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毅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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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移民与精准扶贫：宁夏的实践与经验试读：
本书作者（以章为序）
导言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一章 樊晔 陈昊 北方民族大学
第二章 范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三章 范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四章 范建荣 北方民族大学
第五章 束锡红 北方民族大学
第六章 束锡红 聂君 北方民族大学
第七章 孔丽霞 聂君 北方民族大学
案例研究1 聂君 任志军 北方民族大学
第八章 荀丽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九章 张劼 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案例研究2 陈明曌 宁夏社会科学院
第十章 李保平 徐东海 宁夏社会科学院
第十一章 李霞 宁夏社会科学院
第十二章 杨永芳 宁夏社会科学院
案例研究3 马妍 宁夏社会科学院
案例研究4 徐东海 宁夏社会科学院序言实施生态移民，实现精准扶贫
在国际上和我国国内，按照不同的标准，移民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大规模的移民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获得成功难度极大。移民群体本身的满意度以及移民的社会融入情况往往是衡量移民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尺，而这一点又与移民迁移前后的生活状况对比以及对迁入地居民的生活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已确定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要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贫困人口脱贫。其基本路径被概括为“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在2011～2015年的“十二五”期间，全国有1100多万生活在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被搬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在2016～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全国计划易地搬迁约1000万贫困人口。宁夏的生态移民，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虽然贫困人口总数相比于西部人口大省并不算多，到2015年底有贫困人口58万，但农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14.5%，且有27万贫困人口集中在固原。宁夏的西海固和甘肃的定西、河西，合称为“三西”，曾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解决贫困问题，就采取“吊庄”（村庄整体搬迁）的方式，将南部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沿黄灌区。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结束的时候，宁夏在30多年中有116万人口被有组织地搬迁，这占到宁夏农村人口的1/3以上。在完成如此艰巨任务的过程中，宁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采取多种安置方式，不断改进搬迁政策，为移民提供越来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移民就业机会，提高贫困移民的收入。宁夏的实践，为易地搬迁扶贫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这种以扶贫为目的的移民，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如“吊庄”、“易地搬迁”和“生态移民”，但实质上都是通过移民改变人们的贫困状况。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宁夏社会科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对宁夏的生态移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出版了《生态移民与发展转型——宁夏移民与扶贫研究》一书，并由国际知名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指出，生态移民是达到生态保护和扶贫双重目标的有效手段，易地搬迁为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人群提供了脱贫的途径，因此生态移民对山区的贫困人口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移民区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社会服务逐步完善，移民的满意度较高。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生态移民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如移入区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移民村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一些特定人群在移民后的就业问题等。
从2012年到2016年这几年，正是国家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宁夏实施生态移民，共搬迁了34.5万人，这是宁夏历史上搬迁人口规模最大的时期。为了了解生态移民最新进展情况、分析生态移民的社会经济效果、总结易地搬迁扶贫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对宁夏生态移民的第二次系统调查，调查仍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和北方民族大学共同实施。现在呈现在这里的研究报告，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
这次调查发现，宁夏各级政府在移民的安置过程中不断创新，如引进市场机制，推动企业参与移民村的经济发展；增加贫困人群的资产收入，将扶贫资金转化成贫困人群的资产，从而使他们有稳定收入；千方百计增加移民的就业机会，包括公益岗位向贫困移民开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等。通过多种扶贫策略，贫困人口在移民以后收入普遍增加。
这次调查还发现，宁夏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在移民区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将迁出地的大部分土地资源转化成生态用地等。实施生态移民，既要实现贫困人口脱贫，又要保护生态，不仅要使原有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得以恢复，而且要避免移入地的生态环境被破坏。在生态移民中，许多移入地并非生态状况很好的地区，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经过改造以后作为移民安置区，要更加精心地维护才能避免因为移民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宁夏各级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加大力度保护移民区的生态环境。
