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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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八辑)试读：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田野视角下的岷江地域考古发现与研究——以2013年度工作为中心
陈剑内容提要：2013年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总计300余项。其中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土坑墓发掘、成都天府广场体育中心古遗址发掘、新津县邓双镇大云山崖墓群发掘、新津县宝墩古城遗址发掘、大邑县盐店及高山古城遗址勘探发掘等项目有较为重要的发现。成都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拓展了四川地区科技考古研究的新视野。同时，考古工作重视工作模式的创新，开展公众考古活动，使考古工作的学术效益与社会效益相得益彰。
关键词：田野视角；岷江地域；2013；考古发现
2013年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完成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总计300余项。其中主要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还有部分为主动性考古工作项目，如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都平原大遗址考古及相关课题研究而进行的考古勘探及发掘项目。取得较为重要发现的项目包括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土坑墓发掘、成都天府广场体育中心古遗址发掘、新津县邓双镇大云山崖墓群发掘、新津县宝墩古城遗址发掘、大邑县盐店及高山古城遗址勘探发掘等。一、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子课题及大遗址考古工作的实施，对系列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有助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化和系统化
新津县宝墩遗址继续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子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以下简称探源四期）的研究核心是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形成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同时，将工程三期探索出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传统考古工作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协同研究的研究模式扩大到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工作中去。自2013年1月启动以来，在科技部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各课题组顺利开展各自的研究工作。探源工程采取的“点面结合”，即以中心性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与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相结合，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工作方式，和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理念和方法，日益为学术界所推崇和效法。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新收获。在调查、勘探与发掘各遗址的同时，注意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有效收集测年样本，同时为古环境、古代经济与生业的复原研究采集分析测试样本。在过去的一年中，共采集各类标本数万件，为多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3年10月至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墩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2013年的发掘工作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重要子课题之一。同时实施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2011级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教学，有近40名师生参与了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和突破。本次发掘区域主要位于宝墩城址内城田角林东南，与1996年发掘区相接。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汉代、唐宋至明清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存十分丰富，有灰坑、房址、墓葬等。基本完整地揭露出了一个聚落区，该聚落区的房址集中分布，墓葬则位于该聚落区西北部附近，与居住区界限明显，清晰显示出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布局结构；墓葬均为东北—西南或西北—东南走向。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为探讨成都平原最早人群的来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等遗物。