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梅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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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试读：
·序·
朱汉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处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曾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村庄。大寨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了穷山沟面貌，弘扬了集体主义。1964年，大寨被中共中央树为全国艰苦奋斗的样板。随之，一场规模空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至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落下帷幕。大寨也由典型走向沉寂。
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结束30余年，但关于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议论，仍流传坊间。如何看待大寨的崛起？大寨何以能成为全国典型？如何评价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仍有不同的解读。
光梅红博士从河北大学硕士毕业后考入北师大，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在商定论文选题时，她提出要研究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光梅红出生于山西昔阳。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有着深厚的感情，对研究家乡的大寨抱有浓厚的兴趣。选题确定后，她先后到昔阳县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深入昔阳、大寨进行实地调研，在掌握大量资料和调研的基础上，对大寨典型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深入剖析，形成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本书是在光梅红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她在书中重点论述了如下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大寨模式。大寨在我国农村走向集体化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集体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大寨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二是大寨依靠国家政策和集体的力量，进行了农田基础建设，开展兴修水利、科学种田、精耕细作等活动，改善了生产条件，集体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三是大寨的集体性的生活保障。随着经济的增长，大寨人开始实施住房、娱乐、卫生等公共事业，满足了村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诚然，在大寨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工副业生产居于次要地位，这又限制了大寨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大寨模式，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第二，如何认识大寨典型的塑造。在1964年底前，大寨已是当地艰苦奋斗的典型。中共昔阳县委、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在多种场合对大寨及其村支部书记陈永贵进行表扬，掀起学习陈永贵和比学赶帮超活动。1964年，大寨被中共中央树为全国农业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大寨被塑造成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典型，强调学大寨“不能简单学生产经验，不能简单学表面现象”，而要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些地方甚至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的口号。如何认识大寨典型的塑造和再塑造，探求其间的各种因素，无疑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又一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大寨成为典型后的社会影响。大寨政治形象的多次塑造，给大寨生产和大寨人的生活带来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看，大寨成为全国的典型后，大寨人展开了一次“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讨论，这场讨论既对大寨人进行了道德教育，又使大寨人开动脑筋发展生产。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寨可以学习全国各地的先进经验，使用良种和农业机械、改进施肥方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消极方面来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大寨不断强化自己“革命”的一面，甚至将“穷过渡”“没收自留地”“关闭集市”等视为“革命”目标，使得大寨的经济始终未能得到大发展，村民的生活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更严重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典型形象，大寨领导人在很多情况下说了违心话，做了违心事，又损害了典型的形象。如何认识和评估成为典型后的大寨，无疑也是需重新探讨的一个问题。
光梅红的《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一书，即要力图解读上述问题。毋庸讳言，光梅红的解读中，还有许多观点值得商榷。但我认为，从学术的角度上而言，光梅红的贡献不在于她如何解读这些问题，而在于她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思考。
光梅红在学期间，虚心好学，对一些学术问题肯钻研。我期待她不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绪论·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一）选题缘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史学界一颗璀璨的星星。乡村史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多侧重于探究重大事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包括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农村经济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表性的著作有罗平汉的《农村人民公社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004、2005年版），杜润生主编的《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林蕴晖的《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勇的《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着眼于政策的制定执行或社会制度的变革对农村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很少涉及农村社会成员对国家制度的反应。
