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梭罗（Thoreau,H.D.）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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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亲吻你内心的平静试读：
引言
亨利·戴维·梭罗，美国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梭罗出生于美国独立战争发源地之一的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曾经先后就读于康科德中心学校、私立康科德学院、哈佛学院（即哈佛大学）。从哈佛毕业后，梭罗并没有从事“体面、有前途”的工作。他毅然返回了故乡。他当过老师，后来又从事过测绘员、园丁、农夫、铅笔制造等工作。
在哈佛期间，梭罗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在办学事业被迫中断后，他开始撰写一些随笔，此后几年，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1845年，梭罗来到了离康科德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并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1854年，他出版了这本以瓦尔登湖命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1862年，时年45岁的梭罗因肺结核去世，他的其他作品和日记陆续被出版。
在梭罗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瓦尔登湖》，即本书。美国著名作家哈丁曾经这样评价：“《瓦尔登湖》内容丰富而又意义深远，它是简单生活的权威指南，是对大自然的真情描述……是传世久远的文学名著……”美国国家图书馆把《瓦尔登湖》与《圣经》等书一起评为塑造读者心灵的“二十五本书”。《瓦尔登湖》记录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所做所得、所见所悟，是梭罗回归简单、朴素而纯净的原始状态中认识自己、探索大自然的体验和感悟，正如梭罗自己所说的：“我喜欢独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比孤独更好的同伴了。”“不要给我爱，无须给我钱，我也不要名誉，我需要的只是真。”“一个人，如果能充满自信地在他梦想的方向上前进，努力争取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往往能获得超出期望的成功。”
现在，请你轻轻地打开这本传世经典，细细地品读，一点一滴感受梭罗那红酒般的内心，使自己平静下来，尽情沉浸于衔接天地的一池湖水中。
经济篇
在我写下面的这些文字，尤其是后面的大部分时，我正独自住在森林中，与任何邻居都至少有一英里的距离，就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中瓦尔登湖的湖岸上，在我亲手搭建的一所木屋里，仅仅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养活我自己。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零两个月。
如今，我又回到文明社会里了。
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多有关注，以致提出了与我分享的要求。若非如此，我是不会拿自己的这些私事来烦扰更多人的，我总感觉这有些冒昧。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打听我的私生活是很唐突的、不合适的，但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鉴于当时的具体情形，我反倒觉得是非常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有的人问我隐居在瓦尔登湖畔平时吃些什么，是否会感到寂寞，会不会害怕，等等。有一些人则出于好奇，想知道我将收入中的哪些部分捐给了慈善事业，而那些身后跟着一大家子的人则很想知道我收养了多少个穷孩子……
无论什么书，总是第一人称在发言，而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如果我的知人之深能及得上我的自知之明，那我就应该不会喋喋不休地畅谈自己了。不幸的是，我阅历尚浅，只能局限于聊我自己。此外，我认为每一个作家都应该能简单而诚恳地写出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写一些道听途说来的别人的生活。
作家的每一次描述都应该像从远方寄给自己亲人的信。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一个人如果是真诚地生活着的，一定是生活在一个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
或许，我的文字对于清贫的学生来说更加适宜。至于其余的读者，我想他们会各取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衣服撕开了去穿，只有合乎尺寸的衣服才会让人们穿起来舒服。
我要谈的，是有关你们的境遇，特别是关于你们在这个世界的现状。
你的生活是否一定要像现在这样糟糕？
你的生活是否已经到了无法改进的地步？
我在康科德走过许多地方，所到之处，无论是商店、办公场所，还是田野，在我看来，所有的居民都是在用令人惊诧的苦役来赎罪。
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堆火中间受烤，眼睛直视太阳；或者倒悬着身体，头垂在火焰之上饱受烈焰炙烤；或者转着脑袋望着天，“直到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原状，更因为脖子被严重扭曲了，所以除了液体，别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流进肚子里去”；或者终生用一条铁链把自己锁在树下度日；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巨大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用一只脚站立在柱子的顶端……然而，即便是这些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每天见到的景象更让人难以置信，更令我心惊肉跳。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与我同镇居住的老乡，他们的不幸在于自从生下来就继承了田地、房屋、谷仓、牲口以及各种农具，而这些东西得来容易舍弃难。如果他们出生在空旷的牧场上，喝狼奶长大，那样会好得多，因为他们可以用更加明亮的眼睛来看清自己究竟要在何等的环境下辛勤劳作。
是谁让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
当世人命中注定只能追逐尘土忍辱过活时，为什么他们却能享受60英亩田地的产出呢？
为什么他们生下来就得开始自掘坟墓呢？
他们不得不过人的生活，不能不推着这所有的一切前进，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些。
我曾碰到过许多可怜的、不死的灵魂，他们被生活重负苦苦地压着，几乎喘不过气来，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在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大谷仓前奋力挣扎，还有一个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的牛圈，100英亩的土地、耕地、草地、牧场和小林地。
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然不必受这类继承下来的累赘羁绊，但他们也发现不得不付出足够的劳作才足以安抚和养育自己的血肉之躯。
人们受到一种似是而非、通常被称为“必然”的命运的支配，终生忙碌。正如一本古书里所说的，积累的财宝被蛀虫咬坏，被铁锈腐蚀，也诱引盗贼破门而入来劫掠。这是愚蠢的人的一生，生前未必清楚，一旦走到生命的尽头才会恍然大悟。
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从肩头向身后扔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从此人心坚硬，忍苦耐愁，
证明我们的身躯本是岩石。
后来，罗利将这两句诗翻译成：
从此我们坚强的内心忍受苦痛，
愿意把肉体投入那艰苦的环境。
