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戎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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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试读：
导言
马戎2004年11月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邀请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近百人出席。我那时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受学校委托在这一年的北京论坛活动中组织了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分论坛。那次分论坛共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出席，其中有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中国香港的李沛良教授，4位中国大陆学者和6位韩国学者，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次会议的交流中收获很大。自首届论坛取得成功后，北京大学此后每年11月举办一次北京论坛，这已经成为燕园的年度学术盛会。
2007年举办了第四届北京论坛。这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在这届论坛中我负责组织了一个分论坛，具体议题是“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Ethnic Relations and Religious Coexistence），我认为这个议题与这届北京论坛的主题十分契合，而且可以突出社会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学术特点。
在分论坛的申报书中，我是这样写的：“21世纪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其中许多冲突与宗教、民族/族群、人口迁移密切相关。‘文明冲突论’强调的即是宗教和种族/族群的冲突。现在发生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社会动荡、街头骚乱、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有宗教、族群背景。所以因历史上的或近期的人口迁移、社会变迁所引起的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是新世纪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各国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们都在努力调查、研究、探讨应当以什么样的基本思路来协调与改善种族/族群关系、引导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1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为国土面积的64%；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信众数量巨大，境外宗教势力对国内信众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强。通过这一届北京论坛，邀请各国家和地区在族群/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讨论和交流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探讨、实证研究的成果，共同分析人类社会中族群关系和宗教问题的发展趋势，非常必要。”
我的申请在2006年底得到北京论坛组委会的认可。此后，我便开始着手联络世界各地研究民族、族群、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的著名学者，希望把这次分论坛办成一个世界水准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在征询出席意向的邮件交往中，有许多著名学者欣然允诺出席，这自然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族群/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群体形式，长期以来受到各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我在布朗大学读书时，由于博士论文选题是“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调查的对象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农牧区的蒙汉群体，所以必然要关注社会学的族群理论、研究方法和经典案例。我那时选修了格德沙尔德（Calvin Goldscheider）教授开设的Ethnicity研究生课程，系统地阅读了有关族群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基础文献。我觉得自己在族群基础理论方面收益最多的是哈佛大学格莱泽（Nathan Glazer）教授与莫尼汗（Daniel Moynihan）教授合编的Ethnicity一书，而赫克托（Michael Hechter）教授在Internal Colonialism一书中提出的“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的比较框架，对于我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蒙古、西藏等地）与汉族地区之间横向的宏观政治、经济关系有十分直接的借鉴意义。在族群关系构建及纵向发展的理论框架方面，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戈登[1]（Milton Gordon）教授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而在选择分析指标体系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辛普森（George Simpson）教授与英格尔（Milton Yinger）教授合编的Racial and Cultural [2]Minorities。
我在1987年春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自1988年至2014年，我一直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在我的课程大纲提供的参考书目中，我尽量把在族群研究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学者[3]们的著作和论文提供给学生，这也催促我自己不断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除了阅读国内著名学者如费孝通教授、潘光旦教授、吴文藻教授等人的著作和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外，我也开始关注欧洲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例如通过阅读安东尼[4]·史密斯（Anthony Smith）教授的National Identity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教授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等著作，我对于起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而本尼迪科特·安德森教授的Imagined Community（中文译名为《想象的共同体》）对我理解欧洲的“民族主义”理念进入亚洲殖民地后在当地社会“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中塑造的“非传统模式”具有极大的启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经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牧民，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有所了解。我1988年在西藏组织问卷和户访调查，1997年在新疆调查人口迁移和双语教育，后来甘肃和青海也成为我调查的区域。