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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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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风云录试读：

内容提要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9年——公元23年）。这里我们撷取一些好看的有趣的的历史秘闻，供大家欣赏了解。

第一章　西汉篇

近千年的对外战争

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汉民族，以唐帝国的“开元王朝”为分水岭，其发展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开元王朝以前的汉族处于上升时期，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在对外战争中无往不胜，为大汉民族拓展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汉民族遇上的第一个劲敌是匈奴汗国。这个在瀚海沙漠群游牧的部落民族，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期乘隙在长城以北悄悄崛起，到了汉族重归一统时已强大到对中国保持持久的进攻态势。中国为了自保，动员数百万民力修筑了一条纯属防御性的“万里长城”，用以阻挡匈奴的骑兵冲击。同时把皇家美丽的公主送给匈奴的单于为妻，每年还要进贡大批的绫罗绸缎，以求得暂时苟安。到了纪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期，中国的国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开始对匈奴发动反击战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倾斜。随后的两个世纪，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到了纪元一世纪后期，匈奴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向中国臣服，北匈奴在中国远征军的攻击下崩溃，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这支汉民族的手下败军，却是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劲敌。他们一路向西打去，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于三百年后的四世纪时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由此可以推断早期汉民族的可怕战斗力。

汉民族遇上的第二个劲敌是突厥汗国。这个拥有匈奴血统的游牧部落，于纪元六世纪时统治了匈奴汗国的故地。当时的中国分裂为北齐、北周和陈帝国，和突厥接壤的北齐、北周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只好竞争呈献金银珠宝和公主美女以换取对方的援助。当时在位的木杆可汗曾吹过这样的牛皮：“我在南方有两个孝子贤孙，我想要什么，他们就会孝敬什么。”纪元七世纪初期，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但力量依旧十分强大，东突厥汗国曾兵临唐帝国的首都城下。纪元六三0年，李世民大帝派大将军李靖反击东突厥汗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突厥汗国自此不复存在。纪元六五七年，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三道并进，与西突厥汗国在伊犁河决战。西突厥大败，首领沙钵略可汗带领残兵败将向西逃亡，抵达咸海东岸的石国，被石国生擒，交给穷追至城下的中国远征军。西突厥汗国自此星散。

纪元七五一年的怛罗斯战役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事件。怛罗斯战役发生在遥远的中亚细亚荒漠草原上，正在向西开拓疆土的中华帝国和乘胜东进的新兴阿拉伯帝国在此相遇，并展开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决战。安西军区司令官高仙芝统率七万藩汉混合兵团跟阿拉伯军团二十万人血战五日，不分胜负。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高仙芝所属的葛罗禄部落派遣军阵前倒戈，与阿拉伯军团内外夹攻，中国藩汉混合兵团崩溃，死伤二万余人。怛罗斯战役是汉民族对外战争的转折点，汉民族的战斗力自此急转直下。自那以后，被动挨打的恶梦追随了汉民族一千一百年之久。下面我们追述近千年令大汉民族丢尽脸面的历次对外战争。

一、和辽帝国的战争。

纪元九一六年，居于长城以北匈奴汗国故地的契丹部落在他们的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的统领下完成了统一，建立起辽帝国，定都临潢。北方游牧民族有固定的首都，自辽帝国开始。

纪元九三六年，儿皇帝石敬瑭靠辽帝国的援助当上了北中国的皇帝，如约把长城以南面积达十二万方公里的“燕云十六州”，连同土地上的中国人割让给辽帝国作为谢礼，使辽帝国的实力大为膨胀。千余年来中国人修筑的万里长城，自此失去作用。石敬瑭认为仅此还不足以表达他对辽帝国的感激之情，两年后又隆重地尊称辽帝国皇帝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那一年耶律德光只三十七岁，石敬瑭已四十七岁。三十七岁的父亲收养四十七岁的儿子，应该是世界上最精彩的政治奇观。

辽帝国凭空得到中国的燕云十六州，极大地增强了财富和国力，但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自尊。而且长城险要已失，黄河以北象敞开着大门的广大庭院，再没有阻止野蛮人闯进来的重要屏障，自然使中国不能安枕。因此汉民族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宋帝国统一中国本部后，即着手收回“燕云十六州”。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宋辽两国发生了五次重要战争。

纪元九七九年，宋帝国第二任皇帝赵光义乘战胜后汉帝国的余威，统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攻辽帝国的幽州（北平）。辽帝国大将耶律休哥反击，两军在城西高梁河会战。宋军全线崩溃，赵匡义腿部受伤，爬上一辆驴车逃得性命。士兵战死一万余人。

纪元九八0年，辽帝国为了报复宋帝国的无端攻击，耶律休哥进围瓦桥关（河北雄县），宋军再度大败。赵光义下令亲征，结果半途而废。

纪元九八六年，赵光义经过六年准备后，兵分两路对辽帝国发动总攻。东路军在岐沟关被辽帝国迎头痛击，象山崩一样溃散。西路军在飞狐口也失败，唯一打了胜仗的前部先锋杨继业只好回兵撤退，统帅潘仁美答应他在陈家谷留下重兵接应，可杨继业抵达时却看不到一兵一卒，知道被统帅所卖，结果全军覆没。

纪元一000年，辽帝国进攻瀛州，击败宋军，生擒大将康保裔，深入德州（山东德县）、淄州（山东淄县），大掠而归。宋军尾随其后不敢进击，等到辽军退回边界时才上奏章报捷，单方面宣布胜利。

纪元一00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皇帝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亲自统帅辽兵团进入宋帝国本土，深入五百公里，进抵距宋帝国首都开封只一百余公里的澶州（河北濮阳）。宋帝国皇帝采纳宰相寇准的建议御驾亲征，与辽兵团在在澶州对峙。因为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只好缔结和约——“澶渊之盟”。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攻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万匹。

辽帝国在一百年后遇上了自己的克星女真人。这个曾经臣服于辽帝国的部落因不满辽帝国官吏的贪暴奋起反抗。一一一五年护步答岗战役，七十万辽兵团被一万女真兵团打得全线崩溃。五年后首都临潢也被女真人攻陷。宋帝国认为时机已到，单方面撕毁宋辽和约，命太监童贯统率二十万宋军奇袭燕京，没想到在女真人面前不堪一击的契丹兵团，却把十倍于已的宋军打得全军覆没。女真兵团随后越过居庸关南下，把得胜的契丹兵团打得落花流水，燕京陷落，辽帝国自此寿终正寝。

二、和金帝国的战争

金帝国就是上文所述的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开国皇帝是女真民族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金帝国在一一一五年建国时就已十分强大，在护步答岗战役中以一万兵力击溃了辽帝国的七十万国防军。女真民族是在东北的苦寒地带成长起来的，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女真民族的可怕战斗力。辽帝国在女真民族还是恭顺的藩属时就已流行一个传说：“女真兵不满一万，满一万则天下无敌。”护步答岗战役验证了这个传说的准确预见力。

宋辽之间尽管订立了千年和约（澶渊之盟），但宋帝国仍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武力被一千次地证明不能解决问题时，宋帝国开始乞灵于外交谋略。纪元一一一一年，时任河湟地区总司令官的太监童贯前往辽帝国的首都临潢祝贺辽帝耶律延禧的生日，在芦沟桥招待所会见了华裔的辽国商人马植。马植向童贯进献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策——也就是纪元前三世纪秦王国宰相范睢所发明的“远交近攻”政策。他告诉童贯：“辽帝国东北边陲有一个骁勇善战的女真部落，对辽帝国的暴政切齿痛恨，有随时叛变的可能。一旦叛变，辽政府绝没有力量控制。如果我们派人从山东半岛出发，从海道跟女真人缔结军事同盟，东西夹攻，燕云十六州唾手可得。”宋帝国采纳了马植的建议，并立即着手实施这项建议。

当金帝国攻克辽帝国的首都临潢时，马植代表宋帝国晋见完颜阿骨打，两国签订了南北夹击辽帝国的军事密约。宋帝国负责攻取辽帝国的燕京析津府（北平），作为回报，金帝国同意宋帝国收回燕云十六州。

宋帝国出征燕京最终以全军覆没而告终。金帝国接到消息时大吃一惊，他们固然知道宋军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这种地步，这对他们是一个新的诱惑。

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帝国对宋帝国发动总攻，兵分两路南下，次年正月东路兵团渡过黄河，兵临宋帝国首都开封城下。向宋帝国索取黄金五百万两，银币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绸缎一百万匹的财物；并割让太行山以东七州和中山（河北定县）、太原、河间三镇后才撤军北去。六个月后，金帝国对宋帝国作第二次总攻，奉命阻击的宋帝国三十万国防军望风逃窜。金军一路势于破竹，才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华北近三十万公里的土地全部占领，并再度包围开封。这次宋帝国没有上次那么幸运，金军很快就攻克了这座设防坚固的城市。宋帝国皇帝赵桓，太上皇赵佶，和赵姓全体皇族三千余人，包括附马和宦官，被一队牛车运往三千公里外，朔风怒吼的东北五国城（吉林依兰），在四面透风的破草屋里啼饥号寒。黄河以北的中国自此并入金帝国的版图；宋帝国的残余势力则在淮河以南建立了苟安政府。黄淮之间的地带在两国之间几次易手后，最终也归于金帝国。

南宋政府在十二世纪六十年代和十三世纪初先后进行了两次北伐，试图收复失地，可每次都以军事上的惨败而告终。金帝国最后亡命于新兴的蒙古帝国手中。

三、与蒙古帝国的战争

十三世纪初，金帝国的藩属蒙古民族在他们的杰出首领铁木真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一二一一年，铁木真开始对金帝国用兵，很快把燕京以北的金帝国疆土全部征服，并于一二一五年攻陷了帝国的首都燕京。在给了金帝国致命一击后，铁木真放下这个衔在口中的猎物，和他的英雄儿子们统领大军西征，相继征服花刺子模（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西夏帝国、波兰、俄罗斯、波斯（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和美索不达美亚的辽阔领土，前峰直达中欧的匈牙利平原。建立起东西横跨一万公里，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第一次西征回军后，蒙古兵团继续对残余的金帝国用兵。历史开始重演，宋帝国和蒙古帝国结成军事同盟，金帝国在两国的夹攻下土崩瓦解。金帝国覆灭后，蒙古帝国开始对旧日的军事盟友南宋用兵，就如一百年前金帝国对北宋用兵一样。中国再度吞下同样的苦果，历史对某些人永远也起不到教育作用。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半个世纪，起初蒙古把主要力量用于第二、三次西征，只用少数兵力对宋帝国边境作无休止的攻击，促使宋帝国疲于奔命。在吞下所有的西方猎物后，蒙古兵团对宋帝国发起总攻，于一二七三年攻克了宋帝国的军事重镇襄阳，然后顺江东下，在安庆聚歼了宋帝国的主力部队，宋帝国海陆联军总司令范文虎率领残余部队投降。宋帝国的首都杭州在血腥中陷落。

这里有必要把两国的军事力量作一下对比。蒙古民族只有一百万人，即使全民皆兵也只能提供十二万五千战斗兵员。在攻击宋帝国之前，蒙古至少得把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用于防守东西长达一万公里的漫长战线，用于宋帝国的兵力不可能超过五万人。宋帝国的国防军则超过一百万人，力量相差如引悬殊，弱小的一方居然取得了全胜，如此强大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曾经强悍无比的大汉民族真的虚弱了，虚弱得让人难以置信。

四、和满洲民族的战争。

满族的祖先就是曾经征服了半个中国的女真民族。金帝国覆亡时，进入中国境内的女真人大部被歼灭，只有遗留在故土上的若干部落仍然存在，成为十七世纪在中国东北崛起的满洲民族的前身。

满洲民族在建国之前臣属于由汉人建立的明帝国。明政府对满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挑动满人不断地内斗，使之不能团结成一股威胁明帝国的力量。十七世纪初，满洲民族的一支建州女真（另两支是野人女真和海西女真）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首领努尔哈赤，他跟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开国大汗铁木真的遭遇几乎完全相同。他从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十三副盔甲和叛变逃亡的数十名部众，但先天贫血并不能阻止他走上英雄之路，他不久就成为一个受部众爱戴的军事统帅的政治领袖，完成了女真各部落的统一。纪元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羽毛丰满，对外正式称可汗，建立后金汗国，以继承覆亡于十三世纪他祖先们的金帝国大业。

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辽东，对明帝国发动一连串军事攻击。明帝国在山海关以外的土地相继落入后金汗国之手。

崇祯皇帝登基后，启用年轻有为的军事天才袁宗焕为辽东军区司令官。袁宗焕是满洲兵团的克星，在宁远让战无不胜的满洲铁骑第一次品尝了失败的滋味，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也在此役重伤身死。令人痛心扼腕的是：一六二九年，愚不可及的明政府中了满洲人的反间计，把袁宗焕绑赴刑场千刀万剐，不明真相的愤怒百姓争着把他的肉分吃了。明帝国的长城自此垮塌了，满洲兵团进入中国的大门敞开了。

一六三六年，后金汗国改称清帝国。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兵团攻克了明帝国的首都北京，自以为聪明绝顶的崇祯皇帝去煤山上了吊。铁匠出身的农民大将刘宗敏，用暴力抢夺镇守山海关防御清帝国的司令官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和昔日的宿敌清帝国结成军事同盟，邀请满洲兵团入关向农民军复仇。清帝国摄政王多尔衮大喜过望，当即抓住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亲自统率满洲兵团进入中国本土，把李自成的百万农民军击溃，接着又把明帝国的残余武装力量击溃，把整个中国并入清帝国的版图。到此为止，满洲民族对大汉民族的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大汉民族又一次站到了失败的一边。

