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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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经典作品：谈龙集试读：
文艺批评杂话
一中国现代之缺乏文艺批评，是一件无可讳言的事实。在日报月刊上尽管有许多批评似的文字，但是据我看来，都不能算是理想的文艺批评。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现在的批评的缺点大抵就在这一点上。
其一，批评的人以为批评这一个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着负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说些非难轻蔑的话，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为批评似的。这些非难文所凭藉的无论是旧道德或新文化，但是看错了批评的性质，当然不足取了。
其二，批评的人以为批评是下法律的判决，正如司法官一般；这个判决一下，作品的运命便注定了。在从前主义派别支配文艺界的时代，这样的事确是有过，如约翰孙别林斯奇等便是这一流的贤吏。但在现代这种办法已不通行，这些贤吏的少见那更不必说了。
这两种批评的缺点，在于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正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被赋裁判的权威，为他们的批评的根据，这不但是讲“文以载道”或主张文学须为劳农而作者容易如此，固守一种学院的理论的批评家也都免不了这个弊病。我们常听见人拿了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上的鬼神等字样，或者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章的结构，这些办法或者都是不错的，但用在文艺批评上总是太科学的了。科学的分析的文学原理，于我们想理解文学的人诚然也是必要，但决不是一切。因为研究要分析，鉴赏却须综合的。文学原理，有如技术家的工具，孟子说，“大匠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巧。”我们可以应用学理看出文艺作品的方圆，至于其巧也就不能用规矩去测定他了。科学式的批评，因为固信永久不变的准则，容易流入偏执如上文所说，便是最好的成绩，也是属于学问范围内的文艺研究，如文学理论考证史传等，与文艺性质的文艺批评不同。陶渊明诗里有两句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所谓文艺批评便是奇文共欣赏，是趣味的综合的事，疑义相与析，正是理智的分析的工作之一部分。
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法国的法兰西在他的批评集序上说，“据我的意思，批评是一种小说，同哲学与历史一样，给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们去看的；一切小说，正当的说来，无一非自叙传。好的批评家便是一个记述他的心灵在杰作间之冒险的人。
客观的批评，同客观的艺术一样的并不存在。那些自骗自的相信不曾把他们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里去的人们，正是被那最谬误的幻见所欺的受害者，事实是：我们决不能脱去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最大不幸之一。倘若我们能够一刹那间用了苍蝇的多面的眼睛去观察天地，或者用了猩猩的简陋的头脑去思索自然，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做到了。但是这是绝对的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像古希腊的铁勒西亚斯生为男人而有做过女人的记忆。我们被关闭在自己的人格里，正如在永久的监狱里一般。我们最好，在我看来，是从容的承认了这可怕的境况，而且自白我们只是说着自己，每当我们不能再守沉默的时候。
老实地，批评家应该对人们说，诸位，我现在将要说我自己，关于沙士比亚，关于拉辛，或巴斯加耳或歌德了。至少这个机会总是尽够好了。”
这一节话我觉得说的极好，凡是作文艺批评的人都应该注意的。我们在批评文里很诚实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与在诗文上一样，即使我们不能把他造成美妙的文艺作品，总之应当自觉不是在那里下判决或指摘缺点。二
我们凭了人间共通的情感，可以了解一切的艺术作品，但是因了后天养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别，以至爱憎之见来。我们应当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同时也应知道这只是我们自己主观的迎拒，不能影响到作品的客观的本质上去，因为他的绝对的真价我们是不能估定的。许多司法派的批评家硬想依了条文下一个确定的判决，便错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条文可以作评定文艺好坏的标准，却不知那些条文实在只是一时一地的趣味的项目，经过多数的附和，于是成为权威罢了。这种趣味当初尽有绝大的价值，但一经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沉重的美，或者不如说只有冷与沉重迫压一切强使屈服而已。现在大家都知道称赏英国济慈（Keats）的诗了，然而他在生前为“批评家”所痛骂，至于有人说他是被骂死的，这或是过甚之词，但也足以想见攻击的猛烈了。我们看着现代的情形，想到济慈被骂死的事件，觉得颇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为什么现在的任何人都能赏识济慈的诗，那时的堂堂《勃拉克乌特杂志》（Blackwood'sMagazine）的记者却会如此浅陋，不特不能赏识而且还要痛骂呢，难道那时文艺批评家的见识真是连此刻的商人还不如么？大约不是的罢。