这次调查也发现，移民仍然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群体，移民村庄仍然是贫困发生率比较高的地区。进入沿黄灌区以后的移民，尽管其农业生产条件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他们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源仍然匮乏，耕地面积较少且质量较差，农业增收的潜力很小。在非农就业领域，他们也面临许多困难，如他们多数都在就业不稳定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很难进入非农就业市场。这些后续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才能保证脱贫人口不再陷入贫困。
中国到2020年要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这将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壮举，生态移民也将是这一壮丽画卷的浓重一笔。希望这项生态移民的调查研究，能够不断跟进，真实记录下这个非凡过程的足迹和无数贫困个体改变命运的故事。2017年1月5日 导言 chapter 01易地搬迁与精准扶贫——宁夏生态移民再考察王晓毅
在中国扶贫战略中，易地搬迁是一个重要的手段，用以解决生存在“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2012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404亿元，撬动各类投资近1412亿元，搬迁贫困人口591万人，地方各级统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80亿元，搬迁580多万贫困人口，有效拓展贫困地区发展空[1]间。”在“十三五”期间，中国还有56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其中有近1000万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易地搬迁来实现脱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搬迁981万人的任务，并采取多种手段，保证搬迁贫困人群脱贫。
从20世纪80年代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就开始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工作，到2015年底，共有约116万生活在南部山区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其中大部分人口搬迁到北部黄河灌区和中部干旱带的引黄灌区，少量人口在南部山区县内迁移。在“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宁夏仅涉及8万人的劳务移民。可以说作为一项历史任务，宁夏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基本完成。因此宁夏易地搬迁的经验对全国的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通过易地搬迁，移民得到了更好的公共服务，收入增加，就业结构多元化，而且无论是移出区还是移入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是搬迁并不意味着脱贫，新的移民区仍然是贫困高发地区，且随着搬迁，出现了一些新的致贫因素，对精准扶贫提出了新的挑战。本部分结合在宁夏中部和北部的实地调查，分析移民区所面临的反贫困治理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思路。一 易地搬迁的扶贫政策
中国的专项扶贫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三西”扶贫，宁夏南部山区和中部干旱带是贫困比较集中且生态环境脆弱、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的地区。为了有效地减轻环境压力、解决贫困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实施了五个移民工程（见表0-1），将约116万贫困人口搬迁到北部和中部的引黄灌区。宁夏易地搬迁扶贫时间长、规模大，采取多种方式解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问题，形成了扶贫搬迁中的宁夏模式。表0-1 宁夏五大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宁夏的易地搬迁开始得比较早，持续时间长。从20世纪的80年代宁夏开始实施吊庄项目，移民持续到“十二五”时期，前后进行了30多年，到“十三五”期间，除了少量劳务移民以外，宁夏的易地搬迁基本完成。在移民过程中，政府投入不断增加。早期的吊庄是两头有家、来去自由的搬迁政策，移入区与移出区保持了密切联系，移[2]民区相当于原有村庄的易地扩张。在早期吊庄项目中，政府投入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如水利设施和基本道路方面，大部分土地需要移[3]民自己开垦，房屋自己建设，移民的流动性较大，人均财政投入不足1000元。后期的易地搬迁项目投入逐渐提高，各项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愈加完善。在“十二五”生态移民项目中，人均投入已经达到近3万元，不仅建设了标准的住房，而且道路、学校、村委会等公用设施也都配套完成，灌溉设施采取了水资源利用率较高的节水灌溉设施。
相对于全区的总人口，宁夏移民的规模较大。宁夏全区2015年人口总数是668万，其中农村人口300万，易地搬迁人口116万，占农村总人口的38%。2010年国家重点扶贫区域的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共有人口140万，其中贫困人口有100万，仅“十二五”生态移民就占贫困人口的35%。大规模的移民对宁夏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移民改变了宁夏的人口布局，根据宁夏统计局的统计，到“十二五”末期，南部山区9县区的人口占34.3%，接近2/3的人口分布在北部川区。仅在“十二五”期间，北部川区人口就增加了1.48个百[4]分点。
在易地搬迁过程中，宁夏以新建移民村集中安置为主，多种安置方式为辅。移民村主要分布在中部干旱带和北部的毛乌素沙地边缘，这些地区在易地搬迁以前基本是荒地，在建设了灌溉系统和房屋以后被开发出来用以安置移民。集中安置的移民村往往人口众多，村庄规模较大，一些村庄甚至达到千户人家。除了集中安置以外，宁夏还在部分地区采取了插花式的分散安置，包括允许一些移民投亲靠友，少数移民被安置在自然条件较好的村庄中，与村庄原居民插花居住。与有土安置不同，还有一部分被称为劳务搬迁的移民主要被安置在北部城镇周边，以便于从事非农就业。劳务移民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但是不分配土地。在政府有组织的易地搬迁之外，还有大量自发的移民，他们不在政府安置计划之内，而是通过购买移民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参与了易地搬迁。