在这些实地调查中和与当地干部、学者和民众的接触中，我感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市场经济对西部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地方经济和就业带来很大冲击，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重新强化的民族意识把这些社会矛盾引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我们如果想真正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演变，不仅需要梳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和治理边疆群体的思路，同时也需要阅读更多有关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方面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杜克大学的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教授在他的著作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一书中，不仅系统地分析了世界各国的族群矛盾，对各国政府为改善族群关系采取的政策的客观效果也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政府以欠发达地区为对象的地区优惠政策的实际效果明显好于以族群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2006年我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授课期间认识了霍洛维茨教授，此后我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与他进行交流。2006年在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时我认识了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的作者康纳（Walker Connor）教授，他的这本书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经典。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和结识这些享誉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使我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时获益匪浅。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们的学术思想，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所以，在确定了由我负责组织这次分论坛之后，我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能够把那些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盛会。我梳理了我手边研究族群问题的经典英文文献的作者名单和联系方法，包括一些我从未谋面但对他们的著作很熟悉的学者，请学术界的朋友向我推荐被邀请人选，同时通过邮件开始积极与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联系。
考虑到许多国外学者不懂中文，为了打消他们对交流不便的顾虑，我们的这个分论坛明确规定工作语言是英语，取消同声翻译。因为据我自己多次参加国内组织的学术会议的经验，凡是涉及专业词汇和文献，那些高薪请来的专业同声翻译人员很难把讲演和回答的内容全面和准确地翻译出来。在2004年我组织的北京论坛的分论坛上，最后大家的问答讨论自动改为英语，可以把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而且节约大量时间。我相信，把英语规定为分论坛的工作语言，这是鼓励那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赫克托教授、杜克大学的霍洛维茨教授等都迅速回复表示愿意出席。我特别感到可惜的是，在开会之前两周，霍洛维茨教授由于杜克大学的校内重要事务临时取消了出席的计划。康纳教授也答应出席论坛，但是他在7月份告诉我由于健康检查的结果，医生坚决不同意他乘飞机出行，他只好放弃这个与中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安东尼·史密斯教授答复说，他由于年事已高已不再外出旅行，无法出席北京论坛，但是他向我推荐了他的两位学生，也就是后来出席会议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教授和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霍布斯鲍姆教授因论坛会期与他其他的计划相冲突，所以无法出席，他是研究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位具代表性的资深学者，非常可惜失去了一次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我曾多次设法联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安德森教授，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告诉我，安德森教授居住在东南亚“某处”多年，无法联系到，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是研究中国彝族的著名学者，因为会期与他的日程有冲突他也无法出席这次论坛的活动。
在这个联系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联系了和吉伯淖教授合编The Ethnicity Reader的约翰·雷克斯（John Rex）教授，但是他回邮件表示，因为他不赞同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所以不能出席在北京举办的这次论坛，而且他还给我邀请的其他外国学者发送邮件，要求他们一致抵制这次会议。在外国学术界有些政治上比较偏激的学者，我认为这也并不奇怪，但我随后就收到澳大利亚的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教授给我并转发所有被邀请学者的信函，表示他完全支持这次论坛的主题，呼吁大家理性看待这次纯学术性的对话论坛并积极参与。马克拉斯教授早在1964年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后直至近几年仍坚持在该校任教，他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对许多问题能够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我和他相识多年，这次论坛自然他也在被邀之列。我对那次他对论坛的支持一直非常感激。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长期研究美国族群认同问题的奥尔巴（Richard Alba）教授也接受了邀请。他出版的Ethnic Identity是解读美国白人族群性的经典之作。我同时也邀请了奥尔巴教授的学生，毕业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周敏教授。据我所知，周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留学美国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中唯一的一个主修ethnicity的大陆学生，她的博士论文China Town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我在2000年在洛杉矶分校授课时与她有多次交流，我相信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研究少数族裔的华人学者，她一定可以为这次论坛带来一些特殊的视角。我也联系了在夏威夷的杜磊（Dru C. Gladney）教授，1980年代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留学，后来因出版Muslim Chinese和后续著作成为研究中国穆斯林群体最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戈伦夫（Tom Grunfeld）教授是美国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从1983年就与他相识，他在1987年出版的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在国内也有中译本。德国的王海（Thomas Heberer）教授是欧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我曾协助把他研究彝族民营企业的专著《凉山彝族企业家》（民族出版社，2005年）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他们都积极表示愿意出席论坛。
