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文献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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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文献系列)试读：

总序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2008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2012年10月序

吴喜博士主持之“民国时期滇东北彝族上层口述史料”课题，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口述史研究材料。这不仅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滇东北彝族上层的情况，而且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彝族集团统治云南的情况，以至于研究民国时期云南整个社会、政治、军事情况及其走向都有很好的帮助。

以龙云、卢汉为代表的滇东北彝族上层集团，统治民国时期的云南达22年之久，几占云南民国时期的三分之二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龙、卢、安、陇”四大家族，有时人们又称之为“龙、卢、陆、安、陇”五大家族或“龙、卢、陆、安、陇、禄”六大家族。总之，这四大姓、五大姓或六大姓，都是滇东北彝族上层，是龙云、卢汉统治云南时期的军政统治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经济大权，影响着民国时期云南社会的发展，而且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力量。

当然，龙云、卢汉统治云南，不仅仅是靠彝族上层。然而，这个有形无形的彝族上层集团的存在及其活动，无疑起着重要作用。龙、卢统治云南22年之久，这在民国时期西南地区各省军政头目中时间最长，而且省内较为安定，还和蒋介石中央政权作了长时间的较劲，除了其他因素以外，这个集团的存在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近代以来云南历史发展的特色之一。

吴喜博士主持的这个课题，经过艰辛的努力，较为系统地采访和收集了龙、卢、安、陇、禄等家族后人的访谈史料，非常难得，颇为珍贵，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滇东北彝族上层的较为全面的史料，对于研究彝族历史，研究民国时期的云南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当今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学，正成为我国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尽管学者们对于口述史学的认识，尚有分歧，然而对口述史学的认识，却逐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肯定，因为口述史料、口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匡国史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实之正”。虽然口述史有其局限性（如记忆失误、“为尊者讳”等），然而其具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点的真实性、细节的生动性、罕为人知的神秘性以及争取时间的抢救性，使得口述史料、口述史学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难以取代的地位。

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即使用文字史料和实物（考古）史料相结合的方法，使历史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云南省当代著名学者马曜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在史学研究中，除了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外，还应辅以社会调查、民族调查的活的史料，这也给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所谓社会调查、民族调查的活的史料，就包含着调查中的口述史料。吴喜先生的课题，就是采用了社会调查、民族调查中的口述史料，这对于社会史、民族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吴喜博士本人是滇东北彝族的青年学者。他以极大的热情主持并完成这个课题，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欣慰的。我相信，在吴喜博士未来的学术生涯中，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特为之序。谢本书2012年3月于昆明

民国上将、云南省主席龙云家族成员访谈录

时间：2009年7月15日

访谈地点：云南民族大学家属宿舍

记录人：吴喜[1]

被访谈人：卢义

整理人：于波 齐欢

吴：卢教授，多年来您老从事对滇东北彝族上层研究，在昭通文史资料上发表过一些重要的文章。从中我们了解到您老在年轻的时候大多与这些家族有较深的接触和交往。今天想请您谈谈您对龙云家族历史的研究情况。好吗？

卢：年轻的时候，我在昭通读中学，与滇东北彝族上层子弟有过一些交往。我是威宁人，但有房子在昭通，我也算昭通人，再说昭通与威宁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我本人也是彝族，长期生活在彝族社会的圈子里。在昆明读大学和工作时，我本人也有机会与居住在昆明的滇东北彝族上层子弟来往，这也是我现在的生活圈子之一。当然也与美国的龙绳德在过去的时间里有过来往。对于你现在从事的研究，我本人认为很有价值。它对于彝族社会来讲是理清近现代史料的必不可少的部分。当然，口述史不一定准确，毕竟是记录和追溯前人的事迹和话语，但这方面的历史研究毕竟需要做，这是第一步嘛。如果搞错了也不要紧，把它发表出来让大伙来修改、订正，这样彝族近现代史研究的繁荣就有希望了。我本人将以全力支持，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你，如需要，我们可以讨论。（一）龙云家姓的来历

龙云家族彝姓是纳吉，纳吉家祖籍是四川金阳，但很多人认为龙家是昭通人，也有人认为是永善人，这些说法依我个人看，大多正确，原因很简单，昭通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是三川半，不管今天的鲁甸还是永善，都与四川很近，也就是滇川黔三省相连的地方。龙家先祖是住在四川省金阳县长坪乡则祖村（汉名老寨子）这个地方，从网上我了解到龙绳德先生和夫人前几年还带领家人去四川则祖祭拜祖坟。而龙云父亲这一代也主要居住于昭通和四川连接的炎山。龙云的父亲彝姓叫做纳吉瓦蒂，汉名龙清泉。

为什么纳吉瓦蒂姓龙呢？这就是彝族上层学习汉族组建家庭的一个例子。按照当时习惯，男方到女方家常住，也就是地方讲的上门，按汉族的习俗称为入赘，大多要求男方随女方姓氏。炎山松乐村的龙德源家，也就是龙云的舅舅家，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家学汉化早，先后有几个子弟到日本留过学，家庭比较殷实，在当地很有名气。这种家庭按照后来的贫富划分，属于地主家庭。这种家庭生活在文化和经济上与当时四川凉山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当时，昭通在经济和文化上比凉山发达很多，在这一带的彝族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高，原因可能是与清代嘉庆年间为了镇压杜文秀回民起义，利用彝族杀回民，这个时期的彝族很多人都有发展，文化上较为靠近汉族的缘故。近代的滇东北彝族上层在清朝鄂尔泰改土归流后难得地在嘉庆年间找到发展的机会。

在凉山，彝族分为五个等级，即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兹莫、诺合是黑彝奴隶主，曲诺、阿加和呷西是奴隶，黑彝之间为了掠夺奴隶、财物，或为一片土地、一片山林的归属，或为了家族复仇，经常发生在家支内部或家支之间，或与相邻村寨发生争斗、仇杀，甚至酿成大规模武装械斗。黑彝的男孩从小都喜欢武术，就是为了频繁地打冤家。在昭通一带则不同，这里的黑彝已经不是奴隶主，而是地主。

