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爱智文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建漳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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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爱智文丛)试读：

本书是历史哲学的通论性著述，在定位上希望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满足有兴趣了解历史哲学的哲学、史学乃至人文相关学科本科生及研究生的理论需求，同时希望在资料乃至某些论题及其论证方面对专业研究者亦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对例如“时间”乃至“叙述”这样的论题不可能做穷究性的专精探讨。与此相关，本书的文本基本上是陈述性而非论辩性的，虽然，完全不包含或明或暗论辩的哲学论述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乃至史学话语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哲学论述并不是直接面对一般读者而是只写给同行看的内部话语，这一点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但与科学理论不同——科学最终以技术产品的物质方式被大众接受——哲学作为人文学科终究还是要以语言方式与读者结缘，在这方面，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到萨特乃至罗素都属于直面一般受众的哲学家，而中国哲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尤胜于西方哲人。笔者学有未工，但对“是真佛只说家常”倒也是心向往之。当然，这一点实际做来却并不是处处都那么容易处理得好，这里的原因既有学术上未必处处达到深入浅出所要求的透彻性，也与写作上编排和疏通的功夫不到有关。差堪自慰的是，书中所写均系自己文本阅读和独立思考的结果，所谓“肉烂了在锅里”，想来它对于有心的读者来说应该是会有帮助的。顺便说一句，本书的可能读者应该是对哲学多于对史学专业感兴趣的人，这和历史哲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有关，但对于非哲学专业但有相应理论兴趣和人文素养的读者来说也不至于有太大的语言障碍。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尽管自近代以来历史哲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说，她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学科理论框架，换言之，关于什么是该学科应该包括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笔者只能由自身的学养和识见出发，做出力求全面和融贯的抉择与安排。全书章节安排上以论题为主线，将思潮、人物、著作等融汇其中。举例来说，解释学和福柯思想中有关历史的论点乃至后现代史学潮流等并不专门论列，而是涵融于相关章节中。在内容的逻辑安排方面，本书“绪论”对历史哲学概念及历史脉络（思潮、人物、著作）作统一的简要概述，为全书各部分的论述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框架。第一、二章分别从“历史”与“史学”这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入手开始全书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第三至六章及七、八两章分别属于历史“认识论”和“语言（文本）论”的问题。其中的各个问题覆盖了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论题，大致反映了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全貌。最后一章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涉及与史学有关的道德问题和整体历史观中的进步论问题，是与现实联系较密切的一章。

内容构成上，分析与叙述的历史哲学的论题构成全书主体，在扬弃思辨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关于历史的形上哲学思考集中反映在第二章的问题中。此外，本书认为，历史哲学的既成学术论域有待拓展，本书关于解释学历史观方面的阐述就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点小小的尝试。

另外，引文方面，外文著作有中译本的情况下我尽量引用中译，以方便读者查阅。英文书名和文章标题、出处等则直接引原文，有外文学术文献使用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对于外文文献检索来说是最准确和最方便的信息。此外，这也是出于对本书读者基本英文能力的判断。

为本书面世，首先应该感谢的是编辑田炜女士的细致工作与愉快合作。对学界前辈何兆武先生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安克斯密特教授的鼓励与教益，衷心铭感，对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在科研方面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本书的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几位匿名评审者对课题结项成果的慷慨褒扬给了我可贵的鼓励，谨此致谢！最后，对浙江大学历史系陈新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岳秀坤教授及厦门大学历史系赖国栋助理教授诸同道多年来在学术上的学谊与砥砺，一并致谢！当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一切不足之处和批评指正例当由笔者“概括承受”。周建漳2014年6月14日于厦大东区“仁智近处”第一章绪论

关于“历史哲学”的反思性推究乃是其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在此，历史哲学指的是西方历史哲学。这不是逻辑的必然，而是关于事实的陈述。

本章在大的线索上看，包含历史性与概念性两个层面：在第一节关于“历史哲学”的题解性质的阐述之后，第二节是对西方历史哲学从古到今整体理论脉络的历史性审视，它构成了全书各种理论话题的基本语境。在其余各节中，我们分别从本学科的基本论题、学科特性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等方面勾勒与描绘历史哲学的界面与轮廓。第一节历史哲学：关于“历史”与“史学”的哲学言说

哲学有一种牵涉一切的宏观意味，这从其名称不指向任何特定对象即可窥见一斑。当哲学的触角与人类特定活动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科学、语言发生关系时，就孕育出以各领域命名的相应的哲学分支，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等，历史哲学即是如此。不过，与诸如“科学哲学”或“法哲学”等哲学分支稍有不同的是，历史哲学所指向的对象即“历史”一名二指，兼有客观实在和主体思维两义：历史既可以是“人类的过去”（the past），又指人类对此的记载与探究即史学（the study of it）。准此，“历史哲学”在语义上逻辑地包含着二者，即关于历史和史学二者的形上言说及理论反思，而事实上，大致自黑格尔一代之后，今日历史哲学往往是指对我们关于历史本身所思所言即史学的批判性反思，至少其主流如此。

历史哲学曾经包括对历史和史学两方面的探讨，前者通常称为历史本体论，典型如黑格尔、汤因比、斯宾格勒关于历史本身——其总体行程、模式、意义乃至目的——的本体论“思辨性”话语，后者则为以史学（认识、写作）而非历史为对象的“二阶”认识论分析性言说，它涵盖了19世纪中下叶直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几乎全部著述。历史本体论的传统形态（即奥古斯丁及黑格尔式关于历史的总体行程、模式及总体意义、目的的思辨言说）在当今哲学与史学两界均遭摒弃，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之后几无人更奏此曲。从学理上说，这类质疑容有其学术上的合理性，因为，关于历史的传统本体论思辨话语有着过于明显的以哲学为关于世界的最终、绝对真理和“科学的科学”的传统遗迹，且关于言说对象的这样一类总体性“宏大叙事”往往内涵空虚、大而无当，不能得到经验材料的支持。但是，我们注意到，历史本体论让位于认识论和语言论与自然哲学向科学哲学的转换是整个西方哲学现代学术转型的共同表现，它们在精神实质与“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思潮有内在关联，而这一主张今天在哲学中实际上已成明日黄花，这从晚近分析哲学内部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戴维森（Donald Herbert Davison）等人关于本体论承诺的[1]肯认的最新理论发展动态亦可以得到某种佐证。