满洲民族只有两百多万人，只能提供二十多万战斗兵员。当时的汉民族则有一亿人，可出动的正规和后备武装力量不下千万人。可汉民族却战败了，败得实在有点不够体面。

五、和西洋各国的战争。（一）、鸦片战争。

兵力对比：英军两千五百人；中国四亿人，能出动的战斗兵员。

战争结果：中国战败。割让香港，赔偿白银两千一百万两。（二）、英法联军之战。

兵力对比：英法联军：一万六千人；中国三亿五千万人（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把中国人打死了一个亿），能出动的战斗兵员。

战争结果：中国战败，首都沦陷。割让九龙半岛；赔偿白银一千六百万两。（三）、中法战争。

兵力对比：不详。

战争结果：中国单方面宣布胜利。法国内阁倒台；法国占领中国的藩属国越南；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四）、甲午中日战争。

力量对比：中国：四亿人，面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日本：四千万人，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中国海军排世界第七位；日本海军排位十二。

战争结果：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失去藩属国朝鲜；赔偿白银二亿两。

六、对外挫败的原因。（一）赵匡胤的军事改革极大地伤害了军队的战斗力。

赵匡胤是靠忠于他的军队和将领发动军事政变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其他军事将领有朝一日依样画葫芦地仿效他发动兵变，便着手对帝国的武装力量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1、为了防止边将拥兵自重，帝国的精锐部队——“禁军”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厢军”多是老弱残兵。当边疆发生战事时，临时调动一支禁军远赴一千公里外的边疆作战。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行军全靠步行。等到士兵急行军（且多半是在负重的情况下）一千多公里赶赴战场时，宝贵的时间浪费了，敌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我方则因长途行军后疲惫不堪而失去战斗力。

2、为了防止士兵效忠于他们的军事统帅和将领，统帅和将领都是临时委派，统帅和将令不熟悉，将领和士兵也不熟悉。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兵权交出，将领调往别的单位。在这样的指挥机构下，再多的部队也是一群乌合之众，战斗力受到极大伤害。

3、为了防止胆大的武将心血来潮时屁股发痒，军队的统帅由文官甚至由宦官担任（如童贯曾担任河湟军区总司令官）。文官担任统帅在现代化军队是一个惊人的进步，因为现代化战争需国拥有专门知识和大局观念；可在一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靠的是勇气和斗志，文官恰恰缺少这两样品质，在血雨纷飞的战场吓得不知所措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中国的文官知识面极为狭窄，除了儒家经典外什么也不懂（因为宋王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只考儒家经典），就更不用说懂战争了，因此文官队伍中几乎不可能出现什么军事专家。

项羽究竟是不是弃军而逃？

霸王别姬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笔者《霸王别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一文（以下简称《霸王别姬》）发表后，引来一些评论，其中郑志强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9日发表的《项羽并非“弃军而逃”的“懦夫”——兼与张剑锋商榷》（以下简称《商榷》），认为《霸王别姬》的论点与论据不当。通过对《商榷》的认真研读，笔者认为其中有许多不妥之处。《商榷》中说《霸王别姬》的观点是“惊天动地的论断”。这实不敢当。笔者之外也有人提出过相近论点。如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军事通史》就指出“项羽）丢下楚军残部，仅率800骑兵，连夜突围而逃……其余汉军围歼楚军残部”。这实际上说明项羽是弃军而逃，只是未作进一步分析。

项羽是弃军而逃吗

项羽逃了是没有疑义的，关键在于项羽逃的时候，垓下大营里还有没有相当数量的楚军。虽然《史记》中回避了对此的正面描述，但从相关史料分析，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整场战役的描述来看，项羽退守垓下前，只是“大败”，既没有楚军被围歼、也没有重要将领被擒斩的记载，而楚军还能在垓下设防固守——“壁垓下”。根据冷兵器战争的规律，楚军此刻不可能伤亡殆尽。其次，若被困垓下时楚军已所剩无几，那么正如《霸王别姬》中指出的“汉军也不用唱什么楚歌了，直接大军一拥而上灭了项羽即可”，而不是“围之数重”。再次，汉军发现项羽突围后，只派“灌婴以五千骑追之”。擒斩项羽无疑是刘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而他却只派了如此少的部队去追，不能不说是冒了风险的。刘邦在坐拥数十万大军的情况下，为什么甘冒如此风险？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霸王别姬》中说的“垓下大营中还有大量楚军”。可能刘邦认为消灭这支楚军才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也可能他还不确定项羽是否已逃走。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垓下大营都不可能是空的或只有少量残兵。

在《高祖本纪》里，司马迁也隐晦提到了项羽之逃是楚军最终失败的原因而非结果，“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

垓下楚军命运如何《商榷》中大量篇幅在讨论垓下楚军的命运，试图论证他们大多投降了。从整体来看，项羽逃走当夜，不会有太多楚军突围。到第二天刘邦决策以5000骑追项羽时，垓下还有相当数量没有投降的楚军。项羽逃走后，“平明，汉军乃觉之”。这只有在少数人员突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若像《商榷》所述，楚军在项羽逃走后一波又一波数以万计的往外跑，“围之数重”的汉军怎么可能不知道？

从具体事例来看，《商榷》的论述也漏洞颇多。“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丁公所率，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商榷》的论据是“项伯‘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以及丁公找刘邦去邀赏。这一逻辑关系使人费解。其实《史记》对其“功劳”已有明确记载，在《商榷》引用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就说到“汉王与项羽有纳于鸿门，项伯缠解难”，可见项伯封侯是因为在鸿门宴救了刘邦。而据《季布栾布列传》，丁公当年在彭城之战中曾饶了刘邦一命，所以才找刘邦去请赏。

再看《商榷》中“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眜、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其论据是“汾阳侯靳强条载：‘击项羽，以中尉破钟离眜，功侯。’”以及“根据《史记》对季布、钟离眜的记载看，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这也缺乏逻辑关系，靳强完全可能是在其他的时间、地点击破钟离眜。而从《史记》来看，充其量只能推论出钟离眜和季布未在垓下之战中被擒斩。《商榷》中认为“投降了灌婴军”的“由‘左右司马’率领的‘万二千人’”是垓下楚军的一部分，他们“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而从前述论证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也毫无依据。从《樊郦滕灌列传》来看这段描述与后面的下东城、历阳联系更紧密，可能是东城、历阳的守军。又据《项羽本纪》，在垓下战前“大司马周殷叛楚”。这左右司马也可能是周殷属下，但未随其叛楚，而是坚持到垓下之战后才投降。《商榷》还认为《高祖本纪》中的“斩首八万”不是垓下楚军，理由是灌婴的5000骑在垓下一战中就斩首八万未免有点太多。这是个误读。《史记》中“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和“遂略定楚地”并不是说后面两项都是灌婴和他的骑兵所为。否则其他汉将也太过无能了。垓下之战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而鲁后来也投降了，没有发生大战怎么斩首八万？垓下决战时项羽全部主力也只有十万，若别处还有这样忠诚的死士，为什么不让他们参战？按《商榷》描述，项羽亲率的主力纷纷投降，他根本瞧不上的“杂牌军”却在其死后还奋战到底，岂不荒谬？

韩信为布衣其志与众异

韩信，西汉开国功臣，淮阴（江苏淮安）人。韩信生于贫困家庭，由于性格放荡不拘，青年时期的韩信被政府机构拒诸门外，加上无经营谋生之道，常常依靠他人糊口度日，当地许多人都讨厌他。韩信寄食于漂母和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但韩信并非无能胆怯之辈，而是有远大志向的有为青年。太史公司马迁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人说韩信当平民百姓的时候，他的志向与众不同。何以见得呢？有一件事为证，韩信的母亲死了，韩信穷得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但韩信并没有草草了事，而是找了一个又高又宽敞的地方埋葬母亲，那坟地四周之大足可以安顿千家万户。司马迁亲自去韩母墓察看，发现果然如此。

韩信被封为楚王后，赐千金给“所从食漂母”，“召辱己之少年为楚中尉，”他对众将说出了当年忍受胯下之辱的原因：“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韩信要建功立业，怎么会杀一个无名之辈而葬送自己的前程呢？

行为知人

萧何对汉高祖刘邦说：“至如信者国士无双”

当初月夜追韩信，向汉高祖刘邦极力推荐韩信的是萧何，后来与吕后密谋杀韩信的也是萧何，所以后人才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感叹。

萧何曾两次向刘邦推荐韩信。第一次是刘邦入蜀时，韩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还犯了法，他和另外13人都被判死刑。行刑时，萧何是监斩官，前面13人都被斩杀，最后一个轮到韩信，韩信抬起头，看见萧何，他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萧何觉得此人非同一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于是向刘邦推荐韩信，但刘邦不知韩信有何特殊本领，只是任命他为掌管车粮的治粟都尉。

韩信不甘心当治粟都尉，又向萧何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估计萧何已向刘邦反映情况但仍不受重视后，韩信跑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向刘邦汇报，就亲自去追，一连两天不见人，把刘邦气得大怒。萧何回来后，刘邦问他追什么人去了，萧何说追韩信，刘邦骂起来，说：“十几个将领跑了你不去追，追这个韩信干什么？”这时，萧何再次郑重其事地推荐韩信：“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以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意思是说如果刘邦只是想长久当个汉中王，韩信就没什么用，如果想和项羽争天下，就非得用韩信不可。萧何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早已不甘心偏据一隅的刘邦马上就意识到韩信这个人非同小可，根据萧何的提议，刘邦举行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

相貌知人

辩士蒯通说韩信的相貌：

面相可封侯背相更大贵

楚汉相争之际，刘邦派韩信“北攻燕代，东伐赵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韩信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在这个时候，刘邦担心韩信有二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使征兵击楚。”项羽派武涉劝说韩信“三分天下而王之，”但韩信不忍背汉，武涉无功而返。

齐国的辩士蒯通知道“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劝说韩信搞独立，自己趁机谋个好职位。蒯通想用相术说服韩信。他对韩信说：“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问：“先生相人何如？”蒯通说：“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于是韩信叫蒯通给自己看相，蒯通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说完韩信的相貌特征后，蒯通又说了一番大道理，他说韩信“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如果不背汉自立，趁机三分天下，将来一定会很危险。但韩信坚信平定天下后刘邦不会亏待自己，不接受蒯通的劝说。

霍去病六击匈奴

霍去病六击匈奴、每战皆捷，说他天幸也好，说他处处有优先权也好，但不要忽视他每一次孤军挺进，每一次面对强敌，每一次以少战多时所承担的凶险、困难和艰苦卓绝。这绝对是需要大决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才能做到的。

一，初战：小试锋芒、崭露头角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尚不满十八岁，以骠姚校尉衔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即历史上的漠南之战），由于霍的一再请战，卫青挑了八百名勇壮骁骑归其指挥，初披战袍，霍少没有任何实战和指挥经验，凭一腔热情和血气之勇带着八百精壮离大军数百里，偷袭得手，“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捕季父罗姑比”，大胜而还，战果空前，消息传来汉武帝十分高兴，赐封“冠军侯”，取其勇冠三军之意。

此战，霍去病年青、骁勇，没有经验，能一战封侯确实有运气的成份，八百骁骑虽然悍勇，但大漠中敌我不明，极可能遭遇匈奴主力，被聚而歼之、血本无归，（汉匈战争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苏建、李广都有这样的经历，赵信也是在寡不敌众部下将尽的情况下复归匈奴的），而且出发时也没有明确目标，基本是寻敌决斗，长途奔袭，打的是遭遇战、突袭战，勇则勇矣，实在是险到了极点，也许是天赐名将，战争要催生这样的一代名将，便不会让他湮灭在自己的处女作里，而是送了他一个大胜利。

但是此战对霍少和整个汉军来说意义重大，那就是长途奔袭战术小试锋芒便显示其巨大的威力，霍去病误打误撞，无意中走对了路、摸对了门，对于霍这样的军事天才来说一次胜利可以总结的地方太多了，从此后轻装简从，长途奔袭的战略思想成为霍的主要对敌战术并在以后的历次战役中屡试不爽，成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这里也总结一下长途奔袭战法的基本条件：部队必须骁勇，要求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行动迅捷，出击凶猛、号令严明、整齐划一，几百人乃至数万人进退有如一人，机动性强，快打快收，决不恋战。而长途奔袭战的性质也决定了其必然是以少打多，人多了，部队缺乏灵活性和机动性，闪击战的迅疾和暴突威力就发挥不出来，所以观霍的以后几次战役虽然统兵越来越多，但其以少打多的性质从来没变过。

一代名将横空出世，这位大汉朝最耀眼的将星甫一出场就以其势不可挡的锐气、充满新意的战法、崇尚进攻的风格昭示了汉匈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击阶段，汉军横扫大漠，称雄塞外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二，首战河西：一战功成，铁军立威

