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恨拉斯维加斯:一场直捣美国梦的凶蛮之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08 1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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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亨特·S.汤普森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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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恨拉斯维加斯:一场直捣美国梦的凶蛮之旅

惧恨拉斯维加斯:一场直捣美国梦的凶蛮之旅试读:

第一篇

药劲上来的时候,我们在沙漠边缘的巴斯托附近。“我有点晕,要不你来开……”我记得好像说了这么一句。接着四面传来吓人的吼声,天上飞满了巨型蝙蝠似的东西,在汽车周围扑腾、尖叫、俯冲,我们的车敞着篷,正以一百英里时速驶向拉斯维加斯。传来一声嘶吼:“上帝啊!这都他妈什么东西?”

接着又安静了下来。我的律师已经把衣服脱了往胸口倒啤酒,要加快晒皮上色的进度。“你瞎喊什么呢?”他嘟囔着,闭上眼睛朝向太阳,戴着包边的西班牙太阳镜。“算了,”我说,“轮到你开了。”我踩了一脚刹车,把“大红鲨”停上路肩。没必要跟他提那些蝙蝠,我心想。可怜的狗东西,很快就能看个够了。

已经快中午,还有一百多英里要走。这段路会很艰难。我知道我俩很快就要被药劲炸上天了。但是我们没路可退,也没时间休息。我[1]们必须一路开出去。传奇般的“名特400”大赛已经开始媒体检录了,4点以前必须赶到那里,要一间隔音套房。纽约的一个时髦体育杂志已经订好了房间,还有这辆红色雪佛兰敞篷车,我们刚从日落大道的一个停车场租来的……最后,我是一个职业记者;所以我的职责是报道,是好是坏就另说了。

体育杂志编辑还给了我三百块现金,大多已经用来买极度危险的[2]药物。汽车后备箱就像一间警用移动麻醉药实验室。我们有两袋草,七十五颗麦司卡林,五张高强度的迷幻墨纸,半个盐瓶的可卡因,还有一大堆花花绿绿的药——提神的、镇静的、尖叫的、发笑的,还有一夸脱龙舌兰酒,一夸脱朗姆酒,一箱百威,一品脱纯乙醚,两打爱靡儿(amyl)。

这些都是昨晚搜罗来的,我们的车以疯狂的高速跑遍洛杉矶县——从托潘加到瓦茨,有什么拿什么。倒不是说这一趟真需要这么些药,只是如此严重的藏毒行为,一旦陷进去你就会忍不住尽可能加码。

唯一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乙醚。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泡在乙醚里的人更不可救药、不负责任、不知廉耻。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栽进这些烂玩意儿里。可能就在下一个加油站。几乎每种都尝过了——是的,是时候吸上一大口乙醚了。让接下来的一百里路在恐怖、语无伦次的痉挛性昏呆中度过。用了乙醚后,唯一保持清醒的方法是嗅很多的爱靡儿——不能一起上,得一点点来,刚刚好够我们保持注意力,以九十英里时速通过巴斯托就行。“我说,这才叫旅行啊。”我的律师说。他俯身把电台音量调高,跟着音乐的节奏哼哼,还唱了这么几句词:“多抽那么一口,美[3]得我呀……多抽那么一口……”

抽一口?可怜的蠢货!等你看到那些混账蝙蝠再说吧。我几乎听不到电台了……正蜷在座椅另一头,抓着一个录音机,把声音调到最大听《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我们就这么一盒磁带,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像个唱和着电台的神经病。同时也是为了维持行车的节奏。稳定的速度有利于省油——出于某些原因,这一点现在很重要。真的。这样的出行一定要小心油耗。要避免那种把血都推向后脑勺的突然加速。

我的律师早就看到了那个搭车的。“咱们捎这孩子一程吧。”他说。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停车了,这个可怜的俄州乡下孩子跑过来,脸上堆着笑说:“呦嘿!这辈子还没坐过敞篷车呢!”“真的啊?”我说。“好吧,我看你应该准备好了吧?”

小孩热切地点着头,我们轰隆隆地上路了。“我们是你的朋友,”我的律师说,“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

天呐,我心想,他这是快要发作了。我严厉地说:“别这么说话。再这样我往你身上放水蛭。”他笑了笑,看上去是听明白了。还好,车里的噪音太大——又是风声又是电台,还有录音机——后座的小孩应该什么也听不见。应该是吧?

我们能憋多久?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会开始朝这小孩咆哮絮叨呢?到时他会怎么想?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正是曼森家族[4]的最后归宿。等我的律师开始尖叫着说天上掉蝙蝠和大蝠鲼的时候,他会不会产生这个可怕的联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只能砍了他的头,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因为显然是不能放他走的。他会立马向某个偏远地区的纳粹司法机关报案,然后我们就被人像狗一样追捕。

上帝!我说出来了吗?还是只是在想?我说话了?他们听见了?我瞥了一眼律师,但他看起来满不在乎——正盯着路,以一百一左右的速度开着“大红鲨”。后座没声音。

可能我还是该跟这男孩聊两句,我心想。也许经我一解释,他能放松下来。

那是自然。我转过身,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脸……赞美了他的脑壳形状。“顺便说一句,”我说,“有个事可能你得弄清楚。”

他眼睛直溜溜地盯着我。他是在咬牙关么?“听得见我说话吗?”我冲他喊。

他点点头。“那就好,”我说,“因为我想告诉你,我们这是要去拉斯维加斯寻找美国梦。”我笑了笑。“所以我们才租了这车。只有这样才行。你能理解吗?”

他又点点头,但眼神看上去很紧张。“我想让你多了解一下背景,”我说,“因为这是个很凶险的任务——个人是要经历极端危险的……哎呀,我完全忘了啤酒这一茬;来一罐吗?”

他摇摇头。“要不来点乙醚?”我说。“啥?”“算了。我直接说要紧的吧。你看啊,大概二十四小时之前,我们坐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波罗酒廊里——当然是在露台那了——我们正坐在一棵棕榈树下,有个穿制服的侏儒走过来,给我了一个粉红色电话,说:‘您肯定一直在等这个电话吧,先生。’”

我笑着,打开一罐啤酒,喷得后座到处都是,但我没停。“你猜怎么着?他说的没错!我的确在等那个电话,但我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你听得明白吗?”

男孩脸上蒙着一层纯粹的恐惧和困惑。

我继续磕磕绊绊地说:“我要告诉你,把着方向盘的这位是我的律师!他可不是我从赌城长街捡来的破烂。嚯,你瞧瞧他!他跟你我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我认为他可能是萨摩亚人。但这无所谓,对吧?你有偏见吗?”“噢,绝对不会!”他脱口而出。“我也是,”我说,“因为虽然他是这个种族,他对我还是很重要。”我瞄了一眼律师,他的心思已经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我挥拳往司机座椅背猛捶了一下。“这个很重要,妈的!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汽车晃了几下,让我觉得头晕,然后又恢复了正常。“你他妈的别碰我脖子!”我的律师尖叫着。后座的小孩看上去应该已经准备好跳车逃生了。

我们的气氛在恶化——这是为什么呢?我感到困惑和挫败。难道这车里就不能交流吗?难道我们已经堕落成了没脑子的畜生了?