易地搬迁以后，移民收入迅速增加，根据宁夏扶贫局的调查，移民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了5000元，而搬迁比较早的吊庄移民的收入更达到7000元。尽管移民项目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土地开发，但是移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外出务工。2016年的10个移民村的804户调查[5]显示，在易地搬迁之前，他们的收入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只有不到10%的被访问户的收入主要依靠外出务工；而在搬迁以后，主要收入来源发生了变化，超过60%的被访问户主要依靠务工收入。地理距离缩短和交通条件改善有利于移民进入宁夏北部城市和周边其他省市从事非农就业，同时，在移民安置区周边短期的农业和非农业就业机会也逐步增多，特别是移民区的妇女和中老年农民的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村庄周边的农业企业，如采集枸杞、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
随着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逐渐完善，以及收入增加，易地搬迁对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在804份问卷中，有近50%的移民并不是由政府组织的，而是自发移民。我们访问的一些搬迁时间比较长的移民都表示，现在移民村的条件比他们的老家条件好很多，首先是交通方便了，不像老家，出门都是山；其次移入区的土地条件明显改善，有灌溉设施。移民村越来越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吸引移民的首要因素，几乎所有的移民都认为移民村比老家更方便，特别是在移民区，教育条件的改善是吸引移民的主要动力之一。此外，移民也被纳入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大潮中。不管是否有生态移民的项目，农民外流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趋势，在这个趋势下，移民村成为一个跳板，助推了南部山区的人口外流。在一些移民村，南部山区的农民进入以后，先近距离外出打工，在获得更多城市生活经验以后，就离开移民村，进入城镇。在劳务移民村，移民尽管就业不稳定，多数移民还不肯放弃原有的土地而变为城镇户口，但是访谈对象都表示要在城镇就业，并没有因为近年来城市用工的减少而萌生回到南部山区的想法。农民也很难回到他们原有的村庄。在“十二五”的生态移民规划中被列入移民区的村庄，公共设施的建设基本停止，而且一些村庄的房屋在移民以后也被拆除，缺少公共服务的村庄已不再具有吸引力。
在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的背景下，农民的移动已经成为一个潮流，不论是否有易地搬迁项目的推动，山区的农民向平原地区和城镇的流动都不可避免。易地搬迁的成功也正是顺应了这种潮流。易地搬迁项目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减少了农民流动的成本。此外，在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建立新的家园，移民还可以从事农业生产，这也减少了移民的风险。但是在搬迁过程中，移民必须放弃原有的家乡，这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劳动力丰富的家庭，搬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对于劳动力不足的贫困户来说，尽管搬迁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他们所能利用的机会很有限。二 易地搬迁与贫困
易地搬迁并不会自然解决贫困问题，在易地搬迁以后，贫困仍然是许多移民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十二五”生态移民村中，贫困的发生率还比较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北方民族大学联合调查的10个移民村中，有8个村被列为贫困村，共有农户10436户，其中贫困户1860户，以户为单位，贫困发生率达到18%，其中有四个村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农户总数的35%以上（见表0-2）。而“十二五”生态移民村的贫困发生率更高。在被调查的10个村庄中，有3个村庄是“十二五”生态移民村，其中有两个村庄的贫困户所占比例接近50%。银川市的月牙湖镇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区，在实施精准扶贫中，7个老移民村都不是贫困村，而5个新的移民村都是贫困村，且多数村庄的贫困户比例超过50%。从概念上说，易地搬迁扶贫是使人们从生态环境极端脆弱地区搬迁到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好的资源可以利用，但在实践中问题往往并不是如此简单，在许多移民村，移民可以利用的农业资源不仅没有因为搬迁而增加，甚至可能减少，比如可利用耕地面积减少、没有了可以利用的草地和荒地，甚至一些灌溉农田也不能被有效利用。因此在宁夏大规模易地搬迁扶贫以后，完全由移民构成的红寺堡区因为贫困问题比较普遍，也被自治区列入扶贫的重点区域，从而使宁夏的8个贫困县市增[6]为9个贫困县市。表0-2 调查村的贫困状况“十二五”生态移民村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贫困发生率，首先是因为他们搬迁的时间还比较短，大多数是2012年以后搬迁的，尽管许多移民村在2012年已经建成，但移民是陆续完成的，有些甚至到2016年还没有完成搬迁。进入一个新的地区需要适应的过程，比如需要逐渐熟悉当地的劳务市场、培养人际关系，以及学习新的技术，而新移民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竞争力。其次，新的安置方式增加了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目标的困难。随着水资源日趋紧张，以及可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十二五”生态移民每人只有一亩水浇地，但是这一亩水浇地并没有实际分配到农户，而是集中由村级的合作组织流转给企业经营。尽管公司向农民支付土地流转费用，但是对于移民来说，300～500元的土地流转费无异于杯水车[7]薪，基本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早期的移民往往获得的土地面积较大，当时政府统一开垦和分配给移民的土地一般在人均2亩以上，多数家庭在种植过程中还私下扩大了土地面积。比如海陶北村是最早的移民村之一，村民来了以后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垦荒地，每户的土地面积差不多在30亩左右，且每户的庭院面积较大。我们访问的一个养殖户的庭院面积达到4亩左右，种植了葡萄、果树等，发展了庭院经济。大河村的村民也通过不断蚕食地边，逐渐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老移民多是兼营农业、畜牧业和外出务工，收入的多元化使移民的收入增加。但是对于新移民来说，没有农业经营以后，收入完全依靠外出务工和政府补贴，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抗风险能力较弱。