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对这些事件重新进行研究，特别是一些博（硕）士生纷纷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历史存在，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代表性的著作有：周晓红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中心1998年版）、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张学强的《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莒南土地改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师吉金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跃生的《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存有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莫宏伟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钟霞的《集体化与东邵童村经济社会变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的《革命与乡村》系列丛书，田锡全的《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和陈益元的《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乐的《权力、利益与信念：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人民公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苗月霞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资本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其中，仅周晓红、张乐天、辛逸等从农民心理、外部冲击与村落传统互动、分配制度等角度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了研究。鉴于学界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研究较薄弱的现状，笔者不揣浅陋，将影响中国农村长达十几年的农业典型大寨及学大寨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的感召激发了这个研究选题。笔者是昔阳人，出生于“文化大革命”末期。从记事起，买东西要布票、粮票、肉票，家里案桌摆放着毛泽东塑像，书架上有《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墙壁上贴着毛泽东画像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接见陈永贵的画，还有父母早出晚归地参加农业劳动、记工分，生产队分粮食，每天的饮食基本上以玉米面糊糊（俗称“撒”）、石条面（玉米面和黄豆面掺和做成的一种面食）和小米稀饭为主。这些零碎的记忆是幼小心灵对当时社会历史的片段留存。
脱胎懵懂年龄的初识，开始体察与感悟大寨。1992年以来，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大寨人逐渐懂得了自身所蕴含的品牌效应，以“大寨”命名的毛衫、酒、水泥、面粉、核桃露等产品不断问世，且受到人们的青睐。这种现象进一步引发笔者的思考：与昔阳县其他农村相比，大寨有何独特之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何大寨能更快地发展起来？它的优势在哪里？现实的感触使笔者对大寨的历史愈加感兴趣。特别是几年前大寨一游，映入眼帘的是已成为许多收藏者喜爱的毛泽东像章、塑像、选集、语录，灌入耳膜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还有以陈永贵等为代表的大寨人民战天斗地的故事，这再次缩短时空，将笔者拉回到那个岁月，与儿时的记忆产生了共鸣，于是当即买了秦怀录著的《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一书，阅后对陈永贵时代的大寨农民既敬佩又难以理解，萌发了从历史学角度探究那段历史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一直未能付诸实践。直到笔者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之后，探究这段历史的愿望才以博士论文选题的形式实现。
2006年夏，笔者利用假期到昔阳县档案局查阅有关大寨的档案资料，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的档案资料保存较为完整，这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二）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研究在当代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张乐天所说，“在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和乡村企业的存在方式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公社的影子。公社是理解当代中国的[1]一个重要概念。”大寨就是人民公社中的典型。
典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透过对典型的研究可以折射特定时代的[2]内涵。有学者认为大寨大队难以作为学术研究的个案。但笔者认为，对大寨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和深化学术界对农村人民公社、农村“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生存图景具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序列，一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合作化运[3]动，另一个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序列都有典型中的典型，前者如山西平顺县西沟村，主要代表人物为李顺达和申纪兰。后者如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主要代表人物为陈永贵和郭凤莲。西沟村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20世纪六十年代之前，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佼佼者。它在战争年代积累的生产经验和社会关系使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提升到国家的层次，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典型中的典型。此时，大寨的情形是“潜龙在渊”，它的名声还未能超过当地的白羊峪村和刀把口村，更何况西沟村。但大寨领导者也在不断地努力改变生产条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寨也逐渐地被县、地和省委发现和重点培养。它在20世纪60年代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性的典型。从1964年到1980年持续16年的学大寨运动同样体现了典型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大寨继西沟之后，成为人民公社时期的典型，对大寨的研究，为探讨特定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农民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其蕴含的社会价值对当代农村发展是一个有意义的借鉴。
如今，中国农村又走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2005年冬，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力。2006年春，全国人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大政方针。如何因地制宜地确定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和形式？如何真正地发挥村庄和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这些都是摆在执政者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哲理告诉我们，大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农业和农村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它的经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贵实践，对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颇有现实意义。二学术史回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日报》《新华月报》和《山西日报》等以社论、新闻报道（典型经验介绍、各级政府的号召、会议发言稿）以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美术等多种形式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赞颂。同时出版了多达上百种农业学大寨的图书。