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故乡——拉美华人社会百年演变研究（1847-197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叶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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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乡——拉美华人社会百年演变研究（1847-1970）试读：

本书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拉美华人社会百年演变研究，时间段是从1847年到1970年。对于本书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如下学术界定。

按照学界通常的界定，拉丁美洲（全称拉丁亚美利加州，Latin America）是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但是，它的产生来源并不是地理学上山脉或者河流的天然阻隔，而是由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演化而来的。历史上，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曾沦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官方通用语言是拉丁语系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因此得名“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以巴拿马运河为界，一分为二：北部包括墨西哥高原、中美地峡和西印度群岛，它们属于北美洲；南部是南美洲的全部。

在学界，华人、华侨和华裔是有严格区分的。华人（Chinese），广义上是指所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狭义上是指除了拥有中国国籍以外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华侨（Overseas Chinese，Chinese Sojourner）是指定居在国外具有中国国籍的人（中国公民），无当地国家的护照，持有中国护照。华裔（Chinese Descent），指非定居中国国内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持有当地国家的护照。在这三个概念中，华裔的外延最小，大多数社会历史学研究中所指的华人华侨都涵盖了华裔。当然，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也会根据研究需要对某些概念的外延进行重新界定。例如，1956年，华人学者张清杰（音译，Ching Chieh Chang）在马里兰大学地理系完成的博士论文《华人在拉丁美洲》中，对华人的界定就比较特殊：包括所有华人父母的后裔，不论出生在中国与否，也不论他们是否为中国公民；不包括华人与其他种族通婚留下的后裔。还有学者借用散居世界的犹太人的概念，将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称为华人散居者（Chinese diaspora）或华族（Ethnic Chinese）。本书中的华人仍沿用大多数社会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广义上的含义。如果从历史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角度言之，海外华人承认自己或祖先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且有效地加以运用在华人社会内部以及居住国主流社会获得身份认同，从而形成华人族裔的独特个性；他们也认同居住国的历史，积极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之中，最终成为当地少数族裔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员之一。

1847—1970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创立后，进而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找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当动荡不安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不再能庇护和养育它的子民时，难免人心思变、人心思迁，于是鸦片战争后大批中国移民前往拉美谋生。在他乡谋生的华人与他们留居国内的亲族有着“斩不断”的宗族人际关系网络，与接二连三的新生政权有着“理还乱”的政治经济情愫，时时刻刻惦念着衣锦还乡。与这些国内的政权更迭和社会演进相呼应，与拉美民族独立运动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建立相关联，海外华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侨居到定居，由叶落归根到入乡随俗，他乡与故乡的观念逐渐错位，转变为“他乡亦故乡”。因此，拉美华人社会百年间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构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历史个体事件，与当地社会和祖国的关系也发生着亲疏变化，对自身社会认同产生了一个由失落到重生的历史性变迁，具有典型的社会历史学研究价值。1.2 学术回顾

中国大陆的拉美华人华侨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则在5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进行研究；在拉美，20世纪50、60年代华人学者也编纂了相关的研究著述。近年来，随着国外学者的加入，相关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下面按照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四类，加以论述。

第一，关于契约华工（Indentured Chinese Labor）、苦力贸易和华工移民史的研究。

1963年，陈泽宪的论文《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大致梳理了19世纪以前的非法劳工贸易，着重分析了1850—1875年的契约劳工贸易，分门别类地统计了拉美契约华工的整体情况，开拉美契约华工历史研究先河。

20世纪80年代，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中国官文书、英国议会文件、美国官方文件、中外综合性著述。拉美华工的史料其中也有涉及：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中的第二册第三编古巴华工、第三册第四编秘鲁的华工和第五编拉丁美洲其他各地（包括巴西、墨西哥、巴拿马、智利和危地马拉等国家）的华工；第六辑《拉丁美洲华工》，收录了克里门蒂（Cecil Clementí）的著作《中国人在英属圭亚那》（1915）的主要部分，杜冯·克拉夫·科比特（Duvon Claugh Corbitt）的著作《1847—1947年古巴华工研究》（1917），陈匡民的《美洲华侨通鉴》（1950）中关于古巴、巴西、牙买加、巴拿马和墨西哥的华工、华侨的篇章，以及中外学者有关拉美的笔记、著述和纪略。这是一部内容最丰富、最具影响力的华工研究史料集成。

在一些专业的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也有关于拉美华人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世界历史》、《拉丁美洲研究丛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华人华侨史研究集》、《八桂侨史》、《拉丁美洲研究》、《世界华人精英传略·南美洲与加拿大卷》、《华人之声》、《海外华人百科全书》等。

台湾淡江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熊建成关于古巴华工的研究成果史料价值丰富，影响较大。他根据西班牙和古巴的华侨华工档案资料和官方数据，统计了古巴华工的总人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分布情况以及华工死亡率和回国人数，并研究了西班牙政府对古巴华人移民政策的演变和古巴中国领事馆设立等历史问题。

国外学者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拉美契约华工、苦力贸易和移民史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

美籍华人胡其瑜（Evelyn Hu-DeHart）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布朗大学美洲种族和族群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Brown University）主任。她从民族问题和奴隶制度的角度，对契约劳工制度作了定性分析，认为契约劳工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契约劳工被剥夺了各种自由，充当种植园的奴隶。