初战令霍去病脱颖而出，所以在下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他成为汉武用将的首选人物，在这里与其说霍去病喜欢冒险，不如说汉武本人更喜欢冒险，骠姚校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汉武的这次河西之征任用年仅十九岁的霍去病为主帅单独统兵一万进击河西多少有些试探的成份，让霍去病去放手一搏，碰碰运气，很同意他的观点，汉武急于打破双方各占胜场的胶着状态，渴望均势的突破，放眼朝中诸将，最能贯彻他战略意图的恐怕就是这个天赋极高而尚缺火候的冠军侯了。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从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出发，攻打匈奴。霍去病果然不孚众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逾乌盭，讨脩濮，涉狐奴，历五王国，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

这是霍少闪击战术的首次正规大兵团试验战，结果大获全胜，战果辉煌，一扫过去与匈奴战争的颓势，取得空前的成功，霍少终于有机会完全按自己的战术思想单独指挥一支劲旅打了一场漂亮的运动战，在他之前恐怕没有哪一次的战役，哪一个将领以这样的大兵团打过这样的大穿插、大迂回战，六天中转战五国，长驱直入，高歌猛进，集中优势兵力在连连攻破河西的五个部落后，避开浑邪、休屠二王的正面防御工事，悄悄沿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东急驰1000多里至皋兰山（今甘肃兰州市南），合短兵与卢候、折兰二王鏖战于皋兰山下。

霍去病用兵灵活、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军无定势，不按常理出牌，在运动中屡出重拳，闪击制胜，打得匈奴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对于其神出鬼没的运动战很不适应，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河西大捷为汉军的大兵团长途奔袭战术提供了可贵的实践机会，也证明了该战术的正确性和可操作性，汉军因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对相应的后勤补给、粮草武器运输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初步获得了解决方案。

而皋兰山一役则是双方真正的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拼杀，霍去病挥师东进，在皋兰山与以逸待劳的卢候、折兰二王主力接战，是一场真正的正面战、攻坚战、近战、血战，此战霍去病部毫无取巧之机，相反以少打多、以疲打逸，战斗打得异常酷烈，虽然最后力斩卢侯、折兰二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己方也损失惨重，一万人的队伍，最后回师时不足三千，可以想见当时战斗的惨烈程度，但霍去病顶住了对手反扑的凶猛气焰，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和血战到底的决心带领全军前赴后继、奋勇拼杀，真正当得起其冠军侯的称号。

经此一役，汉军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实力，而匈奴也算是真正领教了汉军的悍勇，汉军打出了信心，打出了威风，此后不再惧怕以少打多，虽然损失惨重，但经过这次血的洗礼的幸存者会成为抗匈的中坚力量，对于那些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又回来的勇士来说，应该已经没有什么能令他们害怕的了。霍的军队从此树立起顽强、勇猛、奋不顾身的军风军威，并形成了进攻、进攻、再进攻，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半步的强悍风格。

而霍少经过此次战役也奠定了其当朝第一勇将的地位，并在军中以无可争议的事实树立起威信，至此属下诚服，众人钦佩，对于其统兵的能力已无可置疑。

而第一高兴的当然还有汉武帝，这是一场他久盼的胜利，他要用铁的事实告诉那些保守的大臣们，主动出击，深入敌后，彻底击溃匈奴，将他们赶出大漠才能永久解决汉匈边关之争，完成其鸿图霸业，而这个目标很快就能实现。至此朝中保守的、反战的、主和的、冷眼旁观的诸口皆闭，无人再敢说三道四，长途奔袭战略获得普遍认同。

三，河西二战：大局初定，收复河西

由于霍去病河西首战的成功，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于同年夏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争，意在趁热打铁，完全剪除河西匈奴势力，将河西地区牢牢地控制在汉王朝的版图中。

这一次霍去病与公孙敖将兵数万，从北地郡（在今甘肃环县）出发，分头进击，另派李广、张骞率一万多人从右北平出发，牵制左贤王部，配合霍去病西征行动。从战术安排来看，霍的主攻地位十分明显，无论公孙敖还是李广、张骞俱是策应作战，可别小看了这种战术搭配，事实上它已是后来漠北决战的雏形。

公孙敖部因迷失方向未能参加作战，霍去病遂帅部孤军深入，“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这一仗霍去病到底统兵几万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估计应该至少在二三万之间，作为一支旨在彻底摧毁河西匈奴的主攻部队，加上当时霍军精英尽出、兵强马壮，以一敌三、锐不可当的战斗力，霍虽然是孤军深入，失去了公孙敖部的配合策应，但情势却不如河西首战时那么凶险，加上经过第一次的大战，汉军此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出师前又作了充分的准备，一战时暴露的所有问题诸如地形地貌、水源粮草、后勤补给等等俱有了妥善的解决方案和防备措施。而且一战所取得的震慑力有助于两军对垒时局面的突破。反观匈奴方面由于一战落败，元气已伤，信心已挫，两军尚未交战，心理上已输了一截，到一交手，胜负立分。所以说河西二战的胜利实非天幸，仅仅用“去病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去病”来解释其突出的战绩实在有些失之公允。

祈连山麓一役，匈奴大败，不得已退往焉支山北，河西大局即定，汉王朝终于获得了对这个丰美牧场和咽喉要冲的彻底控制权。如此，战局发生大扭转，从互有胜负到汉军占优，匈奴人开始对霍闻风丧胆，从此染上了恐霍症，无人敢撄其锋。匈奴人唱出了这样的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霍少指挥能力大增，成长为优秀的军事统帅应该在这一次，这时其对统兵已变得驾轻就熟，判断、分析、决断，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出击时机的拿捏等已臻成熟。两次大捷，霍军框架已成，一批军中人才牢牢凝聚在霍周围，一个战斗力极强的集体已然成形。

四，河西受降：战神天威，偶露峥嵘

始终都没有搞明白，河西受降，汉武为什么派的是霍去病，而非相对怀柔的卫青，对于浑邪、休屠二王来说，要面对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如同恶梦般人物的接降汉使实在有些尴尬和恐怖。霍去病领兵一万，渡过黄河与浑邪众相望，军威凛凛的霍军大概是让这批新遭重创的匈奴人又一次想起了霍少军刀的滋味，不由溃散奔逃，千钧一发之际，霍直入浑邪王营账，令其诛杀哗变士卒8000，制止了骚乱，压住了阵脚。一场一触即发的兵乱终于消于无形。

营账中的浑邪王也不知在短短的时间内心事经历了多少百转千回，宿敌距离如此之近，近到可以听到他的心跳声，他带的随从不过数人，此时杀之不但得报大仇而且还能向单于邀功，汉朝失了此人，匈奴也许永无祸患，但为什么浑邪王始终都没有冒险一击？也许他忌惮营账外一万强大的汉军，还是战神天威的眼神，偶露的峥嵘？他的心跳还是如此沉稳有力啊，稳健到足以让浑邪王打消任何冒险作乱的念头。

霍少一生征战，处处行险，但险中之最险的恐怕要算这一次，心理战尤胜于真正的交战，霍少控制大局的能力和临危不惧的胆色千载之下仍令人叹服。

五，漠北决战：巅峰之作，盛世称雄

仗打到这个份上，汉匈双方都知道决战的时刻到了，元狩四年（前117年），武帝为彻底消灭匈奴主力，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辎重几十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关于这个漠北之战自古以来评说纷纭，原因是这里面发生的故事颇多，稍知道历史的都知道，本来是以霍军决战单于的，却出了情报错误，至使精心安排的对局变成了阴错阳差，卫青对上了单于，霍去病却只好拿相对较弱的左贤王部出气，后来李广又死了惹出了一场家族间的世仇，弄得卫霍二人千百年后仍不得解脱，还有汉武帝战后封赏的不公，象是故意搞事，霍军一封再封，皆大欢喜，而卫青兵团虽历经苦战却寸功未得，全军无赏，更有甚者，复设大司马一职，却让卫霍同任大司马，卫青虽贵为大将军，但实权全跑霍去病那里去了（有些跑题了）。

不过单从战争的层面分析漠北大战确实是西汉王朝的经典之作，这一仗卫青用武刚车杀败单于，霍去病更是追击左贤王部数千里直至狼居胥山封山而还，将汉武一朝的武功军威推至极致。打到漠北决战，霍军的胜利已经根本不存在天幸的成份，五万精骑乃一支无敌王师，基本是见谁灭谁的实力，胜负其实早在开局之前已经决定。这个时候霍少的指挥才能，全军的运作都已不存在任何悬念，左贤王部被一路追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霍这时的统兵才能已达化境，如此大战，杀敌七万之多而己方损失不过十之二三，难得啊！汉武之所以举全国之兵，穷一国之力而要毕其功于一役也是出自对霍的能力的无比信任。“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大限度地杀灭匈奴有生力量，并将其彻底赶出大漠，使之数十年内无力犯境，霍少贯彻武帝的北逐匈奴方针可谓彻底，汉武一朝，到了这一次的征战之后，兵威之盛，一时无敌。至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这个马背上的强悍民族终于在强大的西汉王朝的倾力打击下，在霍去病、卫青、李广这样的不世名将的铁血征阀下引马而去，不窥阴山。

此战，霍去病可谓战功彪炳，登峰造极，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情报有误，错失单于而抱憾终生，曾经看过不少关于两强相遇的假设，也有人提出若真的遇上单于大军，霍军是否一定取胜，我认为这种怀疑是多余的，以当时霍军装备之精良，霍军战斗力之强大，霍对战争于生俱来的敏锐和得心应手，以及霍在军中无以伦比的权威和掌控能力，霍军取胜当不成问题。当然了，霍没碰上单于，心里也郁闷得很，一路追杀左贤王到天边也是一种发泄和驱策吧。窃以为此战霍少其实并未尽兴，不能和自己最心仪的对手过招实在很不爽，军士无事可做就去挖土增山吧，以后没对手了，手痒时也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了，寂寞啊，独孤求败啊！

六，补充：其他因素

以上我们沿霍少的历次战役一路寻来，觉得他随历次战役的成长脉络清晰可见，时势造英雄，这位军事天才生而逢时，正碰上汉武这样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两大民族间酝酿已久的殊死决战，伟大历史时刻的风云际会，再加上他以外戚的身份为汉武赏识，得以弱冠之年崛起于行伍，建功塞外，即有天幸，更靠的是他个人把握机会的能力。

这里还想补充一下霍少成功的其他因素。公平地说霍少比其他人是多些客观优势，每次大战兵马都让他先挑，“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去病”，麾下甚少成名人物，下属称心，符合他说一不二，令出即行的独断作风，霍少个性强硬，心狠手辣，军中大多数人对其即敬又怕，这种人统帅的军队战斗力往往比慈眉善目的将领统帅的军队要强上几倍。再加上汉武对其无条件的支持，不仅在装备和后勤保障上，关键还在信任和放手上，霍少脾气刚硬，羁傲不驯，牛劲上来时连皇帝都顶，“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出征塞外很少上报过程，一副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架势，故汉武没有象对卫青那样咬耳朵，用谁不用谁。不过呢这也与其于生俱来的霸气有关，虽然令人叹服，但只适合他自己，而且有一个就够了，不然满朝文武都跟着学样，个个梗着脖子，看武帝不大开杀戒才怪。

中国历史，历来成王败寇，霍少年纪轻轻就成不世之功，达不到的人当然要说此乃天幸，对此不多做争论，我感兴趣的是霍少如果活得久一点，在汉武以后的用兵中一定还有出场机会，他会不会有失败的时候？虽说“胜败兵家事不期”，但以我对霍少个性的分析，这个霸气十足，天赋极高的人如果落败恐怕很难象其他人那样卷土重来，他象极了项羽，一生只求一败，一生只堪一败，一败便是一生。

重臣：霍光

公元前119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北塞，大破匈奴，奏凯而归。在河东郡的一座普通民宅里，霍去病执意逗留了三天，使得这个几乎被人所淡忘的宅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非凡的景象。霍去病走的时候依依不舍，同时身边还多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却说这孩子身材矮小、瘦弱不堪，但他两眼十分有神，并且十分机敏。一路上，他什么都觉得希奇，并且都要问一问，霍去病丝毫没有一点厌恶之感，总是有问必答，耐心地给他讲解。

到了京城长安，这个孩子完全被庄严的王宫、整肃的侍从队伍、严格的礼节所震慑，不敢多行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老是跟在霍去病的身旁，朝中群臣都感到奇怪。这时，还是霍去病解开了谜底：这孩子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长在乡野，不懂礼节。

然而正是这个诚惶诚恐进宫的小孩，却在日后成为了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两次从困境中拯救了汉朝皇室，为汉宣帝时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认兄得官　受诏辅政

霍光（一公元前68年），字子孟，生于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父亲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县吏，经常到平阳侯家办理事务，并与平阳侯家的侍女卫少儿相爱，私自定婚，生下霍去病。不久，霍仲孺的吏事结束，回家娶妻生了霍光，于是同卫少儿断绝关系，不相往来。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得到汉武帝的宠幸，被立为皇后，卫氏也因此满门富贵。霍去病也因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身份高贵起来，并且得到武帝的宠幸。

霍去病得到武帝的重用，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屡立功勋，年纪轻轻就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虽然功勋卓著，但他长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卫少儿很痛恨霍仲孺的绝情，一直不肯对儿子说明真象。后来在霍去病一再追问之下，卫少儿见儿子已经长大了，这才给他讲明了情况。霍去病是个孝子，他很能理解母亲的心情，但又很想见一见自己的父亲，去问候一下他老人家。碰巧这时他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去攻打匈奴，路过平阳县，他派遣官吏迎接霍仲孺到官舍相见。霍仲孺诚惶诚恐，快步走进屋，向前拜见霍去病。霍去病赶快迎上前去拜见父亲，并下跪说：“去病没能早早知道是您的儿子啊！”霍仲孺伏在地上，叩头说：“老臣今天有幸见到将军您，这是老天的安排啊！”彼此相认以后，两人又好好谈了半天，只因军务在身，不便久留，霍去病于是给父亲买了很多田宅、奴婢以后才离去。