“文化大革命”前的报道基本属实，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作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心理的影响，报道和图书多缺少理性分析和论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78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赴大寨参观考察后，在政协会上尖锐地提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4]贫困的峡谷！”从此，大寨的盖子被揭开了，对大寨的批判接踵而至。各种报道和舆论又对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表现进行强烈指责，揭露学大寨对各地农村造成的各种恶果。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批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以下简称《总结》），对大寨以及1964年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政治定性。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史料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两个时期反差极大的报道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农业学大寨时期的社会景象，但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偏颇性。因而，这两个时期对大寨的种种报道和出版物都称不上严格的学术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学界开始反思集体化经济。部分省（市、区）相继整理出版了反映本省（市、区）的农业合作化史料，如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主编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王祝光主编的《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耕今主编的《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贵州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写委员会编撰的《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甘肃省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编的《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山东省农业合作化编辑委员会编的《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道霞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编写委员会编的《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于文贤主编的《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化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等编的《广东农业合作制文件资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这些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经济奠定了基础。随之，学术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围绕着《总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重新阐释和研究。李德彬、赵德馨、蒋家俊、柏福临等在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或多或少地都涉猎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特别是赵德馨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对中国农村产生的影响。90年代初，孙启泰、熊志勇应“40年国是反思丛书”之邀，合著《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大量地利用了记者报道和调查报告资料，叙述了大寨红旗升起与坠落的全过程，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成为农业学大寨研究的开山之作。1994年10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委托郭延狄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第一批课题“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回顾”，并于1995年完成初[5]稿，1997年10月结题。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大寨这个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绕不开的历史环节给予关注，出版了一些涉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著作。代表性著作有：武力和董辅礽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农业全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各省农业卷、陈吉元等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温锐的《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杜润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农村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周志强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王玉贵、娄胜华合著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令人欣喜的是陈大斌的《大寨寓言》（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和李静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相继出版，进一步促使我们理解大寨和大寨的典型意义。
此外，还有一批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报告文学和传记作品，如孔令贤的《大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大寨沧桑》（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秦怀录的《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映泉的《陈永贵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冯东书的《“文盲宰相”陈永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谭成健的《大寨：中国名村》（中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文红斌的《大寨人的豪言壮语》（香港笔会2004年版）、宋连生的《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陈春梅的《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家副总理》（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这些回忆录、传记、实录生动地再现了大寨及陈永贵的形象，丰富了我们对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认识。
总之，从1980年至今，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反思，国内学术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论题[6]有如下五个。1.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分期
山西省委的《总结》报告以向大寨学习的内容不同为界分成两个时期，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寨已经由一个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7]型逐步变为一个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
