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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可金,倪世雄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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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试读：

序一

国际政治源于全球化。全球化给世界带来重大而又深刻复杂的变化，使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特点。我以为，建设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或国际关系学理论，应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框架，拒绝西方中心主义论，不搞中国中心论，而以全球化中的国际社会为源头和依托，用中国的视角，走中国国情与“世情”相结合的道路，使中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不断深入地显现中国特色。赵可金博士和倪世雄教授的新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是近年来少数以中西结合研究为重点，显现鲜明中国特色的佳作，可喜可贺！

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国际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它们主要是靠规范法则和传统习惯为依托的秩序维系的。全球化中的国际社会开始包含了世界所有的国家和民族，主要划分为两条线：早期的东方与西方，当代的南方与北方。中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属于东方（或南方），既离不开世界，也抹灭不了东方（或南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或国际关系学理论，不能像美国那样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实现西方价值观，凸现权力政治本质，完全漠视东方的存在。而应立足中国，着眼东方，面向世界，把中国和东方以及世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准确地认清中国国情，也努力在顺应东方的演变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上下功夫。中国特色应突出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安全、合作，构建和谐世界，显现权利政治的本质。赵可金博士和倪世雄教授的新著除导论和结论外，分七章写作，从理论高度和深度，突出论证了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新课题，即新国家观、新外交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新安全观、新秩序观，并构建了一个合理的科学体系。它的最大优点是立足中国外交实践，面向全球化中的世界，较好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把中国的理论同其他国家理论进行分析比较，吸取有益的成果，从而找到了自己的新视角，确立了自己的新主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范示，应该承认它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或国际关系学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赵可金博士和倪世雄教授的新著是一本理论性的专著。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际，又同人的主观认知和思维不可分割，带有主客观的双重性，它至少具有三大特征：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理论的创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要求从发展中的实际出发，不间断地观察、认识和评估复杂多变的实际，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新著紧紧围绕社会科学理论三大特征的内在规律性，主题鲜明，意在创新，言之有理，以理服人，但也存在可商榷之处。总体来看，给人以新鲜感，给人以启示，发人深思，引人互动，带有较强的发散性。应该承认，一本专著，特别是理论专著，从思想内容上，语言文字上，能给人以启示，引起互动，具有发散性的功能是应得到赞赏的。2007年3月1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序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起步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俞新天

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积累了灿烂的文明和文化，但长期以来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中国社会被列强拖入世界体系时，并不是平等的一员，已经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二战”结束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是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既有很丰富的探索和创新，又受到了两个阵营对抗、“文革”封闭和极“左”思想的干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才得以实现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停留在学习、吸收和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层次上，未及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多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一直存在一个共同的理想追求，那就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具有自己独特的视野、途径和价值观，这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资源。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存在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只不过这些思想和理论以领导人讲话、外交战略和政策形式体现出来，并没有经过学者的理论加工整理。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和而不同”、“新安全观”等等。这些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理念和观点，无不折射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智慧光芒。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将这些理论观念进行逻辑整理，升华提炼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可金和倪世雄的新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书抓住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站在中国立场上，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试图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对外战略进行分析预测，进而上升到国际关系理论，概括出了新国家观、新外交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新安全观和新秩序观等六个领域的理论，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紧密结合，以此解释和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最后提出创建中国理论、孕育中国学派和缔造中国模式的发展前景。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对建国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和领导人的战略思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两位作者查阅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讲话，对他们的讲话进行总结提炼，进一步分析他们诸多观点之间的内在一贯性，对于人们理解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在新国家观的阐述上，作者从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矛盾和使命出发，分别考察了自孙中山先生以来志士仁人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探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随后，作者将国家建设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涉及了新时期中国国家建设的诸多课题，尤其是国家统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作出了以新国家观的逻辑探索新道路的结论。不难看出，作者的分析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有机整合在一起，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该书的另一个特色是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批评、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优秀成果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理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从普遍性来说，不可能存在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理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理论必然蕴含着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真理颗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不可能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经验而另起炉灶，相反是以学习、批评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前提的。从特殊性来说，由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独特的社会特征和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然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必须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规律。

当然，由于是同类研究中的第一本专门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该书虽然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但是仅仅探讨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中国历史上积累的国际关系理论总结不够。同时，该书仍然偏重于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思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性还不突出，另外，全书阐述的成分略多，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还不够。

该书的作者之一倪世雄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有着密切的交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另一位作者赵可金博士是倪世雄教授的学生，近年来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思想，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两位学者，一老一少，相得益彰。他们能够在三年时间内完成该著作，实属不易，愿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2007年1月15日

导论　全球化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诉求

当今时代，是一个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更是一个从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迅速变迁的转型时代。如何判断当今时代的主题，如何化解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为未来规划理想的秩序和目标，是全世界所有哲学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置身于这样变动不居的历史潮流之中，无论哪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设定的普遍规律。相应地，探究并揭示这一客观规律，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使命。与此同时，在历史变动的宏大社会场景中，由于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地位不同，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不同，决定了各个国家面临的历史问题及其先后次序就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各个国家在遵循普遍历史规律的同时，还必须探索自己独特的规律，构建具有自己特色、风格和气派的理论。

然而，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运动是一个源自西方社会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上矗立在西方的历史、哲学、宗教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独成体系的西方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从这一角度而言，说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过分。当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旦产生就成为客观的物质力量，就不再纯粹是西方的专利，而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甚至成为影响整个世界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面。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都只是西方历史和实践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在其现实性上依然存在着与非西方知识谱系的矛盾、竞争甚至冲突的问题。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谱系的竞争和斗争问题。从更深刻的内涵来看，这一历史性问题存在本身对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发展以及未来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古国，而且具有比西方国家远为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信仰逻辑，因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注定了她正处于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焦点地带，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成为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作为一本导论性的著作，本书将在顺应当今时代历史发展潮流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国际地位和理想追求，针对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分析，力图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思路上的梳理、推理和整理，初步确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逻辑体系。

第一节　当今时代的主题与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

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理论之所以称其为理论，它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超越[1]这些条件，我们只能称其为解释学、哲学和历史学等等。国际关系学研究是一种对现实客观历史力量进行范畴化的抽象后所进行的纯学理的逻辑推演，最大的忌讳是将理论的逻辑和繁杂的现象混杂在一起，迷失理论的方向和损伤逻辑的力量。毋庸讳言，解释一切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我们理论工作者所能做的仅仅是从特定的前提出发，运用逻辑的推演得出事物在某个环节上的内在规律。因此，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必须首先正确判定当今时代的主题及其面对的历史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针对这一主题和众多问题作出解答。

一、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与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民主

时代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主题及其特征，是正确估量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而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列宁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2]的策略”。同时，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征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代的基本矛盾和主题作为过程的展开就是各个阶段的国际形势，而形势的变化又会直接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紧紧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时代主题，对于牢牢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矛盾和重大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是列宁创立的。列宁所讲的时代，是指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涵主要包括这一阶段的阶级关系、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等，列宁预见到今后世界[3]历史进程中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尽管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和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列宁关于时代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成立的，比如认为时代是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注意时代的交替变化和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从时代所处的客观条件把握时代主题和特征等，都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如果从列宁关于以一个时代所处的客观条件来分析当今时代的特征，纵观当今国际社会现实，能够对社会所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运动主要来自现代化（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一体化浪潮）、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这三股力量影响波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世界历史运动的长远角度而言，现代化是一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力量，它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使得和平成为整个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人心所向的共同期望。现代化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同时也包括理性、科学、工业、资本、民族国家和世俗文化等众多维度的运动，呈现为一种现[4]代性自我规划的宏观和微观运动。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争论非常多，抛开争论不谈，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它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7世纪到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入南美、亚[5]洲和非洲大陆。它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领域变化的多个方面，是一个革命的进程、系统的进程、全球的进程、长期的进程、阶段性进[6]程、同质化进程、不可逆转进程和进步的进程。可以说，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一种整体性运动，任何国家都不能逃脱现代化浪潮的冲击。现代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一问题在学术界鲜有研究，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传统上更多地关注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角逐及其相应的关系调整。相比之下，一个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现代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一忽视是非常不应该的。

现代化是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问题。有没有经历和实现现代化，不仅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也将产生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整个世界只有西方极少数国家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就注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的主题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非西方国家民族独立斗争的互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展开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殖民与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到90年代，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并且现代化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的历史背景下，国际关系的重心便逐渐调整到为推动现代化发展而展开的国际竞争上，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权力争夺、意识形态对峙越来越让位于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围绕技术、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展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非意识形态争论。总之，现代化的发展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物质文明积累，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水平，这一重要进展直接为世界各国设置了一个“投鼠忌器”的物质基础，面对现代化创造的现代物质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不得不对可能的巨大破坏性后果予以充分估量，这也是战后以来战争形态低烈度化、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尽管断言现代化的发展使得战争的梦魇告别人类社会还显得为时过早，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的确处于增强之中，谋求和平，避免战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人们越来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当今世界，越是现代化完成彻底的国家和地区，反对战争和呼唤和平的声音越发高涨，越是现代化进展缓慢的地区，越成为酝酿冲突和制造战争的温床。从这一角度而言，“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7]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形势特点，其实是由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所决定的。

与现代化发展为当今时代设置了和平“安全阀”相联系，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特别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推动整个世界从关注和平问题转向逐渐越来越重视发展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在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写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之后，讨论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逐渐成为显学；尤其在计算机革命的日新月异下，许许多多的未来学家纷纷宣告信息社会的[8]到来，并预言资本主义将因此消亡。波拉特（M. Porat）与增田米二等人认为，当代的欧、美、日等社会，已经由生产农业及工业产品转变为生产与传布信息与知识，也就是由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而在这样以知识与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借由信息科技的发达，将可提供充足的信息与充分的互动，参与式的民主与完全开放的市场得以实[9]现，阶级的不平等与国际间贫富国家的差距也可以因此打破。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网络的推广以及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低级政治”的作用明显加强。各国纷纷把振兴经济谋求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要位置。大多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大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分歧。形成一种既互相摩擦、互相制约、互相竞争，又[10]互相合作的关系，避免发生全面对抗。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加大了各国发展的压力。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加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压力，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纷纷在调整战略，利用国际战略机遇展开了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激烈竞争，争取在这场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获胜，特别是在以信息技术和外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发育，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谋求被称为“第二次现代化”的信息化，成为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后者，越来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取得经济独立的繁重任务，由于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饱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处在前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由于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旧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在资金、技术、工业生产资料等方面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以上情况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经济置于首位，只有始终不渝地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奋起直追，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能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奠定基础，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在世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才能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更重要的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空前密切，相互渗透，利益交错，互相依存，荣损与共。对任何国家来说，把经济发展问题摆在首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把本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事，而且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事。世界各国都把经济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都在寻求制订最佳经济政策，建立最有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调整和实现最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这种形势下，加快发展比什么都重要。谁能抓住机遇，加快发[11]展，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把握主动权。所以邓小平强调“发展问题是核心”。发展问题就是南北关系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全球共同发展就要受到严重阻碍。

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全球交流和全球相互联系的紧密度，也促进了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如何通过谋求各方合作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全球公共问题的增多使得国家主权不得不面对通过寻求合作应对公共问题的集体行动安排问题。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罗伯特·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12]全球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大改变在于距离的消失，形成了一个资本、产品、通讯的全球性流动空间。“全球化是一种空间上的扩张，但因威胁国家版图内主权而陷入困境。国家主权或许是抵制全球化趋势的最后纽带，并成为检验全球化趋势最终效果的晴雨表。国家如要[13]在全球化中存活下来，就不能指望继续维持现状。”此种看法虽然直接却不乏道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渠道日益增多的全球空间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保证“它们的中心目标——安全、经济繁荣和人民的体面生活——能够在没有体系中其他参与者[14]（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帮助与合作下实现。”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行动必然要损害这个星球上面临共同问题的居民。在最低限度上，这个发展趋势代表着‘全球问题的[15]国家化’，即国家政策须回答全球问题的期待。”既然如此，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时候，国家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同其他国家一起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全球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的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并确定稳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或者说[16]“如何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如果说在没有全球化之前，国际关系的主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展开的激烈争夺，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大量出现，国际关系的主题逐渐转变为围绕某一特定议题领域谋求实现合作共赢。

作为现代化、信息社会革命和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国际关系领域诞生了一大批新的行为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之外，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部门、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活跃，它们要求分享民族国家治理国际事务的正当权利，民主化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兴起，对国际关系最大的影响在于国际关系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社会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众多层面的关系之总和。以往，人们在认识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运用一个著名的“牛顿主义”比喻：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个的圆球，在一个凹陷的餐桌上相互碰撞。现在，情况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不仅在原来的游戏格局中增添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新的“参与者”，而且餐桌上圆球相互之间如何碰撞不仅取决于圆球之间的相互碰撞，而且取决于餐桌结构的动力，而且餐桌本身的结构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使之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因此，有[17]学者称之为“后牛顿主义”。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有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意义一[18]样重大。”它们长期致力于不同于政府目标的社会目标的追求，通过组织游行、鼓噪舆论、游说官员、号召民众等方式，对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一些公民社会理论研究者认识到：世界日益联为一体，人类的某些共同性问题不仅需要主权国家间的合作，还需要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19]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培育全球公民社会或“建构公民世界”（civic world）对公民素质和行为的吁求，即需要公民们不仅在地方层面思考和行动，还要在全球的层面思考和[20]行动。他们“不仅是投票者，也不只是消费者，而是公民”。在可见的未来，一个国家为了能够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必须学会尊重市场经济系统，尊重在全球市场经济系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全球公民社会。国家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新的历史责任，在坚持国家主权本质的同时，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具体的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将其自主让渡以便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集体行使，国家职能也必须实行适应性转变，学会与全球化力量、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和谐共舞，共同参与全球事务。这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求民主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世界各国都必须顺应这一主潮流，并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普遍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1]Kenneth Waltz, Interview with Ken Waltz, Conducted by Fred Halliday and Justin Rosenber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1998，pp.371-386.[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3]《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美〕西里尔·E·布莱克著：《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何传启著：《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5]艾森斯塔特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6]参阅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C·E·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7]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8]奈斯比特认为，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知识成为了新的财富，工业经济时代诞生的“劳动价值论”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替代；第二，时间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人们既不像农业社会那样习惯于面向过去的经验，也不像工业社会那样注重眼前和现在，而是更强调面向未来和如何预测未来；第三，生活目标的变化，即更加激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不仅仅是人与各种自然的竞争。崔保国等编著：《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2页。[9]多蒂克、汪琪著：《寻找信息社会》，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13页。[10]转引自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8页。[11]参见亓成章、王坚红：《当前国际环境与中国对外战略、方针、政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12]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9页。[13]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 Press，1995，p.122.[14]Abraw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The 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7.[15]Malcolm Waters, Globalization, London：Routle Press，1995，pp.101-111.[16]参阅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7]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Rand，1999.pp.34-35.[18]Lester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1994，pp.109-122.[19]Kumi Naidoo and Rajesh Tandon, Civil Society at the Millennium, West Hartford, conn.，Kumarian Press，1999，p.193.[20]Ibid.，pp.204-205.

二、当今时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问题和挑战

在和平、发展、合作、民主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历史背景下，整个世界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关系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社会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众多层面的关系之总和。不仅讨论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和平、战争、冲突、大国均势、霸权、外交等问题，而且还必须讨论经济、贸易、金融、人口、能源、环境、社会保障等问题。一句话，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正在从国际政治向世界政治乃至全球政治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国际关系领域究竟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呢？换句话说，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平、发展、合作、民主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各种阻碍，这些理想目标的实现还面临着许多亟待克服的危机和挑战。归结起来，当今时代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关于对和平的威胁和战争危险问题

和平和战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老问题，但却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尽管和平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对和平的威胁和发生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诚如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所强调的那样：“世界和平[1]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来看，对和平产生威胁和发生战争危险的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和引发局部战争的一个直接因素。“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没有哪一个大国对美国构成威胁，于是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更强烈，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又有新发展，世界和平面临严重威胁。美国为实现独霸全球的野心，大力推进美日同盟地区化和北约功能全球化，使双边同盟从保护日本安全转向美日共同介入“周边事态”，发挥“远东北约”作用，以便主宰亚太安全，通过“北约战略新概念”，使北约从保卫盟国安全转向在世界各地动武，从而在欧亚两翼形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协同美军作战的战略基地。同时，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政权更迭”、“先发制人”等更具进攻性的政策，导致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天下并不太平。

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扩散，和平的脆弱性程度日益提高。近年来，核武器国家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些核边缘国家的核技术也在快速提高，对和平和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也在迅速扩散，特别是通过一些国家扩散到非政府组织和恐怖主义势力手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常规使用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是恐怖主义、环境安全、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严重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在传统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的同时，非传统安全的形势却日益严峻。近年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世界各地日益蔓延，美国、俄罗斯、英国、西班牙、埃及等国家多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充分表明国际反恐的形势十分严峻。同时，由洪水、飓风、海啸、地震、干旱等引发的环境安全事件，严重传染病扩散、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等也成为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要求世界各国拿出有效的方案妥善解决。

四是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领土、资源等因素导致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近年来，世界一些地区的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仅1993年卢旺达内战，就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冷战”后国际社会用于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的费用，就高达上百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造成了18 000人伤亡，投下了1.3万吨炸弹，100万人沦为难民，摧毁了南联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使南联盟遭受上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南联盟经济倒退几十年，巴尔干、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面临极为严峻的考[2]验。

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在一定条件下极易引发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甚至引发战争。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平依然是一种十分稀缺的公共产品，实现持久和平的梦想依然任重道远。（二）关于制约发展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虽然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提供发展机遇和挑战，带来了众多的创业机会，更快的技术创新和更激烈的人才竞争，有利于各国经济技术的密切联系，对全球经济将产生巨大影响，将出现全球性生产、全球性贸易和全球性标准的激烈竞争。但是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极不平衡。由于发达国家已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美国则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阶段，许多国家还处于落后的农业经济阶段，由于存在所谓的“数字鸿沟”，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然而，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理要求，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而自己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利用苛刻的劳工标准、环保、人权等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而结果使南北关系更加复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工业发达国家不能用牺牲贫穷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警告说：“如不对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加以防范，世界稳定就会受到损害”，“如不关注贫困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和平将是不[3]可能的。”如果南北差距继续拉大，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不仅发展中国家受害，发达国家也难以持续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恶化，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发达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法国学者勒内·杜蒙指出：“与第三世界割断联系，[4]欧洲也就无法生存，与非洲割断联系，欧洲也就难以继续生存。”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恶化，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发达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如何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导致南北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以不合理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一些国际经济和货币机构，继续从多方面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全球化发展的信息技术基础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现全球5.4万家跨国公司，拥有14万亿美元资产，控制全球生产的40%、贸易60%、技术转让70%、国际投资90%），全球金融网络受发达国家控制，全球化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生产、贸易、金融体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此种旧秩序和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使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失衡，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全球经济差距日益拉大。

另外，制约世界发展的因素还来自资源、生态、移民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制约了世界可持续发展。自从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和1974年发表《人类处在转折点》以来，全球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和工业化飞速发展，人类正在无止境地干扰自然平衡、毁灭地球；经济上贫富悬殊，分配结构不均；全球性污染严重，人居生活质量下降；石油等资源频频告急，直接威胁社会日常生产和生活。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这些问题非一国之力所能为，故而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三）对全球合作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恐怖主义、海啸、飓风、地震、禽流感等全球性的挑战日益增多，以全球性的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日益成为各国的共识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诚如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所说，“国际社会在探索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应该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5]促发展，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开展全球性的合作还存在不少障碍，限制了国际合作的深化和进程。

首先是当今国际政治中个别国家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成为破坏国际合作的主要震源。何谓单边主义？根据2000年《美国传统英语词典》的解释，是“国家以个人主义方式开展外交活动的一种倾向，具体特征表现为最低限度地与其他国家进行磋商和吸收其他国家参与，即使这些国家是其盟国。”“冷战”后的美国在霸权主义倾向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单边主义色彩日益突出，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点菜式的外交政策，比如美国强行退出反导条约，不顾其他国家的反对强行上马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并到处拉拢其他国家参与建设地区导弹防御体系，拒绝在气候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并在巴以冲突中明显偏袒以色列，拒绝参加《国际刑事法庭条约》，并强迫要求其他国家和它签订双边豁免条约等等。美国的行动在国际上变得似乎毫无约束和不可预测，美国的霸权主义成为世界各国束手无策的危险行动，这一发展倾向直接激化了国家之间的战略猜忌，引发了更多的大国采取单边主义的选择，这对扩大国际合作是十分不利的。

各种形式的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保护主义行为，也是阻碍国际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承认，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往往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关[6]系，“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强权的斗争。”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显示权力，要么是增强权力，要么是维持权力，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权力进行，逐步奠定了指导国家行为的“现实政治”（权力政治）范式。尽管自由主义者和反思理论都对现实主义的这一假定提出了批评，但是基本都承认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行为体，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安全困境是国际社会的常态特征，由此注定主导国家行为的逻辑是国家利益至上。“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市场经济推动了自由化的进程，但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国家利己主义也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近年来关于钢铁关税、纺织品贸易摩擦、能源争夺等问题，都充分表明国际合作并非随着贸易自由化而一帆风顺，各种形式的“新保护主义”还将长期存在。