这个缘故是，那时的趣味是十八世纪的，现在的却是济慈以后的十九世纪的了；至于一般批评家的程度未必便很相远，不过各自固执着同时代的趣味，表面上有点不同罢了。现代的批评家笑着《勃拉克乌特》记者的无识，一面却凭着文学之名，尽在那里痛骂异趣味的新“济慈”，这种事情是常有的。我们在学校社会教育各方面无形中养成一种趣味，为一生言行的指针，原是没有什么希奇，所可惜者这种趣味往往以“去年”为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的事物，而且又不承认这是近代一时的趣味，却要当他作永久不变的正道，拿去判断一切，于是济慈事件在文艺史上不绝书了。所以我们在要批评文艺作品的时候，一方面想定要诚实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于自己表现，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见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决没有什么能够压服人的权威；批评只是自己要说话，不是要裁判别人：能够在文艺批评里具备了诚和谦这两件事，那么《勃拉克乌特》记者那样的失策庶几可以免去了罢。
以上的话，不过为我们常人自己知道平凡的人而说，至于真是超越的批评家当然又当别论了。我们常人的趣味大抵是“去年”的，至多也是“当日”（Uptodate）的罢了，然而“精神的贵族”的诗人，他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是多是“明天”的，因此这两者之间常保有若干的距离，不易接触。我们鉴于文艺史上的事件，学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的头脑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直抒所感的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真是距离太远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在这时候便不得不等真的批评家的出现，给我们以帮助。他的批评的态度也总具着诚与谦这两件，唯因为他也是“精神的贵族”，他的趣味也超越现代而远及未来，所以能够理解同样深广的精神，指示出来，造成新的趣味。有些诗人当时被人骂倒而日后能够复活，或且成为偶像的，便都靠有这样的真批评家把他从泥里找寻出来。不过这是不可勉强的事，不是人人所做得到的。平凡的人想做这样的真批评家，容易弄巧成拙，不免有弃美玉而宝燕石的失着，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别的创作也是如此，因为讲到底批评原来也是创作之一种。（一九二三年二月）
地方与文艺
中国人平常都抱地方主义，这是自明的事实。最近如浙江一师毒饭事件发生后，报上也载有死者的同乡会特别要求什么立碑建祠，正是一个好例。在现今这样的时势之下，再来提倡地方主义的文艺，未免心眼太狭了，决不是我的本意。我所要说的，只是很平凡的话，略说地方和文艺的关系罢了。
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这本是不足为奇，而且也是很好的事。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为什么呢？这便因为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我们的希望即在于摆脱这些自加的锁杻，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
现在只就浙江来说罢，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在明末时这种情形很是显露，虽然据古文家看来这时候文风正是不振，但在我们觉得这在文学进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些文人多无意的向着现代语这方向进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点如徐文长，随后有王季重张宗子都是做那飘逸一派的诗文的人物；王张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要是不被间断，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了。毛西河的批评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泠五布衣显然是飘逸的一派，袁子才的声名则更是全国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实斋，我们读《妇学》很能明白他们两方面的特点，近代的李莼客与赵益甫的抗争也正是同一的关系。俞曲园与章太炎虽然是师弟，不是对立的时人，但也足以代表这两个不同的倾向。我们不作文学史的严密的研究，只是随便举出一点事实以为一例。大抵不是什么派的道学家或古文家，较少因袭的束缚，便能多少保全他的个性，他的著作里自然地呈现出这些特色。道学家与古文家的规律，能够造出一种普遍的思想与文章，但是在普遍之内更没有别的变化，所以便没有艺术的价值了。这一件事实在足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因为现在的思想文艺界上也正有一种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要是因袭下去，便将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于是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将起头了。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