纳吉家与老海龙家在历史上曾经打过冤家，纳吉家曾把老海龙家的房子烧了，两个家族间结下了仇恨，后来，老海龙家与席家“打冤家”，席家人多势众，老海龙家打不过席家，就向四周的彝族世家搬救兵，金阳的纳吉瓦蒂听说后决定为老海龙家打冤家，杀死了席家的族人。为了感谢报答纳吉瓦蒂，老海龙家把女儿嫁给了他。

老海龙家把女儿嫁给纳吉瓦蒂后，由于新婚的妻子不愿到金阳老寨子居住，于是老海龙家破除旧例，在松乐村划出一片土地作为陪嫁，让纳吉瓦蒂在松乐村安家落户，因为纳吉瓦蒂是“上门女婿”，所以就随女方家姓龙，汉名就是龙清泉。龙云就出生在昭通炎山松乐村。因为龙云在家排行是老四，幼时被称为毛老四。在昭通旧时，凡是在家为第几位，乡人往往就在前面加一个“毛老几”。在这个家庭里，龙云这一代总共有6个兄弟姊妹。前面3个兄长在龙云出远门的时候就不在了，后面还有一个大妹也早逝，原因是昭通这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太落后，更不用说在炎山这个地方了，而后来留存下来的主要是龙云的一个妹妹，叫龙登凤，当她刚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二）龙云的童年

龙云小时候住在炎山松乐村，因为地方偏僻，文化落后，加上父亲早逝，母子就以娘家为依托，在舅舅龙德源的帮助下生活。舅舅家子女人多，是一个书香之家，对后辈子女读书的要求很严，龙云与他的表姊妹就在自家的私塾里读书，龙云本人不太愿意读书的，这可能与彝人“尚武”的性格有关，自小喜欢武术，也可能是与他性格豪爽，喜欢广交朋友、勇猛好斗的性格有关罢了。（三）龙云为家乡所做的一些好事

龙云执政以后，深感家乡的落后，先后派出他的几个得力干将治理昭通，一个就是爱将兼亲属安恩溥，一个就是二儿子龙绳祖。两人在昭通治理上都颇有成就。安恩溥在经济、文化和教育上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治理下，昭通这一落后的城市曾经被称为“小昆明”。龙绳祖在安的基础上也有建树，特别是在管理治安和昭通的基础教育上，自己身体力行，捐资助学，对学生的民主运动也大多持支持态度。龙云本人也在昭通教育上做了很多工作，如他命令下面筹建炎山高等、初等小学。在选校址、决定学校规模、筹措建校经费等事宜上都亲自过问。另外，他还捐资并倡议修建昭通城南簸箕湾（龙家祠堂）与昭鲁大河交汇处的河道，为昭通十县联合女子中学、昭通女子中学、民众教育馆、昭鲁水利工程都捐过资。（四）龙云家族情况

龙云最早的夫人是舅舅家族的侄女，她总共生三个儿子，大儿子龙绳武，二儿子龙绳祖，三儿子龙绳曾。龙云的二夫人是李培莲，她是云南著名中医李灿亭的女儿，她生四个子女，四儿子龙绳文、五儿子龙绳勋、六女儿龙国璧、七儿子龙绳德，李氏因生小儿龙绳德难产而死。李氏病故后，龙云续弦再娶，夫人是滇军将领顾品珍之侄女顾映秋，她毕业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终身未有生育。

龙绳武就读于云南讲武堂，他与越南的武元甲是同窗。讲武堂毕业后龙云安排他到法国圣西尔军校，攻读骑兵科，这是龙云专门为他安排的，因为龙云在讲武堂也读骑兵科，他希望龙绳武子承父业。回国后龙云安排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警卫营长，当时龙云是行营主任。1945年蒋介石发动五华山事件，用武力强制龙云到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参议院任院长，龙绳武也被蒋介石夺去军权，他到香港定居。1950年云南解放后，中共中央委派他为云南省政府委员，由于持不同政见，他没有答应，后来从香港赴台湾，现在他有三女一子，居住在中国台湾、法国和美国等地方。

龙绳祖，也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过，毕业后被龙云任命为护卫大队大队长。后来安排到昭通任旅长，时间共有7年。在昭通时他捐助钱财给当时的教育部门，帮助当地穷苦学生完成学业。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他从不拿架子，也不镇压学生运动，相反学生被开除后托他说情，他都答应。1945年他所在的独立旅扩编为陆军暂编2师，他[2]任师长，副师长是陇生文，两人感情很好。五华山事件发生后，全师按蒋介石命令外调打内战，龙绳祖和陇生文不服蒋介石，本想起义但考虑到远在南京的龙云和家人的安全，于是就地把部队解散，一个整师部队解散激怒了蒋介石，盛怒之下，他就让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把两人都抓了关起来，当时龙云非常着急，就让司机开车到国防部，白崇禧不见，龙云就到总统府找蒋介石要人，蒋介石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还是决定把龙绳祖放了，但命令他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后来龙云从南京逃离到香港，他随后也到了香港，前些年在香港病故。他女儿龙宝珠生有一女叫傅三三，听说前些年在云南民族学院教外语。