除此之外，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安全困境以及各种搭便车行为，是破坏国际合作的重要根源。从国际合作发展的层次来看，往往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合作十分活跃，相比之下，在安全、防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并不顺利，各个国家更加重视谋求相对利益而非绝对利益，在高级政治问题上缺乏共同理念，在诸如核问题、安全合作问题、军售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十分有限，甚至发生了退出有关机制的倒退行为。面对这些问题，大多数国家往往采取搭便车的态度，缺乏对全球公共利益的负责精神，直接限制了国际合作的深化。（四）对国际政治民主化的阻碍因素

国际关系民主化既有来自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动力，也有来自既得利益方面的阻力。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历史潮流的同时，人们也看到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却是十分曲折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样，基本上是一个长期目标，其进程一定会充满荆棘和曲折。从现实的阻力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种形式的普遍主义理想根深蒂固，不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价值取向。普遍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股十分强劲的精神力量，它力图消弭一切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实现整个世界的统一。无论是作为独白式普遍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还是对话式独白主义的新自由思潮和虚拟对话普遍主义的批评思潮，归根结底都是普遍主义力量，都不能真正尊重特殊主义的合理要求，从而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矛盾。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逻辑始终是制约国际关系民主化最主要的障碍。如果说普遍主义仅仅是一种精神力量，那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制约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现实力量，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在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反动。三是几百年国际关系实践中确立起来的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压抑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实质性参与，如此则就很难保证国际关系民主化真正落到实处。

总之，当今世界的总体特征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和平、发展、合作、民主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同时，制约这一历史潮流前进的因素依然十分强大，而且也有了新的发展。面对如此众多的前进障碍，人类不难得出：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2]转引自《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37页。[3]《经济日报》2000年6月7日。[4]〔法〕勒内·杜蒙：《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5]李肇星：“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人民日报》2005年8月23日。[6]〔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三、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与分析范式

2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使命是两个：一是如何避免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二是如何避免大国[1]欺负或者看不起小国。时过境迁，国际关系两百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今天，全球政治的发展已经逐步跃出了传统意[2]义上的国际关系范围，除了物质层面的国际关系之外，还产生了非物质层面的关系，比如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等，这些在悠悠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遗迹”在全球信息社会中彼此迎面相逢，如何处理如此众多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使命。

从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出发，国际关系研究已经逐渐从纯粹的国际纵横策论转变为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政治学上来。从理论上来说，治理全球公共事务并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而是提供了一整套事关全球政治背景下的核心政治问题，也就是一些学者所归纳的谁治理？为何治理？治理者如何治理？治理产[3]生什么结果（影响）？在对这些问题回答的过程中，人们就会获得全球政治学分析模型的基本框架。

第一，全球公共问题与全球政治权威。全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是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而是特指全球层面面临的公共问题，以及在应对和解决这些全球公共问题过程中全球政治权威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诚然，全球公共问题很早就存在了，但从来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这些网络通过资本与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环境上[4]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比如酸雨和各种病原体）连接起来。从高级政治领域的军事安全问题（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低级政治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几乎所有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都转变为全球公共问题，它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的效应，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应对公共问题历来是政治社会的重要职责，在政治学上尽量将公共权威限制在公共层面而不涉足私人领域，社会科学也把解决“公共困扰”[5]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在全球政治领域中也不例外，全球政治学除了研究全球公共问题的处理之外，重点研究处理全球公共问题的公共权威的活动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为全球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第二，全球政治矛盾。在全球政治整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和挑战构成了全球政治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决定全球政治发展的矛盾动力来自全球生产力与全球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一切全球政治现象都是全球资本与劳动互动、主权国家与世界经济基础特别是世界市场之间矛盾的反映。如同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形成积累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6]地缘文化的困境，在许多方面带来了混乱。在此基础上，在全球政治中还呈现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体化与碎片化、社会发展与生态危机、现代文明与世界风险社会等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全球政治直接面临的矛盾，如何有效地化解此类矛盾，是全球政治的一个根本任务。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在全球政治整体中还依然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和安全困境，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独霸企图与其他国家对霸权国家的反对，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全球政治行为体。在国内政治中，政治行为体包括个人（主要是精英）、阶级、政党、利益集团、国家（主要是政府）。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范式中，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7]政治行为体，自17世纪以来一直在国际政治中居于核心位置。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中日益活跃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虽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具有独享的排他性权力特别是垄断合法暴力和严明的理性财政税收权，但是它们依靠各国的共同参与形成的公共权力网络对于某一个国家特别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具有极强的约束能量，并且此种能量必然随着全球性网络的日益密集而越来越强大，因而在全球政治中不可忽视。在当前的世界上，存在着38 000多个在国外建有分公司的重要跨国公司、10 000多个非政府组织、300多个类似于联合国那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4 700多个类似于国际大赦那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着有效的作用，[8]并且与政府相互作用。由此表明，在全球政治的棋盘中，以国家为核心的权力网络、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经济网络和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全球公民社会网络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行为体。当然，随着全球政治将地球各个角落的群体、文化和共同体整合到一个共同空间[9]之中，传统的政治行为体的能量也与日俱增，个人、种族、宗教、民族解放运动、恐怖主义等力量也成为影响全球政治运动的重要因素。

第四，全球政治行为。在传统的国际政治棋盘上，由于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只有民族国家一个，国际政治行为只剩下民族国家的和平行为（主要是外交行为）和冲突行为（主要是战争行为），都属于政府的政府统治行为。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次国家乃至超国家行为体进入全球政治棋盘，全球政治行为的种类越来越多。从全球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区分，全球政治行为至少包括三类：一是民族国家处理内部社会事务、与其他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的政府统治行为（gov-ernmental behavior），其特点是直接履行最高的权威，包括外交、结盟、冲突、战争等行为；二是跨国公司与全球公民社会处理内部事务的、全球制度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行为（governance behavior），其特点是并不直接履行最高权威，但在某一特定领域享有授权权威；三是跨国公司与全球公民社会处理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度、规制等事务的政治营销行为（political marketing behavior），其特点是既不直接履行最高权威，也不在某一特定领域享有授权权威，而是通过施加某种压力力图间接影响最高权威和授权权威的选择偏好和价值取向，比如游说行为。上述三种政治行为，构成了全球政治棋盘中的主要的政治活动形态。

第五，全球政治体系的结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姆斯·N·罗西瑙在讨论全球治理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权威空间”（SOAS）。他认为，在一个不同于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世界，新的本体论建立在世界由“权威空间”组成这一前提之上，权威空间并不一定与根据领土划分的空间相一致，而是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在他看来，主权国家和政府属于权威空间，但大量非政府的超国家组织和次国家组织也都在权威空间之内，“至少有10个描述世界政治的相关术语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无主权行为体、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政策协调网（policy networks）、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10]（epistemic community）。”借用罗西瑙的权威空间并根据权威的基础不同，我们可以将全球政治划分为三大权威空间：一是以合法的暴力为基础的权威空间，包括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等；二是以金钱和财富为基础的权威空间，包括跨国公司和其他经济、贸易和金融行为体；三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威空间，包括全球公民社会的行为体。上述三大权威空间与以领土和边界划分的权威空间交叠存在，形成了全球政治中以权力角逐为轴心的无政府状态结构、以价值规律为轴心的竞争性的地缘经济互动结构、以伦理争论为轴心的多元互动结构以及三大权威空间互动的全球治理结构，上述全球政治结构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一个最高的公共权威，但也并非毫无规则和秩序的复合体，众多政治结构之间彼此交叠错落，是无序与有序的统一。

第六，全球政治制度构建及其过程。在一个缺乏最高公共权威而又全球相互依存日趋密切的世界中，在一个公共问题日益显露、国内外问题互相转化的社会中，即在一个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时代，制度对于全球社会的治理与稳定、发展与进步，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全球政治制度建设是我们时代全球政治发展所必须正视和面对的核心课题。因此，全球政治研究要求围绕制度建设和制度实施为中心进行，特别是集中在国际法、全球宪政、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制、全球政治参与制度等环节方面。另外，全球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和行政管理机制也是全球政治关注的重要内容。

第七，全球政治发展。大而言之，全球政治发展涉及从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的全过程，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全球政治发展就是立足于社会物质领域的种种客观的运动，从中考察全球政治形态的变化和转型，最终为整个全球政治运行不断创制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政治形态和一系列附属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全球政治发展存在着制度改革与结构转型两条逻辑。结构转型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制度，发育前所未有的制度要素。但是，在全球政治视野下，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更多的情况下，全球政治发展是一种制度改革的历程，特别是对于由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创设的全球制度，如何能够从全球公共利益的角度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矫正，逐步建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全球政治制度和全球生活样式，这是全球政治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第八，全球价值与全球秩序。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形态，全球政治从根本上意味着对国家中心主义之国家意识的拒斥，否定了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逻辑起点。在全球政治的视野里，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人—国家—战争”的图式被打破，国内和国外的界限日益模糊，政治图式转变为“多样的人——统一的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考察如何消除“多样的人”（阶级的人、种族的人、国家的人、集团的人）内在的差别和矛盾所引发的各种摩擦和冲突，实现整个人[11]的“类本质”的解放和自由，这是全球政治学的根本目标和皈依。因此，全球政治学必然涉及全球价值、伦理、规则、准则和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所决定的全球政治秩序安排问题，由此，全球政治实际上内含着全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之间的一场紧张甚至[12]对抗性的矛盾，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场新的意识形态对抗。图导1　全球政治范式分析架构

总之，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球政治学关注的核心是研究全球公共权威的形式、关系、活动及其发展规律，它所面对的是整个星球上错综繁杂的具体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潜在或者现实的冲突，思考的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在不同层次上得以成功化解。因此，全球公共权威的形态是一个多层次、多中心的混合物，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是不均衡甚至是异质的，各自的活动遵循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政治逻辑，全球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将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进行有机的梳理，明确其边界，清晰其权能，规范其关系，塑造其体制，最终为全球政治生活秩序的和谐发展提供政治文明的规约。[1]〔英〕伯特兰·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物质层面的国际关系，主要是以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后来是综合国力）和国家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关系，这些内容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主题，更是政府间外交的理论基础。[3]〔加拿大〕K·J·霍尔斯蒂：“没有政府的治理：19世纪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多头政治”，见〔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中国学者苏长和归纳为为什么需要全球治理、治理什么、谁是全球治理者、如何进行治理等四个问题。[4]〔美〕罗伯特·O·基欧汉、约瑟夫·S·奈：“导言”，见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5]〔美〕赖特·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一章。[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历史资本主义》，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7]国家中心主义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基石，大多数国际政治思想家都把国家作为理解国际事务的中心。具体可以参阅〔日〕星野昭吉著：《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过程中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82页。[8]Peter Willetts，“Transnational 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Global Politics，”in John Bayl-is and Steven Smith eds.，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88.[9]关于个人参与国际政治的问题，一些学者比如斯蒂芬·吉尔、罗伯特·考克斯、马丁·修逊等人特别强调了全球精英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包括政治精英特别是大国政要、重要国际组织的首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知识精英特别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参见〔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63页。[10]〔美〕詹姆斯·N·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7页。[11]这与马克思主义谋求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社会框架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根本的奋斗目标。[12]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　理论的比较与综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虽然短暂，但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且与西方社会的文明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斯坦利·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时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既年轻又[1]古老的学科。”从严格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是20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成熟后的理论结晶，形成至今时间不到100多年。然而，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追求来看，其理论宗旨与苏格拉底以来的历代思想家们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都是为人作为“类本质”的合理存在提供一种价值标准和社会安排，消弭人类社会存在冲突、失序、杀戮、压迫等罪恶现象。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纷呈，气象万千，比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社会学等等。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理论”并非在一个理论层次上，有些甚至直接就是一些学者自鸣得意的“建构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打标签式的理论认知”层次上，不可能把握国际关系的真实运作逻辑，更难以体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必须为之苦心孤诣的崇高价值所在。久而久之，很容易导致迷失理论研究方向和找不到研究使命。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日益深入，各大理论在激烈的论争中逐渐合流和分流，形成了“三大流派，两大族群”的理论格局，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流派”彼此合流，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两大“理论族群”激烈争鸣的局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国际关系理论蕴含了理论创新的历史契机。

一、权力·自由·正义：三大流派的争鸣与共鸣

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的学术界就贯穿着理性主义的学术追求，力图在科学化的轨道上建构现代社会理论的宏伟大厦，国际关系理论界也不例外。自从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在关注如何消弭人世间的战争、屠戮、贫困等罪恶现象，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沿着理性的逻辑，力图建构国际社会中的“和平理想国”。但是，由于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不同，确立的价值支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三条理论路径（三R）：一是对世界采取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realism），该理论认为人性本恶，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依靠自己增大权力实现自己的安全，只有均势能够成为和平的保证。二是对世界采取乐观态度的理性—自由主义（rational-lib-eralism），该理论提倡法律、秩序和守信，认为国际关系唯一法则是理性法则，国际政治是指国际交往、权力均势、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三是对世界采取彻底革命态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revolution-[2]Marxism），该理论推崇从事解放、革命的人，认为国际社会的变革经历了中世纪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三个阶段，国际政治[3]是国际冲突和合作的结合。由于上述理论路径对世界的基本判断不同，导致得出的关于真实世界的画面以及追求该政治图景的手段都截然不同。有学者把这种把握理论的方法看作是一种研究途径（approach），这与拉卡托斯的“硬核”概念是类似的。从“研究途径”来区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种种流派，以此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在价值坐标和理论逻辑上存在的争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21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逻辑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路径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论，此种争论不仅在不同的理论路径之间展开，而且也在统一理论路径内部，并且有的时候理论流派内部的争论比理论流派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比如现实主义内部经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自由主义内部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内部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这些争论在所涉及的问题、争论的焦点、逻辑性等方面要比流派之间的争论更加深刻，更加贴近现实世界政治跳动的脉搏，对于现实世界政治的变迁也更具有解释力和实践价值。举例来说，关于欧洲一体化过程的理论争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比如主权问题、安全问题、一体化的机制和动力问题等，并不是理论流派之间争论的结果，而是自由主义流派内部争论的结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争论的缘起并非来自知识圈的学院争辩，而是来自对于现实世界政治变革的理论把握，或者说是现实的变化迫使理论做出回应。正当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论战犹酣的关头，谁也不曾预料到“冷战”的突然终结，而且是由于一极的坍塌而和平的终结。由此导致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以及提出的众多新的观点和思路，无论就其数量来说，还是就其质量来说，都大大超过了理论界相互争论的水平。这一点，可以从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日益繁荣得到印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相反。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对事实的认识及理论化的概括，而并非事实的前提。“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启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不同理论流派在议题、方法、谱系趋同的社会知识场景下在90年代出现了合流和共鸣之趋势，三大理论流派之间从原来的不可通约到日益趋同。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将其归结为四个方面的趋同：“理论框架趋同、世界观趋同、认识论趋同、研究方法[4]趋同”。这一判断，基本上把握住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逻辑。但是，三大理论流派虽然日益趋同，却不是完全同流合一，而是保持了不同的视角和逻辑。换句话说，三大流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同一个问题：现实主义是从权力的视角，思考国际政治的现实，并探讨防止国际战争、冲突，恢复秩序的有效途径，其得出的济世良方是“以恶制恶，权力均衡”；理性—自由主义是从个人和集团自由权利的视角，思考国际政治的生成逻辑，并探讨建立世界和谐秩序的有效途径，其得出的救世方案是“自由民主、国际共和”；“革命—新马克思主义”则是从解放者追求正义的视角，思考国际政治的未来图景，探讨建立人间正义乐园的有效途径，其得出的世界原则是“发动革命、实现解放”。三大主流理论尽管角度不同，最终的价值关怀是类似的，尤其是从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过渡的客观进程，更为三大主流理论的共鸣创造了现实的平台。当然，从其政治意义上来说，三大理论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前两者对现状分别采取了承认的保守主义态度和修补的改良主义态度，而革命—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的现实采取了扬弃的革命主义态度，这一点必须准确认识。[1]Stanley Hoffmann, The State of War—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aeger Publishers，1965，p.5.[2]Martin Wight, Preface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Gabriele Wight（ed.，），International Theory,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16.[3]Conway W.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McGraw-Hill，1998，p.23.[4]秦亚青：“译者前言”，载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4页。

二、主流理论的合流与非主流理论的崛起

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合流，然而又无法有效地解释“冷战”的终结以及未来世界政治的走向，本身表明这些理论存在弱点和缺陷。于是，“冷战”结束之后，一大批新的理论纷至沓来，这些理论纷纷对主流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国际关系理论领域[1]充满着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由于新出炉的理论否认理性的核心作用，反思主流理论提出的众多概念，批评主流理论存在的理论缺陷，被基欧汉称为“反思主义理论”（Re-flexive theories）。

反思主义理论的崛起，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步入一个转型期，即主流理论的自我维护与非主流理论的批判相互矛盾发展的阶段。严格意义上讲，反思主义不是一个理论流派，而是一个“理论家族”，包括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等众多流派。“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国际关系中观念和话语的作用，强调结构与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并且强调权力的非物质性和真理的相对[2]性。”显然，反思主义理论争论的主题是主流理论的核心假定，比如客观性和主观性，客体和主体的关系等问题，论战的核心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力图从总体上解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定为当然的概念和假设。因此，从目的倾向上，反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精神和信息社会对国际关系的重构过程是同向的，反思主义理论强调共享观念、知识、认同、建构等因素，虽非有意在理论上回答信息社会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各种冲击，但在客观上却触及了信息社会的关键问题。从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批判和争论来看，客观上形成了对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氛围，但是这些理论存在“只破不立”的缺陷，使得它们在信息社会的研究上缺乏成果。比如在建构理论方面相对有点成绩的建构主义，把大量的变量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但却不能确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仅仅关于相关性的理论，就像一锅黏稠的粥，很难用清晰的逻辑来梳理，削弱了它的解释力和预测力。”[3]因此，反思主义的理论有如“夕阳下主流理论的影子”，虽然无处不在批判着主流理论的概念和逻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把握住了全球化带来的国际政治变迁跳动的脉搏，打开了众多理论创新的空间，孕育了理论创新的时代契机。但是，非主流理论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方面鲜有建树，成为没有确立起理论根据地的“游击队”，进而限制了理论创新的贡献。[1]倪世雄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2]秦亚青：“译者序”，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3]陈玉刚、陈志敏：“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第33页。

三、国际政治的变化蕴含理论创新的时代契机

当今世界政治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正统现实主义理论家以外，多数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们都承认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政治的变革酝酿着理论创新的契机。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政治的变革，是理论家们释放智慧和才能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国际问题研究理论创新的核心问题。90年代以来，如此众多的理论不断涌现，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提出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比如历史终结论、单极稳定论、文明冲突论、人道主义干预论、新帝国主义论等，虽然这些理论对变革的看法不一，但都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变化作出了崭新的回答。如果我们从长时段来看待这种变革，有必要重新审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冲刷的情况，包括结构的破坏及其修补、逻辑的转换和修正等，由此可以得出对于当代世界政治的一种的理论诠释。

不过，不同国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此决定了国家利益差别悬殊，在对待世界政治变化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价值选择必然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其理论创新点和具体理论重心呈现不同的国别特色，比如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北欧学派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创新对于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日益重要。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应该在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实际，从中国的国家需要出发，建立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学派”。然而，由于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多年以来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直处于引进和评介的阶段，更多的是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以及近期成果，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越来越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言必称西方现实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在分析国际问题的时候，脱离中国发展的实际，呈现一种“食洋不化”的消化不良状态。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问题更加突出。国际问题研究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积累新经验，得出新理论。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须着眼于世界，具有世界视野和眼光，但必须着重于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需要。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引进，现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已经到了逐步从“食洋不化”的理论迷雾中走出来，努力探索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学派”的时候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已经成为当前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理论创新面临的紧迫问题。要逐步从研究目的、议题设置、研究重心、研究视角、服务对象等方面，逐步从跟踪西方学者的理论转移到探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上来，切实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　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在如此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发展理论，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开展理论研究，进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服务。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无法回避两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否需要继续坚持？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否继续追求。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指引我们认清发展方向的理论指南，社会主义永远是我们的追求目标。因此，有必要重新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问题。当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非意味着否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而是强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谋求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和接受西方学者富有启迪意义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能忘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中的先进因素。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以及斯蒂芬·海默的理论）和拉美的理论（如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事实上，作为一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彼此也存在争论。其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究竟什么才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有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作广义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它至少有以下四个子系统，即：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崛起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1]系思想。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学者对于“到底有没有一个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疑问，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蔡拓教授就认为，不存在一个非常系统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国际关系。

从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来看，争论的焦点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流派问题，换句话说，所争论的是“谁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非“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西方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的学派加以评价，往往以主观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态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少理解和解释是片面的、武断的和错误的。其实，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路径的国际关系理论，既不能从某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去判定，也不能从某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去理解，更不能从所谓的“主要视野”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因为从上述标准界定马克思主义都只是抓住了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性，而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共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流派和个人，不同的国家和视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都是从某种特殊的实践需要出发，服务于特定的具象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偏好和特色，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特色是片面的，而是强调存在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必然缺乏普遍性和一般性，从而按照具有不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指导普遍的研究，强行推导一般规律，必然导致教条主义谬误。