从学理上说，形而上学非止于传统的思辨形态，一方面，去掉其从基督教历史神学中所继承的末世论意味，欲达到对历史大势的理解和把握，某种“历史总体化范畴”是必不可少的。就此而言，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思考正是当代人类把握自身时代的[2]历史本体论话语。 另一方面，关于历史的形上本体思考还可以是[3]“分析的”或者说“描述的”， 对历史存在何以可能之类的问题提出形而上学的追问，依范克（Gerhard Funke）的现象学观点，此即[4]是“对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前提和基础的一般揭示”。 在这一方向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时间性”与“历史性”的现象学描述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费（Haskell Fain）的《哲学与历史之间——分析传统内思辨历史哲学的复兴》从理论上论证了关于历史的本体思辨的意义，哈勒（Agnes Heller）的《历史理论》中则实际给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形上哲学文本。从根本上说，一种缺乏本体维度的历史哲学是否可能或至少是否完整，这是历史哲学必须正视的问题。

关于历史认识的哲学反思具有明显的二阶性质，即从关于历史存在的直接哲学言说后撤，而以关于历史的史学思考及文本叙述为自身审视与分析的对象。这种认识论反思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哲学中曾经形成“历史解释”与“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两大理论热点，同时，包括历史认识可能性、历史认识的独特性在内的一些问题亦得到一定的探讨。在“语言转向”的哲学背景下，历史哲学亦经历了由认识论到史学文本修辞——诗学及语义学分析及语义学的转变，在语言的维度上，话语与存在的关系得以凸显，标示着当代历史哲学在理论广度和深度上的可贵提升。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哲学处于史学与哲学交界处，因此，对它的概念规定势必涉及它与哲学和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哲学范围内，历史哲学这样一种带限定语的哲学和一般哲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由哲学与特定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哲学分支如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或科学哲学有时被称作“部门哲学”，意即是限于某一方面的类别哲学。根据这样的理解，部门哲学与不带限定词的哲学之间乃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部门哲学是一般哲学向非哲学领域“殖民”的结果，准此，哲学母体对其部门哲学分支有指导性意义。但另一方面，所谓一般其实是寓于特殊之中的。表面看来，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间视域有宽狭之别，前者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而后者则以世界的某一部分或方面为研究客体，然而，这一区分实际上只有相对意义，比如，作为20世纪哲学显学的“语言哲学”到底是一般哲学还是部门哲学？通常所谓哲学的“本体论”（形而上学）、“认识论”在理论的普适性方面被认为是关于存在与认识的普遍哲学理论，而事实上，关于整个世界和认识的思考都是以一定时代下常识性的典型存在与认识样式如“物理世界”或“数学”“物理学”为原型和依托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之为“物理学之后”（Meta-physics），就是明证。准此，历史哲学亦即“历史学之后”即“元历史”（Meta-history）。因此，所谓一般哲学与部门哲学其实只是反映了哲学与世界或明或暗的“援引”关系而已，部门哲学从名称到内容都将其与经验存在的关系加以明示，而在所谓一般哲学中，这种关系直接看来似乎不那么明显。

另外，从精神旨趣与运思方式而言，世界上真正的哲学只有一种，在此之外并不存在一种专门和独立的另类哲学。换言之，历史哲学乃至各种哲学分支所操的无非是共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语言，所谓历史哲学不过是关于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的哲学探讨。因此，包括历史哲学在内对历史这样一种特定存在的哲学探究反过来对于我们关于存在的一般哲学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对各种存在的具体理解是我们关于存在的一般哲学理解的根基与根据。再举一例，当代历史哲学从文本角度对历史叙述及其与存在间关系的探究对于主要基于语句分析层面的英美主流语言哲学显然具有重要的增益意义，另外，从历史叙述看，叙述在人类思维及存在层面上与一般理知话语的关系，亦触及重大的理论话题。概括起来，历史哲学与一般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微妙的同步共鸣的互补关系。作为哲学分支学科，其理论根基与资源是一般哲学，反过来，其进展又推动着一般哲学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丹图（Arthur Danto）关于“历史哲学不仅仅与哲学有关：它就是哲学” [5]的主张是十分中肯的。

在哲学之外，（历史）哲学与史学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而又敏感的学术话题，在这一问题上，凡是对此问题有所关注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提出投诉的一方，而哲学家则处于守势，需要为自身在史学问题上的话语权及其学术意义提出合法性辩护。

对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历史学家产生职业性的疑虑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他们往往产生自身学术自足地位遭冒犯或凌驾之感，另一方面，史学家们往往质疑哲学对史学的反思对历史学科而言究竟有何助益，例如，一些像阿尔通（G. R. Elton）这样的历史学家怀疑历史哲学与他们的工作有何相关，甚至认为历史哲学的观点对于他们的[6]工作构成妨碍。 这其实是一个牵扯从学科定位、学术分际到学科本位乃至学术“恩怨”等一系列复杂的学术与“政治”问题，需逐一加以梳理和分析。