对此结论，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以孙启泰、熊志勇为代表，基本采用《总结》的观点。主张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或“文革”为断线，将运动一分为二，之前的为[8]“学大寨，赶大寨”运动，之后的十几年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周德中也认为“四清”和“文革”两个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本质性的区别，“四清”时的农业学大寨是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文革”中的大寨则完全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农业学大寨运动也[9]政治化了。这个笼统的认识并无错，只是随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对于农业学大寨这一政治典范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郑谦认为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为契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发生明显转变，其“左”的内容被淡化，而纠“左”和落实[10]政策的内容在“左”的外表中发展起来。张神根也认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扛着大寨红旗的同时，开始着手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11]偏差，抓农业政策的落实”。
经济学界以程漱兰为代表，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将农业学大寨置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模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下进行分析，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初兴（1964～1970年）、高潮（1970～1978[12]年）、衰落（1978～1980年）三个阶段。
事实上，这两种分法都暗含着一个条件，那就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农业学大寨，但由于他们的学术背景不同，因而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史学界从运动发展进程本身分析，强调“文革”时期的大寨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并按其性质的变化分为两个时期。经济学界则从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剩余的农业集体化模式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毛泽东针对干部侵占农民剩余的问题而提出阶级斗争，并贯穿于“文革”前后，按照固有体制能量发挥的程度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分为三个时期。由此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群众路线的实践运用。2.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发动原因
学界认为，大寨红旗的升起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是着眼点略有差异。
张湛彬、吴象等从毛泽东构建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的角度分析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原因。张湛彬认为：“在‘大跃进’被证明走不通时，处于低谷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如何发展，是全党和毛泽东正着力思考和探索的课题，要发现和树立一个成功的典型，大寨正是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典型。”“这个典型必须继承战争年代的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同时又切实改变了贫穷面貌，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13]善。”吴象指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14]定程度上的必要性和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李静萍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粮食短缺的现实要求、反修防修的战略需要、集体经营[15]的必然选择和奋斗精神的时代呼吁是大寨荣兴的基础。程漱兰认[16]为大寨典型是集体化体制的理想境界。
晓晋分析了大寨的崛起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具体过程，认为大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除了大寨人的主观努力和陈永贵的精明强干等因素之外，中共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委对大寨、对陈永贵的大力培养和帮助扶持是大寨红旗升起的另外一个[17]因素”。
孙启泰、熊志勇从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与文化意识的角度分析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衰败的原因。他们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庞大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群体和家庭血缘关系衍化出来的‘忠君’思想，既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18]的土壤，又是运动走向失败的内在因素。”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原因，但均不外乎于内外因分析，忽略了大寨作为群众路线典型的本体论探讨。本书将沿着张湛彬的观点前行，探讨促成大寨的崛起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的共同因素。3.大寨典型的性质问题《总结》中认为，“文革”前的大寨是农业生产典型，“文革”开始后是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学术界对《总结》的结论颇多异议，总体上对大寨形成以下三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大寨是为实现工业化做出牺牲的农业典型。程漱兰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借鉴苏联发展经济的模式和经验，走上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其资本积累的唯一来源是农业。因此，这种现代化模式中存在着两大类两难命题，即在确保农业对工业的外部支持时，杜绝农业内部的剥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农业集体化内部必须有清廉且具奉献精神的革命干部。作者认为陈永贵为代表的好干部是大寨集体经济良好发展的起始动力，大寨以自己合作化-集体化30余年的经济业绩，显示出其发展道路是“既定的规[19]范化的集体经济模式中，保工富农，国民两利的最好可能”。
第二种认为大寨是政治典型。所谓政治典型就是指符合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典型。王先俊认为，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大寨模式是毛泽东[20]“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农村的具体化。王玉贵也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掀起则是用榜样的力量和正面引导的方式，以[21]确保公社制度的稳定与巩固”。郑以灵也提出毛泽东号召“农业学[22]大寨”的出发点就在于建构乡村理想社会模式。
第三种认为大寨是政治和生产典型。杜润生等认为“文革”期间的大寨在遭到“左”的严重干扰的条件下，生产和建设继续发展，是农业生产的典型。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大寨不少方面逐渐被树为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被当做推行‘左’倾政策的工具，学大寨[23]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温锐认为大寨以其在五六十年代艰苦创业创造的奇迹支持毛泽东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三面红旗”胜利的典范。然而，自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农民用巨大牺牲换来的成就，自然就被‘合理’地演绎为‘一大二公’的成果，大寨人身上那感人的奋斗精神也被政治斗争所扭曲，农业学大寨也就成了毛泽东晚年追求‘一大二公’的新载[24]体”。周志强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既是将大寨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山区的‘生产典型’，又是将其作为体现人民公社制度优越性的‘政治典型’来塑造的，是现实理想相结合需要的产物，它不仅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追求社会均等的理想原则，而[25]且成为击退盛行一时的包产到户主张的有力的现实武器。”