因为我的故事就是真的。我很有信心。而且,要想弄清我们这次旅行的意义,我感觉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确是坐在波罗酒廊里——坐了几个钟头——喝着“新加坡司令”配麦司卡林,还有当追水用的啤酒。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据我的回忆,小矮人警惕地靠近我们的桌子,他把粉红色电话给我后,我什么也没说,基本上就听着。然后我挂了电话,转过脸去对律师说:“总部打来的,他们要我们立刻去拉斯维加斯,和一个叫拉塞尔达的葡萄牙摄影师联系。具体得问他。我只要办个酒店套房入住就行了,他会找上门来的。”

我的律师沉默了许久,突然从椅子上活了过来。“我的老天爷啊!”他大喊道。“我觉得我看出规律了。这回看起来真是麻烦大了!”他把卡其布汗衫塞到他那条白色人造丝喇叭裤里,又叫了些喝的。“要想了解这事,你需要很多的法律建议,”他说,“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你得租一辆特别快的车,没车顶的,逃出洛杉矶至少得四十八小时。”他悲痛地摇着头。“这可把我的周末给毁了,因为我自然是要跟你一起去的——还有,咱得弄把枪。”“那有什么不行的?”我说。“如果一个事有必要去做,那就该做好。上路前我们需要弄些像样的装备,还有足够的现金——要是能弄些药就好了,还有一个超灵敏录音机,好做永久性的记录。”“这是要写什么?”他问。“名特400,”我说,“专业体育运动史上最豪华的摩托和沙地越野车赛——是场盛事奇观,为了纪念某个叫德尔·韦伯的满身肥膘的意大利佬办的,这人在拉斯维加斯市中心开了一家豪华酒店叫名特……反正新闻通稿是这么说的;纽约那边的人刚读给我听。”“好吧,”他说,“作为你的律师,我建议你买一台摩托车。要不你怎么可能正确报道这件事呢?”“不可能,”我说,“我们上哪儿弄一台文森特暗影去?”“什么影?”“一种很厉害的摩托,”我说,“最新款排量是两千立方英寸,在每分钟四千的转速下能产生两百匹制动马力,镁合金车架,两个聚苯乙烯坐垫,整车重量刚好两百磅。”“好像挺适合这个比赛的。”他说。“肯定行,”我向他保证,“这个畜生不怎么会拐弯,但是在直道上绝对是个魔鬼。它能把离地前的F-111给比下去。”“离地?”他说。“咱们应付得了这么大的扭矩力吗?”“没问题的,”我说,“我会打给纽约要点现金。”[1] The Mint 400,美国著名的越野拉力赛,每年在内华达州沙漠举行。1988年赛事被取消,2008年恢复。[2] 对大麻的俗称。[3] 民谣摇滚组合Brewer & Shipley的名曲《多抽了那么一口》(“One Toke Over the Line”)。[4] 查理·曼森创建的杀人集团。2从贝弗利山一头母猪那儿抄到三百块

纽约那边的人没听说过文森特暗影:他们叫我跟洛杉矶的办事处联系——就在贝弗利山,跟波罗酒廊只隔几个大街区——但等我们到了那儿,管钱的女人说顶多给我三百块。她说,她完全不认识我,当时我浑身都在冒汗。我的血在加州显得太稠了:在这种气候下,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合理地辩解。就这么汗流浃背……眼红、手抖,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拿上三百块就走了。我的律师在街角一个酒吧等着。“这是不够的,”他说,“除非我们有无限透支的信用卡。”我向他保证会有的。“你们萨摩亚人都一个样,”我对他说,“你们就是信不过正派到骨子里的白人文化。妈的,一小时前我们还坐在那个臭烘烘的小酒吧里,一个子儿也没有,挺尸似的过着周末,然后一个电话过来,某个纽约的陌生人要我去趟拉斯维加斯,管吃管住——然后叫我去贝弗利山的一个什么办公室,另一个彻底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三百块绿油油的票子,完全无需理由……告诉你,我的朋友,这是活生生的美国梦!要是不骑着这个大鱼雷一冲到底,我们就是大傻蛋。”“没错,”他说,“我们一定得干。”“是的,”我说,“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车。然后是可卡因。然后是录音机,用来放特别的音乐,还需要几件阿卡普尔科衫。”我感觉要准备这么一趟旅行,一定得穿得像个孔雀似的,要发疯才行,然后一路嘶喊着穿过沙漠,对整件事做个报道。一定不能忘了首要的职责。

但是到底要什么故事?谁都懒得说。所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撺掇。[1]自由事业。美国梦。在拉斯维加斯嗑药成狂的霍瑞修·爱尔杰。动[2]手吧,就现在:来场真正的刚左新闻报道(Gonzo journalism)。

这里面还有点社会心理的成分。你的生活时不时总会遇到麻烦,各色小人都企图接近你,唯一的对策是满载着穷凶极恶的化学药剂,不知死活地从好莱坞一路疯跑到拉斯维加斯。在荒漠大太阳下晒着,就像躺在它的子宫里。把车顶掀开,扣紧了,脸上抹好晒肤油,音乐开到最大,然后就可以上路了,还有至少带一品脱乙醚。

药轻松就到手了,但是在礼拜五下午6点半的好莱坞,找车和录音机可不容易。我手头有辆车,但是在沙漠上开实在太小太慢。我们去了一个波利尼西亚人的酒吧,我的律师在那儿打了十七个电话,总算是找到一辆马力够用、颜色合适的敞篷车。“帮我留着,”我听见他跟电话那头说,“我们三十分钟内赶过来交易。”他停了一会,然后开始大叫:“什么?那位先生当然有正经的大银行信用卡!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不用跟这帮杂碎废话。”趁他摔电话的时候,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得找一个音响店,最好的那种。不能要小巧的。我们需要那种东西,新款的‘比利时太阳能’,带一支语音激活的枪式话筒,可以录迎面来车里的对话。”

我们又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总算在五英里以外的一个店里找到了我们要的器材。他们已经到下班时间了,不过营业员说如果我们着急他可以等。可是我们在路上还是被拖住了,在我们前面有辆雪佛兰魟鱼在日落大道撞死一个路人。等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店门已经关了。里面有两个人,起初不愿意往双层玻璃门这边靠近,但我们用吼叫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两个店员总算挥舞着撬棍过来了,我们透过一条窄缝谈妥了交易。他们把门开到刚刚好能把器材推出来,紧接着马上就关门上锁了。其中一个人从缝里嚷道:“拿着东西赶紧滚吧。”

