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市场：你必须了解的性与爱的经济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玛丽娜·艾德谢德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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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市场：你必须了解的性与爱的经济学试读：

你有没有好奇过：是不是男性中那些“器大活好”的人要比只有普通尺寸的人生活得更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你发现“全球阴茎长度分布地图”是经济学家在寻求经济学问题答案时所得出的数据，你会不会感到吃惊呢？

经济学被称为悲观科学，不过获得这一称谓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没能成功预测近期全球性的经济萧条，或者是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危机；而是因为从前有一位经济学家兼教区牧师托马斯·曼，他在18世纪末曾预测，只要大不列颠的村妇们一直“合不拢腿”，那么社会繁荣昌盛就遥遥无期。

当谈到性行为，托马斯无疑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生命中最甜美的“极乐”抱持如此消极的态度。特别是过去十年间，井喷式地出现了大量学术性研究，这些研究活动都急切地使用经济学理论和数据来探索心灵问题——以及肉体问题。

文献的内容和结论作为各项理论和例证的总结，确实给每个人带来了经济学的“雄起”。

我致力于寻找的特殊反馈出现在四年前，当时我正在谈论性行为和爱情将是很棒的方法，它可以让我的大学学生们对未来经济学学习抱有极大的期待。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着手进行有趣的话题设计和相关的数据收集可以帮助我的学生们理解市场运行方式，而这逐渐演变成一种新奇的途径，能让他们明白自己在性行为与爱情市场中的自身地位。他们开始青睐这种方法并因此影响了寻找配偶的行为，逐渐将我们在课堂上引入的各种概念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不仅仅是我的学生们观念改变。当我开始以经济学角度探究性行为与爱情的原因时，纵观自己个人生活的每个细节，我意识到从经济学者的视角竟然可以洞察得如此清晰明了。

下面给你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

我从来不认为在线约会网站对我来说是个寻找配偶的好办法（晚一点我会谈谈原因）。但是我却开始思考交易稠密市场和交易清淡市场之间的区别。交易清淡的市场中其参与者相应较少，这造成买卖双方难以达成双方都认可的成交价格。而在交易稠密市场中，因为市场参与者众多，使得买卖双方达成互相认可的交易价格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

在线约会网站就属于交易稠密市场。如果我阐明自己接受的“交易价格”——同时作为该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以此来约会最有可能匹配我的人的话，那么对我来说线上寻找爱情的确是可行的。不是单纯因为更简单易行（在许多方面它并不容易），而是因为在交易稠密市场可以提高可能性，让我更有可能找到对的人组成高质量的恋爱关系。

这就是我的理论，至少，我已经验证过了。

我所提出的几乎每个观点、每个决策以及每个有关性行为与爱情的结果，都是在经济学构架下进行过充分分析的。实际上，如果以经济学因素继续阐述，我完全可以把话题引申得更为深远，毕竟我们所了解的周遭世界错综复杂。这就是事实，比如当我们试图决策是否相信政府应该投资到计划生育上，还是应该支持政府去帮助大型企业财团走出困境；或者当我们评估是否去承担享受风流生活的成本，还是该承担多花上一年在学校深造的成本；又或者当我们选择是否愿意铤而走险去尝试婚外情，还是应该去冒险将继续投资到股票市场中。《爱情市场》意在收集不同类型的故事，借以阐述经济学理论是以怎样的方式构成当今社会上我们所认知的性行为关系。有些故事很简短，分散于全书各个部分，讲述经济学因素怎样影响个人性行为（所有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出于某些考虑，换掉了姓名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有些故事则是以数据说话。统计学拥有揭示选择的力量，就字面意义来讲，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以某种方式满足了经济学上的要求，经济学家们找到了特殊情况和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做决策两者之间可测量的关系。最终，这些故事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框架来理解我们在生活中各个方面做出的决策。而且这些通过经济学理论讲述的故事采用了性行为与爱情的市场经济模型。

本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每个部分表述我们生活的一个阶段，而每个部分又分为三个章节。

在第一部分中，我侧重于年轻、奔放而自由的一代。大部分革命都始于经济学原因，谈到性的革命也没有什么不同；性开放化的价值覆盖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在这一个经济学案例中，当每个人权衡婚前性行为的成本和效益后，对于问题“今晚我要不要做爱？”做出的决策是“为什么不呢？”热衷于性开放的人，很多都是大学在校生，但是他们的性行为与爱情市场却不均衡——现在女性学生人数远超男性学子。在大学校园里充斥着更多的一夜情，传统意义的约会逐渐变成了远古时代的产物。谈到传统意义的约会走到尽头，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是关于性行为与爱情网络市场的，以一个经济学者的身份，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很多人参与了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这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是如何寻找爱情的。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达到一个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会觉得那个在我们的住处有自己的牙刷达几个月之久的人，真的应该留下更久一些，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在婚姻中，如同在生命里，我们并不能总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是却满怀期待以自身的保留价值找到一位足够优秀的伴侣，使我们有充足的机会从婚姻这项交易中获取利益。我们得到那些需要的（我知道你觉得这很浪漫，等你看到我所写的经济学婚姻誓词你就懂我意思了！）婚姻并不总是一位男性与一位女性的结盟；在该项安排上尚有选择余地，而经济学因素则在左右这些安排的合法性、社会观念和认可度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第二部分的最终章节是关于夫妻之间通过何种方式来决定谁在婚姻中占有主控权的。好吧，这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但是我之所以要讲述婚姻中的讨价还价是因为每位已婚人士都知道，这样的谈判绝不会因为签署了一纸婚约而终结。

顺理成章，我们过渡到本书的第三部分。在我们人生的这一阶段，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性生活。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性教育。当您读完第三部分的第一章后，我相信您自然会认同经济学应被包含于性行为研讨课程中。当然我也会讲述关于这方面的经济案例：人们会权衡婚外性行为的成本和效益做出决策，有时伴侣是知情的，有时则不然；当回答“我要不要尝试婚外性行为？”答案是“为什么不？”——即使之后会为此后悔。而最后，在本书落幕之前，我们会谈谈快速增长的性行为与爱情市场——男人和女人通过这个市场相识，有时也随之稳定下来，共同度过后半生。

