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现实与理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分会秘书处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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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现实与理想试读：

2003~2004中国高教管理研究：新进展与新趋势

2003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实施“十五”计划，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此交相辉映，在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上，我们看到的是理论和现实的紧密结合，深度和广度的相得益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一）学术交流：永恒的主题

2003~2004年间全国召开了一系列高层次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术交流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围绕高等学校发展策略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2003年10月12日，以“大学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为主题的“亚洲校长论坛”在广东举行。论坛主要涉及亚洲大学的发展与合作方式，以及人才培养等相关话题。与会校长普遍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环境，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寻求自我发展。同时，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必然带来传统大学教育模式的变革。对于中国大学教育走向国际化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我国文化和国情的特殊性，还要敢于借鉴、引进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以及管理模式，提高教育质量。

2003年10月18日至19日，在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举办了“2003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此次论坛吸引了全国各地高等学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专家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共200余人，共收到论文100余篇。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政策创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高等学校的办学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创新等问题，与会者用多样化的视角和丰富的论文内容予以关注，研讨范围包括“院校研究”、法治与管理、大学校长与管理、学术管理、教育质量管理等多方面。

2003年11月29日，在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代表针对中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问题发表了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不是没有制度，而是缺乏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要涵盖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维度。而对于大学自身的制度建设与改革，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事制度改革，二是资源配置管理制度改革，三是学术制度保障。此外，还有学者就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民办高校、转制学校和独立学院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及其协调以及高等学校合理定位与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3年11月27日至30日，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分会2003年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就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和出发点，高等教育投资办学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宏观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容与思路，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学籍制度，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高等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学校制度创新和外部环境关系，独立学院的现状与模式类型，合作机制和大环境的创新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2004年8月4日，由国家教育部举办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的大学校长在2002年学习了解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治学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新兴学科发展，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学术组织及其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教师的聘任与管理，激励与约束机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及其协调，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及其与社会的契合，科学研究的组织与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机制，大学与企业的紧密联系等具体的问题进行学习、交流和探讨。

2004年8月17日至18日，中国高教学会高教管理分会2004年学术年会在青海大学举办。本次年会以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主题，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目标问题，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的原则和资源配置的方式问题，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此外还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如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规划问题，高等学校如何处理好坚持全面育人与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关系问题，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大学文化建设问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宏观的质量保障体系和高校内部的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问题，产学研结合推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问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地化问题等等。

2004年10月12日至14日，由中德科学中心资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德创新与管理科技指标、方法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科学中心举行。24位来自德国研究联合会、德国联邦科学理事会、马普学会、霍姆赫兹协会、哈勒大学、瑞典苏黎世大学、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技部国家科技评价研究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央教育研究所、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广东管理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评价专家做了主题发言。研讨会上双方主席分别就本国研究评价的历史、现状、方法及科技体制做了发言，双方专家围绕机构评价、大学评价、学科评价和项目计划评价等四个主题发表了高水平的报告。

2004年10月26日，亚洲校长论坛在上海举行，此次论坛以“亚洲大学改革新课题与校长的职责”为主题，就共同关注的亚洲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分享亚洲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建设的丰硕成果与有益经验。与会者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亚洲的大学应当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应当进一步致力于学科建设，把建设高素质的师资和培养一流的人才队伍作为大学运行的主体；积极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同时，他们还一致认为校长卓越的领导是大学在现代社会多种挑战面前取得成功和进步的关键。（二）期刊推动：永远的热点

2005年1月，笔者对2003~2004年的人大复印《高等教育》索引和期刊网数据的不完全统计分析表明，此间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着实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是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问题，主要涉及行政管理体制（49篇）、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46篇）、投资办学体制（20篇）、规范独立学院（19篇）、政府角色的转换（2篇）等方面的问题；二是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学分制改革（468篇）、后勤社会化（381篇）、人事改革（176篇）、建立大学制度（21篇）等等；三是高等学校扩招后所引发的就业（718篇）、多校区管理（36篇）、高校类型定位（8篇）等问题；四是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141篇）和质量保障体系（85篇）问题；五是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继高校合并（171篇）、二级学院（135篇）、多校区（36篇）等问题后，中外合作办学（84篇）又掀高潮，这两年对此的研究也是日益深入。

上述数据显示，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重中之重的热点问题，人、财、物管理中的人、物管理成为攻坚的焦点，同时伴随高校扩招和高教大众化，大学生就业问题和高校学分制改革问题也成为改革的大热点。对于多年来研讨的其他重点和难点问题，学术界仍给予了不懈的努力和关注。（三）论著探索：全新的视野

2003~2004年间出版了多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专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总结。如：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2~2003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现实与理想》，该书通过发展战略——高校成长的前提、人才培养——永恒的主题、地方化——未来的走向、热点连接——不同的关注、院校研究——关注高校发展、论点集萃等6个部分来对2002~2003年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

第二，关于院校管理方面。郭石明的《社会变革中的大学管理》（浙江大学出版社），以大学组织结构为起笔，重点是研究大学管理，用多视角认识大学组织结构，多视角探讨大学管理。而来茂德主编的《独立学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探索》（浙江大学出版社），通过对浙江大学两个独立学院为案例，分析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前景作出预测。另外，还有柳清秀著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国文史出版社），郭成等著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系列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夏敏等著的《21世纪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新探索（高等教育研究系列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等。

第三，在教育体制方面。董云川著的《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云南大学出版社），通过介绍大学在生存与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危机，以“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复杂系统及其组织理论和分权制衡的政治学说构建他自己的理论体系，讨论解决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问题的根本出路。赵海利著的《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丛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运用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在实证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公平效率的基础上，以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提出政策建议。通过阐述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评判标准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高等教育公共政策；通过高等教育对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和人民健康之间的定量模型来研究和评估高等教育的外部收益；通过高等教育公共支出效率和公平的分析，提出高等教育公共政策建议。此外，张兴著的《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对高等教育办学多元化的历史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第四，质量评估方面。范文曜主编的《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教育科学出版社），体现了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财政政策方面的主要经验和发展趋势，反映了在教育政策前沿领域中国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还于2003年8月编辑出版了《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实践研究》一书。

2003~2004年间，高等教育管理类的博士、硕士们也用自己的研究为此间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添上浓重的一笔。厦门大学高教所刘铁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研究》，引入准公共产品理论和第三部门理论，提出高等教育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社会提供，政府应减少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论文辅以案例分析来增强说服力，并阐述了加入WTO后的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展原则。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韩映雄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质量研究——基于利益关系人的分析》，以高等学校的三个职能为纬度展开，分析了教学质量、科学研究质量及社会服务质量的形成与发展，并采用“利益关系人”分析法对不同利益关系人的质量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熊卫华的博士论文《学分制及其在中国高校的实践》，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难以绕过的学分制问题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张兴的博士论文《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趋势和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加快多元化办学的参考意见。此外，北京大学2004届博士生康宁的《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一文，作为转型期制度创新理论基础的一个范例，不仅论证了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明确了制度创新的微观基础取决于一个“好”的市场框架下资源配置主体转换生成的约束条件，还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组织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认为有效的大学组织治理结构是置身于市场经济之上的“三种力量”张力与整合的相对均衡。北京大学2004届博士生林小英在她的博士论文《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中探讨了民办高校（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是如何在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相矛盾的情况下采取策略行为，利用政策部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政策规范的可变通性和政策资源的可交换性，来获取更多的行政合法性，最终解决行政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的错位和冲突的。

2003~2004年间高等教育管理的硕士生们也不甘示弱，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支撑着属于自己的研究空间。以厦门大学高教所等机构为例，宁顺兰在《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对在以知识产品为主要生产形式的信息社会和数字化时代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选择取向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林培锦以“高校内部决策的保障体制”为研究课题，初步构建了一个由动态保障和静态保障相结合的高校内部决策科学化保障机制。姚加惠则用历史与比较的视角来观照“我国巨型大学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对我国现今出现的巨型大学的组织管理模式提出建议。裴云在《大学排行理论研究》中从评价理论的角度，结合实证分析，对大学排行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价。王德林的《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唐拥华的《高职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初步研究》、熊茂芳的《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和王碧艳的《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等硕士学位论文，集中地研讨了高教评估及质量保障的相关重大问题。（四）课题攻关：突破的关键

2003~2004年间，为了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和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对此给予了相当突出的关注，这从全国十五规划课题的分析可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研究。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孙崇文主持的“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赵宏中主持的“我国合并高校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创新研究”等教育部重点课题正式启动。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陆勤主持的“高校学科建设和专业结构调整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关系研究”、中南大学教务处程金林主持的“新时期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理论的研究”、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陈文化主持的“‘大科技’观、‘大教育’观与高校主导多维整合教学管理模式的研究”等教育部重点课题正式启动。

高教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在此期间，学术界又启动了多项新的研究项目，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张晋峰主持的国家级重点课题“高等学校综合水平评估的研究”、韩映雄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高等教育质量及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构建的研究”、赵婷婷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部委系统重点课题“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分类标准研究”、江西财经大学谭光兴主持的“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认证研究”、同济大学国际教育评估与专业资格研究所章仁彪主持的教育部重点课题“新世纪高等教育质量与认证研究”。

院校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国煤炭经济学院毕宪顺和西南政法大学文正邦，新获得了“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及“厘清高校法律地位——应对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研究”等教育部重点课题。2004年9月和10月分别在温州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东南亚院校研究会年会及中国院校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研讨会。可以预期，相关的研究课题将越来越多。二、2003~2004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及其进展（一）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宏观管理体制创新问题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教育创新是为了适应未来新趋势，开拓教育发展的新道路。因此，2003~2004年间有关教育体制创新与调整的问题受到各方学者的格外关注。我国加入WTO后，高等教育管理界在2002年就已经对WTO的相关规则和我国对教育服务贸易有关承诺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初步的分析探讨，这两年来，WTO的话题依旧，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在2002年研究的基础上，针对WTO关于高等教育体制创新和改革的举措，高等教育管理所应有的变化等方面进一步进行探讨：

首先，随着“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的进一步深入，政府逐步推动了院校分类体系的形成，学术界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研讨不断得到深化。国际大学校长们的盛会，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精英教育质量和高职教育质量的激烈论辩，有力地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问题，以及高职教育体系的构建问题。

其次，随着WTO进程的日益深入，我们加入WTO对教育服务所作出的承诺和自身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都要求我们的高等教育要深化体制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开放的教育市场，吸引国外留学生。通过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政策，使教育符合全球开放的要求，融入国际市场。这样一方面利用他国的资源为我所用，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教育管理经验，筑起高起点的教育平台，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把我国的教育市场拓展到其他国家。在政策方面，《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分别于2003年2月和2003年9月实施，给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一个新的视点。各方学者都对此将给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冲击和反应进行研究，同时条例的实施体现了开放教育市场的意识和依法办学的实践。

再次，伴随办学投资体制的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体制也将趋于复杂化。WTO的背景下，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创新势在必行，亟须改革投资办学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提高各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规范和促进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发展，监管中外合作办学体制的合法化。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愈加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而与之相适应的是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投资体制的多样化，但主体多元化的构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独立设置民办高校发展的困境，已成为制约主体多元化的瓶颈，三足鼎立之势尚未形成。新形势下出现了三类投资模式：以中央、省、市、县为办学主体所形成的公办高校的投资模式。以市场为办学主体所形成的民办高校的投资模式；以政府和市场为办学主体所形成的混合型高校的投资模式；只有对它们进行梳理、归纳、比较和总结，才能有效地为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客观依据。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涉及到产权多元化的问题——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有关产权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改革相应，高校对办学自主权提出了更多要求，政府角色和行为也应随时代变化而改变。从过去的政府控制模式转变到政府监督模式，实行从“大政府、小社会”到“小政府、大社会”，从直接行政控制为主到间接宏观调控为主，从规制性调控到保障性调控，从单向性调节到多维性调节等一系列根本转变。对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的发展，除了法律上的规范外，还需要制度和管理上的保障，因为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逐渐完善，混合型高校必将成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重要类型，其投资模式也将随之成为一种主流模式。（二）现代大学制度规范下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因为它关系着高校自主办学权的落实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进而关系到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面之广，触及点之多是众所周知的。这两年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教学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求建立弹性学制和学分制来逐步取代现今的学年制；二是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引发的对大学人事制度的讨论；三是后勤社会化进程还在继续。这三个方面改革的深化，共同推动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进程。在日益高涨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声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已经基本成型，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有了较完备的外部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给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

首先，有学者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传统的学年制教学管理体制将进一步转向弹性学制，高校必须以实施学分制为突破口，树立现代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学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促进教学管理改革。也有学者从弹性学制的实行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出发，提出高校只有在积极改革完善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弹性学制的顺利实行。但也有学者认为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必须保证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个性发挥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良好的学校内部条件与和谐的外部社会条件是实行学分制的基础。在大众化高等教育初期推行完全学分制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当前依然应该采用学年学分制。这些观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行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改革应该根据现有条件分步实施。

其次，在招生制度方面，2003年教育部提出在22所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方案，无疑是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成为人们关心和重视的问题。面对这一重大改革，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有的认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既要体现高考成绩不是惟一的选才标准，又要保证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降低，使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事业都能够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有人认为，试点自主招生是对高考制度的创新和开拓，有利于正确处理高校和政府的关系，但它的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此外也有学者从“高校的自主权是谁的自主权、高校自主招生何以实现教育公平”两个层面对高校自主招生提出质疑。由于招生制度改革涉及的因素复杂，当前在短暂的实践中显现出来的主要是浮在面上的问题，不论是赞同还是质疑的观点，研讨似乎都有点老生常谈，没有太多质的突破，也许随着自主招生制度的深化和配套改革，其中的问题和矛盾会进一步暴露，我们的研究也会更加深入。

再次，众所周知，大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师资水平的高低。师资水平除了教师本身素质外，还需要一个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来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造就众多的学术大师。而现在高校教师人事管理存在相对封闭、难以流动、分类不清、优劣不分、缺乏竞争等诸多弊端，不改变现行的体制，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不可能实现高校分类发展的目标。对此，2003年北京大学在人事改革方面又一次扮演了高校改革领头羊的角色，虽然是蹒跚起步，高等教育管理学术界却给予了热切的关注，以期在理论上理清高校人事改革的目的和途径。一方面，要改革教师管理制度，引入竞争、激励、淘汰机制，建设一支结构合理、善于创新、勇于攀登科技高峰的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并完善校院二级人事管理的制度体系，推进学校管理资源的信息化进程来加强人事管理队伍的建设。此外，也要通过实行职员制度来淡化“官本位”意识，建立适合高等学校特点的人事分类管理制度，实现行政人员专业化。实施学校职员制度，要妥善解决“双肩挑”问题，建立有效的人员流动机制，建立与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相协调的分配制度，真正做到契约管理。