其实，界定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界定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样，应该从其理论硬核和理论使命角度去进行。从这一角度而言，所有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硬核和理论使命强调每个国家都追求权力（无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还是追求有限度的权力），消除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办法在于势力均衡和国际协调；所有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硬核和理论使命都是认为每个国际行为体都是追求自由的理性行为体，最理想的国际秩序是建立理性的契约社会秩序。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每个国际行为体都应该是致力于谋求正义的社会行为体，最理想的社会是建立正义和谐的美好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最终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相比之下，现实主义是一种保守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进化论的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革命的激进国际关系理论。不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明显差别，这些理论大多是仅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通过观念革命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展开激烈的批判，带有较强的唯心主义色彩。而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政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透视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的钥匙，将国际政治现象置于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来加以把握，找出其深刻的客观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2]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实现建立正义和谐美好社会的客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

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本人并没有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路径还是存在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唯物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国际政治现象的根本方法论，是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和认识宇宙的基本方法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的国际关系论述，但其理论完全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概括来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观点：解释历史运动的基本动力和发展规律，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认识国际政治现象，认为国际政治现象的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从人们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基本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中去寻找；从社会政治不断发展的过程来认识国际政治现象，认为国际政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之中的；从经验的观察来分析和认识国际政治现象的本质，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二是政治辩证法。就是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运用辩证法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的原则，称之为辩证法。基本内容包括：国际政治生活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国际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普遍联系；国际政治中贯穿着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政治学中体现着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比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等，在分析任何政治现象的时候，都必须时刻加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要说明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什么？生产力发展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内在的矛盾带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以阶级关系的冲突与对立为主要表现）所引发的国际阶级矛盾与国家冲突是国际关系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的一个总的特征。

三是阶级主体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看作是阶级及其代理人，阶级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政党、集团和政治家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因此，阶级是分析国际政治及其时代特征的核心因素。列宁认为，马克思划分时代的方法，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者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3]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格局从根本上来说是按照阶级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民族国家[4]划分的，因为阶级的划分比民族国家的划分更加深刻。在国际范围内国际格局可以按照阶级划分为资产阶级国家阵营、殖民地国家阵营和无产阶级国家阵营。“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5]各民族间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因此，民族斗争只是形式，本质内容是阶级的统治。“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6]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不过，国际政治不同于国际阶级政治，尽管强调国际政治受阶级划分的影响，但是国际政治并不等同于国际阶级政治。时代特征决定国际政治总格局，阶级性质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征，是一个主要的特征。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的因素。比如由于国家相对自主性而造成的国家利益中的民族利益问题，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等等。这种阶级冲突分析是所有被认为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特色。如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和葛兰西主义学派都具有这一特色。

四是国际政治发展观。关于国际政治发展观，恩格斯有精彩的论述，那就是“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7]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合力”，促进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也是“合力”。“历史合力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矛盾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是竞争性和充满矛盾的，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过程。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承认国际关系内在的矛盾性与竞争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它们的根本区别是：西方理论把这种矛盾性与竞争性归于先验的人性和给定的无政府结构，而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矛盾性归[8]于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

在矛盾发展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发展观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规律，即国际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政治发展的动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这个理论主要是由列宁论述的。该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存在于所有历史时期。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者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表现的强[9]度不同，产生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后果不同。但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产生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后果。原因是前资本主义的国际政治处于发育不良的分散状态。资本主义加剧了国际政治不平衡发展；垄断的形成使不平衡发展跳跃进行。“整个资[10]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快得多。”在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平衡发展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后果就十分重要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也是不会消失的。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发展观还包括战争与革命的学说。关于战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性质，都是国内政治的国际延续。私有制是产生战争的根源，战争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列宁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继续便是[11]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具有深刻的阶级性，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广泛和复杂的现象，要深入了解战争，主要是了解“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12]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战争的性质主要是阶级性，但是并不是阶级原因是战争唯一的原因，战争的根源还有十分复杂的其他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政治的继续。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提到，“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13]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和平也是政治的继续，我们不能把和平简单地理解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民之间互相不打仗的抽象现象，因而和平也是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的。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国际政治就会通过爆发革命实现革故鼎新的变革，推动国际政治向前发展。

五是世界体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国际社会是一个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整个世界尽管在地理上是连为一体的，但是在社会交往商榷上是彼此隔绝的，即使有联系也是处于简单的偶然的联系之中，称不上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世界各个地方的联系迅速密切起来。“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文明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14]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这个整体的特征是：社会的运转以资本为轴心；资本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不断缩小的矛盾）；相互依赖密切联动，渗透性。因此现代国际社会是一个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列宁提出并创立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建立在同一方法论基础之上，并且贯穿着相同的理论。列宁不是从分配领域和流通领域，而是从生产领域，不是从生产的外部条件，而是从生产的内部条件出发，去研究帝国主义的产生。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和表现。这一世界体系的特点是生产的集中和垄断、银行由不同的中介人变成万能垄断者、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混合生长、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帝国主义把世界分割完毕并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着手发动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等等。“二战”以来，一些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比如沃勒斯坦、罗伯特·考克斯、海默等也是从生产活动着手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发展趋势的。从生产过程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现它的危机基础，并指出可能的变化方向，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以及由这些变化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新特征，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六是人类解放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向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追求。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国家要消亡，因而政治也会随之消亡，“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整个人类社会事务逐渐由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在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后，未来社会的政治形式总原则——社会共和国，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集中分析了未来社会政治形式的9项规定：社会原则、民主原则、议行合一原则、经济原则、公仆原则、代表原则、自治原则、相对集中原则、统一原则。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和自由人联合体最彻底、最根本的解放，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二战”结束以来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发展，差异仅仅是对这一理想的当前追求亦即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的态度上存在争议，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体现更多的社会公正和平等，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否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并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公正和平等，因而都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消除贫困和战争的根源，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唯一方式。但是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分歧：有的主张暴力革命，有的主张非暴力的主观革命，[15]有的主张两者兼而有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强调目的和方向，在实现理想的具体道路上，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条件和国情下，理应存在差别，这本身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指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目的，“将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即运用于民族、国家、政府、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多维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的研究，对这些关系的现状与发展作出描述、解释、评价、预测的道理和观点[16]的总和。”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学派的理论，而且是我们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征，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1]郭树勇：“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5页。[3]《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124页。[4]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8页。[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4页。[6]《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33页。[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8]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第39页。[9]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页。[10]《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842页。[11]《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7页。[12]同上书，第367页。[13]《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673页。[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15]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第43—44页。[16]程又中教授提出的观点，参见宋秀琚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高层研讨会综述”，《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和开放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和国际形势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也相应地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建国以来50多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发展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的国际政治思想和邓小平的国际政治理论都是这种结合的理论成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指导，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揽，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你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但有一条是不能变的，是要统一的，就是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1]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研究“别人”的同时也要很好地研究我们“自己”，只有对别人和自己的经验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才能避免将别人的经验当作今天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把是否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我国国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学科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顺应世界先进生产力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要求，以把握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及其运动规律为着眼点，与时俱进，确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真正体现出开拓性、创造性和强烈的时代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首先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高度，科学地研究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潮头所向，善于把握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客观物质力量及其运动规律，从而确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取向。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题应该与世界各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都必须符合统一的世界历史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具体来说，根据先进生产力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特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范式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潮流，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应该盯住这一时代问题，一方面探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与机制建设，如何确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得到实现；另一方面，也应注重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大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找出克服消极影响的途径和办法。特别是跨国公司发展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整体性发展趋势的冲击，传统的民族国家林立的国际关系范式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方兴未艾，关于主权与人权的争论、未来全球政治范式和国际体系变革的研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2.新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从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诞生，到现在全世界几亿人使用因特网，预示全球正在兴起一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这场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也将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其主要表现是：（1）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政治开放，国际相互依存将得到发展，使民族国家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受到挑战；（2）信息化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将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影响与反影响、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将加剧起来；（3）信息化还会导致军事技术的革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形势和国际安全形势；（4）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信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依靠科技和经济优势，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应加强这一问题的综合与交叉研究，不仅出成果、出人才，而且还应发挥政策咨询作用。

3.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研究。随着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安全出现新特点，如国际安全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扩大到包括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被美国视为冷战后最大的安全威胁；安全问题从东西关系转移到南北关系以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破坏、传染病流行等非传统安全日益严峻等等。对这些新特点和新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探索和说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世界大战和外国直接军事入侵的威胁基本消除。但经济、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安全变得突出；周边安全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台湾问题显得紧迫和严重。如何分析中国国际环境的现状和趋势，也需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国际安全研究来分析和论证。

4.单极化与多极化互动的研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这种世界格局有什么变化和特征？它是趋向于形成一个由美国独霸，按它的模式建立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还是趋向于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将被削弱，形成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还是单极格局与多极化趋势并存的局面？关于格局问题，西方学者提出的基本模式是：（1）回复到两极世界（美国——俄罗斯）；（2）多极世界（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中国）；（3）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东北亚）；（4）单极霸权（美国）；（5）单极指[2]导下的多层次相互依存。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第五种是最现实、最可行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外学者对国际格局作出了多种判断，必须根据21世纪初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予以理论上的解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独霸世界，多极化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世界的安全稳定。但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少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可能进一步强化单极的地位，多极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曲折发展的特征。鉴于国际格局的发展走势是确定中国全球战略的基本前提之一，故而关于多极化和单极化趋势互动的研究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还是非传统安全和多极化与单极化互动趋势，都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是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仅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研究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研究这些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普遍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普遍的，不会由于国家性质、社会发展程度、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而有所差异。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符合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潮流，以致力于推进国际政治文明创新为着力点，逐步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术品位、人文内涵和价值坐标。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规律性的东西，常常是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甚至是跨越时空的。在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我们不能将发扬光大自己的优良传统作为拒绝承认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内涵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性的理由；也不能将继承捍卫自己的传统经验作为拒绝研究一百多年来世界政治中某些外生性经验总结的根据，更不能将某些教条和个别词句作为拒绝遵循共同规律的借口。

1.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及理论发展的主流。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直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呈现为所谓的“美国重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其服务于西方国际体系合法性而试图以普适性科学面貌出现这一点来说，是庸俗国际关系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逐渐兴起，并呼吁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进行解构，这必将孕育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革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对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与综合，从中发现发展的主流。比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元性，也是非西方国家地位得以平等体现的真正学理要求。它不仅局限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流派比较（即所谓几次“论战”），还可以是学派比较（如英国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或可能的中国学派之间比较），区域国际关系理论比较、东西方国际体系比较等。比较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必将打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垄断地位，切实反映国际体系的多元性、平等性要求，推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也必然带动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真正

[3]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想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开展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是基础，只有在理论比较中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主流，也才能真正把握先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前进方向。

2.世界多样性和新国际政治文明观的研究。当今世界，在同质性飞速发展的同时，异质性和多样性也在快速发展，各种差异理论之间的矛盾与调节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围绕的一个主题。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是如此。尽管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国家形态千差万别，发展程度和社会模式迥然不同，民族传统和社会文化形形色色……如此众多的社会差异是在全球公共舞台上引发矛盾、摩擦乃至冲突的重要根源。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民族和种族冲突问题，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之后，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冷战”后，地区冲突出现上升趋势，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其中大多与宗教、民族问题有关，这不仅成为导致地区动乱、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根源，而且成为国家内部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于是，如何处理世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构建国际政治新文明观越来越成为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在这一世界文明或者文化新问题上开展深入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3.全球性问题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研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现代性在推动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叶的集中爆发，把人类推向了致命危险的边缘，人们日益面临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核冬天灾难、生物多样性丧失、道德衰败等严峻的社会危机。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全球相互依赖和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全球性问题引发了全球性意识与全球价值的确立，这一重要发展有力地超越了束缚公民社会全球化的国界障碍，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全球化，人民标准逐渐超越国家标准。正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全球化的世界就像一艘小船……如果有人生病了，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感染；如果有人愤[4]怒了，其余的人很容易面临伤害。”在此背景下，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们开始抛弃国家利益的成见，携手走到共同的全球事业中来。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原则代表着世界先进文化的最新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逐步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开展对全球公共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

理论的比较、多样性的整合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是把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比较晚，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引进、消化和比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世界多样性和国际政治文明观进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是研究的核心，而关注全人类共同利益是前进的方向。只有将三个方面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改革现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作为整个研究的落脚点，不断明确理论研究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和为实现人类解放服务的目标追求。

既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是一种实践，那么必然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追求，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要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的神圣使命就是立足这一战略目标，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坚定地维护和发展我国的根本利益，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提出新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大家庭的一部分，在我国深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也将日益面对涉及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或者说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盛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口不平衡增长、威胁人类健康和各种生物生存的传染性疾病蔓延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问题超越了国内外事务的传统分界线，容易迅速造成重大灾难性后果，更需要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各国人民的合作。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服务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也必须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服务。

1.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利益体系理论的研究。国家利益是维系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传统的国家利益主要涵盖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等内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尤其是经贸交流、社会往来和国家间关系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摆在国家面前的议题越来越复杂而多样，议题与议题彼此交错，形成了一种“议题网”的格局。身陷议题网的国家如何判断和甄别在具体议题上的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一个专业化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有学者将国家利益区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和边缘利益等，对国家利益采取了定量化的研究。中国也应该结合自己的外交实际，将国家利益的研究细化、量化和系统化，探索建立中国国家利益理论的分析体系。

2.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要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要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中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将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种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等问题提到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日程。现行的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国际司法等国际机制，基本上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以西方的价值观、伦理观、政治观和法学理论为基础构建的，较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与意志，较少地体现和反映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存在诸多的不公平、不合理因素。1988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问题。当时国务院曾要求有关部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1989年风波后未再继续下去。但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一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今天更为突出和紧迫，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的研究，并依据邓小平外交思想，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建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新秩序理论。

3.全球正义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社会各方面的展开，正义问题也逐渐超越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而成为全球范围内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全球化性质的辩论，关于文明冲突的全球性争鸣，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展开的全球正义之辩，世界各国学者围绕全球公平的对话等，都是从不同角度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由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并行不悖、一体化和碎片化共同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前进的过程，一方面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地球一村，世界一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更加紧张的多元文明、复杂差异和社会断裂而产生的深刻矛盾和频繁摩擦。如何在一个以信息、权力和公共资源为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在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公共空间中有效地调适差异主体之间的交往，调适人—自然—社会间的矛盾关系，协调矛盾和谨防冲突，谋求全球正义，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任务，这将要求将实现全球正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任务。

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巨大空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国际关系领域发展的实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面向未来10—20年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上述十大问题作为整个研究中的重点，加强国际问题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紧密结合亿万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这是从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2]参阅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王义桅、倪世雄：“论比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4]转引自杨力伟：“全球化的两种面孔”，《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121页。

第四节　中国崛起与中国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1]个国家的需要程度。”马克斯·韦伯曾断言：“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2]定的观点而述。”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进一步解释说：“理论[3]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诉求和特殊目的，而非仅仅具有纯粹的科学意义，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同样，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必然受到中国国家需求的规约，为中国的理想追求和社会目的服务，借用秦亚青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独立的核心问[4]题。强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含目的性的特征，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秦亚青教授的观点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但稍有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在问题的尖锐感上还显得不那么充分，更贴近的核心问题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必然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崛起，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崛起，不仅影响到大国力量的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动，而且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和力量消长。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当前和今后改变国际体系的一个重大事件，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积极探索中国崛起的正确道路，思考中国崛起的战略和策略，应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一句话，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和平崛起。

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自近代以来，在大国崛起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大国兴衰规律。回顾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从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凡是大国的崛起，几乎都是伴随战争的崛起。由此可见，大国的崛起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非“水到渠成”那样简单。正如日本的一位评论家所说：“一个大国的崛起，它的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乃至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心、戒心、嫉妒甚至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汤因比、斯宾格勒、保罗·肯尼迪、乔治·莫德尔斯基、罗伯特·吉尔平、沃勒斯坦等一大批学者都对大国兴衰的规律持肯定态度。尤其以保罗·肯尼迪的理论最为典型。他认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一方面是由于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因为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技术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使得一些国家特别是“走下坡路”的国家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军[5]事目的，而这一努力从长远来看又加速了国家的衰落。于是，从大国兴盛到衰落，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大国都没能摆脱这一规律。

关于大国兴衰规律的解释，现实主义比较悲观。现实主义的一个[6]重要论断就是霸权更替必然打破和平。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政治，尤其是大国政治。“国际社会是一个残忍的角斗场，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险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由于更多的考虑相对收益和提防欺诈行为，国家的合作通常难以实[7]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大国政治的前景极其悲观，特别是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激化的冲突发生进程，在霸权结构中，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模式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尽管自由主义力图说明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以及其他因素能够减弱这种暴力行为的可能，建构主义则认为非暴力在康德文化中不但可以实现，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景，但是都没有真正的经验性研究，[8]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总之，迄今为止，关于一个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还没有足够具有信服力的解释和证据。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鼎盛帝国到国家衰败，再由国土蹂躏历经救亡图存的艰苦努力，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伟大事业。中国近代历史冰火两重天的经历让中国人民积聚了自强求新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的巨大变化更加激励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伟大热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壮大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关于“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种种猜测和评论逐渐泛起。特别是90年代以来，海外关于中国崛起的报道和评论一直不断。不过，西方学者对中国崛起的猜测明显带有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等。无论是哪一种猜测，从根本上来说，表明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担心，把中国的崛起和历史上的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大国的崛起等量齐观。区别只不过在于前两者对中国的崛起态度比较消极，第三种对中国的崛起态度比较积极而已。

面对国外舆论的种种猜测和怀疑，中国作为当事人应该如何对待并思考大国崛起的道路呢？作为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论调的回应，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理论。“和平崛起论”的首创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上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发表了“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提出和平崛起的观点。随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危害到世界任何国家，标志着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了一种新型发展道路的探索。2004年2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以国家最高领导的身份明确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种种迹象表明，“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战略选择，更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为之努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飞速发展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决心走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从胡锦涛、温家宝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来看，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内涵包括：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但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永远[9]不搞扩张。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是要超越传统模式，坚持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实，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道路的不二选择，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将中国和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对外贸易、国际投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对外依存度都在上升，中国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德国、日本那样采取对外战争和扩张的方式积累资源，因为对世界发展环境的破坏同样也会对中国自身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中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倒退。中国选择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新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条不得不选择的道路。

不过，就目前而论，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仅仅是一个战略选择项。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理论核心、保障条件以及具体战略策略安排等，都是有待于理论界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来说，如何才能抓住和平崛起的理论逻辑，并综合规划和平崛起理论的架构，是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面前的重要历史任务。[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页。[2]Max Weber，“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in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trans.and ed.）.New York：Free Press，1949.Ci-ted in Ido Oren, 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15.[3]Robert Cox，“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07.[4]秦亚青教授认为，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事实作用于人的意识并通过特定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产生的独特抽象问题。抽象问题引出一般意义上的假设，导致理论硬核的形成。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定的，经表象系统形成学理意义，并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参阅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5]〔英〕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6]〔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7]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8]参阅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Bruce Russett, Triangulating Peace, New York：W.W.Norton，200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

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需要来看，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面前的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理论思路。解决这一世纪难题的主要思路，还是必须从和平崛起本身的含义着手。和平崛起包括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一是中国随国家实力增长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成为在世界舞台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国，它既是一个“进行时”（即崛起的过程），也是一个“完成时”（崛起的结果）；二是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和平意味着不爆发战争和各种类型的武装冲突，或者能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将其消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之中。具体来说，和平崛起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努力争取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同时，此种国际地位的调整被国际社会所容纳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实现和平崛起面对的历史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获得持续的增长，成为世界强国；二是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国际合法性得到认定，能够和平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更加具体一点，实现中国和平崛起，需要在理论上解决三大问题。

第一，在谋求发展前，中国如何利用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是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不发展，甚至本身陷入崩溃或者动乱的境地，所谓的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但是，在全球化的历史场景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环境、中国国内的发展以及政治稳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深入的时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2001年，美国遭受“9·11恐怖事件”的袭击，中国也同样感到了压力。在当今时代，一个国家倒霉，对其他国家都不是什么好事，所有国家都应该加入世界发展的主潮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这越来越成为关乎本国国家根本利益的重要因素。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正是看到了这一时代主旋律，看到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和平是可能的，并力图通过发展道路的创新，实现自己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国内发展状况和政治稳定也是决定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有13亿人口，综合国力虽然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综合国力水平却排在100多位，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果乘以13亿，都可能成为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事。比如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在中国部分地区蔓延，一度引起了国际性的恐慌，中国与美、欧国家在2005年的纺织品争端影响到了许多国家的经济。从这一角度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续健康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也是确保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以维系的重要前提条件。

因此，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以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国内发展与稳定为前提，将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但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又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更加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更加注重以市场换技术推动国内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更加注重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东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在开放中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这是迄今为止，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认的权威性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在此基础上，围绕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进一步开展细化、深化研究，不断提供保证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思路。

第二，在持续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确保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各种可能引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挑战，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以确立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必定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国外舆论对中国崛起前途的种种猜忌和疑虑都是此种挑战的理论反映。不过，产生问题并不是关键，毋宁说大国崛起本身必然是与摩擦和问题如影随形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问题，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前进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义就是试图走出一条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历史上大国兴起面临问题的道路。

