为金融大爆炸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与内资积聚的同时，外资以各种形式流入中国的量也是极为惊人。在逐利本质的驱使下，外资不停地在中国进行资本运作，蒸发别人，增肥自己；国际资本的预期、技术手段的完备以及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等概念的叠加，使得中国在金融领域发生由渐变向突变的爆炸式剧变条件成熟。从实证上分析，中国的几十万亿元国有资产、数十万亿元的各类资产以及十数万亿元的民间储蓄、超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从规模上已远超实体经济当量，具备了独立运作的条件。
其次，金融大爆炸“如何表现”。从国际经验上看，金融大爆炸的表达式有好有坏，20世纪80年代，英国金融大爆炸的结果是“炸”出个伦敦金融城，在一个不到两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为英国贡献了3%的GDP，其发展壮大又夺了华尔街的“标”，使英国在一个世纪里再次享受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妙滋味。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发生的金融大爆炸却以《广场协议》表现出来，后果是近7000亿美元顺差的“鸟蛋精光”，陷入10年的迷失中独自舔伤口。所以，金融大爆炸在现实中的表达式无非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火爆，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成系统、大行其道，新的游戏规则与制度体系将区别以往，资本与暴利替代实物与增长成为经济的主题词。
三是金融缘何大爆炸。这是经济大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谁是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谁就有这个机会与可能，因为存在巨额的、超越实体经济这只“锚”，就能挂得住的资本，所以，在金融领域发生化学反应几乎无法避免，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缘，也可能预示着风险。也许这就是主流与非主流各执一辞、互相争吵的缘由，就像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长短不一的起飞期一样，中国发生金融大爆炸也是命中注定、身不由己。
最后一个问题是金融大爆炸的影响如何。这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成为金融掠食者、成为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享受利用资本阴谋掠夺别国财富的好处；一是被“炸伤”，大伤元气，重蹈日本人的覆辙。当然，不排除一方面成为掠食者，同时也被内讧所伤的可能。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发生爆炸的结果，伤者肯定不会只有自己，产生的能量也将传导到整个系统内，这也许是中国和日本在经历金融大爆炸后最大的差异。相关链接·金融大爆炸——英国金融大爆炸
1986年10月27日，撒切尔夫人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金融改革。这场改革不仅对英国传统金融制度产生了剧烈冲击，而且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称之为“金融大爆炸”。“大爆炸”很快便引发了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
这一时期，英国金融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取消经纪商和交易商两种职能不能互兼的规定，经纪人与出场代理人互相兼任，放开交易所会员资格的限制；取消证券交易的最低固定佣金限制，实行证券交易代理手续费自由化；取消非交易所成员持有交易所成员股票的限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参加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废除各项金融投资管制，银行开始提供包括证券业务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等。
在监管方面，英格兰银行将监管银行业的职能移交给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
英国的金融“大爆炸”全面摧垮了英国本土及英联邦国家金融分业经营的体制，促进了商人银行业务与股票经纪业务相融合，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相互结合。英国的商业银行纷纷收购和兼并证券经纪商，逐渐涌现出一批超级金融机构，业务领域涵盖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个方面，成为与德国相类似的全能金融集团。
如同“撒切尔革命”引发全球市场化改革浪潮一样，伦敦城的金融“大爆炸”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日本：“东京金融大爆炸”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直接参照英国的样本，叫“东京金融大爆炸”。这是短命的日本桥本内阁于1998年4月1日启动的，其核心是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东京金融大爆炸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其主要内容是日本将放宽外汇交易限制，外汇交易的场所并不局限于特许银行，甚至连超级市场也可以从事货币兑换。日本金融业正式走向自由竞争。（资料来源：福卡智库数据库）1.1.1 金融大爆炸之流动性过剩1、资产价格异动的根源