人类就是如此盲从着一条错误的神谕，把石头从肩头扔到身后去，也不看看它们究竟落到了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因为无知和错误，终日周旋于自寻烦恼和疲命劳役之中，而无法撷取生命中甜美的果实。由于过度的操劳，他们的手指粗笨无比，颤抖得格外厉害，以至于想采摘美果时无能为力。拼命奔波的人，根本无暇日复一日地去保持生命的本真。我们天性中最优良的品格，就好比果实上的粉霜一样，需要最为精心的照料才能得以保全。为此，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彼此之间，都需要温柔地相待。
有些人穷困潦倒，度日维艰，有时候甚至连气也喘不过来。我毫不怀疑，有人吃了饭却给不起饭钱，或者成天穿着旧衣服和破鞋子。有些人深陷在泥潭里，生在别人的铜币下，死在别人的铜币下，也埋在别人的铜币下；有些人答应还债，说着明天偿清，却在今天死掉；有些人千方百计地献媚邀宠，谀世阿俗，只是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有些人撒谎欺骗，恭维讨好，将自己藏进文明的坚硬外壳，或是用自我吹嘘和假装慷慨来说服别人，得到为他们钉鞋、制帽、缝衣、修车或是代买杂货的活计；有些人把钱物藏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藏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或者为了更加保险而塞在银行的库房里。
有时我真是大惑不解：我们竟会如此轻率——我几乎可以这么说——竟然去专注于罪恶昭彰的、从外面搬进来的黑奴制度。我们有着那么多苛虐而熟练的奴隶主，奴役了南方和北方的奴隶。南方的奴隶监工是毒辣的，也许北方的监工更坏，但最坏的是你自己做了自己的奴隶监工。
谈什么人的神性！
看看大路上那个赶马的人吧，他日夜兼程地向市场奔去，难道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吗？他们的最高职责无非就是给驴马饲草饮水！与它的运输得利相比较，他们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名声显赫的乡绅老爷赶马车吗？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的呢？看他那副提心吊胆和卑躬屈膝的模样，整天都弄不清是在担忧些什么，哪里是什么神圣的，更不是不朽的，而是心甘情愿地认定自己是奴隶或囚徒的身份！这只是靠身体力行给自己赢得一份工作而已。
与我们的自我认知相比较，公众舆论不过是个软弱无力的暴君。恰恰是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指明了他自己的归宿。就算想在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西印度群岛谈自我解放，却又到哪里去找一个像威尔伯福斯这样的人来促成此事呢？再不妨想一想这块大陆上的妇人们吧，她们终生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以此来等待着临终之日，对自己的命运却丝毫不关心，仿佛蹉跎时日仍无损于永恒。
我们大多数人过着悄无声息的绝望生活。我们听天由命。我们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并以水貂和麝鼠的勇敢来安慰自己。在人类所谓的游戏和消遣之下，始终都隐藏着一种根深蒂固却又毫不自知的绝望。两者之中都没有什么娱乐可言，娱乐只能是在工作之后的，而不做绝望之事才是智慧的一种表征。
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标？
什么是生活的真正的必需品和必要手段？
我们仿佛都曾审慎地选择了生活的共同方式，因为我们更喜欢共同方式而不是别的什么方式。然而，我们也真心实意地认为，除此以外，也别无可以挑选的方式。
可是，清醒而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亘古常新。抛弃我们的种种偏见，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无论多么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切证据，否则就不可以轻信。那些在今天人人都附和或默默遵循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就被证明是虚假的，正如本是一片烟尘，却有人信以为是能给他们的土地带来甘霖的雨云。那些老年人告诉你办不到的事情，你不妨来尝试着做一下，最后发现其实你能做得到。旧的行为适合旧的人，新的行为适合勇于尝试的人。
原始人也许不懂添柴可使火焰持续燃烧；新人却可以在锅底放干柴生新火，也可以在热气球里添加柴火使它像鸟儿一样绕着地球翱翔。
老年人未必更有资格来指导年轻人，有时甚至还不如年轻人，因为他们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最有智慧的人活了一世，也不见得他就对生活中的绝对价值懂得许多。实际上，老年人并不能给年轻人什么真正有建设性的忠告，他们的经验往往是极其有限而且残缺不全。也许，他们还保留着若干与那些经验不相一致的未被打败的信心，只可惜他们已经不再年轻了。
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来年，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长辈们给我哪怕是只言片语有价值的或是堪称热忱的忠告。这就是生活，对我而言，生活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次次进行尝试的实验，也许老一辈人对此有过切身体验，但于我而言却并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价值的任何经验，我敢肯定那一定是我的前辈们没有提起过的。
一个农夫告诉我说：“光吃蔬菜是无法过活的，因为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生长所需要的养料。”因此，他每天都认真地花上一些时间来获得那种可以供给他骨骼生长所需的丰富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耕牛后面走，让这头正是靠蔬菜供应了它骨骼生长的耕牛来拉着他和他那副沉重的木犁不顾一切地前进。
农夫的言行很矛盾是吧！？
某些事物在某些场合确实是生活必需品。在一些场合，对走投无路的人和病人很重要的东西，在另外一些场合就可能变成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再换另一些场合，甚至可能完全是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说，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已经被前人走遍了，不管是高山之巅还是无底之谷，所有的地方都被前人关注与探寻过了。
依照伊夫林的描述：“智慧的所罗门曾制定了一些条例，规定树木之间应有的距离；而罗马的执政官也曾规定你隔多久去捡拾一次邻家地上落下来的橡实而不算违法闯入，并规定了橡实中的多少份额应该归邻居所有。”希波克拉底甚至留下了指导说明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剪指甲，那就是指甲应剪得不长不短，要与手指头平齐。毫无疑问，这种单调与无聊就像亚当一样古老，正是这种古老的单调和无聊把人类生活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欢乐的幸福感消磨殆尽了。但人类的力量还从未被估量出来，我们也不能以前人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人类究竟能做什么，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尝试过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来体验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明，使我所种的豆子成熟的太阳，也同时照耀了像我们地球一样的其他星球。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么就能少犯一些错误。可是我在锄豆子时还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光亮。夜空里那些闪烁的星星是一个个多么奇异的点啊！在这广袤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有多少相距遥远而又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时间凝望着同一片星空啊！
大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景象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不同的。谁能说清楚生活会给每个人提供什么样的前途？
有什么比我们彼此的目光瞬间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