最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渐入佳境，随着改革的日渐深入，对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原则、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成为这两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要坚持社会化过程中模式多样化原则、坚持社会化过程中成本核算原则、坚持社会化改革过程中能本管理原则。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后勤社会化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目标模式是公司制，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目前比较适合高校特点的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营、服务、育人的关系，则还值得深入探讨。（三）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下的质量评估问题

精英高等教育质量主要是内适质量，而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强化了高教与社会联系的同时，也促成了各国从高教外部关注质量和质量评估问题。如何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是近二三十年世界高等教育改革最关注的重大前沿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在2002年进入高教大众化之后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评价和质量评估在高校行政事务和学术管理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质量评估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极其重要。2003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把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并以此着手，全面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于是，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应用研究，主要聚焦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下的质量评估问题。

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劣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那么，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必须大力推进其观念和机制的创新。以教学质量观念的创新为先导，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和多元的质量观，充分认识教学质量新的意义并把握教学质量管理新的内涵，明确教学工作的各要素、各环节和现代教学技术管理。同时通过评价、激励与监督的机制创新，提高教学质量管理的水平和效能。另外，强调加强对教学工作的评估则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高等学校通过完善教学管理监控体系，实行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经常性地开展自我评估和社会评估，找准差距、不断提高，是新形势下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和高校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有学者为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价系统构建量化模型。

学者们还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探讨，有学者指出，加入WTO后的我国高等教育已加快国际化步伐，鉴于外国认证机构开始渗透到我国高等教育以及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市场混乱等现实，我国应该借鉴国外认证机构的经验，建立与国情相适应的质量认证系统。在高教质量保障体系创新上，有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高教系统内利益主体多元化，带来评估主体多元化。所以发展多元质量保障主体，建立多样性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良好的质量保障环境，重视理论和队伍建设，是今后中国高教质量保障创新的主要走向。也有学者把“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引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外延建设和内涵建设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必须引进“全面质量管理”模式。但是评价“全面质量管理”模式是否适用于高校，是否能成功地实施，最终还应依据社会的认可程度和就业市场的认同。有学者用动态评估的方法构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评估指标体系，并提出为了提高评估的可比性与可信度要实行分类型评估。

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校纷纷拓展新校区，多校区大学已成为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特征。于是，对多校区大学的管理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人提出对多校区大学的管理必须创新管理理念，实行文理渗透，培养高素质人才；激发全员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依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模式，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用；探索与国际现代大学管理模式接轨的体制。“数字化校园”模式、分层与归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是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设计的可行方案。同时要重视多校区文化融合，尤其是多校区图书馆的管理问题。（四）高等教育扩招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高校毕业生人数在扩招的形势下持续激增，就业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就业难的问题成为困扰高校发展的难题。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给予就业理论支持，有研究者从毕业生就业国际化的角度来研究，更有研究者从毕业生失业的视角剖析就业问题，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

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观念上的、制度上的、院校分类上的、毕业生心理期望上的，在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结构之间存在着多元化的矛盾。进一步的改革也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其中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是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又一次创新实践。虽然实施效果有限，但毕竟体现了高等教育要培养创业型人才的理念，有利于解决毕业生被动就业的问题。也有学者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提出自己的看法，就业率对高校、考生、家长以及整个社会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而就业率本身又受到就业形势、就业政策、择业观念、择业期望值等因素的影响。

就业率的科学统计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建立科学完善的统计体系，保证就业率等各项数据的准确、科学，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出高校的实际就业状况和办学水平，才能让社会、高校普遍认可和接受，才能实现统计公布就业率的初衷。也有学者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及结构进行描述统计，从经济和教育两方面对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行业收益的显著差异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并存现象的部分原因；毕业生的基本教育情况、学业状况、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以及学校性质等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求职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对此，这些学者建议发挥高校的就业指导作用，加强教育改革，面对市场进行专业调整，还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加强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联系，同时还要对女大学生的就业予以更多的关注。三、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展望新的一年，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依旧任重道远，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高中教育瓶颈的出现，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重点将出现转移，以应对管理改革所暴露出来的诸多新问题，提高对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理论针对性。所以，对于未来，我们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理论期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战略规划研究成为宏观管理体制建构的突破口1.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战略应对WTO挑战的问题

WTO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同样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国家将进一步推进教育合作和交流，扩大学历学位互认。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教育“十一五”计划已经把“加强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交流的对策研究”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焦点。在应对WTO挑战时，我国的高等教育该如何自处，国家在防范国外高等教育体制不良冲击和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双重任务中，应该采取适应的战略来防范未然。国家战略在考虑风险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让我们的高等教育走出国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教育合作交流。

目前，在高等教育多样化过程中出现的办学区域结构、办学层次结构、办学类型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已引起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紊乱，这样就浪费了高等教育资源，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同时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目标的实现。对此，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对不同区域、层次、类型、形式、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各自潜在的功能大小和它们将在未来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时要按照它们彼此之间的相容性、互补性、排斥性和渗透性的关系来确定各地区、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的相应位置，而且还要处理好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另外，在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大环境下，高等教育向西推进成为现今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西部教育发展战略的问题应该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现今的西部高等教育相对滞后，如何发展西部高等教育，不仅需要西部高校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还需要国家从政策、财力、法律方面的倾斜。此外，在西部发展高等教育要充分考虑西部的实际，探讨究竟怎样的高等教育模式才能够和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够真正促进西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同时，在WTO的进程中，西部高等教育如何才能既经受东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冲击，又可以适时地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动。所以，这一个庞大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调整需要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的理论支持。

厦门大学已经启动国家“985工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开始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攻关研究。在构建该体系的过程中，今后三年的研究重点主要将集中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与运作机制研究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中的若干重大攻关问题关系到我国未来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性、教育方针政策的导向、教育管理方式的选择、教育目标实现的途径以及大众化的实现方式等多方面，并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运行的总体效率。所以，高教体系的发展战略问题是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展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对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探索与中国国情相符的，既有利于高等教育资源扩充和节约，又能够促进各种办学成份合理地分层并办出各自特色，同时最终使人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未来我们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的关注重点。2.以区域化战略解决高校招生就业制度改革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使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高等教育形式和结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高校招生就业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以往高校“一好百好”的精英战略不同的是，区域化战略将成为战略价值取舍的主流之一，大多数高校必须提高区域发展的针对性，强化院校区域化的独特优势，避免没有竞争力的“千校一面”。

现行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在维护教育公平、保障生源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选拔标准单一、选择性与针对性不足的缺陷。随着越来越多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考率达到70%以上，分省统一高考渐成趋势，2003年一些高校也推行了自主招生，这似乎是对高考以及高校招生制度的一个突破，但它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招生体制，而且首次实行的自主招生在实际应用中的冷遇似乎也在预示着招生制度改革举步维艰。高考改革和招生制度的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怎样实现和体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如何保证在招生中的教育公平，以及高考指挥棒该对基础教育的发展起怎样的导向作用等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并作出理性的思考和探讨。

相对于招生考试制度要求的公平性而言，毕业生就业则有了更多的效率成份。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增幅达20.71%，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仍然严峻。为缓解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在转变就业观念的同时，需要加强针对性、区域性和有效性的研究。深化就业制度改革，提高高校毕业生自主择业能力，建立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为有效择业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这些都将成为高教管理研究的焦点问题。

要使招生就业制度真正行之有效，研究者应重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和深化问题。1985~2000年三个阶段教育改革之后，我国高教管理体制基本消除了原有的“条”、“块”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的体制。如今，随着《高等教育法》要求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面临着从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向新时期的“注册制”和“评估制”转变的过程，这样在新形势下宏观上分类管理和微观上构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已是势在必行。但对于新发展阶段的院校如何分类管理、高教质量多元化如何进行认证、社会中介组织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作用何在，等等问题都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凸现出来，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对形成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二）院校研究成为高校管理应用研究的切入点1.研究世界一流大学以解决精英大学的迷失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们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三年后，他在为清华大学校庆题词中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们知道，一流的国家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大学来培养。但究竟什么是一流大学，又如何建设一流大学，我们的北大清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还有多远，我们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这几年的中外校长论坛在应用研究和实践操作层面给出了一些思路。但我们大学的路该怎么走，我们该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一流大学的要素构成等问题都有待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否则精英大学不“精”，大众化高校不“众”，会使我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严重迷失精英大学的理想，反过来大众化高校也失去自己的特色。

创建精英大学，首先要解决高等学校科研管理体制与创新体系的优化问题，这是大学科研中心的需要，也是研究型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教学中心的需要。精英大学与科教兴国紧密结合，尤其是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应用研究生力军和科技成果转化重要方面军的作用。精英大学如何进一步优化高校科研资源配置，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主动加强大学科技园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强高校科技创新与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机制等问题都将成为未来高教管理研究者的新看点。2.研究现代大学制度以解决质量评估的规范化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行，高等教育办学已形成多样化的格局，多样化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多样化高等教育的发展，导致高等教育入学门槛的降低与社会功能的扩展，高等教育的质量受到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怎样评判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既是关系到高等教育管理的现实问题，又是关系到我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所以对高校分类评估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也是迫在眉睫的。高等职业院校在学校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调整上的特殊性，在学生工学结合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在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方面，在如何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宏观规划和管理方面，都应当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2003年教育部提出要把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作为《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全面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出要推进制度创新，改革教学评估工作，建立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建设一批基于互联网的国家级示范教学基地和基础课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促进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力发展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促进产学研结合，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进一步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规范专业设置管理，加强对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宏观指导。所以，提升高等学校教学质量，推进高校的教学改革实践，需要理论先行，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实践的发展。

人是办学质量的首要要素，“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继北京大学推行人事制度改革以来，许多大学都纷纷开始对学校的人事制度进行改革，以期改变长期以来人浮于事、平均主义等弊端。但是对于聘任制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与中国传统体制和意识诸多不适应的地方，我们又该给予怎样的建议？另外，对于聘余人员的安置问题在改革的初期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还有在改革中一直困扰高校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争的问题，是否在这次的改革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高教投资体制及生均培养成本也是质量保障的重要要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开始解禁，多元化投资渠道及混合型管理格局逐步形成，高等学校过分依赖政府的状况有所缓和，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目前社会资本“非禁地即可进”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本投资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民办高校经费使用效率高但发展步履维艰，公办高校经费使用效率低却发展强劲，社会资本投资独立民办高校的愿望不强，这一系列问题的昭显表明目前高等教育投资及管理体制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如何缓和这些矛盾、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财政的激励作用、如何让社会力量促进民办高教的大发展、社会力量该用何种形式参与高等教育的办学、如何理清生均成本核算与质量保障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尚需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科学发展观：理性思考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高等教育

在国际上，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7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工业文明观”，追求GDP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发展被看做是一个多维的变化过程，除了经济的增长以外，还包括社会结构的变化、公众态度的变迁以及不公平的减少、贫困的克服、人类尊严和价值得到尊重等；进入90年代以后，以UNDP为主导的一些国际机构又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虽然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更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分配，关注这种经济的增长与人类生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以提高人类的福利为目的。

我国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同样也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经济濒临破产，在那种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之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种正确的发展观的指导下，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个时候特别关键，搞得好便会继续发展，跨入更加通畅的上行通道，搞得不好就会引发经济和社会风险。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资源严重不足的压力凸现，全国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煤、电、油、运“绷得很紧”，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平；7年来，我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超过全国总量的5%；货币信贷增长仍在19%的高位运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正是在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转折的大背景下，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由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率战略转向追求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新战略。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出现的五大失衡问题，其实质是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快、更好、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深刻分析的：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显然，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要抓住这个机遇，必须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要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概念和本质。高等教育发展是一种适应社会和个人需要、系统结构优化、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和效率、符合教育目标的有质和量的增长。以上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适应性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特征。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呢？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如果从发展的宏观角度考虑，可否这样表述：所谓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是指“以人为本，提高适应性，全面协调质量、数量、结构、效益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与此相适应，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可否做这样的概括：第一，全面协调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第二，全面协调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学位水准；第三，全面协调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第四，全面协调校、院、系的职权，适应建设跨学科团队的要求；第五，“以人为本”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全面协调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

数量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离开了数量高等教育发展就无从谈起，数量应是有质量保证的数量。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连续几年的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全世界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但是，以中央提出的要抓住21世纪头20年的历史机遇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考量，我国高等教育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下列比较的数字可以看出：

其一，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校率。1993年：美国72.2%，加拿大71.2%，芬兰48.2%，新西兰44.5%，阿根廷39.9%，法国39.6%，韩国37.7%，中国台湾34.13%，泰国23%。我国内地高等教育供给水平仅能满足1/6到1/7的适龄人口的需要。

其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十万居民的大学生数。世行和教科文1998年统计：加拿大102.9%、6984人，美国81.1%、5395人，澳大利亚71.7%、5401人，韩国52%、4955人，法国49.6%、3617人，英国48.3%、3126人，意大利40.6%、3135人。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2001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大学在校生人数仅为594人，远低于发达国家。

其三，我国从业人员接受教育水平：2000年我国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

从更大的宏观背景考察，21世纪的特征，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是从根本上加大对发展高等教育的压力。

1998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应邀在华盛顿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人发表了著名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影响教育在21世纪发展的三大力量：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市场。他还特别论述了知识经济的出现，使得一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民的智力强弱、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而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的比例已经变小。

格林斯潘提出的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的论点，已被美国的几项调查结果所证明。

其一，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美国2000年65%的工作是技术性的，而1950年只有20%是技术性的。这种变化显然反映了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刺激了人们对教育投资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四大产业的雇员中约50%是所谓的知识劳动力；而旧经济时代以石油为基础的四大产业雇员中只有约18%是知识劳动力。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将长期存在。

其二，美国结构性失业难以解决的启示：2003年美国消费与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接近6%的高水平。这是历次经济复苏罕见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变革：第一，企业效率增长高于产出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生产增长了35%，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8%，2/3的失业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造成的；第二，企业的核心业务集中于知识密集型的生产经营活动，吸纳蓝领工人就业的岗位有限。目前，在美国主要制造业基地底特律，白领工人已占50%多。失业者有近一半是中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劳动者。人们为了找工作或保岗位，有条件的必然要求上大学。