从2002年年底至2006年6月，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市场上演了一轮历史上罕见的大牛市，其中：原油价格上涨386%，铜价上涨350%，黄金价格上涨200%，大豆价格上涨181%，金融市场与期货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长期以来，我国资产价格暴涨暴跌都与政策有关。这次暴涨从表象上看，资产价格暴涨的政策权重仍然很大，能源价格、原辅材料价格与这一轮的经济周期强相关，土地价格与这一轮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繁荣有关，股市大幅上扬更是离不开政策。发改委出台政策直接干预煤价，央行、国土资源部直接调控地根。因此，人们普遍把煤电之争归结为政策的扭曲，价格上涨过快归结为调控不力；而房价高则普遍认为是地价高，地价高则又被认为是地方政府的蓄意所为。但是把资产价格膨胀完全推到政策头上，似乎神话了政策，因为政策可以推高价格，但不可能维持虚高的价格，更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繁荣。
从直接的原因看，资金太多才是本轮暴涨的实质。国际方面，2002年以来，全球货币增长率[1]持续高于10%，甚至达到25%，而世界经济增长率一直在2%—5%之间，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国际过剩货币流向发展中国家，使得中国的货币供给很大，08年9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2]（M2）余额为45.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9%，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货币供给的来源主要是外汇占款，国际、国内的大量货币形成游资，四处出击，炒房团、炒煤团兴风作浪，拉高资产价格，所以此轮资产价格暴涨的幕后“黑手”主要是资金太多。
从深层次分析，资金太多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进程。首先，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金。中国长期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使得货币财富加速积累，截至07年末，金融机构居民户人民币存款余额17.6万亿元，各种货币基金大量出现，一些金融衍生品也将大量推出。这样，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更带来了数倍于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其次，史无前例的引进外资战略导入了大量的国际资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近些年引进的直接投资竟然与美国相当，而各种潜入进来的热钱更是不计其数，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的资本项目大规模顺差。同时，入世后，中国的外贸高速增长，近几年的贸易顺差也非常庞大。从这个角度看，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中国，造成引入型通胀。从另一方面看，国际原材料（包括原油、铁矿石等）价格暴涨，而中国大量进口原材料，也直接从原材料进口上引入了通货膨胀。
由上看出，货币过多导致了资产价格、资本市场的异动，但是选择在目前这个时点上爆发则又与许多因素有关，具体领域有具体理由。一.中国股市底部盘整时间已久，久阴必阳，在外部因素扰动下喷薄而出也在情理之中。股市自2001年下行以来已有5年时间，这对一个只有十几年股龄的新生市场来说，绝对不是短时间。市场在一次次的回调中积蓄能量，压力越大，反弹的动能也越大，货币供给的大幅增加无疑扰动了股市，使其能量迅速释放出来。二.城市化高潮与消费上台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已经到来，这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崛起，而房地产不但促使地价攀升，而且也直接带动了原材料（煤、钢、铝、木材等）价格上扬。而消费上台阶直接导致汽车等大宗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这又促进石油的消耗增加。在货币本身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受到真实需求的扰动，各种概念应运而生，导致资产价格异动。（选自2006年6月28日《福卡分析》）2、对“流动性过剩”的误判
前两年，为了打压学界所诟病的“经济运行过热”现象，有关部门几度下重手“恶调”[3]，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究其根源，是因为学界对“经济运行过热”的误判忽悠了政策。学界之所以会有这种误判，是因为没认清起飞期这一大势，线性地以经典理论、经典国家为参照系所致。而中国却是非经典的国家，经济运行过热本质上是起飞期的表达式。中国经济早在2000年便已进入起飞期，市场化改革的能量开始集中释放，“十一五”则延续了这一大势。在起飞期的背景下，重化工业高速发展，固投、信贷飞速扩张，钢铁、建材等高耗能基础工业水涨船高，GDP呈两位数增长等种种看似经济“过热”现象，其实都是常态特征。因此，调控主攻方向被锁定为过热，其实是对客观现实的误解。
可是，若干官员学者却无视起飞期这一事实，而是将“经济运行过热”的黑锅扣在“流动性过剩”的头上，以为是货币太多导致投资、信贷等死灰复燃，促使经济指标全面过热；加上另外一些学者动辄把史上数次金融危机作为前车之鉴拿出来晒一下，将今日中国与昨日他国的经济危局作类比，进而得出流动性过剩很可能引爆中国经济危机的结论，此类盛世“危言”因其“实证性”更是让有关方平添了诸多愁。忧愁的结果，便是变着法儿把资金往外赶：开闸券商基金QDII，对外资隐去笑脸换冷脸，将民资抽为国资等。如何化解流动性过剩，成了职能部门的一大心结。
要解开此等心结，就要还流动性过剩一个说法，将其放在客观的时代背景下正本清源。不难发现，对流动性过剩的误判是因为思维还停留于工业文明的缘故。传统的工业经济追求货币数量与实体经济总量的高度匹配，只要两者在量上不匹配，那么不管是流动性过剩还是流动性紧缩，都被认为是经济失衡的标志，都要运用各种杠杆来平衡、调节，否则后果也许很惊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便是流动性过剩在工业化时代一手导演的灾难性事件。工业文明熏陶的此种理念浓缩成的理论精华，便是货币数量说、货币主义之类的西方经典流派，认为基本面上“过热”的背后就是流动性过剩作祟，因此要拿起宏调的大棒进行打压。