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个世界的所有时代——唉，甚至应该横跨所有时代中的所有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阅读过去人的经验更能使人增长见识而又令人惊异的了。
凡我的邻居所视为好的那些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在我的灵魂深处却认为是坏的。如果我需要为什么事情忏悔的话，那很可能会是我的良好品行。
是什么迷住了我的心窍，让我的行为如此规矩呢？
老年人啊，你可能说出了你能够说出的最智慧的话——你已经活了70岁，而且并没有做过什么有辱荣耀的事——可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我不遵循你所说的那一套：“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如同抛弃那些搁浅的船。”我想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要比我们实际上所相信的要多得多。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放弃对自己的关怀，便可以在同样程度上诚心诚意地给予别人关怀。大自然既能很好地适应我们的长处，也同样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无穷无尽地忧患焦虑，几乎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疾病。我们又都生来喜欢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我们还没有做的工作又有多少啊！还有，要是我们真的病倒了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多么谨慎！如果可以抛弃信仰，我们就决意抛弃信仰而生存。我们白天常持警戒之心，晚上我们又言不由衷地说出我们的祷告词，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命运。我们被迫生活得极其精打细算，极其真诚，崇敬我们的生命，并且否认任何改变的可能性。我们常说，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但其实生活的方式还有千万种，就像我们可以从同一个圆心画出无数条半径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深思的奇迹，然而那是每一刹那都可能发生的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提炼为众所周知的理论之时，我可以预见到，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让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我前面所提到过的大多数人的忧虑和烦恼是些什么，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必须忧虑的，至少是值得仔细对待的呢？
尽管我们生活在越来越文明的世界中，但倘若我们能过一过原始的或者开荒的生活一定会有益处，即使仅仅是为了知道文明生活中的必需品是些什么，了解人类曾用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得到这些必需品的。时代虽在演进，但它对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却仍是影响甚微，正如我们的骨骼，将它们与我们祖先的骨骼放在一起比较，很可能是没有什么区别。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所谓“生活必需品”在我看来，就是指一个人靠他自身的努力所得到的某些东西，它们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重要，或是由于被长久地使用而变得重要，以至于几乎没有几个人会不用它们来过日子。不管是由于野蛮、贫困，或是思想上的原因，即便有人尝试着不用它，那也是极个别的。对许多人来说，具有这种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
对于原野上的野牛，它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几英寸长的可咀嚼的青草和一些可饮用的水，除非它还要在树林里寻求栖身之所或在山间的阴凉处避暑纳凉。任何一种野生生物都不会有除了食物和栖居之地之外的更多必需品。
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在现有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准确地分为下列类别：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保证，我们就无法自如地应对真正的人生问题，更无法享受自由或奢望成功了。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不仅有房子，还有衣服和煮熟的食物；而且很有可能是由于偶然发现了火焰的热度，以及随后对火使用的缘故，从而使得现在烤火取暖也成为生活的必需，起先它还被当成奢侈品呢。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猫狗也同样地获得了这种第二天性。
靠着适当的住所和衣着，我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能；但如果衣着或住所的温度太高，或者燃料使用过多，也就是说，外部的热度远高于体内的热度，岂不是在烘烤人肉了吗？
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起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当他们一大帮人穿着厚厚的衣服坐在火堆旁烤火都还没有感觉太热的时候，那些一丝不挂的野蛮人尽管待在较远的地方，却使他大为吃惊地看到，他们竟然“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浃背了”。因此，我们听说，新荷兰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却泰然自若，而欧洲人穿着严严实实的衣服却瑟瑟发抖。是否真的不可能把这些野蛮人的结实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呢？
按照李比希的说法，人的身体就是一只炉子，而食物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时我们吃得多一些，天热则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的结果，一旦内燃过快，疾病和死亡便会不期而至；反之，由于缺乏燃料或因通路不畅，生命之火就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混为一谈，但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进行比较。所以，从上面的陈述来看，“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几乎可以跟“动物的体温”作为同义语用；因为食物可视为保持我们体内火焰不熄的燃料——而一般所说的燃料只是用来煮熟食物或从体外增加我们体内的热量——住所和衣服也只不过是用来保持由此产生和吸收的热能而已。
那么，对我们的身体而言，最重要的必需品就是保暖，也就是保持我们体内的生命热量。我们为此付出了何等的艰辛，不仅要设法获取我们的食物、衣服和住所，还要努力置办我们的床铺，也可以说是我们夜间的衣服，我们从鸟巢或者从鸟的身上掠夺羽毛来营造这个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在洞穴的最深处用草和树叶为自己搭窝一样。
可怜的人们常常叫苦，抱怨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大部分苦恼直接归因于冰冷，既有身体上的冰冷，也有在社会关系上感受到的冷漠。在某些气候区里，夏天使人有可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在那里，燃料除了用来烹调食物之外别无他用；在那里，太阳就是人的火焰，太阳的光线足以让大部分水果充分地熟透；在那里，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更容易得到，至于衣服和住所则是几乎全部或部分成为不需之物。