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不仅发生在新移民区，一些老移民区也因为土地荒漠化、盐渍化的影响而陷入贫困，比如表0-2中的红崖村和朝阳村都是老移民区，贫困发生率都超过了1/3。易地搬迁要改变生态脆弱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但是可供选择的空间往往条件并不好且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改造。宁夏易地搬迁的移入区也是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地区，因此移民在缓解了南部地区环境压力的同时，却给移入地区带来了环境压力，表现为水资源的不足和土地的荒[8]漠化。由于移民区的降雨量小且蒸发量大，许多地方都存在缺水问[9]题，特别是中部干旱带。移民集中的红寺堡区灌溉用水缺乏、土地荒漠化和盐渍化同时出现。比如红崖村的缺水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过去每个玉米种植季节可以灌溉4～5次，现在减少到1～2次，因为缺水，玉米的产量减少2/5，有些地块甚至绝收。按照农民的判断，缺水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开垦的增加，既包括农民自发地扩大耕地面积，也包括一些农业企业进入以后，与移民争夺水资源。在宁[10]夏38个移民安置区中，有25个涉及水资源短缺问题。在灌溉用水总量不增加的条件下，要扩大种植只有采取节水措施，但是节水灌溉尽管可以节约灌溉用水，可减少灌溉用水以后，移民区的生态环境会受到什么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一些地区灌溉不足，而另外一些地区因为土质条件不佳导致排水不畅，这造成荒漠化和盐渍化并存，特别是在中部干旱地区，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土地的荒漠化和盐渍化，但是这些措施往往效果不明显，且改造成本很高，很难得到移民的支持。比如大河村30%以上的土地已经盐渍化，无法种植粮食作物，通过开沟和埋管等方式排除盐碱可以减轻土地盐渍化，但是村民反映效果不明显。目前在盐渍化不太严重的土地上可以种植枸杞，但是如果盐渍化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严重盐渍化的土地只能抛荒。
宁夏有大量可以开垦的荒地，有黄河水可以灌溉，以此为基础开发了大量农田，但是我们看到，与全国多数地区的移民一样，此处的大多数移民并未获得足够的农业资源，不仅每户可耕种土地面积小、质量差，不足以维持移民的生计，而且改变种植结构也困难重重。红崖村的村民说，本村已经调整了8次产业结构，但是每次效果都不理想。尽管枸杞、葡萄等经济作物发展很快，但是在红寺堡的调查发现，移民多数仍然种植传统作物玉米，尽管政府减少了对玉米的补贴，但是因为种植成本、技术以及市场等多方面原因，农民仍然固守着那些低效益的大宗粮食作物。理论上农民合作社可以解决经济作物种植中的成本、技术和市场问题，但是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大多数合作社都没有真正运行。在新移民区，合作社的职能只是作为农民的代表，签约将农民的耕地流转给公司。
对大部分移民来说，依靠经营农业实现脱贫难度很大。在804份问卷调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例不足家庭总收入的25%，大部分收入来自务工收入。问卷调查中，家庭总收入平均超过3.2万元，但是农业收入仅有8000元，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在804份问卷中，有409户回答有农业收入，其中将近60%的农户的农业毛收入在10000元以下，这也就意味着，农业收入超过10000元的移民占移民户总数的20%。
按照国家“十三五”易地搬迁的规划，易地搬迁主要涉及四种地区，即深山石山等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地区、国家规划的禁止和限制开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且建设和运行成本高的地区，以及地方病和地质灾害高发地区。在搬迁以后，移民的生产条件可以得到很大改善，但是现实的问题在于，移入地区也往往生态脆弱、缺少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在搬迁以后，大多数移民获得的农业生产资源并不足以维持其生计。因此，外出务工就成为移民首选的增加收入的手段。在426户回答有务工收入的问卷中，有50%以上的务工收入已经占到家庭收入的75%以上。然而在调查中发现，对于移民来说，尽管搬迁缩短了其与非农就业的空间距离，但是打工收入仍然不稳定。由于缺少技术和专业训练，移民大部分从事低端的工作，如建筑工地的小工、修路和城市建设中的建筑工人，或者是到内蒙古从事采矿业。一些移民则主要依靠在周边地区或远赴青海采摘枸杞、葡萄等为生。
对多数移民来说，非农就业不稳定，比如采集枸杞带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到青海采摘枸杞的时间也就3个月左右，在周边地区，采摘时间会长一些，但即便如此，采摘枸杞的工作都是一项季节性的工作。建筑工地的低端务工也不稳定，因为这些工作不需要技术，人员替代比较容易，有活了，一些中介便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没活了，人们就需要另寻门路。在庙庙湖村，一般外出打工的时间只能维持5个月左右。此外，低端工作受到外部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减少，移民越来越感受到工作难找且工资降低。一些建筑行业的小工反映，他们的日工资大约降低了1/3，[11]工作时间也减少了1/3，甚至1/2。
低端非农就业对中老年移民和妇女形成排斥，使中老年移民和妇女成为生计脆弱的群体。在对移民的访问中，超过45岁的男性移民就很难找到工作。如果说在传统的农村，50岁以上的壮年和老年人口无法在城市就业以后可以选择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但是对多数移民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早期移民尽管土地面积较大，但是因为水资源匮乏和土地瘠薄，农业收入很低，后期的移民则土地面积很小。对所有移民来说，他们缺少农田之外的农业资源，比如放牧的草原和山地、种植林果的山坡。同时失去农业经营和打工的可能，致使许多50岁以上的移民生活陷入窘境。妇女的情况有些类似，尽管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进入给妇女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但多数妇女就业还是依靠一些季节性的劳动。就业的不稳定造成了移民收入波动，缺少青壮年劳动力的家庭特别容易陷入贫困。
易地搬迁给许多移民提供了机会，但是并未改变农村贫困发生的逻辑，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仍很容易陷入贫困。不同的是，由于移民的农业收入机会减少，因此在受到非农就业排斥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依靠农业维持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易地搬迁加剧了其脆弱性。
易地搬迁同时带有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的双重特点，易地搬迁与生态移民强调的是一个移民过程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在生态极度脆弱的地区，只有移民才能帮扶他们实现脱贫致富；后者强调只有将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迁移出去，才可以恢复生态环境。尽管两个概念在目标的优先序上有区别，但在实际的搬迁过程中，二者是同时进行的，正像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所做的：一方面为了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必须搬迁出去；另一方面在搬迁的过程中，要让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但是双重目标的叠加也造成了搬迁中的困境，易地搬迁带有非自愿搬迁的因素，因为在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不管是否自愿或贫富，都需要搬迁以恢复生态，尽管搬迁方式上有一些选择的空间，但是在恢复生态中，移民并非按照生态服务价值得到补偿，而是通过开发式扶贫解决其发展问题。在这种格局下，对于扶贫移民，安置多采取非自愿的方式，移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中进行选择。对于生态移民，他们的资产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补偿，因此，那些具有较高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本的移民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成为搬迁的受益者，而那些缺少相应资本的贫困户则仍然陷入贫困之中，并成为精准扶贫的对象。