从国际关系的内涵来区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可能引发冲突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政治上，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分布和国际格局，必将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从而冲击当前国际体系中某些居于优势地位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引起这些国家的警惕。中国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尽快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这些国家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1]何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地位，积极遏制挑战国。这种分[2]歧使两国产生误解和分歧不可避免。再加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某些国家滋生“中国威胁论”的温床，原本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角逐被注入了意识形态热情之后，很容易引发一些国家对华战略和政策上的对立和敌视，至少作为其假想敌。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在政治上的后果必然是引发中国威胁论的涌现，要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必须学会与“中国威胁论”共处，并有效地化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阻止中国威胁论演变成为遏制中国的行动甚至引发“冷战”、“热战”等对立和冲突。

二是经济上，中国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必然吸引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中国内地的集中，并且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必然迅速扩大对能源、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必将冲击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特别是中国在产业结构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相当高的重合性，中国的发展有可能造成挤占发展空间、分流就业机会、引发经济摩擦等各种类型的矛盾和摩擦，从而引发来自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和环保壁垒以及大量的经济争端，有引发国际形势紧张和国家间冲突的危险。特别是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纺织品、轻工产品、能源、钢铁等领域与许多国家之间产生了大量的摩擦，今后这些问题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这些来自低级政治领域中的摩擦和冲突，通过加强合作和积极协商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前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三是文化上，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国悠久历史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对其他文明而言是一个全新文化的复苏，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在全球化交往中引发的矛盾和摩擦，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很可能引发尖锐的冲突。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整理自己独创的“文明冲突论”，正式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从理论上建构“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认为中美未来可能发生彼此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背后的文明冲突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冲突，进而把中美之间的矛盾夸大到不[3]可调和的地步。亨廷顿的理论虽然存在不少漏洞而饱受质疑，但全球化时代文化摩擦和文明摩擦的国际政治后果却不容忽视。尽管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还没有与其他文化引发严重的冲突，但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对这一可能的危险后果却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文化摩擦和文明冲突一旦成型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制约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

四是安全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国防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关于中国军事力量崛起及其应对的政策研究已经在许多国家展开。特别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面对着台湾问题，近年来“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面对的严重威胁，某些外国势力趁机卷入其中，使得该地区安全局势十分危险。中国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通过和平的方式化解与其他国家在安全上的猜忌，破解束缚国际关系几百年的“安全困境”，以及如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显然是制约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全局性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反复总结外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政治上平等互信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秩序观，经济上互利共赢、通过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的新发展观，文化上交流借鉴、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新文明观，安全上对话协作，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在上述四种理念主导下，致力于推动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共同繁荣。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构成，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围绕上述四个基本理念，不断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实现新发展。

第三，在实现发展目标之后，中国如何才能确保自身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得以确立的根本保障。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不仅取决于中国能否争取和平的机遇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在实现发展目标后确保自身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许多国家之所以产生“中国威胁论”的猜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中国崛起壮大后的对外行为感到不确定。近年来，许多国家紧紧盯住中国军事力量增长，比如美国过一段时间就出台所谓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这些措施的背后逻辑是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必然导致相应的军事力量增长，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必然会推动中国谋求霸权，中国谋求霸权的行为必然引发国际上的紧张乃至与既定的霸权国发生冲突和战争。这几乎成为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阐述了这一逻辑。显然，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打破西方人的这一理论是极其关键的，如何在理论上找出确保中国在崛起后不侵略别国的客观制约因素，成为确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回避的因素。

中国要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还必须解决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国际事务中扮演“和平使者”角色的问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中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后，必定在综合国力上成为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必定对国际事务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要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必须在理论上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外交新思维。特别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中国应该在集中精力推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注重作出自己的国际贡献，积极参与制定和改善国际规则、国际规范，维护国家利益，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从而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发展模式多样自主、文明成果交流共享的理念基础上，从而实现与整个世界的共同和平，共同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孜孜以求的关键所在。[1]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霸权理论分析中，秦亚青教授通过论证和数据材料认为，霸权国往往会把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国际体系的维持看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有了挑战国和潜在挑战国，霸权国家就会积极进行干预或者遏制。[2]当然，分歧也有回旋余地，那就是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国内发展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如在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产品市场等等。但是这一点当然也会受到传统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批评，维持两国理解的基础同样是脆弱的。可参见Elizabeth Economy：“China J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1999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Inc。[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小结

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从普遍原理的角度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必然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潮流，在积极探索当今时代面临主要挑战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关系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对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适用的。从具体特色上来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定高举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从中国国家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出发，集中思考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其得出的理论成果反映着中国实践的经验，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显然，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离不开对西方理论的批评和借鉴。一方面，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特定的领域体现了人类文明整体的发展成果，如果完全抛开西方理论的现有成果而“另起炉灶”，显然是十分片面的；另一方面，西方的理论毕竟以西方发达国家的需要和利益为轴心，并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不对之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批判，纯粹“照搬加包装”，也是十分有害的。同时，中国学者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创新，更离不开对中国现实国际关系实践的总结和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创新，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需要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须抓住中国现实发展的主题，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脉搏，进而在研究过程中更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整个世界发展推动着国际政治向着全球政治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当在比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学。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主题？为什么民主成为时代主题？

2.试比较分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与观点差异。

3.试述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意义。

4.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道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怎样的要求？第一章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及[1]其学术规划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经过不懈努力，世界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获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由于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是介绍和评介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不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中国加入世界程度的提高，在马克思主义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系统地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推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创新，越来越成为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第一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国际关系理论最初是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引进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是在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很快。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2]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80年代之前，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仅仅是对于国际形势和外国问题的跟踪分析，缺乏理论的深刻性和逻辑性。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补了不少课，成绩斐然。突出地表现为参与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越来越多，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越来越重视理论在研究中的作用，积极介入或从事理论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力量。在加强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建设，出版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有分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专著、译著和系列丛书的同时，出现了针对学派、流派和理论方法论的研究作品，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建设渐趋完备。但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然处于奠基阶段，仍然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图谱：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尽管国内有学者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但真正将国际关系列为一门学科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12月，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国高等学校正式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系统地组织国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正规地培养专业人才。在度过“文革”期间的破坏期后，学术界一直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始终将其放在“一级学科”的重要位置，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决定在高校开设新的政治理论课，即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学科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呈现出“三多三少”的特点，即动向应用研究多，基础理论研究少；专题和地区研究多，综合[3]系统研究少；政策性问题研究多，学术性问题研究少。中国虽然有了“国际问题研究”，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依然没有成型，研究基础依然非常薄弱。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1964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分别组建国际政治系，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国际关系教学研究的院系。当时的研究主要针对国际问题研究，并根据院校特点进行了分工：中国人民大学主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主攻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研究；复旦大学主攻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国家从有限的外汇储备中拨专款用于购买外文资料，并着手组建研究队伍，这就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主要的研究重点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以及帝国主义理论，基本上都是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具体的国际问题研究，研究的模式也基本上呈现“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特别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从研究革命导师和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入手进行学术探讨。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民族殖民地理论以及战争与和平理论，当然还有世界革命的理论等；70年代主要研究“三个世界”理论、时代理论以及“大三角”国际战略格局理论等。学者们研究的成果往往是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主要作用是论证领导人和政治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民众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

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力量感召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艰难中起步。在宦乡、鲁毅等老一代学者积极努力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很快，特别是以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为标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过迅速补课得到了快速发展。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梳理，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描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图谱，概括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来源和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强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开展研究的自觉性。多年以来，以陈其人、梁守德、冯特君等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对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及其综合的分析理论，马列主义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论述，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等进行理论总结，在解读经典作家的文献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比如以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为代表开展的对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理论以及南北经济关系研究为代表，主要是沿着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分析当代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特点，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4]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以已故教授张季良先生主编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的《国际政治学理论》和中国人民大学冯特君教授的《国际政治概论》为标志，中国马列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三本教材性的著作，无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做到了很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扣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体系创建，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同时，在研究重点上，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取了与时俱进、开放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些都是十分可喜的发展趋势。迄今为止，中国大多数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作为研究的基础，在这一知识背景基础上开展研究，他们取得的成果，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逐渐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国内，最早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先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上推[5]出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最早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是陈汉民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6]，这些介绍成果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逐渐掀起了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高潮。倪世雄、金应忠主编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代美国各种国际关系学术流派的经典著作，首次引进国外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国家各学派代表人物，特别是美国学者如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理查德·哈斯、斯坦利·霍夫曼、卡尔·多伊奇、罗伯特·基欧汉、约翰·斯帕尼尔等学术大师的理论集中进[7]行介绍，以文本翻译和评介的方式向国内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先翻译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是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8]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威廉·奥尔森等人的《国际关系[9][10]理论与实践》、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西[11]奥多·哥伦比斯等人的《权力与正义——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等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丛书，包括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北欧学派、拉美学派以及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截止到2005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点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大多已被介绍和翻译出版，基本奠定了国内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成为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理论资料。

在翻译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评介和批判，产生了一大批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较早从中国的视角和方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评介的著作是金应忠和倪世雄合著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该书从比较的视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从自己的国家需要和独立立场开展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教授出版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与理论》，进一步将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脉络和重大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介，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评介并展开独立思考的重要著作。2001年，倪世雄等编著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则分别从学派论战的纵向和基础理论的横向视角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梳理，不仅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评介，并且对英国学派、北欧学派、德国学派等重要理论都进行了阐释，成为国内许多大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美国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国际论坛》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大批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文章，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批判理论、依附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集中瞄准某一个重要学者进行精细化研究，对于推进中国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比如许嘉博士的摩根索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郭树勇和袁纯清博士的建构主义研究、李英桃博士的女性主义研究等都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总之，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越来越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生机勃勃且发展趋势迅猛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进的重要动力。

第三个来源是中国历史和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也非常重视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实践领域挖掘国际关系理论的营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内较早提出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并多年以来执着探索的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主任梁守德教授。在1990年的北京大学国政系铅印教材《国际政治概论》导言中，梁老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的问题，近年来又写了大量探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同时，国内学术界也举办了大量关于创建中国理论、突出中国特色，甚至创建中国学派的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不乏其众。抛开这一争论不谈，在20多年时间里，中国学者独立开展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确取得了重要进展。

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体系，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追求。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外交学院张历历著：《现代国际关系学》，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程毅、杨宏禹主编：《国际关系基础理论》（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冯特君、宋新宁主编：《国际政治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梁守德、洪银娴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冯绍雷等著：《国际关系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俞正睴著：《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这些著作均属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学科初创阶段的第一批成果，各有特色。近年来，创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教材有了很大发展，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俞正睴教授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合著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将国际关系放在全球视野进行体系重建，将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全球公民社会等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全球政治问题纳入其中，是分析体系的重要推进。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出版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打破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在内政、外交、国际等层面用一个具有层次和内在逻辑的分析体系贯穿起来，是国内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重要创新。蔡拓教授新近出版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则总结和吸收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体系上更加丰富和完善，逻辑更加清晰，语言简明扼要，分析层次鲜明，是中国学者推出的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体系的上乘之作。

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中国学术界创建中国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大讨论中，许多国学大师加入其中，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挖掘国际关系理论的营养。不少学者注重用儒家的世界秩序理解当代世界政治，关于中华文明的和平倾向、东方和平主义、和谐特别是大同思想等深层次学术研究得到了很好的总结提炼。随后，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比如北京大学的叶自成教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和中国历代王朝地缘政治与外交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出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等学术质量较高的著作。此外，不少大学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注意选取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和外交作为主题，比如三国时期的吴蜀同盟、春秋时期的王霸之道、中国近代外交制度转型等，完全使用中国的语言和理论开展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另外，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和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角度考察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外交学院关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是国内从新中国外交实践角度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来源，以外交学院谢益显和曲星为代表，在中国外交规律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北京大学的牛军教授近年来重视整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史，试图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实践中总结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他先后出版的《从延安走向世界》等著作和一系列颇具学术水准的论文，是这一方面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另外，以沈志华、刘丹慧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从解读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出发，总结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内在规律，成为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生力军。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只是择其要者的概述，实际上学术界还有许多研究没有纳入其中。尤其是许多研究事实上横跨几个组成部分，许多学者既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从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从事中国外交的研究，故而上述区分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立和十分清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人员来源和分布上来看，中国学术界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呈现如下来源特征：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背景出身，而且外语一般并不是特别突出；而从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外语学科背景出身，相当多还有国外留学经历，与国际学术界同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历史学、国际共运等学科背景出身，强调历史和实践的研究。人员分布特征集中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以前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外语和历史学三大学科。近年来，这一来源特征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发生了一定改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科班出身的学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充实和壮大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力量，推动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专业化、学术化、独立化发展趋势日益增强。[1]本章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表于《东亚研究》（台北）2007年第1期。[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1页。[3]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4]参阅陈其人著：《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其人著：《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5]陈乐民：“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第2期。[6]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倪世雄等：《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8]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议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9]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10]R·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1]哥伦比斯等：《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四大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青年科班出身的研究力量的成长壮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尤为可喜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陆续出版了一大批经典著作，基本上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积累多年的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对于繁荣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暴露了不少不足和问题。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必须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整合提升。具体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存在以下四大问题：

一是理论思维的贫困。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有关国际形势、对外战略、外交政策的比较多，纯理论思考比较少。即使是理论著作，也大多是关于理解和阐释西方理论的内在逻辑的。真正从特定前提出发构建理论的成果非常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理论思维，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学术界面前。理性来自实践，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于解剖国际关系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何谓理论？在学术界意见却并不统一。理论（the-ory）来源于希腊文θεωρα，原意是“查究”，斯坦利·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为了找出影响国家单位之间关系的重要变量，解释国家单位的行为，并且解释国家单位之间关系的特定模式，对某些可观察的现象所进行的系统的研[1]究。”肯尼思·华尔兹认为理论是法则的集中和解释法则的工具。莫顿·卡普兰认为严格地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套基本术语、定义和公理，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成体系的理论。这些定理应该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最终得出的定理或者命题的解释应该都能有一个明确的经验依据；应当能够被有控实验或者系统观察所驳倒或者证实。戴维·辛格对理论提出一个简洁的定义：“理论是对描述力、预测力和解释力所进行的一整套内在的、连贯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归纳”，辛格否认规范具有理论性的作用。可见，无论传统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认为：归纳必须从经验中产生，逻辑上必须正确；必须具有描述、说明和解释力。尽管存在着差异，但是，理论应该是有着确定含义的。理论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理论至少是对经验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要满足解释的条件，理论就会发挥作用；如果不能发挥作用，就要考察新的因素的影响；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必须能够指导人们正确地利用规律，理论是对现实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的思维明确化，理论必须对人们改造世界提供指导；理论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可见，界定理论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有的从理论本身的结构角度界定，如卡普兰；有的从理论和经验和现实的关系角度界定，如华尔兹；有的从理论和实践的作用角度界定，如马克思。不管从哪一角度界定，理论应该具有层次性：最高的是能够解释一切时代的公理和原理；其次是解释某一特定时代的理论；再次是解释某一特定议题和具体部门的具体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思维，最集中体现在缺乏公理、原理以及特定时代理论的思维，更多地局限于理论的应用研究或者具体问题的理论思考，政策适用性考虑占据了理论研究的很多学术空间。比如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更多地从领导人讲话和客观国际形势的表现来论证其合理性，忽视了从纯学术概念和特定假定出发展开的纯理论研究。最具典型性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暴露了理论思维贫困的缺陷。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沸沸扬扬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由于亨廷顿的观点几乎将所有国家都卷进自己的讨论范围，因而，每一个民族都会作出回应。在这种回应浪潮中，批评者居多，支持者居少，完全赞同者几乎没有。最终讨论的结果是，人们默认他看到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新[2]的视角，但批评他走得太远。抛开一切情感上的因素，从纯理论思维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文明冲突论是“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大战略思考，提出者本人具有比较大的理论勇气。作者可贵之处在于抓住了“冷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后冷战”世界的范式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提出世界政治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已经不[3]能完全解释现实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里根主义的崛起，新的“冷战”高压盖住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冷战”的终结，使得旧话重提，要求人们对“冷战”后世界作出明确判断。文明冲突论就是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人们如果批评他的结论不正确，最根本的不是批评他的理论在逻辑上有什么问题，而是提出一个新的范式，该范式能够足以依据强大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穿透力，将文明冲突论取而代之。最终的结果是，亨廷顿认为“没有人告[4]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

克服理论思维贫困的最主要途径就是确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应该提倡科学无禁区、真理无国界的学术自由环境，必须将理论研究置于自由思考和学术独立的基础之上，独立自主地开展纯理论研究。同时，严格学术规范，在一些具有广泛共识的概念体系中，寻求概念间的变量关系，反对生造不知所云的概念和凭喜好胡乱翻译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另外，健全学术创新的衡量制度，深入开展学术打假，严肃学术风气。只有在学术自由、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环境中，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思维贫困的问题。

二是中国理论的稀缺。结合对“冷战”的反思和对“冷战”后众多国际现象的思考，中国学者认清了西方对我国的政策目标和战略意图，也认清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隐含的国家立场、国家利益和战略动机。在此情景之下，仅仅引进和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敷为用，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结合国际格局的新旧更替，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进行严格的学术批评。比如对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国际制度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论等理论展开的批评。特别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国内包括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我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日臻成熟，王缉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尽管如此，国内学术界不得不面对中国理论稀缺这一尴尬处境。迄今为止，真正由中国学术界独立设置议题，开展研究，实现自主学术创新的理论还少之又少。即使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不结盟”、“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韬光养晦”、“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发展模式多样化”、“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新思路，也仅仅停留在战略、政策或者理念的层面，还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成为科学的理论，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遗憾。由于起步晚、研究基础薄弱等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将很难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水平，这是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和国家发展程度所决定的。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得不承认的客观现实。尽管如此，中国学术界却没有理由放弃对中国理论的探索、研究和追求。尽管关于创建中国理论，铸造中国特色和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异常艰苦，而且这在学术界本身饱受质疑，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方向来说，这一努力却不能停止，相反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是问题意识的缺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学者的研究要么是“尾随西方”，要么就是领导人点题，中国学者自己确立研究主题非常少。从中国的国家需要出发，独立自主地确立研究主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苏长和认为：“理论的建设来自对问题的研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最大薄弱环节在‘问题意识’的[5]缺失上。”问题意识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国际形势分析多，应对问题的分析少；提出具体外交对策多，研究对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少；阐释西方学者理论多，批评西方理论的逻辑缺陷少；比较理论分歧多，分析分歧原因少。这些问题本身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更加具有悲剧色彩的是，部分学者选取的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非真问题，是一个表面性的问题而非本质性的问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倍功半。由于学术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制约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把握中国国家发展的需要和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制约，从这一矛盾格局出发发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性问题，在这一历史大问题之下发现小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就会逐渐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四是学术精神的不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滞后的另外一个根源在于学术精神明显不足。目前，国内许多人将国际关系理论看作是显学，实际上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缺乏学术含量。由于大多数介绍西方理论的学者是英文专业出身，缺乏必要的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功底，再加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纷呈，评介工作相对缺乏力度，特别是对于一些基本概念、方法论和理论逻辑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导致了翻译上的概念混乱、错打标签、理解模糊等问题，影响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创建工作。

学术精神不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术规范混乱，缺乏评估鉴别学术成果的标准体系。目前国内许多研究机构评估学者成果，主要依据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系（CSSCI），其原始依据往往是国内一些期刊杂志是否是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学术期刊缺乏严格的学术评审体系，特别是专家库和匿名评审机制不健全，导致许多关系论文、有偿论文和“权威论坛”等现象，直接扰乱了中国学术界的秩序。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总体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引进和评介阶段。在研究上注重对时代背景、基本概念、理论内容、政治意义、政策本质等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大国兴衰理论的热烈讨论，最集中地代表着中国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果，引发了各个领域学者的争论。“冷战”结束带来的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为我国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客观的机遇。如果说，在整个80年代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补课的十年”，90年代则是“消化的十年”，21世纪的最初十年就是“创新的十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面临和平崛起的历史性课题，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老更替加快，相当多的理论研究的老前辈因为身体和年龄等原因从科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一大批年轻的博士成长起来，相当数量的海外学者学成归来，加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队伍中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自主创新的新阶段。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美〕斯坦利·霍夫曼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3页。[2]参见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约瑟夫·奈等：《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4]亨廷顿：“不是文明是什么？”，《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5]苏长和：“问题与思想——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8—30页。第二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术规划

学术研究是一个环环相扣、彼此依赖的庞大研究规划，任何问题无论多么小，都是一个时代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中国国家发展需要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确立系统的完整的思路，相应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规划意识，在全面把握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国家目标需要的基础上，确立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规划。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规划

学术规划（research program），或者称之为研究纲领，是一个现代概念，指的是为实现一个理念而对种种活动和资源做出协调一致[1]的、合理的安排。一个完整的学术规划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某一明确的理念；二是实现理念的活动和资源；三是对协调一致的合理安排。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规划，比如圣·皮埃尔的“一个使欧洲永葆和平的规划”、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一个学术规划是种种精力、资源和实践活动在一个连贯的整体中的聚焦，该整体赋予他们以目的、方向和次序，进而“创造一个统一的人类交[2]往场地，以之提供单一的事件框架，创造出单一的世界”。