我的律师向他们挥舞着拳头。“你们等着,”他叫喊着,“有朝一日我会把这里炸个底朝天!货单上可有你的名字!我会找到你的住处,一把火烧了它!”“让他过个嘴瘾吧,”里面的人嘟囔着目送我们出发,“反正这人就是一疯子。他们的样子很好认。”我们在租车公司又惹上了麻烦。我签完所有的文件就上车了,在倒车穿过停车场去油泵的路上车子几乎失控。租车的人显然是吓着了。“我说……呃……你们两位,能小心着点行么?”“没问题。”“我的妈呀!”他说。“你刚才倒着车碾过了两英尺高的水泥墩子,都不带减速的!倒着开四十五迈啊!差一点就撞上油泵了!”“不都好好的吗?”我说。“我从来就是这么试变速器的。用屁股上。可以舒压。”与此同时,我的律师正忙着把朗姆酒和冰块从福特平托转移到敞篷车的后座上。租车商紧张地看着他。“呃,你们在喝酒?”他说。“我不喝。”我说。“你就给我加满油吧,”我的律师呵斥道,“我们时间紧着呢。我们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沙漠赛车。”“什么?”“甭理他,”我说,“我们都是很负责的人。”看着他把油箱盖拧上后,我挂上低速挡,扭扭歪歪地挤进了车流。[3]“又是个瞎操心的人,”我的律师说,“说不定刚吃了快速丸已经飞上天了呢。”[4]“是啊,你应该给他点红中。”“红中对这种猪没用,”他说,“管他呢。出发前我们还有好些事要处理。”“我想弄两件神父的长袍,”我说,“在拉斯维加斯应该挺管用的。”但是戏装店都关门了,我们也不打算连夜去教堂偷。“何必呢?”我的律师说。“别忘了,好多警察都是心狠手辣的天主教徒。要是我们正吃药喝酒飞得老高的时候,被这帮杂种给逮住了,还穿着偷来的法衣,那还不把我们给阉了!”“你是对的,”我说,“还有,别在等红灯的时候抽烟斗了,算我求你。人都看着呢。”

他点点头。“我们需要一个大水烟筒子。放在座椅上,看不见的地方。要是有人看见我们,一定以为我们在吸氧。”

那一晚我们继续搜罗物资装车。然后我们吃了麦司卡林,去海里游了一通。天蒙蒙亮的时候在马里布的一家咖啡馆吃了早饭,接着小心翼翼地开车穿过市区,一头扎进大雾笼罩着的帕萨迪纳高速公路,向东进发。[1] 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是19 世纪美国一位家喻户晓的小说家,阐述“美国梦”的代表作家,情节不脱“穷小子经过奋斗终成巨富”这一模式。[2] 亨特·汤普森是1960年代“新新闻”(他称之为“刚左新闻”,或“荒诞新闻”)运动的先锋,用个人化的小说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融合想象力和新闻采访技巧。[3] 快速丸(speed),苯丙胺(安非他命)的俗称。[4] 红中(reds),西可巴比妥的俗称。3沙漠里的怪药……一次信心危机

搭车客说他“这辈子没坐过敞篷车”,这事一直隐隐约约在我脑子里打转。这个可怜的怪胎活在一个满是敞篷车的世界,整天看着它们从身边嗖嗖掠过,居然从来没坐过。我感觉自己成了末代法老。我有意说服我的律师把车开到附近的机场去,在那儿签署一些简单的普通法合约,好把车送给这个倒霉蛋。直接跟他说:“在这儿签个字,车就是你的了。”把钥匙给他,然后用信用卡刷一架喷气机,飞到迈阿密之类的地方,再租一辆通身火苹果色的大块头敞篷车,药力马力[1]加到最大掠过水面,径直冲向最后一站基韦斯特……然后把车卖了买艘船。一直就这么下去。

不过这个疯狂的念头很快就打消了。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孩子,何苦弄得他蹲大狱呢——而且,车我还有用。我还想开着这玩意在拉斯维加斯大街上乱窜呢。说不定还可以在长街玩一把直线竞速:停在弗拉明哥酒店的大红绿灯前,对着车流狂叫:“来吧,你们这帮软蛋!怂包!一等变灯我就一脚油门,把你们这些个窝囊废都给轰到路边去!”

没错。在这堆杂碎的地盘上挑战他们。晃晃悠悠地在人行道嘎一声刹住车,一手拿瓶朗姆酒,一手胡乱按喇叭把音乐声盖过……金边飞车党太阳镜的黑色镜片后,闪烁着发狂的目光,满口胡言乱语地尖叫……一个真正危险的醉鬼,浑身散发着乙醚和晚期精神病症的气息。把引擎轰到最高点,发出刺耳可怕的哀鸣,等待着变灯……

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专挑让这帮狗东西最恼火的事做。大象老了会一瘸一拐地上山等死;美国人老了上高速公路,开着大块头汽车一直开到死。

但我们这趟旅行非同一般。它要对民族性格中一切正确和真实的东西进行一次经典验证。这是要向美国生活幻异万千的可能性——仅限于那些真正有胆量的人——做一次粗野的、肉体的致敬。而我们,可浑身上下都是胆子。

虽然有种族缺陷,我的律师对这个概念还是理解的,不过我们的搭车客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说他理解,但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没有。他骗我呢。

汽车猛地靠向路边,在碎石地上停了下来。我一头撞向仪表盘。我的律师趴在方向盘上。“怎么了?”我喊道。“我们不能停在这里。这里是蝙蝠国!”“我的心脏,”他呻吟着,“药在哪?”“噢,”我说,“药,对了,就在这儿。”我伸手到工具包里找爱靡儿。那孩子看上去真是被吓坏了。“别担心,”我说,“这人心脏不好——心绞痛。但我们有办法治。没错,就是这个。”我从铁盒子里捡出四枚药,给了我的律师两枚。他立刻捏碎一个放在鼻孔,我也一样。

他猛地吸了一口,然后靠在了座椅上,眼睛直溜溜盯着太阳。“把狗日的音乐打开!”他尖叫着。“我的心脏猛得像只短吻鳄!”“音量!清晰度!低音!我们必须有低音!”他抡着光溜溜的膀子在空中挥舞。“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是他妈老太太吗?”

我把收音机和录音机都开到了最大。“你个不要脸的下流胚,”我说,“说话文明点!你可是在跟一个新闻学博士说话!”

他发狂地笑着。“我们在这沙漠里干什么呢?”他叫道。“打电话报警!我们需要救援!”“别理这头猪,”我对搭车的说,“他药劲发作扛不住了。其实呢,我们都是新闻学博士,我们要去拉斯维加斯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然后我开始笑……

我的律师转过身来对着搭车客。“其实啊,”他说,“我们俩是要去找一个叫野人亨利的海洛因毒枭算账。我认识他好些年了,但他坑了我们——你知道坑人是什么意思吧?”

我想让他闭嘴,但我们两人都没法止住笑。我们的心脏都有问题,在这沙漠待着算他妈怎么回事?“野人亨利把他的支票兑现了!”我的律师对着后座的孩子怒吼。“我们要去把他的肺给扯出来!”“扯出来吃了!”我脱口而出。“那狗东西别想就这么算了!这么个人渣,居然把堂堂新闻学博士当猴耍,这国家是怎么了?”

