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红涛,黄顺铭,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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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试读：

人的相遇是有缘分的。本书作者李红涛先生和黄顺铭先生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及做博士后研究，与我相处、切磋将近五年，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于他们后来的学术成长，我一直有深切的了解。如今在病榻上，接到他们书稿的电子版，心中十分快慰。

回顾教学研究四十载，我从未企图把博士生塑造成为自己的翻版。他们有不同的个性、才情和机遇，我做的是触媒剂，尽量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潜能。

第一，帮助他们找到学术兴趣。有了兴趣就会有热情，有了热情就会像装上马达的机器，自行运动不已。他们两人当初的博士论文题目都是兴趣的写照，其中黄顺铭还颇费一番周折才定题。从寻找兴趣开始到发展成为成熟的研究题目，这是一个漫长而宝贵的成长过程。他们在学期间根基打得稳固，毕业后乃能从容不迫，坚持研究感兴趣的题目。

第二，帮助他们提高学术境界。发现兴趣是“知己”的功夫，而提高境界是“知彼”的功夫。学生应该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取法乎上，又不好高骛远。我常常劝他们找几本性之所近的“经典”，反复研读和揣摩，直到将作者看世界的方式内化成为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将作者解决问题的方法变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潜移默化的功夫，既提高自己的眼界，也切实可行。学术经典历久弥新，每次阅读往往都能有新的体悟。

第三，帮助他们提出好的问题。问出好问题，就成功了一半。我常鼓励两位作者，博士论文是学术生涯的里程碑。我常开玩笑说，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应该要像一只八爪的章鱼，每个触角伸出去，都能接触到其他的新问题，然后从理论上观照它们，达到触类旁通。本书研究媒介如何形塑历史记忆，表面上和博士论文无关，其实这种转向是蕴藏着内在理路的。看到他们在新领域取得成绩，我由衷地高兴。

第四，敦促他们养成良好的工作方式和习惯。两位作者不但已经养成各自的工作方式和习惯，而且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这让我想到了《论语》的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他们常常互相调侃，谑而不虐，无伤大雅，工作起来都埋头带劲，而且互不计较。在现有冰冷刻板的学术体制下，相互切磋，截长补短，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学术缘分。

本书是他们为学心路历程的表现。承他们的好意，把这本书献给我，我愧不敢当。我本来应该写一篇长文，与作者对话，奈何病中无力做这种吃重的工作。所以我乃略述跟他们的情谊，以及表扬他们为人治学的态度，庶几从侧面衬托本书背后的基本精神，想来也是颇有意义的。口述于香港养和医院2017年2月18日引 言

201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七十九周年纪念日，也是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称“江东门纪念馆”）在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举行了“死难者遗属家庭祭告活动”。国家公祭日当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办庄重的公祭仪式，鸣响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行世界和平法会以及烛光祭。新闻媒体对于国家公祭予以显著的报道：《人民日报》当天刊登评论《铭记南京大屠杀是道义必须》和《走进每一位受难者的世界》；《新华日报》采用黑白报头；《扬子晚报》全报采用黑白版面，刊登了三个版的纪念报道；南京广电集团第三次推出“紫金草行动”，号召人们通过线上祭奠来表达哀思。

然而，这种庄重的纪念氛围中也出现一些刺耳的“不和谐音”。譬如，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报道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旧址的拆迁争议。面对镜头，包括当地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社区居民和高中生在内的一些受访者将“慰安所”等同于“妓院”，将“慰安妇”等同于“妓女”，认为她们是“国家的耻辱”，而“慰安所”放在学校里无法产生积极的教育作用。此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备受批评。不少网友认为，这些人对二战性奴役和性暴力的无知与曲解显示出历史教育的失败。实际上，这不仅是“历史”或“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记忆”的问题。这个例子表明：集体记忆不仅有延续，也有断裂；不仅有传承，也有扭曲。

无论是制度化和常规性的纪念活动，还是这些扭曲历史的言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南京大屠杀这一创伤事件在当代的记忆景象，也映照出这一起八十年前的历史事件进入当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是受害者压抑的个体记忆，是地方记忆；而如今，它已上升为国家记忆，乃至世界记忆。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记忆社群（mnemonic community）的扩大，纪念空间的扩展，而且也意味着代际的更替，以及时间的流转。

屠杀如何转变为文化创伤？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几多延续，几多断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怎样的记忆之所而存在？媒体机构如何构筑国家公祭的线上公祭空间？

本书以历史为经，以不同的媒介场景为纬，深入探究南京大屠杀创伤建构与记忆形塑的过程，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记忆政治与记忆文化。本书把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放在一个宽阔的时空坐标里来审视：时间上，试图追本溯源，经验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往上回溯至1937年末、1938年初惨案发生之际，向下则延伸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余年；空间上，同时涵盖传统报业、新媒体，以及纪念馆等多种媒介场景。