华裔学者Walton Look Lai任教于特立尼达的西印度大学历史系。他搜集和整理了大量一手的珍贵资料，在拉美华人研究史上拥有权威的学术地位。他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出发，以奴隶制度崩溃以后世界劳工制度变迁为背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中国和印度劳工进行了推动因素、生活和劳动状态、适应过程等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在他编纂的另外一部史料集成中，全面系统阐述了加勒比海地区华人的历史，通过收集、整理殖民地时期的政府档案、当时报纸期刊摘编、当事人采访记录和回忆录选辑、通信、船运公司的航海档案、日记和笔记等资料，展现了19世纪华工的移民背景、契约签订、抵达后情况、种植园生活和工作、1866年后的移民变化等历史，以及现代华人社区的崛起。

阿诺德·米格尔（Arnold Meagher）的博士论文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阐释了由于国际劳动力短缺，劳工贩子涉足中国东南沿海，在厦门、汕头、香港、广州、黄埔、上海、宁波、澳门等沿海开放口岸，掳掠华工，还翔实地记述了航行线路、途中华工的悲惨境遇和反抗斗争，特别探讨了大安的列斯（Greater Antilles）群岛和南美洲契约华工的劳动生活状态。他一语道破契约华工的本质：契约华工绝对不是什么自由移民，而是西方殖民者假人口贩子之手，诱骗、拐卖和绑架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运送到拉美做苦力，在劳动、生活等方面的待遇与奴隶别无二致。他还充分肯定了华工在拉美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贡献，以及在丰富当地文化中的积极作用。

秘鲁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一直以来是国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主题。在这方面，瓦特·斯图尔特（Watt Stewart）、麦凯尔·冈萨雷斯（Michael J.Gonzales）、温贝托·罗德里格斯·帕斯托尔（Humberto Rodríguez Pastor）、Trazegnies Granda等人的研究成果影响最大。

19世纪末古巴学者开始研究古巴华人社会状况。1953年马歇尔·鲍尔斯（Marshall K.Powers）的博士论文系统介绍了契约华工移民古巴的过程。国际移民史专家赫利（Denise Helly）除主编1876年清政府赴古巴调查团报告英文版外，还撰写过华工研究专著。

此外，还有关于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华工研究，如苏阿冠（Trev Sue-A-Quan）的《甘蔗收割者：圭亚那华人契约移民》和劳伦斯（K.O.Lawrence）的博士论文，分别对这两个国家的华工移民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论述。

第二，关于排华运动的研究。

在排华运动研究方面，台湾何凤娇主编的《排华史料汇编：墨西哥》（上、下）是台湾“国史”馆推出的资料汇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国外学者关于拉美排华运动和移民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墨西哥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几次排华运动上，由于有些研究者持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观念，研究成果里充斥着对华人的侮蔑和贬低，观点极端偏激，不够公正客观。如何塞·安杰尔·埃斯皮诺（José Angel Espinoza）的著作详细地提供了有关资料并分析了排华原因，但是作者歧视华人的种族偏见也在研究成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胡其瑜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墨西哥索诺拉（Sonora）地区的排华运动进行过研究，比较客观、公正。她认为，吃苦耐劳的品质让华人在当地处于较优越的经济地位，而当地居民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失业率上升，华人招致当地居民的敌对和憎恨。其实，当地华人经济地位的优越程度言过其实，其中也不乏排华势力想象的因素。

此外，查尔斯·肯伯兰德（Charles C.Cumberland）、菲利普·丹尼斯（Philip A.Dennies）、利奥·达姆伯基（Leo M.D.J.Dambourges）、雷蒙·克莱普（Raymond B.Craib）等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排华运动进行了阐释。

第三，关于拉美华人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如关于“种族性”（Racial Identity）和“克里奥化”（Creolization，即因华人与当地妇女结婚而出现的种族同化现象）等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于拉美华人华侨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成果增多，但是与对华工的研究相比，仍显得比较薄弱。主要有徐世澄、沙丁、杨典求、杨安尧、刘文龙、管彦忠等学者散见于期刊上或文集上的研究性文章，鲜有综合性的专门著述。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就已经出版了当地华侨学者研究拉美华侨史的著述。60、70年代，台湾《华侨月报》等杂志刊登了拉美华侨撰写的介绍所在国华侨概况的文章。1969年，拉美华侨何名忠的著作介绍了南美华侨企业的情况。华侨协会总会主编的《海外华人青少年丛书》是这些出版物中的代表性著作，丛书共12本，涵盖了拉美19个国家，是第一套介绍拉美华人华侨的中文系列图书。

国外拉美华人社会的研究学者以华人华裔为主力，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成果是资料汇编，如刘令编著的《华侨人物志》和《美洲华人志》、陈匡民的《美洲华侨通鉴》等。

张清杰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华人“种族性”的问题，指出，华人虽然居住在多种族杂居的环境中，但是在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仍然保持着独立的“种族性”；即使与当地其他族裔有通婚关系，也仅限于私人的家庭生活，华人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圈仍然是独立于其他族裔的。

诺拉·简·哈尔（Laura Jane Hall）的博士论文也对1853—1879年抵达圭亚那的13376名华人定居后的历史进行了跟踪研究，指出这批华人移民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没有对当地统治秩序构成任何威胁，还与其他移民社会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华人适应能力强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华人用皈依基督教或者主动寻求“克里奥化”的方法融入了主流社会。

斯图亚特（John Othneil Stewart）的论文对特立尼达的移民“克里奥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发表，影响不大。