我们在关注欧美学者的同时，也邀请了亚洲和中国港台地区研究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几位著名学者。印度是亚洲的另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家，这次论坛邀请了三位印度学者：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教授、奥门（T.K.Oommen）教授和阿尼塔·夏尔玛（Anita Sharma）教授。慕克吉教授是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研究印度族群问题的资深学者；奥门教授和夏尔玛教授的主题则是宗教共存。中国香港大学的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教授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专家，在这个领域出版了多部专著并主编有关民族教育专题的英文期刊。曾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马来西亚学者陈志明（Tan Chee-Beng）是研究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专家，他出版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变迁史和族群政策的著作是这一专题的核心文献。中国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是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学生，他是研究中国西部族群认同现状与演变史的著名学者，他出版的《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等著作在大陆十分流行。韩国的金光亿教授是费孝通先生的老朋友，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韩国人类学会会长，自1995年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始，他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出席我们组织的2004年北京论坛的活动。以上这些学者都被邀请出席了2007年的这次北京论坛。令人遗憾的是，出席了2004年论坛的另一位费孝通教授的老朋友，日本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因为国内其他事务未能出席这次论坛。
这次分论坛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族群/民族问题，另一个是宗教问题。由于我本人对宗教研究的学者不很熟悉，所以在讨论邀请名单时，我咨询了近期曾在美国贝勒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到北大任教的卢云峰老师。这次宗教专题邀请到的学者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贝克尔（Eileen Barker）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P. Weller）教授、美国贝勒大学的约翰逊（Byron Johnson）教授、中国香港城市大学的梁景文（Graeme Lang）教授和中国台湾中研院的黄树民教授。黄教授的演讲题目是“Religion as Mean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The Case of a Yunnan Chinese Village in Northern Thailand”，介绍泰国北部一个华人村落如何通过宗教活动来实现文化再生产。这次论坛有些遗憾的是还有两位国外大学的学者提交了论文摘要，但最终未能出席。一位是爱丁堡大学的约瑟夫（John E. Joseph）教授，另一位是土耳其中东理工大学（Middle East Tech Univ.）的达吉（Ihsan D. Dagi）教授。
来自国内的学者共有12 位。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是研究欧洲华人社会的专家；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是新疆问题专家；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对福建的回民社区开展了深入调查；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的和少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潘蛟教授，都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是研究美国族群问题的专家。这次分论坛有5位学者来自北京大学，宁骚教授是研究世界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专家，王铭铭教授对福建民间社会进行过详尽的民族志调查，方文教授是研究国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专家，于长江和我本人曾长期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从以上的出席者名单来看，说得上是“群星灿烂”。虽然仍有好几位我慕名已久的著名学者未能到会，但据多名参会学者告诉我，这已经是许多年来他们出席的最高品位、著名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北京论坛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各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各厅分别举办了第一阶段的学术讲座。第二天的学术讲座则回到北京大学校园，在英杰国际交流中心举办，北京大学各院系的教师和学生也旁听了各分论坛的精彩学术报告。这是非常忙碌和兴奋的几天，也是在学术上收获极大的几天。我相信许多与会者也有同感。香港大学的白杰瑞告诉我，他在许多年前读本科时就在读格莱泽教授的著作，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见到本人，感谢北京大学为大家提供了这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还在论坛正在进行的期间，我们请来的许多国外学者便纷纷被北大其他院系和兄弟院校邀请去做讲座或交流，当时的燕园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息。由于格莱泽教授是第一次访问北京，论坛结束后我便陪同他和他的夫人游览颐和园，他虽然年近90岁，但是精神非常好，一直步行上了佛香阁。我们除了讨论中国和美国的族群问题外，还商定了在2010年共同在波士顿组织一次中美学者的族群研究的研讨会，把研究对象的地域限定在中美两国，由他和我分别组织美国和中国的参会学者团队。这次研讨会如期于2010年在波士顿塔夫兹大学召开，有6名中国学者出席，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塔夫兹大学的研讨会可以说是2007年北京论坛的一个副产品。
自从论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便考虑如何争取将这次分论坛的论文汇编成文集出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拖延下来。第一个原因是有些与会学者仅提交了发言的摘要，会后多次催促也未能得到他们发言的全文。第二个原因是论文的翻译也拖了一段时间。在2007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上，我鼓励选课的研究生们把翻译这次分论坛的论文作为这个课程的期末作业，所以有部分论文在2008年初由学生译成中文。第三个原因是缺乏出版资助，我找到北京论坛组委会的负责人，希望得到出版经费，但是始终没有结果。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出版论文集这件事就拖下来了。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2012年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主编一套《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已先后出版了12本。近期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我决定把2007年北京论坛的“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分论坛现有的论文译文整理出来，作为这套丛书之一正式出版。
我把计算机里保存的这次分论坛的材料梳理了一下。我先后共收到了完整论文25篇，其中国内学者会后提供的中文论文8篇，其余17篇英文论文的中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进行校对。我便请了两位过去的学生王娟和王凡妹帮助我承担校对工作。最后筛选汇集成了大家面前的这本文集。
