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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7 0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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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丽霞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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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奥秘探索

地理奥秘探索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地理奥秘探索作者:周丽霞排版:蕾蕾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3-01ISBN:9787565824319本书由大华文苑(北京)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考察与发现

我国古代曾开辟了陆路新途,也曾拥有过海上的辉煌,在人类地理考察与发现历史上书写了壮丽的篇章。

汉代张骞的西域之旅和后继者的进一步探索,打开了连接西域及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从此名扬世界。

西行佛国的法显和玄奘、西游万里的耶律楚材和丘处机,他们的记述使古人的地理视野得到开阔。元代马可·波罗的游记引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而郑和开辟的新航线,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骞探险开辟对外新路

汉代时将甘肃至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包括新疆和葱岭以西地区称为“西域”。西汉时期由张骞首次打通通往西域的路线,成为了后来名扬世界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异常险恶,然而,我们的先民们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将之视为畏途,而是通过张骞等人的“凿空之旅”和后继者的进一步探索,成为连接西域及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国际通道。

汉朝4代,都对西域的游牧民族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至汉武帝时,国力充沛,极欲讨伐匈奴,一雪数十年来和亲的耻辱。汉武帝为实行东西夹击匈奴的战略,先后两次派张骞去西域。

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从陇西出发,向西域进发。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获,被扣留10年。后来匈奴内乱,张骞得机脱身,西至大宛。

当时大月氏已臣服于匈奴,无复仇之意,联合事不得要领,张骞居岁余而归。在归途中经过羌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其后张骞乘匈奴内乱回到长安。

公元前119年,匈奴为汉军所打败,汉武帝再命张骞去西域。

张骞率一行300人,带备金银、玉帛至乌孙,想说服乌孙与朝廷联合,借此牵制匈奴。但因乌孙不知汉朝虚实,又臣服匈奴已久,故不敢与匈奴为敌。

后来乌孙及其他各地派人随同张骞回长安。西域各地也派人陆续来到汉都长安。乌孙目睹汉朝殷实,遂与汉朝结盟。

张骞去西域所经过的路线,主要是我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在这条路线上,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其间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

这条路线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一段干渴难行的艰苦旅程。

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貌,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

唐代诗人杨师道在《陇头水》中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还有唐代诗人岑参在《过酒泉忆杜陵别业》中所描写的“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

而唐代西行取经僧人玄奘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张骞先后两次去西域,勇敢面对艰险,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和胆识。

张骞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后来发生了变化。张骞脱身之后,带领大汉使团经车师时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沿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路上经过了异常艰苦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行,物资准备又不足。

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擅长狩猎的堂邑父射杀禽兽用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他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访问了地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地的许多情况。

返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状况都作了说明。

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张骞第二次去西域时,曾经分别派人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地。此后,汉代朝廷派出的使者沿着张骞开辟的路线还到过安息、身毒、奄蔡、条支、犁轩等地。

汉都长安人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2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地的人也不断来长安贸易。

张骞通使西域,使我国当时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

后来的班超再度西行,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自此,不仅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孔道,而且我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张骞具有地理探险意义的“凿空”之功,名垂青史。

知识点滴

张骞在第一次去西域穿过河西走廊时,被匈奴的骑兵队抓获,并被送到匈奴王庭见军臣单于。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去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张骞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10年之久。

后来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法显西行带回地理见闻

东晋时期曾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就是晋僧法显。他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旅行家、地理考察家、翻译家、著作家。在我国佛教史、留学史和旅行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法显于399年从长安出发,渡沙漠,越昆仑,到中亚,再向东南,途经当时西域和中亚诸国,历时15年,归国后写出了流传至今的《佛国记》,对我国佛教以及我国和世界文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法显俗姓龚,3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

399年,60多岁高龄的法显,约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僧人,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张掖。适逢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挽留,竭诚护持供养他,因而在此宿营安居。

在张掖期间,一行人又加入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彼此结伴,向西前进至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幸而当时有太守李浩供给穿越沙漠的资粮,法显等人于是就与智严、宝云等分别随使先行。

沙漠之中,气候酷热,多恶风,沿途所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所及,茫然一片,只凭偶尔见到的枯骨为标志。

在杳无人烟的沙漠中行走,实为艰难困苦,一行几人走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于阗国。此地物产丰饶,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显等人因而受到了优厚的礼遇。