前两种观点分别使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而脱离历史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用单纯某一种理论解释当时的事件，具有片面性。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二者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多变，完全套到大寨身上有点窖藏原酒贴新标的感觉。第三种观点将大寨置身于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中进行分析，做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4.大寨精神的评价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经验提升为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和升华。学界对大寨精神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陈彩虹认为大寨精神是融“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为一体，[26]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永存。温锐、罗平汉等认为大寨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摆脱贫穷的顽强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学[27]习和继承。陈吉元、陈家骥等将大寨大队在1963年总结自力更生[28]的十大好处作为大寨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晋中地区大寨精神科研组也指出大寨精神曾激励着全国人民为战胜困难而奋发图强，努力改造自然，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把握时代脉搏，赋予大寨精神新的内涵，使之[29]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前进的精神力量。
但是，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精神在“文革”中发生了变异。王朝彬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大寨自身的局限性，“文革”开始后，政治家们根据政治形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重新塑造大寨精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并通过全国的农业学大寨使自己的主张变为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30]这样，学大寨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和教训，背离了大寨精神。5.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评价《总结》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一分为二地分析了农业学大寨。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学大寨基本上值得肯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山西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它破坏了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山西省农村经济路子越走越窄。但同时对农业学大寨[31]期间山西农业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这一观点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肖伟昌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农业学大寨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对中国政治、经济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该以慎重的、严肃的、实事求是[32]的科学态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郑有贵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业生产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研究，认为学大寨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出现一系列波动，但对于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改善生产条件起了不可[33]忽视的历史作用。周德中则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持久性的复杂运动，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主张实事求是地对此做出评价。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变山村面貌的先进典型，对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不随便向国家伸手”“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群众”三个方面给予肯定。对于运动中搞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34]“搞穷过渡”等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予以否定。孙启泰、熊志勇指出，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建设时期推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命题；但他们肯定了“农业学大寨”在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人们自力更生地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这在当时严重经济困难条件下尤为重要。[35]
还有一些学者以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的目的和成效是否一致为检验标准，基本否定了农业学大寨。李宗植、赵德馨、孙健、武力等经济史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在农业战线竭力推行“左”的路线，在全国强制推广“大寨经验”，用“专政办法办农业”，使中国农村经济深陷困境，酿成了严重后果。武力还指出“将大寨精神强行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并且将其做法具体化为全国各地各行业发展的唯一效仿模式，则是片面和机械化的做法，束缚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更被极少数人当作维护[36]政治路线的棍子”。温锐也认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客观上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在农村经济变革中自始至终追求发展生产、脱贫求富的终极[37]目标。
以程漱兰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发展经济学学者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趋势为出发点，基本肯定农业学大寨。她认为农业学大寨发挥了合作化-集体化体制内部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从而使新体制得以产[38]生的物质条件趋于成熟，最终实现了新旧体制的转换。