首先是学科论域的确定问题。从史学的角度看，关于历史的对象性言说似乎只可能有一种，这就好像关于一元二次方程，只可能有数学解，而不可能另有什么哲学解。准此，人们怀疑在各门学科关于特定对象的实证科学研究之外是否可能有哲学的置喙之地？关于哲学与具体学科关系的传统说法往往强调哲学论说相对于具体史学话语的整体综合性。可是，这种整体与具体之别在史学中无非是断代史、国别史与通史与世界史之别，虽然有时历史学家自己亦将这种由史学自身[7]出发的整体理论性历史言说认定为广义的历史哲学， 但在本质上这只是史学而非哲学。因此，仅仅对象范围上量的扩张显然不足以为历史哲学提供立身之所。当然，哲学其实强调的是质上的整全性而非相对于部分意义上的整体性。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历史哲学为例，其所给出的是这样一种思辨性整全历史话语，它不仅以全部人类过去，而是预设历史的结局或终点的关于人类史的“神学式”的整全目的论言说。一旦关于某种对象的言说上升到整全层面，其性质就发生了从经验学说到哲学思辨的转化，在此，表面看来史学与历史哲学“能指”相同，即均以“历史”为名，其“所指”实有不同。哲学所面对的历史或史学和史学所面对和所是的严格说来是不同的两回事，它们处于不同的存在与话语维度上。历史哲学所涉及的往往是关于历史或史学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对这类问题，如历史是什么、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与文化品格及历史认识的合法性等等，一般历史学家具有由复杂来源形成的既定前见。作为具体研究的思想背景，这些前见本身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进入专业研究的视野，它们对于具体研究亦无直接具体助益，而在理论层面上，这恰恰是哲学反思的应有问题。总之，就论说对象而言，在与史学不同的层面上，历史仍然可以是哲学合法的言说对象，这就好像说起山林来通常都同意是林业工作者的工作区域，但它其实也是猎人、山水画家、旅游者乃至游击队员的“作业区”，在此，“伐木造林”与“逐鹿山中”“师从造化”“游山玩水”等等同样可能，一样正当。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学科边界只是事实上形成的方便分层，其间并不存在先验唯一的疆域边界。

当然，历史可以是哲学的合法论域并不担保哲学家在此论域中所有言说的恰当性。事实上，思辨历史哲学不但为史学家所不乐见，即在哲学内部亦声誉欠佳，因而，自黑格尔以来一蹶不振。关于思辨历史哲学的学术声誉及其理论得失在此暂且不论（详见本章第二节），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式微与它自认或被认作是与史学在同一论域中“同台竞技”的理解不无关系，就像自然哲学曾经将自己当作自然科学的高级形态一样。反之，用哲学思辨所涉及的相应对象学科的标准看待其利钝成败其实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例明之，分析历史哲学家丹图批评关于历史的实质性（substantive）哲学言说犯了“假定我们能在事件本身发生之前书写事件的历史”的错误， [8]因为“他把历史学家用于组织过去事件的同一类结构”不合法地[9]“投射到未来中”， 可以说就有这种范畴误置之嫌。换言之，如果我们将思辨哲学还原为关于历史的虚灵理论想象，而非操思辨声口讲述的关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故事，则其价值主要不在于是否可以在“事件的历史”中得到“落实”，而在于是否对我们关于历史的理解有所启示，那样既可以避免思辨者不必要的骄矜，亦可以减少哲学内外不必要的苛责。至于中国语境下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以论代史”的情形，它是一种学术骄矜为表，伪学术话语为里的虚伪话语，其不足为哲学病又何足道哉！

其次，对象论域与问题意识、方法和旨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同一能指（语词）涉及不同所指（概念）往往与问题意识及方法、旨趣有关。一般说来，特定领域与哲学的交叉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哲学家将专业眼光投向该领域后“见猎心喜”的结果，例如，历史之为当下不在场的时间性存在，其特点对于哲学上本体论视角的拓展有特殊的意义；与此相联系，时间之为历史存在的形上前提成为时间哲学不可或缺的维度。此外，历史叙述所提出的关于文本与存在关系的语义学维度，以及叙述之为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所着重关注的理智的话语形式在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这些均是由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生发出来的哲学课题，同时也为相关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及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哲学触角伸向历史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将已有的哲学理论运用于关于历史认识和著述的哲学处理和分析上。例如，丹图在他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关于“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及“叙述句”的语义分析，显露出明显的分析哲学路数。历史哲学中由亨普尔（C. G. Hempel）肇端并成为20世纪50到70年代分析历史哲学主流话题的“历史解释”问题，是由科学哲学向历史哲学辐射的结果。至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其由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入手进入史学文本的元叙述分析更为众所周知。其二，是由各该领域内部的理论困惑提出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诸如“历史认识客观性”这样的问题，既具有明显的哲学理论的背景，又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困惑有某种实际关联；在历史记忆、史学功能以及历史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史家兴趣与哲学话语均有较多的交集。在这方面，哲学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并不局限于专业身份，尤其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专业历史学中的大家往往是那些能提出和思考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问题的人，事实上，今日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者中绝大多数如果就职业身份而论往往属于历史系而非哲学系。当然，这和今天西方学术界人文学科一定程度上的打通倾向有关，但是，即便是那些从事第一线史学工作的职业历史学家从兰克、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作者）、卡尔（E. H. Carr，著名的《历史是什么》的作者）到当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均曾就史学给出了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学思考，而反映在史学著述“前言”乃至正文的字里行间的理论反思就更是所在多有了。这是因为，狭义上的哲学具有由概念工具到思维方式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构成的专业门槛，在学术研究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几乎可以说非专业研究者不可办。而在广义上，哲学可以表征反思性的思想态度和超越性的理论旨趣，实际上，任何人只要对世间事物产生这样一种反思态度均处于某种“哲学时刻”，只不过，和任何学科一样，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性手段，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往往只是灵光一现，难以形成有效尤其是系统的哲学观点。