不久,慧景、道整随着慧达先出发前往竭叉国,法显等人则滞留在于阗国3个月,主要是为了观看从4月1日至14日的行像盛会。结束后,僧绍独自一人随胡僧到罽宾,法显等人则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达麾国过夏。

其后,法显等人再翻山越岭,经过了25天,到达与印度接境的竭叉国,与慧景等人会合,并参加国王所举行的5年大施会。

402年,法显等人向北印度前进,越过葱岭。途中地势惊险,又经年飘雪,当地人称为“雪山”。

到北印度境内的阮历国后,一行人又沿着葱岭向西南行,山路崎岖,千仞石壁,万丈绝崖。法显等人战战兢兢地攀过了700多座简陋艰险的梯道,踏踩绳桥,越印度河,到达乌苌国,在此宿营安居。

然后南下,历宿呵多国、犍陀卫国、竺刹尸罗国,到弗楼沙国。其间,僧景、宝云随慧达回国,慧应在此病故。法显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和,并在这里度过寒冷的冬天。

405年,法显再回到巴连弗邑,广为搜求经律。当时的北印度诸国皆用口传,并无经本可抄写,因此法显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诃僧伽蓝取得《摩诃僧只律》。

据说,这就是后来只洹精舍所传的律本,18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时大众所共同奉行的法规。

此外,他又得到《萨婆多部钞律》7000偈、《杂阿毗昙心论》6000偈、《綖经》2500偈、《方等般泥洹经》5000偈及《摩诃僧只阿毗昙论》。

法显在印度停留期间,用心学习梵文与梵语,抄得经律等,达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与愿望。

同行的道整,远来印度的本意虽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团的法则及众僧的威仪严正,深受感动,因而决心留住于此。法显则坚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汉土为目的,只好独自一人回国。

法显沿着恒河东下,经瞻波国,于408年到达东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国,停留两年之后,法显前往狮子国。在狮子国停留两年,得到《弥沙塞律》及《长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等梵本各一部。

411年,法显搭乘载有200余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遇风漂泊9天至耶婆提国,在那里住了5个月余。

412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航向广州,又遇暴风,经80余天,才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法显登陆后,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请法显到郡城,热忱款待,法显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60岁左右的耳顺之年,一路西行,经6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6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经历3年才回到青州,前后已经过了15年,游历30国。

413年,法显到京都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从事翻译,前后译出《摩诃僧只律》40卷、《僧只比丘戒本》1卷、《僧尼戒本》1卷、《大般泥洹经》6卷、《杂藏经》、《杂阿毘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

法显凭借自己15年的旅途见闻和思考,在归国后写成了《佛国记》一书。此书以其优美简洁的文字记述了中亚和印度等地的地理、风俗人情、历史、佛教等情况。其中有许多关于当时域外地理的新认识、新记录。

比如关于于阗、葱岭至北印度一带的地理描述,法显在《佛国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帕米尔高原及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地理形势、河流、物产等情况。

再如关于锡兰岛的认识和记述,《佛国记》准确描述了锡兰岛与周围的岛屿分布,以及岛上的气候特点、景观状况和农业生产习俗,给人以清晰的热带国家印象。

关于印度河流域的地形大势,法显也有认识和记述,他写道:“新头河,两岸皆平地。”又说:“自新头河至南天竺印度南部,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

不过,这里的四五万里显然有些夸大,“无大山川”也不尽符合事实。

但无论如何,法显的这次旅行和带回的地理见闻,丰富了当时我国对中亚、南亚地区的地理认识。尤其是保存至今的他的《佛国记》,更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游记之一。

知识点滴

有一天,法显前往中印度王舍城附近一个山寺拜谒,当地僧人告诉他近来山上有狮子经常吃人,但法显不畏难惧险毅然前往。法显上山后,果然有几只狮子将他围住。不料狮子围住他转了两圈,不但没有吃他,反而伏卧在法显足跟前。

法显手摩其顶说:“你若害我,请等我诵经完毕。如不害我,就请远去。”

