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亚历山大·特鲁多,孟醒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神秘到开放：一段理解现代中国的旅程试读：
中文版自序
这是一本关于运动的书。
平原、火车、汽车、摩托车、划艇、游船、自行车构成了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贵国穿行的一部分。
在中国，我曾步行、奔跑、跳跃、起舞。
我生在一个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旅行者之家。通过我的父母，它在我年幼时期就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我与中国的接触从少年时期开始，在成年时期继续。如今，已为人父的我仍在经历。
但我只是飘过中国的游魂，从未在此地扎根。我从未在哪里久居，以掌握中文这门语言。因此我恐怕永远都只是局外人，一个信念不居的蛮夷。
然而，中国已经成为我的故事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人生各种变量中的一个常数。我或许仍然是个天真汉，但中国使我受教良多。
我所见到的中国，一直都在发展变化。我每次回到这里，都为它的变化所惊叹。
所有的变化都让我想起你们，我亲爱的中国读者。你们经历着怎样一个历程，我对你们的希望和不安感同身受。你们的生活中有多少变化！你们见证了多少奇迹！
不过你们童年的风景有多少保持了原貌？
你们承载着多少记忆？
谁又敢预言未来？
好吧，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我的中国魂——那些在我的旅途中遇到的，如今仍挥之不去的灵魂。若有运气，你们或许能认出其中的几个。希望来自山东的有着超越其年龄的智慧的薇媛——我的朋友和向导——也会像帮助我一样伴你们度过书中的这段旅程。
我们向你们展现的只是几个片段，是旅途中的若干瞬间的合集，它们来自还不算太遥远的过去。
有人说过，几百年对中国来说十分短暂。但在我看来，几十年对现在的中国来说都是一段漫长的时光。十年之中发生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财富、那么多的物质变化、那么多的可能、那么多的新习惯。其山多变必隐忙仙。
我用了过去十年来整理这些记忆。生活中，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你总去那里？为什么总是想着那方土地和那里的人？
我通常这样回答：中国是个伟大的故事，或许现在这个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正在上演。
亲爱的读者，你们也是这部巨制中的舞者，我们都有各自的角色。因为中国，就像曾经的西方一样，正在改变整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现在我们都被这个故事所席卷。
不过，在周遭的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问题并不是这一切的去向，而是我们能把握的是什么，不能遗忘的是什么。
中国的故事让我理解了运动的参照物——赋予其平衡和意义的力量——并不是终结，而是我们的记忆，终结只是幻觉。当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之时，正因为可以借助于记忆，我们才能在这时代的流变中找到精神的安居之所。亚历山大·特鲁多第一章[中国的召唤]
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邵雍，《冬至吟》，出自《伊川击壤集》，11世纪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曾对着父亲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出神。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印着父亲的名字，显得格外雄伟。我已记不得那时我是否还看过他写的其他书，只记得这一本。
我之所以能记得它，或许是因为它的封面色彩鲜艳、画面独特：上面印着父亲——虽然很年轻，但也不难辨认——与他的朋友雅克·埃贝尔（Jacques H bert）。正是他们的旅行促成了那本书的诞生。而那本书的标题也让我摸不着头脑：《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
谁天真？
加拿大的孩子是在沙坑里知道中国的，那是一个只要他们一直往地底挖就会到达的地方。当他们知道“10亿”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也会了解中国，因为别人会告诉他们，中国有10亿多人。10亿多人！
我自己则与中国有着另一种羁绊。中国是个地方，这个概念，自我还在母亲腹中时就伴随着我：我的父母在1973年10月到访中国，而我出生于是年12月。娘胎里，在中国！——这对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当我和兄弟们还是小孩，没有独自旅行过时，父亲曾对中国西藏进行过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是我们出生后他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出发前，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他从没去过西藏。
多么不可思议的答案！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去，因为我们也没去过那里。
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远离我们，所以他的旅行也让我魂牵梦萦。当他归期将至，我们的心情也愈发激动。回来后的他像变了个人，他的外表和气息都与原来略有不同。他的胡子长长了，皮肤晒黑了，还带着一股奇妙的活力。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力量，比平常更加积极和活跃。他的眼睛里仿佛还映射着他之前见到的风景，而他的身体也摆出了迎接它们的架势。
这是个焕然一新的父亲，不再像原来那样只充满耐心和爱意，而是像一个漫游了世界的自由精灵，一个独行的旅人，一个观察万物的人，一个拥有秘密知识的人。
他带回来的纪念品也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藏香、转经筒、描绘山峦的画轴、哪吒大战孙悟空的连环画、色彩绚丽的京剧脸谱和木剑。
对我来说，旅行就是去那些从没去过但需要去的地方，带一些奇妙的东西回家，使内在和外在都发生变化。我开始明白父亲说的他曾经周游世界，去过100个国家是什么意思；开始感受旅行的塑造力，了解旅行的意义。我开始成为一个旅行者，至少在我心中是如此。
知识、旅行和中国在我心中混作一团。我隐约感觉到，旅行带有一种精神属性，始于内心的需求。我想，人在出发前可能是无知的，但在归来后肯定会有所改观。我们心中充满到什么地方去的愿望（乃至需求），因为未曾踏上的土地是吸引我们心灵的黑洞。因此，中国就像一座矗立着的关隘。我在童年时对它的认识、我父亲的书、我在娘胎里的旅行，给我留下的谜题多于答案。