我们不能主张浙江的文艺应该怎样，但可以说他总应有一种独具的性质。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尼采在《察拉图斯忒拉》中说，“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我所说的也就是这“忠于地”的意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或者有人疑惑，我所说的近于传统主义，便是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国粹主义。我答他说，决不。我相信，所谓国粹可以分作两部分，活的一部分混在我们的血脉里，这是趣味的遗传，自己无力定他的去留的，当然发表在我们一切的言行上，不必等人去保存他；死的一部分便是过去的道德习俗，不适宜于现在，没有保存之必要，也再不能保存得住。所以主张国粹只是说空话废话，没有一顾的价值。近来浙江也颇尽力于新文学，但是不免有点人云亦云的样子，我希望以后能够精进，跳出国粹乡风这些成见以外，却真实地发挥出他的特性来，造成新国民文学的一部分。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为杭州《之江日报》十周纪念作。）
三个文学家的记念
今年里恰巧有三个伟大人物的诞生一百年记念，因此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来。记念，——就是限定在文艺的国土内，也是常有的事，即如世间大吹大擂的但丁六百年记念，便是其一。但是现在所说的三个人，并非文艺史上的过去的势力，他们的思想现在还是有生命有意义，是现代人的悲哀而真挚的思想的源泉，所以更值得记念。这三个人是法国的弗罗倍尔（Flaubert），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法国的波特来耳（Baudelaire）。
弗罗倍尔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在三人中他最幼小，但在事业上却是他最早了。他于一八五六年发表《波伐理夫人》，开自然主义的先路，那时陀思妥也夫斯奇还在西伯利亚做苦工，波特来耳的《恶之华》也正在草稿中呢。他劳作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说，真将生命供献于艺术，可以说是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人生虽短而艺术则长。他的性格，正如丹麦批评家勃兰特思所说，是用两种分子合成：“对于愚蠢的火烈的憎恨，和对于艺术的无限的爱。这个憎恨，与凡有的憎恨一例，对于所憎恨者感到一种不可抗的牵引。各种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宽容，都磁力似的牵引他，感发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们描写出来。”他不是厌世家，或虚无主义者，却是一个愚蠢论者（Imbecilist），这是怎样适切的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名称呵！他又梦想斯芬克思（Sphinx）与吉迈拉（Chimaira）——科学与诗——的拥抱，自己成了冷静而敏感，爱真与美的“冷血的诗人”。这冷血的诗人两个字，以前还未曾联合在一处，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为莫泊桑之师，也正是以后与当来的诗人之师了。
陀思妥也夫斯奇生于俄历十月三十日，即新历的十一月十一日。他因为读社会主义的书，被判处死刑，减等发往西伯利亚苦工十年。饥寒，拷打，至发颠痫，又穷困以至于死，但是他不独不绝望厌世，反因此而信念愈益坚定，造成他独一的爱之福音。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极致，我们不得不推重陀思妥也夫斯奇，便是托尔斯泰也还得退让一步。他所做的长短十几篇的小说，几乎无一不是惊心动魄之作。他的创作的动机正如武者小路所说，是“从想肯定人生的这寂寞与爱而生的。……陀思妥也夫斯奇的最后的希望，是从他想怎样的不要把生而为人的事当作无意味的事情这一个努力而来的”。安特来夫在《小人物的自白》中说，“我对于运命唯一的要求，便是我的苦难与死不要虚费了。”这也可以说是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要求。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存在。他写出一个人物，无论如何堕落，如何无耻，但总能够使读者发起一种思想，觉得书中人物与我们同是一样的人，使读者看了叹道，“他是我的兄弟！”这是陀思妥也夫斯奇著作的精义，他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所应当感激记念的。（这节里多引用旧译《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的文句，全文见《艺术与生活》。）
波特来耳是四月九日生的。他十年中的著作，评论，翻译以外，只有诗集《恶之华》一卷，《散文小诗》及《人工的乐园》各一卷。他的诗中充满了病的美，正如贝类中的真珠。他是后来颓废派文人的祖师，神经病学者隆勃罗梭所谓风狂的天才，托尔斯泰用了社会主义的眼光批评他说一点都不能了解的作家。他的染绿的头发与变态的性欲，我们只承认是一种传说（Legend），虽然他确是死在精神病院里。我们所完全承认而且感到一种亲近的，是他的“颓废的”心情，与所以表现这心情的一点著作的美。“波特来耳爱重人生，慕美与幸福，不异传奇派诗人，唯际幻灭时代，绝望之哀，愈益深切，而执着现世又特坚固，理想之幸福既不可致，复不欲遗世以求安息，故唯努力求生，欲于苦中得乐，于恶与丑中而得善美，求得新异之享乐，以激刺官能，聊保生存之意识。”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挣扎的表现可以为种种改造的主义，在文艺上可以为弗罗倍尔的艺术主义，陀思妥也夫斯奇的人道主义，也就可以为波特来耳的颓废的“恶魔主义”了。
我在上面略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虽然未免近于做“搭题”，但我相信，在中国现在萧条的新文学界上，这三个人所代表的各派思想，实在是一服极有力的兴奋剂，所以值得记念而且提倡。新名目的旧传奇（浪漫）主义，浅薄的慈善主义，正布满于书报上，在日本西京的一个朋友说，留学生里又已有了喝加非茶以代阿布散酒（Absinth）的自称颓废派了。各人愿意提倡那一派，原是自由的事，但现在总觉得欠有切实的精神，不免是“旧酒瓶上的新招帖”。我希望大家各因性之所好，先将写实时代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或颓废派的代表人物与著作，略加研究，然后再定自己进行的方针。便是新传奇主义，也是受过写实的洗礼，经由颓废派的心情而出的，所以对于这一面也应该注意，否则便容易变成旧传奇主义了。我也知道这些话是僭越的，但因为这三个文学家的记念的感触，觉得不能不说了，所以聊且写出以宽解自己的心。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诗人席烈的百年忌