当您阅读《爱情市场》时请记得以下几点。

首先是实验性证据，多个案例通过数据告诉我们，经济学理论并非试图去描述社会上的每个人，而是去总结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平均行为。人类行为是复杂的，我们所做的各种选择基本上都带有个人偏好倾向。举个例子，平均来说证据显示女性有强烈的偏好，去约会与自己属于同一种族背景的男性。也许你读到这些时会觉得这不真实，因为你自己就不是这种偏好。那很可能是因为，现实中在那些从未与其他人种约会的女性和从未与自己同种族约会过的女性之间，分布上存在着这方面的偏好差异。通过研究观察发现，这种不同偏好分布的折中点更加靠近倾向于与自身同种族的女性偏好一边。这就是平均偏好，尽管这对你来说不一定准确，但仍然能帮助你理解其他人的行为。

由此过渡到我要说的第二点，那就是本书中没有证据是通过民意测试得来的。经济学家们感兴趣于各人实际做出的决策，而不是每个人对于给出选项时回答的可能选择。我们坚信的理念称为“显示性偏好”，用来描述人们的案例；我们观察人们做的决策并通过这些信息推测他们的偏好。举例来说，我们不会去询问女性，要是和自己不同人种的男性约会会感觉怎样。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大部分女性出于某些原因会感到自己被迫表达没有种族歧视倾向。相反的，我们通过搜集线上约会网站或者快速约会的数据去观察女性愿意约会的男性类型。通过观察表明，女性通常对和自己同种族的男性约会更感兴趣，这就帮助我们判断女性平均水平上对此问题的偏好。

本书中我们讨论的第三点完全集中在人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而不是人们“应该”如何行动上。我想从最开始就表达清楚，我无意去谈论“好”与“坏”，或者“对”与“错”的行为——不论是从个人还是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这并不是说我觉得那些评判不重要，但是身为一名经济学者，通过人们的行为来评价他们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

对了，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你也许会想知道我在前言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的答案。答案既是yes也是no——男性生殖器的尺寸和经济意义上的幸福之间，可以这么说，是呈现分布差异的。在那些平均“丁丁”尺寸偏小的国家，情况可能比较糟糕。随着“丁丁”尺寸的增大，国民收入也会增加，但是增长有一个临界点，超过该临界点之后，随着“丁丁”尺寸的增加，国民收入会逐渐趋近于那些“小码”国家。就是说在那些“大尺寸”国家，平均来看，情况也会更糟，当然这不涵盖所有方面（显而易见）。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波纳曲线”。我是不太在意这种结果的，毕竟通过（经济学）模型演示，很容易就能告诉你正在寻找的答案。第一章珍惜眼前人——卡萨诺瓦用柠檬作为避孕工具

时间回到2003年，这话出自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口，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主讲嘉宾，刚刚说到 “卡萨诺瓦用柠檬作为避孕工具” ，这群一起吃午饭的人，都是些专心致志的经济学家，瞬间瞪大眼睛。屋子里95%的人（先生们）都在想，“天啊这是怎么做到的？”而余下的5%（女士们）则暗自思忖着，“哎呀这……”我呢，则是后者之一，着手记下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性相关事实在听众中进一步的反映。

卡萨诺瓦这诱人的行为暂且放在一边，发言者引入一个很好的观点：20世纪以来，性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宾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出，避孕措施上的技术革新，已经明显动摇了关于，好吧，关于性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这项分析每天来自于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简言如下：“我今晚到底要不要做爱呢？”

这种新“技术”，起源于教育和平等的改变，继而逐步过渡到性领域。如果你质疑经济因素是否真的作用于这个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演变过程中，请思考如下证据：

·在1900年，仅6%的19岁未婚女性有过性行为，而一个世纪之后，19岁未婚女性该项比例为75%。

·避孕措施的技术在近五十年间使预防怀孕变得更为有效；即便如此，同期未婚女性的生育数值仍然从5%激增至41%。

·尽管这种趋势导致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婚外生育，66%的美国人仍然相信婚外生育是对社会不利的。

·婚前性行为与家庭收入紧密相关。最贫困家庭中的女孩子婚前性行为比例高出最富裕家庭的女孩子50%。

·婚前性行为也许已经成为常态，但它并没有完全洗脱污名；35岁以下人群中仅有48%的女性和55%的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不是道德上的错误行为。

·针对青少年怀孕的态度与家庭收入相关。68%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女孩子表示，对于怀孕她们会感到“非常心烦意乱”，相比之下，有相同感受的女生在低收入家庭中仅占46%

·婚姻逐渐演变成富人的一项特权。在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群体的结婚率与仅为中学毕业的群体基本持平（为76%对72%）。如今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结婚率滑落至48%，而大学教育水平的人群仍然保持着64%的相对较高结婚率。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调查机构）研究显示，在19岁到29岁年龄层之间的年轻成人中，超过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一代，不知道婚姻的意义何在。44%的报告表示婚姻制度已经过时了，仅30%的人认同观点“拥有成功的婚姻是生命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为了阐明这些行为和信念是怎样共同作用，转化了人类整体的性行为的，让我们以一位女性的经历作为开头，她的人生大抵分为三个阶段。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简，在17岁那年她离家出走了。在此之前，简曾是女子寄宿学校的一名优等生。她所在的学校可不是那种毗邻贫民区、楼宇破败、学生毕业后就会以女服务员为业的地方。不过，当其他的学生毕业并进入大学深造后（为了找到如意郎君或者获得学位），简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简在这一年把时间花在和那些与她生活迥异的女性同伴相处上。与她不同，同伴们的成长之路都与贫困为伴。有些是性工作者，在幼年就开始从事这类交易，听命于她们这行的“老鸨”。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就为了能够和她们的男朋友住得近些——她们的男友正在本地监狱服刑。其他的一些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陷入绝境并且再也没能逃出来。

事实证明，简的朋友们（即使是那些并非性工作者）也是相当的鱼龙混杂；她们与很多男人保持着性关系，有些男人待她们还不错，有些则不然。她们淫乱的生活并不是因为缺乏基本的道德底线，而是经济因素作用使然，于是她们在“今晚我要不要与他做爱？”的问题上，回答往往是“为什么不呢？”

那么，这些经济因素是什么呢？

好吧，首当其冲的，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者希望在经济上成功就需要一纸大学文凭。这个不争的事实不仅仅体现在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收入更高、升迁更快，同时也在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收入逐年降低上得到印证。实际上，简在贫民区待的这一年，大概是那些仅有中学学历或更低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三十年区间的开始。这种下滑使得受过良好教育和缺乏教育的职员收入之间的小差距拉开成为鸿沟。