龙绳曾，地方上称他为“龙三公子”，小时候长期随他母亲住在昭通，长大后到昆明居住。在昭通地盘上很有势力，地方官员都不敢得罪他，成为地方一霸。我想讲的是，这个人尽管做过很多坏事，然而他对抗日战争还是有功劳的。民国时期帮会盛行，势力很大。龙绳曾就加入了青洪帮，成了西南一带最为显赫的首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出海口被日军占领，对外通道只有靠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当时被称为东南亚交通“输血线”。当时滇缅公路四周，土匪、恶霸骄横，很难管束。公路沿途经过很多山路，四周的民族多，风俗怪异。司机们大多不愿意走这条道，作为省主席的龙云拿这些司机也没有办法。龙云只好让龙绳曾来处理这件事，让他担任滇缅公路汽车司机工会理事长，利用他在青洪帮的影响力来对付这些司机，很多司机顾及青洪帮，不得不听从于龙绳曾，从而保证了滇缅公路运来过往的援华抗日物资顺利运送。抗战时期，龙云又派他随滇军58军出征前线抗日。之后，他到昭通阿朵土司禄家上门；解放初期，龙云在北京开会，突然得到消息，那个在中共担任滇东军区副司令员的三儿子因为叛乱被驻昭部队乱枪打死，而昭通的亲属无一人存活。对于他的家庭幸亏有一子叫龙保福，由于住在昆明而幸免一死，今定居于美国。当时龙云及家人感到震惊，而地方上反映龙三属于政治土匪，我想他本人在政治上反共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当时极“左”的思想，加上他本人在昭通拥有极大的黑恶势力，镇压他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这里要强调的是在1949年的时候他是参加起义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而且他父亲龙云跟蒋介石有那么大的仇恨，他真要反共是不大可能的。记得五华山事件后，蒋介石让他去南京中央陆军大学学习，他就不去。

龙绳文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去美国，并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学，在美国读书期间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本来龙云是要求缪云台在经济上给以帮助，但缪未曾给予。龙绳文毕业后，在美国经营一家名叫北宫的酒店，生意兴隆，他本人也成为大富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他在美国国内首组民间华人访华团，到中国探亲访友，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作了积极的努力。1975年，他担任了全美华人协会总干事，后来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为促成中美两国建交和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出力颇多。1991年龙绳文病逝，因他一生单身，没有子女，过世后由龙绳武的大儿子龙宗霖继续经营他创办的北宫酒店，北宫酒店英文各是Yenching Palace（燕京楼），坐落在华盛顿西北区的康乃狄克大道，距中国大使馆不远。

龙绳勋，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就回香港居住，在青年时期与广西著名人士程思远的女儿、香港电影明星林黛结婚。现在还在香港生活。

龙国璧，昆明南箐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1945年应宋子文之女之邀，同道去美国留学，于宾州女子学院就读。1952年与陈将军之子陈近结婚。现在生活在美国波士顿。

龙绳德，曾就读于昆明南菁小学，在西南联大附中上完初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工作，龙云去世后，龙绳德夫妇于1963年到香港，曾办南开女子书院。1973年又到了美国，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做检察官，一个在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工作。（五）龙云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

龙云是一个从底层冲闯出来的彝族将领，他在奋斗过程中受过很多磨难，他富有同情心，关心穷人，关心家乡的穷苦百姓。他知道共产党是一个依靠穷人并为穷人打天下的政党。尽管本人读书少，对共产党的理论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不反感。中共理论和主张也是他在跟红军打仗过程中学习的。在1935年，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对过境云南的、处于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和红2、6军团进行防堵，在追杀红军的过程中他让情报头子龙秉林和部下安恩溥把红军在沿途留下的宣传材料和书籍收缴给他看，他是在边抽大烟时边读共产党书籍，可以说，他是很早就学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人，在闲暇的时候，他还和卢汉他们讨论这些材料。而真正促使龙云和共产党打交道、变敌为友的是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侵略中国，龙云是不容许的，龙云爱国思想是从云南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的义举中培养出来的，作为一名军人，他深刻认识到在民族危亡面前就是要不怕死，为国为民死战。对于1936年“西安事变”后形成的国共合作和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龙云极为赞同，他认为云南在民族危亡的面前只有依靠武力才能做到真正的抗战，除此别无他法。他号召全省父老出钱出力，组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他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承诺第一阶段组织一个军到前线，随后再组织一个军跟上。

抗日战争是艰难的，很多北方人逃离苦难来到云南，特别是很多大学和民主人士也被迫迁往云南，在昆明就有一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昆明成了民主运动的大后方。龙云认为学生爱国讲民主没有错，他说：“学生爱国是好事，让禄国藩多派人保护。”对于学生游行搞民主运动蒋介石是不高兴的，他在云南建立了一些特务组织，这些人因为顾忌龙云在云南的势力而不敢对民主人士和民主运动怎么样。对于抗日来说，龙云坚持的是民族大义，绝对不是首鼠两端，投靠日本人或者投降派汪精卫。龙云坚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早在西安会面后，龙云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时，龙云就表示支持全民族抗战，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叶剑英是和龙云在云南讲武堂就读时期的先后同学，龙云在和朱总司令交谈时，还就双方交换电台密码，建立联系渠道达成一致。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龙云表示，要“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六）龙云对云南18年的治理

龙云治理云南，依靠的是云南精英人物的努力和智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龙云改变了很多过去云南依靠中央补贴的办法，他在这一时期是很爱学习的，他经常向周钟岳、龚自知等大知识分子学习，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也向西南联合大学的知名专家，教授们请教治国策略，记得他在昆明北校场对驻滇中央军团以上军官发表演讲，他就以博古通今的讲话让这些国军将领们折服，将领们会后说：“龙云根本不是老土，他能统辖云南这么多年绝非偶然。”