上述三种评价分析层面不同且各有侧重。客观地说，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大寨发展模式的推广，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倾向，促使大寨在后期凸显了“革命化”典型的特征。学大寨运动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想的召唤，另一方面却由于遭遇了“文革”，政治层面的影响被过分夸大，即使对政治产生巨大推进作用，但其作为农业典型被掩盖了。理解、学习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场域，正确处理政治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这也是新时代学习大寨典型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学界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结论进行了修正，但未能形成对话交流，仍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充分利用和挖掘资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依据，多种史料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形成客观的认识。目前，有关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研究成果主要利用的史料来源于《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及《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红旗》等报刊的报道。前文提到的部分文献资料由于发行范围有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史料汇编是这场运动主导者的活动记录，报刊的报道是社会舆论的导向，不可避免地留有意识形态“过滤”的特征。历史研究在于挖掘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精英内心活动，理清他们根据形势和自己形象塑造的各种历史证据，构筑真实的历史。而要鉴别这些文献的真实性、客观地诠释人物的历史活动，就必须理清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对当事人的采访可以佐证文献资料，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客观结论。近年来，一些当时驻大寨的新华社、山西日报社的记者以及农业学大寨的亲历者，根据自己对大寨、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的认识及采访记录，出版了一系列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作品。如秦怀录的《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孔令贤的《大寨沧桑》、冯东书的《文盲宰相——陈永贵》、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等，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对大寨、农业学大寨运动和陈永贵的认识。但是政治精英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因而仅从政治精英的角度来考察运动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广大民众在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化下的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在研读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加强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与政治精英人物的决策相对照，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微观情形形成多元化的认识。值得庆幸的是，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非常注意口述史的价值，2005年底成立了口述大寨史课题组，历时两年完成对150位大寨人的访谈，并于2008年出版了《口[39]述大寨史》。该书通过大寨人集体的记忆，记录了大寨村60年的变迁，其中，上册主要讲述了改革开放前的大寨历史。这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2.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由毛泽东发出号召，由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的一场全国性的、历时最长的一次复杂性的群众运动，涉及的问题跨越若干研究领域和层面。像张化的《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与农业整顿的要求》、郑谦的《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张神根的《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等论文从政策层面、农业发展思路层面进行分析，主要关注历史走向的探讨，揭示农业学大寨必然会被新的农业政策所代替。另像江波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由来》、温晋生的《大寨发展史略》等文章主要采用叙事的方式，介绍了大寨的具体情况。这两种方法都忽视了农业学大寨的地方主导者和参与者的行为与活动，将本来复杂多变的历史本身简单化、概念化、抽象化和碎片化。因此，博采众长，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采用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把握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乡村的互动关系，既还原被宏观研究屏蔽的社会真貌，又能从微观研究中揭示整个农村发展的内在联系和普遍规律。唯其如此，才能更加客观地、深入地研究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3.问题意识的培养
问题意识是在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解决问题的观念，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先导。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指出：“有[40]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它们更为重要。”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也认为：“历史研究领域能够在消逝的陈迹中获得生命，是因为我们要提出新问题，要对历史表述提问和重新构思，还要看到新的关[41]联。”目前，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历史事实的梳理，鲜有涉及论述大寨典型的时代意义，以及通过农业学大寨运动透视人民公社时期革命与生产、革命与教化的关系，揭示乡村政治精英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塑中的功效及面临的困境。三研究思路
基于以上研究存在的问题，本书建立在多样化的史料基础上，力图客观地反映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真实面貌。主要使用的资料有：昔阳县档案馆馆藏的革命历史资料，昔阳县委、县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相关资料；已出版的地方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合作化史料；部分口述资料。
为能客观地反映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真实性，本书力求采用宏观研究的方法，将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置于国家政治理想和革命建构运动中，勾勒出大寨典型的树立、典型的推广、典型的政治化、典型的祛偏、典型沉寂的基本轨迹。同时兼采微观研究方法，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中央、地方内部的互动场景理解农业学大寨运动，勾勒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全景。为此，本书设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典型的概况。主要介绍大寨村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人地关系、村落环境以及大寨成为全国典型前的发展历程。本部分内容旨在说明集体化对大寨乡村社会的影响。