当今，在这个国家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发现，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勤奋好学的人，则还要有一盏灯和文具，再加上几本书，这些已经是次要的必需品，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然而有些人就太不聪明，跑到另一个半球上，到那些蛮荒而又肮脏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投身于生意中，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目的只是谋生——也就是说，为了求得舒适而又温暖的生活——可到头来还是死在新英格兰①。那些奢侈的富人就不是只保持舒适的温暖，他们要的是很不一样的热，正如我已经在前面说过的，他们是被烘烤着的，当然啦，是用一种很时髦的方式烘烤的。
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谈到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往往生活得比贫困者更为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人物，要说那身外之物的财富，是没有谁比他们更贫穷的了，但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再丰富不过了。我们对他们理解得并不多，可是很显然，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也不算少。近代那些改革家和各民族的救星的情况也都如此。
一个人唯有站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苦的有利地位上，才能成为一个公正无私或明智慎虑的观察者。奢侈的生活总是结出奢侈的果实，无论是农业、商业还是文学或艺术，都是如此。当今的时代，有的人是哲学教授，而能称得上哲学家的却一个也没有。然而，哲学家的生活依然令人羡慕，就如它往日备受推崇一样。要当一名哲学家不仅要有敏锐的思维，甚至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派，他还要热爱智慧并且要遵循智慧的指示去过一种简单、独立、宽容和信任的生活。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但要从理论上解决，而且要在实践中践行。
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杰式的，反而是普通的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对付生活靠的只是循规蹈矩，如同父辈们一样讲究实际，所以绝不会成为人类最高贵的祖先。
为什么人类总是在退化？
是什么使得那些高贵家族走向没落的？
那种造成国家委靡不振和崩溃毁灭的奢侈，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能确定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这些东西吗？
哲学家始终走在时代前面，即便在生活的外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如此。他不像他同时代的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和取暖。一个人如果不用比别人更优越的方法去保持他生命的热度，又怎能成为一位哲学家呢？
当一个人用我前面描述过的那些方式求得了温暖，那他接下来还需要什么呢？
肯定不是想要更多同种类型的温暖，像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住所，更多样、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等。当他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东西之后，便会去选择别的东西而不必再贪得无厌地谋求同样的多余物了；也就是说，这时应该在生活上大胆进取，摆脱更加卑微的劳作而去享受假期。
土壤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种子已经把它的胚根向地下深扎了，然后它可以满怀信心地使茎枝向上面伸展。为什么人在土壤里扎下根之后，却无法同样地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最后在空气和日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它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卑微的蔬菜不同，蔬菜尽管可能是两年生的植物，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了根茎时为止，而且为了要让根茎长大常会把上面的枝叶剪掉，使得大多数人在它们开花的季节都不能将它们辨认出来。
我并不是想给那些具有坚强勇敢性格的人制定什么规章，因为他们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营造的房屋甚至比最富有的人更宏伟，他们也更加挥金如土，却不至于使自己穷困潦倒，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确实有像人们设想的如上面的这种人存在的话；我也无意给另外一些人制定规章，他们是从事物的真实情况中得到鼓舞和灵感，并像情侣那样情投意合，珍惜着此情此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将自己列入这类人中。
我的这番话不是对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安居乐业。我主要是对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说这番话的，他们在本能够改善生活的时候，偏偏只是懒洋洋地抱怨命运维艰和他们那个时代的悲惨。
有这么一些人，发起牢骚来精神头十足，没完没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尽了职责的。我脑海里还有一种人，他们看起来很阔绰，实际上却是所有阶层中最贫乏的一类人，他们固然已经积攒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就这样，他们给自己打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如果我有心讲一讲我曾希望如何度过往昔岁月中的生命，可能会使那些略知我生命中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相当意外，也一定会使那些对我的情况全然不了解的人大为惊讶。我只略谈几件一直珍藏在我心底的事好了。
无论什么天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渴望及时改善我当前的状况，并要在我的手杖上刻上记号；我渴望站在不朽的过去和永恒的未来的交会点上——正好就是目前这个时候，我的足尖抵在了起跑线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因为在我这个行当，比起其他人来说有更多秘密不可言传，不是我故意要保密，而实在是我的这种职业性质使然。我极愿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在我的门上也绝没有“不准入内”的字样。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仍在寻找它们的踪迹。我曾跟许多旅人谈起过它们，向他们描述它们的样子、踪迹以及它们会对怎样的呼唤作出回应。我也曾遇到过一两个人，他们曾听见猎犬的吠声和奔马的蹄声，甚至还看到过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也急于把它们找回来，仿佛是他们自己失去的一样。
不仅仅是期望着看日出和黎明的到来，如果可能的话，还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个冬夏黎明，在任何一个邻居为他们的事务奔忙之前，我就早已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当了！毫无疑问，我的许多同乡都曾见到我办完事回来，那些黎明时动身前往波士顿的农夫，或者去干活的樵夫都曾遇到过我。诚然，我从来没有依靠力气帮助太阳升起过，可是不容置疑的是，太阳升起时你恰好在场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个秋天，哎，还有冬天的日子，我是在城外度过的，试图捕捉风中的信息，聆听它们并且想要把它们传播开来！为了这份工作我几乎筋疲力尽，迎着寒风奔跑，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如果风中有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任何消息，毫无疑问，它一定会成为最新的消息被刊登在一些党政机关报上。其他时候，我守望在高岗或树梢的瞭望台上，用电报宣布着新客人的到来，或守候在山巅的黄昏中等待夜幕降临，好让我抓到点儿什么，尽管我不曾抓到很多东西，而这不多的东西却好像天粮一样，阳光一照便消失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担任一家发行量并不大的报纸的记者，那里的编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可用的，所以，正如作者们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我费尽力气得来的只是我付出的劳动。然而在这件事上，我的苦痛又是它自身的报酬。