在校对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我感到论文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思路，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意义。如格莱泽教授讨论的“双重国籍”问题，慕克吉教授介绍的印度“民族构建”中的基础概念和逻辑，吉伯淖教授对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在处理民族多样性时的政策比较，马克拉斯教授对澳大利亚土著人政策演变的讨论，白杰瑞教授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分析，金光亿教授对大米在韩国民族主义构建中象征意义的讨论，王明珂教授对中国藏彝走廊居民认同意识的调查，李明欢教授对劳动力国际化的分析，韦勒教授、夏尔玛教授和方文教授等对中国和印度宗教现象的分析，等等。这些议题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族群问题与宗教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观察分析思路和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素材，对于国内学者思考和研究这些专题无疑会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和示范效果。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高层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也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分论坛的各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使这次分论坛获得完满的成功。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越变越好，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中各种复杂、尖锐的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担负的社会责任必然是十分沉重的，希望这本以族群关系和宗教共存为主题的论文集对于大家思考和研究世界和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能够有所裨益。
[1] 我后来下决心把这本书译成中文，该书中文版在2015年由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版。
[2] 这本18章的厚书，已由我和我的学生王凡妹合作译出，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3] 我组织研究生把这门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译成中文，编成《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修订本改名为《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4] 我的读书笔记《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双重国籍：国民认同的危机抑或更好世界的预兆？
——对21世纪国民认同的反思[1]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过去几年中，法学界、政治哲学界和政治学界对北美和西欧移民国家“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意义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尤其是当墨西哥——这一美国移民的首要来源地，包括非法的和合法的——修改其宪法允许加入美国国籍的墨西哥人重新申请获得墨西哥国籍后，“双重公民身份”也成为美国政界和新闻界的讨论话题。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双重国籍已经成为政界和法律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德国的问题主要来源于土耳其的移民及其子女——他们在德国工作，是永久的居住者，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或不能获得该国的公民身份，以致身份处于模糊状态。他们通往公民身份之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德国不允许双重公民身份的存在——加入德国国籍就必须放弃之前的公民身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土耳其移民及其子女们均不愿意这么做，他们还是希望保留土耳其公民身份。荷兰也被移民劳动者及其子女的双重公民身份所困扰。然而，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问题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困扰，事实上，[2]在这些国家的大量移民及其子女就是双重国籍拥有者。在美国，双重国籍已经成为各界人士讨论的主要话题，但尚未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在对双重公民身份的讨论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他们的争论主要涉及公民身份、国籍、国民忠诚以及国民认同等方面。持第一派观点的人从“双重国籍”或“双重公民身份”的概念分析入手，认为双重国籍完全改变了国民认同的概念和意义，不利于移民融入迁入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这派观点突出地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因为移民是否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其本身就是考量其取得社会和政治成功的因素之一。欧洲的前殖民国家同样迎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被视为与本国不太相关或完全不相关的移民们带着子女从先前的殖民地迁来这些前殖民国家。在西方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平等人权观念的影响下，这些前殖民国家逐步认识到，如果这些“外来者”永久地居住下去，那么将他们全面地融入本地社会并进而使其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可以考虑的。在以上几种情况当中，双重公民身份被理解为实现全面融合的阻碍，是对国民忠诚原则的威胁。
持另一派观点的人则认为，双重公民身份是移民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和可以理解的结果，这一现象为包容多重身份和多重忠诚的美好世界创造了前提，从而有利于消除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并使各国得以相互包容并存。双重或多重公民身份，或许就是正在萌生的多国公民或世界公民身份的早期阶段，这种多重身份能够更好地适应一个加速发展和交流便捷的全球化世界。
双重公民身份之所以能够成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因为在移民活动如此频繁的今天，持有两国或更多国家公民身份或国籍的人越来越多；同时，许多国家也放松了对移民的要求，他们不必因为加入新国籍而必须放弃之前的公民身份。在一些国家，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意义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在美国，二者基本上具有同样的含义，即每个公民是该国国民，而每个国民也是该国公民。因此，在本文后面的论述中，我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以加拿大为例，当问及公民身份/国籍时，在1981年的人口普查中，有4%的移民回答自己拥有两个或更多的公民身份/国籍；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2%。当然，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拥有双重公民身份但在填答问卷时未曾[3]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理论上来讲，双重公民身份意味着这个人需要履行两个国家的公民的义务，并享受两个国家的保护和公民权利。双重公民身份在当今世界主要移民国家或地区已日益成为普遍的现象，例如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英语区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