我父亲原来从政，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他选择了退休。这发生在我父母离婚后不久。我母亲再婚后定居在渥太华（Ottawa），开始了远离聚光灯的愉快新生活。与此同时，父亲带我们搬到了他的家乡蒙特利尔（Montreal），他想让我们在那儿上学并打算让我们见识到世界的多姿多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几年的暑假里，我们和他一起游历了多个“世界大国”。我和兄弟们虽然年龄尚小，还不能自己出行，但足以理解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
我们旅行的时间有限，所以把目的地定在了冷战时期定义的大国，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84年夏，我们来到了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苏联。我们的漫游从莫斯科开始，向南到达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至东到达东西伯利亚深处的阿穆尔河（Amur River，今为欧洲人对黑龙江的称呼）。第二年，我们去了我们祖先的故土：法国、英国和爱尔兰。我们租车穿越这些古老的国度，在经济型旅店过夜、吃早餐。
1988—1989年间的冬天，我们打算把暑期旅行的目的地定在中国。在变革期间游历中国，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连我那一向冷静的父亲都因为这些事件，以及它们可能对暑期旅行产生的影响而愈发兴奋。
在此之前，他已去过中国几次。第一次是1949年，在共产党军队最终击溃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将他们赶出其在上海最后的据点之前。他曾在中国目睹了巨变带来的阵痛，这次他或许有机会见证中国历史上的另一场大变革。
1989年，那年我15岁，我兴奋的原因不只是渴望见证历史。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都相信，世界属于那些能把握它的人，而且，每一代人都要重新把握世界。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向我们讲述过他在世界各地的冒险经历。他讲过自己曾遭遇海盗和劫匪，甚至穿越战区和无人区。因此，一个处在动荡中的地方，或许能让我展开我所渴望的冒险生活。
但我们的中国之行还是延期了。
直到下一个春天，我才开始提议再次规划行程。而我的父亲还是有所顾虑。“这意味着光顾一个与加拿大断绝了所有往来的国家。”他说。“那怎么了？我们又不是外交官。这是一次退休政客和他家人的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其他意义。”我说。“中国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说。
最后，我获得了辩论的胜利，我们终于要去中国了。父亲心里或许明白，如果这次不去，我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以家庭为单位去了。我16岁，哥哥18岁，弟弟已经开始觉得加拿大的荒野比跟父兄远渡重洋更有吸引力。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各自分头旅行了。
回想当时，我意识到这一点可能给父亲带来了孤独感。他总是鼓励我们走向世界，去寻找挑战、探索奥秘，但他对我们成长的速度毫无准备。也许他感觉到自己能够教育我们或者参与我们学习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教会了他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他的孩子造成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如我父亲所料，中国方面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我们独自旅行。
因此，在中国方面的主持下，我们踏上了被精心安排的私人旅程。我们游历了很多地方，但处处都有导游。在一个又一个官员的接待下，我们穿越了中国，所到之处必有一名外事部门的官员和一名翻译随行。这样的旅行既罕见又呆板。
在我父亲最想看的东西中，有中国充满神圣气息的群山。他还说想坐火车穿过川西高原，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位于云南省的亚热带山脚。
我记得自己不是很明白神圣的群山是什么意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家里的画卷上描绘的高耸入云的峭壁，浮现出美猴王偷取蟠桃的玉帝天宫。
我们最终攀登了其中的两座名山。离开首都北京的第一站就是泰山，这显然是名山中最著名的一座。它矗立在平原上，以至于当我们靠近时，能够像看模型一样一览它的全貌。远远看去，山间众多庙宇就像点缀在一幅巨大的蓝绿画上的白点。一想到当天就能登上它的顶峰，我兴奋不已。
但到了泰山脚下后我们得知，导游低估了父亲的体力，并安排我们乘坐缆车登山。父亲提出了异议，他们很快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我们从服务区沿着一条山路开车到半山腰，剩下的路程可以步行。
在北京时的条条框框让我和我的兄长积累了太多的剩余精力，登山是把它们释放出去的机会。在一座几乎已经变成集市的庙里，焦躁的我们注意到，在栅栏边幽深的小屋里冒出一个奇怪的老道士。他看上去有100岁了，似乎得了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他身裹蓝黑色的道袍，弓着背，皮肤上有斑点，稀疏的胡须有半米长。他身上散发着尿和草药的味道。一时间，我们对山里的这位老人产生了敬畏之情，但在登山使命的召唤下，我们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回到石阶上，重新开始疾速登攀。
近乎光秃的山顶上风很大，几座庙宇散布其间。在等待父亲的过程中，我们变得跃跃欲试，准备开展更多的活动。贾斯廷（Justin）和我很快就酝酿了跑下山和其他人在山下会合的计划。下山的路一开始十分险峻，石阶又窄又陡，我们侧身用小碎步往下走。越往下，山体越平缓，台阶和狭窄的平台开始交替出现。于是我们跳着向下走，一次跨过多级台阶。我们在平台上冲刺，跳过一级又一级台阶。我们感觉自己不可思议，肯定打破了什么纪录。
玩闹着下山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在数小时后，当我们回到旅馆时，麻烦就来了。在旅馆餐厅吃晚饭时，贾斯廷和我几乎抬不起头来，也很难把筷子送进嘴里。我们浑身发抖，两腿僵硬，不时抽搐，一回到房间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几乎无法起床。我的双腿硬得像木头，无法弯曲；背部也是僵硬的，不能伸展。我去找我哥哥，发现他也是一样的处境，不过刚跟父亲吃完早饭回来，而父亲还在餐厅不太高兴地等着我。于是，我一步步挪向餐厅。为了我自己，也为了转移父亲的怒火，我决定幽默处理，拿自己的窘境开玩笑。
当天晚些时候，当贾斯廷和我一瘸一拐地从这里走向某个旅游景点的时候，父亲把我们拽到一边，说：“小子们，你们千万记住，中国人以前通常把西方人当成蛮夷。小心着点，看看你们是不是给了他们这么想的理由。”
后来，我成了真正的旅行者，穿越战区和无主的荒地。中国一直在我视野的尽头，而我对这个遥远的身影的召唤一直置若罔闻。我听说它正在发生剧变，但自觉还没有做好拜访的准备。我曾经是个蛮夷，蹩脚的旅行技术还配不上它。旅行还要延后。