没人搭腔。我的律师在吸第二颗爱靡儿,那孩子已经手忙脚乱地从后座爬到后盖上试图下车。“谢谢你们搭上我,”他大声说,“非常感谢。我喜欢你们二位。甭理我。”他双脚踩到了柏油路上,转身往贝克尔方向跑。在这片大荒漠里,一眼望去连棵树都没有。“等一下,”我喊道,“回来喝口啤酒。”但他显然已经听不见我的声音了。音乐很响,而他正以极高的速度远离我们。“可算松了口气,”我的律师说,“我们刚才是跟个真正的怪物在一起。那孩子让我紧张。你看见他的眼睛了吗?”他还在笑。“上帝啊,”他说,“这药真不错。”

我打开门,晃悠着绕到驾驶座那边。“让开,”我说,“我来开。我们必须得在那孩子找到警察之前离开加州。”“得了吧,那得要几个钟头呢,”我的律师说,“他怎么也得走上几百里路才能到有人烟的地方。”“我们也是。”我说。“咱们掉头回波罗酒廊吧,”他说,“他们肯定不会找到那儿去。”

我没理他。“把龙舌兰开了。”我叫道,呼啸的风声重新又在耳边响起;我一脚踩下油门,汽车回到高速路上。过了一会,他捧着地图凑过来。“前面有个叫麦司卡尔泉的地方,”他说,“作为你的律师,我建议你停下来在那儿游个泳。”

我摇摇头。“必须在媒体报到期限前赶到名特酒店,”我说,“否则住店的钱就得我们自己掏了。”

他点点头。“但是咱们就别扯那些什么美国梦的屁话了,”他说,“伟大的萨摩亚梦才是要紧事。”他在工具包里翻找着。“我觉得是时候来一片吸墨纸了,”他说,“那种便宜麦司卡林早没劲了,还有那些混账乙醚的气味,我也快受不了。”“我喜欢啊,”我说,“我们应该用毛巾泡上乙醚,然后放在油门踏板下面,这样我就可以一路熏着到拉斯维加斯了。”

他正在给磁带换面。收音机里传来尖利的声音:“权力属于人民——没错!”约翰·列侬的政治歌,晚了十年。“那个可怜的蠢货应该老老实实待着,”我的律师说,“像这样的小痞子一正经起来准坏事。”“说到正经,”我说,“我觉得该尝点乙醚和可卡因了。”“乙醚就算了,”他说,“留着用来泡客房的地毯吧。现在有这个。你的那份阳光吸墨纸。把它们当棒球口香糖给嚼了吧。”

我接过吸墨纸吃了下去。我的律师正笨手笨脚摆弄着装可卡因的盐瓶。打开。撒了。然后尖叫着伸手往空中抓,美味的白色粉末喷洒出来,在荒漠高速路上飘散。“大红鲨”制造了一场昂贵的微型飓风。“天呐!”他哀叹着。“你瞧瞧神都干了些什么!”“不是神干的!”我喊道。“是你干的。你他妈是缉毒警吗!从一开始我就烦透了你这些破事,你这头猪!”“你给我小心点。”他说。他手里突然多了一把黑乎乎的点357马格南左轮。就是那种弹巢做了斜面的柯尔特“巨蟒”短管枪。“这里可是有不少秃鹫,”他说,“明天天亮前你就只剩一堆白骨了。”“你个臭婊子,”我说,“等到了拉斯维加斯,我要把你剁成个汉堡。身边跟着这么个萨摩亚缉毒特工,你想想到时候贩毒黑帮的人能干出什么来?”“他们会把咱们两个都宰了,”他说,“野人亨利认得我。妈的,我是你的律师啊。”他突然一下子狂笑起来。“你满脑子都是药啊蠢货。我们要能赶在你变成野兽前到酒店,把房间开了,就是个奇迹。你准备好了么?我们要用化名在一家拉斯维加斯酒店登记入住,这是明目张胆的诈骗,还一脑子迷幻药?”他又笑起来,然后一头扎下去,把鼻子凑向盐瓶,用一张二十美元钞票卷成绿卷儿对准剩下的粉末。“还有多少时间?”我说。“可能还有三十分钟,”他答道,“作为你的律师,我建议你以最高速行驶。”拉斯维加斯就在前方。在蓝色的沙漠雾霭中,我已经能隐约看到赌城长街的酒店天际线:撒哈拉、地标、亚美利加纳和气势汹汹的雷鸟——一群远在天边的灰色矩形,在仙人掌丛中缓缓升起。

三十分钟。已经很近了。目的地是市中心名特酒店那座大厦——如果我们不能在失去控制之前赶到,目的地就得换成卡森城的内华达州监狱。我去过一次,不过只是去跟囚犯聊聊——不管为了什么,我都不想再去那里了。所以现在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接受挑战,去他妈的迷幻药。我们要把那些啰哩啰唆的手续办了,把车开进酒店车库,搞定前台接待,对付行李生,领记者通行证——全都是假的,完全非法,光天化日下的诈骗,不过当然首先得把它干成了。

杀死身体,头脑

也活不了

在我的笔记本里看到这句话,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跟乔·弗雷[2]泽有点关系。他还活着么?还能说话?我在西雅图看了那场拳赛——离州长大概四排的地方,脑子已经不知在何处。无论怎么看都[3]是一段极其痛苦的经历,六十年代的体面结局:蒂姆·利瑞被埃尔[4]德里奇·克利沃尔囚禁在阿尔及利亚,鲍勃·迪伦在格林尼治村坐吃[5]山空,两个肯尼迪都被怪物杀死了,奥斯利在终点岛叠纸巾,到头来卡西乌斯/阿里又被一只人肉汉堡、一个垂死的人,暴打了一顿,失去拳王宝座。乔·弗雷泽跟尼克松一样,终于耀武扬威起来,个中原因是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拒绝领会的——至少不会明着说出来。

……但那是另一个时代了,消耗殆尽的古老时光,距我主嫌恶之1971年的残暴现实已经很遥远。这些年来,很多事情都变了。如今我在拉斯维加斯,给一本光鲜靓丽的杂志做赛车编辑,这杂志让我开着“大红鲨”到这里来,至于为什么,没人说得清。“就是去看一眼,”他们说,“剩下的事我们来处理。”

的确。看一眼。但是等我们终于到达名特酒店的时候,我的律师已经无法用花招混过登记入住这一关了。我们被迫跟其他人一起排队等着——事实证明,在那种情况下排队是很困难的。我不断对自己说:“安静,冷静,别说话……别人跟你说话你再说:姓名、职位、所属媒体,就这些,不要理会这可怕的毒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我猛扑到前台开始喋喋不休时,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种恐怖的感受。在那女人冷冰冰的盯视下,我事先精心排练过的台词全都瓦解了。“你好啊,”我说,“我叫……呃,劳尔·杜克……对,名单里有,那是肯定的。免费午餐,终极智慧、全面报道……有什么不行的?我的律师跟我一起来的,当然他不在名单里,但是我们必须拿到那个套房,对,这人其实是我的司机。我们开了一辆‘红鲨’,从长街一直开到这,接下来该去沙漠了,对吧?是。核对一下名单,你能找到的。别担心。到底怎么回事?接着怎么办?”