得胜而归后，霍去病特意弯道又去看望父亲，并顺便把霍光带到长安，这才有开头的那一幕。霍去病保举霍光为郎官，逐渐升到诸曹侍中。霍去病英年早逝后，霍光又相继任奉东都尉、光禄大夫。皇帝出行，他就随侍车驾；皇帝在宫内，他就侍候在身旁。霍光出人宫禁二十多年，小心谨慎，没有犯有过错，深受汉武帝的信赖。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戾太子刘据（武帝长子）被陷害致死，武帝认为次子燕王刘旦及其弟广陵王刘胥都有很多过失，不能继承皇位。当时武帝年事已高，宠姬钩戈夫人生有男孩叫刘弗陵，武帝很是喜欢这个小儿子，打算立他为太子。但是弗陵年幼，要有大臣辅佐才行。汉武帝考察群臣，发觉只有霍光最值得信赖，而且老成持重，能够担当起托孤的重任，可以把社稷委托给他。武帝于是指派宫内画工画了一幅周公抱着成王使成王面向前方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赐给霍光，霍光不知其意。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武帝游五柞宫时，不幸染病，不久，病情恶化。霍光随侍在武帝身旁，流着眼泪问道：“如果有不可避忌的事情发生，谁可以嗣立为皇帝呢？”武帝说：“您难道没理解以前赐给您的那幅画的含义吗？立小儿子刘弗陵为皇帝，您按周公的故事辅政就行了。”霍光赶忙叩头辞让说：“臣不如金日碑。”金日碑说：“臣是外国人，不如霍光。”武帝于是下诏令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金日碑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都在武帝卧室里正式接受任命，按遗诏辅佐少主。第二天，武帝去世，太子继位，是为汉昭帝。

话说在此之前，也就在后元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和弟弟重合侯莽通因为戾太子事件，害怕被诛杀而起来谋反。当时，霍光、金日碑和上官桀一起平定了这次叛乱，功劳还没有著录封赏。武帝病危时，封存了一份加盖印玺的诏书说：“皇帝去世后，拆开玺书按玺书的内容办事”。武帝死后，拆开诏令，命令封金日碑为柁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都是根据以前捕杀造反者的功劳封的。当时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在宫中侍奉皇帝，扬言说：“皇帝病的时候我常在他身边，哪里有遗诏封他们三人的事。这些家伙完全是自己互相抬高罢了。”霍光听说这件事后，严厉责问王莽，王莽被迫含泪用毒酒毒死了自己的儿子。

专断政事　清除反叛

昭帝即位时才8岁，政务都由霍光决定。此时正值多事之秋，此前，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府库的余财。与此同时，武帝在其中后期，大兴土木，修宫室，为了便于他巡游，因此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加上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广大农民贫困破产，无以为生，流亡者越来越多，终于导致了天下动乱。

霍光执政后，深知国家当务之急，他继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减轻农民租税徭役负担，与各少数民族修好，减少边境民族冲突，这样才算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经过多年的努力，人民财富有所增加，民族关系得以协调，社会矛盾趋于平缓。后来宣帝还继承昭帝的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借给贫民耕种，同时，减免田赋，降低盐价。这些措施，使得阶级矛盾进一步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从而奠定了汉宣帝中兴的坚实基础。所有这一切，都与霍光的功绩分不开。因为，他才是这些政策的真正策划者和执行者。

霍光不仅专断政事，调整汉的经济政策，而且在政治地位上不断巩固自己，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武帝遗诏让霍光、金日碑和上官桀共同辅佐幼主，不久，金日碑病死，由霍光和上官桀共同辅政。霍光和上官桀之间有着姻亲关系，霍光的大女儿是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妻子，彼此原本亲密无间，霍光有事或出宫休假期间，上官桀就入宫代替他处理政事。

但过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个女儿，年方5岁，与昭帝年龄相当。上官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作为皇后。霍光认为外孙女年龄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通过昭帝姐姐鄂邑长公主，把上官安的女儿收入后宫，几个月后，就被立为皇后。不久，皇后的父亲上官安就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

上官桀父子位高权增之后，对长公主十分感激。公主私生活不严肃，与河间的丁外人私通。上官桀、上官安想为丁外人求封爵，希望依照国家关于列侯娶公主的成例把丁外人封为列侯。霍光不同意。他们又为丁外人求取光禄大夫的官职，霍光又不司意。因此长公主对霍光大为怨恨，而上官桀屡次为丁外人求官爵而不得，也很惭愧，心里想，从先帝（指汉武帝）时开始，自己已经是九卿了，官位在霍光之上，现在自己与霍光都是辅政重臣，皇后是自己的亲生孙女，霍光只不过是外祖父，他反而一人专制朝廷政事！从此，他们也很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亦常怀怨恨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创始酒、盐、铁专卖官营制度为国家兴利，居功自傲，想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并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发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他们各怀鬼胎，却还是为共同的预谋走到了一起来。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八月，上官桀等人让一个冒充是燕王使者的人向朝廷上书，以燕王的名义攻击霍光“专权自恣”，并列举了他的三大罪状：其一，霍光到长安东郊广明乡去主持郎官和羽林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路途中他像皇帝出行时那样的威严，吃饭时让皇帝御膳房为他提前准备饮食。其二，霍光赏罚不公，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达二十年而不投降，回国以后只是被任用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没有任何功劳，却当上了搜粟都尉。其三，霍光擅自调动、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而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怀疑霍光别有企图。表示愿意交出燕王封爵，入宫值宿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份奏章是乘霍光休假之机呈送给皇帝的。上官桀打算，从宫里把这件事下交给主管官吏查办，桑弘羊负责和各大臣共同胁迫霍光退职。所谓燕王书信上奏以后，昭帝并没有向下转发查处。

第二天早上，霍光知道了上书这件事，留在殿前西阁的幽室里不肯进殿。昭帝问：“大将军在哪儿？”左将军上官桀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行，所以不敢进来。”昭帝下诏叫霍光进殿。霍光进殿后，取下头上的冠帽，叩头谢罪。昭帝说：“将军请戴上冠帽吧！朕知道信是假的。将军没有罪。”霍光心中一喜，还是很惊讶地问道：“陛下怎么知道的呢？”昭帝说：“将军去广明检阅郎官，是近日的事。调校尉以来还不到十天，燕王远在数千里以外，怎么来得及知道呢？况且将军您一定要反，也不会在乎多一个或少一个校尉吧！”这时昭帝才14岁，却能如此识别贤愚，明辨是非，着实使在场的尚书及其身边的人都感到惊奇不已。这时，那上书的人果然已逃之夭夭了。皇帝命人追捕，上官桀等人害怕机密泄露，于是对昭帝说：“小事不值得穷追不舍。”昭帝坚决不同意。不得已，上官桀派人把上书的人杀了，然后制造假证，说他是畏罪自杀，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其实霍光心里明白，这后面有台柱，只是暂时不便明说，但他提高了警惕，不轻易去休假，尽量不树敌。

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诬陷霍光。昭帝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委托他来辅佐朕，敢有诽谤他的，要治罪！”从此以后，上官桀再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上官桀等人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于是密谋叫长公主设酒席请霍光，暗伏兵士，杀掉霍光，乘势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的父亲燕仓得知这个密谋，立即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畏事不敢揭发，于是告诉给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立即将此密谋报告给霍光。霍光震惊不已，当即采取断然行动。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都以谋反罪而被处死，并诛灭了他们的宗族。长公主、燕王旦都自杀而死。在这次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争夺战中，霍光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从而也奠定了他更为坚实的政治地位基础，为日后推行他的政策和主张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这次政变被粉碎以后，霍光威震全国，昭帝对他更加信任，直到昭帝成年以后，继续委任霍光主持国政。昭帝时，霍光主政达十三年之久，百姓富足，四夷归顺。

立废昌邑　定立宣帝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没有儿子。武帝的六个儿子中独有广陵王刘胥在世，群臣讨论该立谁为皇帝时，都有意立广陵王。广陵王本来就是因为行为放纵、不合正道，才不被武帝选用的，所以霍光听了大家的议论后犹豫不决。这时有个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黜太伯而立王季，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都是只看合适才立。即使是废黜长子而立少子也是可以的。广陵王不能继承帝位。”此话正合霍光的心意，霍光把郎官的上书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于是把这个郎官提拔为九江太守。当天，霍光奉皇太后诏令，派遣行大鸿胪事的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去迎接昌邑王刘贺。

刘贺是汉武帝和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的孙子，是哀王的儿子。到长安后，即位为皇帝，但是他行为放纵，淫乱不堪，举动无节，政事失当。霍光见昌邑王荒淫无道，非常担忧，于是单独询问大司农田延年，这事该怎么办。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既然知道这个人确实不行，为什么不向太后说明，另选贤明的加以拥立呢？”霍光很是疑惑地说：“现在想这么办，在古代有先例吗？”田延年说：“伊尹做殷商的相，废黜太甲来安定宗庙社稷，后世称颂他的忠诚。将军您如果能够办好这件事，也就是汉朝的伊尹啊！”霍光深以为然，又给田延年加官“给事中”。让他可以进宫议事，紧接着就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合谋，召集公卿大夫在未央宫共同议事。

会上，霍光说道：“昌邑王行为昏庸淫乱，恐怕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怎么办？”群臣全都大惊失色，谁也不敢发言，只是随声应付，不置可否而已。这时田延年离开座席走上前，接着剑慷慨陈辞道：“先帝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将军，又把天下托付给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明，能保刘氏子孙的平安，现如今臣民扰乱不安，国家行将崩溃。而且汉朝历代相传，谥号里都有孝字，意思就是要长保天下太平，让祖先能享受子孙的祭祀啊！如果让汉家断绝了祭祀，等将军死了，他又拿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接着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今天的讨论，不能有一会儿的耽搁。群臣中有谁赞成得晚一些，就请让我杀了他！”霍光谢罪说：“九卿对我的责备是正确的。天下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我应当受到责备。”于是参加会议的都叩头说：“百姓的命运都在将军一个人了，我们都只听将军的安排。”

会议当即停止，霍光立即率群臣一起去谒见太后，并向太后详细禀告了会议的情况，并认为昌邑王荒淫迷惑，失掉了帝王礼仪，扰乱了汉家制度，不能继承帝位。皇太后对昌邑王的行为也很不满，现在霍光等人有意废黜昌邑王，她没有任何异议，当下表示同意和支持。

随后，皇太后乘车驾到了未央宫承明殿，并下令未央宫各处守门官兵不许放昌邑王手下的群臣进宫。昌邑王到太后处朝见回来，乘上车辇准备回温室殿。中黄门的宦官各把住一扇门，昌邑王进去，门就随即关闭，昌邑王的群臣不能进门。昌邑王说：“这是怎么回事？”霍光跪下说：“有皇太后命令，不让昌邑王的群臣进门。”昌邑王说：慢一点好不好，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呢？与此同时，霍光已派人把昌邑王的群臣驱赶到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带领羽林军逮捕捆绑了两百多人，并将他们送到廷尉和诏狱去看管。往日昭帝时的侍中中臣侍卫看守昌邑王，霍光告诫他们要小心看守：万一仓猝间昌邑王死掉或自杀，就让我对不起天下人了，且有弑君的罪名。

当时昌邑王还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废黜了，于是问身边的人说：“我原有的群臣从官怎么得的罪，而大将军要把他们都抓起来？”这些人都不吭声，昌邑王正准备发脾气，这时传来太后命令：召见昌邑王。昌邑王听说要召见他，心里有点怕，就说：“我得了什么罪而要召见我？”话虽这样说，他还是硬着头皮进了承明殿。

昌邑王进到殿中，一下子被那威严的架式吓得趴在了地上。只见太后穿着庄严的礼服坐在大账里，两边几百个侍从都手持武器，皇宫侍卫武士都拿着戟排列在殿陛之下，群臣按次序上殿。霍光和群臣联名上奏，弹劾昌邑王，要求太后下诏废刘贺为庶人，太后同意了。

昌邑王一直伏在太后面前聆听诏书，最后霍光命令昌邑王起来拜受皇太后诏令。昌邑王早已吓得面如土色，不过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于是说道：“听说天子有诤谏臣7人，即使无道胡为，也不至于丢失天下吧！”霍光说：“皇太后已下令废黜，哪里来的天子！”于是走过去抓住昌邑王的手，解去他的玺绶，奉交给皇太后，然后又扶昌邑王下殿，出了金马门，群臣随后相送。昌邑王见实在是无以挽回这个局面，于是面向西拜首说：“我愚蠢，担任不了汉朝的大事。”站起身登上乘舆副车。霍光一直送他到昌邑王在长安的官邸，道歉地说：“王的行为自绝于天，臣等无能，不能以死报效王的恩德。臣宁愿对不起王，而不敢对不起国家。愿王自爱，臣永远不能同您再见面了。”说罢流着泪离开了。