我倾向于那些遥远而被误解的目的地，那些我能淡入淡出的地区。为了见识奇风异俗，我去过利比里亚的耶凯帕（Yekepa），马里的泰萨利特（Tessalit），马达加斯加的马鲁安采特拉（Maroantsetra），坦桑尼亚的恩加利米拉（Ngalimila），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普里克（Maprik）。我挑选的是那些几乎没人想要造访的地方。这些小地方曾上演过大戏，也曾发生过奇妙的事情，我希望借此经历增长智慧。与此同时，中国依然遥远，被神秘和疑云笼罩，它巨大、多难、刻板、朴素，但它也从未停止对我的召唤。
1998年，一位新闻主编问我能否接受一份他所属机构驻北京办事处的全职工作。这着实具有诱惑力：成为新中国的早期见证人，学习它的语言，把自己的名字留在有分量的地方。但我仍不想跨过这道关隘。时间的车轮转动得太快，我的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没有什么比待在他身边更重要。我要像他以前照顾我一样照顾他，陪他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或许还能回报给他一些他曾对我们付出的爱。
2005年，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先父和雅克·埃贝尔在华行记的中译本，并邀请我和雅克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发布会。因此，带着这本有趣的小书，我终于再次造访了中国。
我简直认不出这是自己曾在1990年到过的地方。我决定把这次短暂的旅行当作我未来几年多次访华旅行的第一站。我下定决心，要了解中国。
如今，这个国家的飞速发展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现在是世界超级大国，它对资源的需求和惊人的生产能力改变了世界经济。中国不再是那个神秘、偏远、无法靠近的穷乡僻壤，如今的它，每天都在创造财富。无畏的探险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凡的商旅和行脚的游人。
但中国仍不是个易于了解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国度漫步，欣赏眼前的风景。我们沿长城行走，我们赞叹紫禁城的宏伟，我们沿长江而下。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中国制造，但还是难以理解这个地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幽深令观者沮丧，它是最为深邃的地方。它迅速而猛烈地变化着，对本国人都不曾停步，遑论外国人。虽然并不危险，但它还是令人难以招架。
异邦的国土都是谜，让初来乍到的游人陷入一种无知的孩童状态，迫使他们重新学习沟通与行动的基本规则。在一些地方，这种异化反应相对温和；但在中国，反应就极为强烈。它的疆域、行事的风格、与西方的隔阂让它的谜尤为难解，每一条线索都难以察觉。
语言则是另一个障碍。若想仔细探究中国和它的人民，我首先需要一名翻译。2006年夏，我联系到一位曾在中国生活数年的老同学德里克（Deryk），并让他面试了几名我四处搜罗来的候选人，条件是英语口语好、外向、聪明、有幽默感。
在几次面试之后，他推荐了一位名叫薇媛的年轻女士，她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习人文学科，曾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进行过艰苦的旅行，也曾在数个外国机构做过翻译。德里克还说她有幽默感，兴趣远在赚钱之上。在几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交流后，直觉告诉我，她对西方人的想法有所了解——这对与我这样的人打交道来说，是必要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感到担忧。我感觉自己仍然是个乡巴佬；是个聒噪的、武断的家伙；是那个在泰山轻佻冒进、弄伤自己的孩子，从不注意自己刚跳过的石阶，看不见其中倾注的心血，也听不见它们所蕴含的祈祷。
我能在中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获得足够深刻的体验，并得到一些启示吗？我的导游薇媛能够抵御我私人观点的狂轰滥炸吗？她能忍受我急躁的方式吗？她会不会对我大胆的想法默不作声，等着看它们自己经受考验？
一想到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仍然可能在中国造成麻烦，我就感到畏惧。但对先父和他教诲的怀念，让我决定大胆一试。第二章[北都]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礼记》，公元前1世纪
2006年9月，我走下每天往来于中国的成百上千架国际班机中的一架，踏上北京的土地。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一睹了北京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全貌。这是一座庞大而檐角倾斜的建筑，在雾霾和尘土中，铺展开来，像一座散发着微光的天宫，可望而不可即。
这座航站楼巨大而空洞。在玻璃顶笼罩的深处，我汇入了一股由商人和旅客组成的人流。通往中国的路已经迎客无数，远道而来的人很少会遇到阻碍。在申明自己的游客身份后，我被顺利地接纳进这个“中央王国”。
第一眼看上去，薇媛——我的翻译、导游，以及日后的辩护人和对话者——身材娇小，有些腼腆，然而又有不着痕迹的认真。她25岁，举止中透着尽责的年轻中国女性所具备的优雅和传统。在向城里进发时，我发现在薇媛安静的外表下，她像我一样非常有主见。她是自由职业的新闻撰稿人，能用流利的英语捍卫自己的观点。“来年春天我会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她告诉我。“你认识曾经申请成功的人吗？”“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在国外了。”她说。“之后你去哪儿？”
她笑了笑，说：“不知道。”“这儿？”“不好说。”“你跟外国人共事过吗？”“有几个。”接着她又补充道，“也有几个ABC、BBC，还有CBC。”“什么？”“这是我们的说法。”她解释道，“ABC和BBC分别是在美国出生和在英国出生的华人。”“我猜他们完全不像中国人。”“对，很不一样。”
我想象着她话语背后的意思：一个充满好奇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她评价、判断、创造理论，搭建自己的水晶城堡，让它们闪烁着意义的光辉，而后任它们倾颓、废弃。我和她能谈的话题太多，但现在我浑身乏力，还被时差所扰。我们的出租车，一辆有些年头的中国制造的大众牌轿车，穿梭在平坦的新高速路上，穿过浓重的雾霾驶向首都。在沉默中，我将注意力转向映入我眼帘的景色。
北京虽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但也能揭示中国的很多东西。如今，对这个国家来说，首都可能比以往更有影响力、更重要。它酝酿着属于自己的品位和习惯，其中又隐约地带有些许中国各地方的共性。
1990年，我与父亲和兄长首次来到北京，度过的是一段极为呆板的时光。我记得自己看过一场不同民族的人身着传统服饰唱民歌的表演，我在苏联时，也看过类似的东西。
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而反映了这一点的演出却带着不自然和刻意。它们常常让我觉得无聊。16岁的我心中另有所想，我把时间花在打量年轻演员上，寻找我最喜欢的身段和面孔。