也许当时这些女性对于其谋生机会因为缺少教育背景而变得越发局限还浑然不觉；但是对于第二个经济因素她们已经有了痛苦的认知：社会地位低下女性的婚姻前景黯淡。监禁率也在逐年攀升，实际上，简有三个以上的朋友，她们的男友都正在服刑。 就算没有犯罪记录，纵观低薪资男性的收入前景也难以维系一个家庭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即使是更加成功的男性也开始寻觅能够对家庭收入做出相同贡献的妻子，就是说连高收入男性也不再愿意考虑与缺乏教育又没有工作的女性结婚。

因此，当大部分女性还在害怕性生活混乱会影响她们的终生收入和婚姻前景时，简的新朋友们感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指望，更不用说顾虑她们的性行为史了。她们那种令人绝望的生活理念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怀孕或者“淫乱”的坏名声对于她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水准几乎改变不了什么。

于是，对于“我今晚该不该和他睡？”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当然了，为什么不呢？”她们也的确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简的故事的第二部分，是从与一名当地皮条客之间令人惊恐的对抗开始的：那人不择手段地拉她为自己工作。也正是这段艰难时光让简意识到，她偏离传统道路的决定也许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于是简抓起手袋（除此外一无所有）一路跑到某家航空公司，这家公司出于对她的怜悯，给她提供了一张机票，允许她飞越这个国家投奔她的姐姐——正是她姐姐给她提供了避难所和人生第二次机会。

我们将在第六章回顾简这个人生阶段的细节，但现在我想先跳过这部分，讲述她人生的第三部分。这是她真正找到自我的阶段，巧合的是，她正与我一同坐在这个房间里，好奇着柠檬是如何充当有效避孕工具的。

那些每天醒来都会发现起居室被室友搞得一片狼藉的日子已经远远地被简抛在身后。虽然目前她仍然单身，确切来说是离异，独自抚养一个幼子，另一个孩子也即将出生，但如今的她受过高等教育，独立自主，最近刚刚开始在一所知名大学深造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同样是这位简，曾经一度认为自己与其他淫乱的女人一样，站在将被剥夺公民权的悬崖边；如今已经跻身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事实证明）二十多岁的性生活混乱不堪的女孩如今已走上了攀登经济阶梯之路。

简所在学院的新朋友们都受益于逐渐拉大的工资差距，收于均远高于接受普通教育的女性，或男性，以及过去的自己。她们这个群体不仅隶属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新生代，也是第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较之平均水平，较之男性均更胜一筹的一代。寻觅受过相当或更高教育的丈夫变得难上加难——似乎所有女性都在为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竞争。

简的新朋友，时常徘徊于完美（例如受过高等教育且有高收入）男性或者同样性生活混乱的人之间。她们也许不像简人生第一阶段遇到的女性那么滥交，但比起前述女性她们简直是“更胜一筹”。这些女性的混乱私生活并非源于道德底线的缺失，这点雷同，但主因则是来自良好的成本效益分析，再没有什么其他显著原因可以阐述了。

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对于放荡淫乱，这些女性面对更少的不良影响。简的女伴们知道如何避免怀孕或染病，而且她们在男女关系中，具有坚持要求采取保护措施的议价能力。那么淫乱生活是否仍会导致一次不合时宜的怀孕呢？好吧，那就意味着独自抚养孩子或者终止妊娠。

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女性不会感到羞耻或者担忧，她们不会再经历母亲和祖母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所要面对的那些惨痛经历，所以结论是，她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成本。

而这正巧把我们带回到卡萨诺瓦和他的柠檬上来。——避孕技术简史

大众对于婚内出生率的下降存在一种普遍误解：认为这种下降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开始被广泛应用之时。事实上，生育率下降却是早在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开始了——众多夫妻为了得到技术工人的高工资而减少了生儿育女（这个话题我们晚一点再谈）。口服避孕药似乎使女性更容易控制她们的生育时间，不过她们其实已经有很多控制生育的方法达几个世纪之久了。

举例来说，在美国，1800年代普通女性在她40岁之前生育七个子女。这个数字在19世纪的数十年间持续下降，直到20世纪30年代，普通女性人均生育仅为两名子女。所以说在避孕药投放市场之前的30年间，出生率已经降低到当今的低水平。

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性交并避免怀孕的唯一方法就是性交中断——亦称体外射精。晚婚也对缩短女性生育年限起到辅助作用（在私生子几乎闻所未闻的时期），这是由我在简介中提到的托马斯·曼积极促进的。高单身率也有助于降低平均出生率（而且，实际上，在生育高峰多生孩子的“贡献者”并非那些已经拥有四五个子女的家庭，而是那些从没有孩子到生育一名子女的女性）。肛交和不射精也被用来控制过多生育，但是显然这些技巧在性工作者中更为常见。

避孕套的出现可以追溯至300年前，不过第一种切实有效的避孕技术却是子宫帽，自1838年开始启用。正如我们早已听闻的那样，卡萨诺瓦（1725—1798）想出一个类似的主意，使用柠檬作为屏障，不过这种方法并没有流行起来（也许因为只有像卡萨诺瓦这样魅力四射的男性才能说服女人把半个柠檬放进自己的阴道）。

在19世纪50年代，查尔斯·古德伊尔研究出如何硫化橡胶，使生产更为舒适、价格低廉并且避孕更为有效的避孕套成为可能。价格大约为每打34美元（按照现今实际工资水平估算），频繁使用避孕套对于普通工人仍显昂贵。实际上，它们太贵了，以至于男性通常的做法是把避孕套进行清洗后反复使用。