不久，昌邑王就被遣送回昌邑，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仅仅只有二十七天，他就从位极天尊的皇帝宝座上跌落，成为一个湮没无闻的平民百姓。这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也足见霍光影响之大，他的为政艺术着实令人折服。昌邑群臣因为犯了放弃辅导职守、引诱昌邑王干出坏事的罪，霍光为不留隐患把他们一行200多人全部杀掉。当兵士押着他们赴街市处刑时，他们大声呼喊：“该断不断，反受其乱！”

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商议迎立新君，并在掖庭中会集丞相以下官员讨论确立人选。当时武帝的子孙中，齐王早死，没有儿子；广陵王刘胥已经在以前决定不用了；燕王刘旦由于谋反而自杀，他的子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近亲唯有戾太子的孙子已在民间，号皇曾孙，民间都称赞他贤明。这时，光禄大夫丙吉上书说，皇曾孙已有十八九岁了，而且通经术，为人节俭，慈仁爱人，请求霍光拥立他。杜延年也认为皇曾孙德行美好，力劝霍光、张安世拥立。霍光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在这年九月，霍光会同公卿大臣上奏太后立皇曾孙为帝，皇太后下诏同意了。

霍光于是派宗王刘德到皇曾孙的家乡尚冠里去，让皇曾孙梳洗干净，然后赐给他皇宫里的衣服。太仆驾着轻便的轮猎车来迎接曾孙，到宗正府举行斋戒，进未央宫谒见皇太后，被封为阳武侯。过了不久，霍光捧上皇帝的玺绶，皇曾孙在拜谒高祖庙后正式继位，是为汉宣帝。

宣帝即位后不久，即下诏褒扬霍光“安宗庙”之功，命令把河北东武阳1.7万户加封给霍光，连同以前封的共为2万尸。另外，前后赏赐计黄金7千斤，钱6千万，杂色绸缎3万匹，奴婢170人，马两千匹，最好的住宅一所。

教导无方　霍家败亡

自昭帝时到宣帝初年，霍光的子弟亲属都占据朝中要职，总揽兵权。霍光的儿子霍禹及霍去病的孙子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统率外族归附的军队，他的两个女婿为东西宫的卫尉。霍家的女婿、外孙都享受参加朝会的优待，分别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职务。霍氏亲族党羽联成一体，在朝廷中像树根一样牢牢盘踞着，一时之间，贵显赫无比。

霍光的夫人霍显并不知足，妄图使霍家的声势更加显赫，保有更坚实的基础。宣帝刚即位时，册立其做平民时娶的妻子许妃为皇后。霍显想使小女儿成君有尊贵的身份，于是私自指使妇科医生淳于衍用毒药毒死许后，并乘机劝霍光把成君送进宫，代替许后立为皇后。当初许后突然死亡，官吏们逮捕了各有关医生，控告淳于衍治病时无礼，犯了“不道”之罪，并将他关进了监狱。狱吏审讯很急，霍显怕事情败露，就把实情原原本本告诉了霍光，霍光非常惊恐，想自己去检举，又不忍心，正犹豫不决的当口，这时恰逢狱吏的奏章送上来了，他就在奏章后写上了“淳于衍不要定罪”的批语。这样，狱吏也不能说什么了，只能胡整了别的庸医，将这件事搪塞过去。虽然霍家凭着权势暂时逃脱了毒死许后的责任，但潜在的危机太多，随时可能触发。

霍光从武帝后元时，就掌握国家大权，到宣帝即位，霍光曾经请求归还大权，宣帝谦让不肯接受，还是让大臣们先将各种事情报告给霍光，然后才呈报给自己，霍光每次朝见，宣帝都以礼相待，谦虚得都有些过分。这是真正的敬意吗？不是。宣帝刚即位时，去谒见高祖庙，霍光陪从在身边作骖乘，宣帝内心很恐惧，好像有芒刀扎在背上一样不安。以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做骖乘，天子就精神放松，身体舒展，感到安宁和妥贴。可见宣帝对霍光只是敬而畏之。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病危，宣帝亲临霍光家伺候，还为他流了泪。霍光上书谢恩道：“希望从我的封邑中付出3000户，请皇上拿去封我哥哥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宣帝立即把这份申请交给丞相、御史大夫去办，当天还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以告慰霍光。

没几天，霍光就去世了。宣帝和皇太后亲自去霍光灵柩前吊祭。葬礼非常隆重，太中大夫任宣和侍御史等5人持符节主持丧事，并在坟边设立临时办事机构。皇帝赐给霍家大量金钱、绸缎丝絮，100条绣被，50箱衣服和璧、珠玑、玉衣、梓木棺材等，完全采用皇帝丧葬制度的规格，又用韫车京车载送霍光灵柩，用皇帝乘舆专用的黄屋左纛。同时调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的士兵充任仪仗队，从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为霍光送葬，并赐给霍光宣成侯的谥号。葬礼完成以后，宣帝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禹承袭博陆侯的爵位。不久，又封霍山的哥哥霍云为冠阳侯。

霍家地位虽然高贵，但因霍光教导无方，导致其后人骄奢淫佚。霍禹继承博陆候的封爵后，太夫人霍显改建自造的墓地，扩大了规模，建造三出阙，筑神道，并与管家的奴隶冯子都私通，生活相当糜烂。同时霍禹、霍山也都整修住宅，在平乐馆赛马取乐。霍云在应该朝见皇帝的日子，多次托病不去，私下带着宾朋好友到黄山苑去游猎，而派奴仆代表自己去朝见，竟然没有谁敢指责他。霍显和她的几个女儿还不分昼夜地随意进出太后住的长信宫殿，没有时间的约束。

霍光去世后，皇帝才开始亲自处理朝政。御史大夫魏相曾经上书，认为霍家倚仗权势，骄奢放纵，应当损夺其权，宣帝也深以为然。后来霍显与淳于衍合谋毒死许后的事情渐渐泄露出采，宣帝也听说了这件事，但一时也不明真假，于是把霍光的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为光禄勋，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城去做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把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调为蜀郡太守，调霍光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不久，又调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文汉为少府。接着任命霍禹为大司马，但只许戴小冠，没有印绶，同时撤销他的右将军该统领的营兵和下属办事机构，只是让霍禹的官名和霍光一样，都是大司马罢了，有职无权。不久又收回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绶，只任光禄勋，又收回三女婿的骑都尉印绶，将他改任文职。与此同时，宣帝将羽林军和两宫卫军的各个带兵将领全都换上了自己的亲信。

霍显、霍禹、霍山、霍云等人自从发现权力被一天天削去，多次相对哭泣，互相埋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显等人密谋发动政变，密谋被人告发后，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霍显、霍禹、邓广汉被捕，霍禹被腰斩，霍显及其多个子女都被斩首示众。唯独霍皇后只被废黜，居住在昭台宫。这时，同霍家有关系而被杀的有数千家。至此，自武帝以来显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于遭到灭族之祸。

宣帝杀尽霍光全家，不过，宣帝并没有因此抹杀霍光的功勋，宣帝晚年在麒麟阁设置画像，霍光仍然被列为第一功臣。

霍光少年凭其兄霍去病的推荐开始入宫侍奉皇帝，只是守门护阶的郎官，但其意志刚强，坚守大义，颇受汉武帝重用，后接受汉武帝的委托，辅佐幼主，负起了扶保汉室的重任，他担当宰辅，随机应变，制服政敌，以实现他对汉室的忠诚；在废立皇帝的关键时刻，他面对大是大非毫不动摇，终于扶正国家，安定社稷。被誉为汉朝伊尹。然而，其后人不争气，处富贵而骄逸，争权位而图反叛，终于导致家族的灭顶之灾。其幸乎，悲乎？

西域传奇：冯奉世

冯奉世在西域书写的传奇，一点也不比后来的陈汤将军逊色。宣帝时，还是卫候（官名，卫尉的属下）的奉世作为帝国的使者送大宛等国的使者回国。当他们行至鄯善国的伊循城时，得知莎车国的反汉势力与邻国一起攻击杀害了帝国所立的莎车王万年以及汉使者奚充国。莎车人扬言西域的北道已经被匈奴占领，并以武力胁迫西域南道的国家与之歃血为盟，背叛大汉帝国。形势十分危急，奉世当机立断，以手中的节谕告沿途的国王，揭露莎车人的谎言，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组建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多国部队，一举平定了莎车之乱，威震西域。

一、战争年代考《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候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它昆弟子为莎车王。还，拜奉世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

大家会据此以为战争发生在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但结合《冯奉世传》，这应该是冯奉世回到长安，官拜光禄大夫的年代。《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前将军增举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脩（应为‘伊循’，出土汉简可以为证）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共攻杀汉所置莎车王万年，并杀汉使者奚充国。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意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严昌计，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苑。大苑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它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

从中可知，战争结束后，冯奉世继续向西，抵达大宛国，再返回长安，需要大量时间。因此，战争未必发生在元康元年。《冯奉世传》中提到：“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信息。《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其明年（地节三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其明年（地节四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元康二年），匈奴遣左右奥鞬各六千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

由此可见，匈奴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失去车师，但在本年未对敌人采取军事行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匈奴对西域采取军事行动。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空白记录。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再次攻击在车师屯田的汉军，既然是“再击”，则在地节四年肯定有“击”的行为或企图。《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此事即发生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也就是《冯奉世传》中的“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

综上所述，冯奉世平定莎车之乱的年代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

二、汉与大宛的关系

我们知道，帝国在武帝时与大宛国兵戎相见，战争完全是大宛人挑起的，他们自以为强汉远在万里之外，对他们无可奈何，便丧心病狂地劫杀大汉使团，终于激起了帝国的愤怒，发动万里远征。

虽然在汉军撤退后，大宛人发动政变，杀害了帝国所立的国王昧蔡，但是新国王蝉封不敢与帝国为敌，他将儿子送到长安做人质，并与汉人约定，每年献给天子两匹天马，也就是汗血马。

冯奉世的使命是送大宛等国的使者回国，最后一站是大宛国。由于奉世在西域的精彩表现，大宛王对他非常尊敬，因此让他把“名马象龙”也带了回来。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在战后一直保持得很好。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也有天马的记录，那枚简的纪年是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记载的是大宛国的使者带着汗血马抵达敦煌，然后长安派人去迎接的情况，这表明大宛国一直在履行“岁献天马二匹”（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的约定，可见当年的那场战争对他们是如何的刻骨铭心了。而冯奉世在莎车国打的这一仗，无疑会使大宛人更加珍惜与汉人来之不易的友谊。

三、汉与乌孙的关系

乌孙本是匈奴的属国，后独立，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正是乌孙人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精彩表现，完成了武帝和张骞的“断匈奴之右臂”的战略构想，尽管两位英雄未能看到这一天。

为了完成这个战略构想，帝国与乌孙进行了和亲，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先后嫁到乌孙。

在帝国第二次远征大宛时，曾要求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但“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一蹴而就。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帝国的十五万骑兵（其中也有冯奉世）和乌孙的五万骑兵同时出击匈奴，匈奴人虽然成功地避开了汉军，但是被乌孙人狠狠地捅了一刀。

战后，乌孙在西域的影响力急剧上升。

莎车王万年正是乌孙昆弥翁归靡与解忧公主的次子，据《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由于万年具有乌孙王子和汉外孙的双重身份，因此莎车人主动提出让万年做他们的国王。

西域北道的龟兹王绛宾娶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为妻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应该说，在西域都护成立之前，强大的乌孙是对帝国有利的，但在西域都护成立之后，帝国就不再需要强大的乌孙了，帝国在莎车的驻军，其任务之一就是防范乌孙，必要时会不惜诉诸武力。而强大的乌孙也会尽量摆脱汉人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帝国最终让乌孙一分为二。

四、汉与莎车的关系

莎车发生战乱的原因是“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说。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见《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这是许多莎车人，至少是亲汉和亲乌孙的莎车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好在，痛苦是短暂的，莎车和帝国的关系从此非常亲密，西域都护成立后，汉军在莎车的比胥鞬（《汉书》作“北胥鞬”，根据出土的汉简，“北”是“比”之误）有屯田部队。

五、此战的意义

平定莎车之乱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汉宣大帝派郑吉将军经营西域，郑吉先在渠犁进行屯田，于这一年的秋天，进攻车师国，虽然攻破了交河城，但是车师王还在石城中坚守。由于粮草用尽，暂且退兵。秋收后，他们继续进攻。车师王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向郑吉投降。

车师国对匈奴非常重要，失去了车师，他们就无法进入西域的南道和北道，因此他们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采取了行动。

我们知道，郑吉将军之所以在北道全力进攻车师国，是因为南道已经归附帝国了。如今莎车一乱，使南道陷于战火，郑吉将非常被动，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因此，冯奉世将军的行动使南道迅速恢复平静，有力地支援了郑吉将军的行动，使他可以专心致志地与匈奴争夺车师。同时，也使得西域其他国家的反汉势力不敢轻举妄动，最终打消念头，投入帝国的怀抱。

毫无疑问，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是帝国在西域的关键一年。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知道冯奉世将军的人很少。元帝时，已是老将军的他自告奋勇，非常漂亮地平定了羌人的叛乱，他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能力，一点也不比之前的赵充国将军差。