其三，美国受教育者的特征发生根本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注册学生中有近50%是25岁及以上的成人，而在1970年只有28%。仅仅20年，大学生的主体就由18~22岁的青年人变为这些年轻人与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平分秋色了。这种变化，正是人们为了工作岗位而积极上大学的体现。

再者，教育投资的高效益也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教育收益主要由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部分组成。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综合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性收益）主要包括：经济收入的增多、社会地位的改变、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多，在就业中的优势、生活质量的提高、抓住机会的能力等。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收益主要包括：获得的尊重、确定性和安全感、在人际互动中的有利地位、自我实现等等。

在经济效益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学历的差异导致收入的差异越来越大。美国一个基金会所作的一次调查表明学位越高工资越高：20世纪70年代，美国本科毕业生平均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33%，90年代高80%。90年代大学毕业生工作一生比高中毕业生多挣60万美元，研究生平均收入比本科生多一倍以上。我国的调查同样说明这个问题（见表一、表二）。表不同文化程度城镇职工实际收入的变动趋势（单位：元）（表一）表不同教育程度收益率的变化趋势（%）（表二）

教育投资也有很高的社会综合效益。

舒尔兹认为教育本身即具有经济功能，表现在：（1）进行科学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直接或间接贡献经济增长；（2）发掘与培养学生的潜在能力，对于学生的成长具有正面影响；（3）培养具有适当理想与态度的工作者；（4）增进学生和工作者适应职业变迁的能力，以减少失业机会；（5）培养各级师资和科学家。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表现在：（1）对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的作用；（2）对减少社会未来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作用；（3）可降低犯罪率及相关法制支出；（4）促进社会凝聚力增强；（5）减少失业；（6）促进技术普及和技术变革。

综上所述，不论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还是从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个人及社会很高的综合效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都还必须持续发展，包括规模的扩大。

据此，我国的高等教育的规模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即每年的增长率应大致比GDP低一个百分点。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曾提出：2010年，高等教育各类在学人数达到2500万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左右。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以上。2010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年，2020年达到11年。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的实际增长都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例如：2003年普通本专科招生380万人，比上年增加60万人，增长19% （计划增长9%） ；2003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约27.3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人，增长35%。200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447.43万人，比上年增加65.17万人，增长17.05% （计划增长7%） 。2005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计划为475万人，比2004年实际招生增长8%左右；硕士生招生计划为31.6万人，比去年增长15.5%；博士招生计划为5.5万人，比2004年增长2%。1998~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办学基本条件的变化（表三）（注：本表数据根据2004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规定进行测算。）

但这种突破性的增长应该放缓，因为我国经过几年的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办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仅从以下两个方面稍加说明。

其一，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从1998年的341万增加到2003年的1109万。由于超常规发展和历史欠账的积累，高等教育已明显不堪重负。据测算，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行政用房缺口达4000多万平方米，图书缺口约5亿册，仅此即需投入750多亿元；专任教师缺口达6万人。

其二，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已占对教育拨款的1/4，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日本和韩国，也高于美国。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而且也必然会增加对高等教育投入的绝对数。但鉴于我国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政府不可能通过挤压义务教育的投入来继续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我国义务教育缺口700亿） 。也就是说，这种投入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大家熟知的那个原来用于高等教育每年增长的一个百分点，中央已决定用于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就是一个例证。

正如教育部部长周济所说：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投入不够。2005年2月周济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说：中国教育在取得历史性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困难和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和困难就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构成了现在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由于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这个基本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可能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长期存在下去。周济坦言：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教育的投入不够，要想满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断增加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我们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这样的实际困难，我们还要继续发展，靠什么呢？一是靠政府加大投入；二是靠学校积极开拓财源，提高办学效益；三是靠改革办学体制，积极发展民办教育。

学校怎样开拓财源？周济部长2005年1月9日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说：“今后几年，我们还会继续争取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但这个幅度毕竟有限，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哪里？一是国家对知识创新的投入会大大地增加；二是企业对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会大大地增加；三是大学直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四是人民群众接受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的需求有大的增加。这几个方面就是几座金矿，是摆在高校面前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要靠改革创新。”

实践说明，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是开拓财源的有效途径，仅举三项统计数字稍加说明：

其一，高校科研经费收入情况统计（见表四）。高校科研经费收入情况统计（表四）（资料来源：科技部相关统计资料）

其二，清华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目前，清华大学共有控股的科技企业38家，其中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6家，参股的上市公司6家。最近三年，学校产业累计向国家上缴税收15亿多元人民币，给学校的投资收益回报3亿多人民币。预计到2005年，清华企业的总体经营规模将在200~3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上进入动态平衡。

其三，建成和正在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已有44个：截至2004年，由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建成和正在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已有44个，依托高等学校104所。还有一大批由地方政府认定或高等学校自主建设的大学科技园。大学科技园承担服务社会的平台，其建设发展还有利于促进高校的学科建设发展。

笔者认为，争取捐赠，是一条亟待开发的筹资渠道。2004年底，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称，该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内地富豪的捐赠不到15%。在内地富豪15%的捐赠比例中，并没有真正有名的富豪，基本上属于有一点钱的“富人”，其个人资产还达不到“富豪”的标准。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已有24万名千万富豪，每5000个中国人里就有这么一位富豪。2004年上半年《福布斯》杂志第一次公布的“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中国富豪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2003年被《福布斯》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有七成就没有在这次的慈善榜中出现。与此对比的是，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夫妇在过去4年里，共捐出了230亿美元，占其净资产的54%。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美国慈善榜统计，十年内美国的富豪对各类慈善组织的捐赠总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以1992年为例，全美当年的慈善捐款共达1243亿美元，其中来自个人的达992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2/3。

为了促进富人积极给慈善事业捐赠，应该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一是重新审议我国的捐赠法，建立遗产法，大力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英国最高的遗产税税率达98%，留给子孙1000万英镑，980万进了国库。遗产税法规定，捐赠社会的部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抵遗产税。二是学校建立校友机构，完善校友工作制度，以各种形式与校友加强沟通，培养校友捐款母校意识，使校友对母校的贡献在大学的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三是重新审议基金会设置章程，大学要掌握基金的运作规律，保证大学资产的不断增值。四是捐赠机构应该做到高度透明，否则的话，校友不愿意出钱和出力。

面对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差的严峻形势，全面协调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就显得更为必要了。正如教育部2005年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所强调的：要实现高等教育工作重心的转移，在规模持续发展的同时，把提高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需要，更是高等教育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什么是高等教育的质量？高等教育质量是指高等教育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质量标准必须多样化，不应该用学术性作为惟一的标准来衡量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规格的需要多样化。但是作为教育的一个层次——高等教育，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统一的质量要求，各种类型的学校也必须有大致统一的质量要求。达不到这些要求，就是质量不合格。而要达到这些基本要求，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诸如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创造平等和谐的学术氛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等等。但必要的师资及教学设施、设备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正如德洛尔所说的那样，“每个国家应不时地在教学方法、内容和管理方面改革它的教育制度。然而，不论这些改革有多深入，学校教育均会将其现有的主要功能保留到下一个世纪，而它的生存发展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保持其‘质量’和‘针对性’”。

1983年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讨论会，一致认为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应具备三条标准：（1）坚实的专业基础，并掌握所攻读的学科的方法论，方法论比专业更为持久；（2）具有把所修学科知识同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以及同其他学科的成果相结合的能力；（3）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且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能运用他们的知识进行国际交流。

仅从教学的硬件考量，防止质量滑坡，是当前的主要倾向。三、全面协调高等教育的结构，不断提高适应性

当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目标是：

第一，按照全国性（面向全国招生）、区域性（面向大区或数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区招生，个别特殊专业也可面向数省招生）三类不同的服务覆盖面来规划学校布局。前两类学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与省级政府共建、共管，后一类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

第二，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差异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少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

第三，逐步形成综合性院校（文、理、工、农、医等各大门类学科较为齐全的学校）、多科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较为合理的布局。1.协调层次、类型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培养人才的层次、类型和规格都要多样，这既是知识经济本质特征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我们这个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和高等教育的现实状况与这种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培养人才的类型、规格比较单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弊端，这种弊端又是与我国传统文化中惟理论是尊，“卑薄技术为不足道”（毛泽东语）的消极影响分不开的，因而克服起来也就更为困难。例如高等教育中的盲目追求“学术性”和“升格风”屡煞不止就是其典型表现。

近期，教育部高教司召开了一次理工科各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到会的都是各专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们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学校都是在近年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增设的相关专业，其实很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开设相关专业的师资条件和设备条件，也不知道如何去办相关专业。这表明目前高等学校发展模式趋同现象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对于“大学是什么”、“如何办大学”缺乏足够的认识，社会盲目崇拜大学与学历，对带来的实际后果考虑不多。二是政策导向有问题。“211工程”原计划选择各类型各层次顶尖学府，现在却都是重点大学，从而引导大学走向同一模式。三是学校管理者缺少自己的个性。重点学校模仿国外大学，普通院校模仿重点大学。很多专科或高职校不顾条件上本科，本科院校上研究生教育，单科或者多科学院追求综合化。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于2004年7月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指出：工程教育定位不准，各类学校工程教育缺少分类指导。重点高校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工程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不足。许多高校工程教育在趋同，特色逐步在消失。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社会急需高级技能人才，即所谓“银领”人才，另一方面，职业技术学院则出现招生难、毕业生就业难。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职教育的大定位不正确，往往都是按普通高等学校的模式培养人才，办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一些办得稍有成绩的学校，就忙着要“升级”，改办普通本科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再强调：大学要办出特色。他说：“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连校训都差不多，‘求实、严谨、创新’，无非这几个词；很多学校盲目攀比，追求高、大、全，中专改大专，大专改大学，大学有了本科招硕士，有了硕士招博士，有了博士办博士后流动站；所有的‘学院’都要改名变成‘大学’；所有的学校都是知名大学，都向学术型转变。”“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估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社会评价就在向‘高、大、全’引导，而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办出层次”。“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真正对政府、社会和下一代负责的做法是每所学校都能科学定位，包括学科领域、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规模、办学目标”。“任何层次都能办出特色，办成一流”，纪宝成还认为，“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今天，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规格应是多样化的，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评估也应有多样化的评估体系，只要办出成绩，就应得到社会的褒奖，这才是一种良性循环”。纪宝成说，这样才能为社会提供多种选择，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 “我们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培养高端人才上”。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要有多元化人才培养的责任感和质量标准，要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标准，这样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能多元化，每所高等学校也就各安其位。 “卫星要上天，马桶也不能漏水”。中国的工程师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的马桶漏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连如此低层次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不了，培养高技术人才从何谈起？

2004年，美国《经济学人》周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英国满街都是大学生》的评论文章，总结英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教训时指出：英国高等教育的症结与其说是扩张问题，毋宁说是“学位膨胀”问题，即大学（本科）毕业生越来越多。这一问题始于1992年，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批准工学院改称大学。理工学院本来是只属于各郡的地方性职业专科学校，现在都成了大学，使大学学科突然增加，却又大部分价值含糊，消灭了纯职业进修学校与学术性大学之间的分工意义，摧毁了高等教育制度的一条重要支柱。这种（学术性的大学与职业性的院校）“统一”趋势令英国高等教育遭受灾难性的影响。文章还指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念大学（指学术性大学——引者注）。对一些人来说，勉强念大学反而是浪费时间。

美国比较成功的经验是：提供大量社区学院，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的底层基石。社区大学提供收费低、课程灵活、以就业为目标的基础大学课程。美国人念完社区学院后，可以去就业，也可以报考大学。

周济部长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总结会上指出：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分层次、多类型的。不同的大学要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从国家利益看，必须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需要。但对大多数大学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环境特点、学科特色、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盲目地追求“大而全”。

英国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们虽然不至于“满街都是大学生”，但注意全面协调高等教育内部的层次、类型、结构，防止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贬值，则是当前要注意和防止的一种倾向。2.协调办学结构促进民办高校适应高等教育持续发展要求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最近指出：要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单靠公办高等学校是远远不够的。今后高等教育的增量部分将主要靠民办高等教育来实现。

近年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势头很好。截至2004年，具有独立颁发毕业证书资格的民办高校228所，比《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的2002年增加95所，增长71.4%。民办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39.63万人，占普通高等教育的10.47%，比2003年提高3.16个百分点。

教育部安排2005年工作时，把推进办学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要促进民办教育的积极发展和规范管理作为重点之一。为了体现这个重点，2005年3月24日，教育部新批准设置了15所民办本科高校。而在这以前，教育部一共才批准了9所民办本科高等学校。

上海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措施，反映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进入了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但它仍然为了发展民办教育，鼓励企业、个人等以各种形式举办普通高等院校，争取到2010年新增10~12所民办高等院校，在校生达到10万人左右。

上海市2005年3月专门召开民办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几个决定：设立每年4000万元的民办教育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民办高校的科研投入、特色学科建设和民办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改革，并奖励一批社会声誉良好、办学有特色的学校。预计今年该项基金投入将超过5000万元。把“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落实到位，四项举措深化民办教育改革：一是将实行民办教育投资主体多样化，积极倡导多方出资联合办学或多元投资合作办学，发展混合型办学体制；二是改制一些区政府和行业举办、目前办学难以为继的高校，为民办学校或多元投资体制的学校，采取国有企业收购或民营企业接盘的方式，尝试引入社会资金，并在民办教育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审慎地进行；三是鼓励学校重组合并，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鼓励、支持民办学校结构重组，资产转让；四是进一步提高民办学校“准入门槛”，吸引社会资金举办高水平、高标准、高层次、高效益的各类民办教育。

为了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上海还决定，三所民办高校试行自主招生：2005年三所民办高校首次试行自主进行入学测试、自主确定入学标准和自主实施招生录取的自主招生。此前，有10多所民办高校申请参加2005年的自主招生试点，市教委在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评议后，最终上海杉达学院、上海建桥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新桥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高校因有较好的办学声誉和较为合理的招生方案设想而脱颖而出。三校表示将公平、公正、严格、规范地进行招考工作，并在招生计划、政策规则、招考程序、录取办法和咨询监督等方面实现透明、公开。录取时，学校将以学生参加学校入学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但不是惟一依据，同时还要参考中学的推荐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情况。通过这一试点探索，为高校招生从“分数决定一切”向多元综合评价转变作出探索。这三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工作将从3月启动，4月全部完成，上海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参加，被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6月进行的统一高考。这既是高考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对民办高校的有力支持。3.协调区域结构加强西部适应大开发的要求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东西部发展的差距有扩大之势。为了实现中央开发西部的大战略，必须加强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此，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教育部于2001年6月13日印发了《教育部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并于2001年7月10日召开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座谈会”。从2001年7月开始，原14对学校，2002年增加师范类3对学校。目前共有17对院系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支援活动，成效显著。