很多年来，我委任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监察员，并且恪尽职守；又身兼测量员，如果不是测量公路，那就是测量森林小道和所有近路，以确保它们的畅通，我还要勘测那些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人类熙来攘往的足迹早已证明了它们的便利。
我也曾照料过镇上的野兽，使它们不再越过篱笆给尽忠职守的牧人带来许多麻烦；我对于农场中人迹罕至的边边角角也格外注意，尽管我未必总是知道约拿斯或所罗门是否在他们的地里干活，因为那已经不是我分内的事了。我得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荨麻、红松和黑梣、白葡萄树和黄色的紫罗兰花浇水，否则它们会在干旱的季节里枯萎的。
简而言之，我一直这样做了很长时间（我一点儿都没有夸大其词），对我所做的事情十分上心，兢兢业业，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显而易见，原来我的同乡是不愿意把我列入镇上公职人员的名单之内的，也没有给我一份有着普通收入的闲职。至于我的账目，我敢发誓说我一直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然而却从未有人查对过，更不要说会有人来核准并付款和结清账目了。不过，我也从未把心思放在这种事儿上。
此后没过多久，一个走街串巷的印第安人到我邻舍一位著名的律师家中兜售篮子。“您要买篮子吗？”他问道。“不，我们不想要。”对方回答。“什么！”印第安人一边走出律师家的大门一边叫嚷道，“你们想要饿死我们吗？”看到他那些勤劳的白种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他的辩词很好地串起来，财富和地位就会如魔法般随之而来了——这位印第安人曾告诉自己说：“我也要做生意。我要编织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以为把篮子编织好就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应该是白种人从他手里买篮子了。他却没有想到，他必须使人感到购买他的篮子是值得的，或者至少也要别人这么觉得才行；要不然他就应该去做点别的值得别人买的东西。我也曾编织了一种质地精良的篮子，但我并没有将它编得使别人觉得值得购买。然而对我而言，它是值得我去编织的，我没有去研究如何编织才能使人们感觉更加值得购买，而是研究如何才能避免非得去出售这些东西不可。人们大加赞许并且视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为什么我们非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其他生活方式呢？
当我发现自己既不可能从我的同胞们那里谋到一份在政府办公大楼工作的差事，也不可能得到助理牧师或者其他任何可以谋生的公职，而只能自谋生路之后，我比以往更加专心地把目光投向了森林，我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悉。我决定立刻投入这项事业中去，不必等待通常所说的那些经费了，就用我自己手头上已经有的那一点儿微薄的资财好了。我到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去过节俭的生活，也不是去过奢侈的生活，而是去做一点没有什么阻碍的私活；在那里只需要一点点常识、一点点工作和经营的天分就可以做成点儿事情，而不至于陷入愚蠢而悲惨的境地。
我总是力求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是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的生意是和天朝帝国有往来的，那么你得在海岸上有一间小会计室，设在某个像塞勒姆的港口，确定了这个就够了。你可以出口一些本国的产品——纯正的土特产——大量冰块、松木和一些花岗石，这些都是本土本乡出产的地道产品。这一定会是好生意。所有的事情你必须亲力亲为：既兼任引航员又是船长，既是业主又是承保人；买进卖出兼记账；收到的每一封信件都要亲自阅读，也要亲笔回信或检查回函；你得夜以继日地监督进口商品的卸货工作——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货的；充当你自己的电报员，不知疲倦地发信到远方去，和所有驶向海岸的船只保持联络；有条不紊地把货物发出去，以供给远方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既要熟悉市场行情，还要明了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的状况，预测贸易和文明的发展趋向；利用一切探险活动的成果，利用新航道和一切航海技术上的进步；还要研究海图，确定珊瑚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对数表要不断加以校正，因为由于某个计算人员的失误，很多本应该安全到港的船只都可能会触礁而破裂——那就是拉佩鲁兹的未被透露的命运；还得步步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冒险家和商人的生活，从汉诺到腓尼基人再到我们的时代……总之，要时刻记录库存货物，这样你才能对自己的境况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一份相当需要才能和技巧的工作，考验着一个人全方面的才能。其中涉及赢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净重计算方法问题和各种各样的计量工作，而一切都需要广泛而全面的知识。
我之所以认为瓦尔登湖畔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仅因为它的铁路交通和冰块贸易，还因为这里有种种有利条件，尽管说出来也许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它是一个良好的港口，也是一块优良的基地。这里没有像涅瓦河上那样需要填充的沼泽地让你不得不四处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再加上刮西风的话，流来的冰块便可以把圣彼得堡从地球的表面冲刷得一干二净。
鉴于这桩生意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经费进行先行交易的，因此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弄到物质支持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颇费周折。让我们立刻回到这种实际问题上来吧，先说说衣服，也许我们置办衣服更多时候是受标新立异的心理所驱使，并且关心他人对它们的意见和看法，而不是太注重这些衣服的真正实用性。
对于一个有工作有事做的人来说，穿衣服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保证维持生命的体温；其次，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下，是要把赤裸裸的身体包裹起来；最后，可以权衡一下有多少必须和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往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
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用裁缝专司其事，但他们却无法体会到穿一套合身衣服那种舒适的感觉。他们好比特洛伊木马披上了干净的衣服。作为普通人，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和我们自己浑然一体，不同的衣服穿在不同人身上会体现出穿衣人迥异的性格，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即便要丢掉它们，也是带着恋恋不舍的情意，正如对待我们自己的躯体那样，看病时总要求助于医疗器械做些补救的治疗，而且是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我不会因为有些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而降低对他的评价，但我确信，一般人还是更渴望穿上时髦的，至少也是干干净净没有补丁的衣服，这种心情远远比对他们拥有完美无缺的良心的重视程度更强烈。但是，即使衣服上的口子并没有补好，暴露出来的最糟糕的缺点也无非就是粗心大意、不修边幅吧？