还有两部论文集影响较大，一部是路斯·蒙泰尔（Luz M.M.Montiel）主编的《拉丁美洲的亚洲移民》，其中收录了5篇与华人有关的文章，分别讨论了墨西哥的索诺拉、巴拿马、秘鲁的钦查岛、古巴等地的华人移民状况。另一部是罗杰·桑杰克（Roger Sanjek）主编的《加勒比海的亚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在特立尼达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历》，其中Christine Ho的文章阐述了圭亚那、特立尼达和牙买加华人“克里奥化”的过程。

第四，有关华人的区域性、国别性研究。

与拉美其他国家相比，圭亚那是最早开始华人研究的。英国驻圭亚那总督秘书克里门蒂的编年史著作，记录了1850-1914年华人移民兴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详尽的数据，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框架。玛格雷·科尔帕特里克（Margery Kirkpatrick）采访了16名华人前辈并将他们的口述记录下来，详细记录了圭亚那华人定居、宗教信仰、妇女地位以及由契约华工向英属圭亚那人转变的过程。还有玛琳·库克·克劳福德（Marlene Kwok Crawford）编写的关于圭亚那华人社会的研究著作，概述了圭亚那华人社会的历史演进，还收录了圭亚那知名华人的小传。

科特（Kenneth Cott）和劳伦斯·道格拉斯·泰勒（Lawrence Douglas Taylor）的论文探讨了华人移民在墨西哥外交关系中，特别是在美墨关系和中墨关系中的历史作用。欧阳民（Eduardo Auyon Gerardo）主编的《墨国下加省华侨沿革史略》（1971）较详细地叙述了华人开发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Baja Californía）的历史及华人一体化的过程。1991年他又有著述问世。

在古巴，关于华人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Juan Jeménez Pastrana）等学者对1847—1930年华人参与古巴独立运动的英雄事迹按照时间顺序开展研究，记叙了古巴华人在古巴独立战争和对巴蒂斯塔（Rubén 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独裁政权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古巴华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历史受到杜冯·克拉夫·科比特的关注，在他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古巴华工及华人百年生存、创业、适应和一体化的进程。在清末的古巴华工受虐调查中，清政府派往古巴、秘鲁等地的代表团撰写了揭露契约华工惨状和奴隶制度嗜血本性的报告，如陈兰彬的《古巴华工口述册》等。这些出使拉美国家的清政府外交官员还以笔记和日记的方式记述了拉美各国华人社会的现状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谭乾初的《古巴杂记》、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三国日记》等。

在特立尼达，特雷沃尔·M·米勒特（Trevor M.Millett）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对华人社区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的著作生动地展示了特立尼达华人在长期定居过程中的演变史。

一些学者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区或城市的华人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美国学者Adam McKeown对秘鲁、芝加哥和夏威夷三地的华人进行比较研究。华人学者王保华（Dernard Wong）比较了利马和纽约华人同化及纽约、利马和菲律宾华人在家庭、亲属和种族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指出，移民政策和华人经济适应程度的高低会对华人社区的组织和结构产生直接影响。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拉美华人华侨的研究成果多是某些具体历史背景下的断裂性、片段性研究或者是国别研究，没有把拉美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连缀起来，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难免会以偏赅全，不能给予拉美华人社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1.3 研究意义

据维基百科最新统计，目前全球有将近4000万华人，遍布40多个国家，并且在有些国家华人掌握着可观的社会财富。根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在拉美有112万华人，几乎遍及拉美主要国家。在拉美历史上华人的社会影响更不可小视。根据陈泽宪1963年对契约华工问题的研究，拉美华人移民的“星星之火”肇始于19世纪以前的非法劳工贸易，而1851—1875年32万契约华工抵达拉美，遂成“燎原之势”，奠定了拉美华人社会的主要人口构成和社会基石。因此，以拉丁美洲的华人社会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拉美华人社会史研究的角度看，无论是外文还是中文著述、资料汇编，对拉美华人华侨的研究多集中在华工问题、苦力贸易等方面，重点放在华工出国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以此揭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罪恶行径。当然，拉美华人社会在局部地区、特定事件、具体时点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状态也从中略见一斑。毕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拉美华人社会的历史发展描述是片段性的、不完整的、断裂的。因此，本书采用历史学的分析手段，回归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拉美华人社会的缘起、发展、成熟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整体呈现；以社会学的分析手段，对拉美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当地社会和其他移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与祖国的关系，进行深入解析。由此，给予拉美华人社会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社会活动主体也从华工延展到广义上的华人，研究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本书将进一步推进华人华侨的相关理论研究，并有所补益。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对拉美华人社会的研究还具有如下特殊的现实意义：

第一，拉美有30多个国家，因历史上长期遭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奴役，独立后又长期困扰于美国等西方列强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不平等国际贸易，经济基础孱弱，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国家与我国一样同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深入了解和认识拉美国家的历史，才能与之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从而更行之有效地推行我国的外交政策。

第二，拉美是多族体（Ethnic group）混合居住的地区。居民有原著居民印第安人、奴隶贸易后裔黑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及流放者后裔白人、包括充当苦力的契约华工在内的亚洲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通婚形成的混血种人。其中混血种人占一半以上。因此，该地区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多族体杂糅的特质，而且各族体之间的冲突摩擦的根源仍未根除，种族歧视的残余依然存在。

美国率先于19世纪80年代通过了排华法案，华人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曾被美国国会及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排华浪潮最先波及的就是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墨西哥、古巴、巴拿马等国都发生过驱逐华人的事件。以何塞·安杰尔·埃斯皮诺、雷蒙·克莱普、利奥·达姆伯基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把华人自成一体、华人组织之间互相争斗作为引发排华的因素。至今某些种族歧视分子仍然利用这些反华论调，发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富”心理，伺机迫害华人。因此，梳理拉美华人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正本清源地阐释华人社会的性质和作用，对于我国制定政策保护海外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反驳种族歧视分子的荒谬论调将有所裨益。