从农业、非农业和补偿三个方面来看，贫困户在搬迁的过程中，受益有限，这是易地搬迁区域，特别是移民时间较短的区域存在较高贫困发生率的原因。贫困户多为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三 易地搬迁地区的精准扶贫
宁夏回族自治区充分认识到移民搬迁中的贫困问题，在实施精准扶贫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在“十二五”生态移民村中建档立卡户的高比例也反映出自治区政府对移民村扶贫问题的关注。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增加在易地搬迁工程中的投入、促进非农就业、提高资产收入、改善移民区的生态环境。但是移民村的自组织能力弱和频繁的人口流动也增加了精准扶贫的难度，使移民区域的扶贫更加困难。
为了减少易地搬迁后移民的困难，使其更迅速适应搬迁以后的环境，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保留搬迁之前的优惠政策，不使移民因搬迁而受损失，如移民在搬迁之前享受的退耕还林、种粮直补等优惠政策在政策到期之前仍能享受，并不会因为搬迁和土地收回而被取消。二是完善移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用设施、道路及农民住房等。三是完成土地开垦及配套的水利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农民发展经济作物。这些政策方便了移民迅速适应新的移民生活，并发展农业产业。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一般性的措施对大多数移民的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对于移民中的贫困群体，作用有限。
非农就业是移民发展的主要途径，2012年我们的调查发现，在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发展所能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在宁夏，每万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比东部[12]发达地区，如广东和浙江要少。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入宁夏，如在大武口新建的纺纱厂对增加移民的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年轻移民进入企业稳定就业的机会增加，这与中老年移民只能在建筑工地上从事季节性工作有差别，在大武口的劳务移民社区，通过培训，一些移民开始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作，如运输行业。公益性岗位优先向贫困户开放，这也增加了贫困人口就业的机会，比如银川滨河新区的保洁等公益岗位往往会向贫困移民倾斜。此外，随着宁夏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公司也给移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十二五”移民的土地集体流转给农业公司以后，这些农业公司往往在签署土地流转合同的时候就承诺要优先雇用本村村民。
除了直接扶持移民发展产业之外，合作化的运作，也提高了农民的资产收益。“十二五”生态移民的土地流转可以看作一种资产收益，农民不再直接经营土地，而将土地流转给农业公司，农民获取土地流转费。肉牛和奶牛托管也是资产收益的一种方式，政府将扶贫资金转化成农民的购牛款，这些牛由公司统一管理，移民则每年分红。托管保障了肉牛和奶牛养殖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可以生产高质量的牛肉和牛奶，同时这些公司提供固定分红，增加了移民收入、减少了农民的生产风险。一些移民村还引进了光伏项目，光伏公司利用移民的庭院、屋顶安置光伏板，农民以扶贫资金入股光伏公司享受每年固定[13]分红。宁夏资产扶贫的经验表明，将扶贫资金转化成贫困户的资产，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收入需要完善的政策支持，比如肉牛和奶牛公司在从事奶牛托管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在银行贷款、土地使用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而光伏扶贫则得到光伏发电项目审批、用地等多方面支持。资产脱贫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协调，并非简单的贫困户入股。
此外，政府加大投入改善移民区的土地生产条件，防止土地荒漠化和盐渍化。政府相关部门在易地搬迁区开展治理盐渍化土地的项目，且投入资金不断增加。2014年自治区发改委投入1.09亿元治理移民区的荒漠化和盐渍化的土地，水利厅投入0.45亿元治理沙化和盐渍化土地3万亩。这些投入在一定区域内改善了移民区农业生产条件，比如[14]在大河村，经过挖沟和埋管，部分土地的盐渍化情况得以改善。然而上述措施的实施虽然缓解了部分移民的困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移民的贫困问题，这不仅因为投入尚不足以覆盖所有的移民区域，而且因为移民区域实施精准扶贫遇到了一些特殊的社会治理问题。
精准扶贫不仅要加大扶贫投入，而且要实现“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也就是要将所有的贫困人口纳入帮扶对象中，而在移民区域，精准识别恰恰遇到了移民高流[15]动性的困难。尽管政府出台了政策，希望移民能够稳定，但是移民的流动性仍然很高。北方民族大学课题组对宁夏生态移民“定居率[16]低”做了专门研究。在这个研究中，定居率低包括四种现象：应搬未搬，也就是说按照规划应该搬迁的却仍然滞留原村庄；搬迁后迁移，即已经在移民村安置下来，但是因为其他原因离开了；家在移民村，但是全家外出打工；自愿移民，也就是并非政府规划的移民，他们通过购买或租用移民房屋实现搬迁。
人口流动在移民村中很普遍，比如大河村是搬迁比较早的村，全村800多户人家，其中有50%是后来搬迁来的，特别是2005年严格户籍管理制度以后搬来的自发移民很多，他们在大河村没有户口，因此也无法享受各种扶贫的优惠措施。这个村的第四组有120户人家，据组长反映，其中50户没有户口，而有户口的70户中，有大约50户常年有人居住，另外20户则处于流动中。按照组长的说法，收入高了，在城里买房搬走的人是少数，多数可能是在四处流动。红崖村的情况也类似，按照红崖村干部的说法，移民村的人口流动就一直没有停止，红崖村最初搬迁的有470多户，但是到现在只有130多户留在移民村，更多的或者回了老家，或者搬迁去了其他地方。现在村庄中居住的农户多数是后来陆续搬迁来的。由于移民村中出售和购买房屋土地的现象比较普遍，所以房屋和土地的售卖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格机制，比如在红寺堡，一套移民的住房加上10亩左右的土地大约在15万元。
老移民村已经形成了人口进出的流动机制，而新的移民村经常存在应搬未搬的现象。在红寺堡的马渠安置区，计划搬迁2800户，但是实际居住的只有800多户，常住人口只占应搬迁人口的28%，其他近2000户中，有一半是尚未搬迁，另一半则是搬来以后又离开。各个移民点都有尚未搬迁进入的移民，只是因为各个移民点的条件不同，应搬未搬的比例也有所不同，比如月牙湖因为靠近银川，地理位置相对较好，应搬未搬的农户数量较少。