龙云对云南文化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他治理期间，全省很多地方都开始编写过去历代王朝都有的史志。就以他组织编撰《新纂云南通志》来说，这套书至今是云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他自己是彝族，但他不保守，对历史上西南彝族在清代被屠杀的历史他是清楚的，但他本人不拘囿于狭小的民族心理，没有民族偏见，对边远的民族他还特别上心，关照这些民族，在昆明禄国藩创办的长城中学和南箐中学就安排一些滇南民族子弟上学。对家乡的回族，他也多方照顾，治理云南期间就很少听说过彝族与回族发生群体性矛盾的，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罕见的。龙云对汉族也是一样，他提倡婚姻自由，本人的婚姻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例子，他的两任妻子都是汉族。他倡导学习历史，汲取治国治家经验和思想，记得他在给云南地方军政人员讲话时，常常不用讲稿，过后大伙评价也很高，这不能不说是他虚心求教治国之策的结果。龙云本人尽管在用人上有“近亲、近族”之嫌，但基本上抱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态度。如在经济方面，他重用缪云台和陆崇仁，在文化教育上他重用龚自知，在军事上他重用卢汉和安恩溥等，在警政上他重用胡瑛和禄国藩等，公路民政方面，他重用陇体要等人。在18年的时间里，他提出建设“新云南”的目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措施改革，取得很大成功：（1）政治方面。执政初期，在政治上追随蒋介石。在讨伐桂系的战争中，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出兵伐桂。同时龙云奉蒋介石之命在云南进行“清党”。之后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和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抗战期间，对经过云南的红军采取只防不堵的战略。（2）军事方面。大力整顿滇军，改变滇军以前的一些散漫作风，树立滇军新形象，提高滇军的战斗力。首先将他的直属部队，取消师、军以上的番号，缩小编制为旅，旅下属两个团，分驻全省各地。军队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实行征兵制，征收农家子弟当兵，这些人服役期满，回乡为在乡军人。其次是设立军官教导团，龙云自任团长，招募中学毕业生及遴选军中干部进行军事训练，以培养下级军官。每期受训时间多为3年，分步、骑、炮、工、交通、通信各科。至抗战前，共训练下级军官达4000余人，成为滇军基层骨干。重新训练军队，配套新式武器。从前的步兵操典，多半模仿日军。征来的新兵则一律改用“德操”。新兵的装备，系经法国军火商采购而来，这些新式武器，加强了滇军的战斗力，为以后滇军参加抗战立下了功劳。（3）经济方面，唐继尧时代，军需费用浩大，使农村破产，城镇工商凋零，币值低落，财政拮据。

以此背景，龙云提出云南要发展经济，当务之急是统一财政、整理金融。制订了整理金融的十年计划，成立了财政金融委员会。先让禄崇仁当厅长，在禄难以管治时，点名让卢汉兼省财政厅厅长，卢把各地驻军长官把持的税赋征收权力收回，撤销烟酒事务局，统一征收机关，烟酒、厘金等一律统一招商招标承办，各地各机关如敢违抗，军法从事，改革税制，从1931年1月起，除盐税外，只保留烟酒税、印花税、田赋、契税，屠宰税、特别营业税和各县自行征收的60种附捐一律明令废除。整理金融，改革币制，1932年，重用缪云台改组富滇银行，成立富滇新银行，直属省政府，并赋予发行新币特权。以半开银币为新滇币。改革财政税务，取消苛捐杂税，删繁就简，另立新税。将财政、企业、金融合而为一，以财政扶持金融，发展生产；以金融充裕财政，支持生产；以生产巩固财政，充实金融。龙云大力扶植云南地方资本，支持兴办实业，扩大纺织出口，整顿发展云南矿业资源。到抗日战争前，云南财政收入大增，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重视农业和交通设施建设。云南山地较多，长久以来粮食难以自给。龙云亲主粮政。他让禄崇仁推行粮政改革：清丈田亩，明确业权，扩大粮食种植，堵塞田赋征收漏洞，存粮积谷，力保粮食自给。在交通方面，云南的交通设施落后，唐继尧时期，全省只有约40华里公路。在龙云看来，云南山地多，需要发展公路和航空并重的策略。他一方面支持修建公路，使通往省外的公路多达六条，分别为：滇黔公路、滇康公路、川滇西路、滇川东路、滇桂公路、滇康公路。另一方面发展航空事业。在昭通、蒙自、昆明等地都修建了飞机场。云南在民国时期还力争办了航空学校。（4）文化教育方面，重用龚自知为省教育厅厅长，在全省推广“新教育运动”。1921年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先后划拨卷烟特捐，进口烟丝烟叶特捐、教育机关产业收入、教育田产租息、个旧锡税附加捐等列入教育经费，独立征收、保管、开支，增加了教育投入。1932年，为培养当地人才，在昆明北门街创办私立南菁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三部。1930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其经费由省府直接拨付。1934年云南大学在原东陆大学基础上组建，同时进行院系调整，设立了文法、理工学院，并筹备组建医学、农学院系等。为了适应云大不断发展的需要，1937年，特聘时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著名教育家熊庆来为云大校长，支持他全权掌管校务。熊庆来上任后，不辱使命，致力于学校革新，强化管理，使云大的教学科研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1938年，云南大学由省属改为国立。此外，在抗战期间迁移至云南的一批大学，龙云热情相待，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支持，还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对广大师生予以关照。（七）龙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龙云认为，日本军人蛮横无理，辱我华人，至此已极，凡我国人，应下最大决心，准备为国牺牲，表示愿以全滇1300万民众爱国护国之赤忱及全部精神物质力量，抗击日本。

首先拨款新滇币万元，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60军，以卢汉为军长，下辖182、183、184师，分别以安恩溥、高荫槐、张冲为师长。1938年4月下旬，第60军奉命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第60军各部在以台儿庄附近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坚持20多天阵地战，粉碎了日寇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取得了重大胜利。

其次是支持滇西抗日。龙云号召全省人民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滇西抗战，要求滇西沦陷区各级政府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民众自卫部队，协助中国远征军打击敌人。

最后是修筑滇缅公路，从1937年12月起，云南省政府征调民工，每天上阵达15万～20万人，多时达30万人。龙云给各县县长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如期完成，否则自己戴着手铐来见。经过苦战，在一年的时间里滇缅公路中国段全线通车。滇缅公路通车后，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到12月初第一批军用物资即通过这条公路运进畹町，再转运到昆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交通断绝，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交通线。（八）龙云与汪精卫的关系

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逃往越南，然后投敌叛国。在他途经昆明时，与龙云有过秘密交谈，情况如何，外人难以得知，因此历来说法和评价不一。问题在于，龙云对此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赞成，应付，还是不置可否，或者婉言谢绝，没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在国民党内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手，龙云作为省级地方官对汪精卫又能怎样呢？他除了向蒋介石报告以外，很难再做别的事情。在龙云给卢汉的一封密电中，真实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龙云对汪精卫出逃的态度和情绪，他担忧和震惊的是“党内纠纷”的加剧，而国民党的分裂势必影响全民抗战，因而使他“寝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这份密电绝不是赞同或支持，而是震惊和忧虑。从这一点来看，龙云没有赞同和支持的意思，这是很明显的。后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公开表明了投敌的态度后，龙云于当日致电蒋介石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视听，不无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廑注”。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先后派遣李烈钧、唐生智来云南考察，实际上是考察龙云。然而，唐生智考察后给蒋介石的报告认为，龙云抗战态度比较坚决，与汪精卫叛逃事件并无牵连。（九）龙云对昆明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态度