从学术规划的角度来看，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的种种规划都是不同类型的“现代规划”，是对围绕着种种意图展开的种种人类活动的协调，是现代性的运动，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安排体现出来的人类各种活动的总方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运动的历史，现代社会的成果是现代性规划的产物。当然，现代社会不仅仅等于现代规划，现代社会所积累的文明成果是以现代性理念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同时受到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外在环境的制约。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英籍匈牙利著名的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伊·拉卡托斯在卡尔·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科学研究纲领，以之衡量思想家们的研究规划。伊·拉卡托斯认为，“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核[3]形成了一个保护地带。”根据伊·拉卡托斯的理论，一个研究纲领必须具有一定的内核，然后爆炸开来，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否则就是一个“退化的”（degenerative）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心是“理论硬核”，所谓“硬核”，就是这个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或本质特征，揭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颖事实”，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是由这样一组陈述所组成，它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它往往是一种思辨性的猜测，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世界图景。硬核就其本性而言，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无形象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直接面对形而下的、有形象的具体事物，因此靠经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在理论硬核周围是“保护带”——辅助假说，辅助性假设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或理论链条，每个后继的具体理论都更充分地表达硬核，更好地保护硬核。反过来，研究纲领又可以促进更复杂、更完善的具体理论发展。三是最外层论证辅助假说的解题手段。通过这些“解题手段”，使得辅助假说在技术上展开，将理论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辅助假说地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事实”。根据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我们可以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规划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核心问题：中国和平发展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发展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与现有超级大国、与整个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与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崛起具有世界影响，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现有超级大国的警惕和防范。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潜在超级大国”（potential superpow-er），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不管中国政府多么开诚布公，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甚至误解。因为从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两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是当今国际社会“一超多强”结构内在矛盾最集中的反映，由此决定了两国之间矛盾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这种矛盾也不是仅凭政府之间的交往和协调能够解决，这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4]政治逻辑（“安全困境”）所推演出来的必然结论。中国如何破解这一经典国际关系困境，避免在今后可预见的未来走前苏联的老路，与美国陷入“冷战”和“热战”的泥潭，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必然在世界范围内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提出了国家体制对国际关系[5]的重要意义，认为从国家体制的缺陷可以发现国际冲突的一个原因。沃尔兹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缺陷可能导致国际冲突，但是并没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而是径直走向国际结构的理论路径，发展出了著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政治体制的性质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的是“民主和平论”，现代“民主和平论”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6]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民主和平论”在西方世界十分流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期望人口高达13亿的中国能够接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前半期饱经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自己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选择的道路坚信不移，不愿意如此轻率地冒着不确定的危险听从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民主经验”，尤其是每当它们在一些问题上态度蛮横、指手画脚的时候，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有千年历史的民族更是难以接受。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基础上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和平相处，显然是一个对和平发展道路更具挑战性的课题。

另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趋同现象，坚持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必然挤占广大发展中国家同类产业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对于中国周边国家，中国崛起的强大“磁极效应”和“涡轮效应”必然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中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后，如何稳定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妥善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摩擦，实现和平共处，这些问题显然也是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挑战。

正是由于面临上述三大挑战，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迄今为止还仍然是一种良好愿望，还没有彻底理论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真理。实现在原有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这是突破大国兴衰规律的一个“新颖事实”，是中国国家发展需要的一种良好愿望，是一个未经检验的历史猜测。显然，这一“新颖事实”可以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纲领的“硬核”，从理论构建上来说是不容挑战的核心。其能否成立，取决于一系列辅助假说和解题手段能否围绕理论硬核实现自圆其说。（二）辅助假说：若干重要理论问题

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辅助假说取决于理论硬核与历史事实的互动。当理论和事件发生矛盾，出现反常或者反例的时候，“硬核”保持不变，而保护地带却不断修正、增加并且复杂化，辅助假说调整、更换、再调整、再更换，或通过对原有的辅助假说和术语进行重新解释，或者提出新的辅助假说，从反例中挽救该理论，使其免被淘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临的矛盾和挑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以凝练为以下六个理论课题：

1.解决国家统一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矛盾的新国家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不仅作为领土完整的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的主权归属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就连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也没有最终完成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建设还面临着超越现代国家建立后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此种双重的国家建设任务，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站在整个时代高度，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的视野确立新的国家观，通过国家建设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国与国际体系结合起来，实现中国长期的和平发展。

2.解决大国安全困境和实现和平相处的新安全观。安全始终是有序的人类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安全观反映了人们对安全的认知状态。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确立符合时代客观要求且有利于维持和平的安全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发展中经济作用的日益增强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安全威胁的来源和种类发生了很大变化，安全问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要求人们用新的视角处理国际冲突，拓宽安全议程。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成为新安全研究中新的生长点。对于一个开放的体系而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传统安全领域，更重要的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尤其是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3.解决一国发展与国际经济不平衡发展矛盾的新发展观。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重组，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南北差距、数字鸿沟、环境破坏等社会不均衡发展。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全球化趋势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坚持平等互利、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推动全球化实现均衡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必须在理论上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关于能源需求的担心、纺织品摩擦、贸易倾销等事件层出不穷，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发展，就必须在新能源革命、新贸易模式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方面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发展领域中的双赢和共赢。

4.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革和平相处的新秩序观。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在实践中往往成为众多国际冲突和摩擦的根源。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角度而言，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破坏旧秩序的重要力量，很容易引发与现有秩序内既得利益国的冲突。既然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必须对新的国际秩序进行必要的研究，重点是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联合国改革问题等。中国崛起如果能够与某种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秩序链接在一起，就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5.解决中国发展与世界不同文明矛盾的新文明观。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矛盾、相反运动的双重力量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分裂、冲突与无序；另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詹姆斯·罗西瑙称之为一体化（in-tegration）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叠合的分合论（fragmegration）：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7]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正因为全球化浪潮无法消弭世界的多样性，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必须加强对世界多样性与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的研究。正是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绚丽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建立平等对话的秩序，人类文明只有在这种对话和交流当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丰富与完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所必须重点考虑的重要课题。

6.解决中国与世界各重要力量矛盾摩擦的新外交观。外交是用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事务的重要手段，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确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国家观、安全观、秩序观、发展观、文明观之外，还必须确立积极谋求这些价值原则实现的新外交观，包括外交旗帜、外交道路、外交立场、外交政策、外交准则、外交风格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任务，认为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旧中国外交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8]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建立中国的外交学，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六大课题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如果上述六大课题能够成立，能够在实践中化解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三大矛盾，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就成为一种破解历史上大国兴衰规律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从而具有普遍的历史意义。（三）解题手段

辅助假说的成立，往往取决于能否在客观的社会物质领域找到能够支持其成立的解题手段。这些解题手段从方法论上包括反面禁止法和正面启示法：反面禁止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免使它遭到经验的反驳。正面启示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提供并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通过正面启示法和反面禁止法，可以从全球化时代决定国际关系发展的社会物质领域寻找支持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的主观能动性，提供必要的主观条件，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统一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就能够将中国和平发展成就为一种伟大的理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只要能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理论化，就可以创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谓的中国学派就可以建立起来。[1]〔英〕马丁·阿尔布劳著：《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7页。[2]〔英〕马丁·阿尔布劳著：《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48页。[3]〔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4]承认中美关系矛盾的一面不可回避，并不意味着两国一定会发生冲突，因为这些利益矛盾其实是现实国际政治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矛盾的自然常态而已，很难将其作为中国威胁美国或者美国威胁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威胁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将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看作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决定性矛盾，将其极端地发展了。[5]〔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人、国家和战争》，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6]David A.Lake，“Powerful Pacifist：Democratic States and Wa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No.1（March 1992），pp.28-29.[7]James N.Rosenau,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99.事实上，早在1983年罗斯诺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参见James N.Rosenau，“‘Fragmegrative’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in Terry Heyns（ed.），Understanding U.S.Strategy：A Reader（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83），pp.65 82。[8]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2004年初，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紧密结合亿万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符合人民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1]果。胡锦涛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意见，虽然关注的是整个哲学和社会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乃至于全球政治范式的构建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12个字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提出来的，主要针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媚洋倾向提出的。尽管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中国特色问题还存在争论，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却是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发展根本要求的必然选择。

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梁守德指出，中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不应该“盲目地追随西方的研究成果”，他用三个相关主题来界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国家权利而非人权、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改革与发展”[2]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其中，国家主权是这三个主题的中心。倪世雄、金应忠和冯绍雷用另外三点来界定“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1）站在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一边；（2）推进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使用中国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法。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中国人的特殊视角和得出的特殊结论，比如王逸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特色’[3]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和自己的结论”。不过，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问题，一些学者也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理论特色是不能脱离理论单独存在的，理论特色寓于本身之中，没有理论特色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理论和理论特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纽汉章认为，国际政治的发展要反对在特色的旗帜下，搞单[4]纯的民族化。苏长和提出，“学派不是自封的”。张睿壮以拉美学[5]派的产生为例，认为“拉美学派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不过，这些批评意见显然并不是否定中国特色，而是强调中国特色并不能刻意去追求，为特色而特色。

按照中国辞典的解释，“特色”一词一般的解释，为“独特”、“特质”、“杰出”，主要是指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是一事物有别于其他同类事物的某些显著的征象或标志。任何事物都是有特色的，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特色还会有不同的体现。强调中国特色，既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独特的民族色彩、历史传统、语言风格、思维方式，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的核心问题、独特认识和基本观点。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北欧学派、拉美学派的特色来看，都主要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学派在同一个国际社会中面临的核心问题往往存在差异，比如秦亚青认为，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6]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学派即使研究同一问题也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无法摆脱特定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有学者指出，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取向是理性主义，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则越来越趋向于社[7]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比如，就本体论而言，美国强调物质，英国偏重理念；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美国强调科学实在论，英国偏重理性思辨；在方法论方面，美国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元论，英[8]国偏重历史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铸造中国特色，形成中国学派，就必须确立明确的核心问题并坚持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对中国特色的理解，我们比较认同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属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任何理论内在规律性的要求。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中国特色既包括国家特色、地区特色，也有学派特色、学者特色。不同学派和学者的特色，[9]均应繁荣国家特色，丰富完善国家特色。如果从理论核心问题的角度考察，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首先体现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在21世纪，中国将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与历史上大国兴起通过战争和暴力的方式不同的是，中国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一条与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的最突出体现。

与美国人谋求帝国和欧洲人谋求联邦的理想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近期目标是实现社会现代化，远期理想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追求是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就其内容而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建设逻辑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解决的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要追求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立足点是社会，从社会出发，利用市场一体化和国家主权两个手段为中国的社会成长服务。与欧洲的国际社会主义不同，中国走的是国内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围绕的核心线索是如何让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关系和市场之间形成的国际社会关系为中国的国内社会现代化成长服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谋求全球民主共和的道路。可见，中国所谋求的国际关系形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共和模式，注重从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出发，构建国家的民主共和模式，然后从国家主权自主出发，构建全球的民主共和模式，是一种民主共和的道路，与美国注重帝国共和、欧盟注重联邦共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核心问题的中国特色相联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看待世界的视角是一种中庸哲学，思维方式与欧美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整个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美国和欧洲都是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谱系。美国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主义的：要么采取单边武力，要么国际合作，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单边武力具有更大的可信赖性（比如现实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另外一些美国人看来则认为多边合作更有出路（比如新自由主义者）。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最初和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人开始逐步突破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两条思路：一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以反方法论为内容的反认识论的“本体论转向”；二是拉康的精神分[10]析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对作为实体存在的绝对“主体”的解构。这两种思维都强调了所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强调主客体的融合。此种思维方式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反映就是逐步肢解国家的民族基础，力图建设超国家的行为体，欧盟的建设就是这一思路的结晶，美欧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矛盾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欧洲和美国之间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不过，尽管欧洲人在欧盟的建设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就其政治形态来说，其所为之不懈努力的结果还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从而发现欧洲人带有整体主义的逻辑，比较理想化。与美国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主张将自己融于这世界之中，用非对象性的思维去领悟这个世界，讲究阴阳和谐，融合共生，共同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之中。

总之，中国人的风格就是中庸，既不是向美国人那样处事极端，也不像欧洲人那样太富理想。因此，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来，中国的崛起不必然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其他国家的发展，此种阴阳和谐相处共同存在于一个有机体的哲学逻辑，注定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防御态势和温和倾向，积极谋求“君子和而不同”的合作共赢逻辑符合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点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格。

国际关系理论核心问题的中国特色与分析视角和思维方式的中国风格加在一起，在学术成果上集中体现为国际关系理论价值追求的中国气派。与欧洲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成果往往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规范相比，与美国同行的学术成果注重国际间权力角逐和“二战”以来重视霸权护持和国际制度主义分析相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国气派在于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厚德载物的伦理风范。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成为大势所趋。不过，中国融入国际制度和全球政治文明框架不是目的，中国的最终目的是逐步改造现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制度，逐渐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罗伯特·塔[11]克指出：“国际体系的历史是一部极其不平等的历史。”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本质上仍是以抹杀和践踏别国主权，控制和剥削别国为特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上是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国际关系上严重存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世界很不安宁。经济上，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技术转让中的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挣脱殖民枷锁，取得政治独立以后，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仍然受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日益融入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有机体中，法国学者勒内·杜蒙指出：“与第三世界割断联系，欧洲也就无法[12]生存，与非洲割断联系，欧洲也就难以继续生存。”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适应这一要求，中国政府鲜明地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前的1988年12月就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13]因此应当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14]秩序的准则”。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比如中国政府鲜明地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谁搞霸权，就反对谁”；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推动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正义斗争；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化，等等。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积极参与全球制度的同时，毫不放松对全球政治的改造，在国际社会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充分体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气派。特别是在处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事务上，中国政府注重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不以大国画线，主张广交朋友，大力开展平等互利的双向经济合作，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新的霸权主义”，但坚决不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积极倡导南南合作，伸张正义、不谋私利的立场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认同。事实证明，中国是第三世界可以信赖的朋友，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

总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既体现着一般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特征，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与众不同，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高举的旗帜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与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不同，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现代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不是国际共产主义。中国理论的着眼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的国家主义，更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出社会主义和搞霸权主义，等等。所谓中国风格，就是具有中国的独特规律。中国主张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但同时又强调保持独立立场和态度，不与某些谋求私利的国家同流合污，而是主张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逐步改造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打破了依靠暴力、战争崛起和强国压迫、剥削弱国的国际政治规律。所谓中国气派，是指带有中国文化的独特追求和鲜明个性，注重从中国的视角、方式和风格追求为全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人做事情的风格是不以伤害其他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利益，主张和平崛起，主张民主共和，主张改造国际秩序和维持世界正义。因此，如果说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要求建立全球主义的政治范式，那么，中国则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突出其民主共和的特点，坚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15]崇高事业。”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处理全球事务的豪迈宣言，也是全球政治范式之中国特色的最集中体现。[1]胡锦涛：“创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新华网，2003年8月13日。[2]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40—46页。[3]王逸舟：“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士柏咨询网，2004年4月29日。[4]苏长和：“问题与思想——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8—30页。[5]张睿状：“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学术批评网，2003年7月7日。[6]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7]Ole Wae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Peter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1998，pp.48，61-63.[8]See Andrew Hurrell,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No.3（July 2001），pp.489-494.[9]参见梁守德：“关于中国外交学的中国特色的探讨”，载《外交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第51—55页；梁守德：“试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年第1期，第15—21页。[10]参阅〔德〕胡塞尔著：《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Anthony Kenny,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1]〔美〕罗吉·汉森著：《南北僵局之出路》，刘鸿基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12]〔法〕勒内·杜蒙、〔法〕玛丽弗良斯·莫坦著：《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13]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3页。[1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5日。第三节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总体来看，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时间较晚，与社会科学其他成熟学科相比，在方法论方面尚处于发展阶段，但经过多年的探索，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了若干相对完整的由各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所组成的方法论体系，涌现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正[1]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向库恩所说的“标准科学”阶段迈进。但是，长期以来，国际关系方法论一直在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之间争论不休：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般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所遵循的基本分析逻辑，比如哈耶克、米塞斯等都是从严格的个体行为假定推导出来的；方法论集体主义一般是社会学家所遵从的，比如涂尔干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学者采取折中的方法论，将两者结合起来，大多效果不佳。方法论对于学理研究的重要性（比如它可以帮助人们不犯常识性的错误、在逻辑推理上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等），激励着我们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厘定正确的方法论。一、宏大理论的失灵与国际关系普遍理论的终结

早期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论深受社会学传统的影响，力图建立一个理解整个社会结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的体系，或曰近代思想史上存在久远颇为恼人的“霍布斯问题”（Hobbesian problem），也[2]就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贯穿了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史。1937年，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专著《社会行动的结构》问世，帕森斯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能解释所有人类行动的理论体系，社会学界将其的[3]结构功能主义称之为“宏大理论”。

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对宏大理论的尝试，历经了从威尔逊主义、卡尔主义、摩根索主义一直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众多思想家，他们抓住战争的原因和和平的保障以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试图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学派尽管争论激烈，大多都涉及一个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如何可能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对“霍布斯问题”的不同回答。然而，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没有就这一问题得出满意的回答，要么只能部分解释历史，无法预测未来；要么提出的理论很快就被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所证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几乎所有的理论流派都没有能够预测到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更没有准确预测“冷战”的迅速终结。面对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各种宏大理论的研究纲领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迄今为止尚未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首先，现实主义路径的“悲剧视野”，导致现实主义对全球化时代新政治的漠视和无所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路径（realpolitik ap-proach）是一种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世界观，它恪守国家中心的立场，强调权力及其精确计算，严格遵循国家利益（特别[4]是以权力规定利益）至上的逻辑，相信实力导致权力。现实主义的学术追求基本上静止在“均势和平论”以及通过自保、联盟、威慑等手段实现安全保障上，总体上认为人类弱肉强食的竞争格局不可能发生改变。基于此种保守的立场，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承认，尽管看上去权力政治是不道德的，但是在限制敌手的行为方面运作得一直不错。至于非国家行为体、国家之间因为交流而增加的互信，是靠不住的。不少的现实主义学者对信息革命也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不幸的是，他们的理论回答仅仅是把信息革命的成果作为巩固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没有对权力政治本身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现实主义者采取了把社会发展为我所用而非自己调整适应社会发展的思维路径，因此在理论追求上是反历史的，在结论上也必然体现为文明社会发展的反动。其基本逻辑是强调运用国家的权力对信息的存储和流动进行严格的控制，通过严格的编码对信息进行封锁，以获得所谓的信息权力，就如同“重商主义者”强调权力对财富的控制一样。比如1986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在斯坦福大学巴黎校友会上就信息革命发表演说指出：“信息是我们新的国际标准，财富将根据信息传播的情况增加或减少。信息革命正在……改变国家之间财富和实力的对比。”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1986年就提出了著名的“知识结构权力”的问题。就此，我国一些学者也明确指出：“信息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5]要构成要素，信息力是综合国力的主力。”具体到军事领域，认为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信息战，战争的一方可以通过摧毁敌方的信息系统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信息战的典型代表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见，现实主义的路径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走出权力竞争的轨道，注定其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悲剧前景。文明冲突论就是一个例证。

其次，自由主义的创新精神使得其对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捷足先登，但过分注重价值理念的实现使其无法有力地化解来自传统力量的抗拒。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自由主义的路径一直担负着为国际关系提供目标、进行理念导航以及提出具有创造性前景的艰巨任务。从19世纪的“曼彻斯特信条”到20世纪初的“威尔逊主义”创立的“国际联盟”，从20世纪中叶大国集体安全造就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到“复合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理论造就的欧洲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无不昭示着历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杰出贡献。自由主义者在默默无闻中缔造世界和平前景的努力，与现实主义者站立在国家战略和军事冲突的潮头指挥千军万马的镜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正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创新精神，使得他们比现实主义者更好地跟上信息社会发展的步伐，因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理念和设计。1990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认为“信息正在变成实力”，“对新的信[6]息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力手段”。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自由主义者则更加提出了制度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国际制度改造国际社会的历史使命。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路径对信息社会的反应存在诸多理论上的缺陷，使得实现的理论成果十分有限。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过分注重国际经济方面的联系和互动，对信息空间强调得不够；尽管意识到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价值，但还没有准确把握住非国家行为体的客观基础，将其定位为跨国联系的层面显得十分勉强等。总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由于处于和现实主义路径的争鸣之中，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和现实主义有一些合流，在理[7]论框架、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一些融合的倾向，在分析全球政治的时候更多地从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进而限制了自由主义路径对全球政治的深层关注。

另外，非主流学派的“挑战使命”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全球政治以更多的考虑，但是其批判的使命本身限制了建构的潜力，以至于在全球政治的宏大理论建构问题上虽不能说毫无建树，至少没有什么标志性的成果。因此，宏大理论的研究几乎无法对全球政治研究产生实质性的成果，由此宣告了在全球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宏大理论的终结，对于全球政治的研究还必须寻找新的方法论路径。[1]〔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9页。[2]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列奥·施特劳斯曾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论述，这里的看法就是取自施特劳斯的，参见Leo Strauss：Fa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o Strauss and Eric Voegelin，1934 1964，University Park, 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也可以参阅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翻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4]从古典现实主义到当下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强调权力至上、坚守历史循环的悲剧逻辑始终没有多少改变。参阅〔美〕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5]黄硕风著：《国家盛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6]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Basic Books，1990.[7]秦亚青先生在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提及。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4页。二、微观经验理论与国际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

宏大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困惑，引发了一大批学者转而尊崇微观经验主义的研究。其中，最强劲的是两股方法论潮流：一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视政治数据的收集和整理，要求在进行价值祛除的同时，在现象和数据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数学验算和计算机模拟；二是理性选择理论方法，或者称之为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理论或者新政治经济学，“它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利用逻辑和演绎，研究理性的行为主体如何将它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机会最大化，这[1]是对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经济分析。”