而从金融经济的维度看，流动性过剩其实是个伪命题，它恰恰是金融大爆炸的经济基础。个中逻辑是这样的：当金融过剩、货币过剩等流动性过剩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虚拟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这一母体，独自撑起半壁江山，以资本市场为主战场，以资本的乘数效应为依托，以几何级数的速率撑大虚拟经济规模，昭示全面资本化时代的降临。全球虚拟经济所创造的价值在2005年时便已高达实体经济的100倍。此后，金融活动实现从量变向质变的“惊险一跃”，以美英为例，其纽交所、纳斯达克、伦交所的总市值位列全球三甲。与流动性过剩相对应，美英等国的虚拟经济规模也很庞大，并由此得以独占金融经济鳌头，在全球资本市场纵横捭阖。一定意义上讲，流动性过剩是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成全了美英今日的金融霸主地位。
分析到这里，不难发现流动性的“过”与“不过”其实是种标志，是基于两种视角的不同解读。若用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结果只能是把自己搞得很被动；而若用态势“质变”的标准来看待流动性过剩，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之、迎接之，并顺势而为。当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是在新态势刚刚冒了个尖之际，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机遇，果断利用金融大爆炸，“炸”出个伦敦金融城，乘势抢占金融桥头堡。因此，对金融大爆炸的敏锐把握，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实现自我版本升级的必要推手。
中国目前尽管还处于重化工业中期，但是工业文明的总体权重在下降，并随着金融经济的叩门，“明日黄花”或将是工业文明无法回避的宿命。而“黄金十年”、“人民币升值”、“奥运”、“世博”等各种概念对全球过剩资本的诱惑，流动性过剩的洼地，资本市场在一夜之间成熟等一系列现象表明，金融资本经济的绣球正在抛向中国。尽管总体上只能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客观上是可持续不可逆的。不过，中国究竟能否像当年的英国一样借势一跃，还是与历史赐予的良缘擦肩而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方面在此问题上的认知速度和深度。一般来说，有以下四种可能性：一种是始终浑然不觉型，最后失之交臂。一种是先知先觉型，前瞻性地引领潮流。一种是后知后觉型，对新态势的认识押后好几年，就像对起飞期的认识晚了整整五年一样。还有一种是在对形势的左平右衡中，半推半就地前行。
从管理层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最后一种可能性的概率更高。此路径的前瞻性或许会差一些，而应景性的措施会多一些，由于政治的本质是寻找均衡，因此政策在与市场、形势不断碰撞、互动的过程中会寻求各方力量的平衡，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来进行纠偏，体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就是被问题拖着走，走一步看一步。这对于以创新为本、有着超前意识的企业来说则是个利好，意味着一个新的创新阶段将被打开。原因在于，如果政策很前瞻，就容易抢在企业之先制定各种框框，这对企业的创新精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挫伤；而政策自身尚未从“经济运行过热”、“流动性过剩”的误判与迷雾中走出来，即便走出来也会是被问题拖着走，边走边看，因此企业相对而言会赢得更多的创新空间，抓住机遇，通过自身创新模式的成功来引领政策，锁定发展方向，而不必担心因此被棒杀。（选自2007年7月6日《福卡分析》）相关链接·全球流动性过剩探源
过去几年全球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日本持续的超低利率政策造成国际金融机构和套利基金从日本大量拆借资金投资到世界各地。
日本的低利率政策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初期，1991年、1993、1996年、2001年日本央行分阶段将贴现率从6%以上最低降低到罕见的0.1%。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指导下，日本政府一直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政策企图刺激消费、投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不过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速了私人储蓄的增长；不仅造成了日本国内消费长期低迷不振，而且巨大的财富和本国资本都以较低的成本被拆借到国外。更严重的是，当日本利率降到极低水平时，外资金融机构开始直接或间接的从日本市场拆借资金，投资到亚洲、非洲、南美，甚至欧洲。没有人能够计算出来拆借的规模有多大。在全球物价指数不断走高的背景下，一旦日本政府认识到它错误的货币政策时，逐步调高利率也仅仅是时间问题，可没有人知道届时会有多少资金回流至日本——从2006年开始，日本央行已经两次提高了贴现利率，事实证明这种举措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积极和正面的。而2008年以来日元升值的速度表明，目前日本资金从海外回流的情况正在发生。这种规模越来越大的资金回流，必然进一步加剧全球货币和信用收缩，对美国走出危机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走势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美国自网络股泡沫破裂，尤其是“9·11”以后，迅速大幅度降低利率，并伴随着美元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强势欧元等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投放量。