勒石燕然

批铁甲兮，挎长刀。

与子征战兮，路漫长。

同敌忾兮，共死生。

与子征战兮，心不怠。

踏燕然兮，逐胡儿。

与子征战兮，歌无畏。

这是一千多年前东汉帝国的士兵们所高唱的军歌，东汉帝国的士兵们正是唱着这首歌，出塞三千里，重创北匈奴，吓得单于连夜逃跑。从此之后在中国成语中又多了四个字—勒石燕然。

勒石燕然也和封狼居胥一样，成为后世无数人追求和向往的功绩。

公元88年，北匈奴因为贵族争夺单于之位而发生了内乱。南匈奴屯屠何单于，看到北匈奴内部大乱且连遭灾荒，认为这是统一匈奴的大好机会。于是，他上书请求汉朝出兵。请求天子派轨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诸太守同时率军北进。请北地、安定太守率兵各屯守要塞，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屯屠何单于准备发南匈奴国中之精兵，以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日逐王须訾率骑兵1万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率骑兵1万出居延塞；屯屠何自率骑兵万余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屯屠何上奏汉朝说，其各部兵马将于九月调集河上，请求天子准其所请。

此时，汉章帝已经在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病故了，由太子刘肇即位，称**帝。和帝只有10岁，便由其母窦皇太后执政。接到南匈奴的奏章之后，大臣们分为主战派和放任派两派，主战派大臣耿秉认为：昔日孝武皇帝准备让匈奴臣服，可惜天不遂人愿，没有达成。

孝宣皇帝时期，韩邪单于降服，从此边境安定，国家得以休养生息60余年。后来王莽篡位，变更单于称号，造成动乱，单于背叛了汉朝。乌桓、鲜卑归顺汉朝后，威镇四夷。现在北匈奴内部纷争；南匈奴主动请求倾国出动。这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讨伐北匈奴，以夷制夷，对东汉帝国有利，应当准南匈奴所奏。耿秉个人也表示愿意随军出征。

放任派大臣宋意则认为：自汉朝建国以来，帝国曾数次出兵匈奴，消耗了许多财力物力人力。但是自从鲜卑归顺以后，鲜卑就和匈奴打起来了，使得匈奴损兵则将。而帝国却一兵一卒都没有损失。如果答应出兵，让南匈奴统一匈奴，那么鲜卑必然受到限制，鲜卑打不过统一后的南匈奴则必然会来劫掠帝国边境，所以还是让南北匈奴狗咬狗，帝国坐享其成比较好。

窦太后经过考虑，决定采纳耿秉的建议，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兵北匈奴；与此同时，也采纳了宋意的建议，不让南北匈奴合并成为一国，用利益引诱来分而治之。

为了这次出征，汉军从部队的编成到作战目标，都进行了详尽的策划和周密准备。汉军主力由北军和边郡的精锐部队组成；同时还选拔鲜卑和乌恒的精锐骑兵和南匈奴主力。东汉帝国将这些骑兵编组为三路大军，分别向北匈奴进军，约期会师于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及约今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西部地区）。

**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三路大军开始出发，窦宪和主战派的大臣耿秉各自带领4000精锐骑兵，随后他们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的1万骑兵会和之后由朔方郡的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北进；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则带领万余骑兵出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度辽将军邓鸿所部以及少数民族雇佣兵会和了南匈奴左贤王安国所部的1万骑兵之后出稠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地区）。三路大军开始朝涿邪山进发。当汉军行军至稽落山（今蒙古吉尔连察汁岭西北）地区时，与北匈奴单于统率的主力相遇，经过激战，汉军大胜。北匈奴军队彻底崩溃，连北匈奴的单于都被吓得跑掉了。窦宪驱兵掩杀，一直追到私渠比鞮海（今蒙古邦察干湖），汉军斩首一万三千余级，获马牛羊百万多头。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81部率众归降的人数加起来共有20多万。

窦宪、耿秉等人登上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中护军班固刻石作铭，记述汉军的威德和丰功。随后窦宪派出了军司马吴汛、梁讽，携带金帛去招降北单于，然后班师回朝。吴汛、梁讽在追赶单于的途中，又接受了1万多人的投降，进至西海（今蒙古杜尔格湖）才追到了北匈奴单于。北匈奴单于看到汉军势大，打又打不过，只好投降。招降北匈奴单于后吴训率军返回。

此战之后，北匈奴单于把自己的弟弟派到汉朝当侍子。（古代属国之王或诸侯遣子入朝陪侍天子，学习文化，所遣之子称侍子）。但是汉帝国认为，北匈奴单于不亲自入朝，肯定不是真心投降。于是，**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五月，窦宪决定再次出击，他派副校尉阎盘率2000骑兵进击屯驻于伊吾卢地区的北匈奴军，汉军很快击败北匈奴军队，占领了伊吾卢地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这两个墙头草国家见汉军势大，于是这两国的国王都派遣王子到帝国当侍子。同年七月，窦宪率领军队进驻凉州，任命中邓叠为征西将军。

北匈奴的单于看见弟弟被汉朝送回来之后，知道汉朝认为他没有诚心，于是准备亲自入朝拜见天子。这时的南匈奴又上书请求出兵消灭北匈奴。随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舍弃辎重，分兵两路，打算奇袭北匈奴单于王庭，两路兵马会和后，将被匈奴单于王庭团团围住，北匈奴单于率军死战，仅带领10余突围。南匈奴缴获了北单于的玺绶，俘虏阏氏及儿女5人，斩首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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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年，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认为北匈奴在上次受到南匈奴的打击之后，以及极度虚弱，于是决定趁这个机会将北匈奴彻底消灭。同年二月，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率军出击，汉军将北匈奴单于所部包围在将北单于部包围于金微山（即今阿尔泰山似在今新疆阿勒泰附近地区），汉军发起攻击，大破北匈奴军，此战汉军斩首5000余级，俘获北匈奴单于的母亲。北匈奴单于逃走后不知所踪。耿夔率军出塞5000多里才班师回朝，这是自汉代出兵以来，最远的一次进军。帝国封耿夔为粟邑候，以表彰其功绩。

北匈奴的右谷蠡王于除鞬派遣使者入塞，要求归附，帝国随即任命于除鞬为北匈奴单于。至此。实现了当初既征服北匈奴，又与南匈奴分而治之的战略目标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灭亡了北匈奴。从而使得东汉帝国北部边境安宁了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观点被称为蝴蝶效应。如今，这个看似荒诞的观点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被应用到其他领域。经过完善，现如今的蝴蝶效应的核心理念已经变成：似微不足道的细小变化，却能以某种方式对社会产生微妙的影响，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窦宪将北匈奴打出北方草原，迫使北匈奴西迁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将西方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如果说东汉帝国是蝴蝶的话，那么窦宪就是蝴蝶的翅膀，在窦宪这只”翅膀无意的扇动之下促成了遥远国度的狂风暴雨——这场暴风雨倾泻在近三百年后的欧洲。“封狼居胥，勒石燕然”是自汉以来无数人追求和向往的功绩。

说到封狼居胥，即便是不怎么了解人汉朝历史的人都会很快就会联想到霍去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封狼居胥的壮举是霍去病的完成的。但是，提到勒石燕然时，很多人则会感到茫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是窦宪所完成的。同样作为汉民族显赫的武功，封狼居胥以及完成封狼居胥的霍去病被大多数人所熟知；而勒石燕然却被人遗忘。

勒石燕然被人遗忘，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完成勒石燕然壮举的窦宪虽然在军事方面拥有杰出的才能，但是窦宪却仗着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所带来的功绩以及他外戚的身份专权跋扈，这使得窦宪被当时以及后来的人们认为是东汉外戚祸国乱政的罪魁祸首。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低，甚至根本就不提他。而勒石燕然也被后世的人们“爱屋及乌”所以知晓的人也就不多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看待窦宪时，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因为他专权跋扈就否定他勒石燕然的伟大功绩；但也不能因为他曾经完成了勒石燕然的壮举而一味的追捧。同时，窦宪的故事也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不要因为自己有了功绩就可以为所欲为，否则窦宪就是你的下场，哪怕这个功绩是勒石燕然。

“虽远必诛”：陈汤

西汉与匈奴长时间的拉锯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指挥下，大汉铁骑奔驰塞外，纵横千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与“天可汗”时代并称荣耀的“汉唐雄风”。但随着匈奴的分裂和衰落，失去压力的西汉王朝便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渐渐松弛下来，随着霍光、赵充国等人的相继去世，大汉名将凋零。其后果就是一股匈奴余孽，也敢于杀害汉朝使者，在名义上应该附庸汉朝的西域诸国搅风搅雨，飞扬跋扈，而汉王朝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直到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和陈汤两人出镇西域，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人。他少时喜欢读书，博学多识，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家里贫困，时常向人乞讨借贷，难免有些赖账的事，在乡里口碑不佳，不被乡里看中。这一段贫穷的经历看来对陈汤影响很大，使他有些顺手发财的爱好。后来陈汤流浪到长安，认识了富平侯张勃，张勃觉得他很有才能。初元二年（前47年），汉元帝下诏，要求公侯大臣推荐年轻的人才，张勃便向朝廷推荐了陈汤。在等待安排职位期间，陈汤的父亲去世，他做官心切，没有按惯例奔丧回家。两汉以孝治天下，除了高祖、光武帝外，历代皇帝的谥号中都有个“孝”字。陈汤因此被人检举不守孝道，被关进牢狱。连累推荐他的张勃也被削了封邑二百户。陈汤好不容易才给人保出来，又经举荐，总算混了个郎官。象他这样出身贫穷的官吏，改边命运的唯一途径便是到边塞立功，因此他多次主动请求出使外国，几年后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作为甘延寿的副手，与校尉甘延寿一起出使西域。

此前，匈奴在汉宣帝时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杀到最后剩下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就是王昭君嫁的那一个）。郅支单于和都呼韩邪单于送儿子到汉廷作人质，希望得到汉朝的支持。最后呼韩邪单身入汉朝见。郅支以为呼韩邪降汉后回不了大漠，便吞并了呼的地盘。谁知汉廷派兵护送呼韩邪回大漠收复失地，郅支恼羞成怒，一举吞并呼偈、坚昆、丁令三个小国，割据一方，困辱汉朝的使臣江乃始，后来又派使者到汉廷进贡，自称“愿为内附”，要求遣还作为人质的儿子。朝廷准备派卫司马谷吉送人质回去，朝中大臣对此意见不一，有人认为郅支不是真心归附，将人质送出塞外让其自己回去就行了。那谷吉却是个极有胆色的人，说仅仅送出塞外明摆着表明不再交好，只会是“弃前恩，立后怨”，给对方不归附的借口，不如送到单于王庭，就算对方敢对汉使不利，也必然因为得罪汉朝而不敢接近边塞。死一个使臣换边境数年的安宁，这笔账算得过来。加上朝中也有大臣认为此策可行，皇帝便同意了。谷吉等人到了郅支的王庭，果然给他一刀杀了。郅支也知道这次与汉朝梁子结大了，就向西跑到康居（今新疆北境至俄领中亚）。康居王很是尊重郅支，还将女儿嫁给他。郅支借助康居兵马，将邻国乌孙赶得远远的，一下子又有了千里之远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便不把康居王放在眼里，有一次一怒之下杀死了康居公主以下的贵族数百人，还把尸体支解后扔进河里。周边的阖苏、大宛等国都受到胁迫，年年向郅支进贡，其势力越来越大。汉朝三次派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臣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以嘲讽的口吻说：“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言下之意想是当初我落难时要归附你汉朝，你不要我，现在怎么样？

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与甘延寿的出使西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每当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他都登高远望，认真观察、记忆。这次出使西域，只带着一支护卫军队，而不是征讨大军。当他们走出国境时，陈汤便对甘延寿说：“西域人向来只服从强者，现在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要是任其发展，早晚乌孙、大宛都得让他降服了，如此数年之内，伊列、月氏、安息诸国都恐怕保不住。此人剽悍好战，要是到了那个地步，可就成了汉朝的大患。现在他居地遥远，没有可以固守的城池，也没有善于使用强弩的将士，如果我们召集起屯田戍边的兵卒，再联合乌孙等西域诸国，直接去攻击郅支，他守是守不住的，逃跑也没有可藏之处，这正是我们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

陈汤的这番话现在听起来仍是极有鼓动力，甘延寿十分赞同，可是来之前朝廷并没说让他们出战，这也是陈汤只能自己筹兵的原因。于是甘延寿准备上奏朝廷，可是陈汤却说：“到了朝廷无非是与公卿商议，这样的大事，那些人坐在朝堂之上，哪有我们看得清楚，肯定不会同意的。”“那些平庸的公卿，怎么会明白我们的深谋远虑？肯定不会同意的。”甘延寿不肯答应，此时陈汤的胆大妄为显露无疑，也是老天给他机会，甘延寿突然大病一场，不能理事，陈汤趁机假传圣旨，征发边境诸国兵马和驻扎车师的戊己校尉屯田士兵。甘延寿得知后，吓得从病床上跳下来阻止，陈汤按剑怒道：“大军已经集结，你小子还要阻拦么？”甘延寿无奈之下，也就同意了，开始部署行动，并一不做二不休，又征发扬威、白虎、合骑等校尉的人马，组成了胡汉杂陈的四万大军。一切停当，二人一面上表承认矫制之罪，一面率大军出发。