1937年8月，朱德与龙云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进行详谈，龙云深受启发。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几方面渠道继续做龙云的工作。一是通过倾向进步的龙云的部属张冲的关系；二是通过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刘震寰（他当时是龙云的顾问）；三是通过杨竹庵、廖品行、刘耀阳和云南省参议会议长等人，他们主要是劝说龙云打击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抵制蒋介石势力挤进云南，促进龙云参加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抗战爆发初期，中共就与龙云建立了秘密联系。在中共的帮助下，龙云较好地了解到中共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方针，同时结合自己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除异己的深刻认识，龙云认识到支持民主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他的暗中支持下，中共在五华山设有电台。《新华日报》和《群众》半月刊在昆明均能发售，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也在昆明发售。昆明还成立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主工人同盟”“新民主主义同盟”，战时的昆明拥有了“民主堡垒”的美誉。（十）龙云与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的紧张阶段，龙云常去重庆开会或接受召见。其时，设在重庆的民盟总部，在张澜的领导下，多次做龙云的工作，争取龙云参加民主同盟。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考虑，龙云表示了参加民盟的愿望。在1944年底，龙云从重庆返回昆明，非常高兴地约请了楚图南、闻一多、冯素陶到他的寓所座谈。龙云盛情设宴招待他们，宴毕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龙云庄严地进行了宣誓。龙云入盟以后，对组织在经济上给予巨大资助。另外，他还积极动员西南实力派参加民盟，像刘文辉、潘文华等。后来，龙云为了方便工作，退出了民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

时间：2010年3月15日

访谈地点：金实小区

记录人：吴喜[3]

被访谈人：卢国器

整理：顾霞 齐欢

说明：记录人和被访谈人名采用缩写的形式。

吴：卢表叔，知道您从小在卢汉家长大，当时情况怎样？

卢：我父亲去世早，大伯母龙泽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他们一家对我很好。大伯父一家是个好人，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是没有说的。在大伯父卢汉家我也有机会认识当时的一些军政要人及家人，在长期的交往中听到或者看到当时一些情况，对老主席龙云的情况，在后来我也经常看报，和家人交谈，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回忆录，结合我个人的了解，我尽可能讲讲。

吴：先请您介绍龙云和卢汉的关系。

卢：卢汉是我大伯父。龙云和卢汉是表亲。两人都是彝族，这一点相对于汉族的表亲有一些不一样，彝族的表亲是重血缘关系的，在彝族亲族关系中崇尚的是姑表亲，这一点汉族社会还没有。

对卢汉，龙家子女称呼为卢大叔。卢汉很小的时候就和龙云玩耍在一起，感情要好自不用说，加上龙云比他年长，他就跟随龙云，一起求学，闯荡江湖，加入滇军。龙云当团长，卢汉为营长，龙云升军长，卢汉就任旅长，龙云当省主席，卢汉就当师长、军长，卢汉和龙云在云南军政事业上是相互帮助的。卢汉对龙云的感情是经过战争的[4]考验得来的，在1927年的“六一四”政变，卢汉冒死救过龙云。

卢汉在军队里很有威望，他也忠诚于龙云。两人的感情不是现在理解中的上下级关系，在彝族社会里，龙云作为长兄，更像父亲。卢汉本人虽有过参与反叛龙云的政变，但由于家族亲情不容，加上龙云的宽厚和原谅，卢汉认识了自己的过错反而使得两人的感情得到加厚。在抗日战争时期，龙云想到唯一能代替他出征的就是卢汉，没有半点戒心。在考虑很多重要的职位时，龙云都力推卢汉。当然两家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龙三和卢汉弟弟卢邦基在昭通争地盘互有枪杀，但龙云没有把他当做外人，龙云在考虑接班人时固然有像龙绳武在台湾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说没有先想到卢汉，但我认为龙云不会不顾及卢汉在滇军中的威望和能力，说实在的，卢汉在滇军的威望除了龙云没有人能跟他比，他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省主席时，龙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卢汉是龙云的政治继承人，这一点是公认的。龙云想培养卢汉当省主席就有过两次：一次是在1930年，蒋介石让龙云出兵广西攻打桂系，龙云任第十路军总指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向龙云承诺，如果滇军攻下南宁，就让卢汉当广西省主席。另外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滇军第60军赴台儿庄抗战，打出了声威，蒋介石需要云南支持，又许诺让卢汉当贵州省主席，但是前提是只允许卢汉带一个秘书长去，其余人员由他安排，这次卢汉不愿意去。

吴：您知道的龙云在年青时候是怎样的？

卢：龙云在青年时期，大概十六七岁时，在金沙江两岸经商，贩运山货、日用百货、木材等，几年间也赚了钱，家境渐渐好起来，有时也过金河（就是金沙江）到金阳老家去看望纳吉家的亲戚。这个做生意，龙云他们是经过一些磨难的，做得好时发些小财，做不好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龙云好几次差点出大问题，都得到永善龙奎垣家族的帮忙。后来龙奎垣在保山当师长打日本人，这家伙不仅不抗日，却一把火把保山城烧了，蒋介石要杀他，龙云硬是把他保下来，这与早年的深交有关吧。经过这段挫折，龙云无心经商。他也有一些爱好拳术的好友，像邹若衡邹三爷。当时中国正处于混乱时期，人心浮动，四川由于保路运动，很多人组织起来反抗清廷，一个有名的昭通人叫魏焕章，他就在当地招募人员，拉队伍，称“同志军”，魏焕章亲自任统领，龙云在邹三爷（邹若衡）的怂恿下，也投到魏焕章门下。在这个时候，蔡锷将军在昆明辛亥革命成功，派遣的援川滇军至宜宾。在龙云他们与滇军对峙的时候，知道对方带兵的是老家来的熟人，这个人就是滇军旅长谢汝翼，他是龙云舅舅家的大儿子龙泽渊在日本的同学，另一个是禄国藩，他是昭通黑彝前辈，在拜识二位以后，龙云和卢汉认为“同志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难成气候，改投滇军。