摆动是移民社会适应的一个过程，早年宁夏的吊庄就带有明显的摆动特点，摆动不仅给移民提供了适应的空间选择，也提供了时间选择，在摆动中移民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定居的地点和时间。随着非农就业和农村城镇化，摆动进一步发展为流动性，即不仅在迁出地和迁[17]入地之间摆动，而且可能会进入新的地区，如城镇或其他地区。但由于现在的精准扶贫是以较固定的居民为对象的，因此摆动给精准扶贫带来了困难。从2005年开始严格管理移民的户籍，自发移民很难在移民区获得当地户籍，这样造成了移民村庄中户籍与人口的分离。2005年以后的自发移民在居住地没有户口，而外迁人口户籍在村庄但是人不在，应搬未搬的人口在村中没有户籍也没有人口，只有那些常住的移民户籍和人口同时在村内，但是这些人口只占村庄居民的一部分。从精准扶贫的角度看，人户分离的人口大多不能进入精准扶贫的对象中。大河村和红崖村的村干部都提到，扶贫政策的对象是户籍人口，村中那些没有户口的人不能享受低保政策，也不能被纳入建档立卡对象中，而那些有户口但是没有人的家庭，尽管理论上户籍人口可以享受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但是因为他们长期离开村庄，现状不明，因此也很难被纳入扶贫的对象中。大河村的村干部表示，对于那些没有户籍的贫困人口，只能从其他渠道给他们一些支持，但是低保和建档立卡要严格按照户籍所在地实施。精准扶贫的政策是建立在村庄基础上的，很难适应易地搬迁以后高流动性的移民特点，从而造成部分贫困人口在政策覆盖范围之外。
在移民村，精准识别同样十分困难，特别是在新的移民村。首先，原有的一些比较有效的瞄准手段在易地搬迁村庄中效果减弱。比如农民贫困与否往往首先表现在房屋质量上，所以在精准识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看法”首先是看村民的住房状况。但是在新的移民村，房屋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所有房屋的规格都是一致的，房屋就不能发挥识别的作用。其次，由于移民村庄中的村民往往彼此不熟悉，道德压力减轻，多数人都会倾向于将自己申报为建档立卡户，而且因为彼此之间不熟悉，所以比一般村庄更难获得准确信息。村民参与本是精准识别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因为村民彼此不熟悉，这种手段就不够有效。移民村的精准识别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干部深入各户摸清详细情
[18]况。
在易地搬迁中，由于贫困发生率比较高，而且人口流动性较大且精准识别存在困难，在实践中就往往会出现三种倾向。第一种是高度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对发挥农民自身积极性重视不足。由于移民尚未被组织起来，而扶贫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看到在移民区，地方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原隆村的书记是由闽宁镇政府派出的，而在马渠移民安置区，许多经营农业的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直接洽谈的。与此相联系就可能出现第二种现象，就是政府对扶贫大包大揽，用变相的救济代替开发式扶贫，特别是有些资产扶贫项目，由政府统一组织和实施，贫困户缺少参与，仅仅是享受分红，资产扶贫变成变相的救济。第三种就是扩大扶贫面与排斥贫困户并存。由于扶贫覆盖面较大，那些有户口且在村庄中居住的移民更容易被纳入扶贫对象中，而那些没有户籍或长期外出的人则无法被纳入扶贫对象中，从而造成精准扶贫的遗漏。四 精准扶贫与流动性的适应
易地搬迁包含扶贫和生态保护双重目标，定点安置与移民的高流动性并存，在增加非农就业的同时又将部分移民排斥在就业之外，这构成了易地搬迁扶贫中的几个主要矛盾。易地搬迁扶贫要重视农民的资产建设、建立与高流动性相适应的精准扶贫机制，并增加对被排斥人群的社会支持，发展一种基于流动性的扶贫体制替代现有的以新建移民村为主要安置方式的易地搬迁。
基于流动的扶贫体制可以打破移入和移出的二元结构，在不改变生态脆弱地区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生态补偿实现农民增收和环境保护的共赢；在不割断移民与原有村庄联系的基础上，促进移民参与环境保护并实现就业多元化；大幅度减少移民村的建设，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支持移民融入非农就业和城镇化。
第一，要区别生态移民和扶贫搬迁。尽管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同时发生，但是要从生态移民和扶贫搬迁两个方面完善搬迁政策，其中生态移民的政策要侧重补偿，面向所有移民，在充分肯定生态移民对生态保护所做出贡献的基础上，基于生态服务价值，对移民进行生态补偿。比如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以后，他们退出的房屋和土地被政府收回，用于生态恢复，但是这些生态资产的价值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估和补偿，需要参照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贴及草原奖补政策等生态补偿政策，对移民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补偿。扶贫搬迁应只针对生态移民中的贫困户，也就是在获得生态补偿以后仍然陷入贫困的农户，进行有针对性的扶贫。避免将生态移民补偿和易地搬迁扶贫混在一起，避免出现因补偿不足而引发贫困和扶贫对象的扩大化。
第二，适应移民高流动性的特点，建立具有流动性的扶贫机制。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移民点的建设来重新安置移民已经不能满足移民的需求，而且会进一步带来环境和社会问题。移民本身是在流动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因此扶贫政策不能以减少流动性为前提，而是要适应移民流动性的需求，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不断完善扶贫机制，使城镇化的公共服务惠及贫困移民。
第三，针对劳动力市场对中老年劳动力的排斥，需要逐渐发展多样性的非正规就业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生态保护可以发挥增加中老年农民收入的作用，允许和鼓励部分移民以及就业困难的中老年农民参与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并在生态保护中增加收入；改善移民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农民发展家庭小型养殖业，使中老年移民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出台相应政策，鼓励相关企业雇用中年农民。