陶器中除前几次发掘中常见的器型外，也有不少新器型；石器在常见的斧、锛等类型外，还发现了类似玉石质料的刀和箭镞等。本次发掘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汉、宋两个时期的遗迹。分布于发掘区东部的5处汉代的建筑垫面显示出可能存在较大规模和级别的建筑遗迹。上述发现说明，大体在汉宋期间，宝墩聚落曾有着密集的人类活动。这为重建宝墩聚落4500年以来景观历史提供了直观资料。此次田野发掘在总结以往积累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多学科协作的规模，发掘队伍集合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分析、体质人类学、测绘技术、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明确的课题意识贯穿发掘始终，如应用了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获取了遗址片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及地形数字高程模型，并尝试用小型航模对发掘区做了全景记录；建立了田野考古数据库系统；全面应用全站仪、RTK等多种高精度测量手段记录空间信息；开展了系统性环境采样和大规模浮选；对保存较好的人骨骼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现场鉴别，并将其整体切割回实验室开展碳、氮、锶同位素等分析研究。此次田野考古高质量完整揭示出了宝墩城址内城田角林区域聚落的历史变迁，大大拓展了本科学生的区域考古调查、田野发掘、考古研究等业务能力，顺利完成了预期的教学和研究目标。同时，本次发掘所获信息对解读宝墩聚落的结构、形态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成都平原龙山时代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以及文明进程的研究，将提升宝墩遗址研究在业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子课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为《宝墩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遗址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国家在“十一五”计划期间，做出了加强大遗址保护的战略决策，启动了国家主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明确100处大遗址作为重点保护项目，启动了第一批十二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以10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约2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预计投入资金100亿元用于大遗址专项保护，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2013年，新批准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2个，批准立项的31个。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遗址考古工作大多停留在初期的发现阶段，缺乏计划性指导下持续的考古工作，尤其缺乏系统、细致的考古勘探，即使是在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首批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完成了全面系统考古勘探的遗址也如凤毛麟角。仅仅对遗址的范围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遗址内部的布局、功能分区及其变迁所知很少，难以满足制定大遗址保护规划和对遗址实施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需求。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拨出专项经费支持一些大遗址的系统勘探。在一些史前时期的中心性遗址和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者配合“申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或“探源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开展较大规模的系统考古勘探。凌家滩、筑卫城、三星堆、丰镐、曲阜鲁国故城、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唐宋扬州城等遗址的系统勘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些大遗址内涵和布局的了解，纠正了以前认识上的一些谬误，为这些大遗址的科学研究、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了宝贵资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工作收获，充分显示出大遗址系统勘探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启动了大邑县盐店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对高山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作为其拓展项目。2013年度的工作又取得了多项新成果。在高山古城遗址内外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总面积近两百万平方米。并在遗址的中部偏西南的地点、西城墙外侧地点选点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发现了多处房屋建筑基址、灰坑、灰沟等遗迹现象，其中以底部垫圆形卵石的大型柱洞遗迹最为重要。出土石器、陶器数量极为丰富。石器以穿孔石刀、打制的燧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及燧石原料等）较有特色；本年度又发现了一些宝墩文化的陶器新器型，如宽大耳器、直口壶形器等。从出土陶器的风格初步判定，高山古城遗址的年代处于宝墩文化的偏早阶段，还发现了一些略早于宝墩文化的线索，如第⑤层出土部分饰细线纹的泥质灰陶片等。这有助于成都平原建立更为完备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探寻宝墩文化的渊源。高山古城是时间和空间位置上与宝墩古城遗址关系最为密切的史前古城遗址，其最新考古成果无疑会对成都平原史前聚落的演进及环境的变迁提供新思路和新资料。