在历史哲学之外，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思考亦具有反思性的特征，在某种情况下，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重叠关系，不过，总体观之，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之间的界限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大致上是清晰的。除了思想的抽象性程度和概念工具方面的明显区别外，史学理论或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是附属于史学的，而历史哲学的意向性则指向哲学而非史学，二者有所谓“对历史”（about history）的或[10]“在历史内部”（within history） 的不同。前者不提供关于如何作历史的操作手册（manuals for doing history），而后者恰恰以对史学实[11]践提供理论指导为能事。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历史哲学的刻画所采取的是哲学本位的视角，就此而论，历史哲学属于哲学而非史学，其理论旨趣是为哲学而非史学服务的，对史学有什么用至少不是哲学家的首要考虑，从而判断一种历史哲学是否成功的判准最终是其在哲学上的意义而非对史学有何价值。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面是，历史哲学既然以历史为定语，它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跟史学毫不相干的，相反，它必定会与史学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人类客观历史而言，包括在通盘历史视野中审视当下，为当下的历史定位提供参照。试举一中一外两个例子，欧美学界关于当今时代的“后现代”历史判断，华人学者唐德刚关于中国历史四千余年封建、帝制、民治[12]“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历史大势的论断， 二者抽象化程度容有不同，总体上看，都可以视作哲理性的历史思考。在认识论方面，分析历史哲学具体来说就是将哲学理论与工具运用于史学认识与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并且以为史学服务为宗旨。如果说哲学本位的旨趣可以被比喻为借历史之花献哲学之佛，那么，以史学为中心的哲学思考则是后者对前者的反哺。在当代历史哲学论著中，就笔者所见，麦吉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指南》（Allan Megill，Historical Knowledge，Historical Error：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The Unive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和哥曼的《历史批判》（Jonathan Gorman，Historical Judgement，Acumen Publishing Limited，2007）这两本同年发表的著作正是这一类型的新作。哥曼明确指出，其书“意欲给出对历史学家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友好的哲学回应”，并且主张，“关于史学的哲学思考应出自史学研究自身，而[13]非由哲学所外加”。 麦氏之书强调历史认识论思考对史学认识的必要性，并且以美国历史上杰弗逊与其黑人女奴黑明丝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问题为个案，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强调史家诚然可以进行推理，但为了证明其结论为真，则必须给出导致其信念的根据，并且，有义务尽可能清楚地标明手中所掌握事实与其假说推理的边界何在，最后，还要为自己的推理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基于上述认识论原则，他认为，由卡兰达（James Callender）1802年率先提出的声[14]称杰弗逊卷入与黑明丝性丑闻的说法在学术上缺乏根据。

不过，哲学理论如认识论观点之被引入史学问题只是提供原则性的指导，本身不能独立解决具体的史学问题，笔者关于哲学功能的一个基本理解是，凡是涉及具体学科研究中的具体认识或方法问题，如果可能有解的话，其解总（已经）在该学科中而不在哲学中。在麦吉尔看来，有经验的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事实上已然是遵循正确的学术原则行事的，哲学家在此只是将历史学家凭直觉而行的原则主题化和明晰化而已。将史学实践中的合理性因素上升到自觉的理论层次，使其具有了可推广性，这对提高史学研究的水平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对于特定历史学家个体来说，历史哲学相关理论与其专业研究也许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对之隔膜亦无伤“小雅”，可是，对欲在史学上作出重要成就的大雅之家乃至史学研究整体来说，与关于历史的哲学性思想的隔膜势必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学术瓶颈，正如脱离具体学科凌空蹈虚的哲学是行不通的一样。我们看到，事实上的确有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如《马丁·盖尔的归来》的作者戴维斯（Natalie Davis）承认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自己的历史哲学”的，当今剑桥思想史名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则指出，对他的史学工作“产生[15]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影响的作者就是柯林武德”。 而在中国史学界，英年早逝但被视为“天才的史学家”的张荫麟可以说是历史与哲学结合最明显的典型。他1929年夏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史学为其学术志趣之所在。同年秋季赴斯坦福大学，选择哲学、社会学为专[16]业。他“出入玄与史”（钱锺书句）， 目的是为一展其在史学上的抱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17]觉”。 熊十力在悼张荫麟文《哲学与史学》中说，“今之言哲学者，[18]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 实为中肯之言。

对史学与哲学之间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我们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的比喻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我们把史学视为特定的语言游戏类型，那么，历史哲学家乃是史学游戏的特殊旁观者：不同于游戏的拥趸，我们对游戏的玩法及胜负并无内在兴趣，因而从来不是高明或低下的支招者；与裁判不同，我们并不具有执行规则以确保游戏公正性的权力；与教练员也不一样，我们并不具有在场外为史学工作者指点制胜之道的资格与义务；我们当然也不是引导人们阅读比赛的现场解说员。作为史学游戏的特殊旁观者，哲学家所扮演角色倒有几分像文学评论家。文学评论与文学是两个不同行当，前者为“学术”而后者是“艺术”。表面上看，作为评论家的历史哲学家和其他的史学家及其同行读者或者一般读者面对的是同一文本，但在意向性层面上，彼此所指向的对象却迥然有别。哲学家的兴趣是理论性和阐释性的，史学之于哲学既是理论灵感的来源，又是理论阐述的素材。在史学研究与创作层面上，哲学家是外行，因此，就像小说家或诗人如果欲依美学家或文学评论家的小说或诗学理论获得创作上的直接指南显然是缘木求鱼，按照任何历史哲学理论写出来的历史在专业上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话说回来，哲学本身自成专业，其关于历史及史学的理论反思与阐释在更广阔与深沉的意义上未尝不是富有学术含量的内行话。第二节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

当我们回溯某一学科的滥觞时，必须区分相关思想萌芽的最早出现与学科意识的自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起源应该以后者为准。