美国从“9·11”之后不断降息，联邦基金基准利率从2001年9月的3.5%降到2003年6月的1%，并维持在1%的历史低位近一年时间，从而引发了美国以及全球范围的信用扩张。伴随着美国双赤字和资本市场的扩张，美元成为全球流动性膨胀的主要根源之一。然而，2004年6月以后，美联储又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迅速上升到5.25%，从而引发了美国房地产危机。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又连续五次调低利息，从2007年9月的5.25%降到现在的3%，降幅高达225个基点，但对于缓解美国国内的恐慌程度和市场流动性还是不够的。虽然美国为了挽救危机还会进一步采取降息行动，但伴随着全球物价指数的走高，中国、澳洲等国的加息，以及日本、欧洲随时准备针对通货膨胀采取行动，美联储的降息空间将受到制约，美国整体货币和信用状况不容乐观。
三是在新兴市场引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商业机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扩张和货币创造能力急剧扩张。
2007年中国的存款利率涨了6次。令人不解的是，每次加息后股票指数都狂涨，与经济教科书理论完全相反，跟预期效果也完全相反。中国企业对利率不太敏感，一旦加息，将造成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减少，但民营企业迅速补充上去。此外，居民储蓄存款进入股市也是经过二三十年的财富积累之后的一个重新组合，不会因利率微小调整而改变。唯一对中国利率有影响还是境外套利资金，每次加息都伴随着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美元涌进，央行被迫投放大量人民币，最后又使泡沫加剧。所以，没有降低信贷总量和消费总量，却提前了消费的期限结构，增加了企业的资金成本。加息反而沦为推动通货膨胀和促进资产泡沫的原因而不是有效手段。
在全球货币流动性收缩和扩张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并不只是各国央行所投放的基础货币，也不仅仅是以货币乘数为基础的传统信贷扩张。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商业资本同金融资本的结合使得一定条件下金融机构、商业机构之间的信用扩张越来越容易——这种21世纪的信用和货币的创造过程和创造能力，远远超出了传统货币银行学所定义的基础货币加上货币乘数的范围，所有商业信用提供者、金融信用提供者和金融衍生品的放大倍数，连同传统的各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以及商业银行货币乘数，都成为货币流动性的来源。从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来看，2001年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并不是很高，每年M1平均增长3.2%，M2平均增长6.1%，M3平均增长7.39%。市场上更多的流动性来自商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创造。但这种信用的创造是把双刃剑，它使得过去五年全球货币流动性迅速扩张，但在信用破坏以后，也将造成全球货币流动性迅速收缩。（来源：《中国证券报》作者：滕泰）1.1.2 金融大爆炸之“PE（私人股权投资）时尚”
PE基金的兴盛是近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又一个亮点。PE基金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多，都在追逐各种机会。仅有三十几年历史的PE基金尽管远不如投行历史悠久，但其翻云覆雨之势却令业界为之侧目。1991年，全球的PE投资额仅为100亿美元。到2007年，全球PE投资额已经达到1300亿美元，总募资额更是高达3795亿美元。1、PE热潮PK门户网站
PE前所未有地活跃在全球投资市场，如今几乎每天都会发生PE对其他企业的重大收购，再现了当年IT浪潮席卷而来时门户网站的疯狂。
门户网站作为信息文明的代表，PE基金作为金融资本经济的另类代表，至少有1/3相似之处：第一，都属于非实体经济。互联网是典型的虚拟经济，私募基金玩转资本更是“空手套白狼”式的金融业态经典手段。第二，都是过剩资本的追捧对象。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潮流汹涌而来，每个成功IT分支的背后都有风险投资的支持。张朝阳挟Intel、IDG等资本创建了Sohu，掀起了IT行业风险投资的狂热，新浪、亿唐、携程概莫能外。如今过剩的流动性又推动了私募基金的空前发展。过剩资本在全球寻找机会，私募这个资本怪兽杀向深陷全球货币过剩漩涡的中国。新桥收购深发展、黑石参股蓝星以及凯雷拟并购徐工令PE在中国名声大噪。第三，都属于时尚行业。不管是门户网站还是私募基金，和传统行业相比，其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人才构成都充斥着新鲜、时髦的元素，也因此成为一代年轻人心仪而追捧的时尚工作。
门户网站和PE基金从具体业态来看自然是泾渭分明，更本质的2/3差别在于：第一，PE竞争的激烈程度比之当年的门户网站有过之而无不及。门户网站基本上是一个技术类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兴行业，从直接参与人员来看并不具有社会广泛性。而PE卷入的社会阶层则广泛的多，连柳传志也转身PE且成绩骄人。鱼龙混杂的中国本土PE界，有像渤海产业基金、中非发展基金这样的官办PE，更多的是如“宁波敢死队”或是温州地下钱庄这类遍地开花的民间“散户”。资本市场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上演华丽转身掘金私募，上至官方组织、明星企业家，下至数不胜数的民间角色，PE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第二，门户网站仅仅是一种商业业态、消费业态，在信息时代它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高效的商业模式和消费渠道。PE则不仅仅是商业业态，它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私募之所以能垄断严重低估的价值洼地，玩转金融市场，斩获丰厚利润，其实就在于系统集成的组织创新方式，而不像门户网站更侧重技术创新。私募以组织见长趋势不以资金论英雄，不以技术论成败，其市场深入程度和受众参与程度远非门户网站所能企及。