受援学校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学校的管理水平上了新台阶；受援学校的学科建设有了可喜的进步；受援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速度得到快速发展；受援学校的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从干部队伍上支援西部学校。除对口支援双方互派干部进行短期的到对方挂职锻炼外，有的学校还将自己的优秀干部调往受援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12月对口支援有关项目数据如下：支援与受援学校签定各种协议101份；支援学校派到受援学校任教教师341人次；受援学校接受支援学校资金481.7万元，价值1120.95万元的仪器设备，价值10113.8万元的软件，价值165.44万元的图书；支援学校到受援学校挂职锻炼14人次；受援学校到支援学校挂职锻炼53人次；支援学校在受援学校举办文化交流、报告会、讲座等417次；支援学校接受受援学校保送硕士生243人、博士生28人；支援学校接受受援学校进修、访问学者及短期培训402人次；共同承担省级科研项目19项、国家级项目25项；支援学校接收受援学校本科插班生369人；支援学校领导到受援学校访问222人次；受援学校领导到支援学校访问242人。

教育部在2005年的工作要点中又提出：教育部和西部每个省区重点共建一所大学；支持每一个地级市建设一所高职院校。四、全面协调学科、校园布局，注重办学效益

回顾历史，高等学校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是各国普遍的现象。直到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这种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库姆斯写了一本名叫《世界教育危机——80年代的观点》，分析了这种变化的状况。他在书中指出高等学校热衷于追求高层次而浪费资源的“五条规律”。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政府投资的减少，使得“危机”出现，导致这种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再也继续不下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高等学校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熟悉的“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办学、学校规模太小、学科设置过于单一等等，就是其典型的表现。

为了克服这种办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力进行了办学和教育体制改革，其中的主要方式就是学院进行合并。截至2004年底，已有964所高校（其中普通高校619所，成人高校345所）经合并调整为405所（其中普通高校354所，成人高校51所），净减559所。2004年我国高等学校的平均规模已达到7966人，远远超过了美国的3621人，日本的2492人，俄罗斯的2089人，德国的5143人。

院校合并为提高办学效益，为多学科交叉，提高学术水平，培养综合素质人才，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但是，基础并非建筑，可能也不是现实。应该肯定，有不少合并院校，正在这个基础上盖起理想的大厦，把可能变为现实。但是更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院校合并后并不如人愿，与合并的初衷相距甚远。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有的合并院校“专业学科重复较多，互补性很差”，“在同一个学科领域中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发展方向，加之校区分散，学科专业资源不能集中调剂和合理配置，引而学科之间不协调、不匹配，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山头’”，“合并院校校区多、区域分散，增加了办学和管理的难度”。

院校合并后，如果原来各校设置的学科（专业）形成各自的“山头”，加上校区多，区域分散，必将增加学科交融的难度，增加管理的成本，从而导致办学效益的下降。

周济部长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单校区是福，要尽量避免多校区的局面。即使不得已有了多校区，也必须集中力量建设一个主校区。这样，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有利于学科的融合，有利于学校的管理。”他还介绍：“浙江、辽宁创造了一条很好的经验，要坚决推行校园置换，有所得、有所失，轻装上阵，快步前进。”这是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路子。只有坚决按照这个路子走，才能防止资源浪费。五、全面协调校、院、系职权，适应建设跨学科团队的要求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其基本特征之一是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全国集中在教育部，学校集中在校本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高等教育的集权制正在发生变化，学校的部分管理权限正在下放给院、系。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特别是那些合并院校，这种放权趋势更为明显，在一些同志的心目中是以美、英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为借鉴的。应该肯定，这种改革有效地克服了原来管理体制中过分集中的弊端。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个度。全面协调校、院、系的职权，掌握好这个度，是当前这项改革所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

放眼世界，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经费的紧缺，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所谓“横向管理纵向化”的改革趋势。这种趋势发端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后来又波及英国的牛津大学等。

哈佛大学是一所包括法、商等11所学院在内的综合大学。它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分散管理的政策，允许每个学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负责自己预算的制定和资金的筹措。但是，自尼尔·L·陆登庭于1991年担任校长之后，便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努力把这11所互不联系的学院组成较为统一的大学。陆登庭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所必须进行的改革。首先，现在许多大学都面临着削减预算的问题，把各学院组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实体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分配资金。其次，是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鼓励各学院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促进教师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面临挑战的五个主攻领域上。它们是：环境研究、公立学校教育、保健、职业道德和价值、智能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正在迅速成长的热点学科领域。这位校长还认为，主攻这些目标会增强美国在世界新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也将有助于维护哈佛大学作为国家领头大学的威望。哈佛大学的这项改革，获得了大多数教授和学生的好评与认可。

牛津大学也进行了类似哈佛大学的改革，即大学的中心权威在加强。众所周知，牛津大学内部管理实行的是自治制：各个学院在组织和财政方面与大学独立；每个学院都是一个小社会，俨然像一个小家庭。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大学作为一种中心的权威正在加强。进行这种加强学校中心的权威的改革，是出于以下四个原因：其一，世界在缩小，统一的压力在增大，学院的自治正受到削弱；其二，实验室仪器越来越精密复杂，越来越昂贵；其三，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别的学科系去完成学业；其四，牛津大学的视野正在扩大。从哈佛到牛津进行的这场改革，都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综合化趋势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要求，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999年9月15日，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周济院士，在接受国际制造工程师协会颁发的“大学领先奖”奖牌时曾发表这样的体会：学科要争一流，要出大成果，仅靠一个教研室或一个研究室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在大学科的概念下实现跨教研室（研究室）、跨院系、跨学科乃至跨校、跨国际的联合，走国内、国际联合之路。

走跨学科联合之路，对我们的许多合并院校来讲，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首先要坚决按教育部的要求，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结构、统一制度、统一财务和统一规划。在实现这五个统一的基础上，使多校区走向集中，为发挥多学科融合的优势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已有的经验，“磨合”就是“摩擦”。过多地犹豫，过多地考虑安排干部，把学院越分越小，专业重复叠加，就会滋生“小作坊”，导致山头林立。这也就背离了院校合并的初衷。

总结世界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育部已明确提出，要推进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壁垒，搭建科技创新大平台。要克服学校现有的院系管理组织的弊端，打破人才部门和单位所有的壁垒，打破影响团队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壁垒，探索和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凝炼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和构筑基地的机制，组建一批多学科集成的创新团队和创新群体。

要大力推进创新团队建设：没有大团队，就不能搭建大平台、争取大项目和取得大成果，就不能造就学术大师、多出快出人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也难以提高。

经验表明，学术大师加创新团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抓手。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更应着重培养和造就创新团队，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创建团队上。这方面搞得好的话，高校就会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教师队伍建设也会有一个新的局面。

当前高校还普遍存在着力量分散的问题，单干户、夫妻店、父子兵、小作坊，无法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自然也很难提高学科水平，难以出“将才”和“帅才”，也培养不出大批人才。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用特别的努力、举措和办法，改变这一状况。为此，必须推进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性改革。

周济部长在第二届中外校长论坛的总结讲话中，特别强调进行基层学术组织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他说：高水平大学必须承担起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任务。但是总的来看，科研这个中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只有把科研提高到世界水平，才能真正吸引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才能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适应当今世界大学和经济、科技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大胆地进行高校科研体制的改革和科技创新，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形成体制性、结构性的优势，不仅将有力地促进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能够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营造更加宽广的舞台。我们必须有勇气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一次领先性的探索，这应当是实施二期“985工程”的一个战略突破口。在实践中，关于基层学术组织的结构调整，已经形成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院系管教学、所室管科研。大学内部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过去主要是以教研室为主，不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工作。比如在院系内部，建立了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研究机构，提高了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缺点是缺乏承担大的科研项目和创新工程的实力。

第二种模式，是在院系的体制之外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进一步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组织模式。比如设立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一些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正如我们正在建设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这个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一种矩阵式、网络化、柔性化的结构，教师和研究生都是这个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点，既属于纵向的院系结构，又属于横向的研究基地。今后，“985工程”和“211工程”的主导方向，要通过整合资源，迅速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使之在2~3年内有能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并获得国家更大投入，形成研究型大学的良性发展机制。

第三种模式是产学研结合，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建立科技创新和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学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例如华威大学、奥斯汀大学、巴黎十一大学、柏林工业大学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我国大学有直接参与科研成果转化和知识服务的经验，这种模式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优势。当前产学研合作新的趋势是从零散的、小型的、短期和项目式的合作转向系统的、有规模的、中长期的和机构性的合作。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高校联合建设重点实验室、设立思想库，大型企业和高校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签订了长期科研合作合同等，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这既是高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主要途径，也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六、以人为本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人才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包含三层含义：在自然层面，强调对人的尊重，满足人才的合理要求；在社会层面，强调为人才的发现、使用、成长和评价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人才的创新活动；在精神层面，强调对人才的理解、尊重和关心，激发人才的创造力。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应该是科学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高等学校还肩负着发展科学文化和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但是，它们的开展也不应脱离培养人这个根本任务。为了完成上述根本任务和重要职能，必须要吸收人才和用好人才，即建立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

教育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两个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教育事业所追求的崇高目标。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和塑造人的事业，教育工作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就是要坚持“两个为本”：一是坚持学校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衡量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败标准，最终就是要看是不是有利于受教育者的发展；二是要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高校要以超常规的热情、超常规的投入、超常规的举措来抓人才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主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任务，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考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耶鲁大学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国外具有代表性，耶鲁大学的人才培养战略无不渗透着“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在选择生源时关注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多方面的潜能；在培养过程中充分注重青年人的生理、心理成长规律和特点，既尊重学生的选择性，又有“导师制”和一支由高年级学生兼职的辅导员队伍在关心、指导和影响学生。250个学生社团，住宿制学院的“准家族”生活，超一流的运动设施，随时为学生服务的医疗、心理和就业咨询中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关于科学教育发展观的思考

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新成果，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教育战线把学习贯彻活动引向深入，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教育发展观，深化对科学教育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指导意义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做到统筹兼顾，推动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教育发展观是关系教育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不仅包括要发展教育，而且包括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教育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教育的发展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教育发展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内涵：一是以人为本。人是教育发展的主体，发展要靠人，教育发展的目的更是为了人。强调以人为本，既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又来自现代教育实践。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教育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科学教育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教育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强调教育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是科学教育观的重要体现。三是全面推进教育创新。在观念创新上先人一步，在体制创新上优人一着，在机制创新上高人一筹，在实践创新上快人一拍，集中力量突破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点

科学教育发展观把教育发展看做是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过程，其内涵十分丰富，需要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观点全面把握和深入研究。概括地讲，科学教育发展观有以下特点：一是更加注重教育发展的人文性。强调教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不断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树立教育的生命性、未来性、社会性价值，坚持人性化架构、人文化建设、人格化塑造，培养人格健全、具有文化素养的生命个体。教育发展良好氛围、教育发展体制形成、教育发展主体素养，都与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的引导密切相关。人文作用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教育发展的协调性。强调调动教育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加强各类教育发展要素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整合，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三是更加注重教育发展的持续性。教育发展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和社会承受力。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生活小康，又要人民健康。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要物质基础，也要文化推动。文化发展影响教育发展，文化素质决定教育素质。文化滋养着教育的生命力，激发着教育的创造力，铸造着教育的凝聚力。文化含量越大，品位越高，氛围越浓，教育发展水平就越高，教育文明程度就越高。四是更加注重教育发展的多样性。强调教育体制多样化，教育类型多样化，办学模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科学教育发展观的落脚点在“人”，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教育发展观的本质，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思想，也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是一种尊重和肯定，人是最大资源，最大财富，最高价值；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尊重人、理解人、为了人、解放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不仅要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还要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对人性的充分肯定，对人的潜能智慧的信任，对人的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教育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根本目的在于对人性的唤醒和尊重，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三、“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发展。人是教育的中心，也是教育的目的；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人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根本。一切教育都必须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教育教学工作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为重点，教育是核心、管理是保证、服务是拓展。要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整合学校教育、管理资源，建立起帮助学生成长、解决学生困难、方便学生办事、维护学生权益的服务体系。真正做到关心学生困难，关爱学生进步，关注学生就业。让每一位学生都受到民主平等的对待，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应有的尊重，让每一位学生同在蓝天下健康成长。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教育与人的幸福、自由、尊严、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而不是机器的教育。以现代人的精神培养现代人，以现代人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现代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尊严不再需要外来的肯定，也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更不是金钱标准所能衡量，而是人的自我成就感、自我满足感、自我实现感。

以人为本，就是要体现在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上。仁爱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孔子提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大力提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持，则百姓亲睦”；墨子劝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些仁爱思想几千年在中华大地延续发展，养成中华民族淳朴善良、忠信豪爽、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有一种爱是人间之爱，有一种情是手足之情，有一种力量是意志的力量，有一种精神是伟大的民族精神。要把这种爱与情、力量与精神深深熔铸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之中，养成善德，锻炼善行，具备善心，产生更高品位的心理需求，成为更高尚的价值观念。据用人单位反映，有些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没有激情、没有灵气、没有诗意、没有想像力、没有文化上的厚重感，有的仅仅是一点狭窄的专业知识，这是需要深思的。从根本上讲，教育不仅是文化的传递，更是人格的塑造。唤醒人类良知，这是教育工作的全部含义。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人是有理性的也是有感情的，感情决定着思考的方向，理性决定着思考的结果，只有以情感人，才能以理服人。人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健康情感以提升现代人格为目的，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自然，追求高尚情操。无论多么先进的教育手段都不能否定面对面的教育工作，无论现代传媒多么发达都不能代替人与人之间的融合和交流，无论各项制度多么完善，也都不能忽视人文关怀的巨大作用。爱是教育的核心，情是教育的生命。教育需要爱，更需要情。没有爱的教育是死亡的教育，不能培养情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

树立以人为本教育思想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要从增强爱国感情做起，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从提高基本素质做起，促使学生追求自我完善，获得整体全面发展。四、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的前提。素质就是品格，素质就是做人。素质一定要包括知识和能力，但是更强调做人的根本，强调人的内在素养。世界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精彩论述，用在素质教育涵义上恰如其分。他说：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品格；播种一种品格，收获一种命运。这就是素质教育的全过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由无数的行为所构成的，行为优秀不是优秀，习惯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一两个顶尖的优秀行为也抵不上一个优秀习惯。行为的优秀是暂时的、偶然的、孤立的，缺乏后继性，只有习惯优秀才会为行为优秀提供制度性的保证。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健康人格，而培养健康人格应从培养良好行为习惯入手。从这个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就是优秀习惯的教育，管学生一生的教育，学生终身享用的教育。