本书的分析框架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我们试图追溯南京大屠杀创伤叙事在主流媒体上的建构过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线上纪念活动中的扩散与再生产，以及在赛博空间中所面临的叙事挑战。本书虽以“媒介”为核心，但我们并不流于对静态“文本”和“符号”的考察，而是要努力揭示创伤叙事的生产和再生产，媒介纪念空间的生成，以及媒介舞台上和记忆之所里的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

本书起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项目编号：11YJC860023）。在2015年底课题结项之后，我们对相关主题的研究仍在继续。与当初的课题申报书相比，本书的理论视角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主书名也先从“为了忘却的纪念”变成“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然后再度变为“记忆的纹理”，我们希望透过“记忆”和“遗忘”之间的辩证和张力来彰显南京大屠杀记忆之变迁，勾画历史和当代的媒介地形图中浮现的记忆纹理。

本书中经验研究的几个主体章节曾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并获得了一些学术奖励。其中，第三章原稿（《“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获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度十佳优秀论文和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章原稿（《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获得中国新闻史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共同评选的第二届（2016）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优秀学术奖”二等奖。感谢学术期刊和史学会对于青年学者的大力扶持，感谢诸位编辑老师认真而专业的编辑工作。不过，本书并不是相关篇章的结集。单篇论文最初是在一个相对一贯的理论框架或视角下发展而来，我们在将它们纳入本书时，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扩充，让它们既能在全书的论述架构中各安其位，又能在更为从容的篇幅内提供更多的信息。

过去五年，在开展相关研究和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首先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李金铨先生，他是两位作者共同的授业恩师。从博士阶段到“青椒”阶段，我们点滴的进步都离不开金铨师的教诲、鼓励与扶持。尽管我们各自的博士论文选题（一为学术期刊的知识生产，一为新闻奖制度和实践）都与本书主题无关，但本书的字里行间仍能窥见博士论文运思与落笔的印记。李红涛在博士后阶段对“新闻聚像”的研究和黄顺铭在博士论文中对“新闻偶像”的关注都为日后的集体记忆研究埋下了种子。本书成稿之际，金铨师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短序，略述教诲和情谊，令我们感念万分。我们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合著献给共同的学术燃灯者李师金铨先生。

本书第四章《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和第五章《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的初稿曾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化研究：仪式·展演·空间”工作坊（2016.6）宣读。威斯康星大学潘忠党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五三研究员、云南大学郭建斌教授和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工作坊期间给予我们很多宝贵的建议，在此深表谢意。在工作坊之后数易其稿的修改过程中，潘忠党老师继续给予我们非常重要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到理论框架、谋篇布局，小至行文措辞。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潘师的帮助，这两章断然无法以当前的面目面世。潘师对“学”“问”之道的坚守，一针见血的批评，热情洋溢的鼓励，在在堪为治学者之典范。

近年来，我们曾多次赴南京开展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感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张建军馆长和其他馆员为我们收集材料所提供的各种帮助，还要特别感谢张馆长聘我们为“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感谢江苏网络电视台、中国江苏网（简称中江网）和南京网络电视台的诸位受访者。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欣教授、朱丽丽副教授、王蕾副教授和张红军教授，以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张宁副教授等众多师友，他们热心地帮助我们联络受访者和安排焦点小组访谈。感谢南京大学硕士生劳汝洁和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夏媛洁，她们曾在2015年暑期担任本项目的研究助理，为第二章和第五章的写作收集大量资料。感谢浙江大学媒介与社会思想专业硕士生李灿协助我们统一全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格式，感谢博士生袁桐为我们查询并整理第二章中的《申报》索引。感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潘思宁转录李金铨教授的序言录音。

感谢我们各自的供职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同事们。感谢我们各自教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本书的某些观点曾在课堂上分享，他们作为最初的读者，见证了本书的缓慢“生长”。感谢我们各自的家人，他们的关爱、支持和体谅让我们得以渡过艰难跋涉中的无奈与彷徨。

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含“浙江大学重大基础专项课题”）资助，特此致谢。最后，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一名与翟江虹女士，与她们合作实乃我们之幸。当然，书中的任何错漏之处皆由两位作者负责。2016年12月李红涛于挪威科学院高等研究中心（CAS）初稿2017年5月黄顺铭于四川成都“自在居”改定第一章绪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人类到底应该记住什么？要言之，人类应该记住根本之恶（radical evil）和反人类罪行，包括奴役、驱逐平民和大规模灭绝……所谓根本之恶，就是那些足以动摇道德根基的行径。——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记忆的伦理》（The 78-79Ethics of Memory）（2004）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Forgivable，but unforgettable

許すことはできても、忘れてはいけない——约翰·拉贝　语

以中、英、日三种语言刻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一、记忆的重量

2016年11月10日前后，网民曝光美国某连锁百货商店出售的一款连帽衫背后印有南京大屠杀图案，图片上日军士兵挥刀砍杀跪地的中国平民（参见图1-1），这一事件在海外华裔中间和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抗议和谴责。但很快有人注意到，在这张取自电影《南京!南京!》的剧照上方印有红字“Why indifference?”（为何漠不关心？），图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眼睛都被红色色块遮掩，而图案右下角的西方女性则坐在长椅上背对杀戮场景。商场方和设计师亦指出，帽衫的设计意图并非辱华，而是“反战”和“反冷漠”。