第三，门户网站和PE从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态。门户网站属于“范围经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企业有可能招徕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消费者成为其客户。一些新兴的E企业成功利用了网络和资本的力量，成为颠覆传统行业的“刽子手”，引领了一代潮流。PE则是在资本深度参与行业整合之后出现的经济组织，属于“整合经济”。网络化使范围经济达到极至，资本推动的行业并购使整合经济达到高峰，而私募就是推动行业并购的主角。
以上三点差别足以判定PE热潮将超越当年的门户网站，从差异性可判断超越之处在于：第一，生产方式的超越。PE核心能力在于系统集成，即组织串连起各类专业机构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而通过这种系统集成释放出的生产力将超越门户网站的技术生产力。作为PE发源地的美国是全球经济增长中最主要的创新之源，而缺乏私募基金的日本和德国，依靠银行融资而非股权融资为主，其企业虽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却相对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第二，对传统行业改造能力的超越。PE的组织形式使其成功将金融文明嫁接到农业、工业、信息文明上，无数倍提高传统文明效率，放大传统文明成果。美国之所以有能力发动一场新经济革命，拥有数量众多而且可合法运作的私募基金就是成功前提之一。第三，社会影响力的超越。PE投资范围涉及从资本市场到高科技市场，从现货市场到期货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等一切有投资机会的领域。门户网站若出现危机大多由业内消化，而PE一旦“崩盘”将直接危及实体经济。PE卷入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因此其社会影响力和时代意义更为深远。同时，作为一种投资理财方式，有私募管理者认为，投资是一种乐趣，私募是一种生活方式。
居安思危，和门户网站同属非实体经济的PE，其受追捧的程度、瞬间的辉煌崛起、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这一行业中巨头们的套现行为，这一切都与过去互联网的泡沫现象极其相似。当年互联网投资回报率令业界疯狂，只要看到一个新的模式、新的项目，就会有数不清的模仿者跟进，上亿美元资金集中到了博客、WEB2.0、P2P等当时尚未找到清晰盈利模式的热点中，资本炒起了互联网的泡沫。尽管互联网带来了全球性的生产力提高，但也没能阻止泡沫破灭。如今这种疯狂和浮躁也蔓延在PE之中。“快公司与新经济”是2007年PE界最流行的名词，而其实质就是浮躁公司与浮躁经济。快公司得到了PE资金最快的滋养，远远超越了其真正价值。直到今天，PE与创投投资的企业数量70%仍然是IT与互联网类企业（包括Web2.0、3G、IPTV等）；还有户外传媒、连锁加盟、门店网络、教育培训这几个曾经诞生过境外IPO明星企业的行业；至于PE青睐的传统生产型企业则屈指可数。事实上，作为PE原创地的美国，虽尽享金融资本经济盛宴，却也从未懈怠于传统行业的升级创新，微软与互联网企业也并非美国强大的基础，如今国际PE界投资策略已有所转变，渐渐聚焦传统产业以追求更稳定回报。
PE作为新生产关系代表，若摆脱不了追逐快公司的浮躁，极有可能重蹈互联网泡沫覆辙。中国市场尤其需要资本为传统产业服务，而虚拟经济最终还将挂靠到实体经济上，形成真正与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与世界产业分工合拍的投资模式。正如携程正逐渐蜕变为注重管理的服务型企业，而脱离了所谓的硅谷精神和互联网传奇，这代表互联网企业正在开始向传统回归。未来的PE也可能脱离片面投资IT等快公司领域的局限性，而嫁接到工农业的升级、新能源与环境保护等传统行业的领域，从而提升传统行业的生产力。PE的嫁接能力和投资范围对于面临融资难题的众多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是个福音，而对于“根红苗正”的主要依靠贷款业务的银行来说显然是个强硬的挑战。（选自2007年11月7日《福卡分析》）2、时尚还是趋势？
2007年全球PE规模已超1.5万亿美元，约有676家活跃的私募，比五年前增加55%。单美国私募股权公司07年通过415只基金筹集的资金就创纪录达3020亿美元，较06年增长19%。而各种并购纷纷浮现私募影子，凯雷更是预测未来PE将引领全球并购，无疑PE成为一种流行。
PE的流行正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显现。次贷危机[4]让华尔街日子不好过，PE在欧美不好玩了，但在中国却是方兴未艾的资本市场新贵。各路资本竞相来中国豪赌，国际PE潜行中国跑马圈地，本土PE也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于是有人将07年定为中国的“PE元年”。因为不仅《新合伙企业法》为其提供合法途径，而且从官员到学者更“一面倒”，大力发展的呼声很高，各式各样的PE如信托PE、公司型产业基金、券商直投也风起云涌。07年我国PE筹资总额已达94亿美元，占亚洲地区的21.2%。
PE在中国遍地开花，顺应资本爆炸、金融爆发风生水起，更多体现出资本主义与要素主义的结合。一方面，07年M2余额40.34万亿元，金融系统存贷差扩大至12万亿元，外汇储备高达1.53万亿美元，居民储蓄17万亿元，流动性过剩让过多货币为弥补通胀损失而抱团取暖投资，于是资本为寻找出路而被PE不断捕获，单07年我国PE基金规模就超万亿元。另一方面，PE有了钱就要投资，寻找有利可图的要素与资本结合，并让要素在资本催化下收益翻倍增长，07年我国私人股权在金融服务、重工业制造业、运输与配送上的投资分别达25.79亿、17.35亿、13.23亿美元（三者合计达52.7%），而上市242家企业中约40%具有创投和PE支持。由此，PE成了资本和项目等要素的中介，既解决资金无出路，又解决项目无资金，成了各要素融合的资本推手。