双重公民身份的日益普遍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迁移的急剧增加，以及获取公民身份的三种途径之间互相交叉的影响。这三种途径是：出生地原则，即不问父母国籍，孩子出生在本国即取得本国国籍；血统原则，孩子的国籍必须随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的国籍；跨国移民后加入新国籍。如果人们从一个承认血统原则的国家迁移到了一个依出生地原则授予公民身份的国家，就意味着，他们的新生婴儿生下来就具有两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依据两国各自的法律，该婴儿或许能保留两种公民身份直到他长大成人。如果父母迁出的母国允许双重国籍，在父母归化的国家也允许双重国籍，那么这个婴儿长大后就具有了双重公民身份。如果再加入其他变量，比如父母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将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些子女将有可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国籍。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导致有些人拥有的公民身份数量的增加，比如，根据以色列的“归国”法，所有返回以色列的人均可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也就是说，对那些居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而言，一旦回到以色列居住，就可成为以色列公民。德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那些居住在国外的德国人后裔，即使先辈许多世纪之前就迁出了德国，如果他们回到德国并进行申请，都可重新获得德国公民身份，而且也可以同时保持现居住国的公民身份或国籍。
美国个案
随着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的出台，以及紧随而来的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拥有多重公民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对多重公民身份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是再熟悉不过的。随着过去40年里移民规模的稳定增长，以及许多人口的迁出国允许移民在加入新国籍后可同时保留原有公民身份，新移民法规的出台，使美国具有多重国籍和多重公民身份状态的人越来越多。
从表面上看，这种多重身份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公民特征是相互抵触的，尤其是在美国。美国要求其公民只能效忠于这个唯一的主权国家，反过来，美国也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从脱离英国获得独立开始，贯穿整个19世纪，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都是美国的一大社会难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拒绝承认其子民已经加入的美国国籍，要求他们回到欧洲履行英国公民的义务，这就是在英国战舰上有许多出生在英国的美国士兵的原因。另外一些问题来自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加入美国国籍的欧洲移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是否要回到母国军队为母国效力也成为一个问题。
直到最近几十年，一些国际法律师和政府首脑仍然认为，双重国[4]籍是与民族国家的公民概念相矛盾的。鉴于移民现象在迁入国和迁出国都无法避免，所以，迁入国和迁出国均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唯一国籍与公民身份的准则。
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美国对双重国籍和双重公民身份的官方态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1990年开始，美国严格的入籍宣誓很显然已不允许多重忠诚和多重公民身份的存在。以下是誓词的部分内容：
我在这里郑重地宣誓，我彻底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绝对地效忠美国。当法律提出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
一个正式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参加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移民参加的入籍宣誓仪式后，一般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最近的移民局去申请一本美国护照。在护照的内封面上有几行字，可以让人明显地感受到对双重公民身份和双重忠诚的约束：
公民法。你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丧失你的公民身份：①加入他国国籍，②宣誓效忠于他国，③为他国军队服务，④为他国政府服务，⑤在美国海外领事馆宣布与美国正式断绝关系。
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法律明文禁止在外国军队服务或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其他国家的忠诚，美国最高法院开始扩大被压迫的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归化公民的权力，但国会仍然对此事保持沉默。最高法院表示，以上行为虽然不符合入籍宣誓的要求，但也不成为撤销公民身份的基础。在实际操作中，美国政府也接受了这一事实：对那些同时保留母国公民身份的美国公民来说，他们在母国的选举中投票，为母国政府或在母国军队服务等行为，均不会造成其美国公民身份的丧失。
1990年，当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时，许多美国人——我们之所以这么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美国居住很久，并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原本属于这些解体的国家，他们回到了其出生地的这些新国家担任高职——如爱沙尼亚总统，但同时仍然保持美国公民身份。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曾发送电报给世界各地的美国领事馆，反复强调美国之所以对“双重公民身份”心存芥蒂是因为它可能造成各种问题。但是美国政府也料想到了，会有很多美国公民即使取得了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或参加了其他国家的入籍宣誓仪式，仍想继续保留[5]美国的公民身份。
美国对双重公民身份的包容，是和那些迁出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相呼应的。那些之前声明如果有人归化其他国家，就要丧失本国公民权的国家，都已经在法律上或在实际操作中做出了改变，允许许多归化美国的移民保留原来的国籍，同时享受母国许多公民权，包括选举权或为政府服务。
在迁出国的政策调整中，墨西哥把新的移民政策纳入宪法这一举措可能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这一美国移民的首要来源地，已经向美国输送了150万人口，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如果再将他们的孩子考虑进去，这一数字将更大。
意义何在？
我在前文中也指出过，人们对这些变化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其中一派的观点指出双重国籍对美国社会整合和国家忠诚的意义，认为随着一代代外国人成功地归化美国社会，他们也将成为对美国历史有价值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美国的主流观点。这些居于主流的学者们在诠释美国认同或美国特性（尽管其意义很含糊，但这是最常用来形容美国人的名词）的时候，坚持认为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族群，而是一群坚守相同信念和理想的人的总称。或许，就像“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被定义为一个族群一样，“美国人”也许正在形成一个族群，而我们对此已经无法否认。也许与其说美国人是因为有相同的来源、语言或祖源而被定义为一个族群，还不如说“美国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乃是因为他们怀有共同的信念和理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双重国籍人士的出现，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这里要提到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斯坦利·兰抒恩，另一个是塞缪尔·亨廷顿。这两位杰出的政治学家敲响了研究双重公民身份对美国意义的警钟。兰抒恩写了大量具有煽动性的文章，由移民研究中心出版，最主要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双重公民身份和美国国民认