女人眼都不眨一下。“你的房间还没好,”她说,“但是有人在找你。”“别啊!”我叫起来。“为什么?我们还什么都没干呢!”我的腿开始发软。我抓住桌子,身子向前压,这时她递过来一只信封,我不肯接。女人的脸开始变了:膨胀、抽动……恐怖的绿下巴和獠牙戳了出来,海鳗鱼脸!致命毒性!我转身倒向我的律师,他一边抓住我的胳膊,一边去拿便条。“我来处理,”他对海鳗鱼脸女人说,“这个人心脏不好,但是我有很多药。我叫刚左博士。立刻准备好我们的套房。我们在酒吧。”女人在他把我带走的时候耸了耸肩。在这个满大街重症神经病的城市,嗑药发狂的人根本没人在意。我们挣扎着穿过拥挤的大堂,在酒吧找到两个座。我的律师要了两杯“解放古巴”,配啤酒和麦司卡尔酒,然后打开信封。“拉塞尔达是谁?”他问。“他在十二层的一个房间等我们。”我记不起来了。拉塞尔达?名字听着耳熟,但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我们身边不停地发生可怕的事情。一只巨大的爬行动物正在啃我身边一个女人的脖子,地毯是一块浸透了鲜血的海绵——没法走人,根本站不稳。“要几双高尔夫鞋,”我小声说,“否则我们没法活着从这里出去。你看那些蜥蜴,在这屎堆里爬来爬去一点问题没有——那是因为它们脚上有爪子。”“蜥蜴?”他说。“这些你都觉得是个事,看你上了电梯怎么说。”他摘掉他的巴西太阳镜,看得出他哭过。“我上去见那个拉塞尔达,”他说,“我跟他说,我们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他说他是个摄影师,但我一提野人亨利——嗯,这个管用;他吓傻了。我从他眼神里看出来了。他知道我们看透他了。”[6]“我们有马格南这一点,他了解了吗?”我说。“没有。但我跟他说我们有文森特暗影。这已经吓得他尿裤子了。”“好的,”我说,“但是我们的房间呢?高尔夫鞋呢?我们他妈的就在这么一个爬行动物公园里!有人在给这些狗东西喂酒!要不了多久它们就要把我们撕成一片片的了!天呐,看看地上!你见过这么多血吗?它们已经杀了多少人了?”我指着房间另一头的一群人,他们好像正在盯着我们。“妈呀,看看那帮人!他们发现我们了。”“那是媒体桌,”他说,“你要到那儿去登记,拿我们的通行证。妈的,把这些事了结了吧。你来处理,我去拿房间。”[1] 基韦斯特(Key West),美国本土最南的城市,1号公路的南端,位于佛罗里达群岛西南端的珊瑚岛。[2] 乔·弗雷泽(Joe Frazier,1944—2011),六七十年代著名拳击手。[3] 蒂姆·利瑞(Tim Leary,1920—1996),美国心理学家,以研究迷幻药著称。[4] 埃尔德里奇·克利沃尔(Eldridge Cleaver,1935—1998),美国黑人民权人士,“黑豹党”早期领袖。[5] 奥斯利·斯坦利(Owsley Stanley,1935—2011),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关键人物之一,知名的迷幻药“厨师”。[6] 指马格南手枪。4恶俗的音乐和霰弹枪齐发的声音……赌城周六夜的粗野气息

我们在黄昏时分终于拿到了套房,我的律师立刻打电话叫客房服务——点了四份俱乐部三明治、四杯虾鸡尾酒、一夸脱朗姆酒和九个新鲜的葡萄柚。“维生素C,”他解释道,“有多少就得拿多少。”

我同意。这时候酒已经开始挡住迷幻药,我的幻觉降到了可以忍受的水平。客房服务生的脸隐约有些爬行动物的模样,但我已经看不到巨大的翼龙在鲜血淋漓的走廊上缓缓前行了。唯一的问题是窗外那个硕大的霓虹灯标志,挡住了我们的山景——成千上万个彩色小球沿着一条很复杂的轨迹跑动着,形成奇怪的符号和丝线,发出巨大的嗡鸣声。“看外面。”我说。“为什么?”“天上有个……很大的机器……某种电蛇……直奔我们过来。”“开枪打它。”我的律师说。“等等,”我说,“我要观察它的习性。”

他走到墙角,开始拽一根链子,把窗帘给合上了。“这样,”他说,“你这些蛇啊水蛭啊蜥蜴啊必须得停下来了。我受够了。”“别担心。”我说。“担心?老天,在酒吧我都要疯了。他们再也不会让我们进那里了——就因为你在媒体桌闹的那一出。”“哪一出?”“王八蛋,”他说,“我就走开三分钟!你把那些人都吓出屎来了!挥着那根穿索锥,喊着爬行动物什么的。我及时赶回来是你命大。他们打算叫警察。我说你只是喝多了,我这就带你上楼洗个冷水澡。他们给我们媒体通行证,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我们离开。”他焦虑地踱步。“老天爷,那一通闹,把我给吓醒了!我得弄点药。你把麦司卡林弄哪去了?”“工具包。”我说。

他打开包吃了两颗,我开始摆弄卡带。“你最好还是只吃一个,”他说,“你身上药劲还没退。”

我同意。“我们得在天黑前赶到赛道区,”我说,“但是还有时间看一下电视新闻。咱们把这个葡萄柚剖开,做一杯美味的朗姆潘趣,要不再扔张墨纸进去……车在哪儿?”“我们在停车场把车给人了,”他说,“单据在我的公文包里。”“号码多少?我给楼下打个电话,让他们给那狗东西洗洗,收拾干净咯。”“好主意。”他说。但是他找不到单据。“得了,我们完蛋了,”我说,“没有证据我们肯定没法把车要回来。”他想了一会,拿起电话要求转车库。“我是850房的刚左博士,”他说,“我留给你们那辆红色敞篷,我好像把停车票根弄丢了,但是我得洗车,三十分钟后出发。你能送一张票根副本上来吗?……什么……哦?……好,那就行。”他挂了电话,伸手去拿哈希烟斗。“没问题,”他说,“那人认得我。”“那很好,”我说,“他们可能准备了一张大网子,我们一露面就给兜住。”

他摇摇头。“作为你的律师,我建议你不用替我操心。”电视新闻在说入侵老挝的事——一连串恐怖灾难:爆炸和扭曲的残骸,恐慌中逃离的人,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絮叨着疯狂的谎言。“把那破玩意关了!”我的律师尖叫道。“咱们到外边去!”明智之举。取到车没多久,我的律师就进入了嗑药后的昏迷,在主街上闯了一个红灯后我才把事态控制住。我把他弄到副驾驶位子上坐着,自己来开……感觉挺好,感官极端敏锐。在车流里,我看见周围有人在说话,我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所有人。但是杆式话筒在后备箱里,我决定不去拿它了。拉斯维加斯可不是那种能在主街上拿一支黑色火箭筒似的设备对着人的地方。

打开收音机。打开录音机。望着前方的落日。把窗户摇下来,好好嗅一嗅清凉的沙漠风。真好。这才是我要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在掌握中了。一个星期六的夜晚,驾车行驶在拉斯维加斯的大街上,两个好小伙坐在一辆火苹果色敞篷车里……恍惚、碎裂、扭曲着……好人。

仁慈的上帝啊!这是什么倒霉音乐?[1]《凯利中尉战歌》:

……我们齐步向前……

来到最后的营地,在那太阳之上的土地,

司令大人问我说……

  (他问你什么,拉斯蒂?)

……你是战斗还是逃跑?

  (你怎么回他,拉斯蒂?)