PE成了时尚，天生具有泡沫式生存的特征。首先，风投作为广义PE的一种，投向新创企业（种子期、成长期项目）玩的就是概率，成功率仅20%，失败项目“徒劳无功”而变成错误的概念和泡沫。还有就是PE最危险之处在于离钱太近，又离钱太远。以前钱相对值钱，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钱。钱太多就会在通胀中贬值，不仅边际效用递减，而且PE投资成本增加，所以PE现在的问题不在钱，而在于如何让收益提升得比高涨的利率更快。钱多反而成了“麻烦”，因为如今好项目太少，好项目中的好元素更少，而PE若无法将项目与资金完美搭配，显然很难度日，而即使找到项目，如何让资金流动，如何监控进程，控制投资各环节风险，又成了烦心事。PE可能让钱生钱变得很快，但也可能让钱变成泡影。如此种种危机隐藏其中，PE或许就是金融业中最惊险的行当。
在这种“风口浪尖”生存，如何平衡好与钱的关系就成了关键。哈佛大学对1500名学生跟踪调查发现，1255名为钱而奋斗的学生中仅1人变成富翁，而245名为兴趣而工作的人中却有100个成为富翁。可见，太关注钱本身（离钱太近）而将钱作为终极目标反而难成大就。而且，钱多也不一定是好事，关键在于钱的运转能力。因为筹资是为项目、为投资而并非为死守着钱，资金流动创造财富，而在实体中流动越快可能收益越大。但太注重钱的短期收益往往又贻误好项目。中国最常见的PE如Pre-IPO资本遵循快进快出的收益原则，而实际上真正的PE要做的更多是辅佐，帮助企业真正成长以获取更可观的长期投资收益。再者，私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领导的人格魅力、投资风格、人脉关系等，处理“离钱不远也不近”的均衡就在于寻找合适的能人，同时也在于借势而为，即能否看清宏观形势，利用产业整合机遇介入股权的投资与退出。
虽然PE繁荣背后隐忧不断，但这并不能阻挡其成为一种趋势。由于PE最接近实业逻辑，成功企业若想涉道金融，PE可能是首选，复星上市后就公开表示要做PE。而外资创投的“小红筹”模式（海外募资、境内投资、海外退出）已被政策所摒弃，国际PE正逐渐本土化（人民币基金），因而未来PE“前赴后继”后劲十足。PE自身也将因竞争激烈、市场难做等而改变如越来越注重研究业绩、进行长期投资等。（选自2008年1月31日《福卡分析》）相关链接·凯雷简史
1987年，万豪集团购并部门负责人史蒂芬诺里斯（Stephen Norris），华盛顿律师、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行政助理大卫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万豪集团副总裁丹尼尔达尼埃洛（Daniel D’Aniello）和通信巨头MCI的前CFO威廉康威（William Conway）共同创办了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总部设在华盛顿。凯雷成立之初，主要提供企业避税咨询服务。
1989年，凯雷以6.5亿美元的价格从万豪集团买下凯特空（Caterair）航空餐饮公司。开始从避税咨询领域转向私人股权投资领域。
1989年美国前国防部长弗兰克卡路西（Frank Carlucci）加盟凯雷，并于1990年促成凯雷从美国陆军那里赢得了200亿美元的合同，使其赚到了真正的“第一桶金”，并由此摆脱了之前惨淡经营的局面。
1991年，凯雷先后雇佣了美国前国务卿、白宫预算主任等，并成为美国第11大军火商。由此开始雇佣前政要的政策。一些著名政要包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都曾在凯雷打工。
1996年，因为乔治·索罗斯的加盟，凯雷在一年内就筹资130亿美元，而凯雷早期旗下最大的基金也不过1亿美元的规模。
1997年起，凯雷集团的业务范围扩展到国际市场，在欧洲、亚洲先后设立了投资基金。
1999年以来，凯雷集团利用其在香港、首尔、东京、新加坡以及班加罗尔的办事处进行泛亚地区的企业收购投资、创业投资及房地产业投资运作。
在“911事件”后，人们在凯雷集团投资者中发现本拉丹家族的踪迹。虽然凯雷迅速与本拉丹家族的投资脱离了关系，但是凯雷也开始暴露在公众视线当中。2003年，凯雷聘请IBM前CEO郭士纳担任公司董事长。此后，相继雇佣了一些企业家加盟，逐步从美国国防部的兼并公司转向传统型的私募股权公司。（资料来源：福卡智库数据库）1.1.3 金融大爆炸之金融中心建设1、复杂现象中的十大疑问
第一，为什么08年陆家嘴金融最高峰会议题如此之散？“2008陆家嘴论坛”堪称中国金融界迄今为止的最高峰会，与会人员涵盖了国内外高端的金融官员、专家、学者，但会议议题却并非聚焦于“金融中心”，反而是各说各话。如王岐山副总理强调金融稳健、老美忽悠金融改革和风险管理、上海市讲的是金融中心、浦东则讲综改最前沿……这一方面反映出当前确实是一个金融乱世，不同口子的与会者自有不同诉求，官员谋取平衡稳定、学者则期望观点出挑；另一方面原因是金融业自身加速嬗变，导致可供探讨的金融问题五花八门。
第二，为什么金融中心建设的争论多、落实少？尽管各城市常互不相让打嘴仗，但谁都无法拿出压倒性的优势以确立自己的老大地位，最终就都倾向于向中央讨要政策，但中央的意图也总是左右为难，难以权衡，更多是任其竞争。地方自己落实，又各有各的难处，北京难以突破市场交易活跃度低的软肋；天津依靠政策搞金融创新至今仍难见成效，港股直通车被叫停后即陷入尴尬；深圳金融因辐射范围有限且毗邻香港而难以发力；上海则苦于无法突破现行金融法规而自缚手脚。
第三，为什么亚洲各国争相抢建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希冀东山再起，中东迪拜利用各种优惠条件（如零所得税、零营业税、零外汇管制等），瞄准东西方金融之真空，意图发展成国际性金融中心，并为各国各界所看好。另外，莫斯科、孟买、首尔等都在大力推动金融中心建设。显然，新一轮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战略性调整正趋向于亚太地区。这一方面是不少国家希冀率先抢夺亚洲经济制高点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全球过剩货币涌向新兴市场国家，世界金融面临第三次大爆炸的征兆。