膜片的应用始于1882年，紧随其后，宫内避孕环（IUD）自1909年起开始应用。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等待男性来避孕？科学家们也许会争论说，控制十亿的精子要比控制仅一枚卵子困难得多，但是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是男性避孕（缩写为MBC），从经济学原因来说，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词：供应与需求。一次意外怀孕所造成的成本，之于男性要远低于女性，即便是忽略掉生物学上的成本也是如此。不合时宜的怀孕常常导致女性错失继续深造的机会和资金，而相应在薪酬方面也会遭到惩罚般的减损。有些男性或许有过类似经验，不过意外成为父亲对一位男性事业的破坏往往要比女性成本低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件事的发生增加了此类需求，于是男性愿意付出代价，以避免意外怀孕的发生。首先，一些男性在得知对方受孕后会选择彻底放弃组建家庭的计划，可政府方面却加大力度强制男性承担部分供养孩子的开销，于是这些男性要为这个决定度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其次，随着女性投身职场的人与日俱增，不少夫妻都想少生孩子。这不仅仅意味着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增加了避孕的需求，也意味着女性在把避孕的责任推给她们丈夫的谈判中有了更佳的斡旋余地。那么男性是否真的愿意采用MBC呢？少数几个研究妄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要求男性回答“如果可以，你是否愿意使用MBC？”和回答“你是否愿意每三个月接受一次睾丸药物注射并为此支付300美元？”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我才说调查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过时了。制药公司目前似乎在投资于MBC，想必他们是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需求空间足够。而愤世嫉俗的我则想知道，是不是这些制药公司也同时预期从他们售卖的性传播疾病（STD）药物方面得到投资回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因为MBC的应用很可能减少在发生性行为时，女性坚持使用避孕套的力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两方面的终端市场都可以得到丰厚利润，这是可以断定的。

乳胶避孕套则在1912年开始生产，谢天谢地，这一次避孕套总算更加便宜，可以一次性使用了。——所以，小药片的出现才是淫乱变得普遍的罪魁祸首，对吗？

看起来自从女性可以更加容易地预先控制自己免于怀孕，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从婚前性行为中的获益远超过其所付出的代价。更易操作的避孕措施，独具实用性的避孕药，可以被轻易推论为需要直接为此类行为模式的改变负责——如果不考虑一些混合因素的话：如果女性现在能够更加轻易地进行性交，就是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变小了，那么为什么婚外怀孕率却在避孕措施革新的同时期增长了呢？

避孕技术的改进降低了混乱的性行为在概率意义上的“成本”。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婚前性行为的成本取决于女性怀孕和/或患病的几率乘以其怀孕和/或患病所引发的一系列成本。因此任何一个可以降低相关成本或者风险的因素都将降低婚前性行为的预期成本。

例如，想象一下1930年女性在与丈夫以外的男性反复发生性关系时，有85%的几率怀孕。再想象一下一位女性如果怀孕就会失去嫁给一位有良好收入男性的机会（因为她现在要背负有私生子的坏名声），并且作为失去这个机会的后果，她将失去未来能够获得的50000美元收入——这是如果她没有怀孕并且嫁给一位有良好收入的男性的话她能获得的金额。那么这位女性无保护措施的婚前性行为成本，以此推算，即：

怀孕概率0.85×放弃的婚姻收入$50000 = 预期淫乱成本$42500

现在换种假设，乳胶避孕套已被广泛应用，这位女性可以坚持让她的性伴侣在发生性关系时使用避孕套。如果使用乳胶避孕套后怀孕的几率变为45%，这实际是1934年避孕套的避孕失败概率（据科普报告），那么预期婚前性行为成本为：

0.45×$50000 =$22500

给她一个选择——使用避孕套进行性行为，便将婚前性行为的成本降低了20000美元。

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当价格下降时，对于优质服务的数量需求将上升，这就是为什么在画曲线图时，以数量为横轴，价格为纵轴，则该曲线表现向下倾斜。因此，当避孕措施能更有效地减少怀孕和疾病后，更多的女性（当然还有男性）选择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就不令人意外了。不过，理所当然的，这些女性中的部分人仍然会怀孕，因为即使采用避孕措施，怀孕的风险并未降至零。实际上，从统计学上讲，45%发生性行为的女性仍会怀孕。

尽管避孕技术已经进步，未婚先孕的女性数量却没有下降；该数量反而上升了，这表明淫乱案例中的女性人数远多于在发生婚前性行为时能够理性选择采取有效避孕措施的女性人数。

为了理解事情经过，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在社会上极力反对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中，选一部分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组。第一组避免婚前性行为是因为他们担心计划外的怀孕而非对婚前性行为的谴责。而第二组参与者则是担心因婚前性行为遭非议而非担心意外怀孕。当然，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同时担心怀孕和谴责这两个方面，但是在分组上的这项区别将更能清楚地解释参与者是如何转变的。

接下来，将有效的避孕措施介绍给这两组之前禁欲的人。婚前性行为仍是遭到谴责的，但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仅在意怀孕风险的人，开始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当淫乱的小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也开始加入这个团体。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怀孕的风险减少了，而是因为这个团体的行为已经改变了社会观念，使之变得可以被社会所接受。原先属于第一组的人加入进来是因为怀孕的风险下降了，原先第二组的人加入则是因为婚前性行为变得不再遭到过多谴责了。

所以，每个人都开始在婚姻外发生性行为，因为这变得风险更小并且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不过当女性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时，总是有可能怀孕的，而且在未婚情侣间发生的“性事”增加了，相应的非婚生子数量也就增加了。加之避孕的效力减少了婚内生育，那么未婚生育的女性形式上增多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个数学性的必然。

以杰里米·格林伍德和纳兹·吉（NezihGuner）这一章节所做的研究作为基础，避孕药的实用性在增加婚前性行为方面仅仅是个配角。他们推测2002年有75%的未婚青少年有过性行为，而其中使用避孕药的仅占一个百分点。他们提出，我们不能因此认定避孕技术不重要，不过相比药片仅是多种有效避孕手段之一，这些避孕技术共同导致了社会上滥交行为的激增。——你应该知道性行为的好处，但你知道它的成本吗？

在简的故事里，我们了解到两种不同的女性。第一种是那些几乎没受过教育或者希望有个光明经济前景的姑娘，她们滥交是因为其成本并不高。第二组女性是那些既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经济独立的女人，她们的性生活混乱并非因其成本低廉，实际上该成本相当高昂，不过她们承担得起此项成本。