心不在焉的我没能理解，表演所展示的是统一性而非多样性。重要之处在于，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关联，就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被连接在主导行进的车轴上。在那时，共产党员的地位更加显著，他们称自己是中国的中流砥柱，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了从三个世纪前的清期初期就逐渐丧失的统一。
来自帝国边疆的人和物的游行表演，长久以来都是帝国权势的象征，证明中央政府掌控着所有地区。各种活力和热情降临京城，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一个古老、多元、统一的民族。
自我第一次来算起，这座都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标志正在诞生。高度超过中国最伟大的殿堂——天安门的建筑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城。壮观的国家体育场为奥运会而建，由无数如蛛网般的横梁构成，既美观又震撼。它旁边气泡状半透明的“巨盒”，是游泳馆，给人一种异世界的感觉。在城市另一侧的新商业区，中央电视台将会以巨大的折拱形示人，有些人说它像条大裤衩。城市中心，一颗“巨蛋”即将完工，那是新国家大剧院。这些奇异的建筑常被污浊的空气笼罩，它们象征着中国新的、未经探索的现实，不确定性与创新性并存。
与过去一样，无数来自远方的默默无闻的工人辛勤劳作，建设新首都——威耀四海的新紫禁城。
北京的中心——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博物馆。它的建筑还在，但原来的人和物早已不见。在游客的大潮中，古人的魂魄已难以想象。
全盛时期的紫禁城，是个秩序森严的地方，是引导服从和崇拜的工具。紫禁城的不可一世正是因为它的封闭，它位于中国心脏地带不可触碰的核心。开放以供参观从来就不是它存在的目的。凡人接触圣所是对其神圣莫大的亵渎。
以紫禁城为中心，这座都城由数个同心圆构成。一环路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自东向西将整个城市分开，从挂有毛泽东像的天安门前穿过。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以俯瞰天安门广场。从这条大街向北，环绕故宫的林荫路构成第一环。
二环路沿城墙旧址而建，明朝时的都城就在这个范围内。这座都城是沿干道而成的巨大正方形，其印迹现在依然存在。南北中轴线是属于皇家的路，在它和东西中轴线的交叉点上端坐着皇帝。他是天子，主宰大地，掌管四方。皇帝以紫禁城为中心，统御天下。紫禁城正南边是天安门广场，然后是天坛——皇帝祭天的场所。
如今，天安门广场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它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方。毛主席纪念堂在广场南侧，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南方向，位于由紫禁城和天坛之间的旧中轴线上。权力的象征或许还在中心，但真正的权力在别处，且相当低调。或许藏在古老的胡同里，挤在传统的宅邸中。在广场、庙宇、空荡的宫殿外，在狭窄蜿蜒的街巷里，中国正走着自己的路。
居民住宅藏在3米高的墙内。在这些墙内，有多个家庭（有时能多达8个）住在石制或混凝土制的房子里，房子中间是杂乱的庭院；在另一些墙内，一个将军或党的领导人可能生活在宁静的花园中。不过，在开放的道路上，他们彼此交汇。自行车穿行于黑色奔驰车与运菜的板车之间，来回躲闪。爷爷手拿报纸，慢悠悠走向公厕；奶奶去早市；孙子去上学。
如今，北京早已超过了二环路的范围。数百年间，来自不同地区的形形色色的人在明代的城墙外安家立业，听候权力的差遣。士兵、商人、外国人和工人居住在三环内，他们是建设者，不是地主。
共产党接管北京后，同样需要三环，他们把工人、士兵安置在此，建立了工厂、学校、实验室——这都是治理红色中国和战胜敌人所必需的。
在三环内，到处都是办公大楼，在这些大楼里，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正在腾飞。私营企业、国企、外企、跨国公司在此合作往来。新中国的强大得益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规模巨大的经济。这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沿着三环规划的。
与其他三环相比，四环附近的广大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更为世俗和次要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居住；它是各色人等的家，也是变动不断的地区。但随着新中国的飞速发展，四环和五环周边的区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商场、小区、体育中心遍布于此。
我住在德里克位于城市北部的居所，在一座崭新而现代化的高层公寓的第十七层。五座公寓楼包围着一个设有大门的公共绿地，构成了这个小区。德里克和他的英国未婚妻住在一起。通过这个位于城市上空的清爽崭新的住所的窗户，他们能够俯瞰四环路，一条有十二车道的大型快速路。路上的交通令人头疼。公寓里隐隐约约回响着千万台发动机的轰鸣声，日夜不停。德里克告诉我，天气好的时候，他们能透过客厅的窗户看到北面参差的群山，不过，天气好的日子并不多。
在中国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后，薇媛与我在公寓里碰头。我们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她来自山东南部一座中型沿海城市，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离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家乡不远。
我们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为为期一个月的旅行制订了一个粗略的计划：北京—某个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地方（或许在她家乡所在的省份里找）—一个村落—长江—中国中部的汽车制造厂—上海—珠江流域—广州—深圳—香港，然后回到北京。“我是来这儿找答案的。”我说，“我希望我们看的东西、见的人越多越好——不只是记者、知识分子，还有农民和工人、活跃分子、艺术家、妓女、商人。”“上星期我给德里克发了一些让你读的文章。”她说，“其中有一篇是关于一位致力于胡同保护的女士的。我认识她，你想见她吗？”“我读了。”我答道，“在来这儿之前，我还读了其他关于中国以及北京的文章和书。关于胡同的破坏记录得很详细。我不想碰其他记者写过的话题，我要的是新主题。不过，鉴于我们还在安排计划，我们可以见见你说的这位胡同保护者。”我傲慢地总结道。
薇没有气馁，立刻提出了更多建议：“电视制作人怎么样？宪法律师？”“两个都行。有关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怎么样？你认识市政官员吗？做市政工程的人？水？电？排污系统？”“嗯，不认识。”她犹豫着说，“而且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在旅行一开始就与官员会面。他们会问很多问题，而且安排与他们见面也很费时。不过，我们能去城市的水库看看。”“太好了。”