英国诗人席烈（PercyByssheShelley）死在意大利的海里，今年是整整的一百年了。他的抒情诗人的名誉，早已随着他的《西风之歌》和《与百灵》等名篇，遍传世界，在中国也有许多人知道，可以不必重述，现在只就他的社会思想方面略说几句。
席烈生于一七九二年，在大学的时候，刊行一篇五页的论文，题云“无神论之必要”，为当局所恶，受退学的处分，又和他妹子的一个女同学自由结婚，不见容于家庭。其后他们因为感情不合，又复离别，席烈便和哲学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文（Godwin）的女儿玛利结婚，寄寓意大利，做了许多诗曲；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同友人泛舟，遇风沉没，至十八日找到尸身，因衣袋中有希腊索福克勒思的悲剧和济慈的诗集，证明是席烈，于是便在那里火葬了。
席烈是英国十九世纪前半少数的革命诗人，与摆伦（Byron）并称，但其间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摆伦的革命，是破坏的，目的在除去妨碍一己自由的实际的障害；席烈是建设的，在提示适合理性的想象的社会，因为他是戈德文的弟子，所以他诗中的社会思想多半便是戈德文的哲学的无政府主义。戈德文在《政治的正义之研究》里主张极简单的共同生活，在现在的术语分类，可以说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但他主张性善，又信托理性与劝喻的力，所以竭力反对暴力，以无抵抗的感化为实现的手段。席烈心中最大的热情即在湔除人生的苦恶（据全集上席烈夫人序文），这实在是他全个心力之所灌注；他以政治的自由为造成人类幸福之直接的动原，所以每一个自由的新希望发生，常使他感到非常的欣悦，比个人的利益尤甚。但是他虽具这样强烈的情热，因其天性与学说的影响，并不直接去作政治的运动，却把他的精力都注在文艺上面。他的思想，在两篇长诗里说的很是明了，其一是《伊思拉谟的反抗》，记拉安与吉忒那二人的以身殉其主义。他们纯用和平的劝喻使被治者起而逐去暴君，迨至反动复来，他们为敌人所得，仍是无抵抗的就死。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相信这种精神不会失败，将来必有胜利的时候；他在篇中说拉安进逼暴君，侍臣皆逃。“一个较勇敢的，举起钢刀
将刺这生客：‘可怜的人，
你对我干什么事呢？’——镇静，庄重而且严厉的，
这声音解散了他的筋力，他抛下了
他的刀在地上，恐慌的失了色，
于是默然的坐着了。”
戈德文在《政治的正义》里记着相类的一件事，说当兵士进玛留士的狱室去杀他的时候，他说，“汉子，你有杀玛留士的胆量么？”兵士闻言愕然，不敢下手；即是同一的思想。其二是《解放的普洛美透思》，系续希腊爱斯吉洛思（Aeschylus）三部曲中《束缚的普洛美透思》而作，借了古代神话的材料来寄托他的哲学的。普洛美透思从太阳偷了火来给人类，触怒宙斯大神（即罗马的由比忒尔），被缚在高加索山上，受诸苦刑，古代传说谓其后以运命之秘密告宙斯，因得解放，但席烈以为人类之战士而去与人类之压迫者妥协，不足为训，故改变旧说，宙斯终为德谟戈尔刚所倒，普洛美透思复得自由，于是黄金世界遂开始了。第三幕末云，“可嫌恶的假面落下了，
人都是无笏的，自由，无拘束的，
只是相等的人，不分阶级，没有部落，也没有国家，
离去了畏惧，崇拜与等级，
是自己的王，正直，和善而聪明。”
关于女人的情状，又这样的说，“口说先前不能想到的智慧，
眼看先前怕敢感着的情绪，
身为先前不敢做的人，
她们即在现今使这地下正如天上了。”
第四幕末德谟戈尔刚话中的一节，即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路，也就是席烈的人生哲学的精义。“忍受‘希望’以为无限的苦难，
饶恕比死或夜更暗的委屈，
反抗似乎万能的‘强权’，
爱而且承受；希望下去，
直至‘希望’从他自己的残余创造出他所沉思的东西；
不要改变，不要踌躇，也不要后悔；
这正如你的光荣，
将是善，大而愉乐，美而自由；
只此是生命，愉乐，皇国与胜利。”
他的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在《无政府的假面》里说得最是明了，如第八十五六节云，“笼着两手，定着眼睛，
不必恐慌，更不必出惊，
看着他们的杀人，
直等到他们的怒气平了。
那时他们将羞惭的回去，
回到他们出来的地方，
而且这样所流的鲜血
将显露在他们红热的颊上了。”
这样纯朴虔敬的联句，几乎令人疑是出于勃来克（Blake）之笔。这个思想，我称他作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因为他不主张暴力的抵抗，而仍是要理性的反抗，这便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他还有一篇《与英国人》的诗，意思却更为激烈了。
我写这一篇小文，似乎不免偏重，但我决不看过别一方面，承认他终究是诗人之诗人，不过因为关于他的社会思想尚少有人说及，所以特别说一番罢了。社会问题与文艺的关系，席烈自己在《解放的普洛美透思》序里说得最好，现在抄译一节，“或者以为我将我的诗篇专作直接鼓吹改革之用，或将他看作含着一种人生理论的整齐的系统，那都是错误的。教训诗是我们所嫌恶的东西；凡在散文里一样的能够说得明白的，在诗里没有不是无聊而且多事。我的目的只在使……读者的精炼的想象略与有道德价值的美的理想相接；知道非等到人心能够爱，能够感服，信托，希望以及忍耐，道德行为的理论只是撒在人生大路上的种子，无知觉的行人将把他们踏成尘土，虽然他们会结他的幸福的果实。”由此可知社会问题以至阶级意识，都可以放进文艺里去，只不要专作一种手段之用，丧失了文艺的自由与生命，那就好了。席烈自己正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人，现在且引他末年所作的一首小诗，当做结末的例。
挽歌“太切迫的悲哀，不能再歌吟了，
大声悲叹着的烈风呵；
阴沉的云正是彻夜的