2013年在高山古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的同时，还在古城的西部及东部的台地上新发现两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其中的祝坟园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位于大邑县三岔镇高山社区14组，处于高山古城遗址西城墙外侧150～300米处的台地之上，地理坐标为东经103.57236度，北纬30.44658度。该台地高出周围地表约3～4米，总面积逾百万平方米。在台地南面地面发现商周时期灰坑遗迹，采集陶片的器型包括甑、矮圈足器、矮领敛口罐、小平底罐等。在台地中部及东部边缘地带发现宝墩文化灰坑等遗迹，出土有较多的泥质灰白陶片、夹砂褐陶片、打制燧石器、磨制的石斧、石刀等遗物。成功村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是在高山古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的同时发现的，位于大邑县上安镇成功村与乐善村交界处的台地之上，距离高山古城的东城墙约400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3.58795度，北纬30.45161度。台地面积50余万平方米。勘探发现有10余处宝墩文化及商周时期的灰坑、土坑墓等遗迹现象。商周时期灰坑出土陶瓮、灯盏形高柄豆、小平底罐、鼓腹罐等陶器；宝墩文化灰坑出土陶直口壶形器、磨制石刀等遗物。2012年，在高山古城遗址东城墙外侧100米处也曾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的十二桥文化遗址（与成功村遗址相隔一条河道）。加上西部的祝坟园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自此在高山古城遗址周围共计发现有2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3处商周时期遗址，这在目前所发现的8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是独一无二的。有助于分析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演进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
此外，2013年度配合基本建设还在温江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和战国时期遗址、墓地。如温江“丰隆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位于成都市温江区公平街办红桥村，地处江安河北岸约50米。2008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四川金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西班牙森林”房地产项目区域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该区域有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2011年底为了配合温江“丰隆城市综合体”房地产项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钻探和测绘工作，确定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面积。遗址位于江安河北岸的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规则形，高出周围0.5～2米，探明遗址的总面积19余万平方米。2011年底和2012年对遗址进行了试掘。2013年6月28日，项目施工方在铺设施工道路的过程中发现了宝墩文化时期遗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清理和保护工作，并拟对相关区域做进一步的钻探和发掘工作。勘探试掘中已发现有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现象。发现宝墩时期的家族式墓葬区，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成组分布，每一组墓葬的墓向一致。出土有陶器和石器，陶器可辨器型有绳纹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圈足等；石器有小型的石斧、锛等。该遗址可以确认是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聚落址，年代大致处于宝墩文化三期前后。清理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该墓的墓壁较直，墓底平坦，墓坑长1.9米，宽0.95～1.05米，深1.1米，墓向南偏东15°，人骨保存相对较好，骨架长约1.65米。经体质人类学鉴定为男性，年龄30～35岁。无其他随葬遗物，只在身体左侧发现1件杖形随葬品，与身体平行放置，长约1.04米，横断面略呈方形，下部呈尖状，最宽处约4厘米。杖体的上部可看出为方形，下端是尖头，中间部分被泥土遮挡。其材质初步鉴定为骨质，疑是象牙（还需进一步做科学鉴定）。由于过去四川未发现过类似物体，其性质目前还不明。目前判断，“象牙杖”大约与鱼凫村遗址同时代，比三星堆出土的权杖早1000年左右。该墓葬已被做整体切割搬迁保护。