我没吃早饭，而现在已近中午，我饥肠辘辘。我们从德里克的公寓下到楼下的绿地广场。在另一座高楼底部，有一片遍布餐馆的商区。不过那个地方正在翻新，唯一营业的是一家寿司连锁店。“你吃日本料理吗？”我问薇媛。“这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一顿饭，你要吃日本料理？”“可能有点滑稽。不管怎么样，你想吃吗？”“想吃。”她有点赧然地说道。
我们走了进去，点了单。“你是一个因为历史问题而对日本人心怀怨恨的人吗？”我问。“可能吧。”她微笑着说，知道我在逗她。“给我讲讲日本和中国。”在等餐的时候，我天真地说道。“拜托！你肯定知道些日本人在中国的历史。”“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中国，60年一点都不算久。”
我故意逗她，知道在中国存在反日情绪是意料中的事。“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吧。”她礼貌而严肃地说。
在中国所遭受的历次侵华战争中，人们对最近的那次来自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这非常可以理解。他们认为这次侵略特别残酷。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是中国的学生，是孔子和中国佛教的孩子。日本文化中很多重要的部分，包括文字，都源自中国。因此，日本武力相向让中国俯首称臣，对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在中国，唤起民众对外国侵略的记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手段，能够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唤醒心底的负能量。因此，很多学校仍在宣传对日本的愤怒情绪。
午饭过后，在去见薇的胡同保护者朋友的途中，我们取道围绕旧城区的二环路。2005年，在上海举行的图书发布会结束后，我对北京进行了短暂的参观。在等待一名老修车匠给我修自行车的时候，我进入了环路边上的一片胡同居民区。那条狭窄又散见煤灰的胡同直通环路，和现代的快速路相比，简直是另一番风景。
在沿二环路行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修车铺所在的胡同区已不复存在。两条通向旧城区的要道——几百个商铺和房屋、街道、古树——都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怡人的公园。它仿佛从天而降：老树、草坪、花坛、长椅、氛围灯，还有几段旧石墙给蜿蜒的步道装点了有趣的障碍物。眼前的场景让人产生巨大的错觉，仿佛一切原来就是这样。我让薇问出租车司机这座公园是新的，还是记忆跟我开了个玩笑。“新的。”司机带着会意的笑容答道，可能还带着点对政府的行动力的自豪。
没了。修车匠和他的铺子没了，我开始想象。卖家禽的商贩没了。老寡妇和她在理发店后面的小屋没了。没了，都没了。没了，没人记得。我转向薇，承认胡同的破坏是个重要的主题。“是的，我不用翻译。华女士法语说得很好。”她告诉我。“真的？怎么会？”“她的祖父是第一个到巴黎留学的中国人。他学的是土木工程，娶了个波兰女人。他们在中国生活，但他们的儿子后来又在巴黎学建筑，并娶了个法国女人。后来，他们返回中国，在中国把女儿抚养成人。他们的女儿就是你要见的人。”“她有多像中国人？”我不禁思考出声。“她曾说过，有时人们质疑她到底多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其目的是为了削弱她的话语权。她认为自己就是中国人。”
华新民与我们在使馆区的咖啡馆见了面。她有50多岁，看上去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她有着亚洲人的眼形和蓝色的眼球，微微发灰的头发原来是淡棕色的。我们客套了几句后，她就进入了主题。“你知道在北京谁拥有土地吗？”她的法语纯正又略显生疏。“我想应该是国家，也就是人民。”“不对。”她平静地纠正了我，“这是很多人都有的误会。共产党的政府只在农村进行了系统性的土地改革。大城市的土地并没有集体化。”“所以人民——我是说个人——仍然拥有他们在胡同里的住宅吗？”“对，很多人都是。”她用一种实事求是的口气说道，“直到不久前，我对我在胡同的房子一直拥有所有权。这是我祖父和父亲的房子。我在那里长大，在花园里玩耍。”“后来呢？”“政府拆了我的家。我想我仍然能说自己拥有被拆房子下面的土地，但那个地方现在建起了一座大商场。整个居民区都被拆了。”“你不能阻止吗？”“我们试过了，但是失败了——在房子的事情上。”“这算是征用吗？”我问道。
华女士说：“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城市已经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开发区域。大型开发商设计了一切。他们和城市或政府的官员达成协议，瓜分了由出售新建的公寓、写字楼、商铺所得的巨大利益。这得有上亿美元。然后，政府会对相关区域下达征用通知，给搬迁设置严格的期限。居民被安置在城郊的公寓住宅区里，只能得到很小一笔拆迁补偿。他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家，自己的花园，自己的邻居，自己的一切。如果不走，他们就会被逮捕，然后家就被拆掉了。”“你能做什么？”“所幸，这些事一般都不是滴水不漏。”她说，“开发商获得土地开发权和建筑许可是在征用之前。他们通常关注的只是获得土地，并不关心其法律程序，也就是说，政府的文件充满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将政府告上法庭，但法院通常不会受理这些案件。所以我找媒体，我制造声势，我找身居高位的朋友，我现身鸡尾酒会面责开发商。他们是罪犯，这应为人所知。”
她顿了顿，追忆了一下她所失去的，又说道：“我挽救不了自己的家，但我或许能挽救其他的胡同。来，我带你看看。”她这样说着，催促我们去她在附近的家里。
华新民住在这个咖啡馆拐角附近的一座现代公寓楼里。屋内的装饰证明她是一位有文化的女士。这个地方简约而优雅，墙上装点着古画和丝绸屏风。我在想象中重构了她的历史。她出身世家，祖父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人。他在20世纪早期就能留学巴黎，一定出身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他是老北京的一名著名建筑师，肯定非常有绅士风采。他的儿子在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中成长，浸淫于传统艺术，又和他一样，在巴黎最好的建筑学校接受教育。在华女士的家里，显然每个人都希望尊重艺术。我问她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在那个残酷的时期，文化人饱受打击和虐待。“啊，那是个有趣的时代。”她笑着开始了自己的讲述，“在那之前，我们有一座大房子，四周是个大花园。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会在花园里假装自己身在丛林。‘文革’时期，红卫兵把很多农村的家庭安置到我们的大房子里。我的家人退居到宅院后面的用人房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不过我父亲曾默默地为革命服务——之前的革命——所以我们很幸运，没有遭到进一步迫害。”
她拿出一本大相册，放在咖啡桌上，开始引导我们看。照片里有古老的石头房子、庭院、树、雕琢精美的木制屋檐、石龙、精心铺就的卵石路。这是胡同珍宝的一隅，在这些珍贵的私人空间中，曾有人创作出伟大的诗作，上演过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人们在这里学会思考，学会如何正确地祭拜先祖，学会如何成为伟大文化的优秀传人。