龙云进入滇军，当时称作“候差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表现好，将来可以提拔任用。这种身份对龙云和卢汉来说，就是让他们等机会。龙云他们当然想找机会，讲武学堂招生，龙云和卢汉都报名了，在谢汝翼的推荐下，两人都录取了。龙云被录取在骑兵科，卢汉在步兵科。龙云虽然文化水平较低，好在讲武堂对文化要求也不高，重在军事科目的教学上，这些都是龙云喜欢的科目，如操练、武术、骑马和野外军演等，龙云的成绩总是居于前茅。在这里龙云也接受了一些爱国教育，学校里的教官很多是留学日本或者从外面请来的新式教师，在他们的教育下，讲武堂是一所爱国的大熔炉。这里培育出很多国共高级将领。龙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思考并立志当好一名爱国军人的。[5]

吴：龙云与唐继尧的关系是怎样的？

卢：龙云毕业后，被分在昭通独立营辎重排任少尉排长。后来在邹三爷（邹若衡）的推荐下由昭通调往昆明，给唐公做副官。唐公对龙云的印象好主要来自唐公本人也是昭通人。唐公需要有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他出生于会泽县，会泽当时在政区上归属昭通府，最初给唐公做副官的是邹三爷，他是龙云小时的伙伴，两人关系很好，由于邹三爷投奔蔡锷将军做了蔡锷将军的副官，他就极力推荐龙云，龙云是彝人，彝人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尚武、忠勇，唐公作为昭通人，对此自然知晓，他本人和昭通的彝人也有交往，昭通镇彝威边防统带陇维邦就是他的至交好友。一次偶然的机会，龙云留给唐公很好的印象。当时是唐公宴请法国领事馆官员，一名法国武官由于擅长西拳，想挑战东方拳术，当他向唐公及周边陪坐的中国人询问时，没有人敢回应，龙云一时性急，站出来迎战，几个回合后把这个又高又大的法国武官掀翻在地，这一次龙云给唐公争了脸面。当然，唐公后来重用龙云我认为不仅仅是依靠这件事，还有很多因素，也不像小说中所说的武艺高强就得到机会，在唐公的赏识下，龙云的官是越做越大，后来把龙云提升为上校，并当了佽飞军大队长，这个官职虽不大，却是唐公的心腹贴身大队长。（龙云对打败法国武官这件事，在陇涤湘随父亲访龙云时也曾经提起。）

吴：1927年的“二六”政变是怎么回事？龙云与唐继尧的关系后来如何？

卢：1927年2月6日，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反对唐公，对龙云而言，不是真的要反唐公，唐对龙云有知遇之恩，龙云当然不会真正地伤害他。反对唐公也是有很多因素，唐公在治理云南时，多年征战，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很是困苦，在军政上，唐公多照顾自己的兄弟唐继虞，对有军功的战将又多忽视，特别是对龙云这样的干将有所猜疑。胡若愚，张汝骥他们两个实权人物就积极反唐，在当时的情况下龙云不得已附和他们。后来唐公病逝，龙云是很悲痛的，对他的后事龙云也倍加关心，在圆通山给他修建了墓园。因为云南政界的多变也使得墓园一推再推，历时六年多，在这段时间里龙云尽管在政坛上几起几伏，特别是在经费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龙云始终把唐公的后事安排当做大事，从吊唁的组织、安排葬礼、修建墓园到唐继尧的铜像，龙云事必躬亲。在这些事情中最困难的是唐公纪念铜像的修建，由于云南地方财政穷，没钱，怎么办？龙云就找滇军中的几个高级幕僚商量，决定在军队里面搞募捐。办法是：将官捐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校官捐工资的五分之一，士兵捐十分之一。这个纪念铜像是一尊唐继尧的骑马铜像，是聘请意大利工程师来设计的，从设计到完成时间大概用了两年多。所捐的费用中龙云是捐得最多的，这个唐公墓在昆明圆通山，至今也是昆明最鲜亮的一道景观。当时龙云带头做这件事的目的一方面是怀念已故的唐公，纪念唐公对云南乃至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同[6]时也是对云南近代史的辉煌作记录，其中特别是对重九起义和护国

[7]起义的将士们的祭奠。龙云就是这样一个怀旧的人，重感情，除了对唐公，他对唐继尧家族也是非常关心的，当时唐家的老宅是今天的省政协翠湖边的驻地，唐公的儿子在香港发展就提出要卖老宅，龙云以为他穷途末路就想帮助他，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做生意才这么做，就放弃帮助他的愿望。龙云对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也是恩重有加，唐继虞在云南政变后失势出走广西，死时他的灵枢要运到云南来，龙云亲自带着幕僚到古幢公园门口迎接。在他未死之前，龙云就聘任他为省府高级顾问，每月发工资给他。

这个政变是龙云的落难日，对他一辈子都有影响。当然，这次事件的结局对龙云也是机会，通过这次机会龙云成为最有权势的一个人。由于唐继尧不在权位，四镇守使就轮流执政，4人之间围绕争夺对省务委员会的控制权而导致矛盾不断激化，最集中的发生在龙云和胡若愚之间，当时胡若愚被推为省政府主席兼军政厅厅长，龙云是省政府委员兼云南讲武堂校长，胡若愚就联合了张汝骥和李选庭，对龙云暗下毒手。具体情况是：一天深夜，胡若愚派出一队人马，突袭包围了龙云在翠湖边的住宅。龙云从梦中惊醒后就越墙想逃跑。正在此时，已投奔胡若愚部下的王沽修指挥炮兵向房子里连发炮弹。一颗落在花园中开了花，弹片弹飞，打碎玻璃，玻璃把龙云的一只眼睛刮伤，由于疼痛难忍龙云被迫束手就擒。但由于卢汉余部逃离，并带龙云主力部队撤出了昆明，胡若愚、张汝骥想利用龙云来要挟他们。他们担心龙云越狱逃走，就把他关进了一个大铁笼。在被囚的一个多月里，龙云尝尽了人间苦难，全身生满了虱子，甚至眉毛内都长了虱子；眼睛红肿流血，又无任何治疗，终致失明。在“六一四”事变当日，蒋介石正好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