……面对他们的步枪火力,我们全力

 反击……

不!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肯定是药的问题。我瞥了一眼我的律师,但是他正在抬头望天,看得出来,他的脑子已经飞出去了,到了太阳之上的营地。我心想,谢天谢地他听不到这音乐。否则肯定把他逼得要发一通种族主义疯。

老天有眼,歌停了。但是我的心情已经完全被毁……等到恶毒的仙人掌汁液开始起作用,把我变成一个类人类的胆小鬼时,我们突然就到了名特枪械俱乐部那个路口。标志牌上写着“一英里”。但隔着一英里我已经听到二冲程摩托引擎的刺耳嘶鸣了……然后又近了一些,我听到了第二声。

霰弹枪!那低沉的闷响,不可能错。

我停下车。那里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把所有窗户都摇上去,缓缓驶离石子路,弯腰躲在轮子后面……直到看见十来个人举着霰弹枪,有节奏地朝天射击。

在这片长着牧豆树的沙漠里,他们站在一块水泥上,那是拉斯维加斯北部荒漠里的一片不规则形状的小绿洲……他们拿着霰弹枪,聚集在离一座水泥平房/碉堡大概五十码的地方,那房子在十棵或十二棵树的树荫下,周围有一些警车、摩托拖车和摩托车。

这当然就是名特枪械俱乐部了!这帮疯子要打靶练习,那是什么也拦不住的。维修站大概有一百个摩托车手、机师和各式各样玩摩托的人在转悠,为明天的比赛作检录,无所事事地啜着啤酒,评价别人的机器——而就在这一切进行着的同时,那些玩枪的眼里只有每隔五秒从弹射器里飞出的飞碟,一次都不落下。

有什么不行的呢?我心想。在尖利的摩托车声制造的混乱中,枪声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节奏——某种沉稳的低音声线。我找地方停了车,把处在昏迷中的我的律师丢在车里,走向人群。

我买了个啤酒,看着摩托来签到。有很多胡思瓦纳,调门很高的瑞典火球……还有很多雅马哈、川崎,几台凯旋500,麦哥,偶尔能看到“捷克兵工厂”,一台“纯血”……都是很快、超轻的越野车。这个联盟是没有“野猪”的,连运动者都没……那等于是开着“大红鲨”去参加沙滩车比赛。

也许我可以试试,我心想。把我的律师登记为车手,然后把他送上起点,脑子里灌满了乙醚和迷幻药。他们会怎么办?

谁也不会跟一个疯成那样的人在一条赛道上跑。他会在第一个弯道翻车,撞飞四五辆沙滩车——一次神风突击行动。“报名费多少?”我问检录员。“二十五。”他说。“那我要是用一台文森特暗影呢?”

他瞪着我,没说话,不怎么友好。我注意到他腰带上别着一把点38左轮。“算了,”我说,“反正我的车手也病了。”

他的眼神缓和了一点。“这里生病的可不止你的车手一个,哥们。”“他嗓子里有块骨头。”我说。“什么?”

那人表情开始难看起来,但是很快又把视线移向别处。瞪着别的东西……

我的律师,他已经不再戴着丹麦太阳镜,不再穿他的阿卡普尔科衬衫……一个样子非常疯狂的人,半裸着,喘着粗气。“有什么问题吗?”他用沙哑的声音说。“这个人是我的客户。你准备上法庭吗?”

我勾着他的肩膀轻轻把他转过去。“没事,”我说,“是因为暗影——他们不接受。”“等一下!”他叫道。“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不接受?你跟这群猪有交易?”“当然没有,”我边说边把他往门口推,“但你是看到了,他们都带着枪。我们是这里唯一没枪的。你难道听不见外面在开枪?”

他停下来,听了片刻,然后突然开始往车的方向跑。“你们这帮狗东西!”他扭头喊道。“我们会回来的!”

等我们开着“大红鲨”回到高速路上,他能说话了。“耶稣基督啊!咱们怎么能跟这么一群神经错乱的偏执狂搅和到一起?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那些人渣是想宰了我们啊!”[1] 《凯利中尉战歌》,一首歌颂越战期间参与“美莱屠杀”的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歌曲。美莱屠杀是越战期间,美军第23步兵师士兵由于怀疑村民掩护越共逃亡,于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美莱村进行的屠杀。这件惨案被认为是越战的分水岭,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5报道……媒体工作一瞥……丑陋与失败

黎明时分,参赛车手已经准备好了。很好的沙漠日出。非常紧张。但是比赛要9点才开始,所以我们大概得在维修站隔壁的赌场里消磨掉整整三个钟头,麻烦就是这么开始的。

酒吧7点半开张。地下还有一家“珈啡与甜甜圈食堂”(Koffee & donut),但是像我们这种在“马戏——马戏”赌场熬了通宵的人,是没心情喝咖啡吃甜甜圈的。我们需要喝给劲的。我们的脾气很糟糕,这里至少有两百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酒吧提前开张了。到了8点半,玩花旗骰的桌子已经围满了人。整个地方充斥了噪音和醉鬼的叫唤。

一个穿着哈雷T恤的精瘦中年痞子大咧咧冲到吧台喊道:“妈的!今天星期几——星期六?”“应该是星期天吧。”有人答道。“哈!够受的吧?”哈雷大汉嚷道,但没有具体对着某个人。“昨天晚上我在长滩,有人说他们今天要跑名特400,我跟我老婆说,‘嘿,我得去’。”他笑着说。“然后她为这事跟我没完没了的……那我就抽她了,然后两个完全不认识的家伙把我弄到人行道上一顿打。妈呀他们可把我给打成傻子了。”

他又笑了起来,边说边钻进人群,似乎也不在乎有没有人在听。“可不么!”他接着说。“然后有一个说,‘你要去哪儿?’我说,‘拉斯维加斯,去名特400。’然后他们给了我十块钱,开车带我到了汽车站……”他顿了顿。“反正我觉得是他们……“反正呢,我就是来了。我跟你说,这一晚上可真够难熬的,兄弟!七个小时啊,就在那辆混账巴士上!不过等我醒过来已经天亮了,我到了拉斯维加斯市中心,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我来这儿是要干什么。我脑子里就一个,‘天呐,又来了:这次是谁要跟我离婚啊?’”

他接过人群里某人递过来的烟,点烟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然后我就想起来了,哎哟!我是冲着名特400来的……得了,知道这个就够了。我跟你说,能来这里就挺美的了。我才不管谁赢谁输呢。能来这儿,跟你们这帮人在一块儿就挺美的……”

没人跟他争论。我们都理解。在某些圈子里,“名特400”是比超级碗、肯塔基德比和下奥克兰旱冰德比决赛加起来都要好上不知多少倍的东西。这项赛事吸引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们这位穿着哈雷恤的爷们显然就是其中一分子。《生活》杂志的记者同情地点点头,对酒保喊道:“想要什,什,这人,给!”“快着点,”我哑着嗓子说,“要不来五个?”我张开流着血的手掌拍着桌子。“太对了!给我们来十个!”“我支持!”《生活》那人叫道。他快抓不住吧台了,正缓缓往下跪,但说话声依然带着绝对的权威。“这是体育史上的魔幻时刻!今后可能再也不会有了!”然后他的话好像开始乱了。“我做过三冠赛,”他嘟哝着,“但是跟这没法比。”

青蛙眼女人着急地拽住他的皮带。“站起来!”她乞求道。“请站起来!你只要能站直了可以是个很帅的男人!”