狮子伏卧良久,然后昂头张口,以舌卷唇,徐徐远去。

陪同法显的当地僧人早已畏惧爬树,目睹这个全过程,俱皆惊奇,当地居民也皆惊异。玄奘西行考察编写《西域记》

玄奘是唐代初期著名的佛教学者和旅行家。他西行取经,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世界史上一次伟大的旅行壮举。回到长安后,他口述的《西域记》是关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和中亚、南亚的重要地理著作。《西域记》对地理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对促进当时的中外交流,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玄奘原姓陈,名祎,洛州缑氏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偃师,13岁时做了洛阳净土寺的僧人。为了学习佛教真义,他决定亲往佛教发源地天竺求取真经。

629年秋,他离开唐都长安,随西行商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游历程。

玄奘向西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等地,出玉门关,穿过渺无人烟的沙漠,再经伊吾、高昌、屈支,越过天山冰峰凌山,依热海,到达当时属于西突厥的碎叶城。

又由此过赭时、阿姆河上游、铁门要塞,经吐火罗和迦毕试,到达大雪山,翻越雪山后进入那揭罗喝国和犍陀罗国,最后进入天竺境内。

此后在印度停居10多年,一边学习佛学一边周游印度各地。643年回国,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帕米尔高原的瓦罕谷地,沿丝绸之路南道的疏勒、于阗、鄯善,到达瓜州,由此沿河西走廊回到唐都长安。

玄奘在西行途中,一路上穿过了许多惊险之地,遇到很多特殊地理环境。

他曾单身一人进入沙漠,一路上沙海茫茫,渺无人烟,绝少水草。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暗无天日,时而寂静无声,烈日当空,炎热炙肤。加上光线折射,海市蜃楼现象忽隐忽现,变幻莫测。

夜晚则寒气袭人,路旁尸骨发出幽幽蓝光,一派骇人胆魄的景象。他说当时:

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

他还不小心打翻了水袋,一连五天四夜,无滴水沾喉,口干舌焦,以致昏倒在沙漠中。直至夜晚,忽然一阵凉风吹来才使他苏醒过来。他咬紧牙关继续西行,终于发现了一池淡水,才免于一死。饮水后,稍作休息,他又艰难地在沙漠中穿行,以前人的尸骨为标志,摸索前进。

几天之后,才走出沙漠到达伊吾城。他在翻越天山冰峰时,所经过的凌山,山峰高耸,冰雪漫地,寒风彻骨,他只能“悬釜而饮,席冰而寝”,忍饥挨饿地越过天山。而他后来翻越的大雪山比凌山更险恶。他说那一段路程“满山冰雪,千年不化。”、“积雪满谷,蹊路难涉。”而且,“群盗横行。”、“途路艰危,倍于凌碛之地。”

尽管路途艰险,玄奘终于以“宁可西进而死,绝不东归而生”的决心与毅力,完成了历史上这一罕有的长途旅行。后来,由他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完成了《西域记》,也就是《大唐西域记》。

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西域记》是当时人们地理视野扩展的一个新标志。更是后世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西域记》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达伊朗、南至印度半岛南端、北至吉尔吉斯斯坦、东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

比如,帕米尔高原一向被认为是神秘的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险恶,很少有人涉足,直至玄奘时,还未有人对它做过详细记述。玄奘在这一地区前后3次往返,进行实地考察,具体记载了它的地理位置。

再如对印度的地理认识,在唐代以前的有关史书都有不少提及,法显的《佛国记》有相当的记述,但由于了解范围及篇幅所限,对印度各地的地理认识记述得都比较粗浅。至唐玄奘时期,由于他在印度居留10多年,又遍游各地,所以,他的认识比过去大有进步。

在叙述印度半岛的地理大势时,玄奘正确指出了印度半岛的北宽南窄的疆土形状,以及半岛上的气候特征和南、北、东、西的自然景观特点。

关于阿耆尼国的记述,玄奘的记叙也是古代最详细的文字记录之一。书中用简要的文字清楚地介绍了阿耆尼国的面积、都城、地形、水利、物产、气候、服饰、货币、政治、宗教以及地理位置。这比过去的资料要翔实得多。

关于伊塞克湖,自从张骞游历西域后,在过去的文献中已多次提到它。

但最早详细介绍的也是玄奘的《西域记》,其卷一记述道:

山行400余里至大清池。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惊波汨忽,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讲到,湖中有“灵怪”,就是当地人常说的水怪,以为神圣,不敢捕鱼。

正是因为《西域记》一书以其翔实的记录,向当时我国人民介绍了中亚、印度各地丰富多彩的地理、人文新知识,所以,它不仅是唐代的一部著名地理著作,也是今天从事中亚、印度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典籍。