就关于历史的哲学观点而言，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提出的那个著名论点，“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19]记录个别事实。” 亚氏此言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在那么早就敏锐揭示了史学的学术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自古希腊时代开始西方人头脑中关于史学某种根深蒂固的典型观念。基于西方文化中追求确定性与普遍必然性的认知冲动，古希腊人几乎一开始就对在变动不羁、[20]不可再现的历史中是否能获得有效知识心存疑虑。 因此，和史学在中国一直作为一门显学不同，尽管号称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年代上比司马迁还早约500年，其后的伟大史家不绝如缕，但是，史学在西方文化中长期不入学术之林。历史女神克里奥（Clio）厕身文艺女神之列，为九缪斯之一，即是这一现实的一个语言注脚。史学在西方长期以来缺乏独立的学术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启蒙哲学。在笛卡尔的知识体系中史学被排斥在外，斯宾诺莎干脆说“历史的真理”的说法是形容词与名词的矛盾，因为，依照其观点，真理[21]不可能是“历史的”，历史的东西中不可能包含真理。 史学在康德的认识论中亦没有地位。此所以狄尔泰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重建“历史理性批判”，而近代历史哲学家维柯的开山之作从名称（《新科学》）到内容都充满了挑战笛卡尔，为史学在学术中争一席之地的姿态。

西方文化中史学学术地位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神学史观，“由于圣奥古斯丁，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整个历史是可以解[22]释的。” 依照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表述的历史观，人类历史在表面的偶然性与混乱背后是充满内在意义的，它在整体上好比是依照上帝预先写好的剧本演出的统一剧目，而从帝王将相到芸芸众生则在这部戏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基于神意，人类历史之戏的开端与结局均是预先设定的，因此，在其展开中，我们可以逐渐领悟上帝关[23]于历史的设计的线索。 这样一种目的论色彩的宗教神意史观如洛维特（Carl Lowith）所言，成为西方整个“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24]

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奥古斯丁代表着基督教史观的开端，那么，作为这一路径发展顶点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lora）同时标示着近现代历史哲学的真正开端。在他这里，奥古斯丁所区分的“神圣史”与“世俗史”的樊篱被拆除，发展进步的观念被运用于救赎史，历史被视为存在的自我实现与展现，历史的目的是自由的实现，等等。 [25]总之，思辨历史哲学的基本要素与框架在此大致齐备。任何不带偏见的观察都很容易发现，黑格尔的理性或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展开无非是基督教神学史观的世俗修订版，其关于历史理性支配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其关于历史人物成为理性工具的所谓“理性的狡诈”的观点与上帝支配历史的神学史观何其相似乃尔！在本质的意义上，西方任何关于历史总体的宏观思辨理解与解释在深层逻辑上均与奥古斯丁一脉的神学史观存在内在的连续性。

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分别为后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定下了思想基调，但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则在近代才出现。说起“历史哲学”人们往往不忘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正是他在1765年《风俗论》一书“序言”中首先使用这个词的。但是，证之以他在书中的论述，他关于历史的新观念是摒弃帝王史，以社会文明史为中心，此外，他写了一部世界史而不是西方史，不过，这些思考和实践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史学的和政治的，伏尔泰本人于历史哲学既无清晰的学科意识，亦无实质性的贡献。就这两方面而论，1725年发表《新科学》的意大利人文学者和思想家维柯（Vico）应该被认作是西方历史哲学的真正开创者。

维柯在西方历史哲学中的地位可以由这样三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他对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学说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其主要著作名为《新科学》，就是要在近代数学、自然科学长足进步背景下为人文学说之为“诗性的智慧”的学术地位辩护。第二，为了给史学的真理诉求提供认识论辩护，他提出著名的“真理即创造”的观点，认为与自然科学乃是解读上帝用数学语言写就的“天书”不同，对于作为人类之书的历史，我们可以获得比关于自然现象的外部解释更为深刻[26]确定的内在理解。这的确可以说是“历史理性批判的拱顶石”。 当然，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结盟，人类已经可以从实验室到生产活动在不同规模上干预自然过程甚至制造自然过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27]满足维柯所谓“通过造就而知”的知识要求。 不过，这仍然无碍维柯以此为史学真理辩护立场的合理性。最后，他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神话时代→英雄时代→人类的或文明的时代）的分期理论。

18世纪以降，西方历史哲学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其基本脉络可以按照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 H. Walsh）1951年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28]学” 两大划界范畴来概括。“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29]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 后者与前者的区别用19世纪德国史学理论家德罗伊森（J. G. Droysen）的话说，即[30]“建立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法则，而不是客观历史的法则”。 维柯之后第一个历史哲学大家黑格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汤因比、斯宾格勒分别是这一流派在19、20世纪初期的主要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依据自己提出的基本思想范畴与模式，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挑战—应战、文明发生与发展的生命历程观念，试图对全部人类历史给出统一与宏观的理论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哲学家文德尔班（W. Windelband）、李凯尔特（H. Rickert）以及德国人狄尔泰（William. Dilthy）、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 Croce）、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F. H. Bradley）及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等对史学在对象、方法上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从不同方面提出了逻辑上的论证与认识论辩护，他们提出的观点包括：历史学对象的一次性、个别性从而史学所具有的“描述特征”；科学与史学的“解释”与“理解”之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等。他们的工作可以用狄尔泰的提法统称为“历史理性批判”。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思辨历史哲学的各种学说基本上是由非专业哲学家提出的，因此，因时代关系和学科原因，他们对批判历史哲学流派几乎可以说是隔膜的。而后者对前者则是有批判的，例如克罗齐和柯林武[31]德。 事实上，在西方哲学反黑格尔式形而上学传统和历史学家兰克等的批判之下，思辨历史哲学渐成式微，自汤因比后已成绝响。