行为主义方法反对传统的价值推演方法，注重创立经验方法，认为国际政治学应该是一门能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的科学，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实际的政治行为进行观察和资料搜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工合作，运用纯经验的定量分析等技术手段。为此，行为主义主张抛弃国家之类的定性概念，代之以行为体、政治系统、单元等可测量的概念。行为主义注重个人行为的重复性、[2]可见性和可量化性，更多地从政治心理学寻找政治行为的根源。行为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很大。艾萨克认为，传统政治科学之所以被行为主义替代，主要基于两条理由：一是传统的政治科学不能提供可靠的政治知识；二是通过与传统不同的[3]途径和方法，我们能够获得更可靠的知识。在国际关系学界，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戴维·辛格等学者深受行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卡普兰，提出著名的国际体系六模式，运用科学行为主义所推崇的策略观念、价值标准和计量方法从结构、成员、职能、行为的环境条[4]件和变化诸方面对体系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深化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行为主义严谨的方法和规范的分析图式，成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要的学术规范。

然而，行为主义在开启了精确研究的同时，也陷入了更严重的多重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行为主义要求恪守价值中立，尊奉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另一方面研究中不断面临价值冲突的选择，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国际事务的解释奉行“冷战”的二分法，即一边是民主和仁慈[5]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边是铁板一块的资本主义国家，此种口头上价值中立的前提实际上还是恪守西方政治的价值观；一方面高举科学方法和技术至上的旗帜，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往往无法将这一精神贯彻到底，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因素根本无法定量分析，比如海沃德·阿尔克创立的政治数理分析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最终难以像物理化学那样精[6]确分析。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主义方法约束下，国际研究的学者远离了生动的国际政治现实，许多研究成果都成为纯粹的书斋参考书，使其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量的学者又重新批评行为主义的方法，重新强调价值评判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比如批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政治等等，蔚为大观。

如果说行为主义主要受到了自然科学、生物学（比如系统论）、心理学、病理学、物理学（比如政治实验科学家芒罗）、数学等学科影响进而从归纳综合的途径进行国际问题研究的话，理性选择理论则更多地受到了经济学方法的影响以演绎分析的途径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在国际关系学界，肯尼思·华尔兹、罗伯特·基欧汉、奥兰·扬、约翰·鲁杰、曼库尔·奥尔森、布雷诺·弗雷、查尔斯·金德尔博格等都受到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深刻影响，许多人本身就是经济学家（比如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国际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将国家假设成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将国际政治过程看作是理性国家之间的算计、交易和博弈的过程，运用经济博弈论的[7]方法展开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问题研究界中充斥着经济学的研究，似乎形成了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研究领域，最具说服力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大部分国际问题专家转行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且事实证明理性选择理论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研究中十分具有洞察力。

但是，与行为主义方法论一样，理性选择理论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困境：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反证了通过理性选择可能最终导致理性的行为体反而不愿意选择集体合作而倾向于免费搭车；在国际事务中大多数行为体包括国家都很难保证在一切决策上都是理性的；理性选择理论力图解释的国际政治合作在更多的情况下难以做到理性达成合作，等等。最为严重的困境来自理性选择理论往往把行为体看作是同质的行为体，忽略了政治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理性选择主义的硬伤。因此，在90年代之后，理性选择理论开始向制度主义转型，将制度因素纳入理性选择主义的分析框架，形成所谓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并且日益重视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历史社会学、文化理论等方法论日益兴起。

总之，无论是行为主义方法论，还是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都是[8]将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还原为简单的个体行为聚集的结果，力图将国际政治学转变为一门“纯科学”，反而因此忽视了国际政治科学的政治性，脱离了国际政治的复杂实践。如此这般，微观理论的研究由于关注的问题过于狭小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在价值祛除的研究中迷失了国际政治理论的方向，不利于把握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的历史性转变，全球政治研究呼唤新的方法论。[1]Iain McLean, Public Choice:An Introduction, Oxford：Basil Blackwell Inc.，1987，p.1.参阅丹尼斯·缪勒著：《公共选择》，阳春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2]〔美〕詹姆斯·西瑟著：《自由民主与政治学》，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3]〔美〕艾萨克著：《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薄智跃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著：《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讨》，高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9页。[6]在政治学研究中，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做到完全精确，政治现象中只有小部分可以做到精确度量，如果强硬推行精确度量，最终成为一堆“充满真空的材料”。See John C.Wahlke, Pre-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9，Vol.73，pp.9 30.Also see Haylard Alker, The Humanistic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December，1992.[7]肯尼思·华尔兹在讨论无政府状态对行为体影响的时候，采用了自由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分析的经济学方法，得出小数目的国际体系要比多数目的国际体系更加稳定。参阅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罗伯特·基欧汉在讨论后霸权时代国际制度的可能性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博弈论、市场分析等。参见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海伦·米尔纳也从国内竞争的角度考察对国际合作协议的消极影响。See Helen Milner,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8]还原主义的实质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将无关紧要的现象排除在外。比如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专门作为讨论了还原主义方法。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三、中层理论的兴起：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站在了历史发展步入新时代的起点。人类社会走向全球政治的历史走向，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们的首要职责应该是关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国际问题，同时为繁杂的国际社会发展提供准确的理论阐释模式。面对这一现实需要，不同的方法论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和努力。传统的宏观理论试图通过人、国家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等范畴进行假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适性的框架，并试图发现某种普遍的规律，结果只能建立起一些抽象的框架而不能对现实提供有效的解释，提供的理论太抽象和宽泛，缺乏现实说服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方法论虽然集中精力解决对具体现实的解释问题，提高了理论的可验证程度，但得出的结论往往太琐碎和具体，很难捕捉到大历史的宏观图景。

综合上述分析，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任务要求在方法论上将抽象的宏大理论研究和零打碎敲的微观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拉近两者之间存在的学术鸿沟，弥合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裂痕，这是全球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术路径，其可能的理论方式就是在宏大叙事理论与微观经验研究之间建立中层理论。

事实上，“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的概念并非来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是来自社会学。这一方法论路径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K.Merton）在1949年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中层理论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1]之间的中介物。中层理论是相对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的“宏大理论”和行为主义学者提出的“微观理论”而言的。然而，他的学生、社会学博士默顿却对老师醉心于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没有兴趣。他认为，构筑抽象统一理论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缺乏必要的理论和经验基础研究，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而只热衷于研究实际问题，也会窒息社会学。所以现代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具体的、适用于有限数据的理论”即“中层理论”。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论理论社会学》中。所谓“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的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是一种脱离抽象层次而力图接近经验事实的功能论，所以乔纳[2]森·特纳又称之为“经验功能主义”。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其主要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并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有限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和理论假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中层理论在社会学产生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影响到政治学领域，60年代之后在西方政治学界盛行的政策研究、决策分析、政治文化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多元主义理论和集团政治理论都属于中层理论的研[3]究范畴。

从中层理论的角度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可以概括为对国际政治行为体互动之动态过程的研究。在全球网络共同体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全球市场、全球公民社会、全球精英等行为体分别奉行着不同的政治逻辑，如果单独从某一个行为体出发考察，必然陷入一种微观方法论零打碎敲的泥潭；如果从全球政治总体出发将研究建立在国家利益、权力、无政府状态等阐释性概念的基础上，就会形成一种抽象的理论框架，难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对全球政治进行中层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建立在具体的全球政治行为体及其制度化行为等经验性概念基础上，也不刻意寻求对全球政治的终极理论解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分析客观的社会条件把握全球政治的逻辑；另一方面整个研究也不拘泥于特定的政治行为，而是从不同政治行为逻辑的互动中追问解决全球政治的内在规律，寻求能够推而广之针对全球政治的一般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层理论研究事实上是宏大理论和微观经验理论研究的综合和延伸。

中层理论的方法论可以将宏大理论的人文主义哲学路径与微观经验理论的科学主义（行为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恰好适合作为中观理论层次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既是一种学术，也是一种实践。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科学，诚如汉斯·摩根索在《政治学的困境》中所说：“国际政治学的任务就是把政治学的一般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并根据国际政治的独特性质对这些原则重新加以表述、修正和规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需要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探索“一组组关于特殊行为或现象的法则”。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适性的通用理论，对任何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是一种事业，是一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因而必然带有不同国家、社会、民族、宗教等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历出发，对西方社会历史的最好总结，昭示着西方社会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传统，最终是为西方社会服务的。因此，不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维护西方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又是一门艺术，需要人文主义的滋润和孕育，各个国家、民族和社会集团都应该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出发，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一般成果，创造性地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理论逻辑。总之，坚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中层理论研究线索，有利于开展针对一个国家需要的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诚如苏长和所说，“要使国际关系成为受其他学科尊敬的学科，可以在两条道路上进行探索，一条是走思想史的道路，另外一条是走[4]经济学发展的路子。前者是人文的，后者是科学的。”人类主义对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考察，可以从哲学法则、价值坐标、文明发展、全球正义等宏大视野得出国际关系前进的方向，巩固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基础；而科学主义则有助于探究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原则的客观逻辑和现实道路。前者强调“解释世界”，而后者注重“改造世界”。

那么，如何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贯彻中层理论的方法论？从世界发展主潮流和中国国家发展需要出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坚持中层理论需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从社会物质领域确定整个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注重分析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善于从时代潮流和时代主题的高度为国际关系理论确定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平、发展、民主、合作成为历史潮流，有三大类问题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去关注：一是在主权渐渐式微的背景下，以什么方式来组织世界政治，寻求世界政治新的治理之道，避免战争与冲突。其实，新近的帝国论以及欧盟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回答，但是这种回答并非绝对，更不是唯一。二是如何理解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角色问题，中国自身的变化与进步会给世界政治治理带来什么，以及中国如何处理与变化的[5]世界政治及规则体系的关系。三是在中国崛起后，中国期望的理想世界政治范式是什么，这一理想范式与当下国际关系的范式存在什么差距，中国应该如何在缩小这一差距中扮演建设性作用。前两者是关于世界和中国“实然”的问题，后者是关于世界和中国“应然”的问题，中层理论要求中国学者将“实然”和“应然”的问题结合起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来。

第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高举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的大旗，注重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寻求研究课题，紧紧围绕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展开历史、理论、战略、策略的研究。尽管学术和真理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是有国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当然应该服务于中国的国家需要并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舍此某一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便缺乏生命力。正确的理论从哪里来，只能从丰富的实践中来。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大学者来看，都不是闭门造车得出的书斋学问，大多要么对世界政治的社会影响感同身受，甚至直接体会到了战争与冲突的残酷，要么投笔入仕，直接参与到某一国家复杂的国际事务实践之中。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国际事务有深刻的体会，才能通过学理的深思得出高人一肩的高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学术界和政界的合作交流，实现以学养政，以政促学的良性循环。作为学者，必须密切关心国家外交的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围绕国家亟需的急难课题展开纯学理的研究，稳定学术研究队伍；作为政治家，也必须真正倾听学界声音，做到不带偏见地学会与知识分子讨论、辩论和争论，真正看到战略和政策背后的坚实理论基础。学界和政界的良性互动，呼唤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明确科学的游戏规则，实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第三，中层理论要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看到全球化时代不同价值原则及其矛盾的普遍性，能够从不同价值原则互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寻找实现和解和妥协的可行性道路，而不是站在某一价值原则基础上否定另一价值原则的合理性，甚至诉诸武力企图彻底消除另一价值原则。中层理论的人文主义倾向要求对待任何价值原则领域的争论，只能通过人文讨论及其制度化的方式寻求认识上的共识，不能像科学主义倾向要求的那样，实行价值祛除，以自己的价值原则为唯一正确的出发点，抹杀和否定其他价值原则的正当合理性。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以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准则作为研究出发点的时候，在前提假定上同样也要确立其他国家和共同体利益和价值准则的正当性，在国家、安全、发展、秩序、模式、外交等各领域都要牢固树立这一根本认识论原则，在理论研究上创造必要的宽容，在战略和策略的设计上具有必要的灵活性。

第四，在全球化的世界，包括国家、非国家、次国家、跨国家和超国家等众多行为体共同存在并共同参与世界事务，每一行为体参与世界事务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在这样一个多行为体共处且各自奉行自己价值原则的世界里，要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将自己置于一种中间地位，善于从互动的角度理解世界政治的原则和秩序。不管处理什么议题和事务，都要求对各种行为体的角色和可能的影响以充分的估量。在传统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往往仅仅考察国家之间的互动，非国家行为体被视作无足轻重的因素，国家被看作是内部黑箱作业的原子行为体。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尽管看到了一些微观行为体，但将其与国家比较起来，依然被看作是从属性的因素。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涉及国家需要的议题领域，研究国家与国家互动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考虑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限制和制约。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面对着来自与其他国家综合国力比拼的挑战，也面对着来自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明枪暗箭”，故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任何问题上，都必须将这些行为体考虑在内，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第五，中层理论要求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并不表明削弱科学主义的标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当下更缺乏的不是人文主义的思辨和体悟，而是缺乏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严格素养。中国学者在开展理论研究的时候，更喜欢微言大义，对某一问题迅速作出判断和创新结论，但对于如何通过严格的标准、程序、方法以及丰富的材料论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却非常忽视。中国学术界的这一问题，既深受中国五千年经学传统文化影响，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深受以德国哲学为主要内容的欧洲大陆哲学影响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必须下大力气强化科学精神的培养，严肃学术风气，严格学术规范，在确立一系列关于国际事务和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思维的同时，注重实现这些理念和思维的理论和对策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更是一切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们这里所阐述的中国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方法论只是一种大致的路径，在具体的研究中根据问题性质不同，宏大理论研究和微观经验研究还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各种方法共同努力的结果。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论使用哪一种方法，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只不过某一种特定的路径走起来更容易和减少弯路而已。[1]杨念群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页。[2]〔美〕乔纳森·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下册），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3]郭定平：“中层理论”，载中国政治学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4]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5]苏长和：“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小结

相比国外特别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由于起步较晚，基础薄弱，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1]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中国的崛起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卷入国际事务程度的日益加深，呼唤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革命。中国的理论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中国的国家需要，全面设计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规划，积极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为了铸造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呈现中国气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必须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奏的方法论，通过中层理论的路径弥合宏大理论与微观经验理论之间的鸿沟，将理论研究建立在坚持的哲学基础之上，贯彻彻底的科学精神，以过硬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是中国学术界多年以来的共同愿望，更是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思考题

1.试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系。

2.如何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理论贫困？

3.如何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体现中国特色？

4.中层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具有什么意义？[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3页。第二章　中国国家建设理论与新国家观

国家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国家中心主义是传统国际政治[1]的基石，大多数国际政治思想家都把国家作为理解国际事务的中心。但是，国家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社会存在，在英国学者巴里·布赞看来，国家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最初的国家形态不过是城邦、游牧帝国，直到近代以来才转变为现代国家，而且现代国家也不是永恒的，[2]必将被新的国家形态所取代。这是我们认识国家的重要方法论。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在法理上需要具备一系列基本条件，在制度形态上呈现为现代型国家。“300多年以来，国际体系的特征基本上体现了对国家及其主权中心地位的认可”，“每个国家都被视为对外拥有主权以及法律上平等的政治行为体，每个国家都被当作享有在其领土范围内至高无上统治权

[3]威”。因此，每一个国家要进入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就必须完成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这一过程被学术界称之为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国家的建设往往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结果，体现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从近代西方国家建设实践来看，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前现代国家转变为绝对主义国家，消弭了各种领主、贵族、教会等独占的额外权力，确立了国家主权（最初主要表现为君主主权）的至高地位；第二步是在国家主权确立稳固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市民[4]社会的成长，通过民主化的制度推进，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与近代资产阶级扮演了关键角色。

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具备社会领域中的现代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缺乏承担国家建设的现代社会力量。恰恰相反，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中国社会呈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结构，主权破坏，政令不畅，地方自行其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国家衰败的权威危机之中。晚清以降，如何摆脱国家权威危机，创建一个能适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国家制度，一直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的核心问题。在历经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政治力量的反复探索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初步实现了国家建设的第一步任务。诚如杨雪冬所言，1949—1978年间国家建设消除了众多的权力竞争者，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通过重构社会阶层、灌输意识形态、动员民众参与、集中权力以及建设干部队伍等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措施[5]建立了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家建设的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特别是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制度领域还存在不少与之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

然而，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又对中国国家建设提出新的任务。不管是已经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西方国家，还是没有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都面临着新的共同的国家重建任务。“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政治实践表明，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分别从国内和国外界面削弱了国家主权的社会基础，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基础遇到严峻挑战。“主权让渡”、“主权限制”、“超越主[6]权”、“共享主权”等各种削弱主权的声音越来越强。抛开不同学者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论，从民族国家独享主权的时代向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共享主权的时代转变的倾向已经日益明晰。民族国家建立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新型权力关系，成为国家重建新的历史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要求中国学术界不仅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更要重视从全球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如何通过国家建设理论的研究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最终实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与其他国家、非国家、跨国家乃至超国家行为体间的新型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是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节　国家建设与国家统一：对中国　国家建设的理论总结

自19世纪中叶跨入近代历史以来，中华民族一直生活在屈辱感之中。“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7]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者要求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性任务，后者要求中国集中精力致力于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第一个历史任务来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政治上面临两大危机：一是主权危机，即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对中国内部事务进行肆意干涉；二是政权危机，即中国封建政权极端腐败，在外敌压力下日趋分[8]崩离析。由于两大政治危机的存在，决定了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必须承担双重的革命任务：一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争得主权而进行的民族革命，建立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二是为推翻封建地主压迫、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民主革命，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这两个任务中，[9]“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之时，都不能不充分考虑这一政治现实所提出的历史使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新中国脱胎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新中国成立伊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面临着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多重任务。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现代国家在中国并非先发内生，而是在西方诸多现代国家的强势挤压下被迫进行后发外生的建设过程，充满了对西方国家建设模式的模仿、抵制、[10]适应和改造等多种矛盾的交错挤压。因此，中国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在现代政党的领导下，借助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再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逻辑在次序上正好和西方国家建设的逻辑相反。中国的国家建设理论就是沿着这一大逻辑向前推进的。一、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与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回顾

从西方社会的实践来看，现代国家建设的一般逻辑是由推动现代化发展的现代阶级（即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来领导进行的，国家[11]机器建立后由现代阶级组织国家政权并行使国家主权。但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实践与西方社会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别，因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社会中的新贵族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由于专制君主和地主的权力极其强大，压抑了资产阶级的生长，同时，又受到来自外来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侵蚀，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发育[12]不良的状态，具有两面性和软弱性。由于资产阶级的发育不良，在理论上决定了无产阶级处于同样的命运，整个社会的主体是农民。毛泽东对中国整个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中国革命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但又必须联合广大农民阶级，才能取得革命胜利。其中，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表明，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国家建设问题上的思路有一致的地方，即以党建国，通过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支撑和推动现代国家的建设。因而，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理论思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其普遍意义而言，现代国家建设（modern state-building）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国家与市场、社会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三重关系，使之有利于自己存在、维持和强大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民族”、“公民”的建构特征以及民族国家的动态过程。故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也必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考察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存在。人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大都指的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家”。韦伯认为现代国家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它由无数的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领袖（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这些机器，并有能力或者权威为其所统治下的特定土地上的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武[13]力。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国家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组织，而是特指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表达形式，是为了完成现代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价值标准、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比如国家主权、宪法、政权机构、政治制度等。根据众多思想家的研究，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在于，现代国家将军事、征税、行政、再分配性和生产性组织结合起来，统治着许多毗连的地区及其城市，将资本和权力融为一体，成为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民族国家存在于由其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国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14]它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显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模式，它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国家建设就是建立并完善现代国家的一系列制度构成，表现为国家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以及科层制国家体制的建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家制度建设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指导下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制度、政府体制，巩固并统一了国家主权、政权和行政权。相比国家建设的一般要求，中国国家建设尚未完成的任务包括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完成、在政治体制中还存在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环节和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和自行其是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待于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实践中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逐步解决。

二是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理念、政策主张和社会实践活动，是领土上有组织的政治集体所具有的某种可以觉察的同一感，标志是疆域意识，具体表现形式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和对于“敌人”的恐惧感。民族自决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信念。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建设除了受到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推动之外，还充分借助了民族主义焕发出来的强大政治热情。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也经历了民族主义高涨的激励。不过，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高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结果。中国的民族主义却非如此，而是受到了列强入侵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激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落后国家来说，消除民族压迫、获得民族解放是一切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民族主义运动，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推翻外来殖民统治和压迫，实现民族解放，缔造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当代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现代化进程实质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条件。中国也是如此，当中国从天朝大国的历史深处走出来的时候，远渡重洋的入侵者利用船坚炮利的现代技术夺去了她的主权，把她置于殖民体系统治之下。于是，中国民族主义为恢复主权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展开了英勇无畏的斗争，此种民族建设不同于西方先发内生的形成路径，其动力来自外部的冲击，是一种后发外生的形成路径。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交流，逐渐奠定了作为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相互间的文化交汇形成了56个民族的良好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主义认同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比如“藏独”、“台独”、“东突”等势力，这些势力的活动是对民族建设的极大破坏和冲击，有待于在民族精神的构建中予以化解。