经过多年的易地搬迁，仍然生活在不适宜人类生存区域的人口在大幅减少，易地搬迁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将那些一方水土不能养活的一方人口搬迁出来，更在于减轻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改善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生存环境。因此，过去那种一刀切的易地搬迁模式应逐渐停止，而代之以能推动生态脆弱地区发展的人口流动模式。[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2016。[2] 束锡红等：《宁夏生态移民开发历程回顾与展望》，《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3] 在访问中，早期移民对移民之初的艰苦条件记忆犹新，他们说那个时候风沙很大，吃饭时饭碗里都是沙子，许多移民在搬迁以后又都返回了老家。随着土地开垦、植树和村庄建设，移民区的生态条件明显改善。[4] 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十二五”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十五）》，2016年4月。[5] 本项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方民族大学在2016年联合实施。[6] 吴占东：《关于实施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情况的报告》，2011年12月。[7] 土地流转的理由首先是新开垦的土地土质较差且配套设施不完善，农户耕作困难；其次是产业化需要土地的集中连片和公司经营。事实上如此少的土地是无法维持移民生活的。[8] 杜慧莹等：《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12年第40期。[9] 李东洲：《宁夏中南部生态移民安置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10] 李东洲：《宁夏中南部生态移民安置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11] 访问中有些移民反映，过去的工资可以达到120～150元/天，但是现在降低到80～100元/天，而且过去每个月有20多天有活干，现在能有15天已经很不错了。[12] 李培林、王晓毅：《移民、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宁夏生态移民调研报告》，《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13] 原隆村的牛托管是由公司统一养殖牛，农民以每头牛2000元入股，享受每年2000元的分红，贫困户投入的资金来自财政扶贫资金。此外村民贷款10万元入股光伏公司，贷款利息由政府财政贴息，每年村民从光伏公司得到的固定分红有1.5万元，其中0.5万元用于还款，1万元作为农民收入。（闽宁镇苏志军访谈）[14] 调查中发现，村民认为开沟排水是解决盐渍化的有效方法，但是因为村民多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开沟，所以只好采取埋管的方法，而埋管的效果明显不如开沟。[15] 比如政策规定，严禁移民非法转让土地和房屋，对擅自转让土地和住房的，要严肃查处，坚决纠正。凡已提供的生态移民住房和劳务移民周转房，一年内没有使用或私自转租的，当地政府要及时收回并予以处罚。[16] 北方民族大学：《宁夏生态移民社区“定居率低”问题的调研和思考》，打印稿，2016年6月。[17] 王晓毅：《从摆动到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的适应》，《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18] 在原隆村，刚搬迁，情况不掌握。三番五次去他们家。之前识别了一个，是个老头，领着几个孙子，看家庭状况、穿着，又问有没有收入，他说没有。后来调社保，是退休老师，一个月5000多元工资。亲自去一次不行去两次，周围打听问清楚。问题是互相之间不知道，就得三番五次下去。（闽宁镇访谈） 第一编 chapter 01生态移民社会经济实证研究第一章 宁夏生态移民社会经济状况概述樊晔 陈昊
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实施大规模移民工程，帮助宁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解决温饱问题。自1983年至今，宁夏先后实施了吊庄移民、“1236”扬黄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三大工程，它们都兼具扶贫开发和生态恢复的功能，从广泛意义上说，都属于生态移民的范畴。生态移民一方面帮助大部分移民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实现致富增收；另一方面极大地减轻了移民迁出区的人口压力，收回的土地全部用于生态建设，有效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通过生态移民工程，宁夏实现了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并举。第一节 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
本节基于2016年对移民区10个村庄的调查，从自然条件、交通/水源/生活能源、社区服务设施等方面描述和分析移民当前的生活条件。一 自然条件
调查的10个生态移民村中，90%位于农村，10%位于郊区。从近五年遭遇过的自然灾害情况来看，移民村大多干旱少雨，旱灾和沙尘暴比较常见。40%的移民村遭遇过旱灾，20%的移民村遭遇过植物病虫害，10%的移民村遭遇过动物疫情，30%的移民村遭遇过地震，40%的移民村遭遇过沙尘暴（见表1-1）。表1-1 移民村受灾情况二 交通/水源/生活能源
移民为迁移之前居住在山区的居民在生活上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移民村交通更加便利，“行路难”问题得到解决。移民村内七成的主要道路为水泥路面，三成是平坦干净的柏油路。
移民村居民生活用水质量得到改善。以前许多村民主要以雨水为生活用水，还有的需要买水吃，迁移后所有村子都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自来水成为10个村的主要饮用水源。
家庭做饭的主要燃料发生较大变化。以前居民做饭大多使用柴草，迁移后五成移民村开始以电为主要燃料，两成既使用煤又使用电，一成使用煤，只有两成仍主要使用柴草（见图1-1）。清洁高效的新能源逐渐普及。五成移民村开始使用太阳能，四成移民村开始使用沼气。图1-1 移民家庭做饭主要燃料使用状况三 社区服务设施
移民后村内基础设施更加健全，居民休闲生活日益丰富。10个村都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卫生室/诊所和便利店（小商店/小卖部），方便了居民的医疗、满足了居民的日常需要。90%的移民村设有文化活动中心/室，居民的文化生活更加充实。70%的移民村设有体育运动场所/设施，加强了居民的体育锻炼。60%的移民村有垃圾站/公用垃圾箱，改善了村内卫生状况、减轻了污染。50%的移民村建立了幼儿园/中小学，提高了移民村的教育水平和居民的文化程度。30%的移民村设有银行（柜员机），方便了居民的日常交易。30%的移民村设有公交车站，交通更加便利，方便居民出行。20%的移民村有农贸市场/集市，使居民能够购买到更多种类的商品。10%的移民村有百货商店。10个移民村都还没有儿童游乐场所/设施（见表1-2）。表1-2 移民村服务设施情况表1-2 移民村服务设施情况-续表第二节 生态移民的经济状况
本节将从移民家庭收支盈余、移民家庭收支情况、移民个人收入情况等方面描述生态移民的经济状况。一 收支盈余
2015年移民家庭收支盈余平均为-20448元，生态移民的家庭收支处于入不敷出状态。移民家庭收入无法抵消家庭支出，导致家庭的盈余状态为负值。表1-3是2011年和2015年移民家庭收支盈余状况。2015年，高达67.54%的移民家庭收支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1.49%的移民家庭处于收支平衡的状态，移民家庭收支有盈余的只有三成。而2011年移民家庭收支盈余平均为1631.62元，接近六成的移民家庭的收支处于盈余状态（参见表1-3）。相比2011年，2015年移民的家庭经济状况堪忧。表1-3 移民家庭收支盈余状况表1-3 移民家庭收支盈余状况-续表二 收入状况
数据显示，2015年移民家庭平均收入为32137元。有15.4%的移民家庭的总收入在10000元以下，22.6%的移民家庭的总收入在10000元至19999元，19.9%的移民家庭的总收入在20000元至29999元，42.0%的移民家庭的总收入在30000元以上。2011年，只有11.4%的家庭的总收入在10000元以下，30.9%的家庭的总收入在10000元至19999元，23.5%的家庭的总收入在20000元至29999元，34.2%的家庭的总收入在30000元以上。整体来看，近年来移民家庭收入有所增加。在个人年收入方面，2015年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1001～5000元、5001～9000元、9000元以上的移民分别占被访移民的22.01%、20.02%、12.20%、45.77%。2015年宁夏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1]入为9119元，54.23%的被访移民年收入低于宁夏全区平均水平，且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29.35%的移民个人年收入低于2980元，属于精准扶贫的对象。三 支出状况