第三，近年来，拉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中国的政治合作、经贸合作、社会文化交流日趋加强，其中华人华侨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在台湾“金钱外交”的影响下，哥斯达黎加一直以来都视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2007年，哥斯达黎加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哥斯达黎加的洪门组织通过民间途径，进行非官方接触，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此外，多米尼加的洪门组织也在积极地与官方政府接触，“反独促统”，促使居住国政府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第四，拉美是世界各大洲中人口密度较小的一洲，广大的亚马逊（Amazon）热带雨林区、内陆高原和沙漠区至今尚很少有人居住。但是，近年来拉美人口增长加快，并且城市化进程迅速，墨西哥城（Mexico Cuidad）、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圣保罗（Sa-Paulo）、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等都发展成为人口逾千万的超级大城市。这些大城市成为形形色色、各怀抱负的种族组织、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崭露头角、发展成员、扩张势力的沃土。本书通过对拉美华人社会的个案研究，希望可以对拉美非主流社会及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第2章华人移民拉美“拉丁美洲”这个称呼与生俱来就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西方殖民者嗜血的奴役和统治，它们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曾几何时，在巨大的商业利润的诱惑下，它们充当着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交流的“传声筒”和“搬运夫”的角色，中拉之间的商贸交往一直是处于“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的状态。时至19世纪中期，也是它们为了攫取新大陆丰富的资源，把一批批华人送上了万里迢迢、多灾多难的移民拉美之路。2.1 历史上的中国与拉美

在一些考古学者看来，中国人到达拉美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上溯到两个时期：一是公元前11世纪被武王击败的殷纣东夷军残部东渡到墨西哥建立城市，其后裔再移居到中南美洲国家，创造了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Mayan civilization）；二是汉朝僧人慧深东渡扶桑，驾驶着大帆船，到达了“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多扶桑木”的墨西哥。以上说法虽也以拉美当地出土的文物和考古发现作为佐证，但也仅仅止于想象和猜测。2.1.1 贸易往来

有确切中外文献记载的中国与拉美的贸易肇始于明朝，都是通过海上贸易完成商品交换活动的。有两条航线影响最大，一条航线是万历年间（16世纪后期）开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闽、粤口岸—菲律宾马尼拉（Manila，Philippines）—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Mexico）—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a，Spain）；另外一条是葡萄牙商人开发的以伊比利亚（Iberia）半岛为中介的印度洋航线，中国澳门—印度果阿（Goa Velha，India）—葡萄牙里斯本（Lisbon，Portugal）—巴西，或先到巴西，再返回里斯本。

东汉、三国起，我国就开发了通往南洋菲律宾的航线。到了明朝，造船工业和航海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队下南洋的活动日渐频繁。1565年西班牙开始殖民菲律宾，他们利用菲律宾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港，先通过中国商船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工艺品等产品运往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商人用大帆船把货物向东输送到墨西哥西海岸港口销售，大帆船返回时主要装载美洲生产的白银回到马尼拉，西班牙人再用这些白银采购中国商品。明朝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结算货款时，经常收到墨西哥的“鹰洋”。这就是在“太平洋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贸易。中国商品再以墨西哥为集散地，运往秘鲁等拉美其他国家，销售地域扩展到巴拿马到智利海岸乃至其他内陆城市。

根据史料记载，在马尼拉价值100余万西元的中国生丝运抵墨西哥可售得西元200余万，毛利高达100%。高额的利润回报吸引了很多华商远赴墨西哥经商。在墨西哥，华商比西班牙商人更会经商，以致1635年墨西哥城的西班牙商人向当地总督抱怨在自己殖民地的首都里竞争不过华商，要求把华商驱赶到乡下去。大帆船贸易一直持续到1815年，拉美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毁于战火。

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入居我国澳门，中国的瓷器和工艺品开始通过澳门和伊比利亚半岛辗转流入拉美的巴西等葡萄牙殖民地。明崇祯十三年（1640）后，葡萄牙商人把受当地人喜爱的中国青花瓷直接运至巴西销售。中国瓷器对巴西上层社会的影响很大，富有的庄园主以收藏中国瓷器为荣，收藏家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瓷器的艺术性。

由于航线漫长曲折、商品经济不发达、多个政治势力并存等因素，中国输出拉美的商品多为轻薄、贵重的丝绸、陶瓷等奢侈品，主要是满足上层贵族的收藏和炫耀的需求，对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不大；中国从拉美引进的主要是一些农作物，如马铃薯、玉米、西红柿、花生、番薯、烟草等，价值相对较低。因此，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进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直到19世纪以前‘中央之国（指中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此外，拉美农作物的传入增加了中国的粮食产量，对明清时期中国渡过饥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1.2 文化传播

作为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向拉美输出的不止是商品，还有凝结在商品中的手工技艺、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马尼拉的大帆船带去的不仅有精美的中国商品，还有技艺精湛的华人手工业者、温良诚实的华人家仆、富甲一方的华人商贾以及厌倦漂泊的水手。他们被当地人统称为“马尼拉华人”（Chinos de Manila）。清代张荫桓《三洲日记》中描述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繁忙景象：“查墨国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磁、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港），分运西班牙各岛（指当时的西属拉美殖民地）。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为大西洋。”：“对利润的渴求把中国商人带到了墨西哥”，1575—1815年的两百多年间，“每年都会有20到60艘的中国帆船到达马尼拉”，随船的华人又可能会转乘西班牙的船只抵达墨西哥和秘鲁。据估计，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移入美洲的马尼拉华人有五六千人。