作为批判历史哲学认识论反思的现代后裔，以著名科学哲学家亨普尔1942年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的《普遍规律在史学中的作用》一文为标志，历史哲学进入分析历史哲学阶段，在整个20世纪中后叶，成为历史哲学的“主旋律”。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者与著述较前均大大增多，其中较为著名或著述较勤的有沃尔什、丹图、明克（Louis O. Mink）、诺顿·怀特（Norton White）、内格尔（Ernest Nagel）、德雷（William Dray）、唐纳根（Alan Donagan）、阿特金森（R. F. Atkonson）等人。丹图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其1985年修订版易名为《叙述与认识》）是此一流派标志性的成果。分析历史哲学的热点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围绕亨氏名文关于“历史解释”及其模式几近30年的理论论争。亨普尔以关于科学解释的研究名家，其以自然科学解释为理论原型的所谓“覆盖律解释模式”在历史领域的推广最终遭到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界的抵制，而柯林武德及其同道威廉·德雷（William Dray）提出的“合理性解释模式”亦因其自身的理论缺陷未能成为替代性的解释模式。

分析历史哲学所聚焦的另一理论热点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曾产生了大量的专业文献。有趣的是，整体上说，质疑史学客观性的多为历史学家如贝克尔（Carl L. Becker）、比尔德（Charles A. Beard），而竭力为史学客观性的可能性作辩护的倒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如M. 怀特（Morton White）、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等。这一现象部分可以由彼此不同的语境来解释。史学家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前此流行的兰克式质朴客观性观点的反拨，而强调史学客观性的哲学家与在解释问题上持科学主义方法一元论立场的是同一拨人。在此背后，关于客观性概念的不同理解或不同层面的强调亦与人们所持立场的歧异有密切的关系。晚近美国学者彼得·诺维克的《那个高贵的梦：“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专业》（1988）表明，这一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人们的理论视野。我们注意到，在历史解释问题上，争论焦点主要是哪种模式才是对既有解释实践的正确理论概括和理论说明，而认识客观性问题的实质，则是关于历史认识中实际问题的理论反思，具体来说，是对宏观历史描述与理论解释上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样一种认识不一致现象的思考。反讽的是，关于认识不一致现象的成因、后果及意义，学界同样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在英美学术界之外，20世纪西方学术界亦产生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哲学研究，如《解释与理解》作者冯·赖特（Von Wright）、阿佩尔（Karl-Otto Apel），法国的雷蒙·阿隆（R. Aron）的《历史哲学导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历史与真理》及三大卷的《时间与叙述》，以及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过去与现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猎相关的历史哲学话题。他（她）们的观点未必完全可以冠之以“分析历史哲学”之名，但或多或少都不复思辨历史哲学的做派。

20世纪中叶以后，历史哲学进入自身发展相对繁荣的时期，1960年在美国创刊了史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今天它已成为在本学科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权威学术刊物，西方历史哲学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均是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或作者，其所发表的文章反映了本学科的学术动态与研究水平。此外，像《克里奥》（Clio）、《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等期刊也经常刊登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2000年在荷兰新创刊了由安克斯密特任主编的《历史哲学杂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作为20世纪英美历史哲学主流形态的分析历史哲学在研究主题及学术倾向上在在可见附庸于当时的哲学显学科学哲学的痕迹，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独立发展和学术影响力，“历史解释”问题到了六七十年代基本已耗尽其学术生命力，要求人们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这就是叙述主义潮流兴起的背景。与前此的认识论主导倾向不同，叙述主义本质上来说属于语言性的学术取向，从而在广义上可以归类[32]于所谓“语言性转向”（linguistic turn）， 不过，历史哲学以文本自觉为特征的修辞学和诗学旨趣与哲学中发生的语言性范式变更之间[33]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影响关系， 毋宁说这是同一时代精神下的思想共鸣。安克斯密特本人于语言哲学有较多的涉猎，但观其论著，安氏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其说是实质观点上的助益，不如说主要是学术旨趣上的。[34]

在哲学界， 叙述的话题首先是在分析历史哲学内部提出来的，在对亨普尔解释模式脱离史学实际的质疑声中，诺顿·怀特（Norton White）及丹图等开始注意到历史文本的叙述性，但其着重点仍然是挖掘历史叙述的解释功能。在他们看来，历史解释的话语形式是叙事，不过，叙事的内在逻辑结构仍然与科学因果解释并无二致。加利（W. B. Gallie）开始注意到叙述之于史学的本质重要性，提出解释服务于叙事而非相反。他以观看板球比赛为喻，称解释只是当我们对历史故事的理解出现障碍时才偶尔需要的事情，正如当一个外行无法理解比赛进程时，此时需要有人插入某些关于特定规则之类的解说。但除此之外，他对叙述本身在学术上挖掘不深，倒是明克从史学理解区别于科学解释的独特性上揭示“史学和文学叙述之为历史理解的认知[35]样式”， 此外，他关于生活本身不是故事的思考亦显示其思想的敏锐性。明克与海登·怀特曾为卫斯里大学同事，彼此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其对于日后以怀特命名的叙述主义转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海登·怀特发表《元史学》，这是继亨普尔之后历史哲学范式转换的风向标。怀特的研究基于一个通常人们熟视无睹的基本事实：历史不但是做出来的，对于后人来说更是写出来的，是语言写就的叙述文本。历史哲学由此和主流哲学一样完成了由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的逐级嬗变，从此，“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继“分析历史哲学”之后成为支配迄今为止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三种基本理论范型，而怀特本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领军人物。在叙述主义的源流中，怀特并不是孤独的先行者，美国哲学家[36]明克密切地参与到他的理论发展中。

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潮流的兴起构成了历史哲学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学术进展，可以说，当代历史哲学中的活跃人物几乎都是在叙述主义范式下运思的。当代历史哲学另一重量级人物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思想史与史学理论教授安克斯密特（F. Ankersmit），其处女作《叙述的逻辑》（1983）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论著从与怀特不同的语言哲学而非文学理论背景切入历史叙述，丰富了历史哲学语言转向的内涵。此外，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及语言学家罗兰·巴特的有关论著，当代法国解释学与历史哲学家保罗·利科的三卷本巨著《时间与叙述》（1984），以及凯尔纳（Hans Kellner）的《语言与历史表现：把故事说圆》（1989）等著作，都在历史叙述的研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叙述主义的崛起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新观点，更新或深化了我们对史学的理解。此外，它让历史哲学跟上了当代哲学的发展，与文学理论等学科发生学术上的互动，拓展了历史哲学本身的学术空间和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