三是民主建设（democratic building）。国家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内容，民族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文化纽带，而民主建设则是支持现代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民主建设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缺少民主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就缺乏持续发展和团结互助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新中国的民主建设是实现国家独立后争取人民解放任务的根本要求，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极大影响。大多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是经历了一段由“爱国”而投身“革命”进而信奉共产[15]主义的思想历程。对他们来讲，共产主义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而且对于苏联模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与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结在一起。但是，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毕竟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中国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现代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出于这样的价值选择，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主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大民主的方式，通过发动政治运动释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然而，虽然此种思路对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此种思路存在着许多缺陷，在实践中导致了严重的问题。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建设开始沿着现代化发展所要求的方向，将民主建设纳入了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在民主法制建设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经过建国以来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国家建设初步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作为现代国家基本构成要件的领土、居民、主权、政府、国际承认等都已经具备，现代国家的国内制度建设，比如政府制度、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制度等的建立初步构成了中国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大致框架。同时，现代外交制度比如国家主权制度、外交价值原则、外交组织体制和具体的外交行政制度等也已经初步确立。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加入了大多数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也初步确立，并且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的政治信念和社会凝聚力，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重要支持因素。

不过，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任务并没有最终完成，这成为牵制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统一大业尚未最终实现，成为制约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南中国海和钓鱼岛等主权归属问题尚处于搁置状态，成为许多国家猜忌中国未来的重要把柄；中国国内制度建设还面临艰巨的任务，各种形态的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和自行其是现象还大量存在，在一些地区由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行政体制等原因，中央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表明，中国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能否实现中国的长期和平发展，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是重要的决定性条件。[1]具体可以参阅〔日〕星野昭吉著：《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过程中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张胜军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282页。[2]参阅〔英〕巴里·布赞等著：《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3]Raymond Plant，“Rights and Rules and World Order，”in Meghnad Desai and Paul Redferm, eds.，Global Governance:Eth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World Oder, Landon：Printer，1995，p.191.[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著：《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5]杨雪冬：“中国国家建设的未来：理性化和民主化”，中国政府创新网，2005年9月19日。[6]Joseph A.Camilleri and Jim Falk, The End of Sovereignty: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Hants, England：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2）；Julian H.Franklin, 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J.D.van der Vyver，“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in Constitu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5（1991），pp.321 443，at p.357.[7]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13日，第1版。[8]这一点，从中国逐步半殖民化进程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军阀派系林立，国家分裂为好几个军阀集团互相割据，在中国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军阀混战。[9]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00页。[10]关于国家建设的研究，在西方政治学界论述很多。比如Deadalus，“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Special Issue, Vol.122，No.3（Summer 1993）；Gordon B.Smith, ed.，State—Building in Russia：The Yeltsin Leg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Armonk, NY.：M.E.Sharpe，1999）；Taras Kuzio, Ukraine：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New York：Rutledge，1998）；Taras Kuzio, Robert S.Kravchuk and Paul D’Anieri, eds.，State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n Ukrain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and, Jill A.Irvine，“Ultra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State Building in Crotia，1990 1996，”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44，No.4（July/August 1997）。[11]参阅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12]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13]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Talcott Parsons（New York：Free Press，1964），p.156.[14]〔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147页。[15]参见牛军著：《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二、一国两制与中国国家建设理论的主要矛盾

洗雪百年国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长期的共同心愿，也是国家建设最重要的内容。邓小平指出：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感情的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1]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作为近现代历史的一系列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成为祖国统一的重要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思竭虑，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建国初期，由于考虑到中国实际情况，对香港采取机动灵活的和平策略。为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环境，认为维持香港现状，对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保留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渠道和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更加有利。与香港问题一样，澳门问题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对台湾问题，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而坚决的，即一定要实现祖国的统一，但由于国内建设任务繁重、抗美援朝斗争和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百般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一再被拖延下来，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经历一个从武力解放台湾到确立和平统一的过程。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形势日趋缓和，台湾问题因美国武装干涉而复杂化，国内“一五”计划全面铺开，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适时调整了对台工作方针，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首先提出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之上将海峡两岸中国人团结起来，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第三次国共合[2]作”、“一纲四目”等政策主张。但是，由于受到“文革”因素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挠而没有取得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如何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经过反复思考，邓小平同志酝酿推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3]定，也不伤害哪一方。”“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4]提出的，但首先运用于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包括：“一国两制”的基础和政治前提是一个中国，即全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可分割，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核心是和平统一祖国，两种制度长期共存；主体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长期不变，且有法律保证。1997年7月1日，香港实现顺利回归，1999年12月20日，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回归用事实充分证明，用“一国两制”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一国两制”是新时期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实践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虽然“一国两制”构想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推出的，但它所涉及的问题，如主权问题、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国家统一问题等，都是当前国际关系中一些重大问题，都是国际性的，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它回答了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如何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的问题，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

随着香港和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被摆上中国国家建设任务的重要日程。“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对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邓小平指出：“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5]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科学构想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使我们更坚定了按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1995年1月30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深刻内涵，就新时期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重要主张。江泽民指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对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但反对台湾搞以“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可以吸纳两岸各党派、团体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阴谋的；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欢迎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6]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邀请，前往台湾。江泽民的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希望突破两岸政治僵局，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心愿，成为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又一纲领性文件。八项主张引起台湾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和赞许，他们呼吁台湾当局以“前瞻的视野、理性的态度、务实的作为，做出善意的[7]回应”，形成了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大政治力量。

然而，与中国大陆释放的和平信号和和平意愿相悖的是，近年来“台独”势力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对“台独”活动的纵容下，“台独”势力迅速发展。在李登辉特别是民进党政权的主导下，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实际的分裂步骤，在政治体制方面，力图通过“宪政改革”将台湾改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适应制造“两个中国”的需要；在外交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目的的“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推动所谓“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在军事方面，大量购买国外先进武器，谋求加入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企图变相地与美日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在思想文化方面，搞“去中国化”，宣称台湾文化主流不是中华文化，而是日本在台湾统治的皇民文化，推行“文化台独”，特别是削弱台湾青年的中国人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割断两岸同胞的思想文化纽带。1999年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鼓吹要把中国分成七块各自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区域，随后公开抛出“两国论”，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2000年大选之后，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实施所谓的“渐进式台独”，在分裂国家和谋求“台独”方面有了新的发展。

从台湾问题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国家统一理论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蒋介石时代，台湾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国[8]家政权的斗争，作为内战的延续，是所谓的“法统之争”。到蒋经国时代，随着中国大陆和平统一政策的提出，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出现了某些弹性松动。1987年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开放赴大陆探亲，打开了两岸封闭隔绝的大门，台湾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前提下，开始探索统合两岸关系、寻求国家重归统一的新途径。到李登辉时代，台湾当局在坚持两蒋时期政策的同时，开始有所调整，提出不计较名称与可以接受“双重承认”，在政治上明确了“一国两府”的政策构想。但到了李登辉执政的后期，特别是1993年之后，台湾当局的两岸关系定位逐渐由“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中国”。2000年之后，以“台独”为政策纲领的民进党上台，台湾问题从两蒋时期的“法统之争”，转变为李登辉早期的“代表权之争”，继而转变为“统独之争”。台湾问题发生的变化，充分表明中国国家统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渐从解决政权危机转变为化解主权危机，如何有效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主权的各种挑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国家主权制度成为事关国家统一理论和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理论课题。具体来说，中国国家统一理论面临的主要矛盾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族群主义冲击民族主义，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民族主义基础面临严峻挑战，整合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发生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族群意识和地方化倾向的兴起，面对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关注社区、关注族群、关注本土文化成为一种趋势。台湾是一个多族群共同生活的地区，从而孕育了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迄今为止形成了所谓原住民、台湾客家人、台湾闽南人以及外省人组成的“四大族群”。自“解严”以来，具有族群意涵的各种政治、社会运动纷纷走向前台。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台湾发生的群体纠纷冲突，大多产生在汉族人之间，最尖锐的矛盾是所谓的“本省人VS外省人”，称为“省籍矛盾”。族群主义复兴及其在政治中的介入，直接解构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情结，成为制约国家统一的阻碍因素。

台湾族群主义兴起与台湾的历史及其政治经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动荡不安中，又曾经遭受过西班牙人、荷兰人的殖民统治，后来又长期遭受专制当局的压迫，台湾民众内心就积淀有一种莫名的苦难感，也就是“悲情意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及其遭受的重重苦难，培养了他们特别强烈的要求掌握自己命运，要求当家作主的愿望，进而不同族群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期望。毋庸置疑，此种追求民主、自由和当家作主的要求是正义的。但现在台湾民众这种“悲情”被台湾一些政治人物扭曲了、利用了。在选举中，他们煽动民众支持某些特定的候选人或某些特定的政治主张，为他们捞取政治利益火中取栗。“台独”势力和台湾当局在与大陆的政治博弈中看到了这一新趋势，在政治上借助这一趋势鼓噪“独立”声调，激发台湾岛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特别是一些人利用台湾民众这种历史“悲情”跟“台独”联系在一起，以鼓噪族群意识取代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主张“台独”的根据。一些谋求“台独”的政治力量通过制造所谓“台湾被大陆打压”的假象来煽动“悲情”气氛，为“台独”寻找所谓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如何化解台湾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塑造超越族群矛盾的共同民族情感，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条件。

二是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发展成为夹击国家主权和引发主权危机的重要力量，整合国家统一的制度框架发生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种趋势体现为两种扩张：一是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二是民主的全球化浪潮，经济的市场化浪潮使计划经济几乎绝迹，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则使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军人统治、威权政体和集权政体土崩瓦解。中国台湾的发展在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推动下，逐渐形成了解构国家主权的客观趋势：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台湾经济和社会向着全球范围内展开，谋求所谓“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成为台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这一客观要求却成为台湾当局实现政治图谋的工具，将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政治化为“台独”分裂主义，从而引发两岸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台湾岛内政治民主化的潮流与少数“台独”势力制造的“去中国化”交织，使得中国大陆针对台湾当局和少数“台独”势力的斗争成为“去中国化”论调的一个口实，并借助民主化浪潮将这一问题复杂化，刺激岛内公共舆论的政治分离主义偏见，成为破坏国家统一进程的强大政治力量。岛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两股潮流交错发展，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成为解构国家主权合法性的强大动力。如何在充分考虑台湾社会经济全球化趋势所需要的国际空间基础上，引导岛内民主化潮流向着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成为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冲击传统国家民主观念，非国家行为体和小国效应在国际政治领域地位的提升，冲击了国家统一的法理空间。20世纪中叶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兴起成为一个十分强劲的趋势。在环保、人口、资源、能源、粮食等领域，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国际规制以及由它们操纵的政治行动逐渐从舞台的边缘走入中心，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比如1974年的世界人口大会、1977年的世界沙漠化会议、1992年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大会、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等，都显示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强大能量。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交错发展，小国效应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各自阵营内部控制能力的下降，充分表明国际秩序中大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同时，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阿拉伯国家发起的石油输出控制行动等案例，也进一步表明在国际政治中，大国并不一定完全让小国屈服，某些小国比如新加坡、朝鲜、以色列等国家的影响力并不比某些大国弱。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和小国影响力的上升，使得国家统一的难度不断加大。一些小的政治行为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完全可以不必得到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承认，通过发展与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小国的关系，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对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最近10多年来，台湾当局在拓展国际空间的努力中，将重点调整到发展与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上，与拉美、非洲、西亚以及南太平洋等小国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并且在许多非国家行为体中参与力度比较大，为台湾的发展创造了一些必要的外部条件。

上述这些矛盾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国家建设理论面临的困境：传统的国家主权制度形态陷入了危机，传统的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和民主建设的思路都无法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实现国家统一不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问题，而是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更加广泛领域的众多复杂条件，是新的国家价值原则、组织体制和制度规范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建设理论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为实现国家统一和国家建设提供理论思路。[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0页。[2]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1963年周恩来进一步概括了我国对台原则，经毛泽东审定确定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即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均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王凤超主编：《“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页。[4]《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5]《邓小平外文思想学习纲要》，第113页。[6]《人民日报》1995年1月31日。[7]《人民日报》1996年3月8日。[8]随着形势、环境及实力的变化，蒋介石的大陆政策也随之由前期的军事反攻向后期的政治进攻为主、军事反攻为辅过渡，即从“一年准备、两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转变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速建设“复兴基地”。那时的海峡两岸，笼罩着战时的紧张气氛，金、马上空炮声隆隆，民众之间的往来几乎完全隔绝。三、新国家观：中国国家建设理论的新方向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并非像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国际政治是一个个原子撞球的游戏，而是一个个不同的制度行为体围绕一系列公共问题而展开的互动，此种互动既有矛盾、斗争、摩擦甚至引发战争，也有合作、妥协、交流甚至相互扶助。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建构主义所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只不过强调了国家间关系不同制度层面的内容，国际政治饱含无限丰富的众多内容，这也是国际政治学科化的广阔空间。

伦敦经济学院已故著名教授苏珊·斯特兰奇认为，面对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浪潮，主权国家已经无法招架如此众多的挑战，国家在发生着退却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卫领土、维持货币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治理经济周期、提供福利保障、征收税收、[1]主导对外贸易以及其他国家权力和权威都遭受了威胁和挑战。在另一篇文章中，斯特兰奇教授更明确地指出，全球化对国家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直接宣告了：如果说基于将国家作为最重要分析单位的西方社会科学还没有完全过时的话，那么至少很大部分已经不合[2]时宜了。”斯特兰奇教授的结论尽管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其对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是具有极大启发意义的，毋宁说斯特兰奇教授所说的“不合时宜”的国家仅仅是指现代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模式的国家非但没有不合时宜，而且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实，像斯特兰奇教授这样宣告国家不合时宜的学者到处都是，有的甚至直接宣告民族国家即将终结，其中最具焦点性的问题是对于国家主权的贬低和否定。总之，关于全球化与现代国家之间关系的讨论已经非常热烈，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这一讨论的中心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的地位及发展前景。在这些讨论中，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从近代以来一直处于权力核心地位、处于国际法主角地位的主权国家是否会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削弱？某种超国家、超地域的全球化政府或统治机制（govemance）是否会成为世界范围的权力中心，履行过去由主权国家履行的大多数职能？这种超国家权力的来源及合法性依据是什么？综合学术界的争论，就现代国家的未来形态必然发生变化而言是没有异议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何种改变？

这一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回答这一问题也将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国家处于内外各种交错压力的挤压之下：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治理结构自上而下从其供给的层面侵蚀着现代国家的主权权威，迫使现代国家在治理公共事务时不得不考虑这一全球性结构的限制；在地方主义的潮流冲击下越来越多的政治行为体参与到原本由国家垄断的事务中来，现代国家也不得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制约。如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当国家领导人必须获得他们的选民对一个国际协定的支持的时候，他们的谈判行为同时受到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的驱使。所谓的双层博弈就是指在国家层次上，各种国家团体通过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用对其有利的政策，从而实现本集团的利益，同时政府也需要通过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获取他们的支持。国家和利益集团之间通过不断地相互博弈，而最终形成一个总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层面上，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总代表，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磋商，以求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国[3]内的利益需求，但同时也会利用国际压力来迫使国内集团做出让步。其实，“双层博弈”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就现代国家政治形态的价值坐标而言，发现“双层博弈理论”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如何从这一博弈过程中窥测现代国家的未来形态。通过这一研究路径，人们可以进而考察自下而上的次国家力量是否终结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超国家力量是否消解了国家主权？以及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关系发生了调整和变化等重要问题。在此，我们重点考察由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形态在向着什么图式变迁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一个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观点是由伊安·克拉克（Ian Clark）提出的一个“全球化的国家”（the globalized state）的概念。克拉克教授为全球化带来的国家主权变化提供了一个复杂而有竞争力的解释，从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的利益和身份并不是固定的和既定不变的，它们自身代表着一种历史偶然性。相反，国家及其所隶属的体系必须被视作一种相互构成和永久[4]适应的关系。在克拉克看来，现代国家与全球化处于相互建构的关系之中，全球化其实是国家本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表达，而非根源，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依然存在，但是在政治形态和所作所为上已经与传统国家相去甚远。随后，克拉克教授提出了国家领土主权减少的同时也获得了全球经济管理权的收益，故而传统的国内与国际的界限应当被放置一边，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很明显，克拉克的逻辑是：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与国家主权是相互建构的，一个国家对国内事务一定数量主权的让渡，同时会获得相应数量的全球公共事务管理权，而一旦一个国家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权力延伸到各个领域，那么该国家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国家，即管理权覆盖全球公共事务的国家。

克拉克教授的看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其关于全球化国家的建构遵循了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路径和制度设计精神，对于考察现代国家形式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此种“全球化的国家”的观点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克拉克的解释没有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主张提供有说服力的反驳，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一体化体系的功能特征并没有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提供足够的空间。按照此种观点，决定现代国家的是世界体系的物质力量，而不是国家本身。克拉克并没有对世界体系的物质力量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予以反驳，如此一来，克拉克关于国家建构体系的看法就存在缺陷。再比如克拉克通过集中分析秩序（order）和自主性（autonomy）两个因素来分析国家主权，认为全球化能够形成某种可识别的秩序，进而通过国家的自主性可以与国家建立一种必要的联系，但是这一“国家和体系均在变化——国家和体系有联系——国家和体系形成某种秩序”的逻辑是错[5]误的，结果就成了国家自我构建秩序。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显然，克拉克提出了一个颇具眼光的“全球化的国家”理念，但是在逻辑上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理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而，我们的任务就是采取与现代民族国家从法理上比较的方法来考察“全球化的国家”的结构形态，进而确立这一形式转型的道路和条件。

我们时下讨论的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它被罗伯特·吉尔平称之[6]为“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7]一种是政治的领土的现代理性国家；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民族。关于民族国家的构成要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有三要素说，指的是人口（居民）、领土（土地）、政府（组织）。有四要素说，比如《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国家的存在必须有四个要素：人民、土地（领土）、政府、主权。有五要素说，比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民族国家有五个基本要素，即制度—法律秩序；唯一可以合[8]法使用有组织暴力的组织；具有主权的组织；社会；领土。英国学者赫尔德则从制度层面认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包括：领土；暴力[9]手段的控制；非人格化的权力结构；合法性。综合学者们的看法，特别是根据国际法学者的普遍共识，现代民族国家在法理上存在五个[10]支柱：领土、居民、主权、政府、国际承认。所谓的全球化国家必定在五个方面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最终实现民族国家形式的脱胎换骨，所谓的“全球化的国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成立。

全球化国家的第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现在领土上，全球化的国家打破了现代国家的领土牢笼，通过与其他国家、全球市场经济部门、全球公民社会部门的社会契约，逐渐建构起功能性的网络国家。

现代国家在其政治规划上是一个领土国家，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具有特权的法律秩序或宪政秩序，此种秩序表现为一个受到约束的权力结构，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管辖权并对特定的公民主体负责[11]。全球化的发展所引发的全球相互交流的浪潮以及全球问题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现代国家的疆界基础，国家从安全国家向贸易国家、虚拟国家乃至品牌国家的转移，从深层次上意味着国家在逐渐脱去领土国家的领土外衣，成为一个更多地凭借法理权威而非暴力权威实现政治整合的组织。此种脱域化的国家，可能从特定区域的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逐渐抽身出来，专心致志地处理一般社会领域向国家提出的治理事务。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沿着领土的边界垄断合法性权力，而是日益沿着功能拓展的路径重构国家的治理权力，逐渐成长为功能性的国家。同时，国家也远不能提供足够的地方性知识和有效治理，类似的职责逐渐转移到市场经济部门和公民社会部门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网络化的国家。总之，国家逐渐从按照属地原则“治人”转变为按照功能原则“治事”，在“治事”的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市场部门以及全球公民社会部门形成一种波及全球各个领域的网络化的权力关系。这是“全球化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与现代国家相比，全球化的国家的第二个重要变化在于其权威基础不再是通过单纯的民族主义凝聚的具有特定国籍的国民共同体，而是依靠爱国主义情感和理性契约凝聚的社会共同体，是一种社会性国家。

国家和民族是在18世纪晚期革命之后融为一体的，推动民族与国家融合的物质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历史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机器本身的优越性，而不是民族与国家的融合或者民族主义。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结构在历经几百年的风吹雨打之后，随着全球化在深度、速度和广度的发展而日益松弛。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交流的加速和拓展，交通运输技术改进引发的跨国流动规模的扩大和频率加快，以及环境、能源、事业、人口、粮食、核扩散、恐怖主义、南北关系等全球性问题的发展，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凝聚力都在下降。我们已经生活在多元社会里，文化生活方式、民族群体、宗教信仰和世界观等越来越多元化了。因为不同民族的交错和混血，民族的血缘基础、地域基础、语言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生活基础都日益散落，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联结的纽带逐步确立起社会公共生活的基[12]础。现在的国内社会与一个由同根文化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的理想模式越来越远了。于是，国家凝聚社会成员的纽带就不再片面依赖民族主义，而是以国家权力有效治理社会事务而产生的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于国家标志——国旗、国徽和国歌的向往与国家权力的纽带——特定国家的公民权和国籍创设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政治纽带。西方左翼学者戴维·阿姆斯特朗看到了国家社会化的历史趋势，他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提出了“社会国家”的概念，认为国家不仅是一个法律实体，而且也是一个社会行动者，能够通过其独特的主体间社会化过程来认知、学习、评估、安排并处理所有事情。因此，尽管全球化在创造一个共同的权力、货币和文化结构，但国家作为一个[13]社会行动也寻求在国际社会领域确立自己新的权威和认同基础。阿姆斯特朗的观点尽管显得有些极端，毕竟揭示了国家对全球社会一体化所具有的反应、适应和再造能力，这一点是其他学者所忽视的。国家所具有的此种生存能力，也为国家在广阔无垠的社会领域安身立命提供了强劲的生命力，也使得国家的社会化转型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一个维度。