在龙云被囚期间，卢汉率部逃到滇西并对部队加以整编。为求反击，卢汉他们推举元老胡瑛代理第38军军长，卢汉任前敌总指挥，组织部队与胡若愚、张汝骥部在滇西的一些地方展开激战，击溃了胡、张、李部队，为了救龙云，部队紧紧追击到昆明。胡若愚挟持龙云退到大板桥时，为了缓和两军关系，就以放龙云为前提条件，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协议内容大概是：龙云回到昆明后，接替胡若愚任省务委员会主席，胡若愚离开云南参加北伐，但条件是龙云要承担外出部队弹药和费用，补充兵源并保证胡若愚等在省城的财产安全。

龙云大难不死，返回昆明，当上了省务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第38军军长。

在这次事件中，滇军彝族将领表现出极大的团结。龙云返回政坛，离不开他的战友们。在他们当中，卢汉自然不用说，他是龙云的好兄弟，这里还有龙云的表弟龙雨苍，他在战场上是拼死杀敌的一个人，这里还有张冲，他是对龙云最有感情的一个，他拥有彝人的血性，为救龙云不愿跟随旧主，主动投靠龙云，安恩溥他们在部队都是一个个紧随龙云的人，他们为救龙云敢于冒生命危险，没有他们就没有龙云后来的发达。

龙云刚主政云南时，形势逼人，腹背受敌，东有胡若愚、李选庭、张汝骥以及支持他们的黔军、川军，西有唐继尧堂弟唐继虞部威胁，龙云不敢怠慢，在军事战略上是先西后东。也就是先击败滇西唐继虞，随后以守代攻，击败胡若愚、张汝骥等从东面的进攻。在战略的成功指导下，龙云先后解决了东西之困，最后乘胜追击胡、张，并进军贵州，击败与其勾结的贵州军阀周西成，大败黔军。这个时候胡若愚、张汝骥与叛将孟坤部联合，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向昆明反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赶回昆明，分别击溃联军。胡、张、孟部退入川南一带。这个地带可是我们凉山的彝人社会，龙云与老家的彝族世家土司们里应外合两头夹击，俘获张汝骥并把他押到下关枪毙；孟坤渡金沙江也翻船淹死；胡若愚逃往上海，另谋出路。

吴：您能谈谈龙云与滇军的关系吗？

卢：龙云的部队是唐继尧时期就保存下来的主体部队，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最开始是唐继尧，后来就是龙云。龙云在继承唐公旧部的基础上加以改变，后来不管是护国援广的李烈钧的部队将领还是顾品珍的将领都想回来，都很难融入和管理这支滇军。这支部队的士兵大部分来自滇东北和滇东地区，能征善战，很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由于龙云的彝人脾气，很多彝族军官都和他投缘，其中在20世纪30年代对滇军改编就是一个例子。1930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委任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又任命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师两万余人进攻广西，战败后撤回昆明，龙云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根据孙渡提出的建议废师改旅，这引起卢汉、朱旭、张冲、张凤春四个师长不满，他们就以清君侧为名，借口废除孙渡，策划拥护卢汉替代龙云。龙云听说后很生气，乘飞机到寻甸看他们几个怎么办，他们几个都是龙云的铁杆弟兄，领头的是卢汉，但卢汉骨子里是模棱两[8]可的，原因是下面的军官们都不愿意放弃龙云，像张冲、安恩溥、龙雨苍、龙奎垣、陇生文等，后来卢汉主动向龙云承认错误，这次张凤春不肯承认错误，成为替死鬼。龙云认识到卢汉的错误，调离他从军队到训练处去任领导，龙云也借这个机会撤销各师的番号，实行废师改旅。后来还有一次想让卢汉代替龙云的是龙雨苍，他悄悄联合张继良团长试图发动第二次政变，想推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不想被龙云知道，大怒，撤销张继良团长职务，后判处谋叛罪。对龙雨苍，他是龙云的亲表弟，事情败露后他还是害怕，也向父亲承认错误，龙云不忍对他怎么样，把他调离昆明，家眷留昆，因卢汉未参与此事，龙云也就没有追究卢汉的责任。

在滇军中，很多彝族都在滇军中担任要职，也可以这样说，滇军是在彝族领导下的一支部队。你看滇军由师改旅后，6个旅的编制中，安恩溥是第2旅旅长、第3旅旅长是龙雨苍、第9旅旅长是张冲、交通大队大队长是龙秉林、护卫大队大队长是龙绳武、驻玉溪独立营营长是安纯三、驻文山独立营营长是龙奎垣，还有一些彝族中下级军官就不用说了。总之彝族将领在滇军中占绝对的优势。

吴：龙云是怎样被蒋介石软禁的？

卢：1945年4月，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商谈解决龙云的问题，要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做好准备。日本投降的消息还未正式公布，蒋又秘密电召杜聿明来渝，面授机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急忙调龙云的滇军主力——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使龙云成为无兵之帅。蒋还命令杜对昆明所有的通信、交通设施都进行监视和切断部署，严防龙云乱中逃跑。一切布置完毕后，蒋又以日军有阴谋、国民党军接收兵力不足、恐出意外为借口，要龙云把他留在昆明护驾的[9]家兵——龙绳武的19师、潘朔端的23师都调防越南。在对龙云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杜聿明还举办舞会、宴会，并到公馆拜访，以示亲热，借以迷惑龙云。1945年10月3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解除了龙云的警卫部队和滇军守城的地方武装，并传达蒋介石命令，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龙云本想死战等候滇军从越南返回，然而在越南的滇军由于形势所迫无法回救，龙云被迫飞往重庆接受任命。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南京，龙云都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行动上尽管有言论自由但很难外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被软禁了。