从语言的角度看，史学具有作为叙述文本的语言学特性，因而其与文学叙述之间在话语结构、修辞手法方面同贯共规的家族相似性得到凸显，长期以来围绕史学的科学维度与艺术维度的争论在新的视角下展开，“从前历史与科学的异同问题被历史与小说的异同所代[37]替”。 如果说，怀特关于叙述文本的分析主要取径于文学理论中的叙述学，安克斯密特的史学思考则更多体现出与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语言哲学的对话关系，这从他的处女作《叙述的逻辑》的副标题“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即可窥其消息。在这一语境中，叙述文本在指称、意义乃至真理问题上与陈述句迥异的语言特性，叙述之为历史表现而非对历史的真值命题描述等论题遂成为理论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贯穿历史哲学思辨、分析与叙述三大范型，把握历史哲学的基本线索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前者的立场具体又可区分出两个层面，一是理论上的方法论一元论立场，即以自然科学为史学楷模，认为史学的学术价值与前途在于科学化；二是用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样式分析史学认识，如亨普尔将科学解释模式移用于历史解释并不成功的努力。反之，史学上的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史学自律论的立场，认为史学不可能亦不应该亦步亦趋地模仿科学，在包括历史解释、历史客观性乃至历史叙述在内的历史哲学迄今关注的所有问题上，人文主义者秉持与科学主义不同的立场。历史哲学的人文主义取向还表现为在史学的科学维度与文学、艺术维度之间强调后者的存在与重要性，区别史学与科学的另一典型表达即著名的“理解”与“解释”之争。总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二者的分野构成我们观察和理解历史哲学具体问题的基本线索。大致说来，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理论基调是科学主义的，而思辨与叙述的历史哲学则倾向于人文主义。

以上我们循思辨—分析—叙述的主线概述了西方历史哲学迄今为止的基本学术脉络，这大致切合于学科层面上作为一门哲学分支的历史哲学的实际内容结构，但要注意的是，在广义上，关于历史的哲思决不囿于狭义专业圈内的言述，就哲学界而论，像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波普尔（Karl Popper）《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历史性”的论述，萨特《恶心》中主人公洛丁根关于存在与历史的领悟，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中关于近代德国历史学派的评述及“效果历史”的一系列论述，罗兰·巴特的“历史的话语”、本雅明以“历史哲学”为名的短论等，都包含和表达了各自的历史哲学观点。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名的历史“考古学”与“谱系学”论著更构成了历史哲学不容忽视的后现代维度。哲学之外，诸如法国“年鉴学派”以及晚近以《马丁·盖尔的归来》《档案中的虚构》等著作为代表的欧美的后现代微观文化史流派亦表现出相当明确的理论兴趣与创见。甚至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中亦可以发现许多以非系统乃至只言片语方式表达的关于历史的哲理性思考与感悟，像当代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思[38]潮，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法国中尉的女人》等小说中的史识，如钱锺书关于“诗心与史识”的深刻开示，张爱玲散文小说背后关于“乱世”郁郁苍苍的历史感，都是显例。她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39]整性，便成为小说了。” 如此见道之论，放在当代任何历史哲学理论专集中亦无逊色。第三节历史哲学的现状与未来

综观历史哲学的学术现状，应该承认，即便在本来就不可能成为流行时髦的哲学领域中它也属于较为冷僻的学科。在关于哲学分支的[40]分类目录中，历史哲学有时连“叨陪末座”的资格都没有。 丹图曾担任著名的《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的编辑，根据他的观察，在该杂志每年来稿中估计只有千分之一的稿子多少涉及历史[41]哲学的问题。 在一般分析哲学家眼中，历史哲学之于哲学，正如军乐之于古典音乐，是那些缺少哲学才能的业余爱好者从事的工作，[42]无怪它在哲学领域中完全是一副“灰姑娘”的模样。 人们对“历[43]史哲学”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它常常被听成“哲学史”。

历史哲学的地位不高，在与当代哲学中与之学术性质最为相近的显学科学哲学相比时显得格外清楚。科学哲学的大家如卡尔纳普、波普尔、库恩几乎同时都是哲学界的著名人物，反观历史哲学尤其是其当代发展，活跃其中的著名哲学家为数不多，其中还有一些人，尤为典型的是亨普尔，其进入历史哲学领域只是偶然客串。导致目前历史哲学不甚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分析历史哲学对于科学哲学事实上的附庸地位，正像安克斯密特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当代历史哲学都是奇怪地无条理地关注碰巧引起涉足其他问题的哲学家注意的东西。例如，著名的覆盖律论辩事实上只不过是‘科学统一论’的副产[44]品”。 然而，当人们从科学认识的立场上反观历史认识时，史学因显然“不够科学”而乏善可陈，而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则完全不在视野之内，这与狭义专业范围之外人们关于历史广泛的理论兴趣与真知灼见恰成对比。我们认为，历史哲学只要摆脱狭隘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视野，在更广阔的诸如本体和语言文本的各种维度上展开，必能在学术资源上左右逢源，获得与史学应有重要性相称的学术发展。例如，当代历史哲学中的叙述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启了历史哲学新的学术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历史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说，“自怀特的巨著发表以来，史学理论已经变成一个[45]根本不同的学科”。 由此，历史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46]向”保持了同步关系。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自兴起至今已有数十年，从时间上来说已趋近一种学术思潮流行期的极限，事实上我们看到，《历史与理论》等专业期刊上往昔那种聚焦怀特及其学说的学术热点已不复存在，研究呈现出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论题上各自言说的态势，例如，关于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的兴趣，关于后现代主义包括女性主义史观的论说，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讨论，等等。