16世纪末，西班牙王室下令准许华人工匠移居西班牙及所属殖民地。由此，织工、裁缝、木匠、金银首饰匠和理发师等华人工匠来到拉美，向当地人传授纺织、制瓷和制造工艺品的技术和工艺，还有的从事服务行业。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他们还建造了唐人街。甚至华人的衣着和服饰也为当地人所接受和喜爱。17世纪初，一位西班牙船长从中国带回一位公主，定居到墨西哥的普埃布拉（Puebla）城。她以明代服饰为基础，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设计了一款女装，为当地妇女所喜爱，成为当时墨西哥最流行的古装——“普埃布拉中国女装”（China Pueblana），沿袭至今；她用过的床帐和纸扇也被珍藏在当地的博物馆中。

华人的能工巧匠们还在当地留下了很多杰出的艺术作品，它们的图案、花纹、造型等都饱含人文情趣和审美取向，承载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在拉美地区广为传播，还被吸收进当地的文化之中。如墨西哥城大教堂瓜达卢佩圣母（Lady of Guadalupe）殿堂中的木雕就是出自华人匠人之手。巴西历史上的华人定居地还保存着中式的八角亭台。

中国的娱乐活动和传统习俗也随着华人移民传入拉美，如纸牌游戏、放风筝、放鞭炮等。秘鲁华人还传授当地人如何制作“人造焰火”。据史料记载，在节日庆典活动时，秘鲁也会燃放烟火，“天空出现了七头蛇的烟火”。这表明，秘鲁的烟火制作技艺已经十分精湛。

与此相对，拉美传入中国的农作物在丰富饮食内容和改变饮食结构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某些特有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形成。清代辣椒由拉美传入，为中国人所接受和喜爱，八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其烹饪风格据推测也是在这个时期最终形成的。2.1.3 “禁海令”与闭关锁国

明朝初期，为了巩固刚刚取得的政权，对逃往东南沿海元朝残余势力和方国珍、张士诚旧部进行剿杀，明朝将东南沿海作为军事区，严禁居民私自出海。后来，倭寇犯境，烧杀抢掠，加之左丞相胡惟庸、宁波卫林贤与倭寇勾结叛乱事发，明廷更觉海防事大，禁海愈严。直到永乐年间，随着政权逐渐巩固和国力日渐强盛，海防令才稍松，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到达了东南亚、西亚及北非。

及至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中国的统治政权再次经历交替。在清朝建立之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军实施的残酷民族屠杀，使得满汉民族矛盾尖锐，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如郑成功等明朝残余势力占领台湾，觊觎有朝一日推翻满洲贵族政权，恢复汉人的统治。为此，清政府关闭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推行严格的“禁海令”；制定了严苛的律法，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谋生。《大清律例》第225章规定，“凡沿海五十里之地，均不准人民居住，以杜绝有人乘虚而出”，“一切官员及军民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至）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

东南沿海的闽、粤两省百姓因自古就有下南洋做工的传统，清廷更是加大力度贯彻“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强令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五省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着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连坐”。沿海军民“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往往数里因之化为废墟。而后立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由于台湾收复和清廷地方官吏上陈清廷，主张开海以求富民，康熙二十三年（1684）执行了40年之久的“禁海令”被废止，实行“开海”贸易。而禁止百姓向海外移民的禁令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驻法大使薛福成奏请改变传统的禁止移民条例，经过总理衙门复奏，清政府才于年底废除了禁止移民条例。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禁止南洋贸易。此后，清朝的对外贸易思想和制度越来越保守，闭关锁国的政策趋向越来越明显。通商口岸只有广州一岸；禁止进出口的商品也越来越多；对外商的经商活动和居留时间限制严格；建立行商制度，由清政府批准“洋商”资格，垄断一切对外贸易经营权和收益权。这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思想，“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另一方面是清廷唯恐沿海汉族居民与海外相勾结，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日久虑生他弊”，幻想着掩耳盗铃关闭“天朝”国门，就可以钳制民智，统治千秋万代。

闭关锁国的政策遏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阻隔了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在西方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失去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逐渐落后于西方。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才用武力迫使清廷打开国门，可是中国已经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失去了与列强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机会和筹码，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2.1.4 早期移民

在西方殖民者大批招募华工移民拉美之前，19世纪初期拉美还有三次规模很小的华人移民活动，它们都是由偶然的、单个的历史事件所引发的，没有产生连锁移民反应。

第一个事件是茶叶种植引入巴西。1808年，居住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从澳门招募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的Botanical Garden茶园种茶，几年后又招募了数百华人到圣保罗种茶，试图以此在当地推行茶叶贸易。据推测，这批茶农来自湖北，“巴西茶曰沙，据言传自湖北，时在嘉庆十七年。嗣是植茶彼土，而焙茶仅遗八人矣”。可见，虽然种植茶树在当地取得了成功，但是饮中国茶的习惯却没有在当地普及。茶农被迫转行经商，并与当地妇女联姻，逐渐为当地文化同化。圣保罗的茶农聚集地也仅留下了“茶谷”这个地理名词。