撞着丧钟的时候的狂风呵；
眼泪是空虚的悲哀的风暴，
挺着枝条的裸露的树，
深的岩穴与荒凉的平野呵，——
都哀哭罢，为那人世的委屈罢！”（一九二二年七月）
森鸥外博士
据日本新闻的报道，森鸥外博士于本月十日去世了，这实在是东亚文坛的一件极可惋惜的事。
森鸥外（Mori Ogai）名林太郎，生于一八六〇年，毕业医科大学，留学德国，专研究卫生学，归后进医学博士，后又授文学博士，任军医总监及东京博物馆长，今年七月十日以肾脏病卒，年六十三岁。
在日本近三十年的文学界上，森氏留下极大的功绩，与坪内逍遥博士并称。他在新文学初兴的时候供著许多精密的介绍翻译，到后来自然主义兴起，风靡一时，他以超然的态度，独立著作，自成一家，但一方面翻译欧洲大陆的作品仍不稍懈，最著名者有丹麦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德国哥德的《浮斯忒》，《哥德传》及《浮斯忒考》等，此外《一幕物》，《现代小品》，《十人十话》，与《蛙》等亦均有名。著作则有戏剧《我的一幕物》，小说集《涓滴》（后改题“还魂录”），《走马灯与分身》，《高濑舟》，长篇《青年》及《雁》，传记故事《天保物语》，《山房札记》等数十种。《涓滴》在一九一年出版，其中有《杯》及《游戏》二篇最可注意，因为他著作的态度与风格在这里边最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拿着火山的熔岩色的陶杯的第八个少女，不愿借用别人的雕着“自然”二字的银杯，说道，“我的杯并不大，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杯饮水，”这即是他的小影。《游戏》里的木村，对于万事总存着游戏的心情，无论作什么事，都是一种游戏，但这乃是理知的人的透明的虚无的思想，与常人的以生活为消遣者不同，虽当时颇遭文坛上正统派的嘲弄，但是既系现代人的一种心情，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这种态度与夏目漱石的所谓低徊趣味可以相比，两家文章的清淡而腴润，也正是一样的超绝，不过森氏的思想保守的分子更少，如在《沉默之塔》一篇里可以看出。这篇原来登在生田长江译尼采的《札拉图斯忒拉》上，当作序文，有汉译，收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走马灯与分身》（1913）系两部合成，《走马灯》凡八篇，记人世的情状，《分身》六篇，写自己的经验，觉得最有兴趣。读《妄想》，《食堂》与《田乐豆腐》诸篇，主人公的性情面目，宛然如在目前，这种描写的手法正是极不易及。《高濑舟》（1918）的内容，大半与《走马灯》相类，但其中有《鱼玄机》，《寒山拾得》诸作，采用古代的材料，编成新的故事，已经是《山房札记》的先声了。《山房札记》（1919）一类的书，以事实的考证为重，所以称他为传记故事，《鱼玄机》等却是小说。现代作这一体小说的人也颇不少，唯芥川龙之介做的最多也最好，文章又颇有与森相似的地方，所以被称作第二的森鸥外，然而做《分身》一类的人却是现在没有了。
森氏的著作中间，有一篇不曾编入集里的小说，最使我注意的，是那九十四页的短篇“VitaSexualis”（《性的生活》）。这一篇作品系登在文艺杂志《昴》（Subaru）一卷七号（一八九九年七月）上，这杂志本是森鸥外与谢野宽和晶子木下杢太郎诸人组织，由石川啄木编辑的。但是这一号才发行出去，内务部即认定《性的生活》是坏乱风俗的文章，立刻禁止发卖，将他没收了。所以后来小说集里没有这篇，而且在外边流传的也颇稀少，在禁止的一年后，我听发行的书店里的人说，有人想要搜求，已经非出六倍的价不可了。《性的生活》是《分身》一类的作品，金井君自叙六岁至二十一岁的性的知识的经验，欲作儿子的性的教育的资料，由我看来实在是一部极严肃的，文学而兼有教育意义的书，也非森氏不能写的。但是医学博士兼文学博士的严肃的作品，却被官吏用警眼断定是坏乱风俗而禁止了。原文的末节云，“他读完原稿之后，心想将这个发表出去么？这很为难罢。有些事情，大家都做着，却都不说的。而且自己也挂名在为谨慎所支配住的教育界里，这很为难罢。那么无意中给儿子去读，也可以么？如给他去读，那也未必有什么不可以给他读的事情。但是读了之后，儿子的心理现出来的效果如何，却是不能豫先测知的。倘若读了这个的儿子，成为他的父亲一般，那么怎样？这是幸呢，还是不幸呢？兑美尔（Dehmel）的诗里曾说，‘不要服从他，不要服从他！’也不愿给儿子读了。
金井君拿起笔来，在书面上用拉丁文大书道VitaSexualis，于是的抛进箱子里去了。”
这篇里所写虽然只是一个理知的人的性的生活，但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人间的证券”，凡是想真实的生活下去的人都不应忽视的。这回编纂《鸥外全集》的时候，不知道日本当局有这理解力，能许他完全编入否？性的教育的实施方法，诚然还未能够决定，但理论是大抵确实了；教育界尚须从事筹备，在科学与文艺上总可以自由的发表了。然而世界各国的道学家误认人生里有丑恶的部分，可以做而不能说的，又固持“臭东西上加盖子”的主义，以为隐藏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发生许多反对与冲突，其实性的事情确是一个极为纤细复杂的问题，决不能够完全解决的，正如一条险峻的山路，在黑暗里走去固然人人难免跌倒，即使在光明中也难说没有跌倒的人，——不过可以免避的总免避过去了。道学家的意见，却以为在黑暗中跌倒，总比在光明中为好，甚至于觉得光明中的不跌倒还不及黑暗中的跌倒之合于习惯，那更是可笑了。因《性的生活》的禁止问题，连带的说及，与本题却已离远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有岛武郎
阅七月九日的日本报纸，听说有岛武郎死了。我听了不禁大惊，虽然缘由不同，正与我十余年前在神田路上买到一报号外，听说幸德秋水等执行死刑时，同样的惊骇，因为他们的死不只是令我们惋惜。
有岛武郎（ArishimaTakeo），生于明治十一年（1877），今年四十七岁。他在二十六岁时毕业于札幌农学校，往美国留学，归国后任母校的英文讲师八年，大正四年（1915）辞职，以后专致力于文学，他最初属于白桦一派，其后独立著作，所作汇刻为《有岛武郎著作集》，已出十四集，又独自刊行个人杂志曰“泉”。他曾经入基督教，又与幸德相识，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去年决心抛弃私有田产，分给佃户，自己空身一个人专以文笔自给，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六月八日外出旅行，以后便无消息，至七月七日，轻井泽管别庄的人才发见他同着一个女子缢死在空屋中，据报上说她是波多野夫人，名秋子，但的确的事还不知道。