温江天源村遗址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天源村4组，北距芙蓉大道约280米，西距八一路约320米，隆平路从遗址的东部穿过。地表原为农田，地势较为平坦。遗址呈西北—东南向长条形分布，总面积6.3平方米，地理坐标为北纬30°42′47.8″～30°42′59.7″、东经103°54′13.2″～103°54′23.4″，海拔约为530米。2011年12月温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对“芙蓉田园”房地产项目建设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该遗址，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项目地点进行了试掘。2013年“学府杏林二期”地点的发现与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对天源村遗址的认识。“学府杏林二期”地点位于天源村遗址的东北部。发掘时间2013年2月至6月，布北偏东10度10×10米探方13个，5×5米探方1个，发掘面积1325平方米。T1-T8统一划分为5层，T10-T14统一划分为6层，其中T1-T8的第4、5层，T10-T14的第5、6层为商周时期地层。发掘的遗迹有灰坑、卵石坑、墓葬、房址等。清理灰坑58个，以圆形坑为主，其次为椭圆形坑，还有长方形坑和不规则形坑。卵石坑3个，平面形状均为长方形，坑壁直，底平，坑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底部布满卵石，卵石之间夹杂大量灰烬，坑壁有一层烧结面。墓葬6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较浅，人骨保存较差，均为仰身直肢葬。发掘区内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基槽及柱坑、柱洞等，其中能确认的房址只有2座，均为木骨泥墙建筑，仅保存基槽部分，基槽内有木骨洞。柱坑共计6个，平面为圆形，坑壁垂直，坑底平坦，柱坑中部有圆形柱洞。出土遗物以商周时期为主，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可辨器型有小平底罐、高领罐、绳纹敛口罐、素面敛口罐、圈足罐、高柄豆、盆、缸、器盖等。还发现有少量石器，有石锛、石斧等。该遗存为天源村遗址的主体遗存。还出土有少量宝墩时期陶器，可辨器型有绳纹花边口沿罐、高领罐、尊等。这一时期遗存较少，几乎被商周时期遗存破坏殆尽。此次试掘，发掘出土大量灰坑，少量卵石坑、墓葬及房址、基槽、柱坑等大量建筑遗迹，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天源村遗址的认识。
新都区位于川西平原西部，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境内水系发达，重要的河流有青白江、毗河、西江河等，皆为沱江水系，还有锦水河、饮马河、羊叉河等众多支流。目前新都区境内发现的先秦时期遗址区位与上述诸河流存在关联。新都区东北部目前发现较多遗址，如正因村遗址（西南石油大学地点、正因村安置房地点等）、朱王村遗址、褚家村遗址、桥楼村遗址、桂通村遗址、“大港建材城”遗址等，并且遗址间相距较近，大体上可以构成面积较广的先秦遗址群。永兴村遗址便发现于该遗址群范围内。为了配合中汽成都配件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建设，2013年7月新都区文物管理所对该项目施工范围进行文物勘探，发现有先秦时期文化堆积，遂命名为“永兴村遗址”。2013年8月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进行详细钻探，并择其丰富区域进行配合性考古发掘。该项目所在行政村为新都区龙虎社区永兴村四组，地理位置为北纬30°50′3.05″，东经104°14′19.53″。据当地群众讲述，遗址原先为高台地，“大跃进”时期被推平很多。遗址南面水沟原先为大河，近代不断萎缩，北面相去不远为羊叉河。遗址面积据测算约7000平方米，此次发掘按正北方向随机布方5个，规格为10×10米，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此次发掘历时一月，出土有较多陶器，少量石器，遗迹现象较单一，仅有灰坑。遗址地表略有起伏，但地层堆积层序比较一致。根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将地层统一划分为四层。第1层为灰土，土质疏松，厚35～40厘米。含有较多植物根系及少量砖石，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为浅灰色土，土质细腻松软，厚65～75厘米。含有少量青花瓷片，为明清文化层。该层下发现数座明代早期砖室墓。第3层为青灰色土，土质细腻较致密，夹有少量黄土颗粒，厚0～15厘米。包含物少，有少量酱黄釉瓷片及残砖，为唐宋时期文化层。第4层为褐色土，土质较紧密，厚15～25厘米。出土物有花边口沿罐、假圈足式器底、盘口尊、平折沿尊、敛口罐等。发掘区内在该层下发现有较多数量灰坑。第4层之下为纯净黄沙土，没有发现人工遗迹及遗物。此次发掘揭露的先秦时期遗迹现象仅为灰坑九座，存在的层位关系为H4→第④层→H1～H3、H5～H9。大多数灰坑因故难以完整揭露，大体上依据坑口平面形制将灰坑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长方形坑，仅发现1座，即H6。H6位于T3中北部，坑口被H5打破，坑底打破生土。坑口长约300厘米，宽约120厘米，坑口至坑底深约92厘米。坑壁近直，坑口略大于坑底，坑底平坦。第二类为圆形坑。仅发现2座，即H4、H7。H4位于T3中西部，坑口近圆，直径约90厘米，坑壁斜缓，底部略平。坑口至坑底深约24厘米。H7位于T5中西部。坑口近圆，直径约90厘米，坑壁斜缓，底部略平。坑口至坑底深约22厘米。第三类为不规则状坑，发现有6座，即H1～H3、H5、H8、H9。H9位于T5中东部，部分延伸入东隔梁。坑口最长径长320厘米，坑壁缓平，坑深约15厘米。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种类主要为陶、石器。陶器夹砂陶数量占多数，泥质陶也有相当数量。夹砂陶以褐陶系为主，有红褐、灰褐、黑褐等，还有少量橙红陶。泥质陶多黑皮或施黑衣，还有少量灰陶、灰白陶、灰黄陶、橙红等。素面略占优势。纹饰比较丰富，有绳纹、弦纹、划纹、镂空、附加堆纹、戳印（三角形、月牙形、圆圈）等。可辨器型有各类绳纹花边罐（有卷、折之分，有一类折沿罐唇边起立，近似“曲沿罐”）、素缘罐（敛口罐、微沿溜肩罐、喇叭口高领罐）、尊（平沿尊、盘口尊）、豆（豆盘为平折沿浅盘，豆柄有的作瓦楞，施镂空）、壶、器盖等。其中，绳纹花边罐、高领罐、尊等最为常见，另有“曲沿罐”、微卷沿溜肩罐、敛口罐富有特征，年代辨识度较高。石器出土较少，种类有斧、锛、凿及砺石等。永兴村遗址发掘面积较小，遗迹较单一，但是出土遗物面貌十分单纯。