2015年，移民家庭平均支出为52585元，2011年迁移人群的家庭总支出为24714.4元。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近年来移民家庭支出增幅较大。有5.1%的家庭的总支出在10000元以下，16.6%的家庭的总支出在10000元至19999元，17.5%的家庭的总支出在20000元至29999元，60.8%的家庭的总支出在30000元以上。移民家庭收支不均衡，多数移民家庭支出大于收入。第三节 生态移民的社会地位
户籍身份、教育水平、政治面貌、搬迁安置情况、职业身份等都可以反映一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本节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宁夏生态移民社会地位的现状。一 户籍身份
生态移民中，有96.5%是农业户口，3.1%是非农业户口，为居民[2]户口的仅有0.4%。相比2011年，生态移民中农业户口的比例由95.6%增加到96.5%，非农业户口比例降低（见表1-4）。2015年，宁夏城镇化率达到55.23%。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宁夏城镇化率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的城镇化，但对比发现，生态移民区移民的户口类型变化不大，这说明生态移民区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比较滞后。表1-4 生态移民的户口类型表1-4 生态移民的户口类型-续表二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对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重大影响。这些生态移民之所以总体收入水平偏低、生活贫困，和其整体教育水平低的现状密不可分。小学以下水平占42.3%，小学水平占22.3%，初中水平占23.4%，仅有8.4%的生态移民上过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3.6%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水平的教育。仅接受过小学以下教育的低教育水平人群和文盲达到了四成之多；接受过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教育的专业性人员不到一成，技术性人才严重缺乏；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移民群众更是少之又少。虽然这些移民群众现今仍然处于总体过低的教育水平，但和四年前相比，教育结构在不断改善。由表1-5可以看出，2015年接受过专业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可见移民村开始重视移民的教育问题，希望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实现移民的脱贫致富。表1-5 生态移民的教育水平三 政治面貌
移民搬迁后，政治面貌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多数生态移民是群众，占92.3%，仅有4%的移民是共产党员，还有3.7%的移民是共青团员。201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90.1%的移民是群众，4.9%的移民是共产党员，4.9%的移民是共青团员，还有0.1%的移民是民主党派（见表1-6）。相比之下，四年来生态移民的政治面貌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移民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力度还比较薄弱，有待加强。表1-6 移民政治面貌对比四 搬迁安置情况
被访生态移民搬迁时间普遍较早。搬迁年数不到5年的有32.6%，搬迁年数在5～10年的有15.2%，52.2%的移民搬迁已有10年以上（见图1-2）。图1-2 移民搬迁时间分布
移民的搬迁安置方式也比较多样。生态移民工程初期，多采取“自愿搬迁，混杂安置”的搬迁安置方式，这种搬迁方式的计划性不强，安置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问题。生态移民工程后期，移民搬迁的计划性逐渐增强。一般是选择一个完整的自然村进行搬迁，然后将几个自然村合并安置成为一个行政村，这种搬迁安置方式不仅有利于移民社会关系的保留，在移民村规划建设、后续产业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数据显示，“整村搬迁，整村安置”的家庭占46.1%，“整村搬迁，混杂安置”的家庭占5.2%，“自发搬迁，自主安置”的家庭占42.3%，“自愿搬迁，混杂安置”的家庭占5.9%，其他安置方式占0.5%（见图1-3）。从以上数据可见，“自发搬迁，自主安置”也是生态移民主要的搬迁安置方式之一。自发移民始终伴随着生态移民的整个进程，生态移民的巨大成效吸引了众多的贫困群众自发搬迁出来，通过投亲靠友等方式进入移民安置区。虽然自发移民给移民安置区的社会治理带来一些问题，但他们也为移民安置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图1-3 移民安置方式
从移民搬迁时的情况来看，大多数移民都是自愿搬迁，这部分人占84.7%，还有13.8%的移民表示是被强制搬迁的，另外，还有1.5%的人对搬迁情况说不清楚。移民搬迁前，多数生活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山区，移民搬迁不仅可以改善迁出地的生态环境，还可以改善移民的生活质量，所以多数移民在政府号召下选择主动搬迁。此外，数据显示，47.9%的移民属于自发移民，52.1%的移民是政策性移民。政策性移民在教育、社保、住房、土地等方面可以享受移民安置地政府给予的诸多优惠政策，而自发移民却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因自发移民规模较大，近年来，移民安置地政府也逐步将自发移民纳入管理范畴，在某些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尤其是在移民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给予与政策性移民相同或相似的待遇，移民安置地社会治理情况也因此大有改善。五 职业身份
生态移民的职业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纯务农移民的比例不大，37.4%的移民在家务农，34.2%的移民外出打工，3.8%的移民一边务农一边从事其他职业，13.5%的移民无业，0.7%的移民退休，有4.1%的移民从事金融类行业，有0.9%的移民是教师，2.4%的移民是学生，还有3%的移民从事其他各类职业（见图1-4）。图1-4 移民职业身份第四节 生态移民村的贫困状况及脱贫计划
2013年，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在这一贫困治理思想指导下，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通过派干部“驻村造血”、创新脱贫产业平台、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等措施，变“大水漫灌式”扶贫为“滴灌式”扶贫，使宁夏贫困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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