但批评者仍然认为，南京大屠杀作为严肃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如此呈现。例如，一位华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贵公司敢把屠杀印第安人的图片印在T恤上然后写上‘不要杀戮’来弥补吗？贵公司敢印上白人奴役非裔的图片然后写上‘不要奴隶’来弥补吗？”很多批评者主张，无论设计意图如何，将如此惨痛的画面作为“时尚元素”印在代表流行文化的T恤上，“用别人的血泪历史来挣钱”，即显示出对历史事件和华人社群的不尊重。随后，商场方和设计师道歉，产品下架。抛却事件背后的误读不论，这一事件凸显出南京大屠杀再现的“边界”或适当方式，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如果是艺术设计作品，放在博物馆、展览馆，我没有意见，但是这样随意地穿着满街走？完[1]全不能接受！”图1-1　引发争议的帽衫背面图案

2016年，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另一个热点事件则牵涉教科书。5月23日，一篇题为“语文版教材替换40%语文课文 南京大屠杀等被撤”的报道迅速席卷社交媒体，引发潮水般的批评和指责。新浪新闻在转载报道的同时，还附上一份调查，询问网友对“《南京大屠杀》《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课文被请出课本”的看法，结果79.5%的受[2]访者（7602位）表示不同意。事实上，事件本身是个误会，因为语文出版社并未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删除，而是换成了另外一篇课文。[3]面对网络上的批评声浪，语文出版社当晚便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如下声明：语文出版社语文教材没有撤掉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课文

网上所传我社九年义务教育修订教材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下之事，与事实严重不符，混淆视听，特此严正声明。

我社自2013年起，对2001年审定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更换的原因主要是张纯如所写《南京大屠杀》片段《死里逃生》，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事迹，感人至深，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因此，我社教材中不存在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掉的问题。

特此声明。

语文出版社[4]

2016年5月23日

这段声明值得全文引述，不仅因为它澄清了基本事实，更是因为声明在解释撤换理由时所调用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声明强调之所以换掉课文，是因为新课文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还刻画了“勇敢反抗的事迹”。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在该社社长王旭明转发声明的微博下，有网友对新课文的标题“死里逃生”表示不满。该微博最热门的三条评论分别是：（1）“语文出版社变‘圣母庙’。以后鸦片战争改成《罂粟花开》，火烧圆明园叫《火火的宫殿》，‘七七’事变叫《卢沟桥畔的故事》。好美好和谐啊！”（获1227个赞）；（2）“请明确南京大屠杀！！”（获688个赞）；（3）[5]“南京大屠杀不可改名！”（获681个赞）。这些评论或许很难称得上理性思考，因为标题改动并不意味着南京大屠杀的改名，但其间流露出的强烈民族情绪却折射出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5月31日，语文出版社决定保留《南京大屠杀》，而将《死里逃生》作为附文供学生比较阅读，因为两篇课文“一个着眼于面（指《南京大屠杀》），一个立足于点，从而让学生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

[6]神”。

围绕文化衫和语文教科书的争议展现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的记忆状况的某些侧面。它们意味着争议不仅会发生在“自我”和“他者”（文化衫事件中的美国商家或更多情况下的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之间，也会发生在自我内部；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已经变成神圣的民族/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其神圣性表现在不可以被商业化，不可以更换成其他表述，等等。历史事件往往遵循着自然的记忆曲线，承载记忆的一代人逝去，活生生的记忆变成历史，刻入纪念碑，继而在公众视野中淡去。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轨迹有所不同，它曾在战时和战后受到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虽然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淡出公众视野，但却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复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与国际观念。

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对于南京大屠杀而言，在八十年的时空变换中，它被记忆（remember）和纪念（commemorate）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它的“重量”源自何处？这是本书问题意识的起点。在本书中，我们试图讲述两个理论故事，其中一个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追溯它如何在不同的媒介场景下、不同的中介化（mediation）过程中被书写、被纪念；另一个将南京大屠杀视为个案，探究媒介与集体记忆和文化创伤之间的关联。二、从“历史事件”到“感情记忆”

文化衫事件和教科书争议在在说明，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尘封在“死的历史”中的往事，而是“活的历史”中的当代事实。正如孙歌在二十一世纪初评论东史郎诉讼案时所说：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具体历史事件。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中国人对至今不肯真正认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愤怒，也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12法修复的鸿沟。（2000）

沟口雄三亦认为，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作为历史以现在时态在我们之间，于内部不断孕育着对立和裂痕而复杂地存在着”。由于“感情记忆的现实存在，是作为历史的现在时态而被接受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事实之中，而且还起因于感情记忆至今仍然存活着这一结构的多重性”，也就是“感情记忆与历史事实的二重4,8奏”。（2001）