第四，面对国际上的竞争，为什么国内诸城不合作起来，而依然忙着相互竞争、甚至恶性争夺金融资源呢？一则，诸侯割据导致各城市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都想以“金融立市”抢占工业经济的高端，为自己的GDP、产业制高点地位谋取筹码，因此，彼此很少互助，更提不上互让了。二则，在中国行政+市场的经济格局下，各地各有充足的建金融中心的理由，而且都有自身的辐射范围，比如上海金融就很难辐射到东北，北京金融很难辐射到西南西北，深圳的金融也难以辐射到上海以北的许多地区，这样就难以互相买帐。
第五，搞金融中心是互信还是互防？由于互不相让，各地就倾向于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与工业建设的画地为牢无异，导致内耗远大于合作。然而，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中心缺少互信，而是相互扎紧篱笆，实际上等于阻碍资金的自由流通，这本身就是金融中心的最大掣肘，完全与金融中心支持国家战略的本源南辕北辙。在美国这样拥有多金融中心的国家，纽约、芝加哥及波士顿的合作博弈堪称典范，纽约在股票交易和能源期货交易上独占鳌头，芝加哥的强项则是期货和期权交易领域，再加上主要从事基金管理的波士顿，三大金融中心间的良好合作机制使得整体上实现了各取所需的资源梯度配置，这才是金融中心支撑美国大国战略的真谛。
第六，依靠政策导向就能快速建成金融中心吗？根据计划经济思维，认定政策支持可以快速帮助一个城市建成金融中心，这是存在于认识中的一个偏差。上海总是希望中央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法制建设方面给个明令，从而将金融中心地位一锤定音。北京则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心态和独特的决策影响力谋求国家的政策优惠。天津虽然实实在在地享受了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待，但却未能乘着政策东风顺利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政策并不是成就金融中心的关键力量，港股直通车的命运实际上也正预示了“依靠政策赋予某些地区独特资源”的方式面临终结。
第七，金融中心重要还是定价权重要？金融中心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市场、机构与定价能力。市场有了、机构有了，并不等于金融中心就有了，金融中心的真正核心其实是定价权。一味地追求金融中心之形却脱离了定价权之魂，难以成中心。以上海为例，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度已经很高了（就差衍生品市场的到位），在金融机构这项上也拥有大量外资机构，同时力图整合地方金融机构，成立国内最大的金融混业控股公司。但市场机制不活跃，就无法提升资本与风险定价能力，由此导致的定价能力软肋使得金融中心地位无法服人，比如天生不足的SHIBOR就由于无法反映市场真实的成交水平而难以成为定价基准。而北京有关部门甚至还沉醉在金融机构总部集聚效应中，缺乏市场意识，离定价权的意识更远。
第八，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突破口到底是什么？面对国内外多个城市围攻，长久以来立志于国际金融中心定位的上海却苦于无突破口。如果仅从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和发展潜力来看，上海并不输于任何一个知名对手。和香港（地区）相比，在市场结构上，上海多了商品期货，这一点已经趋近于纽约、伦敦等一流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成立了金融仲裁院，在大陆首先引入了国际通行的解决争端机制，金融生态环境在国内绝对一流。可见，上海离真正的金融中心差的其实就是找到突破口。从高层会议探讨多、得出的结论实际产生效果不大看来，多半是如何建立金融中心的思想尚存偏差，要么是对经典模式的过度崇拜，要么是对政策的过度依赖。事实上，思想源头的扭转其实才是牵一发动全身、使上上下下转变工作方式、破解金融中心密码的重大突破口。
第九，浦东能否利用综改试点，创新性地建立金融中心？天津利用综改机会明确提出建立金融改革创新基地，并向金融中心地位发起冲击。相比之下，上海在利用综改建立金融中心上却缺乏亮点。一方面，有关方面小心求证过多，而且由于担心金融改革的特殊性而在创新上更加谨慎，除了已经推出的外汇改革方面9条措施之外，金融领域的其他方面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在三不政策（不给资金、不给项目、不给政策）下似乎有些失去方向。实际上，如果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原则的前提下，对一些明显滞后的法律法规条款变通执行，对于法律空白的地方创造新规范，并创新设计出新的金融产品和组织形式，只要国家不叫停，就是可行的一种创新方式，这或许是上海充分利用综改试点破局的一种方式。
第十，上海提出金融中心“五年打基础、十年建框架、二十年建成”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是“五年计划”思维的延续？金融中心建设能否像工业经济建设一样依规划行事？从现状看，上海金融中心在“打基础”上已有不少成效；在“建框架”上，基础设施建设脚步紧凑，主要缺的是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目前对金融法特别是国际金融法的研究依然十分微薄，而且有待于与中央的政策协调，这里面决定性因素较多，很难说五年可以解决；最后建成阶段面临的都是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如引入足够的交易商、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争夺定价权等，这涉及到软件问题，要在十年之内陆续到位，对各方面的考验不小，从历史上看，除了新加坡等小规模经济体外，尚没有速成金融中心的案例。若严格按这一计划实行，对上海在系统集成政策与市场、中外资金融机构等各种力量上的能力要求将是非常高的。
综上，关于金融中心的现象纷繁复杂，原因就在于国际金融正经历嬗变时期，传统金融中心标准被打破，新标准尚未成形，于是，有关城市各有各的建设金融中心的理由，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复杂。（选自2008年5月28日《福卡分析》）2、影响内在趋势的十大因素