玄奘与《西域记》不仅在我国地理学史上,而且在世界地理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知识点滴

我国僧人玄奘在印度时因苦研佛法,深得其道,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一天,一名僧人自以为学问高深,无人可及,就贴出告示,上列50条疑难经义,称谁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闻知此事的众僧都躲了起来。

玄奘走到告示前,稍稍一看便作讲解。

那名僧人越听越怕,欲拔剑自刎。

玄奘制住他,让他做自己的仆人。后来玄奘曾向这个僧人请教小乘经典,大有感悟。为了感激他,便将他放走了。

其他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郑和七下西洋出访各国

郑和七下西洋是指明代初期,郑和奉命出使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

郑和下西洋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朱棣命宦官郑和率领240多艘海船、2.7万余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拜访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

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一共远航有7次之多。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

从航海发展史角度看,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具有创新性的突破。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近2.5万千米。

第一次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经历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西海岸的柯钦以至古里。

第二次沿同样的路径至古里。

第三次以东印度洋为中心,从爪哇、苏门答腊往锡兰,又北上印度东海岸,抵孟加拉湾,然后折回马六甲海峡,在马六甲修筑城塞后返国。

第四次又经东印度海岸折往波斯湾,到达霍尔木兹。也有人认为这次远航到达东非沿海。

第五次与前次航线相同,抵达波斯湾。又另分一支船队经由阿拉伯南岸远航至东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林迪等地。

第六次,除驶入波斯湾外,另有分队绕东非沿海诸港口航行。

第七次进行了经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湾的最后一次航行。这次,郑和的部下到达了阿拉伯的麦加。

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后世几百年中,几无人能及。之所以能够7次远航,依靠的是先进的天文航海技术和地理航海技术,以及内容准确、详尽的《郑和航海图》。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我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

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理航海技术方面,郑和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航行路线方向。

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末期儒将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后来我国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范围广,内容丰富,实用性强。

除此之外,郑和的航行之举,其船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组织之严密,气魄之雄伟,历时之久,远非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方船队所能比拟。仅就船舶一项而言,一般每次达200余艘,其中有大、中、巨型宝船60余艘,其载重量为1500吨。

像郑和这样在近30年的时间里频繁活动于海洋之上的航海家,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郑和下西洋不仅在航海技术和船队规模上领先于世界,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便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远远超过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

郑和船队的世界地图的精确绘制时间是1423年,欧洲探险者在起航前,地图上已经有了他们前往的国家和地区,绘制精确并且标明了航程。这表明我国先于欧洲人的航海发现。

从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航海时间上看,也是我国航海发现的有力证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比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1498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海岸早93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0多年。

郑和下西洋不仅表明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表明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也在世界航海历史和地理大发现历史上,都开创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知识点滴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西王误认为是东王军,结果被误杀170人。

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又派使者谢罪,又要赔偿6万两黄金。郑和得知误杀,又鉴于西王请罪受罚,便禀明代皇朝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代皇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测量与绘图

我国古代测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了具有独创性的测绘方法,并形成了独有的测绘传统,一脉相承,前后相继。在一定历史时期,我国测绘技术在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

我国古代测绘经历了三皇五帝至商代的测绘诞生与初创期,秦汉测绘体系初成期,宋元明时期的大发展,以及清代测绘由传统测绘向近代测绘的过渡时期。在这之中,裴秀的制图六体及贾耽、沈括等人的贡献,有多项在世界上属于首创。古代测绘发展历程

测绘在我国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是我们的祖先在屯田、垦殖、兴修水利以及古城建筑的规划设计的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同时,测绘也是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需要才得以发展和提高的。地理测绘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国古代有许多地理测绘方面的科技成果,它们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据传说,夏禹时期有个本领高强的人叫竖亥,是夏禹的徒弟,曾经受夏禹之命步量世界大小,其实就是进行大范围测绘。

竖亥是一个步子极大,特别能走的人。他接受夏禹的命令后,率领专员踏遍了中华大地,进行了较精确的测量。《淮南子·墬形训》中说“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他们在测量时,发明了测量土地的步尺,为华夏民族的计量学创造了测量仪器,这就是步尺和量度的基本单位尺、丈、里等,当为华夏量度制的鼻祖。