从事件到记忆、符号和创伤的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其基本脉络是什么？这是本书致力于回答的核心问题。在这里，只需要指出，这种转变绝非能在一朝一夕中完成，也并非线性前进或累积的过程，而是充满曲折和往复。它既关涉中日乃至其他国家（韩国、美国）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小岛洁，2000），也与中国社会在战时和战后对抗战进行言说的情境紧密相关。不过，在从媒介切入对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形构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透过孙歌提到的“事件”“感情记忆”“符号”“创伤”等关键词，大致把握南京大屠杀在当代的记忆状况。

首先，那个“历史事件”是什么？这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很多场合，这场浩劫经常会以如下的方式被表述：

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的六周内，在南京纵兵屠杀无辜，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以上。[7]

1937年12月13日，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的侵华日军，开始在南京制造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30多万同胞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惨遭杀戮。无论死亡人数，还是行凶手段，南京大屠杀都堪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暴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一样，成为法西[8]斯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见证。

这两段文字中都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描述，包括暴行何时开始（12月13日）、持续多久（六周）、死难者数字（30多万）等。事实之外也有“评价”或“界定”，例如第二段将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纳粹大屠杀进行类比。

但即便回到历史事实，它们也具有显著的“当代性”或“现在时态”成分。以遇难者30多万为例，它以战后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作为基础，是一个存在于过去（1947年宣判）的历史事[9]实。但其当代性表现在，其一，日本政府或右翼不时质疑这一数字“夸大”事实，而中国则不断强调30多万遇难者不容置疑。政治场域之外，争议也存在于中外历史研究者之间（孙宅巍，2007；张连13-14红，2007；魏楚雄，2009；张宪文，2012；孙宅巍，2013），乃至于民间，例如英文维基百科这样的平台上。其二，三十万的意义不仅是暴行严重程度的指标，还负载着强烈的感情和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对于中国人而言，“三十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至今’仍3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沟口雄三，2001），“凭借着三十万被害者这一数字，中国人在日本人中确认着朋友与敌人”12（孙歌，2000）。而对于某些日本人而言，“这个数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杀‘虚幻’化，进而把对中国的侵略架空化之绝好的事实材料……从而以‘历史’之名合法地抹煞感情记忆，将整个事件非历史3-4化”（沟口雄三，2001）。

其次，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常常与其他日军暴行并置，被视为一系列战争罪行中最突出的例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国家公祭日的设定及其表述上。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规定，“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10]死难者”。从决议中可见，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日期和命名），同时延展到其他死难者。[11]

2014年7月6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具体列出了七类死难者作为悼念对象，包括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战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其中除了南京大屠杀为具体的暴行事件外，其他均为一般意义上的类型性的日军暴行。在国家公祭网的首页上，1937年12月13日的日历页、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的“遇难者300000”数字墙分别列于页面左前方和正前方，右前方是卢沟桥（“七七”事变），页面背景则是抗战浮雕剪影和1931年9月18日的日历页。正如媒体在解释为何公祭对象如此宽泛时所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12]型的一例，但南京大屠杀不是全部”。这说明，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变成抗日战争乃至近代以来日军暴行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与抗战叙事和近代史叙事紧密关联，成为近代中国“受难-复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有些研究者将这一范畴进一步扩展，而不限于抗日战争这一时间段。例如，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朱成山认为，公祭对象首先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其次是“日本近代以来，在所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期间遭到杀戮的死难者”（朱成山，32015），包括1874年日本武力侵台、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侵占东三省、1937—1945年全面侵华期间的死难者等。与此相应，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联合九家省市党报，推出“国家公祭·10城联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惨遭日寇杀戮的同胞”系列报道（简称“10城联动”），其动因是“同胞死难的伤痛不仅属[13]于南京，国家公祭的庄严也不仅属于南京”。首篇报道《10城同祭，全民族的痛我们一起扛》以南京大屠杀为中心，并以如下方式扩展公祭的内涵：

刻骨的伤痛不仅属于南京……近代史上，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侵华

[14]战争……大江南北，被日寇践踏过的土地上哪里没有惨案？被日寇蹂躏的岁月里无时不是噩梦。这是国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不一样的遇难者，不一样的惨案，一样的国仇家恨……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15][16]在120年里反复出现。

从12月3日到12月12日，《新华日报》连续刊登十篇报道，除南京大屠杀外，被报道的历史事件依次是：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1941年唐山潘家峪惨案、1943年湖南厂窖惨案、1938年河南秦庄惨案、1942年浙江金华罗芳桥惨案（及细菌战）、1932年辽宁抚顺平顶[17]山惨案、关东军731部队、吉林市丰满万人坑和重庆大轰炸。这些历史事件严重程度不一，但它们都被放入同一个范畴和历史延续体内，代表中国人在近代所遭受的种种战争苦难和创伤。[18]三、相互缠绕的记忆场