有岛君为什么情死的呢？没有人能知道，总之未必全是为了恋爱罢。秋田雨雀说是由于他近来的“虚无的心境”，某氏说是“围绕着他的四周的生活上的疲劳与倦怠”，大约都有点关系。他留给他的母亲和三个小孩的遗书里说，“我历来尽力的奋斗了。我知道这回的行为是异常的行为，也未尝不感到诸位的忿怒与悲哀。但是没有法子，因为无论怎样奋斗，我终不能逃脱这个运命。我用了衷心的喜悦去接近这运命，请宥恕我的一切。”又致弟妹等信中云，“我所能够告诉你们的喜悦的事，便是这死并不丝毫受着外界的压迫。我们极自由极欢喜的去迎这死。现在火车将到轻井泽的时候，我们还是笑着说着，请暂时离开了世俗的见地来评议我们。”我们想知道他们的死的缘由，但并不想去加以判断：无论为了什么缘由，既然以自己的生命酬报了自己的感情或思想，一种严肃掩住了我们的口了。我们固然不应玩弄生，也正不应侮蔑死。
有岛君的作品我所最喜欢的是当初登在《白桦》上的一篇《与幼小者》。这篇和《阿末之死》均已译出，编入《现代日本小说集》里，此外只有我所译的一篇《潮雾》，登在《东方杂志》上，附录有他的一节论文，今节录于此，可以略见他对于创作的要求与态度。“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
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
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乏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倦了这个了。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给我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冥顽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有岛君死了，这实在是可惜而且可念的事情。日本文坛边的“海乙那”（Hyaena）将到他的墓上去夜叫罢，“热风”又将吹来罢，这于故人却都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免掉寂寞与虚空罢了。（一九二三年七月）
自己的园地旧序
这一集里分有三部，一是“自己的园地”十八篇，一九二二年所作，二是“绿洲”十五篇，一九二三年所作，三是杂文二十篇，除了三篇以外，都是近两年内随时写下的文章。
这五十三篇小文，我要申明一句，并不是什么批评。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然而我对于前者实在没有这样自信，对于后者也还要有一点自尊，所以在两方面都不能比附上去。简单的说，这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比口说或者也更为明白一点了。
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条杂感曰“胜业”，说因为“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所以我们应该少作多译，这才是胜业。荏苒三年，胜业依旧不修，却写下了几十篇无聊的文章，说来不免惭愧，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然。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世间欺侮天才，欺侮着而又崇拜天才的世间也并轻蔑庸人，人们不愿听荒野的叫声，然而对于酒后茶余的谈笑，又将凭了先知之名去加以诃斥。这都是错的。我想，世人的心与口如不尽被虚伪所封锁，我愿意倾听“愚民”的自诉衷曲，当能得到如大艺术家所能给予的同样的慰安。我是爱好文艺者，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在这一点上，如能得到满足，我总是感谢的。所以我享乐——我想——天才的创造，也享乐庸人的谈话。世界的批评家法兰西（AnatoleFrance）在《文学生活》（第一卷）上说：“著者说他自己的生活，怨恨，喜乐与忧患的时候，他并不使我们觉得厌倦。……
因此我们那样的爱那大人物的书简和日记，以及那些人所写的，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们有所爱，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下留下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我自己知道这些文章都有点拙劣生硬，但是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因此我把近两年的文章都收在里边，除了许多“杂感”以及不惬意的一两篇论文；其中也有近于游戏的文字，如《山中杂信》等，本是“杂感”一类，但因为这也可以见我的一种脾气，所以将他收在本集里了。
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
竹林的故事序
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他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那一派的文学，但是我喜欢读他，这就是表示我觉得他好。
我所喜欢的作品有好些种。文艺复兴时代说猥亵话的里昂医生，十八世纪讲刻毒话的爱耳兰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说以及活剖人的心灵的法国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欢读，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