根据初步整理，H1～H9、第④层出土器物组合、器型特征都相近，年代应大体相近。绳纹花边罐、高领罐、尊等器物组合决定了该遗址的先秦遗存文化属性当为宝墩文化，而“曲沿罐”、微卷沿溜肩罐、敛口罐等与温江鱼凫村T9⑤、H73，新津柳河村H3等相近，表明该遗存年代大体上为宝墩文化四期或略早。上述表明，该遗址为一处文化面貌单纯的宝墩文化晚期小型聚落。永兴村遗址的学术价值有三：发掘揭示了一批共存关系较好的灰坑材料。与各类绳纹花边罐、高领罐、尊共存的敛口罐、微卷沿溜肩罐等与商周时期同类遗物颇有渊源，而此次发掘没有发现任何商周时期遗迹或遗物。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遗物也有敛口罐等这两类遗物，致使某些宝墩文化遗址比对十二桥遗址被定性为“十二桥文化”；该遗址进行了土样浮选，并择其植物籽实进行碳十四测年，有望为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四期的绝对年代提供首个准确年代数据，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宝墩文化四期（可谓是“考古学文化序列之节点”）基础材料，并鉴于新都区位置特殊性（靠近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同为沱江水系等），这批材料为解决“三星堆文化”渊源问题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2012年4月至2013年底，为配合成都市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青白江段）的建设，成都市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公路途经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经调查，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青白江段）所经地带共分布文物点8个，其中，古遗址1个、古墓群7处。沿坨村战国墓群所处青白江段4号文物点上，公路里程为K28+680—K28+880，行政位置属于青白江区东部的城厢镇沿坨村十组，中心点地理坐标为北纬30°50′48.1″，东经104°20′47.9″，距成都市31公里。原为清代寂光寺遗址，现已废弃。其中4号点沿坨村地点共布10×10米探方19个，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发掘战国墓葬23座，发掘代号2013QCY，墓葬编号M4—M27。所发掘的23座墓，除1座为上下层同穴合葬墓外，其余均为单人墓。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长度在4米以上有4座，3米至4米之间的10座，3米以下的共9座。葬具保存较差，除M4、M5两座从残留的朽痕可辨认均为木质葬具，其余均未见葬具，大部分在墓壁或底部仅见少许灰膏泥。骨架保存极差，大多无法辨别葬式，能够辨认葬式的墓葬仅6座，俯身葬4座，仰身葬3座，二次葬1座（M23）。墓葬均南北方向分布，能辨明头向的，随葬品多与头向一致，以此推测头向大部分向北，4座向南。出土随葬品400多件，以陶器居多，陶器约400余件，包括釜、豆、盖、盏、罐、钵等；铜器30余件，包括剑、钺、矛、镞、斤、印章；另有少量玉饰件。从随葬品判断，时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战国时期的墓葬群在四川地区多有发现，但在成都青白江地区属于首次发现，而且本次发掘的墓葬，数量可观，随葬品丰富，在近年来成都地区考古发掘中也属罕见。为研究四川地区战国墓葬的年代序列以及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生活及葬俗等，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二、以天回镇老官山汉墓、新津县大云山崖墓为代表汉代至晋代和明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丰富了成都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医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成都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清理西汉时期土坑木椁墓4座。出土了大量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等文物。其中M1出土的50余件木牍、M2出土的4件竹木制织机模型、M3出土的920余支（编号数量）竹简及人体经穴漆人像堪称重要发现。墓葬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已发掘4座墓葬，M1、M2、M3为一组，在蓉都大道西侧，呈南北方向分布，M1墓向192度、M2墓向34度、M3墓向35度；M4在蓉都大道东侧北距M1约420米处，墓向148度，均早期被盗。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建筑方式为先挖竖穴土圹，土圹内置髹漆木椁，榫卯结构镶嵌而成，木椁外包裹青膏泥，椁室内置葬具及随葬品，M2木椁上满铺棕垫，葬俗特殊。其中M1有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长6.24米，宽4.04米，深4.22米，椁室长5.98米，宽3.6米，高2.2米，置双棺。M2无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室长8.45米，宽5.76米，深5.2米，椁室长7.2米，宽4.5米，高2.75米，置单棺。M3有墓道，平面呈凸字形，墓室长6.4米，宽4.26米，深2.7米，椁室长5.6米，宽3.26米，高2.2米，置双棺。M4无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室长6.02长，宽4.04米，深2.86米，椁室长4.22米，宽2.38米，高2.27米，置单棺。M1椁室无底箱，M2、M3、M4有底箱，即在椁室底部分隔出0.3～0.4米一层底箱，底箱多隔离出四箱，各箱内多放置随葬品。四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扰乱，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位置基本未变。出土遗物总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器形有耳杯、奁、几、盘、盒、俑、马等，有些漆器上有精美的云、龙、鸟等纹饰和文字符号，木俑形态多样，服饰有深衣和裋褐两类，部分俑身上有彩绘和文字；陶器130余件，器形有罐、鼎、盆、钵、瓮、壶、井、灶等。木器140余件，器形有璧、杖、器座、案、半圆形器、房、织机模型等；铜器（含钱币）100件，器形有弩机、带钩、扣饰、半两和五铢钱币等。M2出土1件玉印。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