[6]同》，酝酿于“9·11”期间，发表于2001年10月。后来他从这一关注出发，进一步引申开来，形成了一本书并于2005年发表，书名为“50%的美国人：恐怖袭击时代的移民与国民认同”（The 50% [7]American：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n Age of Terror）。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对他所关注的双重公民身份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该书对美国归化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当中国家忠诚与认同[8]日益弱化的趋势发出了警告。这一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当红作家和新闻评论家的关注。他们写作了大量的研究专著、论文和新闻评论。其中，约翰·芬特（John Fonte）为移民研究中心写了一篇题为《双重[9]忠诚：移民改革和爱国同化的挑战》的论文；专栏作家乔治亚·安·格耶（Georgie Ann Geyer）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不再有美国人：美国公民身份的终结》（Americans No More：The Death of [10]American Citizenship）。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零散的新闻评论。
那些提出应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人们仍在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最近，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提到了一件我闻所未闻的事情，“2003年，当美国侵占伊拉克时，墨西哥政府试图利用这一战机。墨西哥政府宣布了对在美国军队服务的墨西哥公民（或者具有墨西哥血统的士兵）以及参与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释放美国战囚的墨西哥公[11]民的一项调查数据”。这有可能是一个捏造的故事——我不敢担保它的真实性。众所周知，伊拉克战争中根本就没有美国战俘，但它提醒了我们双重公民身份的复杂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对此持反对态度。
除了兰抒恩、亨廷顿以及我所提及的其他作者所指出的问题之外，双重公民身份在美国尚未成为主要社会问题。
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有人将这种发展视为后国家时代、世界主义或世界公民时代的前兆。当一个人不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他就不再拥有排他性的唯一身份，也不再为自己的公民身份投入全部的情感。
对这一趋势还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些政治哲学家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有些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大量的社会利益，有些国家则提供很少或者基本不提供。因此，前一种国家很容易吸引后一种国家的国民，而前一种国家则采取极其严格的手段来阻止移民获得“准入”。他们认为这种强调国籍唯一性和排他性公民身份的做法是自私的。艾伦恩·布劳伊姆阿德（Irene Bloemraad）（加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译者注）就曾写道：“许多学者认为，在今天全球化世界的语境里，传统的公民身份概念是狭隘的和偏执的。约瑟夫·卡伦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公民身份是‘封建特权的现代等价物——极大影响了个体人生机遇的先赋地位’。”有些人把双重公民身份视为一个更美好的和更新的世界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让我们再次引用布劳伊姆阿德的话，“旧观念里的国家主权”反对进步的通信和运输，反对国际准则的传播，反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反对大量的国际迁移。这几乎成为一个笑柄，正是全球化的后果引导学者们去寻找新的路径来理解公民身份，也因此产生了跨国界归属和后国家成员资格等[12]理论。
这些理论的发展趋势在欧洲尤其明显，因为这里的爱国主义或者说盲目的爱国主义并没有美国的那么明显；而且一些新的提法（比如欧洲联盟）是受新创立的法律所支持的，这也减弱了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声音。更有甚者，许多社会学家也为此呼吁。亚斯敏·索伊萨尔（Yasmin Soysal）的《公民身份的限制：欧洲移民和后国家成员资格》（Limits of Citizenship：Migrants and Postnational Membership in Europe）就表明了这个立场。社会学家史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也以同样的思路写道：
……将公民身份建立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成员资格上已不再合适了，因为民族国家的形式本身已经受到严重侵蚀。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解公民身份的路径——它必须考虑到集体认同，也必须考[13]虑到有许多民族已不再归属于一个社会。
引用政治学家大卫·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的观点：
显然，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正在消逝……而传统观念并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群。那些接受了国际法规（international legal codes）的国家必须借此来对待这些跨国界活动者，而这些活动者也借助这些国际法规向相关国家提出要求。……这些国际法规……在1970年代和[14]1980年代开始流行。
公民，这一附属于某一特定国家的特定政治个体，似乎即将被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人所代替。他们拥有普世的权利，不论他或她居住于哪块政治领土上，都能够在国际协议中寻求保护。这样，我们就可以[15]为达尔富尔的人民或者任何其他受压迫的群体伸张正义：通过国际舆论导向，由国际机构或国家机构来操作，承认和实现他们的权利。
皮埃尔·马农（Pierre Manent）对这一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人类”的概念开始替代“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组织的发展，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科技联系的日益密切，使“人类”的概念日益突出，因为我们都深信大家是“世界的公民”。由此可以构建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当人类最终走向统一时，国家，这一地域性的狭隘概念，带着它陈旧的、荒谬的或许偶尔还是[16]邪恶的特性将注定消失。
以上的讨论主要还是局限于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但是这些关于公民身份的争论偶尔也扩散到了其他领域。玛莎·纳思邦（Martha Nussbaum）曾写过一篇为世界主义或世界公民辩护的文章，后来，在此基础上，她写作了《热爱祖国？》（For Love of Country？Boston：Beacon Press，2002）一书。该书引起了许多评论，其中既有支持的意见，也有反对的声音。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者注）撰写的《认同和暴力：命运的幻觉》（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 Norton，2006）一书中有些部分的写作也受到了此书的启发。阿马蒂亚·森在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美国大学教授的同时，还保留了印度的公民身份，而且他以自己的多重身份为荣。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和国际商务界并不罕见，但这并不是学界或政界敲响警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也开始具有多重公民身份。就如我所指出的，这种警告在美国最为明显，虽然它常常被非法移民或滞留者所引起的潜在政治问题所掩盖。
双重公民身份，国民认同，以及忠诚问题
当我们跨入21世纪时，全球化所带来的通信、知识以及旅游的便捷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与此同时，日益增加的移民现象、大量难民的盲目流动等问题也越来越困扰我们。皮特·A.斯楚克（Peter A. Schuck），一个专门研究移民和公民身份问题的敏锐的分析家，在1998年曾经写道：“国会接受双重公民身份，这只是时间的[17]迟早而已。”当我在2002年首次涉足这一问题时，我曾写道：“很显然，这是一个令人关注但尚未得到充分陈述的领域，它所造成的不便已经被人们感知。而随着论点的更加清晰和成形，一个范围更大的[18]辩论也将接踵而至。”在该书的封底，我们指出为处理双重公民身份这一议题所做的最实质性的努力，“在德国和美国，与移民政治议[19]题相关联的双重国籍已经成为最具分歧意见的问题之一”。