德才兼备是全面发展的标准，一个面向21世纪的优秀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才兼备是成才立业、奋发有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志大才疏固然成不了才，但如果没有优秀的思想品德，就难以成就事业。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另一个是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中国历代强调做君子。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德才兼备才是圣人。德才兼备才会对理想、信念、道德、责任进行升华。

道德价值是全面发展的内涵。社会发展到今天，教育发展到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选择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教育的本性是育人，是提高人的素质。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教育看成是工具，很多家长把教育看成是谋取优越职业的敲门砖。这都曲解了教育的本质，不利于人的发展。人来源于教育、生成于教育、提高于教育，教育的重要使命是陶冶人性，铸造健康饱满的人格。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让学生回答两个问题：人类应该怎样存在，人生应该怎样度过。也就是说，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学会做人是立身之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只是服务社会的手段。前者的学习是根本性的，后者的学习是工具性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认识错位，重智轻德。忽视学生思想品德塑造，必然导致学生片面发展，即有智商但没有智慧、有知识但没有文化、有文化但没有教养、有欲望但没有理想、有目标但没有信仰、有青春但没有热血，这将是非常危险的。道德教育的缺失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的主导倾向是：重视现实，轻视理想；热衷功利，漠视义理；珍视个人，忽视社会；关注物质，鄙视精神；趋附感性，拒斥理性。当一个人所拥有的卓越知识、智慧和能力完全屈从于一己私欲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清华大学的“刘海洋伤熊”事件发人深省。刘海洋已经被免试保送读研究生，他却拿着硫酸到北京动物园泼到狗熊身上，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文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的概念首先是道德教育的概念，教育事业首先是一项杰出的道德养成事业。道德人格、道德品质的培养比谋生手段的训练、竞争能力的培养、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难、更根本、更重要。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能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一个工具化的人只能机械地完成一件事情。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道理就在于此。我们要教育学生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具有阳光心态和内在力量的人。学问不应成为一种满足个人功名利禄的工具，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成事成人。要把修炼学问与修炼人品结合起来。道德、人品、文章只有成为一体，才能产生一种真实的力量。

非智力因素是全面发展的主导。智商的修炼主要是提高知识水平。智商是人类成功的指数，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惟一的成功指数。现代管理科学和人才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成功最重要的指数是人的情绪商数——情商。情商包括良好的道德情操，乐观豁达的品性，克服困难的勇气，自我激励、持之以恒的韧性，关心他人的善良，善于与人相处、自我制约的能力。情商是一种心灵的力量，是一种为人的涵养，是一种性格因素。美国哈佛大学情商教育理论认为，人生成就最多20%归诸于智商，80%归诸于情商。谁的情商开发得好，谁的优势就大，成功的机会就多。人的知识积累和能力的形成发展，不仅取决于知识要素，更重要的是受到健康情绪的激励，高尚人格的引导，意志力量的支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驱动。我们强调学生创造力，创造的基础是奋斗，一个不想奋斗的人，一个没有奋斗精神、不能吃苦的人，是谈不上创造力开发的。创造力说到底是工具，是要受人的情感、道德品质的驾驭和支配的。我们绝不能把它仅看做一种技巧或思想的智慧，而应看做一种人生姿态、一种高层次人才所必需的品格。当代社会，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社会上的急功近利，教育上的重智轻德，独生子女的先天缺陷，使我们有些学生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独处是天才，社交中是白痴；学业上极聪明，待人处世极无能。他们缺乏对社会的基本了解，缺乏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缺乏人际交往的基本能力。在任何领域，情商都是智商的两倍。特别是在管理层，情商比智商重要九倍。情商就是有自信、有自知之明、有自律、和人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有同情心、工作主动投入、有热情。情商的培养是对人性的一种提升和健全人格的完善。情商教育目标就是具有充实的精神世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合适的情趣动机，完善的情感生活和健全的心理环境。情商实际就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人格特征、一种做人处事的道理。

人文教育是全面发展的底蕴。21世纪是新的综合世纪，认识世界的重大发现和改造世界的重大成果，都将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西方科学与东方哲学的结合，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自然科学发展讲，现在有三个重要趋势：一是自然科学越来越与社会科学综合在一起。有些学科已分不清是文科还是理科，比如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二是自然科学越来越人性化。如工艺流程、工艺设计等越来越考虑人的需要。三是自然科学越来越“软”，越来越柔性化了。虽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却是相通的，人文教育和知识技能教育从深层次讲是可以相互渗透的。21世纪要求创新人才必须形成完备的知识基础，科学知识是客观世界的知识，人文知识是精神世界的知识，古今中外的大家，皆两者兼备。人文学科是研究人本身的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学是幻想，历史是记忆，哲学是思维结果。没有文学就没有广度，没有历史学就没有厚度，没有哲学就没有深度。历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智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看过去实际上就是看现在，不懂历史，就不懂现在，看不懂历史，就看不懂现在。如果强调人才培养的知识性、技能性，忽视人文素养培育，必将造成知识技能结构单一，人文底气不足，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据调查，不少学生存在着“组织能力较差，自卑情绪较浓，害怕竞争、害怕失败、安于现状、容易满足、缺乏创新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非观念模糊、价值取向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事实证明，人文学科的作用，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只有高技能，没有人文底蕴，最多是人手，不是人才，生存尚可，发展乏力。

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主要依靠文化的积淀。文化、文化，根本在化，这“化”，就是内化、融合、升华和超越，把正确的做人做事之道渗透到灵魂里。人文科学解决价值理性，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干什么？这是自然科学不能解决的。因为人活着太需要支撑我们生命的东西，太需要为我们的生活得到鼓励和依据的东西，太需要我们寻找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方式乃至信念。文化是一种精神富有，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流淌的思想，是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没有坚实的文化积累，开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文化素养，即使有足够的聪明，也不是大智慧，也永远成不了大器。大智慧就是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洞察力、一种穿透力和透视力，核心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有一种人类情怀，它们的背后就是文化底蕴、文化精神。文化修养的欠缺，文化根底的肤浅，是当前青年学生素质欠缺的最本质原因。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教化性和评价性的特点，它可以使人的情感得以陶冶，心灵得到升华，形成正确的人生追求。正如美国一项权威调查报告所指出的，人文学科告诉我们如何设法对付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那就是：正义是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保卫什么，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世界大哲学家怀特认为，天才是一个人的心灵中产生了有意义的综合。竞争诺贝尔奖的选手需要深厚的人文底蕴，需要大思路、大智慧、大视野。爱因斯坦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提出了相对论，贝多芬的音乐本质上体现了康德哲学思想的旋律化或音响化。接受知识需要理性，科学创新的灵感则依赖于悟性。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从人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文化进步的高度，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实现高情感与高科技的联姻，人文气质与科学精神的合璧，促使人追求自身完善，获得整体全面发展。

个性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核心。没有个性就没有人才，没有创造性。人无个性必平庸，个性愈强，愈能出类拔萃，取得成功。如果求全责备，舍长择短，扼长补短，只能助长平庸，抹煞卓越，埋没人才。个性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核心，没有个性发展的全面发展很难说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个性发展的基础，没有全面发展的个性发展可能是一种畸形发展。我们要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鼓励创新，在合格达标的基础上支持冒尖，在规范要求的同时发展个性，个性是教育的灵魂。德育应从标准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变。工业社会的特点是标准化，信息社会的特点是多样化、个性化。以往德育工作强调标准化，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社会的来临，标准化教育对人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国内用人单位选人出现一种新观念。他们认为，性格比能力重要，原因是如果一个人能力不足，可以通过培训提高，但一个人如果性格不好，改变起来就很困难。性格是个性中最核心的部分，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教育工作要尊重学生的特点、爱好、追求、兴趣，因材施教，因势利导。

国际人才基本素质是全面发展的借鉴。随着我国加入WTO，人才国际化进程加快，我们要认真研究国际人才的基本素质。国际人才标准经历了资历取向、能力取向阶段后，已向品行取向阶段发展。我们可以从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选择人才的标准得到启示。IBM对人才的要求是必胜的信念、又快又好的执行能力和团队精神；美国微软青睐“有激情的人、聪明的人和努力工作的人”；美国通用电器公司提出用人标准，有两条：聪明和进取心。日本强调人才要有A、B、C、D四项指标：A抱负、B信心、C制定计划、D行动。现在国外对优秀人才的评价主要参考六个标准：品行、动机、潜能、理解力、知识、经验。它们的重要程度是依次递减。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用五句话表述：没有品行光有动机很危险；没有动机光有潜能是无能；没有潜能光有理解力是有限；没有理解力光有知识毫无意义；没有知识光有经验则变得非常盲目。21世纪更加注重人才的素质，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五、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把握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主题。过去我们的思维定势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最具震撼力的感受是快进则生，中进则退，慢进则衰，不进则亡。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牢牢把握历史赋予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新一轮发展。机遇是最宝贵的发展资源，好机遇胜过一大堆计划。机遇是客观的，抓住机遇是主观的。抓机遇的本事就是抓发展的本事。我们有抢抓机遇而领先的成功经验，也有错失机遇而滞后的深刻教训。优势正是在抓住机遇中形成，差距正是在丧失机遇中拉开。错过一次机遇，就会失去一个时代；抓住一次机遇，就会赢得一次跨越。我国教育面临三大机遇：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机遇，加入WTO是最难得的机遇，21世纪知识经济是最有希望的机遇。具体讲，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机遇，国际产业和资本战略转移机遇，城市化大发展机遇，新一轮外商密集投资机遇，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崛起机遇，区域经济竞相发展机遇。我们要把握大机遇，开阔大视野，筹划大思路，推动大发展。在教育发展中，快人一拍，抢占先机，步步主动；慢人一拍，亦步亦趋，处处被动，结果拉大差距。对于改革发展决策，特别是机遇性决策，超前性决策，一定要不争论，在实践中逐步统一认识，看准就干。一个重大的抢抓机遇的超前决策，往往都是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决定的，意见一致往往是在事情成功之后。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发展需要抓住机遇，改革也要抓住机遇。我们要认真分析教育处于新的宏观环境中的发展问题，潜心研究改革中的新矛盾和困难中蕴涵的新挑战，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发挥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创造新的优势，实现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突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往往是潜在的，挑战却是现实的。应对得当，就能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应对失当，有机遇也抓不住，剩下的都是挑战。机遇必须及时抓住，易失不易得。机遇必须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机遇要抓实，机遇只是良好时机和条件，要把它变成优势和胜果，必须付出艰苦努力。机遇既会稍纵即逝，又会环环相扣，甚至得寸进尺。危机考验人，机遇也考验人。机遇属于有准备、有信心的奋斗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办学，一定会遇到过去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机遇只是给那些思想解放、勇于开拓的人，只是会给那些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人，只是给那些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如果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害怕困难、畏首畏尾，只说不干、作风虚浮，就是机遇摆在面前也抓不住。六、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增强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

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不断增强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21世纪教育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规模的增长，更取决于质量的提高。没有基本的质量要求，规模的扩张就毫无意义。21世纪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切实转变教育发展方式。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规模的扩张，但在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更要强调质量的重要。衡量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准，不在规模大小而在水平高低，不以规模取胜而以质量见长。教育的生命力、社会地位最终由内涵决定，外延的扩张必须为内涵的提升服务，教育的发展最终要回到内涵道路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有140多年历史，现有教师900人，学生不足1万人，在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全美大学41个领域的排名中，麻省理工学院在34个领域名列前三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只有6600名学生、700名教师，该校校友中有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小而精的办学方针基础上，以其重质量的传统而享誉世界。相反，日本的大学学生规模达10万人，但了解的人并不多。所以，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大学不是高楼林立，而是大师云集，这是大学发展的根基所在。

当今教育的竞争，既是发展速度的竞争，更是发展水平的较量。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简单的教育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数量、速度，是片面的，也是不能持久的。借鉴世界教育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吸收国际教育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科学教育发展观强调不仅要看当前，更要讲后劲；不仅要看规模，更要讲质量；眼前有增长并不等于有后劲，规模大并不等于结构优，速度快并不一定代表质量高。最重要的是推进教育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实现超常规的资源整合，不仅是教育内部的，而且也是教育与社会资源的整合，即技术资本、智力资本、实物资本、货币资本的整合。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继续推进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教育布局，提高管理水平，形成有利于提高质量、效益的教育环境。二是要调整学术方向，调整到当代科技发展主流方向和经济建设贡献较大方向。学术思想要与时俱进，研究方向要适时调整，对变化趋势判断准确，提前进入阵地，抢占制高点。三是要运用交叉学科力量，构筑新兴学科群落，组建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心，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沟通与交融的平台。2003年由美国硅谷产学研各界组成的智囊机构认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的“三大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正在共同酝酿下一个科技创新新潮。未来这“三大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有希望广泛改变产品和工艺，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并将对全球产业产生影响。一定量的高水平学科群在一起会长出新东西。森林中的一棵树，挪出后它长不好，但在森林中它可以相互帮助，抢着长，比着长，争着长，互相影响。据统计，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学科有5550个，其中交叉学科2600个，占47%。世界著名科研成果都来自交叉学科，现代科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和技术发明，都是交叉学科的产物。新的创造、新的知识生长点往往产生在学科的交叉处。七、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强调协调发展

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必须统筹兼顾，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教育内部的各种关系。正确处理好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数量扩大与质量提高之间的关系，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的关系，眼前和长远的关系，规模发展与增加投入、改善条件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要考虑教育自身的发展需要，也要考虑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特别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要；既要考虑经济发达地区的需要，也要考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需要，努力促进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既要考虑规模发展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毕业生就业问题，等等。

随着教育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必须从教育发展的全局出发，统筹发挥政府管理、社会参与和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广泛参与，市场适度调节，学校自主办学。探索建立新的高校运行机制，吸引信贷资金、民间资金、社会资金、境外资金，采用民办机制吸引多元投入，推进资产置换、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兼并买断，形成新的办学模式。按照“优化公办，发展民办，引进外办，鼓励联办”的发展思路，推进办学体制多元化。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政府越是善于宏观管理，市场就有更大发展空间，越能有序发挥调节作用；市场越是发育成熟、规范有序，政府就越能转向宏观管理。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制度化的调节机制的条件下，开创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主办学的发展新路。探索建立符合高校办学规律的内部管理体制，充分激发学校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形成科学高效的领导决策机制、人员激励机制、资源流通机制、投资融资机制等。