我所说的这些特定成本不包括日常穿着和独自养育孩子导致女性承受身心重负而造成的心酸眼泪；那些成本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千差万别。我所讲的成本非常特定——是由部分女性和男性承担，他们没能完成学业并且/或者没有在事业上投入的那么多——像如果他们没有遭遇意外怀孕会投入时的程度。这类成本对于我们的故事非常重要，尽管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性行为混乱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首要的经济因素是大学教育重要性的攀升。根据美国国务院人口普查，18至24周岁登记在册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从1973年的24%上涨到2009年的41%。上升的大部分登记数来自于大学里增加的女性；在1999至2009年间，全日制女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63%，相比之下全日制男性学生仅增长32%。如此急速攀升的女性学生数量并非因为女性在追赶男性的水平：在1988年，女性已成为接受高等教育学子的主力军。在过去四十年间，大学女生的占比从30%增加至60%，而在2010年，36%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的女性完成了一个学士学位，同龄男性该项比例仅为28%。

这种大学教育中的稳步增长对于那些没能跟上脚步的人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当总人口中完成大学教育的比例加大，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就逐渐遭遇更多的排斥，而且从一定程度上饱受非议。没有高学历的烙印延续到工作岗位上，雇主们逐渐变得更期望职员拥有大学文凭，即便很多工作本身由中学水平的员工已经完全可以胜任。结果就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被安排在低薪酬、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

低技术含量的职位具有经济学家称之为极扁平化的收入特征——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基本不随着工作年限的累积增长。性交易市场的价格风险是怎样的？在那种性行为能够明确进行买卖的市场上，经济学家观察到，当性行为传播疾病的风险偏高时，不使用安全套进行的性交易价格相当低廉。这种观察似乎违背常理，毕竟，性工作者需要因暴露在传染的高风险下而自担后果不是吗？但是存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观察到这种存在于性交易市场风险和价格间的特殊关系。想象一下性交易市场的买家，他想购买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有两个不同的卖家可供选择。他非常清楚第一个卖家没有性病，无保护措施地与其发生性关系不存在被传染的风险。他同时也知道第二个卖家患有性病，与其发生关系而不采取保护措施就会被传染。你认为他会为哪个卖家花更多的钱来完成一次不带避孕套的性交呢？很显然，是那个不会给他带来风险的卖家。实际上，哪个理性的人会愿意花钱因病上身呢？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当一个买家在市场上为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性交易讨价还价时，如果传染几率高，他就能得到一个该服务的折扣价格，来抵偿他自己承担的额外风险——尽管他才是那个反对采取保护措施的人。在供应方一边，看起来是增加的传染几率应该增加卖家的收入，以此鼓励她们提供不使用避孕套的性交易。这对于一个没有传染病的性工作者来说是事实；而现实是，她们不能因为承担该风险而得到补偿，因此宁愿仅提供使用避孕套的性服务。而对于已经感染的性工作者，她们则愿意提供不使用避孕套的性服务，且价格更低，因为对她们来说没什么成本——她们已经被感染了。性交易市场上的买家应该记住那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或者应该更加贴切地说成，你不想为安全套付钱，那你将遭遇它原本能为你避免的事情。

正因如此，低技术工人不会因劳动力中断而受影响（比如中断工作去花时间照顾幼子），这与高技术劳动者不同。高技能工人，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其收入也水涨船高，当他们脱离工作岗位花时间照顾孩子后，其当时的收入和未来可预见的薪资都会减少。

对于劳动者的第二个影响是，处于增长的教育分级底层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处境总体来看雷同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拉大的薪酬差距。公司肯花费更多的钱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身上，来补充他们的技术才能——资金是从缺乏教育的员工的预算中抽取的。这意味着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工资增长了，同时缺乏教育的职工工资下降了。实际上，经过一些估算，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90年代末期，仅有中学学历的普通劳动者，男性工资下降30%，女性工资下降16%。

考虑到受过教育已成为找到工作和挣到最低生活工资的重要条件，也许你倾向认为年轻女性和男性应该小心地避免任何阻碍他们留在学校里的事情发生——比如怀孕。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随着教育变得愈发重要，在青少年和大学生之间的婚前性行为和滥交早就该减少了。事实并非如此的原因是，有很多年轻人，不论他们如何选择，他们都不可能留在学校了。这是实情，理所当然，因为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

我们将在第七章讨论青少年的性行为时，回到糜烂的私生活和教育之间关系的话题。目前只要说明年轻人愿意变得性生活混乱正因其受制于大学的学费，这就够了——学费越高，年轻人越倾向于成为性行为投机者。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较之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青少年怀孕率如此之高——那些国家提供的高等教育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

显而易见，学费并非一些学生不愿意继续深造的唯一合理原因。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预见不到一个光明的前景，滥交的成本就明显低得多——相比那些寄希望于得到良好教育和更高收入的学生来说。

女性过去避免性行为的原因之一，是害怕有性行为史这一事实将向有可能成为自己未来丈夫的人传递不好的信号。它表明：这个女人将来不会是个忠贞的妻子。婚前性行为日趋成为社会常态，但是对婚姻的预期在未婚男女做性行为抉择时仍然发挥着作用。——女性（或者男性）有孩子不适合

在交友网站上花费十分钟就足以说服任何人——未婚先孕将会限制孤独的单身人士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我不止一次地在在线约会概要中看到，正在寻觅爱人的人在描述中写道“‘不考虑有孩子的女性’这句话哪个部分你们看不懂？”

我没有阅读很多女性的在线约会概要，所以不太清楚是否女性也像男性这样在她们的首页坦率地注明寻求无子女的对象，但是我的确知道很多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不会和有孩子的男人约会。作为一名父亲在女性眼中就表示：比起没有负担的追求者，一个有孩子的男人的财力和精力都要有限得多。

这就像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起过的：“为什么我要和一个有孩子的男人约会？他会拿本该花在我身上的钱去给他的孩子买滑雪服。”（实话说来，我才不吃这一套。）