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并不完全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的回应，而在特定政治外交议题中，南京大屠杀记忆也被调用以激起民族情绪或爱国主义情感。套用孙歌的表述，南京大屠杀记忆或纪念的强度，折射出中国人对日本右翼愤怒的程度和中12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度。（孙歌，2000）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中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三次固化。第一次是1946—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二次是1982年之后的“建馆立碑编史”，第三次则是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2015）这些节点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纪念图景，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在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之间，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视野中基本上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张生，2014）其间的例外是1951年和1960年，彼时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以南京大屠杀为工具批判“美帝”，相关的控诉活动和媒体报道唤起了南京人民乃至全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但这种记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揭示出中、日、美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如何影响乃至“扭曲”集体记忆的样貌。（Eykholt，2000；刘燕军，2009；Reilly，2011）1951年初，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以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为切入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活动。南京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控诉大会、展览会和纪念集会，《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旧恨新仇”发表幸存者的血泪控诉，《人民日报》也刊登十余篇文章。当时的宣传思路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刘燕军，132009）。这一路径突出表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不共戴天之仇”的报道中，该文开篇写道：“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激怒了全中国人民，更激怒了全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北京汽车公司司机刘康麟。刘康麟愤怒地告诉工友：‘咱们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对于美帝武装日本的仇恨，粉碎这个可耻的阴[19]谋。’”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工具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对南京安全区的歪曲和丑化。当时的控诉活动或新闻报道将安全区描绘成“受难的难民区”，称在安全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将保护中国人的外国侨民描绘为帮凶或凶手。例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批判前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20]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然而，这场控诉活动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原因部分在于“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21]罪恶，对今天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这说明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抗拒现实政治的扭曲。此外，“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与高歌猛进的革命胜利不合拍，宣传得太多显14[22]然不合时宜”（刘燕军，2009） 。

1982年拉开帷幕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其直接诱因是当年[23]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事件的影响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8月15日正式落成开放。受到日本广岛和平集会的启发，1994年12月13日，纪念馆首次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鸣放防空警报、武警战士敬献花圈、放飞和平鸽。此后，按照“大小年”的模式，持续举办[24]纪念活动。（朱成山，李慧，2015） 二十年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其实是这一地方纪念活动的延伸和国家化。在提升公祭规格的前提下，国家公祭活动也继承了鸣放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办烛光祭等仪式要素。而在对设立国家公祭日意义的阐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记忆之影响。例如，一篇媒体评论指出，“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25]时”。而朱成山则把国家公祭视为“固化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器。它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以及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来说，不亚于一颗精神原6子弹”（朱成山，2014；朱成山，2015）。

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还直接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开展。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即有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记载，但对这一事件的系统研究，却是在1982年之后。（张连红，2007；张连红，2016；朱成山，袁志秀，2013）在此之前，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曾于1960年组织南大部分师生对南京大屠杀展开调查，并在1962年完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该书直到1979年才以油印本的形式刊印，而且仅供内部交流。时隔二十余年（1984年2月至4月），官方首次对幸存者和目击者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幸存者和目击者1756人。[26]与此同时，学界也展开系统的研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出版大量学术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已陆续出版72卷，收录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约3000万字资料。“建馆立碑编史”活动最初受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触发，但正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说，纪念活动一旦启动，就会进入加速轨道，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力量运转。（Schudson，1989）不过，即便是在晚近的研究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日本“右翼”这一因素如何影响了学界对自身研究意义的表述。例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2卷，2010）被认为“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27]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而2012年底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推荐写道，这部史书“全面客观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真相，成为回击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荒谬言论的[28]有力武器”。

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公众史学、大众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影视剧和纪录片）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或深远。这方面的范例是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英文图书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Basic Books），该书出版后即[29]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中文、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历史重新进入国际（西方）社会的视

[30]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新近发掘或整理的证人证言和目击者记录出版，包括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章开沅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和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等。这些出版物在阅读公众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当年的文化热点。以《东史郎日记》为例，其中译本于1999年3月出版，到当年6月即已第三次印刷，仅第三次印量就达15万册。