甘延寿与陈汤将大军兵分两路，一路走南道，过葱岭（喀喇昆仑山脉西部）经大宛；另一路走北道，入赤谷，过乌孙与康居，陈汤沿途击溃康居国出来抢掠的部队，安抚受惊的小国，也探听到了郅支的虚实。而后大军便直抵郅支城都赖水边。郅支单于得知汉军兵临城下，派人来问“汉军前来有何贵干”，陈汤回答：“单于老说想归顺汉朝的事，大汉天子可怜他屈居在康居小国，派我们接他来了。”单于的使者往来回报，陈汤叱道：“单于怎么这样不懂礼数，我们大老远的来，也不派个贵族来说话，老是问来问去的是什么意思！”又说“我们人困马乏，粮食也不多了，叫单于快拿个主意罢”。郅支单于本来打算逃跑，因为他怀疑康居人对他怀恨在心，有做汉军内应的人。可是又听说乌孙等国也发兵参战，便觉得有走投无路之感。不如留下来守城，说：“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匈奴人不善筑城，所谓都城也是在土城之外构建了一圈重木城而已。在匈奴的守城部队当中，有一支百余人的步兵结成鱼鳞阵，这对于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来说是很异常的。据说鱼鳞阵是当时古罗马帝国非常喜欢的一种步兵方阵，有考证说这群人应该是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征安息国惨败之后，没有能够逃回罗马的一支败兵。因为回罗马的路被封堵，于是这群倒霉鬼选择往相反的方向逃跑，结果到了这里，为匈奴人所驱使，而这一战又被陈汤俘虏，带回汉朝，并置“骊罢县”安置他们。当然这只是后世研究的历史公案，在当时这一小撮人对战局起不到什么影响。

甘延寿与陈汤和匈奴人对峙了一段时间，在几场互有杀伤的小规模接触战后，开始攻城。汉人自春秋战国以来，攻城守城的经验积累了无数，还出过墨子、鲁班这种奇人，以骑兵起家的匈奴如何能够比拟？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当汉兵猛烈攻城时，郅支单于身穿甲衣带领他的妻妾数十人一齐登上城楼守城。康居也派兵来接应郅支。陈汤命令将士四面齐用火攻，又击鼓助威，汉军冒着烟火突破外围的木城，并且趁机冲进土城。郅支单于身边只有男女数百人及一些吏士，毫无抵御能力。汉兵勇猛击杀，将郅支刺死。军候杜勋割下郅支单于的首级，又从狱中解救出两名汉朝的使者，从宫中搜出已故使者谷吉所带的文书信件。入城将士搜捕敌军，诛杀了郅支单于的妻妾、太子以及得封的王公等共1518人，生擒145人。另外俘虏敌兵一千余人，都交给了参与打击郅支的小国军队。

这次胜利，为遇难受辱的汉使报仇雪恨，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国的威信。但这场战争最值得称道之处，不是疾风扫落叶一般的过程，而是在陈汤的策划下，没有耗费中央政府的一文钱和一个人，就取得了完胜，这在西汉的对外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相比之下，武帝时期数征匈奴，几乎耗尽了文景之治留下的老本，李广利征大宛更是极度劳民伤财。因此这一条功绩，为陈汤日后做官乃至保命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战后，甘延寿与陈汤立即写出上报朝廷的奏疏，派人连同郅支首级送回长安。奏章建议将郅支的首级悬在长安槁街使节聚居区示众，让天下人都知道冒犯大汉朝的后果。奏章的最后一句，就是如今爱国青年非常喜欢引用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朝廷在讨论甘、陈两人的奏章时引起了争论，出现了两派意见。站在甘、陈两人对立面的，是小时候以“凿壁偷光”苦读而闻名的丞相匡衡。以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寿为首的文官们认为：郅支等人的首级大老远送回来，西域诸国早就知道了，《礼记》中的《月令》说：春天是“掩骼埋胔”之时，最好不要悬首示众，免得生出传染病。以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为首的武将则认为：《左传》记载，春秋时齐鲁会于夹谷，戏子侏儒调笑鲁君，孔子命人杀之，时值盛夏，尸体照样“首足异门而出”，以示惩戒。按此例，郅都等人的首级应悬十日后再埋。这是典型的汉式辩论，大家都以经书为论据，各有各的理。最后，皇帝下诏以将军们所议为是，郅支的脑袋真的就挂到了使节聚居区。

正当甘延寿与陈汤带领将士凯旋而归时，朝中的司隶校卫（执法官员）也从长安出发了，他们在大路之上拦住陈汤，对他进行检查。原来陈汤一向贪财。攻克郅支城后，缴获了大量财物，陈汤私自藏起来不少金银财宝，知情者在西域时便向朝廷举报了此事，所以司隶校卫拦路搜查，准备拘捕。陈汤也不服软，立即上书皇帝说：“我与将士们不远万里诛杀郅支单于，按理说，朝廷应派出使者来慰劳军队，并表示欢迎，如今却是司隶来检查审问，还要拘捕我，这不是为郅支报仇吗”皇帝便下令撤走查验的官兵，并令沿路县城摆设酒食夹道欢迎得胜之军过境。

回朝之后，论功行赏时，中书令石显，丞相匡衡认为甘延寿和陈汤假传圣旨，犯有大罪，以功相抵，不予诛杀就可以了，如果再予封爵赏赐，那么今后的出国使者争先效仿，必然无事生非，为国招难，这个头不能开。就在汉元帝犹豫不决的时候，为陈汤辩护的人出现了。此人是编订了《战国策》，撰写了《说苑》、《新序》等诸多作品汉室宗亲刘向。刘向上书皇帝，专门评析了扫除郅支的艰难以及意义，他认为甘、陈“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大勋莫大焉”（《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刘向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其中有两句话不但概括了陈汤，甚至也可以用来总结西汉许多的帝王将相，那就是“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认为对待甘延寿和陈汤仅以功过相抵是不公平的。应该加以封赏。元帝果然被这一通声情并茂的辩护所打动，封甘延寿为义成侯，任长水校尉，陈汤为关内侯，任射声校尉。各赏食邑三百户、黄金百斤。由于匡衡和石显的不断阻挠，封的爵位不是太高，也不算是很显著的升迁，不过考虑到两人假传圣旨的大罪，应该可以感到满意了。后来甘延寿又调动了两次，历任城门校尉、护军都尉，死于任上，可谓死得其所，而陈汤则继续在宦海中浮沉。

匡衡这人显然没什么器量，丢了回面子就和陈汤卯上了。元帝一死，他马上跳出来翻陈汤贪污财物的旧账，说陈汤统军不能以身作则，盗取战利品，还对属下说边陲绝域发生的事，不会有人追究。这样的人虽说被先帝赦免了，但不宜继续担任官职。成帝于是将陈汤免职。

过了一阵子，也许是为了再次改变自己的命运，陈汤上书举报说康居国送来做人质的王子是假冒的，成帝命人核实，确实是真王子。假如王子是假的，那末证明康居王对汉朝采取了欺骗手段，现已验证是真的，那么陈汤就犯有诬告乃至欺君之罪。陈汤于是被捕入狱，准备处以死刑。这时，太中大夫谷永（前番被杀的谷吉的儿子）向成帝上书为陈汤叫屈，极力赞誉陈汤的功绩，并引用《周书》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亟请皇帝开恩。于是陈汤被成帝特赦释放，但取消了他的爵位，只当个一般士兵。

几年后，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所围，派驿骑上书，希望征调敦煌的兵马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和文武百官议了数日，还是没有结果。王凤向皇帝推荐陈汤，说他：“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于是皇帝召见陈汤。此时，陈汤因为打郅支时得了风湿病，两臂都不能正常屈伸，皇帝免了他的跪拜之礼，让他谈谈对段会宗之事的看法。陈汤却说了一句出乎众人意料的话：“臣以为这事不必担忧。”皇帝问他为什么，他说：“胡兵的战斗力五个只能对汉兵一个，为什么呢？武器落后。最近听说从咱们这里学了不少，那也不过三个对一个罢了。兵法说‘进攻兵力是一倍而守军只一半然后可以对敌’，现在围会宗的人马不足以战胜会宗，陛下不要担忧。再说派了敦煌兵马去了也没用，要知道部队轻装日行五十里，重装日行三十里，大家算算到段会宗那里要多少天，这样去的根本不能算是救急的部队，只算是报仇之师。”

成帝听了这番高论，将信将疑：“那怎么办？一定能解围吗？你看几时能解围？”陈汤知道乌孙人当初被郅支欺负时连抵抗都不敢，一定不能久攻。便说“现在已解围了！”边说边掐指计算，说：“不出五日，一定有好消息。”四天后，前线军书到了，说围已经解了。大将军王凤当即奏请让陈汤做他的从事中郎，军事上的问题对陈汤言听计从。陈汤治军法令严明，善于因势利导，也很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他顺手发财的爱好也是始终不改，常常收人家的钱替人家上书奏事，有个人因为陈汤的上书而得封候，后来一步一步掌握了汉朝的权柄，最终篡汉自立。这人就是王莽。《汉书》上说，陈汤终于因为提供有偿上书服务而坏了事。这事要从汉朝的一项重要制度说起。原来西汉自高祖刘邦开始，就有在帝陵旁设置陵邑的成制，政府将外地富户豪强迁入陵邑，以保证陵园各项用度及陵区的繁荣，同时也便于控制，消除地方上的隐患。高祖就曾大量迁徙关东豪强到关中，其中很多人被迁至长陵，长陵邑人口最多时达18万之多。此后，惠帝、景帝、武帝、昭帝等也在陵旁设置陵邑。因而人们又称咸阳帝陵区为“五陵原”。这项制度到元帝时停了下来。成帝即位后，先是起了初陵，后来又看中了霸陵曲亭南边的一块地。当时的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及其它土木建筑的官员）解万年和陈汤是好朋友，对陈汤说以前好多人都是因为营造陵邑而获封赏，你老兄要是说动皇上下旨搬迁百姓，再度开始修造陵邑，我固然有望重赏，你也会获得地产。陈汤被说动了心，真个给皇帝上书，建议徙民起邑，并表示愿意举家带头搬迁。皇帝果然给说动了，加上解万年说三年即可完工。于是皇帝决定设置昌陵县，迁了五千富户过去。谁知五年过去了，工程还未完，闹得怨声载道。皇帝被弄得很尴尬，下令停止昌陵工程的诏书几乎是罪己诏了。就在这样的时局下，陈汤还敢对人说昌陵还会再迁人去的。加上这年冬天出现了“黑龙见于东莱”的异象，他又说这表示龙不按时出来，可能意味着皇帝时不时会溜出宫鬼混。前后两件事被陈汤的对头知道了，参了他一个“惑众不道”，廷尉（司法部长）赵增寿的说法还算没有落井下石，说是迁民实陵的说法虽是陈汤妄自猜测，但尚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主要的过错还是在不该把灵异现象和皇帝联系起来，是大不敬。这样，皇帝念在陈汤过去的功劳，没有杀他，将他贬为平民，和那个倒霉的将作大匠一起流放到敦煌去。

陈汤在敦煌住了几年后，敦煌太守上书朝廷说陈汤曾经诛杀郅支单于，在西域诸国很有名，现在降为庶人，不宜住在边塞地方，于是他又被迁到定安郡（治所高平，在今宁夏固原）。议郎耿育看到陈汤处境可怜，上书朝廷，认为陈汤遭遇不公。耿育说：“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这样立过大功的人，恳请皇帝予以关怀、照顾。汉成帝以好色闻名，想是平日所为多为臣下诟病，所以臣下跟他说话也不太给面子。这道奏章递上去后，成帝下令让陈汤回京养老。

陈汤终于没有力气再折腾了，不久死于长安。数年后王莽掌权，想起陈汤的旧情，又想讨好太后，便以杀死郅支单于的功勋尊元帝庙号称高宗，增封甘延寿之孙甘迁1600户，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封其子陈冯为破胡侯，陈勋为讨狄侯。

陈汤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不是那种完美的英雄，很有些“两头冒尖”的劲头。立的功劳大，惹的乱子也不小。两汉时期，西域一直是冒险家的乐园。陈汤就是个冒险家或者说是赌徒，他的一生就是一次一次的冒险、投机和赌博，他身上的那些特质—大胆、机智、雄辩、不守规矩，都是为开疆拓土、黄沙百战而生的，放在和平时期，就只能给自己和别人添乱了。陈汤之生也晚，元帝、成帝时期的大汉帝国已走向没落，如果碰上高祖武帝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不知会是怎样一番风云际会。陈汤一生犯错甚多，还不知悔改。然而以一己之力平郅支单于，维护了大汉朝的尊严，使得西汉在日渐衰弱的年代，没有遭受外侮，却真正是赫赫战功。尤其那一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掷地有声，震烁千古，两千年以后读来，仍不免让人热血沸腾。

替父申冤废肉刑：缇萦

咏史

汉·班固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班固是汉朝著名历史学家，作诗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会提到他，因为他在诗歌创作的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二是诗有“咏史”之作，始于班固。而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诗《咏史》。这首诗记述了西汉奇女子缇萦的故事。这首诗朴实无华，没有华丽的辞藻，“质木无文”，因此有人认为这首诗的艺术成就不高，其实凝练与朴实也是一种美。

班固因为写《汉书》曾遭受过两次牢狱之灾，第一次多亏他的兄弟班超上书为他辩白，费尽周折才把他营救出来。第二次却再没有人来营救他，班固最后惨死狱中。这首诗大约写于班固晚年被关押的时候，他是在写史事，也是在抒发自己的悲痛心情。班固的子孙都很不孝，他下狱后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解救他，所以他才发出“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