如果孩子只是一夜风流的意外后果，而不是什么认真关系的结晶，也就是说这些为人父母的人其实并没有心理准备生命中会有这么一个孩子出现。为什么“爱你身边的那个人”不能让你觉得快乐？永恒的话题，我们先假设性行为混乱有一些好处；毕竟如果没有好处，也就没必要去冒险。那么我们该去问：是不是有更多性伴侣的人就比没有的更快乐呢？经济学家大卫·布兰弗罗和安德鲁·奥斯瓦德对此问题得出了答案。他们询问了六万美国人，他们有多快乐（按照从一到三的数值范围）。结论是滥交，一般而言，并没有使人感到更愉快。别误会我的意思；性是令人愉悦的，人做爱越多就会越愉快。性尤其令女性快乐——实际上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来得更加快乐。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能从性中得到快乐。年轻人并没有比年长者从性中得到更多的欢乐。作为女同性恋或者男同性恋性带来的欢愉也不会与其他人有什么差别，不过的确稍微意味着更多的性伴侣。重点是尽管多做爱令人更愉悦，但是有更多性伴侣却不会。最快乐的人们是那些仅有一位性伴侣的人，实际上，报告显示在过去十二个月里，拥有更多性伴侣的人反而更不愉快。当然，我们并不能真正了解如何度量愉悦感。例如，那些婚姻不幸福的人更不忠，于是导致有更多的性伴侣。他们不需要因为滥交不开心，但他们也许会因为不开心而滥交。那些在一年内发生过一系列不忠关系的人被视为滥交，但谁能责备他们的不开心呢？真正能够测试出拥有不止一个性伴侣是否使人快乐的，是人们所做的选择，频繁的。我们称这种证据为：显示性偏好。举例来说，选择多于一个性伴侣，表明比起他们可以做的其他选择，他们更倾向于负担这种经历的期望成本。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做这样的决定之后就不会后悔；这仅仅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会面临失望的风险。

而作为女性，无论是婚前还是认真的感情关系以外有了孩子，在可能成为未来丈夫的男人眼里都是淫乱的象征。而作为男性，有个自己都不想被牵扯的孩子，这在未来妻子眼中，就表示这男人即淫乱又没有担当。

人们应该因为害怕影响未来的婚姻前景而尽力避免性生活混乱。考虑到这点，对于日渐增长的滥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人们觉得不太可能会结婚，于是婚前性行为就变得草率起来。或者至少，他们会在多年之后才可能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在自己年轻时先享受几年荒淫无度的日子也无伤大雅。

正如我在简介中提到的，当代年轻人普遍观念是，婚姻并不能保证未来生活幸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显示，年龄在19至29岁之间未婚未育的人中，仅66%表示在他们人生中某个时刻有可能会结婚。这些年轻男女可能会在他们有生之年的某时刻结婚。近几十年间，人口中结婚者的比例一直稳定地维持在占压倒性多数的90%左右。但是在过去50年中，结婚率（在任一时点已婚的人口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

受婚姻率下降冲击最大的人群是那些低技术——当然因此也是底薪的人们。如果我们回顾我之前阐释乱交的经济成本时举的例子，并且假设我们的女主人公仅有48%的机会结婚，即使她没有意外怀孕，其真正的预期滥交的成本大概就是如下的样子：

怀孕概率0.85 * 成婚的概率0.48 * 放弃的婚姻收入$50000 = 预期滥交成本$10800

就算避孕措施的有效性没有提高，她的婚前性行为成本也下降过半，这导致她更加不会选择等到与所期待的高收入男性成婚后再开始性行为。

当然，这是个简化观点，还有很多其他我们应该考虑进去的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刺激了人们变得淫乱。比如，意识到他们在20多到30来岁才有可能结婚后，男男女女在他们遇到对的人最终步入婚姻殿堂前，就会和多个性伴侣发生婚前性行为，而不是仅仅一个。由于现代人可以离婚，缓解了我们寻觅具有忠贞属性伴侣的需求，比如处女；因为轻易便能终结的婚姻关系使人们在婚姻中不再必须保持忠诚。年轻一代可以独立地做决定，不再遭遇家长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与发生过性行为的对象结婚。他们觉得和对方做爱会很愉快就会去做，不用顾忌对方是不是个糟糕的伴侣。

事实就是年轻一代都希望在成年后结婚前，远离父母独自生活一段时间。比如在中学毕业后如果能继续在校深造，他们就脱离了父母的监管，也有了“志同道合”的同伴，丰富而混乱的婚前性行为自然也就增加了。

这些经济因素，当然还有其他的，共同导致了更具风险的性行为趋向于社会常态。不过在两性之间的淫乱性行为日益增加的同时，另一群体却在经历着乱交现象的减少：男同性恋。——同性相吸，一个爱情故事

随着多个国家的婚姻法革新以及对同性恋情更大的社会接受度，似乎男同志们甚少选择草率性爱，取而代之，他们会建立正式地恋爱关系。

在1996年，一项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6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法律允许同性婚姻并拥有异性婚姻的同等权利。仅仅15年后，很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对于同性婚姻的态度；仅4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样的，对于同性性取向的容忍度，普遍看来也提高了。例如，相信发生在两名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是犯错的人，其百分比自1991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43%。

在美国，对于同性恋情的可接受性态度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从个人到个人，也是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我们将会在第六章具体讲解一下在是否支持同性婚姻的问题上，赞成和反对的都是谁。不过目前以州为单位的，对于同性婚姻法律上和社会接受度的变化为经济学家测试下面的假设创造了可能：在那些人们更加容忍并且/或者对于同性婚姻没有限制的州，同性恋群体的成员性行为混乱的情况更少。衷心感谢我们检测这项假说的人，安德鲁·弗朗西斯和雨果·马龙，感谢他们所付出的努力。

他们测试并证实了该假设：那些在公开场合更不能容忍同性恋爱的州，存在更多男同志们私会和混乱性交的场所（公园、海滩、盥洗室以及其他公共场所被男同志们当作可选地点）。他们发现对同性恋的容忍度每增加20个百分点，平均男同性恋发生那种私会的场所就会减少四个。如果这不足以说服你相信滥交现象减少，那么相似的容忍度增加（20个百分点）也同时伴随着减少达十万人的HIV患者。他们发现颁布同性婚姻禁令会导致每十万人中HIV患病率有三到五个百分点的增加。

这一结果看起来有悖常理；毕竟我刚刚论述了婚前性行为的去污名化助长了异性恋的乱交。可是为什么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的去污名化反而在其所在社区减少了乱交现象呢？究其原因，宽容度的增加不仅有益于现在已经“出柜”的男同志，也同样鼓励了那些先前害怕暴露自己性取向的男人们，可以这么说，他们终于能够“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了。

对于那些已经过着同性恋生活的男性，宽容和理解令其有可能确立正式的恋爱关系而不用承担太多成本，或者说因不被宽容而被施加的影响（包括有些时候，因为他们的性取向而只能拿到较低的薪水）。那些面对两难抉择的男性——不是过无性生活就是要装成异性恋的人，增加的宽容度使他们可以公开同性恋的身份，而不用去面对某些痛苦的代价（包括有些时候，不能结婚和组建家庭）。