第二个事件是1830年菲律宾华人（即马尼拉华人）移民古巴。他们充当古巴西班牙贵族（Spaniards）的家佣，生活习惯完全西班牙化了。

第三个事件是19世纪初期，东印度公司偷运华人苦力到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以缓解当地劳动力短缺的状况。英国殖民政府委托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拐骗了300多名华工，从澳门登上葡萄牙的船只，在槟榔屿（Penang）换乘英国船，分两批抵达特立尼达。

上述早期移民活动都是分散发生的独立事件，属于个别殖民政府、庄园主或者移民代理商的一时兴起或短期行为，移民活动没有产生联动效应，不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因此，早期华人移民活动没有对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移民人数很少，也无法保持华人的独立性，很快被当地社会所融合和同化，不可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华人社会。2.2 华人移民拉美的原因

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以后，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不可逆转地在全世界建立起政治和经济霸权；而此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还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阶段。中国和拉美国家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殖民政治版图之中，土地、矿产、黄金、白银、劳动力等一切资源，都统统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重新整合、洗牌，以维持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运转。一向安土重迁的华人或被掳掠至海外充当苦力，或躲避灾祸去拉美谋生路。

19世纪40、50年代，华工移民拉美地区盛行一时。1847年古巴的种植园里引进了华工；1849年秘鲁鸟粪岛（Guano Island）和沿海的种植园也买入了华工；1853年当几百名华工抵达哥斯达黎加时，在巴西的种植园中已经有华工劳作了。2.2.1 国内天灾人祸的推动2.2.1.1 人口过剩，灾害频仍

清代中后期，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地少人多，农村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乾隆六年（1741）首次进行人口统计时，全国大小男妇超过1.43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增长至2.04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及至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大小男妇则超过了4亿。与大幅度增长的人口数量相比，与前朝相比，清代的土地数量却没有增加。有清一代官方册籍中的土地数字没有超过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官方登记的850万顷。可见，与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清代末年农村人口总量出现了相对过剩。土地兼并又使人口过剩的状况雪上加霜。嘉庆以后，农村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十分激烈，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一家而有数千百家之产，则一家而至失业者数千家”。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流民。

乾隆中叶以后清朝的统治日渐腐朽没落，封建统治者贪图享乐，国库空虚，各级官吏贪污腐败，搜刮乡里，统治者无心兴修水利，水旱灾害肆虐，饥荒接踵而来，“民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死亡相踵”，“立人市，鬻子女”，“饿殍于道者累累”，农业生产和生活破坏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068—1911年福建发生灾荒饥馑888次，漳、泉、莆、仙等17个重灾县是321次，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饥荒。1851—1908年广东台山县发生各种灾荒36次，平均一年半发生一次灾荒。因此，为谋生计，大批城市流民和灾民铤而走险，出洋做工。2.1.1.2 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1840年以后，中国又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小农经济加速破产。而清政府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政权，对外卑躬屈膝，仰洋人之鼻息，对内镇压反清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两广天地会起义失败前后，闽、粤劳动人民在清统治者疯狂镇压下，大批逃亡香港、澳门，出洋避祸。辛亥革命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又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军阀连年混战，西方列强为所欲为，广大人民难以为生，于是产生了出洋避祸的想法。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据史料记载，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客发生武装冲突的时期，战俘也会被卖到拉美的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古巴等国充当苦力。2.2.2 拉美劳动力需求的拉动

1847年，西班牙政府授权古巴可以引入华工。1849年，秘鲁通过了招募华工的特殊移民法案。很快，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殖民政府在引进了大批印度劳动力之后，也开始引进华工。促使拉美国家的殖民者源源不断地大批引入华工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劳动力短缺，而劳动力短缺又与以下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2.2.1 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寻找增殖空间

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国内资本出现过剩，亟待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欧洲殖民国家迫切地将资本投入拉美殖民地国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促使资本增殖。

经历了1790—1826年的战争，虽然拉美大部分地区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但是英、法、美等新殖民主义者乘机而入，掠夺农产品和矿产品，倾销工业品，投资修建基础设施以求高额回报。而随着货运量和客运量的不断增大，又需要兴建一些基础的交通设施，如开挖运河、修建铁路等。这些工程吸引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剩资本在拉美寻找增殖的机会和空间。拉美兴建铁路的资本就来自于英国、法国或者美国，比如美国铁路企业家亨利·梅格斯（Henry Meiggs）在智利和秘鲁兴建的铁路，巴拿马的地峡（Isthmus）铁路即是如此。

1848年，新格拉纳达政府（New Granada，巴拿马当时隶属于它统治）与巴拿马铁路公司（the Panama Railroad Company）签署了建造和设计地峡铁路的合同。这家公司的创立者是美国纽约工程师阿斯平沃尔（William Aspinwall）、史蒂芬（John L.Stephens）和昌西（Henry Chauncy）。他们曾经承办过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工作，其间雇用过大批华工。1849年铁路建设正式破土动工。但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可供铁路建设的资源，“不仅是资本、技术和企业短缺，而且劳力、原材料、木材和钢铁，甚至是劳动工具都要从国外进口”。

1850—1855年巴拿马铁路公司雇用了6000~7000名契约劳工，他们主要是来自哥伦比亚北部卡塔赫纳（Cartagena）省的土著人和牙买加的黑人或印度劳工，工资是15~50美元不等。还有来自爱尔兰的劳工，他们签署6个月的用工合同，用来交换去加利福尼亚的船资。这种短期劳工远远不能满足巴拿马铁路公司的需求，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巴拿马铁路公司主席及董事会计划在1853年引进大约2000名契约华工，而且他们希望与华工签署的合同不是三年或者五年，而是七年。2.2.2.2 禁止黑奴贸易，废止黑人奴隶制度