这个故事说明,我们的祖先为发展农业,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就已经开展过规模较大的测绘工作。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夏禹治水的故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

这句话中的“准”是测高低的;“绳”是量距的;“规”是画圆的;“矩”则是画方形和三角形的;“步”,是计量单位,折300步为1里。

禹治水成功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夏代进入盛世时期,各部族和九州首领向大禹进贡图画、金属等物品,禹命工匠铸成九鼎,并刻上图。

九鼎上的图有九州的山川、草木、道路以及禽兽的分布情况,这就是古代的原始地图,供人们外出交往沟通、狩猎时参考。《晋书》中有段记载,在夏商周三代,已设置了“地官司徒”官职,专司管理全国地图。可见当时已经测绘了相当数量的地图,以至需专人管理。

秦汉时期,封建王朝已把地图视为权力的象征,极为重视。这时的地图品种逐渐增多,有土地图、户籍图、矿产图、天下图、九州图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收集各类地图,“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思路、观念极其明确。而且,朝廷由“大司徒”专门管理,地方派“土训”管理,两者都是管地图的官司职称呼。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时,富有远见的萧何立即把秦代地图全部安置于坚固的资料库里,后来这些地图为汉代初期制定各项制度提供了基础信息。

地图资料的积累也促进了天文测量的进步。西汉人们已能运用勾、股、弦和相似三角形来推算距离。测量面积方法的增多,也促进了测绘技术的发展。

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的秦墓中曾经出土了7幅木刻地图。它们分别为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图的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载地名多处,山名两处,溪谷、关隘、亭都有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木刻地图。

汉代画像石上绘出了禹的使臣,拿着绘图与测量的仪器规和矩。在测量的基础上,使地理概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测量和计算是一对孪生兄弟。三国时期的测算专著《海岛算经》,是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所著。他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写了《重差》一卷,附于该书之后。唐代数学家李淳风将《重差》单列出来,取名《海岛算经》,并列为我国古代的数学经典《算经十书》之一。

该书全部9个算例均涉及测高望远及其计算问题。分别是:“望海岛”,即测量海岛的高度;“望松”,即测量山上的松树的高度;“望邑”,即测量城市的大小;“望谷”,即测量涧谷的深度;“望楼”,即居高测量地面上塔楼的高度;“望波口”,即测量河流的宽度;“望清渊”,即测量清水潭的深度;“望津”,即从山上测量湖塘的宽度;“临邑”,即从山上测量一座城市的大小。

为解决这些问题,刘徽提出了重表法、连索法和累距法等具体的测量和计算方法。这些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重差测量术。

重差测量术是借助矩、表、绳的简单测量工具,依据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内在关系,进行测高、望远、量深的理论和方法。《海岛算经》是一部影响久远的测算专著。它所详细揭示的重差测量理论和方法,成为古代测量的基本依据,为实现直接测量,即步量或丈量向间接测量的飞跃架起了桥梁。直至近代,重差测量理论和方法在某些场合仍有借鉴意义。

三国之后,晋王朝建立,天下又出现了统一的局面。著名的制图学家裴秀,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制图六体”,几乎把现代地图的测制原则全都扼要地提到了,这在我国制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代测制地图有着深远影响。

唐代初期,我国疆域辽阔,为了便于统治,唐太宗李世民曾规定全国各州、府每年要修测地图一次。可见当时已建立起对地图的实时概念。

唐德宗曾令制图学家贾耽绘制全国大地图。贾耽完成的《海内华夷图》,显示出当时大唐疆域东西1.5万千米,南北1.75万千米,相当于当代一幅亚洲地图。

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在世界上首次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他根据不同地点的日影变化,求得北极星高度差1度,则地上南北距离差175.5千米又80步,而且是不均匀的。这一发现比其他国家要早1000多年。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推行新法的六七年间,全国兴修水利10万余处,灌田200万公顷,其间完成了大量的勘察与测绘工作。

北宋科学家沈括曾主持治理一条420千米长的水渠,他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出长渠两端的高差为19.486丈。沈括还奉旨用12年的时间修编了《天下州县图》,把图上的方位由8个增加至24个,提高了地图的精度。

沈括经过对北极星连续3个多月的观测,绘制了200多张北极星与磁北方向图,发现了磁偏角。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发现,对测绘有着重大的科学价值,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发现磁偏角要早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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