所以当施加于同性恋的耻辱柱被拿掉后，存在于同性恋群体里的滥交就减少了。因为那些过去流连于淫乱的人如今可以拥有被认可的同性恋爱关系，也因为有些本性就不喜好滥交的男性（例如居家型男人），他们愿意加入被合法化的州生活。——本章结语

我知道这项方法论看起来太过强加于本该是随机的行为，这种事通常始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酒吧相遇，止于她踩着高跟鞋迎着刺眼的晨光，伴着宿醉跌跌撞撞地回家。我并不是建议每个人在发生性行为或者这种类似事情之前，都算一笔关于这种淫乱的经济账。从经济学角度上说，所有此类事件里的人行事都如同他们已经解决了一个成本效益问题——他们不会去计算淫乱的期望成本，不过，要是经济因素改变了成本，男人们和女人们就会做出不同以往的选择。

这种经济学方法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20世纪经历的性行为开放化进程具有其价值，也同时诠释了富人与穷人直接逐渐拉大的滥交能否使国家富强？不同国家种族的滥交产生了巨大差异。根据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施密特的理论，举例来说，据他针对48个国家/地区的研究，其中最为乱交的国家芬兰，程度达到淫乱程度最低的台湾的2.5倍。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不禁好奇，是否不同国家之间的淫乱差异会影响其所在国家的收入水平。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发现，那些两性更加平等的国家也是滥交更加严重的国家，权衡依据有：更多的性伴侣，更多的一夜情，初次性行为更低龄化以及对于婚前性行为更加开放的态度。正因为性别平等与国家收入紧密相关（实际上最富有的国家都赋予了女性最大的独立性），该证据也证实了我的观点——最富有的国家其乱交程度也最高。为什么国家的富强程度会与其乱交程度紧密相关呢？或许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淫乱放纵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更富庶的国家才会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毕竟，在生存条件有限的环境下，比起花时间寻找性伴侣，你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去奔波不是么？这或许不算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所有的国家里都同时存在着穷人和富人。如果论点定位于淫乱是高收入的结果，那么我们该推测在同一国家的高收入个人，其乱交程度高于该国的低收入个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的脑海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归结为是什么首先促成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其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国家拥有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鼓励创新活动。比如说，一些国家的特点就是鼓励更加开放化和新创意，诚信度和对风险的接受能力都会更高。这种相似的文化特征促进了这些国家走向富强，同时也鼓励了淫乱现象。毕竟，比起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还有什么情况更需要信任，需要担负更大的风险呢？或许国家的高收入水平并未导致淫乱行为的更加普遍，但是比起一个自由化社会的其他特征，该特性的确同时导致了高收入水平和过度乱交。

收入差距是如何导致了穷苦女性过高的非计划怀孕率。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女性表现得似乎已经鲜有可能找到一位可以养活妻子、支持家庭的丈夫，或者能够进入大学并拥有一份报酬客观的工作了。并且她们发现，随便的、有风险的性行为，其效益超过了预期成本。

考虑到诸如收入和教育等的经济因素也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错误的理念——把当今淫乱现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避孕技术的应用。从历史角度看，避孕技术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变革，把我们从过去带入了性解放的新时代——特别是女性，但是认为现代行为完全源于节育技术的应用就是以偏概全了。尤其是现代的节育技术已然发展到相当高效接近完美的程度，而经济因素却一直在不断改变——比如政府采纳、抛弃或计划的各项举措，都直接影响收入和高等教育的变动水平。

谈到高等教育，我们要在学术领域范围内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学生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深受日益增长的避孕药普及化和社会规范变革的影响。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教育投资，必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去尽力避免意外怀孕，或者其他任何可能导致他们不能完成学业的事件。那么这会使他们减少淫乱行为吗？当然不！实际上，如果说谁最懂得淫乱放荡的享乐，那一定是大学生……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第二章在大学校园里勾搭——我的学生认为是他们这一代创造了婚前性行为

这不是夸大其词。即使我可以说服这些学生停止争论他们算不算有婚前性行为的第一代，他们也确实是在这方面最有行动力的一代。当我向他们展示证据以证明大学学子的性行为逐渐减少——平均水平上，比起同龄但不是学生身份的人来说——他们马上开始大声抗议。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好吧，当然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大学学生才有更多的性生活。

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我的学生们是出于什么动机来上大学的。

针对他们的误解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在我的性行为与爱情课堂里的学生们不能代表当今普遍意义的大学生；他们发生性行为的频率要远远超越校园里的其他学子。也许这是事实，不过实话实说，他们已经告诉我太多信息，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其次，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我的班级里绝大多数学生是男性。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加明显，大学校园是年轻男性寻找发生性行为机会的绝佳场所。

下面我要给读者讲个故事，来阐明经济学怎样帮助我们理解性行为市场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运转的。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此刻每一个在大学校园的人都会告诉你星期四就是新的星期五（如果你问我，我想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第五学年就是新的第四学年）。一群女孩子们相约来到校外酒吧消遣，那里面整晚都充斥着喝得烂醉的大学生们。这间酒吧允许年轻的学生们堂而皇之地进出并点饮品，但是不会给他们提供酒，所以我们说到的这群女生（其中有些人未到法定许可饮酒年龄，另一些达到了法定年龄）数小时之前就开始在酒吧前廊消磨着。她们都已经喝醉并且互相依偎跳着舞，因为这间酒吧和校园里的情况类似，女性数量远远超过男性。

这群女孩子都是朋友，但是当她们周四晚上一起出来时，所寻找的目标却不尽相同。有些人想以喝醉的状态为借口来勾引任何对她们感兴趣的人。另外一部分则不去搭理那些贸然上前的登徒子，仅仅把兴致放在和朋友们一起玩乐上。余下的则享受着异性投来的目光，并非因为她们想勾引谁，而是因为她们期望得到一段超过一夜情的持续关系。