第二，典型树立的意义。冯仕政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采取“树典型”工作方法，除共产党特殊的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外，最主要的是“中心-边陲”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这种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使[42]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脱节，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典型的树立恰好为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沟通建立了纽带。大寨是人民公社时期树立的典型。三年困难的发生造成人民公社制度局部形象的下滑，一时间饱受诟病。作为基层精英的部分干部与乡村传统共同体，不断利用国家为度荒而适度容忍包产到户政策的契机，分田到户，进行自救。而大寨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依靠集体的力量，因地制宜地改善生产条件，实施科学种田，推行较合理的劳动管理制度，以及大寨人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粮食产量逐年增长，且对国家的贡献日益增加。大寨的出现足以证明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爱集体的奉献精神与其他乡村干部、社员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反驳了否定人民公社论。大寨典型树立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通过对其宣传使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识框架，使毛泽东政治理想与大众理想间的分歧逐渐消融；另一方面典型也外在地彰显着政治和道德的特征，内在地强化典型对国家的认同，自觉地承担起教育大众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运动形式治理乡村理念的体现。李里峰认为：“群众运动为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实施提供了常规行政手段所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乡村治[43]理手段，也塑造了一种动态的乡村社会结构。”大寨典型兴起时，国家就赋予其凝聚人心、教育大众的功能。学大寨运动一开始就与“四清”运动并行，“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又融入其中，并随“文化大革命”的起伏而起伏。“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借助于召开会议、组织参观、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大会战等形式将大寨典型推广到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使人们重新认识上一阶段的学大寨运动。大寨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治理，尽管受政治事件的不利影响，但是折射的群众路线伟大实践与生命力，是新型农村建设学习的榜样。
[1]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5页。
[2]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第13页。
[3] 行龙：《在村庄与国家之间——劳动模范李顺达的个人生活史》，《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53页。
[4] 吴象：《大寨的盖子是如何揭开的》，《质量天地》1999年第1期，第27页。
[5] 转引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第117页。
[6] 参见光梅红《农业学大寨运动研究述评》，《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第93～101页。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
[7] 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885页。
[8]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58页。
[9] 周德中：《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40页。
[10] 郑谦：《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的几个特点——以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9页。
[11] 张神根：《1966年至1978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57页。
[12]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23～224页。
[13] 张湛彬：《陈永贵和大寨的沉浮》，《党史博览》2002年第2期，第4页。
[14] 吴象：《“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第14页。
[15] 李静萍：《潮起潮落——农业学大寨运动回眸》，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454～472页。
[16]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23页。
[17] 晓晋：《大寨红旗是怎样升起的》，《世纪桥》2000年第5期，第44页。
[18]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02页。
[19]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29页。规范化是指20世纪60年代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
[20] 王先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与模式的建构》，《毛泽东思想论坛》1997年第4期，第35页。
[21] 王玉贵、娄胜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群言出版社，2006，第401页。
[22] 郑以灵：《论毛泽东的乡村理想》，《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63页。
[23]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第732～733页。
[24]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第222～224页；孙启泰、熊志勇：《论晚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模式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1页。
[25] 周志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第287页。
[26] 陈彩虹：《经济学的视界》，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第318～327页。
[27] 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第222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342页。
[28] 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第379页。
[29] 晋中地区大寨精神科研组：《弘扬大寨精神》，《前进》1995年第1期，第26～27页。
[30] 王朝彬：《徘徊与崛起：中国农业50年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191页。
[31] 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888页。
[32] 肖伟昌：《毛泽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89页。
[33] 郑有贵：《“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波动及其动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7页。
[34] 周德中：《毛泽东与农业学大寨》，《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41页。
[35]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01、39页。
[36] 李宗植、张润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263页；孙健主编《中国经济通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800页；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第770页。