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他，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着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没有意思。将来著者人生的经验逐渐进展，他的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我们此刻当然应以著者所愿意给我们看的为满足，不好要求他怎样地照我们的意思改作，虽然爱看不爱看是我们的自由。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有茀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别林斯奇那样的好批评家，的确值得也是应该听从的，但在中国那里有这些人；你要去找他们，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便叫你去数天上的星，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假如是聪明一点。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
这种丛书，向来都是没有别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应冯君，出小说集时给做一篇序，所以现在不得不写一篇。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什么批评。我是认识冯君，并且喜欢他的作品的，所以说的不免有点偏，倘若当作批评去看，那就有点像“戏台里喝彩”式的普通评论，不是我的本意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发须爪序
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假如有这力量，不但是书籍，就是古董也很想买，无论金，石，瓷，瓦，我都是很喜欢的。现在，除了从旧货摊收来的一块凤皇砖，一面石十五郎镜和一个“龟鹤齐寿”的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只好翻弄几本新旧书籍，聊以消遣，而这书籍又是如此的杂乱的。我也喜看小说，但有时候又不喜欢看了，想找一本讲昆虫或是讲野蛮人的书来看，简直是一点儿统系都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总是喜欢，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的，那便是神话。我最初所译的小说是哈葛德与安度阑合著的《红星佚史》（TheWorld'sDesirebyH．R．HaggardandAndrewLang），一半是受了林译“哈氏丛书”的影响，一半是阑氏著作的影响。我在东京的书店买到了“银丛书”（TheSilverLibrary）中的《习俗与神话》（CustomandMyth）《神话仪式与宗教》（Myth，RitualandReligion）等书，略知道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对于神话感得很深的趣味，二十年来没有改变。我不能说什么是我的职业，虽然现在是在教书，但我可以说我的趣味是在于希腊神话，因为希腊的是世界的最美的神话。我有时想读一篇牧歌，有时想知道蜘蛛的结婚，实在就只是在圈子里乱走，我似乎也还未走出这个圈子。
我看神话或神话学全是为娱乐，并不是什么专门的研究。但有时也未尝没有野心，想一二年内自己译一部希腊神话，同时又希望有人能够编译或著述一部讲文化或只是宗教道德起源发达的略史。我平常翻开芬兰威斯忒玛耳克（E．Westermarck）教授那部讲道德观念变迁的大著，总对他肃然起敬，心想这于人类思想的解放上如何有功，真可以称是一部“善书”。在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实在切需这类著作，即使是一小册也好。能够有人来做，表示道德是并非不变的，打破一点天经地义的迷梦，有益于人心世道实非浅鲜。我以前把这件事托付在研究社会学的朋友身上，荏苒十年，杳无希望，因为那些社会学者似乎都是弄社会政策的，只注意现代，于历史的研究大抵不着重的。这件事好像是切望中国赶快成为一个像样的民主国，急切不能成功，本来也是难怪的，虽然也难免略略地失望。但是这两年来，绍原和我玩弄一点笔墨游戏，起手发表《礼部文件》，当初只是说“闲话”，后来却弄假成真，绍原的《礼部文件》逐渐成为礼教之研究，与我所期望于社会学家的东西简直是殊途而同归，这实在是很可喜的。我现在所要计画的是，在绍原发刊他的第几卷的论文集时我应当动手翻译我的希腊神话。
绍原是专攻宗教学的。我当绍原在北京大学时就认识他。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翻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doitsu”，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去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绍原学了宗教学，并不信那一种宗教，虽然有些人颇以为奇，（他们以为宗教学者即教徒，）其实正是当然的，而且因此也使他更适宜于做研究礼教的工作，得到公平的结论。绍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儿沉闷。因为这些缘故，我相信绍原的研究论文的发刊一定是很成功的。有人对于古史表示怀疑，给予中国学术界以好些激刺，绍原的书当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我以前曾劝告青年可以拿一本文法或几何与爱人共读，作为暑假的消遣，现在同样的毫不踌蹰地加添这一小本关于发须爪的迷信——礼教之研究的第一卷，作为青年必读书之一，依照了我个人的嗜好。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苦雨斋。
扬鞭集序
半农的诗集将要出版了，我不得不给他做一篇小序。这并不是说我要批评半农的诗，或是介绍一下子，我不是什么评衡家，怎么能批评，我的批评又怎能当作介绍：半农的诗的好处自有诗在那里作证。这是我与半农的老交情，使我不得不写几句闲话，替他的诗集做序。