整体上说未来不可预设已成今日历史哲学的基本共识，历史哲学的未来亦是如此。但基于对其前此发展轨迹与不足的理解思考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则是学术之理所当然之事。

历史哲学居哲学与历史两间之地，理论上说“左右逢源”之利与“左右为难”之弊皆有可能，这颇像坦承“南北”之间诚然可以是彼此“呼应”，事实上却正好成“辕辙”“南北”之势的今贤快语，历史哲学目前的局面不幸与后者相似。历史哲学要想在学术界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哲学和史学更紧密的学术关系。就前者而言，是否能够发掘出与当代哲学主流存在深刻交集关系的有价值的哲学论题是十分重要的。就此而论，怀特尤其是安克斯密特超越英美语言哲学命题句子水平的（叙述）文本层次的揭示与论述已经开拓了值得深入挖掘的学术生长点，在这方面的理论突破将对语言指称、意义及真理的现有哲学理解产生具有全局意义的影响。此外，叙述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语言游戏形式，其与科学的分析、实证的语言游戏的关系亦是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研究方向。最后，叙事作为人类意义生成方式触及“意义”这一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意义问题蕴涵着深刻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观维度，与现象学、解释学存在深刻的学术关联，由其中可以引申出如意义与存在、意义与语言、意义与真理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此外，历史主义及“历史性”问题同样是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论题。

另一方面，关注时代与关注史学研究将为历史哲学提供源头活水。和任何理论一样，历史哲学的产生亦包含所谓“理论型”与“病痛型”两种形态，就后者而言，“世界历史上特定时刻里特别剧烈的[47]历史灾难和骤变，总会引起历史哲学领域的普遍思考”。 《上帝之城》的写作直接与当时被看作文明世界首都的罗马城遭游牧蛮族西哥特人的洗劫有关。“文革”十年浩劫之后国内同样兴起过关于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论思辨的热潮，其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说的提出者金观涛在《历史的深思》一文开篇第一句话就道出深厚的历史兴亡之感：“每当我们登上雄伟而古老的长城时，一种企图追溯我们[48]民族几千年来走过道路的责任感，便会涌上心头。” 围绕“历史终结”及“后现代性”的讨论实质上提出了深刻的历史判断问题，对史学走向的宏观探讨亦是哲学家与史学家可以形成共同语言之处。

与其他哲学分支如科学哲学更不用说语言哲学相比，历史哲学迄今为止所涉及的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这首先与本学科研究队伍规模较小直接有关，但亦与学术视野的狭窄有一定关系。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在这方面已然有所突破，但仍然留有许多未经开发的方面，比如与解释学的结合就大有可为。总之，在学科交叉处拓展视野，发掘各种新的议题，应是历史哲学获得更大发展的可取路径之一。

最后，学术是没有国度的，但学人则难免心系其母国。历史哲学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下基本上是一门西方学术。关于中国历史哲学，中外都有人质疑我们是否具有成形的历史哲学学术传统，如黑格尔就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任何意见和推论”的话，引用此话的张光直先生于批评黑氏的这一观察“很不可靠”的同时也认为，“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49]有系统的讨论”。 的确，史学在我国向称显学，但我们更重视的似乎是史学考盛衰成败、定忠奸善恶的政治、道德功能，关于史学的谈论亦多围绕撰述体例（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与史家修养（才、识、学）立论，对诸如历史本体的形上理解及史学作为一种认识的可能性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兴趣缺缺。从更深一层看，亦未尝不与中国文化轻理论重实用的固有特点有关。不过，这样说乃以西方已有传统为参照，所能得出的只是我国没有现成的西方样式的历史哲学的结论，却不等于说中国人毫无关于历史及史学的理论思辨。事实上，以世界上最完整的历史著述传统，我国史学必定不乏关于历史的特定理论与哲学反思，问题是中国的传统历史哲学思想亦必与西方不同调，在此背景下骤然观之，我们一时难以轻易看清自家典藏，我国传统历史哲[50]学思想的系统发掘与整理有待来日。 事实上，从《春秋》到《史记》的中国传统史学表现出宏大的思想视野，它们并不以一时一事的详细考订为胜，却以天地为念。朱熹说“《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51]那形而上者去”。 司马迁所提出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观念与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描写前人事迹不使湮灭的撰史动机相比，无论在境界还是格局上均远为深邃与宏大。《史记》在记述范围上不但有人物传记、还包括社会制度沿革的记载，内容上兼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尚各个方面，相较希罗多德们的各种“战争史”，其对历史的理解亦显见深刻与全面。就史学理论形态论，至少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明清之际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以及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等著作中发表的史论都包含古人关于历史的深刻理论思考。近代以来，梁启超、李大钊及朱谦之等人均对史学理论有相当的兴趣与建树。至于今人中海内外华人老一辈学者汪荣祖、杜维运、何兆武诸先生对历史哲学的引进、阐发或中国史学理论术有专攻，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新世纪以来，历史哲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亦呈现上升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此仅举一较为直观简明的事实，国内仅[52]涉及国外历史哲学的翻译丛书就有不下三种之多 ，整个学科的发展态势，由此可见一斑。建议阅读书目

坊间关于历史哲学的概论性著述已有一些，其中，

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王炜、尚新建译，三联书店，1988）言简意赅，和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合起来读，对“思辨”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可以有一基本的了解。

威廉·斯威特编：《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魏小巍、朱舫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Michael Stanford，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Blackwell Publishers，1998）是较新的一本概述历史哲学的英文书。

柯林武德：《绪论：某某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观《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33—353页。

汪（Richard T. Vann）的“Turning Linguistic：History and Theory and History and Theory”，1960-1975（in Frank Ankersmit，Hans Keller ed. A New Phiosophy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对历史哲学的当代发展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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