这些日记或证言普遍被知识界或新闻媒体视作南京大屠杀“铁证”，而对“证据”的强调也暗含或明示出对日本右翼的反击。例如，[31]《拉贝日记》被《人民日报》称为“日军暴行又一铁证”，《程瑞[32]芳日记》（南京出版社，2016）封底以中、日、英三种语言指出该书是“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powerful evidence）”，而《东史郎日记》的出版前言则强调，之所以出版日记全本，是出于“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不过，将这些混杂的“历史书写”在当代的情境下一律视为“铁证”乃至反击右翼的武器，或许会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曲解其意义。孙歌即曾对比《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指出前者“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孙歌，2002）44，而后者的意义“绝对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轻描淡写的战争犯罪记录，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日本社会结构在战争状态下的具体形态”（孙14歌，2000）。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请期间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请成功之后的反对，再次显示出，日本侵华战争虽已在七十年前结束，但至今硝烟未散，而南京大屠杀的当代记忆就处在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旋涡当中。四、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在三次固化——或者说两波“记忆潮”（Winter，2006）——之间，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经历了湮没（低谷）与再发现（复兴）的370-379[33]过程（孙宅巍，2005；张连红，2003；刘燕军，2009）。吉田隆志（Takashi Yoshida）全面回顾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中国和美国所引发的历史和记忆问题。与上一节的描述类似，他从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南京大屠杀以来的历史划分为1937—1945年、1945—1971年、1971—1989年以及1989年至今（后冷战时期）四个阶段。他认为，在前两个阶段，南京大屠杀被中国官方当作众多战争暴行之一，其重要性局限于地方层面，对它的纪念和集体记忆的保存也尚未提上日程；在第三阶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一个国家化的过程，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被不断强调，并成为象征日本战争暴行最重要的符号；在九十年代，随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开展，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再现融入了近代史的宏大叙事，而日本右翼修正主义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认言行则从反面“刺激”各种大众媒介生产出大量的纪念文本。（Yoshida，2006）

类似的情形也表现在与南京大屠杀紧密关联的“慰安妇”议题上。宋少鹏指出，慰安妇议题经历了从消隐到彰显的过程，并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进入历史记忆。对大众传媒报道的系统考察发现，抗战时期慰安妇议题被当作民族奴役的象征，用以激励民众抗战的斗志。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该议题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92年之后，才再度浮出地表。在此过程中，慰安妇成为可供调用的历史素材，变成冒升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话语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符码——既是符号，也是砝码。换言之，慰安妇议题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慰安妇’作为史实，事关过去；‘慰安妇’作为符号，事关146未来”（宋少鹏，2016）。问题是，将慰安妇议题全盘纳入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让我们记住了作为民族压迫象征的慰安妇，却遗忘了有可能撕裂民族同一性的性暴力或性别压迫。因此，作者主张，我们应该在民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复合框架下重新审视、反思并重建慰安妇的历史。

过往与当下之间的延续和断裂是贯穿集体记忆研究的一条核心线索。早在对集体记忆的开创性研究中，哈布瓦赫（Halbwachs）即分析了记忆与遗忘的社会情境。（2002）他指出，集体记忆和社群/团体之间的紧密关联意味着，一方面，有多少团体就有多少集体记忆，一个团体取代另一个时，必将带入新的记忆；另一方面，记忆的建构应符合团体当下的需要，因此我们会在耶路撒冷的千年历史中看到波斯人、罗马人、犹太人及十字军前后相继，改造这座城市的地形与记忆，也会在二十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看到两千年前的马萨达传奇的复兴（Schwartz，Zerubavel，Barnett，1986；Ben-Yehuda，1995；Zerubavel，1997）。在以“当下”为中心的记忆研究（presentist approach）看来，支配性的社会团体或权力机构会通过纪念活动、教育、大众传媒等各种方式重构、改造乃至操纵过去，以形成社会凝聚力，使政治权威正当化，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Misztal，2003）在此意义上，“对过去的追忆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所谓记忆，就是取过去之片段，服务于当下的感知与需374要”（Schwartz，1982）。

然而，如果对过去的建构完全以当下为中心，“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就会任凭当前状况支配或摆布”，历史就此丧失客观性和连续性376（Schwartz，1982），“成了一组在不同时间拍摄的、表达着各种45不同观点的快照”（刘易斯·科塞，2002）。实际上，受制于各类历史记录，“过去并不能被随心所欲地建构；而只能被选择性地加以利396用”（Schwartz，1982）。舒德森指出，个体或群体对过去的重构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首先，可供利用的过去并非无穷无尽；其次，个体和群体并不能任意选择，无论愿不愿意，美国人都要面对奴隶制、德国人都要面对纳粹大屠杀；最后，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群体会各持一端、彼此争夺对过去的重构权，由此构成“记忆的政治”。（1989）现在的确会塑造过去，但过去也会塑造现在。正如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论集体记忆》的导论中所说：

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一个社会当前所感知到的需要，可能会驱使它将过去翻新，但是，即使是处于当代的改造之中，通过一套共有的符码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规46-47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力。（2002）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等层面来解释南京大屠杀在公共话语空间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沉浮起落。以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例，无论是1951年和1960年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批判美帝的工具，还是其他年份较少提及南京大屠杀，或是在早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将南京大屠杀与国民党消极抗战、屈辱投降联系在一起，都直接显示出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相区分的外交思路，以及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抑制了对于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发掘和呈现。（刘燕军，2009；Reilly，2011）