统筹教育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发展和提高教育服务的贡献力。教育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远离经济科技，要在融入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上有新突破，着力培育和催生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孵化器和辐射源。以服务求支持，以服务求贡献，以服务求地位，以服务求发展，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强做大。

统筹开发国内外教育服务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速构筑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继续加强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鼓励学分互认，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开拓对外教育服务市场。

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开拓创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从计划经济的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从就教育论教育的狭隘思维中解放出来。按照市场化的思路、国际化的眼光、现代化的理念，重新审视教育的目标和思路，重新审视教育的体制和机制，重新审视教育的观念和工作，重新审视教育的发展和建设。在审视中寻找新一轮教育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开阔视野、开阔思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想得深，才能谋大略；做大事，才能成大器。我们要以更高的标准、更宽的视野、更新的观念，努力树立和落实科学教育发展观，着力营造更具竞争力的环境，着力拓展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善待挫折。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是落实科学教育发展观的重要保证。在战略上，改革是第一位的，以改革求发展是积极的发展，以改革求稳定是积极的稳定。改革不能停顿，改革不能逆转，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在战术上，稳定是第一位的，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要取决于稳定所能承受的程度。

论北京高等教育改革的协调发展观

作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但是，相对而言，高等教育改革比较严重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相脱离的现象，在结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等深层次方面存在着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一、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北京是我国高等教育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现有普通高校74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45.89万人，其中北京市属市管普通高校41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9.3万人；2003年北京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4万人，高校招生录取比例7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另外，北京市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含中外合作办学机构）76所，在校学生16.91万人；32所成人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36万人。从总量上看，北京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由英才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在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繁荣发展，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作用。我国《高等教育法》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历史任务的角度，高等教育应发挥“构建体系、培育人才和知识贡献”的作用。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承担起为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培育并输送人才、提高国民素质、为经济社会提供知识贡献的义务。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紧密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发和配置人才资源，促进人才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应注重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实施北京人才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中，发挥人才培育和知识贡献的重要作用。

第二，高等教育的计划性与经济社会的市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而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各个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依然采用“强计划”。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人才需求体现为市场性，而人才供给却体现为高度计划性。这样，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该在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并依托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缩计划半径，界定政府和高校的权责边界。在不改变“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前提下，还权于高校，促使其按照经济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并确定培育多少以及培育什么样的人才，充分发挥市场对教育资源及人才的“基础性配置”的功能。

第三，市场力量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北京高等教育越来越困惑于市场与计划之中，痛苦于市场的效益性与高等教育的知识贡献性之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市场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随着知识爆炸、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市场这些“市场力量”的作用，“概念经济”的出现，一国财富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民的智力强项、读写能力、创造力和设计创新能力所决定，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所占的比重已经变小，而这些市场力量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正在“加速度”前进，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强烈的学习需求使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等概念的产生，使北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受利益的驱动，北京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化及企业化的趋向增强，特别是在“教育产业化”错误概念的诱使下，北京高校纷纷“融入”到市场当中，追逐热点、追逐经济效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似乎，北京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了。但是，尽管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仍然有其特殊性的一面。高等教育的任务和目的、文化和存在的理由等问题已经远远超出市场的范围。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学术自由的内涵、本科课程的实质、学术标准及其固守的“公平”和“机会均等”等理念，这一切都已经超出市场的底线。而大量的非赢利性高等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隔离”市场因素的学位。因此，在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经济价值”的时代，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法也不应该剔除市场的影响力，核心问题是北京高等教育应当积极应对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正确把握高等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利益与高等教育所承担义务的关系，同时保持北京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理念、任务、目标和性质。二、高等教育的供给与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的协调发展

北京高等教育要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培育要符合市场及经济社会的需求。近些年人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市场对人才的高需求促使各个高校连年扩招，导致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大批的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出现了“一种严重的供需背反现象”。这说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人才培育上存在着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严重问题。

第一，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客观上要求北京高等教育必然要多层次发展。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态势之一就是高等教育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从单一结构向多种结构演化。但是，从近几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北京高等教育所培育的人才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结构层次性矛盾：总量上供不应求（供求比1∶3.65），但在一些专业上又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或供小于求（比如计算机专业供求比为1∶19.92；而统计学和法学只有1∶1.20）；在人才层次上，硕士、博士研究生需求很旺，本科生的需求不容乐观，专科生特别是技能型的专科生的市场供给严重不足等等。从在校生规模的角度，2000年比1995年普通高校在校生增长了200%，而技能型的中专和技校却只有78%；从招生专业构成的角度，2000年比1996年普通高校文史哲专业增长了85.12%，法学63.04%，工学69.51%，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同期除了文学专业增长了73.80%外，其余全是负增长，比如工学和农学分别减少15%和34%；从层次结构的角度，2000年比1995年北京教育结构规模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分别增长了93.90%、81.51%和28.22%。结构层次性的矛盾制约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对人才的需求，这与一些高校忽视市场实际需求，一味求规模、上层次（中专改大专，大专改本科等）等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以不断调整和发展的人才结构去适应变化着的市场竞争要求，今天拥有人才不一定明天就握有市场竞争的主动权。那么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作用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积极主动地应对市场需求，在“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中发挥突出作用，特别注重结构层次的变化，改革传统高等教育象牙塔式的结构，实现教育结构类型的多样化；大力发展学制不同的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使各类高等学校并存、培养目标互异和培养模式灵活多样；特别要加强职业技能教育结构的调整和实力条件的改善，注重各种结构层次人才的培育要相对集中和“专门化”。

第二，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即时性与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迟滞性，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及招生规模必须要进行科学的预测。始于1999年的高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在客观上缘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驱动力却是利益。如同分食一块诱人的蛋糕一样，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寻求教育经费的投入（人头费）和学费的增加。据统计，2003年北京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82324人，比2002年增加了24.85%，比1993年增加了150.32%；2003年北京研究生毕业生22496人，比2002年增加了30.01%，比1993年增加了237.52%。如此的“繁荣”导致了今年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极其严峻。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已经给高等教育发出了警告：一味追求招生规模而忽视专业结构及人才层次，只注重高校自身的规模效益而忽视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只注重现时的“热点”而忽视对未来（比如4年后）市场人才趋势做出科学预测，高等教育必然会发生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需要科学而有力的政策指导和宏观总量控制；另一方面，遵从教育和市场规律，在设置专业（并不是简单的高校自身能做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和确定规模（需要多少而不是能招多少）上强化科学预测，使北京高等学校办学与个人求学统一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中。

第三，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客观上要求北京高等教育在课程设置及课程内容上既要注重基本素质又要注重实际技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作用关系不同。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具有价值的创造性和竞争能力的提升性等实用性特点，这在客观上对高等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提出了非常现实的要求。少数非市场性的重要基础科学研究、国家长远需要的基础理论和精神文明建设等特殊人才，必须要由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进行重点培育。除此之外，大多数市场性的学科专业本着市场规则有用则生，无用则亡，优胜劣汰。在市场及经济社会的引导下，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应体现提高专业素质，专业课程内容注重新理论和新知识、社会性和市场性、实用性和技能性。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必须树立既注重基本素质又注重实际技能的人才培育理念。三、高等教育的研发功能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北京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协调，不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以怎样的形式与社会发生关系，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要求的决定下，客观上要求北京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要始终保持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以服务效果的提高为其存在价值的标志。因此，北京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强大的研发功能，只有多研究些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问题，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先进技术及先进文化的推动，需要专家学者对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者必须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技术及理论的支持。截止到2004年7月，北京市普通高校拥有专任教师38296人，46所普通高校和118个科研机构共招收研究生4.76万人，在学研究生12.06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3.5万人，硕士研究生8.56万人。如此庞大的专任教师和研究生队伍，构成了一支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研发服务的强有力的力量。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理想，主要问题是其作用的发挥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其核心是北京高等教育者如何走向社会、如何走进市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及技术的支持。据统计，2002年北京市属市管高校在研科技项目2324项，当年投入经费21346万元；而当年共签订技术转让合同97项，校均8项，合同总金额1480.7万元，校均113.9万元，当年实际收入1145.6万元，校均88.1万元，投入产出比仅为5.37%。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在改革发展中，必须强化高等教育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的功能作用，用制度手段，促使各个高校关注社会、关注市场需求、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政策手段，激发教师深入实际，关心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关心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技术及理论。北京高等教育需要根据各个高校的实力和专业优势情况，建立面向市场的研发基地，对市场化的专业和学科，鼓励并支持广大教师通过项目的形式，提供有效的咨询、研发和服务；对一些在市场经济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北京有关部门采用委托发包的形式组成强有力的联合研发攻关团队；北京各个部门应建立专家咨询和前期研发制度等。这样，使服务者和服务对象，通过机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仅解决高等教育者走向社会、走向市场的问题，同时，也充分发挥北京高等教育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客观上要求教育者必须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北京高等教育在培育人才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矛盾：专业及课程设置在符合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尽量贴近市场贴近现实，而教师却缺乏实践经验，无法联系实际，只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书本上一些陈旧过时的“知识”，而无视市场的需求。为培育学生实际技能而设置的各种专业实习，由于种种原因也只囿于形式，课堂教学在追求“双语教学”及所谓的“精品教材建设”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舶来的本本”。其结果，使培育的学生无法满足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实用性，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与现实社会的需求存在着不小的距离，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现实的经济社会有相互脱节的趋向。因此，北京高等教育在改革发展中，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课程设置，乃至课程内容以及授课方式等，客观上都要求教育者必须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这样，才能使高等教育者所培育的学生符合市场需求，才能使北京高等教育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四、高等教育的运行及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发展

以培养掌握知识为主但忽视人的综合潜质的应试教育，已经显露出其日薄西山的残景。而对一个人综合能力的市场需求又恰恰证明了仅仅对知识的了如指掌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在了市场经济的后面。因此，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高等学校布局结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形成国家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是北京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问题。

第一，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规律性客观上制约着高等教育的运作规律，要求高等教育的运行管理体制必须与市场规律相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是行政机构，高等学校是教学和学术机构，两者的活动内容与方式不同，因此政府管理高校应遵循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改变单一的政府行政计划主导教育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才培养的机制等方面的“适度调节”作用。因此，从体制的角度，要求实现举办者与管理者分离，学校教育结构与国家及区域经济结构统一。凡属市场调节的领域，比如招生、就业、专业及课程设置等，应还权于高校自身，充分而恰当地运用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政府主要是规范市场运作，凡属市场不起作用的领域，比如特殊专业人才的培养、文化贡献等，则要强化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第二，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要求北京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要具有灵活适应性。管理方式产生于独特的运作要求。北京高等教育作为首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个高校应当紧密结合首都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运转，在北京人才战略的实施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京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应当融入产业组织的有效理念，依托市场并根据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来管理教育，促使并形成北京各个高校间的良性竞争。各个高校本着提升竞争力求得协同、联合、合并及教育资源的共享，在提高高等教育运行效率的同时，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形成北京高等教育的竞争优势。适应市场经济多样性的需要，北京高等教育必然不应是单一的，其管理方式理应是多样性的。因此，北京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应当由高度计划和行政审批，转向规范市场（环境建设）、战略规划、依法行政、政策指导、信息服务以及各种间接调控手段上。

第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北京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必须具有效率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行为产生于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与其人员所具有的水平之间的差距，那么高等教育的运作规律必然决定于这种差距。由此，高等学校的运行机制必须强调效率性，特别是在竞争的环境条件下，效率性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从外在环境角度，运行机制的效率性来自于市场竞争，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必须具有市场竞争的主体地位。在高等学校作为政府附属机构实行指令性行政管理的条件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完整也不充分，导致效率低下。只有形成市场的规范运作和社会的参与制约，形成高等学校自我发展和自我制约机制，真正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才能唤起高校的积极性，各个高校才会从运行机制上谋求高效率。从高等学校内部环境角度，则要建立符合教育规律、规范科学的现代高校制度，建立主动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运行机制。

坚持科学发展观，促进高等教育合理分流

高等教育分流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到每个接受高等教育者的个人发展、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人才结构，乃至于经济发展、科技振兴与政治安定。由于传统的发展观及现行体制中某些不合理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分流中存在着价值取向偏颇、结构比例失衡、机构竞争无序、整体效益不高等问题。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高等教育分流，就是要坚持用以人为本、全面兼顾的发展观整合分流的价值目标；用充分协调、内外适应的发展观优化分流的比例结构；用多元竞争、持续有序的发展观指导分流机构的合理定位。一、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兼顾的发展观整合分流的价值目标

价值是人们对于能够满足自己某种需要的客观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目标是人们在一定价值观念支配下作出的对发展某些事物的选择。合理分流的价值目标体系的构建对于实现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高等教育分流活动牵涉到多方面的利益主体，多层次的分流主体必然使分流出现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与多样化的目标追求，进而导致分流过程中出现种种价值目标的冲突。例如在主体利益的取向上，有社会发展本位与人的发展本位、国家本位与地方本位、企业本位与学校本位之间的冲突等等；在培养目标上，有精英目标与大众目标、学术目标与职业目标、通才目标与专才目标、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的冲突等等；在服务方向上，有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公平目标与效益目标、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往往使分流主体在分流取向上面临两难选择的困扰。实现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正确处理上述种种目标取向的冲突，使众多对立的目标取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兼顾。

由于受到传统的价值观与急功近利的发展观，以及现行体制中某些不合理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分流在价值目标取向上存在许多偏颇之处。如重社会发展目标轻人的发展目标、重精英目标轻大众目标、重学术目标轻职业目标、重效率目标轻公平目标、重现实目标轻未来目标等等。分流的价值目标取向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取向、企业的投资取向、高校的定位取向、学生的升学取向与社会的择人取向。从国家来看，“211工程”原计划选择各类型各层次的顶尖学校，最后都是重点大学。近年来，有限的国家投入也过分明显地向少数重点大学倾斜。从学校来看，为了攀高升格，为了挤进重点，有的不惜动用非正常手段。从社会上来看，某些用人部门不计用人成本争抢“精英”学生，有些科技含量不高的企业甚至打出非某某名校毕业学生不予考虑的用人广告。从学生与家长来看，不少人高考填报志愿只认大学牌子，先重点、后一般，有的甚至提出“非北大、清华不上”，选择专业也只看是不是热门。报载南方某省有6万多应届毕业生被大学本科录取，但有1万余人未报到。2004年湖北省有近百名600分以上的考生因进不了理想的大学而放弃录取的机会。由此形成大批高分学生复读的现象，造成有限的中、高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进而导致整个社会人才结构的失衡。这种结果显然与合理分流的要求相悖。