[37] 温锐：《对毛泽东关于农地所有制变革实践的再探讨》，《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第10页。
[38]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252～253页。
[39] 孙丽萍主编《口述大寨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40] 〔法〕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1页。
[41]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页。
[42] 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第124～125页。
[43] 李里峰：《运动式治理：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学分析》，《福建论坛》2010年第4期，第73页。·第一章·崛起前的大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榜样——大寨村是坐落于太行山西麓的一个普通山村，但它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起誉满中华，名闻世界。本章主要对大寨崛起前的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以准确地理解集体化对大寨的影响。第一节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1]
大寨村位于昔阳县城东南约5公里处，东经113°，北纬37°之间，东西长2.015公里，南北宽1.7公里，总面积2.034平方公里。大寨何时起有人居住，已不可考。相传，它是由一个古老的兵营演变发展起来的。北宋建隆四年（963年），宋军占领乐平（今昔阳），北汉不甘罢休，遣侍卫指挥使蔚进、马军都指挥使郝贵超联合辽兵攻乐平，汉辽联军与宋军在乐平交锋三次，均被宋军击败。后来，北汉军引六万骑兵来夺乐平，又在城下被宋军左神武将曹彬、召义军节度使李继勋击败。当时宋军在乐平境内的一个重要关隘——虹桥关驻军把守，在距虹桥关约10华里的虎头山下安营扎寨。随着战争的结束，这座军营也逐渐废弃。而因战争产生的散兵游勇和难民却从四面八方迁来，在此耕种繁衍，形成了大寨这个村庄。
大寨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相对高度差约277米。属石灰质的土石山区，地貌总体呈现为山岭沟谷相间，山高坡陡，纵横交错，起伏不平。高处的石质山地坡度一般为20°～30°，最大有四十多度，土层薄。向阳坡多为岩石裸露之地，经多年雨水侵蚀、冲刷，低处泥沙沉积，形成纵横交错的黄土沟壑区。具体表现为，虎头山坡成扇形分布着七沟八梁。由东向西依次排列为小背峪沟、康家岭、后底沟、射阳圪梁、合作沟（原名白驼沟）、老坟沟、枣树堰、团结沟（原名赵背峪沟）、麦岭寨、狼窝掌、青石咀。此外，[2]还有向阳岭、神土角等小山梁。因此，大寨的地貌有“七沟八梁一面坡”之称。
虎头山坡以褐土为主要耕作土壤，占全村土地总面积的31.3%。具体划分为黄土质褐土、石灰岩质草灌褐土、红黄土质褐土、埋藏黑垆土性褐土和堆垫褐土五种类型，其中适合农作物生产的土壤有埋藏黑垆土性褐土和堆垫褐土。埋藏黑垆土性褐土约占全村土地面积的0.7%。堆垫褐土是大寨在20世纪70年代搬掉红白相间的土塄头、土柱子，大造人造平原的改良土壤，约占全村土地面积的12.3%。其他土壤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黄土质褐土所含养分较少，有机质缺乏，土壤结构较差，遇水容易泛浆，脱水又会板结；石灰岩质草灌褐土质地粗而松，透水漏肥，养分少，有机质含量低；红黄土质褐土虽含养分较高，保水保肥性能较强，但透水性差，雨天成稀泥，旱天易板结。如此看来，1945年前后，大寨的耕作土壤面积占全村土地面积不多于30%，适合农作物生产的土壤最多不过全村土地面积的10%。800多亩耕地，共4700多块，散布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每块土[3]地平均不到2分，且缺边少堰，地堾、地墙荆棘杂芜。
大寨的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9.2℃，年平均降水量在450毫米～650毫米之间，年均无霜期162天。由于大寨地形复杂多样，坡地、梁地、沟地等不同地形地段又形成各不相同的小气候。就光照而言，梁地全年平均实际日照时间5.5小时～5.8小时；坡地和宽沟地为4.0小时～7.5小时；窄沟地、背阳地实际日照只有2.5小时～6.0小时。就地形温度而言，冬季各类地形温度差异明显，按1月份平均气温对照，梁地气温最高，为-6.1℃，窄地气温最低，为-11.2℃，相差5.1℃；夏季温差相对较小，7月份梁地平均气温比窄地平均气温高1.2℃。光照时间不均衡、气温差别很大，都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和成熟。就无霜期而言，有的地块多达190天，有的只有130天，致使大寨秋收作物未熟先死，粮食产量减少。就降水量而言，约65%以上的降水量集中在七八月份，易暴发山洪，含沙量多达50.8公斤/立方米，常造成洪灾。而春季则降水较少，易发生[4]春旱，年际概率为70%。1964年中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大寨进行考察时，用“沟深坡陡土瘠薄，出门上地就爬坡，一亩土地五六块，[5]旱、涝、风、雹灾情多”总结大寨的自然特点。
大寨不仅土壤贫瘠，气候条件差，而且自然资源也极度匮乏。大寨地下水资源奇缺。1964年前，全村仅有六眼小井，主要靠大气降水，正常年份可维持人畜饮用，遇旱年即发生水荒。林业资源差。多石少山，十年九旱的地质、气候条件决定了大寨的植被差，以灌木为主，但多遭受砍伐，只稀稀疏疏地零星散见，不成规模。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寨村四周已成为“山上和尚头，下雨洪水流，远目[6]不见树，歇晌晒日头”的荒山秃岭。
综上所述，在昔阳县所有村庄中，大寨的自然条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相对比较恶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牲畜、农业劳动力和耕作习惯上。1.生产工具落后
大寨村在耕种、田间管理、田间运输、场上作业及浇灌使用的都是手工农具。其中，耕地用木犁；种谷、黍用耧、磴；平地用钯、耢、耙；挖地、装运用铁锹；刨地用镢、镐；锄地用锄头；凿石头用锤、钎、榔头、铁棍；收割用镰刀、找镰；打场用拉哥、碌碡、扇车、条筛、铁叉、木锨、簸箕；运输用筐（笸篮）、扁担、尖担；担水用水桶；饲养用铡刀、刀床、石槽、节篓、圆筛；积肥用粪筐、粪叉、茅勺、茅锅；挽谷、间玉米用小锄；抬石头用铁绳、抬杆等。2.牲畜严重短缺
1951年，昔阳全县共有耕畜26616.75头，其中驴、牛、骡、马分别为13198.75头、12865.75头、369.5匹、182.75匹。每百户拥有67.3头牲畜，其中驴、牛、骡、马分别为33.3头、32.5头、0.93匹、[7]0.46匹。而大寨村1945年有7头牛，8头驴，没有骡、马。到1955年大寨村第一次贷款购买大牲畜之前，这种状况基本没有改观。也就是说1951年前后大寨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牲畜约为24头，其中驴、牛、骡、马分别约为10.9头、12.5头、0匹、0匹，远远低于昔阳全县的平均水平。从地畜关系来看，1945年前后大寨村共有耕地810亩，地畜比为54∶1。牲畜的严重不足影响着耕地效果，有耕畜的农户一般秋、春耕两遍地，耕畜少的农户只在春季耕一遍，无耕畜的农户只好用镢头刨。3.农业劳动力短缺
由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加之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大寨人口自然增长缓慢，呈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态势。1940年日军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27名青壮年被活埋，其他村民因冻饿和债务所[8]逼，不到三年就死去42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全村64户人家只剩下190多口人，户均2.97人，远远低于1936年昔阳县户均3.93人的统计，[9]人口损失较重。
当时，如果一个农民能掌握耕作全过程的所有农活，尤其是会摇[10]耧耙种，便是一个“好受苦人”。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的“好受苦人”便是农业技术最为娴熟的种地能手。据大寨村老人回忆，当时这种“好受苦人”全村不过三五人而已，也就是说大寨在1945年前后不仅短缺农业劳动力，而且更加短缺农业技术娴熟的种地能手。4.粗放式耕作习惯
1945年，昔阳县包括大寨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不仅种类少、种植面积小，而且产量很低，多为自产自用，商品率不高。粮食作物又以谷子、玉米、小麦、高粱、大豆为主。在耕作上一直延续“稀种薄收”的旧习惯，一亩玉米地植株七八百株，谷子八九千株。“玉米地里卧下牛，还嫌种得稠”“稀谷饱，稠谷秕”的说法形象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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