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考量我的朋友们——谁肯把膝盖上有补丁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裤子穿在身上呢？大多数人好像都认为，如果他们真这样做了，从此就会毁掉一生的前途。拖着一条跛腿一瘸一拐地进城去，也会比穿着破裤子去要容易得多。如果一位绅士的腿意外受伤，那是很平常的事，因为总是有办法补救的；可是如果是同样的意外把他的裤管弄破了，那就无法补救了，因为他考虑的并不是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尊敬，而是什么东西是让别人十分看重的。我们认识的人寥寥无几，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数不胜数。
你给稻草人穿上你的最后一件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有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向稻草人投去目光的呢？前些日子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块农田的主人。他只是比我上一次看见他时因为受到些风吹日晒的损伤而显得更加憔悴了一些。我听说过一条狗对凡是穿着衣服走近它主人房屋来的任何一个陌生人都大声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赤裸着身体的盗贼整得服服帖帖，一声不吭。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要是人们都脱掉衣服的话，他们将能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保持他们的身份呢？
在大家都一丝不挂的情况下，你能否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确切地指出哪些人是最尊贵的阶级？当法伊弗夫人从东向西作环球探险旅行走到俄罗斯的亚洲部分，要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觉得需要脱掉旅行服装而另换行头了，因为她“现在身在一个文明国家里，这里的人民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
一个终于找到工作做的人，其实并不需要穿上一套新衣服去工作。对他来说，旧衣服再好不过了，就是那些已经在阁楼里存放了不知多久，积了许多灰尘的衣服。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他的跟班用的时间长——如果英雄有跟班的话——而人类赤脚的历史远比穿鞋子更悠久。而对于英雄打天下而言，赤脚同样可以办到。只有那些出席宴会和到议会厅去的人才非得穿上新衣服不可，衣服经常变换正如那里的人经常变化一样。
我说要提防那些要求穿新衣服的企业，而不仅仅是要注意穿新衣服的人。如果在你面前摆着一份工作，不妨穿上你的旧衣服去试试看。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要利用什么，而是要做些什么，或是说应该做成什么。也许我们是永远不应该费心去添置新衣服的，不管旧衣服已经变得如何破损和肮脏，除非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飞黄腾达的结果或是事业有成、一帆风顺，觉得穿戴得破破烂烂会让人感觉像旧瓶装新酒一样。
我们辞旧迎新的时候，就像禽类脱换羽毛的季节，必然是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人烟稀少的池塘边去度过换毛的季节。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类似情况还有蛹虫脱壳，都是体内机能运作和扩张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最表面的一层薄薄的角质，或者说是尘世之烦恼而已。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将发现自己是在虚伪的幌子下扬帆前行，到头来必不可避免地会被人类及我们自己所唾弃。
我们一件又一件地穿衣，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要依靠外加的东西来生长一样。我们穿在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算不上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随便脱在哪里也不会有致命的损害；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而衬衣则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这层皮一旦被剥下来，便不能不连皮带肉，从而给我们造成损害。
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都会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
一个人最好能穿得非常简单，以便他在黑暗中能一伸手就摸到身体，而且最好能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十分周密，有备无患。
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可以抵得上三件薄衣服，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承受力的价格买到。
一个人穿上一套他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就算他穷得叮当响，也肯定是有人敬重他的。
当我要定做一件特别款式的衣服时，我的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个款式了。”
这个时候，我发现很难按我所要求的款式制作衣服了，原因无非是她没把我的话当真，她认为我只是信口说说而已。
我用同样神秘的方式回答她，并把“人家”二字说得同样轻描淡写：“的确，人家近来并不曾做这种款式的衣服，可是人家现在又时兴这种了。”倘若她不考虑我的性格，就算量过我的身高，再把我的肩宽量一下，仿佛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似的，那么这样的量法管什么用呢？我们并不崇拜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崇拜的却是时髦女神，她权威十足地纺纱、编织和剪裁。
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全都来学样。有时我感到很绝望，在这个世界上要借助于人们的力量去办成几件简单而朴实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首先通过一架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固有观念挤压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站立起来。然而那里面还会有个人脑子里长那么一条长蛆虫，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那里的卵孵化出来的，你的一切努力到最后都是白费力气。
目前，人们总是能弄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一样，漂到岸上能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站得隔开一点，不管是为了和睦相处还是因为时间关系，彼此嘲笑对方化装舞会般的服饰。
每一代人都在嘲笑老式样，而又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感到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一样。
所有衣服一旦不穿在人身上，就会显得可怜或古怪起来。抑制住嘲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都庄严起来，仅仅取决于严肃的眼光和真诚的生活。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戏剧丑角表演肚子痉挛的滑稽模样，他的衣服会随之表现出这种痛楚的情绪。同样，当士兵被炮弹击中时，炸烂的军装会立时变得如君王的紫袍般高贵。
男男女女对衣服新式样的这种既充满稚气又欲罢不能的爱好，使多少人为之心神不定，眯起眼睛看着万花筒，指望能发现今天这一代人所需要的特殊式样。制造商们早已懂得，他们的这种爱好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