在南京龙云被安排住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经住过的私人住宅里，宋子文为了龙云的生活方便特意安排了冷暖空调。但是龙云受到严密的监视，房子的外围布满了特务对他进行监视，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1946年秋他想到杭州参观未被允许，1947年想到上海送女儿龙国璧赴美留学，也被拒绝。这样的日子龙云是很难接受的，特别是龙云听说蒋介石要把他挟持到台湾的消息后，觉得非逃离虎口不可。他本想到延安找共产党。但困难太大。后来想到了在昆明感情较好的美国朋友陈纳德将军。龙云就让他的英文秘书到上海找美国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求援。陈是很够朋友的一个人，当然他有原则，不愿得罪国民政府，当他得知国民政府没有给龙云的自由做出明文规定后才答应，本来龙云要给予他重金回报的，但他仅象征性收了一下飞机的汽油费。

吴：龙云逃离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卢：当时跟随在龙云旁边的是龙绳勋。大概情况是龙云在老朋友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这一点在电影《龙云与蒋介石》里描写得很清楚。我想说的是龙云一辈子都不喜欢穿西服的，这次出逃他穿了西服，当时这个情况是杨怀忠副官描述的。据他当时的回忆是龙云让他写三封信，一封写给何应钦，一封写给俞济时，一封写给蒋介石，内容是讲龙云身体不好，需要到香港疗养。信写好后让龙绳勋用针线把信缝在杨怀忠的内衣口袋里直到我父亲到达香港后才投递出去。

吴：龙云到达香港后做了些什么事？

卢：龙云到达香港不久，就发表长篇谈话，公开抨击蒋介石的阴谋，拒绝了代总统李宗仁要他去南京“共商国是”的要求，并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他老人家也关心云南的局势，多次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早日起义。1949年8月13日，他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不要跟着蒋南逃。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龙云的党籍并加以通缉，甚至派遣特务到香港伺机刺杀。

吴：新中国成立后，龙云担任过哪些职务？

卢：1950年，龙云到达北平，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龙云被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等职。

吴：龙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卢：龙云出席人大常委会、民革中央的座谈会，坦陈自己的意见，认为：由于党政机构双轨并行、业务部门形同虚设等原因，行政效率低，草率决策，朝令夕改情况严重，应予改革；高干子弟不应享受特殊教育，不应办贵族学校；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都存在盲目冒进的问题；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这些盟国有的赖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而苏联对中国的借款，我们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结果却是如此。苏军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迟早有一天要和苏联算账。这些话就成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把柄。

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龙云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龙云被说成“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这顶大帽子直到他去世后才摘帽。

吴：龙云当时的心情如何？

卢：我想龙云当时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一生刚正耿直，敢作敢为，然而，这一次他是困惑了。在与部分老部下聚会时，他就说道：“对当前的形势，最大的总结还是不懂政治。”让他最为痛苦的事情是来自云南老家的很多乡亲无缘无故被打成“右派”或者被镇压。

吴：我在云南省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日报》上看到一些材料并把它们摘录下来，您看看这些对龙云的“右派”身份有没有影响？

卢：我看看。[10][11]揭发龙云、龚自知、禄国藩等反共罪行

4、5、6三日上午，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和文史馆举行联席会议，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龙云、龚自知、禄国藩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右派分子反共有根源、有来历，必须交代清楚，否则人民不答应。］

发言的人指出：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南北呼应，互通声气的，他们都是想借党整风的机会，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禄国藩否定了国家法制，实际上就是替劳改中的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有人说：他们的这些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们中间是有所联系的。他们指出这些人妄图再来统治人民，享受特权，那完全是幻想，是做梦。发言中有人说：他们这些反动言论是有根源、是有来历的，一定要他们忠诚老实地交代清楚，否则人民群众是不能饶恕的。

［解放前，禄国藩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多人，笼络土豪劣绅对抗人民革命。］

李志正、任孝忠、萧士英、李炳垣都认为：禄国藩说现在一样法律也没有，有人反驳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萧士英说：解放前，禄国藩当宪兵司令时，那才是真正没有法律，在他的衙门就发生过抢人的事件。他的宪兵司令部，才是胡乱整人的，才是没有法制的，他[12]们要杀就杀，要抓就抓，谁也不敢吭气。李志正、白肇学揭发，在抗日战争期间，禄国藩当宪兵司令，又是警备司令，他直接指挥宪兵、警察来迫害人民，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特务队和一个稽查队，其中一个就是由龙云的大儿子指挥的，这些都是他们用来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工具。李炳垣说：我曾亲眼看到禄国藩设在彝良的大衙门里，有30斤重的枷、50斤重的大镣和大铁链，他的手下就使用这些刑具来残酷地迫害欠租、欠债的农民。

罗正明说：禄国藩在普洱当伪督办时，1930年和1931年在墨江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地下党员，有些地下党员，被告发抓去后，禄怕逃跑，就先把他们的脚敲断，然后再拿去枪毙。1948年，禄国藩又以伪省主席的全权代表身份到思普区去，召集了十多个县的县长会议，笼络各地的土豪劣绅对思普区的人民革命进行镇压，磨黑的张孟西为了迎合禄国藩，杀了两个共产党磨黑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以后张就被禄国藩委任为五县指挥兼车里县县长。禄国藩从思普回来时，经过景东等地又与景东的李希哲等人联系，布置阴谋。

［红军长征时，龙云就是反共的先锋；云南解放前龙云组织“共革盟”；企图抵抗解放军入城。］

很多人揭发了龙云在云南造下的滔天罪行之后，又揭露了他一贯反党的言行，孙东明说：自1927年起，龙云组织清共委员会，逮捕了教员学生数百人，解散中等学校，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这个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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