他狂笑起来。“听着,女士,”他大声说,“我在这下面已经帅得无法抗拒。要是站起来你就要疯了!”

那女人不停地拽他。她用屁股蹭他的手肘已经俩钟头了,现在开始采取行动。《生活》那人完全没兴趣,猛地埋进沙发里。

我扭过头去。太可怕了。我们毕竟是全美体育媒体的绝对精英。我们相聚在拉斯维加斯,是为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报道第四届年度“名特400”大赛……这种事情,是容不得你胡闹的。

可现在——这场盛事还没开始——已经有迹象表明,我们可能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我们在这美好的内华达州的早晨,清凉明亮的沙漠黎明,在拉斯维加斯城外十英里处一个叫“名特枪械俱乐部”的水泥碉堡和赌场,扒着这个沾满油污的吧台……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却处在危险的混乱中。

外面那些狂人在摆弄他们的摩托车,在头灯上缠胶带,给前叉上机油,赛前的螺栓紧固(化油器螺丝、歧管螺栓等等)……然后第一批的十台车在9点整轰鸣着出发了。场面激动人心,我们都出来看了。令旗一挥,十个可怜的王八蛋踩下离合往第一个弯道冲去,全挤在一起,然后有人领先了(我记得是一台胡思瓦纳405),车手猛拧油门一下子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引起人群一片欢呼。“就这样了,”有人说,“他们要一个钟头左右才回来。咱们回酒吧去。”

还不行。不。还有大概一百九十多台车没出发呢。它们是每隔两分钟走一批,一批十台。一开始,从距离起点大概两百码的地方还是能看清楚的。但这种能见度没持续多久。第三批十台车消失在距离我们大概一百码的尘土中……等发到第一百台的时候(还有一百台没发),我们的能见度已经降到了约摸五十英尺。最多能看到维修站尽头的干草垛子……

到这个时候,沙漠上空那团将持续两天不下来的尘雾已经很结实了。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意识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非凡名特400”——

到中午,从酒吧、赌场这里已经很难看到一百码开外炎炎烈日下的维修站了。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手段“报道这场比赛”都是痴心妄想:这就好比跟踪报道一场在奥运会标准泳池里的游泳比赛,但池里放的不是水而是爽身粉。福特汽车公司如约提供了一辆“媒体专用福特烈马”和一个司机,但是在沙漠上漫无目的地跑了几次——寻找摩托车,偶尔能找到一台——我把汽车丢给了摄影师,回酒吧去了。[1]

这时候,我感到,可以对全局做一次“极其痛苦的重新评估”了。比赛无疑已经展开。我目睹了发车;这些我是确定的。但现在干什么?租一架直升机?回到那辆臭烘烘的烈马上去?在那片该死的沙漠上到处跑,每隔十三分钟,看这些蠢货争先恐后冲过检查点……?

到上午十点,他们已经在赛道上分散开。现在已经没什么“赛车”了;成了一场耐力竞赛。唯一有点动静可看的是在起点——终点,那里每隔几分钟都会有一些怪头怪脑的人从尘雾里飞出,晃晃悠悠地从车上下来,等他的车队机师上来加油,然后再换上一个新车手继续上路……到那片荒无人烟的恐怖沙尘世界里再跑上五十英里的一圈,再忍受一个小时虐杀肾脏的残酷时光。

大概十一点左右,我坐着媒体车又出去了一次,但是只找到两辆沙滩车,里面坐着一帮好像是圣地亚哥来的退伍海军军士。他们在一条干涸的河道上把我们拦住盘问道:“那鬼东西在哪儿?”“问倒我了,”我说,“我们只是一些美利坚爱国良民,和你们一样。”他们的两辆沙滩车上满是不详的标志:爪中攥着美国国旗的呼啸山鹰,星条旗制成的圆锯把眯缝眼的蛇切成一段一段,其中一辆车的副驾驶座位上安了一个像是机枪的东西。

他们玩得很高兴——在沙漠上极速行驶,见到谁都要骚扰一番。“你们几个是哪部分的?”其中一个人喊道。引擎轰鸣着;我们基本上听不见对方说话。“体育媒体,”我叫着,“我们是友军——职业怪胎。”

不清不楚的微笑。“你们要想找个好目标,”我喊道,“应该去追CBS新闻那个混账,前面那辆黑色大吉普。《出卖五角大楼》就是他拍的。”“好啊嘿!”有两个人当即叫起来。“黑吉普,是吧?”

他们疾驶而去,我们也上路了。像一团钢铁滚地草,在石头和冬青叶栎/仙人掌上蹦跳着。我手里的啤酒飞了出来,喷到车顶篷,再落到我腿上,裤裆上全是暖烘烘的泡沫。“你被解雇了,”我对司机说,“带我回维修站去。”

这时候,我感到,该进行一些思考了——反思这个烂任务,得出一个应对的办法。拉塞尔达坚持要做“全面报道”。他想回到沙尘暴里去,不断尝试某种底片和镜头的稀罕组合,看看能不能穿透这些可恶的东西。“乔”,我们的司机,也乐意奉陪。他其实不叫“乔”,但有人告诉我们就得这么叫他。前一天晚上我跟福特的老板通过话,提到派给我们的司机时,他说:“他真名叫史蒂夫,但你们应该叫他乔。”“有什么不行的?”我说。“他想叫什么我们就叫他什么。要不叫‘嗖’?”“没门,”福特的人说,“必须叫‘乔’。”

拉塞尔达同意了,正午时分,他和我们的司机乔一起再次进入沙漠。我回到其实是名特枪械俱乐部的那座碉堡酒吧/赌场——开始没命喝酒,没命思考,没命写下很多生猛的笔记……[1] 此处借用了美国政治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策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1959)在1953年的言论,当时杜勒斯称,如果法国国会不能通过“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美国将不得不从根本上对其外交政策进行“极其痛苦的重新评估”(agonizing reappraisal)。6城里的一晚……沙漠旅店的冲突……马戏——马戏的毒品狂热

星期六午夜……这一晚的记忆极为模糊。唯一的提示是一大把基诺纸牌(keno cards)和鸡尾酒餐巾,上面全是潦草的笔记。其中有一张是这样:“找福特那人,要一辆比赛观察用的烈马……照片?……拉塞尔达/打电话……要不直升机?……拨通电话,逼那些杂碎……冲他们吼。”

还有一张写着:“在天堂大道登记——‘无休止和无上装’……性爱跟洛杉矶比不入流;这里有胸贴——洛杉矶是全裸当众性交……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带枪手淫的社会/这里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是赌博/性是额外的/豪赌客的怪诞旅行……赢家上驻场妓女,倒霉蛋打手枪。”[1][2]

多年前我住在大苏尔的莱昂纳尔·奥雷家附近,有个朋友喜欢去雷诺玩花旗骰。他在卡梅尔开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有一个月他连续三个周末开着他的梅赛德斯高速巡航车去雷诺,每次都赢一大笔。第三次回来,他已经挣了一万五千美元,所以他决定第四个周末不去了,请几个朋友在忘忧草餐厅吃了饭。“赢了一定要收手,”他解释道,“另外,那地方也太远了。”