从领土国家向功能网络国家的发展趋势，以及从民族国家向社会国家的结构变迁，从最基础的层面动摇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基石，预示着民族国家独享主权时代的终结与国家间共享主权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分享主权时代的到来。

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部门崛起的情况下，无论在国际事务上，还是在国内事务上，民族国家都不得不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挑战。首先是国家对外主权的合理性饱受质疑。面对跨国的全球性威胁，单一的国家不再能够借助自身的力量有效保护它的公民，单纯依赖主权原则也无法抵抗来自边境以外的国际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其他国家、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等）所作出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这样一些过程所产生的连环效应。尤其是一些“自发性地超越边界”的事件，比如环境污染、有组织犯罪、武器交易、流行性传染病等等，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由其他国家的决定所造成的后果而无法作出选择。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坚持主权原则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对于解决全球公共事务至少在技术上已经陷入僵局。

与之相适应，对内主权也面临合理性的困境。在国际法范围内，主权国家可以对其领土内的个人和财产进行排他性的管辖。然而，国家对国内事务的这种排他性的管辖权越来越受制于现代企业和公民社会部门乃至于全球公民社会部门的压力。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个国家的政府表面上看拥有最高的主权，但对生产条件和资本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调拨价格”、“企业内部市场”等方式转移课税负担，转移外部性问题，转嫁风险，使得国家的干预影响化解于无形。一些公民社会部门收到来自外部的支持而发动各种针对一个国家政府的批评和示威行动，限制了国家主权的实施。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对内主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疲于应付，手足无措。

另外，与主权的结构转型相联系，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体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全球公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重要变迁，逐渐从原来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多层网络化治理结构”。

现代政府是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机构，没有政府的领土不成其为国际法上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也是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的存在。从其结构形态上来看，现代政府是一个独立的自组织行为体，呈现为“金字塔型[14]结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权力集中，层次分明，用相对固定的程序实行运作，主张秉公执法，平等对待所有顾客。此种体制被马克斯·韦伯称为“科层制结构”。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自组织行为体，而是由相互渗透和密如蛛网的跨国企业、公民社会部门、政府部门甚至一些社会精英任务互动的综合体。在组织形态上，非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家行为体甚至超国家行为体都对国家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像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那样断言国家仅仅为社会集团提供了利益角逐的场所还显得有些偏颇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认为国家已经陷入由其他众多行为体构成的一张网络之中。诚如詹姆斯·罗西瑙所言：“国家逐渐陷入了相互依存及规制/共管的系统中”，“由于国家正被日益卷入由正式及非正式的规制编织成的网络中，而且这个被卷入的过程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里继续取得进展，因此拥有传统上的[15]高度政策自治的国家概念基本上已不再准确。”此种网络化的结构注定迫使国家对其政治行为进行自我限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管辖的领地为所欲为了。

欧盟的发展就是政府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案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制度体系。从组织机构上来看，欧盟及其制度体系包括超国家机构比如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洲法院；也包括国家间机构，比如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还包括国家机构、次国家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卷入。可以说，欧盟是一个成长中的复杂政府体制，也是民族国家政府从金字塔型政府转型成为网络型政府的典型案例。尽管欧盟还存在“民主赤字”、“外部性”、“集体行动的困境”等问题，但欧盟的发展是现代民族国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全球化的国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承认以及合法性问题，由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民族国家不仅要获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合法性确认，还必须得到全球公民社会部门的合法性支持。

外交承认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正式承认另一个国家政府以使其获得合法性的行为。从国际法上来说，给予一个国家承认意味着国际社会给予一个国家以“特定的资格”，“只有被其他国家所承认，一个国家才能被一个现代国家完全接纳进它的国际法框架内的双边关系范围[16]里去。”获得外交承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获得合法性的最直[17]接的标志，一般而言，承认是一种宣誓性和确认性的行为，承认一个国家或政府具备“有效统治原则”。民族国家与国际法其实是一并[18]产生的并发挥效力的。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来自其他国家所依据的国际法，国际法也只能约束国家，通过国家和具有合法性的政府约束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但是，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兴起，国际和国内的界限被打破，国家成为一个众多行为体基于法律和制度规则开展公开辩论和协商的透明体系。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政治的分析，向人们揭示出了一个关于国家政治逻辑的重要向度，亦即国家的议题不再是由特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先入为主地设定日程，而是在社会领域由众多行为体交往互动和协商民主的程序产生[19]。当然，哈贝马斯忽视了社会行为体之间并不是匀质的，而是存在着悬殊的社会差别，特定的阶级在这一协商过程中的影响力最大。不过，即便如此，有了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有了强大的公民社会，政治日程的设定和国家的政治过程就是日益透明的，透明化的程度是与法治国家建设与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密切相连的。

在透明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国际法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和限制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人权领域、社会领域、环保领域乃至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刑事法庭、国际禁雷运动等实践来看，近年来一个突出的趋势就是国际法对国内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法不再仅仅约束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行为，也约束国内社会部门和普通民众的行为，这一切都预示着现代民族国家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已经开始转型。现代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不能回避全球市场经济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影响了，全球化的国家已经呈现出了大概的轮廓。

值得澄清的是，全球化的国家与世界政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帝国等概念都存在严格的区别。首先，全球化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国家，拥有国家的本质属性以及作为“权力容器”的内在规定性。而世界政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都不是国家。其次，全球化的国家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不同的是，前者存在一个明确的权力中心和最高的决策层，而后者没有权力中心，往往依赖于制度和程序产生的结果，尽管这种制度和程序会受到一些强势力量的影响。再次，全球化的国家与帝国也是完全不同的，帝国泛指一个统治若干超越其国境的领土、由[20]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而全球化国家并不直接统治超越国境的领土，而是通过与超越国家的行为体进行平等的协商形成共同享有的权威，是一种依靠“治事”获得的权力，而非直接统治其超越国境人民的权力。今后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逐步确立以新国家观为指导，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新国家观将越来越重要。[1]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2]苏珊·斯特兰奇：“有缺陷的国家”，见戴维·赫尔德和詹姆斯·罗西瑙等著：《国将不国》，俞可平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3]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 Peter B.Evans, Harold K.Jacobason, and Robert D.Putnam, edited, 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4]Ian Clark,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0.[5]Ian Clark,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44-66.[6]〔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7]〔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8页。[8]〔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312页。[9]〔英〕戴维·赫尔德著：《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51—77页。[10]Janice E.Thomson，“Stat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9（1995），pp.213-233.[11]〔英〕戴维·赫尔德著：《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胡伟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43页。[12]参阅〔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13]戴维·阿姆斯特朗：“全球化与社会国家”，见〔英〕戴维·赫尔德、〔美〕詹姆斯·罗西瑙等著：《国将不国》，俞可平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45页。[14]参阅〔德〕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8页。[15]〔美〕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16]〔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17]国家之国际法人格完整与否，受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该国承认的影响。外交承认看作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决定其存在与否的必要条件之一。参阅M.J.Peterson，“Politi-cal Use of Recognition：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World Politics, Vol.34，No.3，1982，pp.324 352；Janice E.Thomson，“Stat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9（1995），pp.213 233。[18]在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对方拥有合法的自主性领土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起源于16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的外交训练和外交策略为欧洲国家建立新型外交秩序提供了一种规范，法国的国务大臣对其他国家的地位和资产拥有一系列复杂的信息来源，包括定期报表和备忘录等等。[19]参阅〔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8—409页。[20]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第二节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中国　国家建设之精神纽带转型

全球化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场认同的危机。如詹姆斯·罗西瑙等学者所言，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地方化的时代，距离的消失、疆界的毁坏或是来自远方的效应，都有“去偏远化”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从前会说，在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界中，有中心区域与偏远区域之分，但是在新科技革命的运用下，如果一个地方有使用新科技的可能性，而且对外交通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就不可能是偏远的。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用“距离的消失”来形容全球化；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用“来自远方的效应”来形容全球化。不管怎么说，在全球地方化的时代，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是以他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对地方、对单位的认同，也可能大过对国家的认同。为此，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为陷入认同危机的现代民族国家确立新的认同基础，进而为现代国家提供新的精神纽带和灵魂。一、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的认同危机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结构与认同单位的巧妙结合。从民族国家的制度设计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国家既是最高的权力架构，又是最高的认同单位（所谓的民族或国家认同）。两种性[1]质集于一身，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较新的现象。此外，民族国家有固定的疆域，而现代的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的。这是民族国家的传统形态。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历史逻辑是：为了彻底打破封建自然经济，使商品交换经济取得完全的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建立国内市场，这就要使操同一语言的所居住的区域完全统一起来，同时扫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和卖主、买主密切联系起来。历史上一些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民族国家，是近代一切民族运[2]动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国家权力与民族主义融合发展，一方面，国家铲除各种社会权力中介旨在使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特定人类共同体从此处于国家权力的光明地带，并使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直接明了，中间不再容许其他中介组织（比如领主、教会、封建地主等）遮拦或“私”权力结盟；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情感更多地释放在作为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权力关系结构中，在分散的权力群落中可以寻求政治独立和国家制度的发展，逐渐培养起了民族的国家认同。最终，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得以确立。

对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所写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认为，民族是一种“文化造物”，“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使得它无论实际上有多少不平等与剥削横行其中，却总是被设想成一种具有深刻的、同阶级的情谊存在。”[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现代民族国家理解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能使人民为了特定的想象而流血牺牲，这是只有国家才具备的神力。然而，当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找不到适当的精神归宿时，国家的神力就会幻灭。在这一意义上，国家的强盛不仅需要物质基础，而且还需要充分的合法性资源，使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国际公众的注意力。民族主义的兴起，安德森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合法性认同基础，使民族国家得以确立。

在全球一体化运动的场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关系交错重叠，彼此相互错乱，种种断裂、失范、无序和无所适从的问题此起彼伏，人们亟待寻找一个认同的空间和精神的家园。于是，国家至上主义衰落之后，宗教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种族主义等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接连出现，引发了全球性的认同危[4]机。现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面对来自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民族主义垄断国家主权的格局日益受到侵蚀。包括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宗教运动和民族分离主义在内的众多新认同政治行为，不停地侵蚀着民族国家的版图，令国家疲于应付。“国家无能论”和“国家销蚀论”显然看到了政府在治理公共事务时遭遇了强有力的制约，但它们却将此种制约片面化绝对化，没有看到国家本身的相对自主性。琳达·韦斯在《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一文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股势力强大的新全球主义教条出现了。它声称全球市场的发展限制了国家作出决策的能力，使其在经济、财政、社会等政策的制定上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这种论调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与影响，低估了国家能力的多样性和适应性，并且忽视了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5]成功经验。”

与此同时，全球分裂的力量伴随着全球整合的力量，新认同政治不仅增强了“碎片化”的趋势，也加强了“一体化”的趋势。在全球化时代和信息社会，国家已经并非是一台单纯的“机器”，而是认同其存在价值的社会成员的“重新想象的共同体”。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体传递消息速度加快，使得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彼此之间的陌生感降低，我们经常看到不同肤色的人出现在媒体上。而全球大事因传播而为大众所共同接收，不同的国家人民讨论一件相同事情的情形增加。透过许多专业网络，专业的信息更为共享，各领域的专业人员可以直接沟通，许多观念不再有时间差，“地球村”的概念俨然逐步成立。

总体而言，未来的发展可能是国家主权的相对自主性与民族主义的混合对抗来自社区和全球双重力量的冲击。在这一矛盾结构中，民族国家处于缓慢的转型过程之中，现代国家逐渐失去其民族基础，成为后民族的结构。马克思也作出了说明：“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6]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现代国家失去民族基础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民族国家销蚀的过程，而是一个制度重构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在脱去民族外衣之后，必将沿着权威重构的逻辑实现。[1]传统中国只有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以及政治上对朝代（最高统治家族）的效忠；由于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最高权力的概念是归属于朝代或皇帝个人，朝代改变即被视为“变天”。中古欧洲的认同对象是基督宗教和地方文化，一国之政权亦分散于诸封建领主手中。现代的民族国家要到15世纪末才逐渐在欧洲形成，其过程可参阅Hagen Schulze, Stat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Blackwell Publishing，1996。[2]参阅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5]〔英〕琳达·韦斯：“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二、民族认同的国家化：从文化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具有自身运动的逻辑，民族的内涵发生了从文化认同走向国家认同的过程。从词源上看，“民族”（nation）一词最初是从拉丁文natio派生出来的，原意是“生存之物”，而natio一词[1]又来自古希腊文nasci的过去分词natus，意思是“生育”。后来，“nation”的生物、生理含义逐渐淡化，文化、政治色彩越加浓厚。在西方，民族和国家是同一个词“Na-tion”，指的是一个文化—政治共[2]同体，成员们分享共同的文化和领土。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都是单一民族组成的。故而许多学者承认，“民族”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构建的，是在政治权力的推动和保障下构建的。英国、法国等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就相继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促进了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的形成。1789年，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首先使用了“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其来源于社会领域，对血统和谱系的重视超过基于领土的认同，在情感上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对本土文化（语言、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重视超过了法律。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与领土上有组织的政治集体具有某种可以觉察的同一感，标志是疆域意识，具体表现形式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和对于“敌人”的恐惧感。民族主义已经与疆域意识结合起来并形成了某种同一感，民族认同便不知不觉地走向了国家认同。

现代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兴起后的内容是不同的，并且与爱国主义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17世纪的英国是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当时的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和普遍参与公共事务等主张并驾齐驱，英国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美国的民族主义贯穿着“合众为一”的精神，虽然学界有人认为美国更强调民族主义，但实际上支撑美国民族主义的支柱是爱国主义，或曰爱宪法主义，因为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国内存在众多历史迥然不同、文化千差万别、宗教信仰各异的民族和族裔群体，其之所以形成一个整体，最根本的原因来自美国宪法所体现的一系列价值原则和组织体制。法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浪漫扩张民族主义，从罗伯斯庇尔激情鼓呼，“诞生在你们中间就是最大的幸福，为你们的幸福而死去便更加幸福”，到拿破仑高昂雄壮地喊出，“法兰西，这支军队，这支军队，这支军队”，法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洋溢着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浪漫激情，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情绪释放的典型代表。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德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姗姗来迟者，并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良产品。面对来自英法等先进民族国家的挑战，德国思想界充斥着有机体理论和神秘国家观念。最典型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他认为个人只是国家的工具，真正的政治天才在于那些知晓如何将民族国家的生存、成长和繁荣等等更高的准则统一起来的人们中间，故而德国的民族主义是与国家结合最为紧密的典型，也是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合作最为无间的代表。可见，民族主义尽管来自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想象，但民族主义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解民族主义必须坚持辩证的、发展的观点，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认识民族主义的构成及其影响。然而，一旦对民族主义从具体的和历史的客观条件加以理解，从不同民族国家的特定历史理解，民族主义便与爱国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两者呈现彼此促进和相互激发的发展轨迹。

其实，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彼此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国政治学家肯尼斯·米讷格（Kenneth Minogue）在其《民族主义》（1967）一书中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3]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故而爱国主义来源于热爱本民族的过去，而民族主义则是寄希望于本民族的未来及其独一无二的伟大性。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4]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显然，和民族主义相比，爱国主义是一种更高层次但更具体的政治理念，体现为对国家的某种政治原则、政治体制和制度的深厚感情。而民族主义带有很强的主观偏见，体现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本体的珍视和热爱。对于国家来说，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加久远，爱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只不过是某一个特殊阶段的产物。因此，爱国主义比民族主义更加重要，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里，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的爱国主义理应高于一切，任何民族主义都应服从于爱国主义。

由此出发，全球化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所导致的国家认同危机，虽然解构了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认同基础，但没有解构爱国主义的认同基础。特别是在社会流动加速的年代，只要存在着作为社会管理单位的国家，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哪一个国家的价值原则、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环境更吸引人，人们就会自动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自己喜爱的国家，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是国家所无法阻挡的。作为一个整合社会资源和履行安全维护职能的现代组织和制度体系，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像纺车、青铜器那样放到历史博物馆中，只要现代国家依然存在，其忠于国家和愿意为某一国家而献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就不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躯体。至于追随这一国家的民众是来自同一个民族和种族，还是来自完全不同的多样化的民族和种族，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跨国交流速度的加快，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人民经过流浪和混种，“共同的人类物种得以形成，即有着无限权力的一个多种肤色的奥菲士通过流通人类群体得以构成……仿佛在一个神圣的圣灵降临节，身[5]体混合了起来，流浪者讲着同一种共同的语言。”于是，人作为类的存在，在科学、知识、情感和交流的力量作用下，将人民虚化成为仅仅作为“过去行为的合成产物”，别无其他。

为此，在民族主义逐渐消退的未来社会荒原，基于新的政治纽带的爱国主义情感必将得到急剧释放，形成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新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建设逻辑是一种理性的公民社会契约的结果。以申请加入某一个国家的国籍，并遵守和服从该国的法律和政府为主要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契约国家，国家政治系统深深受到社会复杂性压力限制，忽视这一点很可能也是幼稚的。[1]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2]Smith, Anthony，1991，National Identity, London：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3]〔英〕阿克顿著：《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9—130页；〔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8页。[5]〔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三、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基础变迁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这是全球化时代现代国家政治认同基础变迁的普遍规律。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一普遍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过去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到如今的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国现代国家认同基础的变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特色。

从发展基础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缺乏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至于其原因，冯友兰先生一语中的，“中国人喜欢从天下观念看待整个世界”。在中国人的观念深处，华夷秩序才是整个世界的安排，中国不把自己看作是与其他民族并立的特殊群体。与此同时，长期的封建帝制孕育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危机，即中国社会呈现一片散沙状态，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经常发生内讧和自相残杀的惨剧。诚如孙中山所说：“我们这种民族，处境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各民族的人数比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盘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1]位。”尽管如此，内部的一盘散沙在没有遭遇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依靠统一文化的社会统合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面对北方蛮族入侵，中原统治者往往只有招架之功，鲜有还手之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发生了中原统治者一败涂地，北方蛮族主政中原的朝代更替现象。但是，一旦蛮族主政中原之后，很快又被中原文化所同化，重新进入五族共和和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然而，近代以来，此种五族共和的天下格局面对西方民族坚船利炮的攻击摇摇欲坠。由于缺乏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五族共和的格局既无法有效地加强国防，动员民众，抗拒外敌的入侵，也没有能力汲取足够的财力，将国家导入经济现代化的轨道，与外人展开激烈的商战，反之，却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一次次惨败，一次次以割地赔款告终。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老大帝国的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夷”的日本，民族危机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的确已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首先意识到从民族主义切入整合现代国家的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深受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以此作为在中国构建现代化新型国家认同的起点。190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对留日学生演讲，便首次提到了通过鼓吹民族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路，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2]在孙中山看来，要想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最终建成一个以中华民族作为实体的、统一的新型民族国家。这一新型的民族国家将成为四万万人的政治认同对象和政治效忠对象，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危机，消除政治认同上的分歧，而一跃成为一个“合群”、团结的民族。毫无疑问，孙中山的这一思路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看到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存在的顽疾，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但是，如何凝聚四万万同胞，建立一个团结的民族和一个“全民政治”呢？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经历了反复的挫折。后来，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走上了以党建国的道路，以政党为支柱凝聚四万万同胞。孙中山认识到，在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实施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他说：“夫国家之成立，必赖乎政治。而民国之政治，若普问于国民之可否，岂不是行极繁之手续？故欲简而捷，必赖政党。今与二三政党商量妥协，而国之政治即举。”“各政党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3]内，其影响及于国家政治，至远且大。”为此，孙中山改组了中华革命党，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新三民主义，建立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但是，孙中山政党政治的理想实际并未实现，许多在正常政治环境中所认可的政治原则都变形走样，以致虽政党林立，但纷争不已，政治没有实际的进步，民国也只是徒具虚名，更多的还是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列强欺凌。随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重新陷入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侵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历史恩怨，积极倡导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正面战场与抗日敌后根据地战场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锻炼中，中华民族逐步确立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基础，经过八年抗战，最终赢得了民族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革命的问题转变为民主还是专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热情最终获得了民族国家的现实依托，中国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混合生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民族的民族主义热情最终汇集成为社会主义的高潮，社会主义成为新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全能政府体制的存在以及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国家通过强化革命历史来形成和加强社会的政治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中，“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深的创伤，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成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一些人一度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怀疑，中华民族重现陷入了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在这一危急关头，在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下，通过发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导全国上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等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成分、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各种西方哲学思潮被引入中国社会，各种传统文化形式不断涌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言，“‘黄帝’、‘炎黄’、‘黄河’、‘长江’、‘长城’、‘龙’等文化符号”，“儒家文化和传统再次被认同，奉为代表中华民族的符号，以象征民族的政治团结[4]和文化统一”。民族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改革开放后最能够整合民族与社会的力量，其顶点性事件莫过于2002年的中国申奥成功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进军世界杯决赛圈，这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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