1790—1826年，拉美各国的独立战争从社会体制上动摇了黑人奴隶制度，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也从经济体制上摧毁了摇摇欲坠的拉美黑人奴隶制度。为适应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以自由贸易取代垄断政策，1807年和1838年，英国先后宣布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其影响波及拉美的英属殖民地国家。不久，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奴隶制度也难以为继，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结束了。由此，引发美洲各殖民地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劳动力价格提高，特别是以热带作物种植、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业的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群岛国家甚至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产量骤降。从欧洲引进劳工的试验失败后，西方殖民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劳动力廉价而又国力孱弱的中国。根据1882年美国驻华领事的调查，一名中国农工在丰收的年份一年能挣1.5~2美元，平均年收入是1.3美元；而一名日本农工农忙时节可挣35美元，一年的工钱是60美元。相差30倍之多！

从东南亚热带种植园的试验中，拉美的白人殖民者认识到：契约华工是他们最理想的雇用对象。他们纷纷寻求代理人不远万里跑到遥远的中国，争相掳掠贩卖华工，以替代黑奴。贩卖非洲黑奴的人口贩子也为利益所驱使，改变了他们的非洲航线，转向中国，驾轻就熟地开始从事奴隶贸易的翻版——苦力贸易。

1817年9月23日西班牙和英国签订了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协定，根据协定，从1820年5月30日起，停止奴隶贸易，但是直到1886年古巴才停止奴隶贸易。全部依靠黑奴的古巴蔗糖产业受到重挫，蔗糖产量急剧下滑。从欧洲吸引白人移民的措施相继失败，古巴庄园主抱怨缺少劳动力，于是1847年西班牙政府授权古巴引进契约华工。7月，第一批契约华工抵达古巴。

在秘鲁，独立以前，殖民者主要依靠印第安人的无偿徭役和黑人奴隶维持生产；独立以后，黑人奴隶制度与社会体制中的共和精神相悖，逐渐减少。秘鲁全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1849年，秘鲁国会通过了一项普遍移民法（A General Immigration Law），通常被称为“中国人法”（Ley Chinesca），允许中国劳动力输入秘鲁。

在英属加勒比海群岛殖民地，1833年法案（Act of 1833）宣布所有黑奴从1834年8月1日起自由。英属圭亚那、特立尼达和牙买加的热带气候非常适合解放的黑奴谋生。解放后，他们无须在种植园内终年劳作了，于是移居岛内生活，造成沿海地区种植园劳动紧缺。殖民政府开始从印度输入劳工，继而又开始雇用华工，以替代黑人奴隶。2.2.2.3 市场需求骤增，劳动工具更新换代

1763年，英国占领古巴，并维持了10个月的统治，强迫这块西班牙殖民地向北美开放国际贸易，使古巴成为北美市场的主要蔗糖供应地。1838年，古巴蔗糖生产工业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古巴社会从“主要依靠豢养奴隶、种植烟草和小规模蔗糖生产为主的混合经济”向“以大规模蔗糖和咖啡生产为基础的种植园农业占主导地位”转型。蔗糖经济的大发展壮大了古巴种植园主阶层的力量，他们是庄园主（Hacendado）、奴隶主（Esclavista）和奴隶贸易者（Negrero）。不仅在自己的种植园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还能操纵政府决策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制定。在废奴运动之前，古巴种植园主发展蔗糖工业的条件堪称“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广阔的市场空间、先进的生产技术、充裕的资本、一呼百应的政治环境、现代化的企业精神和源源不断的非洲奴隶。而如火如荼的废奴运动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让古巴蔗糖经济的“人和”不复存在。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华工是比非洲奴隶更理想的劳动力，机敏聪明，吃苦耐劳。于是，古巴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引进华工。在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蔗糖生产国家，其生产结构的变化也与古巴类似。

19世纪40年代，秘鲁鸟粪出口贸易繁荣，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挖掘鸟粪；此后，积累的资本又投入种植园的农业生产里，种植园农业也亟须劳动力。

可见，市场某种商品需求的骤增是拉美各国短期内大批输入华工的直接动因，而劳动工具的革新又加快了华工替代非洲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的进程。2.2.2.4 劳工减员迅速，亟待新生力量补充

到达拉美的华工经过长途跋涉，身体透支严重，又马上被驱赶进自然条件恶劣、瘟疫肆虐的庄园和工地上劳作。他们从事的都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条件苛刻，更不敢奢谈劳动保护措施了。最有代表性的是修建巴拿马地峡铁路的科隆（Colón）工地和秘鲁挖掘鸟粪的岛屿。

据巴拿马当地报纸《巴拿马之星》（La Estrella de Panama）报道，巴拿马地峡铁路的修建工程从1849年动工到1853年就有270名劳工死亡。《巴拿马明星日报》（Daily Panama Star）记者报道，“虽然言过其实的报道满天飞”，但是治疗劳工的热病确实需要大笔的医疗费用。而去秘鲁钦查（Chincha）岛挖鸟粪的华工几乎无一生还，历来是历史学研究者和人权维护者诟病和抨击苦力贸易体制灭绝人寰本质的典型事例。

为了继续维持种植园的生产和铁路的建设，西方殖民者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补充进来，弥补劳工减员造成的人力短缺。2.2.3 苦力贸易与契约华工