谁说女子不如男，少女缇萦为父进京申冤

缇，是红黄色、丹黄色的意思，作名词用时指“橘红色的丝织物”；萦，缭绕，回旋缠绕的意思。缇萦的意思是艳丽的红色和黄色缠绕交错的丝织品。缇萦的毅力和勇气，不但使父亲洗清冤情，免受肉刑，而且也使汉文帝刘恒深受感动，因而废除了残酷的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山东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在当地有点小名气。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会拍上司的马屁，就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个贵妇得了重病，请淳于意到家诊治。贵妇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但是贵妇家人再三恳求，淳于意只好勉强给她服了几帖草药。不久，贵妇病重逝世。贵妇的家人一口咬定是淳于意错开药方，把病人置于死地，并把淳于意告到了官府，昏庸的官吏不分青红皂白，判淳于意有罪，须受肉刑。当时肉刑有三种：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由于淳于意曾做过官，所以要被押送到都城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离家那天，感叹自己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现在自己有难，谁也帮不上忙。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决定陪父亲去长安，替他申冤，家人再三劝阻都没用。

当时汉朝的皇帝是汉文帝。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出身低微，汉高祖在世的时候她是个不得宠的妃子。她担心住在宫里受吕后的陷害，就请求跟着儿子住在代郡。代郡不像在皇宫里那么阔气，因此，娘儿俩多少知道一些老百姓的疾苦。所以文帝当皇帝后，不像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那样骄奢淫逸。汉文帝为人比较仁厚，作风也俭朴，他重视民意，准许人民有冤情可以直接奏章申诉，这让淳于意父女在绝望中见到了一丝希望。

申冤状到了皇帝手上，汉文帝被感动，废除了肉刑

临淄相距长安两千余里，缇萦随父亲好不容易到了长安，淳于意被押入狱中，等待处罚。

缇萦托人写了一封奏章，上书汉文帝，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就仔细阅读起来。缇萦的奏章是这样写的：“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他如今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完奏章，觉得这个小姑娘说得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说：“犯了罪该受罚，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身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大臣们商议后决定，把肉刑改为打板子。原来判砍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的改为打三百板子。

汉文帝废除肉刑，看起来是件好事。但废除肉刑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有它的弊端。有些犯人被打上五百或三百板子，就给打死了，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了刑罚。后来到了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手里，才把打板子的刑罚减轻了一些。

作为一个弱女子，缇萦的行为难能可贵，这也是她为历代统治者和老百姓称赞的原因。

知识堂

肉刑：古代的残酷刑罚。其中有黥刑，即在脸上刺字；劓刑，即割掉鼻子；刖刑，即砍掉双足；宫刑，即去势；大辟，即死刑。汉文帝时，废除了部分肉刑，魏晋后，肉刑基本禁止。

司马迁写《史记》的态度是否完全客观

关于司马迁为何歪曲史实，《霸王别姬》认为其有“受到汉武帝冤屈，而在史记中特意抬高项羽、贬低刘邦”的可能。《商榷》则认定《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理由是其记载了一些刘邦的优点和项羽的缺点，而若《史记》贬低刘邦的话也通不过汉朝政府审查。

这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很难有绝对准确的答案。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首先，从基本逻辑来看，其所说的并不能证明《史记》的记录是完全客观的。其次，史学界持笔者观点的人并不少，《史记》要通过审查也并非没有办法。如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里就说：“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才是一个真正英雄，刘邦却是一个流氓而已。”在通过审查方面，李先生列举了司马迁的九种手段，并总结说：“他（司马迁）的方法是逃避和隐藏，这样便瞒过了那时当局者的检查，也瞒过了后来太忠厚以及太粗心的读者了！”

第二章　东汉篇

黄汉光武帝何以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起用文吏？

一、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济大业”，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时，非但不能“退功臣”，而且还要任之以显职。据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其时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马吴汉、大司徒邓禹、大司空王梁、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与以上四大将军官次相当，亦应入表）、前将军耿纯、右将军万修，均为开国功臣。

又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分封，以“功次轻重”为标准，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纪》：“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谏，光武竟宣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遂遣谒者即授印绶。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获得与功臣同等的优待。《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霸以“明习故事”，累迁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诏吊曰：“唯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文吏爵赏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为一项通行的原则。功臣在东汉新政权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文吏，由此略见一斑。

建武功臣拥戴光武称帝，同时对皇帝权力又有所干预。《后汉书》卷二二《景丹传》：“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群臣所推唯吴汉及（景）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孙咸经历未详，由“众咸不悦”的情节，可知其军功不及吴汉、景丹之辈。此例说明功臣最初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会压倒光武的声音。

功臣的官爵既由其军功所决定，就难免对皇权表现出一种独立性。《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与大司马吴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光武以梁“前后违命”，派尚书持节往军中斩梁，但最终又将其赦免。尽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样肆意妄为，然而他们无疑要比文吏难于控制。范晔论光武“退功臣、进文吏”事，着眼于他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固然不错，但其中还有另外一层背景：即光武为了确立他在东汉政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威，需要对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约，用文吏为施政的爪牙。本文第三节将就此问题作详细论述。

但是，功臣们毕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光武开始只能通过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光武转战河北时，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从南阳、颍川追随光武进入河北，充当其大司马、破虏大将军府早期僚佐的人物。“南人”见于记载者有邓禹等十余人，除朱浮为沛人，陈副原籍不明外，其余均出自南阳、颍川二郡。袁宏《后汉纪》卷二谓光武刚到河北时，“官属腹心皆南方人”，不为无据。这些“南人”地域观念十分强烈，《后汉书》卷一九《耿传》：王郎发难，耿投奔光武，建议北征渔阳、上谷兵骑以击王郎，“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此谓“光武官属腹心”，即指邓禹一班“南人”，他们身在异乡，总是怀念桑梓。“北人”则泛指光武抵达河北前已活跃于该地，后又相继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6人，《后汉书》有传。另如耿况、彭宠、景丹、吴汉、耿诸人，籍贯虽不在河北，但由于长期滞留此地，大多已供职郡县，乡土意识逐渐淡漠，在政治上与河北人士趋于认同。冯翊栎阳人景丹，王莽时拜朔调（即上谷）连率副贰，降于更始后复为上谷长史，及附光武，光武遂称之为“北州大将”，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所周知，光武“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奠定其建国的基础。而北人特别是上谷、渔阳诸将，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战役中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所以他们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有突出的优势。万斯同所列三公、诸大将军，为当时最高官阶，其中北人5名，南人仅3名；而且，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荐的大司马人选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别提及景丹“北州大将”的身份，似乎仅凭这一点，理所当然应该入选。景丹作为上谷长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获“大将”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种舆论，即北州诸将在选官时是普遍要优先的。

光武放弃初衷，改任吴汉为大司马，是被迫向群臣论功授官的要求作出让步。但《北堂书钞》卷五二引应劭《汉官仪》，录明帝甲辰策书云：“高密侯邓禹，元功之首。”邓禹以“元功之首”任大司徒，位次反在大司马吴汉之下。《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光武受更始使，抚河北，“未有帝王之志也。”邓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可知邓禹称“无功之首”，功在定策，不在军功。另据高似孙《史略》引《东观汉记》曰：“天下既定，将帅论功，吴公（即吴汉）为大。”建武时期群臣中军功最盛者，当属北人吴汉。邓禹初封侯，胡三省曰：“盖以禹功比萧何，故封之。”是有道理的。然邓禹、吴汉终依军功高下排定位次，又与萧何军功低于曹参而位次列在第一的故事迥然不同。

建武初，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如上所述，北人军功超过了南人，但光武选择的第一位三公却是南人。《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所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东汉最高统治层。光武扶持亲信的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其意图显而易见。

光武力求维持南北功臣权力的平衡，这种意图在其分封活动中亦有所体现。《太平御览》卷二〇〇引《东观汉记》云：“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又《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条：“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建武年间大规模的分封，载入史籍的仅有建武二年正月、十三年四月两次，上引《东观汉记》所录应是建武二年的那一次，故受封人数大大少于建武十三年。“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被史臣特意提示，可见其地位高于“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他们疑即诸史所谓“建武元功”。这28人是否即为明帝图画于南宫云台的28位“前世功臣”，尚难确认。不过，“云台二十八将”皆从光武征战河北，也都是东汉开国元勋，况且，“云台二十八将”同样以邓禹为首，数量又与“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相等，这些皆非巧合。二者可能就是一回事，至少“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多数人，已在“邓禹等二十八人”之内。“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南人16名，北人12名，双方大体上平分秋色。建武二年分封时的形势，可信是与此近似的。

南人凭恃皇权与北人抗衡，皇权则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权力的膨胀，由此构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议论中也有体现。如《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光武在渔阳郡将彭宠叛乱平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寇恂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氏为相。比照前引建武元年光武更换大司马一事，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又据《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载：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尚不清楚。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史家已多有论列。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该月条：“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按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同书《贾复传》揭示了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官。”“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云：“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建武十三年以前东汉功臣拜将军官者，并非“事讫皆罢”。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官。尽管我们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明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二、“新臣”与“旧臣”的兴替《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史载甚明，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新臣”与“旧臣”如何界定。前引《窦融传》中一段话，即“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于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他们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班新人的态度。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于“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优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窦融传》：“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阳公主，（融弟）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子松传》：“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再迁虎贲中郎将。”按梁统本传云：“建武）十二年，统与（窦）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梁统以武威太守随窦融进京，也是一位“新臣”。统子松尚主，当是窦融、梁统等人在洛阳定居后的事。据《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载：光武共五女，长女舞阴长公主，嫁给梁松；次女涅阳公主，嫁给窦固；另外三女分别嫁给韩光、郭璜及阴丰。韩光家族背景待考，郭璜、阴丰则出自光武后族。窦、梁二氏得与椒房之家比肩联姻皇室，在当时又是其他功臣可望而不可及的。“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窦融传》：建武二十三年（47年），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融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光武建国后，长期由功臣任禁卫官职，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为皇太子，始以阴皇后异母兄（明帝舅）阴识守执金吾。《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同年，识弟兴拜卫尉，“典领禁兵”，从此开启东汉以外戚执掌禁旅之端。窦融步阴识后尘，也是“兄弟并典禁兵”，证明光武对窦氏比其他功臣更为信赖。

另一位“新臣”马援，原系隗嚣部将，后归光武，从平陇右立有大功。建武中后期，马援是光武最为倚重的大将，“每有所谋，未尝不用”。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屡建功勋。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岁时，仍获准远征五溪，“触冒害气，僵死军事”。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窦融传》曰：“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梁松传》云：松以尚主，再迁虎贲中郎将，“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议论，宠幸莫比。”以至马援诸子要对马援说：“梁伯孙（梁松字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更是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4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阻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仍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后汉书·耿传》后论曰：“然自克拔全齐（指建武七年灭张步之役），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李贤注：言岂不思重立大功乎？）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范晔所谓“时之度数”，其意不明，我怀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旧臣的趋势。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面对新臣如马援辈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了一致的立场，他们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我认为，光武此举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其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往往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后汉书·窦融传》说他“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双方是为各自的利益加快结合，如果仅强调君臣之际意气相投的一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面对外戚干政严设防范。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酝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卷三二《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我想，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东观史臣议论东汉外戚问题，拘泥于“后族阴、郭之家”，而对窦融、梁松之辈避而不谈，甚至忽略了光武曾准备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的重要事实。纵观东汉时代的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三、文官与武官的进退《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是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可知此外所谓“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人。这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的场合，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确实普遍具备儒学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光禄勋伏黯、刘昆、席广、大鸿胪洼丹、大司农高诩、少府丁恭、司隶校尉鲍永诸人，西汉之际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颇具儒者气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引述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祭遵、李忠、朱祜、郭凉、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十余位功臣事迹，证实“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史家所熟知的。据此可知，建武时期在朝的“文吏”与下野的“功臣”，学术素养本来是相近的，虽说后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经学方面那样久负盛名。《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称：光武选用“文吏”时，对于“名儒旧臣”尤为青睐。也就是说，光武不但关心候选者在学界的声望，而且注重其参政的经历。本节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杜林、鲍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张纯、光禄勋张湛、尚书令郭、申屠刚，于西汉末和新莽时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县令长，或应辟为郡县掾史，均已得到了“旧臣”的资格。

我们再来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时期的仕履，《后汉书》等史籍记载：邳彤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为和成，卒正职如太守），耿况为朔调连率（莽改上谷为朔调，太守为连率），马援为新成大尹（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李忠为新博属长（莽改信都为新博，都尉为属长），岑彭守棘阳长，景丹为固德相，迁朔调连率副贰，寇恂、盖延、陈俊、坚镡、冯异、王梁为郡吏，贾复、马成为县吏，耿纯为纳言士（莽以尚书为纳言，下置士）。可信他们又与卓茂、伏湛之辈，有着类似的行政能力和经验。

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后汉书》卷二二朱祜等传后论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颇有深意。范晔这样说道：“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暴露出光武与功臣关系中十分微妙的一面。上文所举王梁“前后违命”，光武却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违废旧典”的事例。至于“亏丧恩旧”，又有彭宠之乱为证。《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曰：“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彭宠为渔阳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袁宏《后汉纪》卷四：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光武不许，吴汉等“亦不敢报书”。彭宠自疑，“遂发兵反，攻朱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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