萨拉，我们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正是这最后一种女生，她在寻求一个长久的男友。这不是说她对随意的性行为不感兴趣，而是她曾经付出惨重代价学到了经验：和朋友们在这种地方喝到烂醉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能对生活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这样的人生一课发生在一年前，那是她在校园里第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在这间酒吧，她和大学里的新朋友们一起喝着酒并享受着愉快的夜晚。当她走去洗手间时，一个男人抓住了她的胳膊并把她带到酒吧后场，他夸莎拉长得漂亮，并邀请她一起喝上一杯。萨拉当时喝得太醉了，而这个男人长得又很帅，这导致她只是大笑作为回答。俩人又喝了几杯之后，他建议他们俩回莎拉的住处单独待一会，而莎拉觉得这主意不错。两个人在独处时耳鬓厮磨一番之后，莎拉发现自己正在寝室里做着她相信每个人在大学里都会做的事情——和一个陌生人发生一夜情。期间她有想起问对方是否使用了避孕套，那个男人告诉她大可放心，于是她就真的照做了。接下来莎拉出现了短暂的意识模糊，只恍惚记得隔天醒来，正瞥见那个男人在门口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往外走，并抱怨着自己把信用卡遗落在酒吧了。

第二天一早，伴随着头痛欲裂，她意识到，自己既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从未在大学里见过他。莎拉试着自嘲，把这整件事情当作一个插曲就此忘记，因为没能记清楚那夜激情而略感遗憾，于是她告诉她的朋友们，那个男人是个运动员而且很迷人——所以她理所当然地享受了一晚美好时光。私下里她甚至有点沾沾自喜，因为能被较年长而且更加经验丰富的男子选中，要知道当时酒吧里到处都是身材火辣的女孩子们，莎拉感觉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大学生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在她第一次期中考试那天，莎拉醒来时感觉自己就像昨天刚刚跑完马拉松。她整个周末都在为考试做准备，所以没像她的室友那样放弃通宵突击学习的计划而美美地睡了一晚好觉。显然因为睡眠不足，莎拉仍然感觉疲惫不堪。一边从咖啡馆急匆匆出门一边喝着咖啡，莎拉坐在洒满阳光的长凳上，突然灵光一闪，她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疲劳，身体可能出什么问题了。距离考试尚有几个小时，于是莎拉抓起临床医学课用的婴儿床单，急匆匆地跑去找护士了。一小时后，她得知自己的麻烦大了。后来，她回想起那一刻，对那个不幸需要告诉自己怀孕这个消息的护士感到十分抱歉，因为面对这一事实谁都不会好过。

在期中考试时已经有三周身孕的莎拉不得不等待做流产手术，这意味着她完不成作业更通不过考试，接下来的四周无比艰辛。她没有拿医疗证明来解释自己这学期的糟糕表现，不是因为她拿不到病假单，而是因为她实在羞于开口说出实情，所以她的导师对她丝毫没有表示同情。别的学生期末都是在准备期末考试和结课派对，而莎拉不同，她满脑子想的是这个医疗程序，并且感觉自己把一切都毁了。

所以此时此刻，莎拉再次来到这间酒吧，还是与那群朋友一起，还是周四的晚上。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了第二学年的课程，莎拉则好不容易得到重修第一学年的机会，这要感谢富有同情心的院长帮忙。现在的她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她所寻找的也绝不是醉酒后的一夜疯狂。不过因为莎拉仍然有生理需要——当然是风险更低的——她真的很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男朋友，并且坚持使用避孕措施。

现在她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自己所在的大学里女生的人数远远多于男生。这一事实不仅令她难以找到男人；更让找到一个愿意保持长久关系并且谨慎地发生性行为的男人变得难上加难。就算她今晚能够遇见一个男人，如果不和他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发生性关系的话，莎拉知道这就会彻底毁了将来他愿意再与自己约会的可能性。毕竟男人对于一夜情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加之单身男性在莎拉所在的大学都十分抢手，愿意自担风险的姑娘是大有人在的——尤其是今晚，从她们醉眼朦胧还强打精神四处寻觅的眼神中就不难看出来。

如果莎拉在性行为与爱情经济学课堂上有认真地听讲的话，那么她就应该知道，女性过剩的大学性行为市场会直接导致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交易市场基本上就是买方市场。她也应该知道酩酊大醉和学生滥交是直接导致怀孕的罪魁祸首。不过这最后一点，我猜想她是不需要我告诉她的。——一个为淫乱的男学生成就的买方市场

我的学生们笃信的另一个错误认知是：男性比女性更热衷于做爱。我从未试图说服你去相信这一论点，大抵是因为我自己也难以确信。所以我如何能够描述随意性行为市场是因为充满欲望的男性买方导致其价格下跌呢？这不是因为男性渴望做爱而女性需要物质上的鼓励去和男人们做爱，毕竟，女性是卖方；这是因为男性对于多个性伴侣的偏好要远超女性，女性更加偏向于不仅仅是一夜情的性关系。由于这种差异，相关“价格”被拉低到这样的水平：女性要求需要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将来对自己好——不管这对一个单身女性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质疑男性是否对于有多个性伴侣有更大的欲望，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如下调查。去问问你的朋友、同事们和在街上随机遇到的行人：如果可以的话，在未来两年里你希望有多少个性伴侣？我可以告诉你，男性回答的预期性伴侣人数会远远高于女性。在过去进行此项研究调查时，平均起来女性回答说她们只想要一个性伴侣，而男性的回答是他们想要八个性伴侣。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时，在全国范围内42%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相比之下女性受访者该项人数仅占8%。

从统计学角度上看，女性显然不愿意与多个同性分享男人的爱。这一话题我们将在第八章进行阐述，届时我们会一并探讨婚姻不忠的问题。

你也可以改问另一个问题：你认为从了解一个人到和他/她发生性关系所需要的最短时间是多久？我猜不会有女性回答说五分钟，但是当这些问题在过去的调查中被问及时，很多男性都毫不迟疑地给出这个答案。而另一方面，女性惯常的答案则是，对一名男性的了解，理想时间需要六个月。在我刚刚提到的同一个全国性问卷调查中，31%的男性回答期待与陌生人发生一次浪漫的性行为，而女性则只有8%的受访者给出同样的答案。

大学校园里远超过男生的女生人数，不只是单纯地从数字角度上使女生难以找到伴侣（男生数量更少意味着分摊到每个单身女生，其所能找到合适的单身男生的可能性更低）；而且从本质上改变了男女关系，男性因此获得了更佳的性行为市场上的主动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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