历史上的国际金融中心经历了衰荣互现、兴亡起伏，未来将如何演化？在目前的金融乱象中，究竟隐藏着哪些内在的变化逻辑？
第一，目前国际上的公认的金融中心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的是如纽约、伦敦这样的经典主板中心，它们处于金融活动高端地位，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大国经济，还有周边经济体的支持；第二层面是东京、法兰克福这样的局部金融中心，主要以某类独特金融市场闻名，其所在国的工业经济发达，但并未完全金融化、虚拟化；第三层面是香港（地区）、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由于自身经济循环链条短、范围小，因而其资金融通服务主要辐射到其它部分区域，属于区域性金融中心。作为中国经济领头羊的上海，未来究竟能算哪个层面的中心？一方面，中国经济不仅是未来的大国经济，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有各类国际性企业（跨企和国企），需要金融对经济的整合提升作用，而且还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各种金融服务提供者包括银行、证券、保险、PE、VC等一应俱全，金融产品也日益丰富。因而，上海建立主板型金融中心的条件较为充分，目前还有待于金融体系的完善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放开。
第二，21世纪金融创新对物理意义上的区域要求正在淡化。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创新最为集中的地方。但21世纪网络化社会使得金融结构趋于扁平化，任何一个网络节点都可能发生创新行为，并快速全方位传递，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它绕开了自上而下传递决策的程式化模式，也使得以机构扎堆为特征的传统金融中心逐渐失去存在价值，这对上海金融中心目前的建设思路不啻是个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启示——既然很多的金融创新可以在其它地区产生，上海就可以放弃包揽天下的想法，集中实力主攻网络中心地位，让各种创新最终都汇聚到上海。
第三，金融劫持政府，还是政府监管金融？传统上，政府总是强调对金融的监管，无论是分业还是混业，政府都有应对之策。但如今金融大爆炸之势让政府难以防范，反过来被金融所劫持。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政府在无奈为倒闭者买单后，又采取金融的大部委制强化监管，这实际正宣告了传统监管方式已几乎失效，令政府阵脚混乱，被金融形势拖着走。中国长期以来注重控制的金融监管模式，在未来态势下同样地将面临挑战，是与其共舞还是被其劫持，这与金融中心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第四，在金融领域，美国市场太强、政府太弱，中国反之，这将对未来的中国金融中心带来什么？美国金融强市场、弱政府反映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市场机制自发运转的结果。与之相反，中国金融政府太强、市场太弱，则有可能具备快速调集资源打造形成金融中心的条件，也有利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如通过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政府能快速聚集金融资源，又能通过它对金融中心实施有效的政策。但这种模式也容易违背金融本质，而埋下“强扭的瓜不甜”的风险，在诸侯竞争恶战升级中更是加速异化，譬如上海和深圳为吸引金融企业落户而攀比奖励金额，深圳还出现给金融高层子女中考加分等荒唐规定，如此将加剧各地金融资本断裂状态。从此角度，上海金融中心面临着政府与市场权力边界，以及与其它地方政府权力协调的问题。
第五，金融分业与混业是历史阶段性换位吗？未来金融中心将以哪种金融模式为主？舆论普遍习惯了“金融混业大势所趋”的经典判词，但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问题的魅力就在于它没有确定的答案”。美国次贷危机让所有混业经营的推崇者不知所措，多管齐下的经营方式非但没有减少系统风险，反而更大程度增加了风险传染性，目前美国政府反思的是分业监管无法匹配混业形势，但关于混业本身的反思也已经开始，实际正说明了混业并不一定是终极模式，其实05年以来国际金融业就有些许“回流”迹象，花旗等金融巨头逐渐开始通过资本置换等方式“反刍”非专精业务。当然，历史不会简单倒退，混业不一定会简单回到分业，在金融机构自身业务模糊化（银行变投行、VC已PE化）的情况下，分业原则已经管不住资金冲动，鉴此，未来更可能有新的变形出现。当前中国的金融混业热潮已不可阻挡，在政策面上，有央行官员在不断呼吁和推动；实践层面，国内各类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都在抢占金融混业地盘，纷纷以金融控股公司为雏形向混业进军，这种介于混业和分业间的综合经营模式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模式。
第六，金融中心是市场需求导向还是经典模式导向？崇拜经典模式几乎是从上到下的通病，孰不知英美当年也是依据自身市场需求而演进形成目前的金融中心的。若以经典模式为导向，而对中国自身的市场需求视而不见，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实，要论市场对金融中心定位的要求，以中国目前的复杂经济现状，对金融工具、产品的多样性需要并不低于美英，且对具体的产品创新也有特定的要求，这就使得中国式金融中心将是贴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产物。
第七，建金融中心是要稳定还是要发展？陆家嘴论坛传递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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