她指着一系列照片对我说：“这座房子，原本属于一位著名的将军，他还精通书法。房子外的花园有最为精美的回廊，不可思议的拱顶。看照片，上面有。”“它怎么样了？”我问。“没了。他们连石雕都不保护。”她翻了页。“看看这座房子的大门，”她边说边引导我看照片上的一座石门，上面有精心雕琢的木顶，“这个也没了，被推土机压碎了。我亲眼看见的。”“谁住在这些房子里？”“很多家庭，普通百姓。”她继续说，“他们找我帮忙。至少他们让我过去，给他们珍贵的家拍照。他们说：‘快来，推土机就在这儿呢！’”
照片一页又一页。她偶尔会指着几座房子，告诉我她成功救下了它们。但其中绝大多数照片都已只是影像：家、生活方式，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翻阅相册的时候，我一直同情地点头。“我想开发商、政府官员都没什么历史意识。”我评论道。“对。”她表示赞同，“他们没有感情，没有文化。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贪婪。”
华新民感觉自己需要做一个总结：“革命初期，巨变发生。地覆天翻，这点没错。但我感觉我们现在正向全新的、更极端的地方进发——哪怕跟‘文革’相比。那个时候，起码在寺庙和历史建筑被破坏时，它们有被破坏的理由，有种意识形态在里面。现在，中国的历史在被不假思索地清除。这是野蛮，是虚无。”
欢迎来到现代，我想。
后面几天，薇媛和我在首都穿梭，为旅行做准备、买机票、做调查。北京是个还在成长的巨型都会，我们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长达几个小时。这让我们有时间思考，进一步相互了解。薇媛并没为难我去评估她对政府的看法。“我没什么意识形态，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告诉她，“不过话说回来，中国很可能也不再如此了。我只是不希望对这个地方过早下结论。”“我相信如果你待上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如何，你就会更接近现实。”她不无感情地说。“好吧，我能确信的一点是，中国不可能照搬其他地方的政治体制。”“那你怎么看天安门？”她尖锐地问。“我会这么想，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到广场去，坚持自己的理想。但与此同时，我也不能对此后的稳定给中国带来的好处视而不见。”“萨沙（Sacha），相信我，我一直都在这儿生活。这个政府和它的行事我再熟悉不过了。”她信誓旦旦地说，“我不觉得从腐败和不公里能生出什么好事。”“那你看看周围，”我争辩道，“我看到惊人的财富在被创造。经济越发自由，中国越来越富强。”“并不尽然。”她带着一丝微笑说，“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孔子一无所有，但还是鄙视对财富的追求吧？”“我不知道。我一直认为孔子告诉我们追求和谐。我认为富裕也是一种和谐。”“不，孔子认为和谐只能来自美德。”
我们走进一家名为万龙洲的海鲜酒楼。穿过富丽堂皇的入口，我们来到一间满是水族箱的大厅。各色奇异物种在敞口的水缸里蠕动：各种大小和颜色的鱼、墨鱼、章鱼、八种螃蟹、四种龙虾、六种虾、叫得出叫不出名的各种贝类，还有“健康”的虫子——蜜蜂蛹、幼蚕、看上去很危险的蝎子。水族箱就是菜单，要点菜只要指一下水缸，说出想要的量和烹饪方式：煮、蒸还是炸，配豉油还是姜蒜。服务员会把你点的食物捞起来，把活海鲜送进厨房。
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与亲朋好友共享盛宴更令人愉悦了。薇媛的谨言慎行也不能掩盖她对食物的喜爱。我一边吃着配有葱姜的蛏子和调味章鱼仔，一边向薇媛问起了她父亲的事。“他是一名数学教授，后来当了高中校长。”“你爷爷是做什么的？”“农民，种地的。”“我爷爷也生于一个农场。但他1934年就去世了。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你呢？”“也不是。”她笑起来，“我是城市的。但我小时候确实跟祖父母一起在农村里待过很长时间。所以农村生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他们还健在吗？”“都在。”“我很好奇，‘文革’的时候你家是怎样的？”“对我祖辈来说没什么变化。他们被定为‘下中农’，所以没有遭到任何冲击。我父亲因为也是农民出身，是大学里少数得益于‘文革’的人。在所谓的知识分子被赶出校园时，他读了博士。”“我能见他吗？”“当然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我好几年都没跟他说话了，也没这个打算。我不喜欢谈论他。”
午餐过后，我们回到德里克的公寓，为旅行订更多机票。我们坐电梯一直到十七层。这实际上是十四层，因为楼层号没有四、十三、十四。“德里克住在这层是有原因的，这层基本是空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住在十四层，虽然标的是十七层。四和十四都是很糟糕的数字，听起来像普通话的‘死’。”“这在我看来可够蠢的，你不觉得吗？”“拜托！这是传统。我们中国人的成长都是躲不开迷信的。”“但你看起来还挺理性的。”我调侃。“你没听明白。我选择迷信。”她反驳道，“传承祖先的信念是尊敬他们的一种方式。迷信是表达敬畏的行为，对祖先应该心怀敬畏。”她这样说着，对自己的英语表述有些不确定。“敬畏？你确定要用这个词吗？”“它意味着畏惧和尊敬，不是吗？”“对。你是想这样描述自己对这些信念的感觉吗？”“是！”她坚定地说。
薇媛有很多身处活跃分子和知识分子圈里的熟人，都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她显然也是一个专注的学生，和很多教授都保持着联系。
她安排了我们与她原来的教授贺卫方会面。见面的场所名为醒客咖啡，这是人文学生聚会的地方。快到的时候，薇媛给我解释了这个咖啡馆名字的真正含义：“醒客的意思是清醒的思想者，这可能来自中国的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两千多年前，他在遭到迫害后自尽。他写过这样的话：‘何故至于斯……众人皆醉我独醒。’”
咖啡馆的正门很雅致，它通向一段灰尘覆盖的楼梯，楼梯底部坐着一位秃顶老人，咧嘴微笑着。“我喜欢这地方。”在上楼的时候薇媛告诉我。
到了二楼，我发现氛围有变：墙被漆成黑色。咖啡馆在一边，另一边是万圣书屋。我们走向咖啡馆。穿过几个展示柜的时候，我看到了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作品的中文标题。
咖啡馆时髦而忧郁，显然广受年轻知识分子的欢迎。我们走向一张靠窗的桌子，在那儿等贺教授。能够再次见到他让薇很兴奋，她向我简要介绍了他的情况。他的专业是宪法学，他特别关注因中国的双重居住体制——也就是户籍制度——所引发的歧视案件。他是政府的批评者，是少有的、写过公开信批评中央政府的法学者之一。
贺教授到了，他有50多岁，看上去就很像教授，饱经风霜、举止优雅。开场白和几根烟过后，他开始跟我讲中国宪法。
他表明了自己有趣的立场，他相信规则和法律。他认为，制定法律来反映当前和未来社会的最大利益，让社会能够无碍地服从是很重要的。因此，宪法既应该是现行法律的框架，又确立了立法程序，以引领社会平稳前进。
他有策略地反对政府，并没有跟中国政府的法律叫板。恰恰相反，他认为政府必须尊重自己制定的规则和法律，不论它们是什么。因此，他没有从道德层面寻求论据，而是在对政府的支持中形成了一个实用性论据。他的出发点是一致性，而非道德正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贺教授在帮助政府遵循它自己的逻辑。