移居拉美的第一批华人大部分是通过苦力贸易贩运过去的契约劳工。据史学家考证，契约华工制度起源于17世纪被荷兰军队掳掠到巴达维亚（Batavia）贩卖的华工，盛行于19世纪，与“猪仔”贸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契约劳工要在出国前华工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俄国、荷兰、秘鲁等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人口贩子、投机商及代理人签订3~8年的合同，每月获得微薄的工资；华工运到拉美以后价格不菲，抵扣旅费和食宿费后，人口贩子获利惊人。据统计，契约华工的工资是每月4元，每个华工在拉美劳动力市场的标价是400~500元，人口贩子的成本是100~150元，利润率是233%~567%；其中以航运商获利最大。香港、澳门至美国苦力船的航行成本每人不到5元，船票售价是55元，利润多达10倍。1851—1875年，西方殖民者通过贩卖华工到拉美种植园和美国矿区，获得高达8400万元的暴利。2.2.3.1 契约华工的本质

针对契约华工的本质，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拉美契约华工制是“隐蔽的苦力奴隶制”。1857年3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揭露了西方殖民者对契约华工人身权利和生命权利的践踏和蹂躏，“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表面上看，华工与雇主签订用工合同，是自由、自愿的，清政府也采取了防止拐骗良民的措施，“凡有自愿出洋之人，必须在中国地方官前当面声明，由地方官将合同逐句讲解给听。如实系情愿受雇，方准定期下船，断不许各外国船将未经地方官讯明之人，私收下船，以致各匪徒得行拐骗之计”。但事实上，人口贩子为牟取暴利，采用的招工的手段都是暴力和血腥的。他们借“道德劝说”和“购买”华工之名，行绑架、诱拐之实，手段极其卑劣：“炫以赀财，投人所好。以代找工作、招收伙计、介绍当兵、相约出游等为名进行欺骗。或诱之嫖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若诱之不能，则出之以掠。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其不意，指为欠债，诬为偷盗，诓以仇人相见，强扯而去。或设计求人帮助，暗下蒙药，绑架而走。”更有甚者“伺伏于僻径，待可欺者过，那一人突遮其口，数人强纳于麻袋中，负之而径行”，如此等等，暴力或胁迫的毒辣手段不一而足。

西方国家的私人投机者纷至沓来，到中国掳掠廉价劳动力。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投机商、人贩子德滴（James Tait）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Messrs Tait Co.，又称大德记卖人行），贩卖人口活动最为猖獗。他伙同英商合计洋行（Messrs Syme Muir Co.）在厦门及附近地区做苦力生意。德滴出任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三国驻厦门领事以后，更是为所欲为。他雇用几百名拐匪和歹徒，每拐骗一个苦力就支付一份人头费。拐骗来的华人被囚禁在巴拉坑（Baracoon，即收容苦力的牢房）中，受尽酷刑，被迫承认自愿出洋做工，强行签订契约后就被押送到船上。他们还收买贪污腐败的清廷官员，为苦力贸易保驾护航。厦门关道（即海关）同西班牙领事及投机商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准其拐骗、掳掠华工。家属奔走求救，被囚华工跳水自杀。连总理衙门赫德（Hart）也不得不说，“愚见人命大事，招工费则细事耳”。

而所谓的招工合同完全是从维护雇主利益出发的，如规定，“工作时间要根据工作性质由买主决定”，“如在工作时间表现懒散或未执行园主或监工的命令……必须服从园主或监工的惩罚”，“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如既往地为东家效劳，决不找任何理由或借口从他手下逃跑”等等。可以看出，华工最基本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都被完全剥夺了，所谓的合同与“卖身契”无异。2.2.3.2 在华招工合法化及苦力贸易港之争

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西方人到中国招募华工，西班牙苦力贩子称之为“黄色贸易”（La trata amarilla）。澳门是向拉美贩卖契约华工的主要贸易港口，“为众夷聚集之区……每岁冬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力强壮之人，其稚弱者概不雇用。议定每人先付洋银六七圆，置买衣物，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重活计，每年口食之外仍给洋银十余圆，三年后任其他往”。在1873年，即澳门苦力贸易停闭前夕，仅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开设的猪仔馆就有300多家，靠苦力贸易为生的人多达三四万人。有统计数据表明，1847—1874年，西方殖民者掠去拉美的华工多达25万人。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个沿海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为西方殖民者非法掳掠华工提供了便利条件。1844年起，英国华工贸易全面展开，1846年古巴商人胡利安·祖莱塔（Julián Zulueta）在伦敦与英国签约，从通商口岸厦门往古巴输送华工。1847年，一艘西班牙船只和一艘英国船只分别运送了206名和365名华工抵达哈瓦那。

1860年英、法联军胁迫清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续增》，“许华人出洋承工”，承认了华工出国的合法性。1868年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更是从中国“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条约”。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其他西方殖民国家也获得了在华合法招工的权利。

在掳掠华工的苦力贸易中，西方殖民者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葡萄牙和英、美之间对苦力贸易港的争夺异常激烈。19世纪50年代，臭名昭著的古巴和秘鲁苦力贸易使英国被迫停止向古巴和秘鲁贩运苦力。苦力贸易中心转向了澳门。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英、美炮制出所谓“赊单工”，标榜自己的移民是“自由移民”，而不是“苦力贸易”。英国下令禁止澳门苦力入港，很多苦力船因无处整修设备和置办物资，只得空船开走。1874年3月，里斯本当局不得已下令关闭澳门苦力贸易。这一时期，20多万苦力从澳门运到拉美殖民地。此后，香港成了从中国非法掳掠华工的唯一贸易港口。西方殖民者掳掠华工出国的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结束。2.2.3.3 毗邻苦力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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