两种式样的不同之处，无非是某种颜色的线多了或是少了几根，其中一种式样的会很快销售出去，而另一种式样的却躺在货架上无人问津。然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无人问津的衣服便成了最时髦的式样。
从长远来看，人们只是追求他们所看准的东西。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难免遭到失败，我们的目标还是不妨定得更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尽管许多例子表明人们已经居无定所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套着皮囊，就可以一夜一夜地睡在雪地上——那种寒气凛冽的程度足以使一个穿羊毛衣服的人活活冻死。”他曾亲眼看到他们就是这样睡觉。不过，他接着又说：“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结实。”
房屋令人称心如意，而并不是指那种家庭其乐融融的感受；然而在有些地带，“房屋”一词在我们的脑海里主要和冬天或雨季联系在一起，一年里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只要一把遮阳伞就足够了。在这些地方，房屋令人称心如意的这种说法是极其片面的，只是偶尔适用罢了。在我们这种气候带，夏天的晚上只要有块遮身之物就行了。
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间棚屋是生活的象征，树皮上的一排棚屋的刻痕或者划痕表示出他们已经安营扎寨多少次了。
人类生来没有庞大的肢体和巨大的块头，所以必须设法缩小自己的世界，用墙垣围起一个适于自己生活的空间。人类最初是赤身裸体的，并且生活在户外；在天气温暖晴朗的白天里很愉快，可是一到雨季或冬天（更不必说在那炎炎烈日之下了），倘若没有及时利用房子的遮挡功能来保护自己的话，我们无法想象人类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根据传说，亚当和夏娃在有衣服穿之前，以树叶蔽体。人类需要有个家，需要一个温暖和舒适的地方。我们首先要满足身体上的温暖，然后才有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还处于婴孩时期时，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一个洞穴去寻求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了人类对世界的体验，他们生来喜欢待在户外，甚至在湿雨和寒冷的天气里也是如此。孩子出于本能地玩着过家家，还有骑竹马的游戏。谁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无意间发现一块倾斜的岩石，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那种兴奋难掩的心情？这便是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心中那份至今还留在我们身上的天然情怀。从洞穴走出来，我们学会了用棕榈叶、树皮和树枝以及亚麻织物支搭屋顶；又学会用青草和稻草、木板和盖板、石头和砖瓦来修造房屋。到后来我们往往忘记露天生活的感觉了，我们的生活更具有了居家的性质，其程度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深。从炉火边走向田边竟然成了很大的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更多时候和天体之间毫无障碍，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滔滔不绝地说那么多，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里住那么久的话，那也许就好了。鸟雀不会在洞穴内唱歌，鸽子也不会在棚舍里爱抚它们天真的幼鸟。
然而，如果一个人要设计样式建造一所住宅，他就应该发挥点人的机智，免得到头来他发现自己是在一座感化院中，或在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中，或在一座博物院中，或在一个救济院中，或在一座监狱中，或在一座壮丽的陵墓中……首先要想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栖身之所。我曾看到过，就在这个城镇里的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住在用薄棉布搭建起的、四周有大约一英尺厚积雪的帐篷里。我甚至想到，要是雪积得更厚足以替他们挡风的话，那他们一定会更高兴。
曾几何时，如何正直地谋生而又能给自己留下追求种种正当目标的自由，是一个比现在更让我烦恼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变得相当麻木了。那时，我常常看到铁路边有一只大木箱子，6英尺长、3英尺宽，夜里工人们便把他们的工具锁在里面，我于是想到每个度日维艰的人都可以花一元钱买这样一只箱子，然后在箱子上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让空气进入，这样一来，下雨天和晚上就可以躲到里面，把箱盖合上，这样灵魂便得到了自由，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喜欢的事情了。这看来并不是什么最坏的事，同时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种该被鄙视的选择。你在长夜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坐到多晚就坐到多晚，当你外出时也不会有房东朝你索要房租。多少人因为要为一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支付租金而被折磨致死，可他要是住在这样一只小箱子里是绝不会被冻死的。那些几乎露天过大部分生活的粗鲁而结实的种族，曾经在这里修建过一幢舒适的房屋，使用的差不多全是大自然提供的那种随手可得的材料。
马萨诸塞州殖民地的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在1674年曾这样写道：“他们最好的屋子遮盖得十分整齐，既整洁清爽又紧密温暖，用的是汁液旺盛的季节从树干上脱落下来的树皮，并在树皮还呈绿色的时候，用相当沉重的木料把它们压成巨大的薄片……较简陋的房屋则是用灯心草之类编成的席子盖顶，也还算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精美……我见到过的一些房屋，有的是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常在他们的棚屋中寄宿，发现它们跟英国最好的房屋一样暖和。”然后他还说，这些房屋里的地上和墙壁上通常都有制作精美的席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器皿。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的通风口处悬挂一张席子，用一根绳子来拉动，如此便可以调节通风效果。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工夫就可以搭建起来，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将其拆掉再重新搭好，每家都有一幢棚屋，或者在这样的棚屋里占有一个隔间。
在野蛮时期，每个家族都拥有一处相当好的栖身之所，这个住所足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需要。不过我认为，我下面的话说得还是很有分寸的，尽管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狐狸也都有自己的穴，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然而在现在的文明社会里拥有自己房屋的家庭却不过半数。在一些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却只占总数的极小一部分。其余的人若想有一间无论夏天还是冬天都能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么每年的租金是少不了的，而这笔钱本足够他买下一个村子的印第安人棚屋，可现在却害得他们一辈子贫穷，无法翻身。
我在这里并无意比较租房的弊端与拥有房屋的好处。野蛮人之所以拥有自己的住所是因为花钱极少，而文明人之所以租房子住，通常是因为他的财力够不上买一所房子，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有人会说，那些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出这笔租金，就可以拥有一处住所，而这房屋和野蛮人的棚屋比起来简直就像宫殿一样。