周一上午,他接到一个雷诺打来的电话——是他之前去的那个赌场的总经理。“这周末我们很想念你啊,”总经理说,“赌台员都觉得无聊了。”“是么。”我朋友说。

然后下个周末他和一个朋友以及两个女孩——全是总经理的“特别嘉宾”——坐着私人飞机去了雷诺。身为豪赌客,没什么不可以的……

星期一早上,他还是坐着那架飞机——赌场的飞机——回到蒙特利机场。飞行员借了他几个钱,让他打电话叫朋友来接他回卡梅尔。他欠了三万美元,两个月后,他被世界上最彪悍的讨债公司拿枪指着。

就这样,他把店卖了,但是还不够还债。他说剩下的钱他们可以缓缓——然后他被揍了,这让他意识到还是借钱把债务结清比较好。

主流赌博是非常生猛的买卖——跟拉斯维加斯比起来,雷诺就是街口那家对你和和气气的食品杂货店。在输家面前,拉斯维加斯是世上最凶恶的城市。就在大概一年前,拉斯维加斯郊外的一块超大广告牌上还写着:

不要携大麻赌博!

在内华达:藏毒——20年

贩毒——终生!

所以在星期六的晚上头顶着一颗灌满致幻剂的脑袋,开着一辆满载大麻的车在赌场周围游荡,也不能说完全没心理负担。有几次差点被逮到:比如我企图把“大红鲨”开进地标酒店的洗衣房——但是门太窄,而且里面那些张牙舞爪的人看上去挺危险的。[3]

我们开车去沙漠旅店看黛比·雷诺兹/哈里·詹姆斯的演出。“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对我的律师说,“但干我这一行的,得跟得上潮流。”“我这一行也是,”他说,“但是作为你的律师,我建议你去热带花园酒店看盖·隆巴多(Guy Lombardo)。他的‘皇家加拿大人’乐团在蓝厅。”“为什么?”我问。“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拿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看他妈一具尸体?”“我问你,”他说,“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找乐子,还是干活?”“当然是干活。”我答道。我们在兜圈子,在一个停车场里转来[4]转去,我以为是在沙丘,后来知道是雷鸟……也有可能是庄园……

我的律师在翻看《维加斯来客》,寻找乐子灵感。“要不‘五分尼克老虎机厅’?”他说。“‘劲爆老虎机’,应该够猛……二十九分的热狗……”

突然有人开始冲我们喊叫。我们有麻烦了。两个穿着红金色军装大衣的流氓出现在车前。“你们干什么?”一个人喊道。“这里不能停车!”“为什么?”我说。看起来是个合理的停车点,很宽敞。我应该已经花了不少时间找车位了。太久了。就快打算弃车去叫出租……但是,没错,我们找到了这个空位。

原来那是沙漠旅店正门前的人行道。我已经碾过太多路牙子,到了最后这一个根本已经感觉不到。但是现在我们的处境有些说不清了……挡着入口,流氓冲我们吼,完全不知所措……

我的律师“嗖”一下就下了车,挥舞着一张五美元钞票。“我们要把这车停妥了!我是黛比的老朋友。我跟她耍过一阵子。”

一开始我觉得他演砸了……但其中一个门卫伸手接下钞票,说:“好好。交给我吧,先生。”接着撕下一张停车条。

我们急匆匆地穿过大堂,我说:“妈呀!差点就被他们按住了。还是你脑子转得快。”“你以为呢?”他说。“我是你的律师……还有你欠我五块钱。现在就给。”

我耸耸肩,给了他一张钱。沙漠旅店这个铺着深色奥纶地毯的大堂透着俗气,在这里为了贿赂停车场管理员那点小钱纠缠是不合适[5][6]的。这是鲍勃·霍普的地盘。弗兰克·辛纳屈。斯皮罗·阿格纽。这大堂散发着高级塑料贴面和塑料棕榈树的恶臭——显然是面向豪赌客的高端藏身之所。

我们信心满满地迈步走向大舞厅,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来晚了,一个穿着酒红色礼服的男人说;大厅已经坐满——没位置了,花多少钱都没用。“去他妈的座位,”我的律师说,“我们是黛比的老朋友。我们大老远从洛杉矶开车过来看这个演出,今天非进去不可。”

穿礼服的开始絮叨什么“消防法规”,但我的律师拒绝听下去。终于,吵吵嚷嚷了许久之后,他放我们进去了,没收钱——条件是我们要在后面安静地站着,不能抽烟。

我们答应了,但是一进门就失去了控制。刚才情绪太过紧张了。戴着银色非洲风假发的黛比·雷诺兹在台上欢笑着……哈里·詹姆斯的金色小号在吹《佩珀军士》。“太他妈吓人了!”我的律师说。“咱们是时空穿越了吗!”

有人狠命抓住我们的肩膀。我非常及时地把哈希烟斗塞回口袋。我们被揪着穿过大堂,被打手摁在门上,直到他们把我们的车提来。“好,滚吧,”穿酒红礼服的男人说,“这次饶了你们。如果黛比有你们这号朋友,那她的麻烦比我想的可大多了。”“这事没完!”我的律师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说。“你这个一惊一乍的渣滓!”

我开到了马戏——马戏赌场附近,停在它的后门。“就是这里,”我说,“这里肯定不会跟我们过不去的。”“乙醚在哪儿?”我的律师说。“这个麦司卡林不管用。”

我把后备箱的钥匙给他,自己点上哈希烟斗。他拿着乙醚瓶回到车上,打开瓶子,倒了一些在纸巾上,然后拍到鼻子上用力呼吸。我也泡了一张纸巾弄到自己鼻子上。那气味排山倒海,车顶篷打开都没用。没过多久,我们开始跌跌撞撞地爬门前的楼梯,傻笑着,相互拉拉扯扯,像两个醉鬼。

这就是乙醚的主要优点:它让你的举止变得像早期爱尔兰小说里的乡下酒鬼……完全失去基本行动技能:视野模糊,没有平衡,舌头发麻——身体和大脑之间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这很有意思,因为你的大脑多多少少还是在照常运转的……你其实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举止多么可怕,但你没法控制。

你在向马戏——马戏赌场门口的闸机靠近,你知道,等你到了那儿,你需要给那人两块钱,否则他不会让你进去……但是等你到了那儿,一切都不能如愿进行:你对自己和闸机的距离判断有误,撞上[7]去,弹回来,踉跄着抓住一个老太太,某个愤怒的扶轮社友推了你一把,你心想: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然后你就听见自己在吼:“狗操了教皇,不是我的错。小心!……为什么要钱?我叫布林克斯;我生在……生在?把羊赶边上……女人孩子去装甲车……济普队长的命令。”

啊,邪恶的乙醚——彻头彻尾的身体毒品。头脑惊恐万状地蜷缩着,和脊柱失去了联络。双手疯狂地拍打,没法从口袋里掏钱出来……嘴里发出错乱的笑声和嘘声……一直在微笑。

乙醚是专为拉斯维加斯准备的完美毒品。这里的人就爱醉鬼。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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