他相信法律能改变社会。中国或许不用再受紫禁城指挥，但类似的政府模式仍在继续。权力仍是不透明、难以接近的。这必须改变。让权力可以回归到一个能被见证、参与、改变的地位。
后来，教授给我介绍了户籍制度。他解释说，在共和国成立之初，1954年第一部宪法，保障了人民的自由流动。但宪法的实施是另一回事。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管理和控制农村的人口问题。为了国防、食品和工业生产的需要，国家需要这些人。
在“大跃进”时，上百万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参与到混乱的工业生产中。运动失败后，情况恶化：背弃了稼穑的农民开始挨饿。很多人离开农村，饥荒加剧。人口的自由流动必须受到限制。
后来的宪法反映了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需求。在过去的30年里，情况向另一个方向转变。城市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注入。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被放宽了，因此城市能够吸引来这些劳动力。但它极不稳定，且需要谨慎管理。不是谁都能到城市定居。人口的流动是被允许的，但其地位不容易得到法律保障。所以，这些劳动力是暂时的、廉价的。“现在，个别地方有官商结合的现象，资本家、企业家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利。”教授解释道，“这种结合让工人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实力。”“但这种结合也确保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我指出。“对，这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但没有适当的法律环境，就不存在真正的长期稳定。未来20年很关键。”他叹息着总结。“你认为，中国能很快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吗？”我问。“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不同，也存在改变的空间。对经济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司法独立。”“党内是不是有个老领导说过，好东西需要时间？”“我跟他说，不对人民负责的体制不会带来好东西。除了民主，我看不到什么其他选择。”“所以很多人都参与到这个宏大的计划里？”“我知道这不会容易。”他温和地笑着说。“已经开始了吗？”“对一些人来说，是。”
薇媛的另一个老师，曾教她纪录片制作的王越教授，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他制作了《大家》系列节目，在科教频道（中央十台）播放。薇媛告诉我，这是央视最好的节目之一，她很喜欢看。
薇媛和我约好在位于城东的央视大楼前见面，她让我在距离王教授办公楼不远的大门旁边等。“你会看到有卫兵守着。”她补充道。
确实，央视的办公楼有军人把守。我想象了一下加拿大广播公司设在某加拿大军事基地的画面。
薇媛堵在路上了，所以王教授先出来见我，带我走过卫兵检查岗。他为自己工作地点的性质表达了歉意。“你们国家的电视台不是这样子。”在我们登上旧混凝土办公楼那满是尘土的楼梯时，他说道。他相当年轻、身体健壮。“事实上，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巨大的新的堡垒，所有频道都在那里。”他继续说道，“一个造价昂贵的现代化大楼你应该已经见过了。不过，我的办公室在不那么华丽的地方。”
他的办公室很狭窄，只有他的新电脑。我不知道该聊些什么，所以问了与他的频道、节目和纪录片有关的技术问题。
我了解到，他的节目制作人物纪录片。他最近才成为制作人，负责管理6个导演和12个后期制作人员。在升职之前，他也是导演。“你的纪录片讲的是什么？”我问。“名人——电影明星、电影制作人、艺术家、商人。”“政治家？”“有时候会有。”“你的片子很有影响力。”“还可以。”他高兴地附和。“谁来告诉你该做什么？”“没人告诉我，他们只告诉我不能做什么。”“他们是谁？”我问。“央视十频道的制作人。我做《大家》，他们负责整个频道的节目。”他又饶有兴致地补充道，“我的工作非常困难。”“我知道。”
他点点头，咧嘴笑笑继续说：“当然，我会拒绝那些试图走后门的行为，尽管礼貌地拒绝并不是那么容易。”
他的节目在全中国范围内播放。国内几乎每一台电视都能收到央视的信号。对加拿大的纪录片制作人来说，有100万观众就足够他们自豪了，而他的节目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万观众。这能算得上是一个重要渠道。坐在E座第三层的朴素办公室里，他能够影响全中国人民的价值观，通过介绍中国的名人，塑造新偶像。“电影明星始终是保险的选题。”他说，“非常受欢迎。”
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崇拜他们不会有什么后果。商人也比较好接触，因为他们的目的简单明确：卖产品。艺术家和音乐家通常比较难对付，信息会更难引导，不过政治家是最敏感的。在中国，政治很微妙。他告诉我，跟这些人打交道好比走钢丝。“怎样算是好的纪录片制作人，教授？”薇媛刚一到就提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觉得是经历丰富的人，受过苦的人。有很多疯狂情史的人。离过婚的人，破产到一文不名的人，居住过很多地方的人，经历过烦乱和流离的人。他们总是对人性抱有最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北京城北面是长城，绵延在十分崎岖的山麓上。看一看长城和群山就会发现这个地区有多干燥。北京是处在沙漠边缘的城市。山脉西边的另一面是一片尘土飞扬、沙石遍地的荒漠。当风从西面吹来时，首都就会被黄沙吞没。
中国的首都像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一样，都在环山的谷地上。没有风的时候，谷地上空会聚积气团，里面满是汽车尾气和刺鼻的工业废气。在北京，眼睛经常是刺痒而布满血丝的，很多孩子都有呼吸道疾病。这个城市的空气有时候会给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每天都有几百几千辆新车上路，空气质量也不太可能有改善。
不过，对首都来说，还有比空气质量更值得担心的——水。首都周边的省份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干旱。这个地区的水越来越少，而城市需要的水却越来越多。
在二环路以内的老城区里，很多住房都没有抽水马桶，十几个家庭共用一个厕所。但随着拆除旧房子让位给现代建筑，新的高层建筑配备了现代化设施，当然也包括抽水马桶，城市的给水线路倍增。
给这个城市提供水的水库位于干旱的山区，距沙尘发源地不远。当沙尘过于严重的时候，市政部门会向天空发射火箭，在大气中释放碘化银微粒。这些微粒能吸收水分，给首都带来降雨，让沙尘潮湿沉降。但这种奇怪的方法也有代价：大气中的湿气被吸走，不能到达山地和西部的荒原，使这些地方更加干燥。这又给北京的水源造成压力，加剧了水土流失和沙尘问题。
谁都不知道这个循环的结果会是怎样，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更严重的水和空气的问题在等待着首都。薇媛和我希望到城市的一个主要水库看看，因此我们租了辆车，向北进发。
薇媛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一般中国人可能不愿意跟我们交谈。“你说的那些‘一般中国人’对外国人有戒心。”她说。