沿着同样的思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新浮现也被放到国内和区域／国际的框架下，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中日关系的变动等角度加以解释。（Yoshida，2006；Reilly，2011）一位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呈现之后发现，在南京大屠杀记忆复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导叙事，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是“落后就要挨打”，分别指向与南京大屠杀记忆相关联的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Chi，2001）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被当作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创伤”，与鸦片战争、圆明园、“九一八”等其他创伤一道，被纳入到国耻叙事之中。于是，与创伤相关联的“受害者”叙事被用来作为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感和民族复兴热情的重要手段。（Wang，2012）正如刘擎所言，“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构成了“雪耻型民族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47态”。（2004）

如前所述，南京大屠杀记忆并非孤立的叙事，它折射出“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叙事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与上述对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历史分期相呼应，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把当代中国对于抗战的官方历史和记忆也分成四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对于日本战争暴行“善意的遗忘”；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历史行动主义（如战争索偿等）；2005年前后官方修辞对于日本和战争过去的软化／翻转。（Reilly，2011）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也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抗战的公共记忆聚焦于共产党的战绩，而战争中的冲突则彻底消失。在改革开放年代，随着官方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关于战争的新记忆一方面强调爱国主义的英勇抵抗，另一方面则强调日本的战争暴行，将中国从“胜利者”转变为“受害者”。（Coble，2007）

在延续与断裂的历时性线索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战后相关国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记忆”景象（Fogel，2000；Fujitani，White，50-86Yoneyama，2001；Seo，2008；Yang，2001；Kim， Schwartz，2010；Kim，2015；Hashimoto，2015；Yoshida，2006；笠原十九司，2011）。孙歌以对《东史郎日记》的媒体报道为例，指出中日两国传媒的报道与文本之间皆存在距离，而这一距离显示出中日对话的艰难。（2002）张隆志认为，东亚各国之间存在分歧乃至矛盾的战争记忆和历史叙事表现在，中韩不满日本处理战争责任的做法，而许多日本人则因为广岛、长崎原爆记忆，将日本视为二战受害者。（2016）沟口雄三将这种差异或错位概括为“‘南京’与‘广岛’的乖离”，[34]具体来说，同一个“八一五”，对中国人而言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对日本则是终战日，是日“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磺）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究其原因，既有心理构造（对受害者记忆的强调）在起作用，也有“作为记忆装置的看不见的某种机能在起作用”。这当中，再生产战争画面的媒体，各类纪念活动（八月六日广岛原爆纪念日、八月十五日战败纪念日），以及背后的“历史认识”，都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引离侵华战争（及南京大屠杀），引向太平洋战争。（沟口雄4三，2001）

这种差异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不同媒介文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上。余霞描述并分析了中、日、美、英四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媒体报道。她发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各国媒体集体“遗忘”了南京大屠杀，而在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南京大屠杀重返公众视野之后，各国媒体对其采纳了不同的再现框架。其中，中国以“创伤”为框架，围绕历史之痛和现实之伤展开记忆；日本以“质疑”为主导框架，回避作为加害者的身份；而美国和英国则以“冲突”为核心框架，强调相关冲突的新闻价值和冲突的解决。（余霞，2016）李永东则聚焦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分析其中蕴含的民族国家观念。他发现，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华裔和西方作家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参与对南京大屠杀的讲述。（2015）这表现在，中、日作家更侧[35]重“屠杀”，而华裔和西方作家更强调“强奸”，这不仅反映了二者不同的文化语境，也与抗战时期和全球化时代的对举有关。而在小说主题上，中国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存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区分；日本作家在战时和冷战时期的书写包含历史真实和反省的成分，但也透露出民族偏见；而华裔和西方作家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的小说展现出宗教情怀和对人性的反思，但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五、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在徐晓宏和琳恩·斯皮尔曼（Lyn Spillman）看来，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沉浮轨迹或许是文化创伤理论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反面案例”。（Xu，Spillman，2010）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从一开始就广为人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争议。然而，至少在1937—1979年这段时期，南京大屠杀却根本没有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创伤。“为什么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既未能实现符号扩展，103也未能令海内外的公众对之产生认同？”（2010）他们认为，除了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也有必要去检视集体记忆背后的文化力量和机制。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消失，与当时盛行的进步主义叙事和强调“人民之间的友谊”的普遍化观念不无关系。只有在进步主义叙事式微之后，我们才能全面地体认他者之痛，而南京大屠杀也才能在集体记忆中得以重新浮现。

实际上，作为“反面案例”的南京大屠杀恰恰契合了由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罗恩·艾尔曼（Ron Eyerman）及其同事发展出的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观点。（Eyerman，2002；Alexander，et al，2004；Alexander，Breese，2011；Alexander，2012）在对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及其“自然主义谬误”展开批评的基础上，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强调，事件本身并不会导致集体创伤，创伤是社会中介（socially mediated）过程的产物：“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1[36]（Alexander，2004）