为了克服偏颇的价值取向给分流造成的危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兼顾的发展观来整合高等教育分流的价值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高等教育分流中，要把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知识价值的提升，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诚然，这些需求既有抽象需求与实际需求之分，也有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合理需求与不合理需求之别，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应该满足的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实际、有效与合理的需求。人的发展首先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涵极丰富的概念，通过高等教育分流促进人的发展，至少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社会的经济、科技、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合理分流培养人才的重要目的，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翻开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片面追求社会某一方面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而留下的教训实在太多。从我国当前来看，尤其要注意防止分流是为了培养单纯的“科技人”、“经济人”或“政治人”的目标取向，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不能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来满足单纯的某一方面的社会需求。二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统一性要求，个性发展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多样性要求；全面发展是个性发展的前提，个性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高等教育分流中，一方面要面对全体学生，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促进每个学生在体力、智力、思想、道德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按照分流培养人才的要求与每个学生的条件及意愿，分类施教、分层培养，努力使每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得到有效开发，兴趣、特长与专业得到最佳发展。三是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受生产力与经济关系发展制约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在有限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每个人的发展机会是不可能均等的，为了保证人类整体力量的发展，社会只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分流也必须立足于现实，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群体和个体配置不同的教育资源。

所谓全面兼顾，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全面兼顾多方面的价值需求与目标取向。全面兼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发展目标的全面性，即分流要为促进人的发展服务，也要为促进经济发展、科技振兴、政治稳定与文化繁荣服务。合理分流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二是发展对象的全面性，即不是只追求少数人的发展，而是要惠及绝大多数人的发展；三是发展空间的全面性，即不是只追求局部地区的发展，而且要实现整个国家的发展；四是发展时间的全面性，即追求的不只是近期的短期的发展，而是持续的长期的发展。因此，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分流在价值目标整合上应坚持：

1.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并重。

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与自主性决定了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国民的富裕程度与文化程度的差异对接受高等教育程度亦有不同的要求；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把为数众多的受教育者都培养成英才。在分流中坚持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双向并重的价值取向，既是促进人的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与高等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一方面要通过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与深化，促进公立高等教育主导下的其他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供给，尽可能地满足更多国民的多层次的需求，同时努力实现这类高等教育的数量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效益增进的统一，为社会输送更多适销对路的人才；另一方面，通过适度的政策倾斜、必要的投资倾斜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激励，加强少量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以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精英人才。

2.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结合。

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既要重视对人的分化功能，即以学业分化、兴趣分化与能力分化为基础，以专业分化、技术分化与职业分化为目标来进行人才的分流培养；又要重视人的发展功能，即通过教育使人拥有宽广的知识面、广泛的适应性与较强的自我实现能力。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与知识底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才取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合理的分流不能只重专才教育，而应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结合。诚然，这种结合的方式应根据分流的层次、类型与任务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如本科生应采取“通才基础上的专才教育”模式，即前两年主要接受通识教育，以奠定宽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后两年再进行专业学习。专科生则应采取“专才教育中渗透通才教育”的模式，即进校就以学习专业为主，但应在专业中渗透一定比例的通识教育，以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总之，在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中，不应将学生的分化与发展割裂，不应存在绝对的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

3.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兼顾。

公平和效率既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也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在我国当前，所谓“公平”，并不是要求基础的一致性与结果的平等性，而是承认差别，区别对待；它强调的是过程的公正，是参与权力与机会获得的公平。所谓“效率”是指对有限资源实行最佳配置和最充分的利用。我国高等教育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短缺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如何克服这一矛盾，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所谓“效率优先”就是在高等教育分流中要坚持“能力本位”、“优胜劣汰”的原则，给能者、强者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所谓“兼顾公平”就是要依法保障每个人参与分流竞争与自由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形式、类型的平等权利；就是要适应差别，合理分流，因人制宜，促进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对弱势群体子女的全面补偿（包括教育机会的补偿、经济的补偿与心理的补偿）制度。

此外，高等教育分流价值目标的整合还应追求整体目标与局部目标、现实目标与理想目标、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以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科技目标与人文目标等多方面的统筹与兼顾。二、坚持整体协调、内外适应的发展观优化分流的整体结构

高等教育分流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中学生分流进入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区域高校（包括各类教育机构）的比例构成与纵横联结方式。它主要包括流层结构，即不同类型的高校及学生的构成状态及比例关系；流向结构，即不同层次的高校及学生的构成状态及比例关系；流型结构，即不同层次的高校及学生的构成状态及比例关系；流域结构，即不同地域的高校及学生的构成状态及比例关系。高等教育分流结构是实现一定时期高等教育分流活动的载体。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是保障学生合理分流进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是促进因材施教、协调各方矛盾、满足社会需求与优化人才结构等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

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有赖于正确的发展观与价值观指导，还需要有健全的调节机制调控。由于受传统的重规模、轻结构等发展观与重精英、轻大众等偏颇的分流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学校的自主调适机制与对学生的升学就业指导机制的缺失，使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从流层结构看，本科层次发展较快，但专科层次独立性不强，研究生层次发展严重滞后。从流向结构看，生物技术、新材料、电子通讯技术、自动化等急需科研类的人才培养突出不够，专业设置上的盲目跟风现象仍比较严重。从流型结构看，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先天缺失，后天不足；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因取向偏颇、资源短缺等原因令人担忧。从流域结构看，东部与西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高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高等教育分流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人才结构失衡，由此使我国当前的人才配置呈现出总量不足与相对过剩并存、结构性失业严重等状况。实践证明只讲规模扩张不讲结构优化，比例失调、布局失衡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不仅不能保障分流功能的有效释放和合理人才结构的形成，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分流的整体效益。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必须坚持以整体协调、内外适应的发展观为指导，优化高等教育的分流结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是否优化主要体现在是否具有三方面的协调性：一是与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条件的协调性；二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社会成员个性发展的要求及条件的协调性；三是高等教育分流结构自身各个方面的协调性。所谓内外适应是指通过优化高等教育分流结构，一方面使高等教育分流结构自身各结构之间能够形成相互协调、彼此平衡的机制，具有较强的内部适应性；另一方面又能形成与社会的人才需求结构、国民高等教育需求结构（包括各类中等教育毕业生的需求）的变化保持相应动态平衡的机制，具有较强的外部适应性。

为此，优化高等教育分流结构须做好三个层面的协调工作。从宏观层面讲，应协调好高等教育分流结构同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国民高等教育需求结构的关系。这一协调过程有赖于计划部门会同教育部门、人事部门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部门的共同配合完成。首先要研究三大结构各自的构成要素，以及三大结构之间的要素对应关系，尤其是高等教育分流结构对社会人才需求结构与国民高等教育需求结构动态适应的特点与规律；其次需要做好对社会人才的真实需求、国民对高等教育的合理期望与现存高等教育的培养能力的调查与预测工作；再次是在研究、调查与预测的基础上，进行高等教育分流的供需矛盾分析，包括矛盾的表现与原因分析，主要问题与障碍因素分析，可以发掘的优势与潜力分析，现行政策与体制的适应性分析，各种资源的利用与配置的合理性分析等等，然后提出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分流结构的宏观思路。由于外部的供需结构与高等教育自身都是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分流结构的优化过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研究外部供需与自身能力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革与不断调适的过程。

从中观层面上讲，应协调好分流结构中流层结构、流向结构、流型结构与流域结构的关系。这一层面的协调同样应建立在认真研究、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首先需要研究流层结构、流向结构、流型结构与流域结构界限划分的标准及各自功能定位的依据，以及各种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要研究各种结构之间协调配合、优势互补，以发挥结构最大功能与整体效益的机制；再次要重视市场引导与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增强结构自组织性与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在结构之间建立起相互衔接、彼此沟通，前后循环、内外融合的，能够灵活应变、不断自我优化的关系网络。

从微观层次上讲，应协调好流型结构、流向结构、流层结构与流域结构自身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的现状出发，不同的结构应该有不同的协调重点。在流层结构上，应努力改变目前的“橄榄型”结构，大力发展专科教育，稳定发展本科教育，积极扩大研究生教育；在流向结构上，着重强调学科专业市场的适应性，同时着力加强学科专业内涵建设，努力培养视野开阔善于决策的经营管理型人才、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高新技术型人才、操作应用能力强的职业型人才；在流型结构上，大力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努力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质量，进一步明确各类型高等教育的任务，使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能各安其位、协调发展，形成沟通顺畅的终身高等教育体系；在流域结构上，大力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推进边远地区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传播手段，使高等教育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实现共享。

中观与微观层次的协调是教育部门自身应做好的工作，建议强化现行的“高校设置委员会”的研究职能，不能仅局限于对新设置的学校与专业的研究，而应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在国家宏观思路的指导下，全面规划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要严格学校设置与升格的审批程序，加强宏观调控，注重分类指导。

诚然，实现高等教育分流的整体优化，单靠教育部门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有些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与制度问题，还有赖政府从宏观上统筹解决。三、坚持多元竞争、持续有序的发展观指导分流机构合理定位

高等教育分流机构的合理定位，是指分流机构在复杂的分流体系结构中，在多元化的目标选择中，找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确定自己的服务方向与育人重点。这种定位除包括流层定位、流向定位、流型定位与流域定位外，还包括发展规模定位、办学水平定位与育人特色定位等。各种定位主要反映在分流机构所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之中。分流机构的合理定位既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等教育合理分流的基础，又是明确目标、统一思想、提高学校竞争实力、决定学校办学成败的关键。

由于体制和某些政策的原因，尤其是受到一些错误的人才观、片面的发展观与扭曲的市场观的影响，如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受正规教育”、有“高学历”的就是人才，有些高校认为发展就是“上层次、扩规模”，适应市场就是“抢热门专业”、“争生源市场”等等。也由于对分流培养人才的规律缺乏研究，对时代发展及学校自身状况缺乏正确认识，许多分流机构在定位上出现了培养对象不清、服务方向不明、办学层次混乱等问题。如许多低层次的学校盲目攀高“升格”，不切实际地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一些地方高校把眼光瞄准国家级大学，一些单科性学校提出向多科性方向发展，多科性大学则拼命向综合性大学看齐；许多定位在高职的民办大学也一直把“升本”作为目标，甚至提出要办职业教育的硕士、博士等等；而一些名牌大学反过来大办高职班、大招专科生，由此使得整个高等教育分流活动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最终导致人才培养的错位与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

为了克服这种求高、求大、盲目趋同与无序竞争的状态，必须坚持以多元竞争、持续有序的发展观，指导高等教育分流机构合理定位。多元竞争、持续有序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的协调的发展，而发展的全面性与协调性是以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为前提的；多样性必然产生竞争性，竞争有两种基本形式，一为无序竞争，一为有序竞争，无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同类相残、多败俱伤，只有有序的竞争才可能实现共兴共荣、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分流机构的合理定位，首先，有利于适应多样化发展的要求。社会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学生选择的多样化、办学主体多样化与办学形式的多样化，既为众多的分流机构合理定位、各安其位提供了机遇，也为分流机构各得其所、各展其长提出了要求。其次，有利于实现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今高校正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学校能否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定位是否合理，办学是否有特色。中外很多大学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之所以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正在于它“小而优”的特色定位。2002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会上，该校校长加伯利埃尔·于杰道出了该校成功的秘诀：“别的大学能做的巴黎高师不做。”其三，有利于形成高校之间有序竞争的格局。我国高校之间的无序竞争已经严重阻碍高等教育分流结构的优化与高校自身的发展。每所高校有了合理定位就有利于变无序竞争为有序竞争。这种有序，首先是有层次与类型之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在高等教育分流中都承担着独特的功能与任务，高校之间的竞争只能在相同或相邻的层次与类型间进行。其次是有条件与先后之序。由于历史、经济与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高校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处于落后状态的学校既要承认差别，又要努力追赶，但这种追赶不是不分主次、不顾条件地一味攀高、求大、趋同，而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脚踏实地缩小差距的过程。其三是有标准与评价之序。合理定位鼓励在相同或相邻层面的学校之间，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评价程序，比教学质量，比科研水平，比管理效能，比办学特色，比办学效益。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已给予了高等教育分流机构较大的自主权，也就是为高等教育分流机构提供了合理定位与充分发展的机遇。但机遇不等于现实，实现分流机构的合理定位，还有赖于分流机构自身在科学发展观与国家关于分流的宏观发展思路的指导下，下大力气加强学校发展战略与学校定位的研究。尤其要加强以下三种情势的研究：一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态势，地方性院校应充分考虑本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态势；二是国际国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尤其同类学校、相关专业与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三是纵横比较找出机构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在综合分析上述情势的基础上，或按社会的人才急需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或按学科的前沿走势设置新型专业，或按拾遗补漏的原则开设新的课程，或按扬长避短的思路调整教育结构。从而能在专业设置、服务面向与人才培养上，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合理定位。

高等教育管理与改革：科学发展观的视角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决定》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一、关于高水平大学

以“985工程”为标志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已经进行了几年。但什么是高水平大学，怎么样才能建设高水平大学，至今仍没有定论。对所谓的高水平大学的条件，许多学者都会罗列出一堆大同小异的清单，诸如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生源、一流的软硬件、一流的科研成果、充足的经费、毕业生高就业率等等。对如何去建设高水平大学，也不外乎网罗人才、院校合并、学科建设、专业调整、教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后勤社会化等几个方面。笔者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首先要建立共识：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是“高水平”，这顶桂冠是社会所授予的，不是高校自封的，更不是凭官方一纸空文就能成立的。而一所大学之所以被社会赞誉为“世界一流”、“高水平”，归根结底，又是由其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的。至于其“一流的科研成果”，只是为培养一流的学生先培养一流教师时的“副产品”而已。于是，从一所大学毕业生中所走出的总统或国家政要人数，诺贝尔奖和其他世界大奖获奖人数，知名科学家、企业家或其他社会名流人数等都成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虽然条件简陋，也应当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流军校”、“高水平军校”。