我与半农是《新青年》上做诗的老朋友，是的，我们也发谬论，说废话，但做诗的兴致却也的确不弱，《新青年》上总是三日两头的有诗，半农到欧洲去后也还时常寄诗来给我看。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尹默早就不做新诗了，把他的诗情移在别的形式上表现，一部《秋明集》里的诗词即是最好的证据。尹默觉得新兴的口语与散文格调，不很能亲密地与他的情调相合，于是转了方向去运用文言。但他是驾御得住文言的，所以文言还是听他的话，他的诗词还是现代的新诗，他的外表之所以与普通的新诗稍有不同者，我想实在只是由于内含的气分略有差异的缘故。半农则十年来只做新诗，进境很是明了，这因为半农驾御得住口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大家只须看《扬鞭集》便可以知道这个情实。天下多诗人，我不想来肆口抑扬，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时代的新诗作家说来，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
我想新诗总是要发达下去的。中国的诗向来模仿束缚得太过了，当然不免发生剧变，自由与豪华的确是新的发展上重要的原素，新诗的趋向所以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我不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也未可知，我总觉得艺术这样东西虽是一种奢侈品，但给予时常是很吝啬的，至少也决不浪费。向来的新诗恐怕有点太浪费了，在我这样旧人——是的，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有好些中国的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看来，觉得不很满意，现在因了经验而知稼穑之艰难，这不能不说是文艺界的一个进步了。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譬如“桃之夭夭”一诗，既未必是将桃子去比新娘子，也不是指定桃花开时或是种桃子的家里有女儿出嫁，实在只因桃花的浓艳的气分与婚姻有点共通的地方，所以用来起兴，但起兴云者并不是陪衬，乃是也在发表正意，不过用别一说法罢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我对于中国新诗曾摇旗呐喊过，不过自己一无成就，近年早已歇业，不再动笔了，但暇时也还想到，略有一点意见，现在乘便写出，当作序文的材料，请半农加以指教。
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于北京。
海外民歌译序
我平常颇喜欢读民歌。这是代表民族的心情的，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与个性的诗之难以捉摸者不同，在我们没有什么文艺修业的人常觉得较易领会。我所喜读的是，英国的歌词（Ballad），一种叙事的民歌，与日本的俗谣，普通称作“小呗”（Ko-uta）。小呗可以说是纯诗，他的好处，——自然是在少数的杰作里，如不怕唐突“吾家”先王，很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意思；但是，讲到底这还是他的江南的儿女文学的风趣，使我恋慕，正如我们爱好子夜歌一样。歌词都是叙事诗，他的性质仿佛在弹词与“节诗”之间，不过弹词太长太有结构了，而节诗又太流畅，的确是近代的出品。我爱歌词是在他的质素，有时又有点像韵文的童话；有些套语，在个人的著作中是很讨嫌的，在这类民歌上却觉得别有趣味，也是我所喜欢的一点。他讲到女人总是美的，肌肤是乳白，眼睛是夏日似的明亮，脚是小的，（请中国人不要误会，）问事总是问三遍，时日是十二个月零一日，就是文句也差不多有定式，例如——
安尼，我要亲你的面颊，
我要亲你的下巴颏儿。
中国弹词也有这种倾向，我随手从《再生缘》卷一中引用这四句：
公子一观心骇异，慌忙出位正衣冠，
问声宝眷何来此，请把衷情诉一番。
这正是一个好例，虽然我不大喜欢，因为似乎太庸熟了。还有一层，这样句调重叠下去，编成二三十册的书，不知有几万行，自然不免令人生厌；歌词却总不很长，便不会有这种毛病，而且或者反成为他的一个特色了。
我在这两样民歌之外，还借了英语及世界语的译本，看过一点各国的东西，有些我觉得喜欢的，用散文译了几首，后来收录在《陀螺》里边。不过我看这些歌谣，全是由于个人的爱好，说不出什么文艺上的大道理，或是这于社会有怎样用处。我所爱读的是恋爱与神怪这两类的民歌，别的种类自然也不是没有，反正现在也无须列举。读情诗大约可以说是人之常情，神怪便似乎少有人喜欢了，这在标榜写实主义以及文学革命的现代应该是如此，虽然事实未必如此。我说，现在中国刮刮叫地是浪漫时代，政治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都是一种表现，就是在文学上，无论自称那一派的文士，在著作里全显露出浪漫的色彩，完全是浸在“维特热”——不，更广泛一点，可以说“曼弗勒德（Manfred）热”里面。在这样一个时代，惊异是不大会被冷落的，那么，我的爱好也就差不多得到辩解了，虽然我的原因还别有所在。我对于迷信是很有趣味的，那些离奇思想与古怪习俗实现起来一定极不能堪，但在民谣童话以及古纪录上看来，想象古今人情之同或异，另有一番意思。文人把歌谣作古诗读，学士从这里边去寻证古文化，我们凡人专一且不能，却又欲兼二，变成“三脚猫”而后已，此是凡人之悲哀，但或者说此亦是凡人之幸运，也似乎未始不可耳。
半农是治音韵学的专家，于歌谣研究极有兴趣，而且他又很有文学的材能，新诗之外，还用方言写成民歌体诗一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选集国外民歌，译成汉文，现在汇成一集，将要出版了，叫我写一篇序，说是因为我也是喜欢民歌的。我想，我是一个“三脚猫”，关于民歌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只好讲一点自己的事情，聊以敷衍，至于切题的说明须得让半农自己出手。但是我有一句介绍的话可以负责声明：半农这部《海外民歌》的确选也选得呒啥，译也译得不错。有几首民歌曾经登在《语丝》上面，见过的人自会知道；如有人不曾见到呢，那么买这部民歌选去一看也就知道了。总之半农的笔去写民谣是很适宜的：《瓦缶》一集，有书为证。
中华民国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西北城之苦雨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