如我所说，这个问题在德国还有接受移民的其他国家确实已经成为问题。在美国，尽管对移民问题的争论已经达到了高峰，但仍然没有能够促成新移民法的出炉。尽管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一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国度的美国人的政治忠诚已遭到怀疑，但是双重国籍仍然没有成为美国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美国和移民政治议题相关的主要问题，还是非法移民和滞留者，这一人群的规模已达120万人。那些具有双重国籍的公民及其子女属于合法移民，他们还没有造成问题。
当最高法院裁决入籍誓词内容以及美国护照上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时，国会对此采取了默认态度；当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墨西哥修改了宪法，允许在墨西哥出生的美国公民及其子女申请并获得墨西哥国籍时，国会还是持默认态度。尽管移民最后的一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国家问题，双重公民身份还是没有引起公众和政界足够的关注。
兰抒恩、亨廷顿和其他作者所发出的警告是一个伪命题吗？他们在这场论战中失败了吗？或者说美国人接受了后国家的或跨越国界的忠诚和认同，他们在期待新世界的来临，作为一国公民只是他们的忠诚和认同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同时认同或忠诚于其他国家？因此，双重公民身份还没有成为美国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恰当。
双重公民身份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因为那些发出的警告已经超越了它的可能性和潜在结果，而不是以真实或可观察到的结果呈现的。墨西哥裔美国人虽然在墨西哥宪法修改之后可以获得墨西哥国籍，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很少有墨西哥裔美国人去墨西哥领事馆要求成为合法的墨西哥公民。“一个没有显现的重要问题”（dog that didn’t bark），冉德·汉森（Randall Hansen）在2002年以这么一个标题来形容英国的双重国籍问题。那时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但是，这个问题在“9·11”事件之后变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恐怖分子很可能就是那些之前经过郑重宣誓归化入籍的人。
整个双重公民身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关乎认同和忠诚的问题：一个人的自我归属对象是哪里，他愿意为谁献身。这个问题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得到了重塑。这个忠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一个人的真实忠诚对象很可能被他的正式公民身份堂而皇之地掩盖或掩饰。最终，问题变成了一个并不限于双重公民身份的简单问题，而是关乎公民身份隐含意义的问题，即这一身份对于国家的公民、归化入籍的公民还有永久的居住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公民身份主要包括两层非常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法律身份，其二是情感依附，而且我们假设这种情感依附会伴随着公民身份。在“9·11”之后，随着国家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在什么程度上会关联到他的情感归属？如果合法的公民身份给予一些人某种特权，但是并不是具有公民身份的任何个人都像我们假设的那样随之对国家产生忠诚，那么，当敌人精心计划移民来到西方国家，从而对美国展开破坏性的袭击，造成主要移民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动荡和安全威胁，合法的公民身份岂不变成他们的优势？
这是西方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两难困境。恐怖分子的行为告诉我们，他们既然可以在伦敦和马德里造成混乱，也可能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造成混乱。这些混乱可以由攻击目标国家境内的外国公民、双重国籍公民、归化公民或本地出生的公民来完成。
公民的合法身份，并没有像后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或世界主义的提倡者所期待的那样变得无关紧要，它开始成为分析那些恐怖袭击者的背景资料。一个人会因获得了公民身份而不去实施恐怖主义袭击吗？这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政治问题。什么电话可以被窃听，什么交谈可以被录音，什么证据可以被呈送法庭，已经成为与公民身份纠缠在一起的议题。谁可以经由何种安全措施进入这个国家，这些问题也因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西欧的公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进入美国，但那些源自其他国家的已归化美国甚至在美国出生的公民们不是也同样享有这一特权吗？正是法国公民的身份允许恐怖主义者穆塞维（Moussaoui）不需签证就进入了美国（不是说申请签证的程序能够阻止他入境，但至少会对他的行动多设置一个障碍），然后被训练如何驾驶飞机去撞击五角大楼。同样，也正是因为他具有法国公民身份，法国政府表示他将受到死刑惩罚，而死刑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废除。但是，除了他具有法国公民的身份证，穆塞维真的是一个法国人或者欧洲人吗？
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见《纽约时报》（2007年7月5日）上有这么一则报道：“八名策划爆炸案的嫌疑犯在丹麦被逮捕”，其中“六名嫌疑犯是丹麦公民，但他们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或土耳其背景”。
那些指出这些人具有双重公民身份的人找出了讨论问题的目标，但他们没有加以清楚地论述。正式的双重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什么，真正的中心议题应该是忠诚和认同：个人如何理解自身与国家、宗教、族群的关系，将其视作朋友抑或敌人。而忠诚问题正是兰抒恩和亨廷顿的核心关注点，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提出双重公民身份的问题。亨廷顿不无忧虑地问道“我们到底是谁？”而兰抒恩则担心地提到“50%的美国人”（只有一半是美国人）。但通过对双重国籍的讨论来提出这种潜在和相关议题的关注，未免太过粗略。大卫·胡令格（David Hollinger）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主题为“认同”的文章，讲述了他们所指称的“社会团结问题”。“社会团结问题”，他写道：
……不管任何时候，人们都有能力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恰恰是亨廷顿的书名，然而胡令格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答。）“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但它现在却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被提出来……每个群体和土地、制度之间都有一种专有的关系——比如现在英国和荷兰以及其他传统的欧洲民族共同面临着移民问题……怀疑这些新来者是否会改变“我们”的含义……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促使我们去设想，在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团结问题，也就是情感[20]依附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答。许多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军队战死疆场，他们可能是双重国籍的公民，或许根本还不是美国的公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为美国军队服役。举一个成为公民所带来的最极端的后果，以入籍仪式的誓词为例——拿起武器为国家服务，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有没有双重国籍都不会出现这种结果。很多想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愿意加入美国军队，因为这可能使他们的入籍之路变得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会使他们自动成为双重国籍公民。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加入一支军队参与危险的军事冲突，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归属感，也就是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社会团结”。毕竟在参战期间，他们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冒险。然而，伊拉克战争中有许多双重国籍公民，但他们的社会团结感并没有受此影响。