有别于个体的心理或身体创伤，文化创伤意味着“身份认同与意义的剧烈冲击，（就好像）社会结构上的一滴眼泪，对已经形成凝聚2力的群体产生影响”（Eyerman，2002）。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对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加以区分，他将文化创伤界定为“侵入式的、压倒性的事件，该事件被认为危害或击垮了特定文化或38整体性的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Smelser，2004）。这里的“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限定词，因为特定事件或处境并不会自动或必然转变为文化创伤。它必须被记住，其记忆必须被呈现为对群体文化或身份认同的威胁，此外，事件记忆必须带有强烈的负面情感，例如憎恶、36羞耻或愧疚。（Smelser，2004） 换言之，只有当事件“被认为”对特定集体原有的意义模式或者默认的道德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15698它才有可能被转换为创伤。（Alexander，2012；Zelizer，2002）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创伤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历史性地造就的”37（Smelser，2004）。

文化创伤唤起震惊和恐惧等感受，但这些感受并非来自事件本10身，而是来自人们赋予它的“意义”。（Alexander，2004）文化创伤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个文化过程，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中介2化”和“再现”或“表征”（representation）。（Eyerman，2004）亚历山大（2004）将其称为“创伤过程”（trauma process），在此过程中，“承携者群体”（carrier group）非常重要。他们既可能是政治人物、宗教人士、知识分子、新闻记者、社会运动领袖等精英，也可能是边缘群体。他们将事件向一般大众进行解释并提出某些诉求，从而让后者感到自身的意义结构受到了挑战和威胁。承携者群体提出这些诉求的目的在于，把创伤建构为一个新的主导叙事。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承携者群体必须在下列四个基本问题上提供富有说服力的答案：创伤的性质是什么？受害者是谁？创伤受害者与一般大众之间有何联系？谁应该对此负责？除了这些认知性的问题之外，创伤过程还牵涉如何回应并调用根深蒂固的情感和种族或民族／国家身份认同。（Eyerman，2011）

我们可以将创伤过程视为“兼具符号性和情感性的再现过程”，其焦点是“意义生产”。这些“文化工作”会“生产出符号表意的螺旋，其间牵涉的意指过程被制度结构和财富及权力的不平等分布所中xi-xii介”（Alexander，Breese，2011）。事件的文化创伤化可以同时在宗教、审美、法律、科学、大众传媒及官僚机构等各种制度场域之中展开。不同制度场域都会根据自身的属性来开展文化创伤化的工作，而不同场域之间有时也会显现出某种等级化的分层。（Alexander，2004）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伤过程是一个“争议性的话语过程”24（Eyerman，2011），不同的政治群体会针对“创伤是否发生”（历史争夺）、“创伤有何意义”（阐释争夺）、“创伤激起什么情绪”（情38感争夺）等议题展开争夺。（Smelser，2004）争夺的结果，既取决于承携者的权力和资源以及制度场域的结构（Alexander，2004；Eyerman，2004），也取决于受众的权力、资源和人口特征（Alexander，Breese，2011）。

一旦文化创伤和历史记忆确立起来，其创伤地位就需要不断地维持并再生产。（Smelser，2004）文化创伤由此进入不可避免的常规化过程，创伤中的“历史教训”随之沉淀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历史纪念物的收藏之中。（Alexander，2004）经由各种表征所中介的文化创伤过程，最终导向集体身份认同的革新和集体记忆的再造（参见图11-2）。（Eyerman，2002）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文化创伤理论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Alexander，2004），因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亚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战争记忆。在《漫长的战败》（The Long Defeat）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桥本明子（Akiko Hashimoto）运用文化创伤理论，分析了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与身份认同。通过梳理1985—2015年间在家庭、大众传媒和学校等场景中浮现出的战争叙事，桥本明子指出，日本的战争记忆既不像西方媒体所描绘的那样陷入“遗忘”境地，但也不存在单一的“集体”记忆。（Hashimoto，2015）相反，在战后日本复杂的文化记忆场景中，三套相互冲突的创伤叙事共存，争夺合法性和道德优越性，其区别表现在对战败的道德解释以及它们为国家复苏所绘制的路线图上。图1-2　从“创伤事件”到“集体记忆”29资料来源：Eyerman，2011。

一是阵亡“英雄”叙事，强调阵亡者对国家的牺牲构成了今日和平与繁荣的基础。这套英雄叙事带有美化色彩，经常出现在纪念活动的官方演讲中，意在培育国家归属感，但也弱化了日本的侵略罪责。二是战败受害者叙事，经常出现在家庭故事、流行文化和对广岛、长崎核爆以及空袭受害者的追念中，这套叙事在强调日本本国受害者的同时，遮蔽了日本侵略造成了他国受害者的事实。三是加害者叙事，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东亚各国造成的伤害，这套叙事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的调查报道、纪录片、学术出版物和知识界的讨论中。因此，日本的创伤叙事所面对的并不是“遗忘”，而是围绕国家遗产和日本身份的众声喧哗的激烈争夺，它使得战争记忆陷入僵局。

如前所述，侵华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受难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停留于个体和民间层面，没能进入官方话语的核心。高蕊从文化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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