第二，所谓的“一流”和“高水平”是相对的，是不同领域的、区域性和层次性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大学发展有不同的要求。一所大学可能学科齐全，但不可能所有学科都领先。如果一所大学发挥自身的特色或优势，实现在某些学科或领域世界领先，则也就是“一流”或“高水平”的。不同社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所在大学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大学为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当然也应当是一流或高水平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要求全世界的大学都办成美国的哈佛和英国的剑桥，全中国的大学都办成清华和北大（国家对这两所学校的投资在其他学校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数字）。哈佛、剑桥、清华、北大等只是众多所谓“一流”、“高水平”大学中的一类。事物是多样性的，各有各的精彩才能组成真实的客观世界。

第三，一所大学的“一流”或“高水平”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一所大学的声誉是长期办学的社会效益，是在社会上自然形成的口碑。其所谓的“一流”、“高水平”是不能作为显性的短期目标实现的。这些年，由于有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在为“一流”、“高水平”的条件或标准开菜单（确实，显性物质条件只要努力投入就不难实现），于是就有高校在煞费苦心制定多少年内办成高水平大学的规划。我们这里不是泼凉水，树立一个奋斗目标并为之动员几代人去努力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不说明这一点就容易失望，就会成为一种新时期教育“大跃进”的泡沫和历史的笑料。

第四，高水平大学应当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表面的。不能搞教育上的“政绩工程”。这些年中国有的研究单位搞高校排行榜，教育部也有蓝皮书，都在有意无意地罗列各校的办学数字。在这种无形指挥棒的指导下，有的高校搞大合并，有的大办新校区，千方百计使本校的各种数据（重点学科数，博士、硕士点数，院士数，科研成果数，教师人数，在校生人数等）迅速增加。但这种拼凑是机械性的、割裂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和谐的，远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现在各高校对教师的考核盲目追求工作量的分数、论文的数量和科研经费数字，不讲究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不注意长远社会效益，其后果只能是助长学术上浮躁、思想上虚假浮夸的不正之风。

世界一流或高水平只是任何一所大学终生奋斗、永无止境的目标。所谓的“一流”或“高水平”又具有相对性、历史阶段性、区域性和层次性。每一所大学都应发挥自身优势，争取在某些领域作出成绩，从而成为一流或高水平大学。二、关于高校的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

大学的发展不外乎是内涵发展和外延发展这两种形式，但目前似乎后一种形式更受人青睐。外延发展又可分为学校之间合并和办新校区两种形式。近年来国内外高校都有合并的做法，国内尤甚，使一批高校一夜之间成了“巨无霸”。国内办新校区的势头也如火如荼，许多地方的大学城圈掉了大片良田。但其长远效益却令人担忧。

为保证较好的办学效益，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定的规模。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资源条块分割，国家调控不力，全国各地都出现一些“麻雀学校”，合并、撤销、调整这些学校是正确的。但一所大学的办学规模也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必然下降，同样应属于调整之列。为避免对高校和社会产生误导，大学排行榜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蓝皮书不应以大学各项指标的绝对数字对大学进行比较，而应按其在职教师（或在职教职工）、在校生人均指标数、投入产出比率等进行比较。

对于办学规模较小的大学，其办学规模的增长也应当是适度、渐进的，而不应该是突变、飞跃的。因为办学条件尤其是教师队伍的成长是不可能突变的和飞跃的。你可以短期内招聘到一定数量的教师，但其人员素质、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是没有保证的。

此外，国外“办社会大学”，社会承担了大学的后勤、学生管理等大量繁琐的工作，而国内“社会办大学”，这个重大差别不能忽视。中国大学的领导人用在教育和学术上的精力是相当有限的。加上中国大学的领导人普遍“双肩挑”，以求“熊掌”与“鱼”兼得，他们的办学精力投入就更加有限。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办学规模还在盲目扩张，后果就可想而知。

大学的外延发展还必须考虑人口的增减因素。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产生的新一代人已逐渐成为在校大学生的主体。也就是说，对于大学招生来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很多人上不了大学的“好景不再”。现在遍地开花的大学城今后是否要另寻出路？

笔者主张：一所具有一定的规模（如在校生4000~6000人）的大学，应主要致力于内涵的发展，努力办成精品。内涵发展的内容包括学科规划和水平、教学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办学条件和手段现代化、资源利用效率、校园文化建设等。即便是现在所谓的“全国重点学校”，真正要办成高水平，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企业产品的名牌效应不在产量而在产品的质量。一所大学的影响，对社会的贡献，不在学校毕业生的人数，而在毕业生的水平。招生盲目扩大，培养粗制滥造，充其量只能制造出一大批低档次的劳动者。

大学外延发展中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许多大学都在往综合性大学发展，原来的文理科大学也在办工科，理工科大学也在办文科，每一所大学都在追求大而全。最终结果肯定是全国的大学都大同小异，特色淡化，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不应听任这种无序现象发展，而应从全局的高度，从各校的优势出发，合理安排各类人才培养的布局或分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总而言之，大学不应随波逐流，而应实事求是、准确定位、发挥特色、内涵发展、精耕细作、高质优产，创千秋名牌。而不是粗制滥造、广种薄收、自毁长城。三、关于教师队伍建设和人事制度改革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都在搞人事制度改革，企图通过这种改革提高教师和管理队伍素质和效率，为各校的上水平服务。改革的动因，无非是领导者看到教师队伍中有人无心向教（在社会上大量兼职），管理队伍人浮于事。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是如何造成的。长期以来高校教师待遇低下，管理队伍的地位更不受到重视。各校改革的做法大同小异，无非是加强考核、竞争上岗和实行岗位津贴，但却收不到改革设计者预期的效果。因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教师的劳动是脑力劳动，需要很宽松民主的学术环境，需要从业人员高度自觉自愿的才能发挥。如果依照企业的办法进行管理，肯定是不行的。

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学术殿堂。大学是相对松散和自由的社会组织。按照知识分子劳动的特殊性，高等学校应当努力创造有利于教师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环境和条件，尽可能营造宽松民主的学术气氛。对教师的劳动成果应该采取科学合理的衡量评价方法（但肯定不是当前使用的鞭打快牛、急于求成的方法）。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综合国力也有了很大的加强。但国家的科技水平仍然还是不高，我国许多产品的科技含量低，核心竞争力仍然控制在外国人手里。表面上看是高级人才不足，国家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落后，根源是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没有落实，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就提出：“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我们高度相信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敢于在其他方面牺牲一点发展速度，敢于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师的待遇，不要让教师再为五斗米折腰，如果我们敢于放手让教师按照国家、学校的大目标在教学科研中自由发挥，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打一场国家教育科技落后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总之，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以人为本，做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根本在于相信人，相信广大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之心；方法在于关心爱护人，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保护和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四、关于新校区和大学城

新校区和大学城都是扩招的产物。扩大校区，改善办学条件对于原来校园面积过小的学校当然十分必要。但当前设立新校区的做法过于普遍，多校区办学、多校区管理已引发了许多问题。设立大学城，将很多大学放在一块办学，除了新校区的管理问题外，又增加了新问题。例如，不同学校相同或类同专业的趋同化问题，串校串课的教学秩序维持问题，学生骚乱的串联与隔离问题，教师非组织跨校任课问题等等。

笔者主张，大校老校以原校区为中心适当扩展是最佳的模式。由政府出面，将历史上（如“文革”期间）被社会上其他单位侵占的原校区收回，往往足够大学今天发展的需要，或者就近拆迁收购土地扩建校区。小校、新校则宜于全部迁入大学城或新校区。总之，应尽量避免多校区办学和多校集中办学。而且，应利用这次发展机会，对大学校园规划作一次彻底的调整：将教工住宅区和教学区分开，使我国大学长期存在的教工住宅建在校园内的现象得到根本的改变。但令人遗憾的是，纵观全国的大学新校区和大学城，竟然没有一所高校敢于走出这一步。

当前，各地大学新校区或大学城的兴建的动机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有一条是共同的，即当地政府“政绩工程”的色彩很浓。正如有的地方政府对自己设立大学城的表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有关高校则做的是走一步算一步的淘金梦。当政府班子走马灯似的更换，政策发生改变后，新校区或大学城的结局就很难预料。

综上所述，教育是千秋大业，应当是大学的领导和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教育，也应当有大手笔。但这种政绩应当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不是为个人升迁造势、为后代留下包袱的。五、关于大学中上层领导队伍的建设

对中国大学中上层领导队伍的配置，社会上很早就有这种顺口溜，叫做“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说的就是当前高校中行政管理干部配置过多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高校中上层管理人员普遍“双肩挑”，既当“长”又当“教授”，精力不足，只好多配副职。

明明知道“双肩挑”会影响工作，为什么现在大学的中上层领导仍多数从教授中选拔？原因之一是受“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指导思想影响，以为让教授当领导就可以管好教育。其实，“外行”领导是绝对的，所谓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片面的、行不通的。试想，一个教授充其量是他所研究的十分有限领域的内行，对大学内其他许多学科和专业、许多领域来说，他仍然是外行。他凭什么还能当校长？只能以教育管理专家的身份。所以，他还得再学习，边学边干。党和国家要求大学的领导既是政治家又是教育家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将一个在教学科研上很有发展潜力的教师拉到行政管理岗位上后，这个人在教学科研上的发展势头也就变缓乃至停滞了，管理业务也肯定因为其“不作为”而大打折扣，于公于私都十分不利。原因之二，是社会上日益膨胀的“官本位”思想与现实对我们教授们的诱惑力还很大，似乎“教而优”、“科研而优”者就一定要做官。所以，近年来各校实行中上层领导竞岗时教授们报名相当踊跃。

爱因斯坦对大学中的“双肩挑”现象早有抨击。他说：“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笔者认为，大学的领导主要应从懂教育的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中选拔。即便是从教师中选拔，也应从确有管理才能而不具有教学科研发展潜力的人中考虑培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学校管理人员，这也是专业人员。比如学校党委的领导同志，应不应该是个专业人员呢？回答是肯定的。他可以不是教学人员，但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家人员，会管某一类学校。”

大学的中上层领导都应当是专职的，不应当把管理岗位作为“临时工”和“名利双收”的副业，而把原来的教授岗位作为“铁饭碗”，作为一种退路。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落实相应的政策，以鼓励大学管理人员专心致志作出成绩。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重视管理科学的国家。全国大学中的管理学科、专业、管理学院的设立仅仅是近20多年的事情。反映到大学管理上，则是普遍重视教师队伍，而管理人员在校内没有地位。近年来高校中层干部的轮换制度，则更给人们一个印象：中层干部是一些庸才，是一批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不好的人。

当前实行的干部轮（换）岗制度是一把双刃剑。目的是反腐倡廉，但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一个干部知道自己在一个岗位上干不了几年，他对工作就不会有长远计划，也不可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才能和品质也难以考察和识别，只会助长更多的“南郭先生”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招摇撞骗。干部轮（换）岗制度虽然是一个好制度，但把它绝对化则必然会产生许多弊端。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部管理机制，单纯的轮换岗制度也达不到反腐倡廉的目的，反而加大了改革的成本。正如老百姓针对“走马灯”似的轮换干部，基层频繁“迎新送旧”所担心的：喂饱一条狼容易，喂饱一群狼就很难。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千百万红专兼备的专家。严谨的干部管理制度应当是量才而用，鼓励干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同时制定监督机制，保护干部不犯和少犯错误。

总之，管理也是科学，充满了高深的学问。管理可以使资源的使用更加高效率，管理必须专门化。大学必须重视管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通过长期实际岗位的考察和锻炼，培养出一大批在某方面具有真才实学或特殊才能的管理专家，为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六、关于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后，参照国外大学的管理，我国的高校都实行了校、院二级管理体制。目前，这种体制的管理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一级，学院只停留在完成日常教学及学生管理事务上，基本上没有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权和资源调配权。在这种体制下，学院的利益不与办学规模挂钩，但责任（尤其是学生管理）却随着办学规模增大而增大，因而学院缺乏积极性。当校部机关实行精简编制时，又普遍下放工作而不下放权力，不调整利益分配，使院系更加怨声载道。

院系是高校办学的实体，是一所大学的生产力所在。如果不调动其积极性，不解放生产力，大学要发展、要上水平是不可能的。笔者建议：学校一级只应充当协调、协商、服务和对外法人的角色，而把主要办学权力下放到院系。可以试行院系办学经费（包括工资）总承包制，使院系享有办学的责、权、利，让院系办学规模与效益挂钩，从而把院系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时也可以促使校机关的作风发生根本的改变。

改善校院二级管理，学校向院系下放权力的说法讲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真正地实行。原因之一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校部机关不愿主动放弃权力；原因之二是，没有制度或政策保障。院系担心改革的结果是学校更多地下放工作而得不到利益。而且，改革不会短期内完成，按目前的干部轮换岗制度，谁也不愿意去担风险。搞得好是下一任的好处，搞不好是自己的责任。

但一所大学要发展，要有活力，校院两级管理的良好体制是关键。只要学校有开明的、有远见卓识的领导，院系有积极性，这场改革就一定能够实现。

简而言之，完善校院二级管理的核心是实现办学责、权、利三者的统一，是调动而不是打击院系的积极性，是解放而不是束缚高校的生产力，是彻底实现校部机关职能的转变。七、关于政府的作为、不作为和乱作为

政府的作为、不作为或乱作为关系教育事业的成败。我国的教育投资至今未能达到国民经济GDP的4%则是政府不作为的显著例子，反右及“十年动乱”使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遭受灭顶之灾则是政府乱作为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府的观念和职能并未能很快地实现转变，也由于政府公务员的素质仍然不适应，各地政府教育“不作为”的例子仍然很多。这里略举南方某高校（以下简称为A校）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该校与另一高校（以下简称为B校）为邻，B校的学科设置正好与A校互补。但B校是农业院校，办学规模不大，而校园面积很大。前几年大合并热潮中，国家教育部希望A、B校合并组建华南大学，A校也主动向B校提出建议，但得不到B校的响应。作为A校顶头上司的教育部和B校顶头上司的某某省教育主管部门也不再去积极撮合，最终这件好事没有办成。后来，A校不得已在当地大学城要了一块地建新校区。另外，大学校园被社会上其他单位和部门（主要是权力部门）挤占的现象在全国也很多。

我国大学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难地生存和发展的。我国的行政条块分割，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也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统筹规划、科学发展带来影响。大学的领导人用于拓展学校生存空间的精力和时间远远大于做学问及内部管理的精力和时间。这种状态不改变，我国建成高水平大学的时间将十分遥远。

总之，要真正贯彻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的基本国策，党和国家就必须改变对各级政府政绩的衡量和考核办法，促使各级政府都能从全局出发自觉做好工作，为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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