享受着这些的人被视为“可怜”的文明人，而与这些毫无关系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野蛮而富足？
如果文明是人类生活的真正进步——我也认为这是正确的，虽然只有充满智慧的人才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那么它必然能证明，文明创造出了更好的住所而无须更高的费用。
一件物品的价格，我称之为“需要为它付出的那部分生命”，不论是立即付出还是长期付出。这个地区的一幢普通房屋，要积蓄购买这笔数目的钱，需要一个普通劳动者至少花上10到15年的生命，还必须得没有家室的拖累。在这样的条件下，野蛮人会用他的棚屋来换取一座宫殿吗？
很多人认为拥有多余的房产是为将来作准备，在我看来，这样做的好处无非是为自己准备了足够的丧葬费。人是不必安葬自己的，不过，这表明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毫无疑问，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花费这个心思的，他们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了一整套体系，个人的生命在其中很大程度上被耗尽，目的却是保存文明种族的生活并使之臻于完善。可是我却想指出，为了获得这种好处，我们目前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与此同时，我还觉得，我们本来完全可以不用失去任何东西就得到这种好处。
当我想到我的邻居们——那些康科德的农夫时，他们至少和别的阶层一样富裕。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辛苦劳作了20年、30年或40年，为的是他们可以成为其农场真正的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附带着抵押权继承下来的，或者是用借来的钱买下来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劳力中的三分之一看作房屋的抵押权——他们通常还没有还清那一笔借款。的确，那种抵押权有时甚至超过了整个农场的价格。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即使是这样，仍然可以找到人来继承它。继承者自己的常见说法是，他对农场实在是太熟悉了。
在向税收人员询问情况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一口气说出在这城里自由自在而又清清爽爽完全拥有自己农场的人数，竟然不足10个。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家宅的来龙去脉，你得到银行去打听一下房产抵押的情况。那种能够凭借劳力来偿付他们农场债务的人寥寥无几，如果有的话，每个邻居都能把他指出来。我怀疑康科德未必能找出三个这样的人。
据说，商人中的绝大多数，甚至100个人中的97个肯定是要失败的，这与农场主的情况大同小异。然而，说到商人的具体情况，有一个人说得倒是很中肯，他们大部分的失败都不是真正在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由于没有履行诺言。也就是说，他们失败在信誉上。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糟糕透顶了，这不禁使人想到或许前述的那3％的人也不能成功地拯救他们的灵魂了，也许他们甚至不如那老老实实失败的97％的人。
破产和拒付债务是跳板，我们的文明大多就是借助这跳板往上翻腾，而野蛮人却依然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板子上。
农夫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用比问题本身更加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农夫做起牲畜投机买卖来。他用十分纯熟的技巧用细弹簧设置好一个陷阱，企图借此捕捉到舒适和独立自由，当他正要走开时，不料他自己的一条腿却掉进陷阱里去了。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所在，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相对于一千种野蛮人的舒适，我们全都是贫困的，尽管我们深陷各种奢侈享受之中。正如查普曼在诗歌里写的：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伟大，
至高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
当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富有，反倒是更贫穷了，因为恰恰是他占有的房子拖垮了他。摩墨斯曾经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来反对密涅瓦建造的一座房屋，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移动的房屋，不然就可以避免与一个坏邻居为邻了”。这样的意见如今仍然可以提出来，我们的房屋是如此笨重的财产，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是居住在它里面而是被幽禁在里面的。至于那需要避开的坏邻居则是我们可鄙的自我。
在这个镇里，我至少认识一两个家庭，他们几乎是盼望了一辈子，想要卖掉他们在近郊的房屋而搬到乡村去住，可是始终未能实行，看来要得到真正的解脱，只有等到死了之后了。
就算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者租赁现代房屋吧，但在文明改善我们房屋条件的时候，却没有把住进房屋中的人同时改善。文明可以创造出宫殿，却很难创造出贵族和国王。更关键的是，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更有价值些，如果他们把一生的大半时间仅用来获得粗俗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们凭什么应该拥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所呢？
但是，那贫穷的少数人又过得怎么样呢？
也许人们会发现，如果一些人享受的各种外部境遇要高于野蛮人，那么另一些人的外部境遇就会成比例地低于野蛮人的水平。一个阶层的奢侈是全靠另一个阶层的贫困来支撑的。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济贫院和默默无闻的穷人。那些建造法老王陵墓金字塔的千千万万工人靠吃大蒜活着，死的时候可能连像样地被埋葬都享受不了。他们做完了皇宫飞檐的石工，夜晚回到一个连印第安棚屋还不如的地方去过夜。
如果说一个国家文明了，而国民的大多数居住条件和野蛮人相似是不可能的，那就大错特错。
我说的还是一些穷人，还没有说到那些堕落的富人。要明白穷人，我不必往太远的地方看，只需看看铁路附近那些随处可见的简陋小屋就行了，看看身边文明迟迟不肯降临的角落就足够了。每天散步时，我都会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整个冬天，那些门总是开着的，为的是让光线照进去。在那里，我见不到任何可供取暖的柴火堆，他们只能在脑子里想象温暖。无论老年还是青年，他们的身体永远都是蜷缩着的，那是由于长久地忍饥挨冻养成的习惯，他们的四肢和官能也因此得不到正常发展。
我们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层的人的生活状况。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那些显现出时代特色的卓越工程才得以完成。这样的情况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的主要领域的技工们身上，或多或少都看得出来，因为英国就是世界的一个特大贫民窟。或许我可以跟你说说爱尔兰的情况，这块土地在地图上被标明是白种人居住的开明地区。让我们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太平洋上的岛民或任何尚未接触文明人而衰退的野蛮人种族作一下对比，我丝毫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是一样的聪明。
这些对比足可证明卑劣可能与文明并存。
不过，我还是不要把话题扯远，只是说说那些处在中等境遇中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一所房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本不该穷困却实际上一辈子穷困潦倒，这只是因为他们一心想拥有一所跟他们的邻居一样好的房屋。这就好像一个人必须穿裁缝给他剪裁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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