我向来不善于营造第一印象。薇的悲观并没有使我气馁，我强调，她才是那个需要跟人接触的人。我告诉她，我会表现得置身事外——百无聊赖、心不在焉或者头脑简单。我说：“就像我根本就不在那儿，像一个不经意走到你边上的中国深度游游客。”“想象不出来。”她回道，“不过我会试试。”
城市几乎蔓延到了山区。在雾霾笼罩下，我们到了很近的地方才能看到山。在山脚下，城市变成了乡村，周围散布着苹果园和桃园。明朝的皇帝就沉睡在这些山脚下。对去往长城的游客来说，这些陵寝也是参观地。
坟墓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是人类在地球上短暂存在的见证。中华文明是建立在祖先的记忆之上的，它的连续性因祖先的仪式而巩固。皇陵更重要，它们是一个时代的遗迹，但是，我们的旅程将我们引向了其他的意义载体。
我们转向东北，追随着沿山分布的文明，到达了一片工地。巨大的机器正在铺路盖房，透过机器吞吐的烟雾，我们看到了平原以外的第一个古老村落。这是北京的尽头。
当天早间，我们喝了很多茶，想进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穿过村子的路原来是铺砌过的，但应该有几十年没人打理了。轿车和卡车在路面上留下了很多大坑，现在坑比可走的路还多。
我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方都见过这种路，这些地方没有持续发展。它们在破败，被疾病、战争和贫穷撕扯。这个村子也在劫难逃。
自打政府开始修建大路后，卡车就不再从这个村子走了。事实上，在穿过这个村子的时候，我感觉这里应该不再过车了，只有邮递员还每星期来一次。
街道上都是人，老人。他们热情地给我们的车清道，对我们拜访村子的原因有着淡淡的好奇心。我笑着让薇告诉他们，我们是来他们村撒尿的。不论粗俗与否，她认为这确实是合理的。“这难道不是我们来的原因吗？”她说。“太对了！”我表示同意。
我们停下车步行。
村民的衣服是灰黑色的，睡衣样式，男女同款。但这不是简单的衣服，而是制服，是政府在早先发放的。甚至还有配套的帽子。在无处不在的贫困映衬之下，他们显得格外庄严、沉默而意志坚定。
薇礼貌地向一位年长的女士询问公共厕所在哪儿，她给我们指了主路分出的一条土路。公共厕所是一个小砖房，在另一个建筑边上。从外观看，它应该是清朝时建的。我让薇先去，然后自己走向路尽头空旷的田地，她让我走得越远越好。
我逗留了一会儿，打量着田地边上的砖房。回去的时候，我看见刚才的女士正在和薇聊天，我不想打扰，于是决定去找点喝的，但很快发现在这个村里完全没戏。我想起来车里有瓶装茶。拿茶的时候，一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七个人排成一列，待在似乎是邮局的门廊上。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小折叠凳上。有几个人穿的制服不是黑色的而是灰色的，他们都很利落。肯定是老保安，我心里想。
薇过来告诉我，刚才的女士是个寡居的祖母。她的孙辈都在附近的学校，女儿在城里工作，儿子在更远的地方工作。他几年前回来过一次，待了一段时间就又走了。她非常想他，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到他。现在所有成年的孩子都离开这里去工作了。
薇问了她关于水的情况，但她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也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
薇说：“还有一件事，他们是满族人。”“你怎么知道的？”“看脸，听口音，还有学校。”她说着，指向街道。墙上挂着满族风格的小旗子。它们在风中飘着，张扬着自己的图案和色彩，像被穿成一串儿的儿童剪纸。我们稍微集中了注意力，就听到耳边飘起声音。孩子们用普通话吟诵的声音隐隐约约地回荡在整个村庄。“问问我身后这些人水库在哪儿。”我催促薇。
他们中的几个指了方向，但又告诉她，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到不了那儿。回到你们来时的路上去，他们说。然后他们问她我是谁，为什么看着这么严肃。“他是个游客，就长这样。”她说。
冤枉路走得够多了。
薇问了有关村子的一些事，又问了他们是哪个旗的。这些人只是耸肩笑了笑，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们便识相地走了。“满人来的时候是军队。”在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薇解释道，“每个男人都是军队或部族的成员。这些组织叫作‘旗’，因为它们插着旗做标志。这就是学校那些旗子的含义。”
那些人看薇时的诡秘眼神突然具有了更多的意义。他们用意味深长的沉默传达着：“对，我们是满族人。”这既是警告，也是道歉。它意味着薇的问题没有意义——可惜，这些部族的时代已是过去。而现在的他们，满族人的身份，就像她刚才的问题一样无足轻重。
满族人统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他们的大军从北方而来，击垮了颓败的明帝国。像明朝之前的蒙古人一样，满族人建立了清朝，并开始了统治。这在最初数量占多数的汉族人看来，无异于一种外族占领。
清朝早期的皇帝在各个机构中安插满族人（又称“旗人”）来控制国家。为了维持稳定，他们还在软手段外准备了硬实力：他们自己的满人大军时刻待命，永不放下武器。
清朝的军队和现代军队不同，他们更像是部落。当满族人的贵族成了中国的主宰，他们的成千上万的部族就跟他们一同进入中原。旗人和他们的附庸得到了全国重要城镇周围的土地，他们的营地成了军事村落。
北京北边，明十三陵附近的村落，可能是几百年前满族建制的残存。在一段时期里，它们保障了中国的安全。这些村子里的人既靠近老皇城又在山脚下，而山的另一面就是满人故地，甚至有可能是清朝皇帝的保留地。不难想到，紫禁城中的皇帝可以调动这些人，命他们出征。清朝早期的军队肯定很强大，三军用命，上下一心。他们或许非常勇猛、有组织、忠诚。他们正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所需要的，但是可惜，在海洋霸权占主导的时代，他们并非航海高手。
因此，在那个时代，满人威武的军旗也难逃破败。囿于中原悠久强大的模式，清朝也进入了万物循环中，慢慢变得衰弱。阴阳循环的思想自上古时期起就支配着中国。黑变白，热变冷，强变弱。
我们离开那个村子，回到了北京边界的工地。这个村子的未来不难预料，它会被机器扫荡，被新首都吞没。在这里，会出现一种崭新的生活，那是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
很快，游廊、公厕、邮局——类似的建筑和老人都会消失，孩子们会进入更新更大的学校。或许这就是他们在现在的学校挂上旗子的原因：像是在说，孩子，不管发生什么，记着你是旗人；不管听见什么，抬起头，因为你是满族人，是曾给中国带来和平和繁荣的人。
我们终于找对了方向。两条山脊间一个宽阔的峡谷在我们面前展开。阳光明媚，土地肥沃，没有村落。大坝就在眼前。这是堵巨大的水泥墙，连接着两个山头。我们沿一条蜿蜒的通向山顶的小路驶向水库，沿途有许多佛塔和坑游客的饭馆。
在接近山顶时，水库映入眼帘。广阔无垠、风景如画、群山环抱。道路环绕着人工湖，通向峡谷后方，那里有一条小溪从山上流下，那是湖水的来源。时至九月，溪床看上去是干的。我们看到一个小村子，决定在那儿停下。
村子由一系列紧紧围绕着中央庭院的土砖房构成。院落之间由窄巷连接。从院墙看过去我能认出两种作物，长得高、有羽状穗子的无疑是玉米，另一种长在藤上的是葫芦。我们拐到一条通向村子深处的小巷，碰到一位戴着草帽的老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