在双重公民身份和双重国籍的争论中，已经加入了太多的可能性和担心，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双重公民身份对个人行动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这个问题几乎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即使坚持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在最后也没提出法律整改的办法。他们争论，与其修改法律，还不如让我们退守到早期的实践中去——通过开展英语项目、爱国主义教育、美国化运动，慢慢灌输忠诚和社会团结，以及理想公民的必备素质。批评家则要求建立更加严格的美国历史知识考试，作为入籍的前提条件，等等。我们在其他国家如英国和荷兰看到，对于成为正式公民的要求做了许多建议、修改和补充，尽管动作很小，但这些做法有可能加强社会团结感。
结论
最后，那些自视为国家核心公民的人，当发现身边有些合法公民同时还具有他国国籍和公民身份时，难免会感到奇怪和不安。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身份，公民身份和国籍更多地意味着和国家的情感关联，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法律关系。借用洛奇·布鲁贝克（Roger Brubaker）的初始区分，不管我们将公民身份理解为族群归属，还是对共和国的忠诚和团结，当两种或更多的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如土耳其裔德国人、摩洛哥裔荷兰人、巴基斯坦裔英国人等，尤其当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相差甚远时，我们期待这些持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人能够具有更加全身心的和稳健的国民认同。
皮埃尔·马农曾经思考过在国家意义之上的公民身份内涵。以欧洲这一更大的政治实体为例，乐观者们相信这种类型的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有效的国际人权世界即将来临。但他却从相反的角度来强调民族国家在现存政治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这么一种朦胧而脆弱的想法：世界公民的概念依赖于个体在一个世界共同体中的权利，这种权利以公共舆论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一种声称能够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的保护力量而存在。引用一个见多识广的评论家的话，政治的必备条件，“是马农所指称的实体，也就是聚集在共同实质团体中可识别的有边界的群体。政治关系需要‘民族’，即一群有共同领土、习俗、宗教预设、祖先，以及对政府原则的信仰、记忆和体验，尤其是[21]有过斗争和流血的体验的人群”。
在这里，马农附和卢梭（Rousseau）说道：
如此看来，当拥抱全人类时，人类的感情很容易蒸发并淡化。……我们有必要约束和限制我们的兴趣和激情，以使这种感情变得积极主动。……我们希望人类充满道德关怀吗？那么让他们先去热爱自己的祖国吧。但是如果祖国对他们而言和陌生人毫无区别，祖国并不[22]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他们又如何去热爱祖国？
族群归属，在我们考虑和感受公民身份的历史过程中，是一种初始和首要的感情依附，这种归属使一个人成为合格的公民候选人。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社会团结的保证。在美国也是如此，虽然大多数民族中的“共和派”（republican）坚持认为，公民身份在原则上仅仅获得了政治效忠，但是，族群（或者范围再大一点——种族）因素在获取公民身份时所受到的限制已经盛行了一个半世纪：美利坚合众国将公民身份限制为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些既优秀又有亲属关系的种族（白种人）。经过一次内战后，美国将公民权利扩展到了黑人；再经过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才根除了所有种族限制。在那个时候，对原初感情的联结已经完全被丢弃了，对此我们也表示赞成，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称作文化依附（cultural affiliation）的要求。在对彼此熟识及情感（fellow-feeling）的基础意义方面，这与当初的族群性条件并没有多少差别。
成为一国公民的必要条件包括：必须懂得英语（或荷兰语、德语），了解该国的历史，了解它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方面的测验最近得到加强。在一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提及了关于“美国人”的测试，如果一个士兵对棒球不够了解，那么他很有可能不是美国人，而是经过伪装的德国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最简单的测试，就是以文化考量来代替种族或族群的考量。
在简单和原始的年代，简单地以族群和种族归属特性足以判定一个人是否适宜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的成员，但判定的标准现在已经被政治和文化归属的要求所代替，同时判定的标准开始呈现——也必须呈现——某种程度上的“族群”色彩（“ethnic” coloring）。所以，仅仅以政治的原则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的，甚至是虚假的。确实，要在法律上成为一个美国人，所要求的仅仅是遵守政治的原则（及具备英语知识等）就行了，但真实的要求现在已经变成某种具有族群性的东西。“美国人”这个称呼，在感情基调上，正像“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那样已成为一个“族群”术语，尽管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美国人”这一称呼的对象扩展到讲带有口音的共同语言，以及那些非白人种族群体。从这种意义上，亨廷顿指对了矛头，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族群性究竟包含了什么。也是因为这一点，有些人把双重公民身份或多重公民身份的扩展视为新型世界公民的预兆，尽管国家认同因为人口迁移和文化变迁而有所改变。又或许人们错误地估计了国家认同的力量以及由活跃的双重公民身份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困扰。随着宗教极端势力的死灰复燃——以“9·11”的攻击展现出借用西方科技的优势力量来袭击西方的潜在能量，这种困扰日益增长。公民身份和国籍暗含着一种合法的身份状态，它提供了权益和保护，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依附。然而，我们现在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分离，而前者能够在后者的诱导下造成危害。我们由此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双重公民身份——当它显示出可能的分离力量时——会制造不安。（阳妙艳 译，马戎 校）
[1]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1923～）。美国研究族群问题的最著名资深学者。先后独著或主编了18部学术专著，影响较大的有以下8本：Beyond the Melting Pot：The Negroes，Puerto Ricans，Jews，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with Daniel P. Moynihan，MIT Press，1963），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Harvard Univ. Press，1975），Prejudice（Harvard Univ. Press，1982），Ethnic Dilemmas，1964-1982（Harvard Univ. Press，1985），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Harvard Univ. Press，1988），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Harvard Univ. Press，1997），From a Cause to a Style：Modernist Architecture’s Encounter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