M1出土木牍50枚，根据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官府文书类木牍举例：第118号木牍“……陇西左右内史一□……”、“……赐者众，《算令》曰：诸……”；第158号木牍部分释文“……皆没以□不占，县……”、“……皆益加朱十钱以均之……”、“……勿治。令诸郡国贾……”涉及内容应与汉高祖时缴纳赋税的法令和汉武帝时“算缗钱”有关，为研究西汉时期赋税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巫术类木牍举例：第206号木牍“□□□□□□□□□□冶，饮之。女子视欲得男者，禹步三，□□□取□”、“□遣使告天工下□□□□□三而更为七，皆以□□曰东方□□乡七次，以□死。□”，涉及内容应与妇女求子术和禳灾术有关。M3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九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之外，都没有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侯》《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侯》《脉数》等。编号M3—137共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其中《敝昔医论》简文举例：“敝昔曰：人有九徼五臧十二节，皆鼂於气”、“敝昔曰：所胃五色者，脉之主”，论述五色脉与脏腑和疾病的关系；《脉死侯》论述脉象与疾病及死亡的关系，简文举例：“脉绝如□□，不过二日而死，烦心与腹伥□则死”、“[一曰]刑死，二曰气死，三曰心死，四曰志死，五曰神”。《六十病方》包括“题名简”、“药方简”，简文举例：“治山十六治鲜卅一治消渴六”，所列病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疾病，简文举例：“八治风：石脂七分，蜀椒五分，方风、细辛各四分，厚柎五分，陈朱臾一分，圭十分，姜六分，皆冶合”，药方内容十分丰富。《诸病症候》简文举例：“女子红痭，赤白半”、“肠瘅，食多善饥而少气，得之饥”，与妇科病和肠胃病有关。《经脉书》简文举例：“手阳明脉，次指与大指之上，出辟上廉，入肘中，乘腝，出肩前廉，循颈穿颊，入口中。其病□□痛，口辟□□”; 《脉数》简文举例：“逆气两辟肘阳明各五及□”、“□病□卧两胻阳明少阳各五”、“转筋足巨阳□各五”; 《五色脉诊》简文举例：“凡五色，以观生死……”、“心气者赤，肺气者白，肝气者青，胃气者黄，肾气者黑，故以五臧之气”，所涉及内容极为丰富。《医马书》简文举例：“尽入马鼻…以药灌鼻中”，涉及丰富医马内容。M3出土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划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等线刻小字，比绵阳边堆山汉墓出土人体经络髹漆人像更为精致、完整。M2北底箱出土四部织机模型，由竹木构成，结构复杂、清楚，部件上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其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推测应是参照原织机制作的缩小模型，与织机伴出有十多件彩绘木俑，从俑的不同身姿和身上不同铭文推测有可能为司职不同的织工，应是汉代蜀锦纺织工场实景模拟再现。关于墓葬年代，M1出土有武帝时期五铢，从墓葬形制和其他出土文物综合分析，其时代推测在武帝时期；M2、M3、M4出西汉半两，三座墓葬形制和墓内出土器物与凤凰山木椁墓的非常接近，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景、武时期。尽管墓室被盗，但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在M1出土漆器上有“景氏”铭文，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之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M2出土多部织机，M3出土医简等文物，这为了解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
为配合成都市新津县“宝资山文旅项目”一期建设，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施工范围内大云山崖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崖墓近70座。崖墓群位于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金龙村三组，中心点地理坐标为北纬30°24′9.6″，东经103°49′15.7″，平均海拔约455米。墓葬按形制可分为竖穴岩坑墓、竖井墓道洞室墓、斜长墓道洞室墓三种。竖穴岩坑墓多单人葬，葬具用木棺。出土器物包括铜釜、铜盆、铜蒜头壶、铜鍪、铁削、铁鼎、陶瓮、陶罐、陶灶、陶井、陶盆、半两、西汉五铢等，时代在西汉中晚期。竖井墓道洞室多为单人葬，葬具为木棺。出土器物有铜釜、铜钵、铜棺钉、铁镰、铁削、陶壶、陶鼎、陶罐、陶仓、陶钵、西汉五铢等，时代自西汉晚期延续至东汉早期。斜长墓道洞室墓多为合葬，葬具多为陶棺，少数使用木棺或石棺。出土器物包括铜釜、铜壶、铜车马器、铜弩机、铁镰、铁锸、铁刀、铁剑、铁削、铁釜、陶漆盘、鎏金耳杯、铜印章、陶俑、陶瓮、陶罐、陶仓、陶井、陶釜、陶钵、西汉五铢、大泉五十、货泉、东汉五铢等，时代从西汉晚期延续至东汉中期。从已发掘墓葬看，该墓群墓葬规模巨大、类型丰富、修建规整，墓葬中已出土完整文物400余件，可修复文物2000余件，其中M35出土精美文物百余件，从该墓出土印章和印泥看，墓主人与“武阳令”关系密切。该墓群为成都地区发现的最重要崖墓群，该墓群的科学发掘将为研究西南地区崖墓的起源和发展、天井在墓葬中的产生和消失及我国汉墓从封闭性的竖穴墓葬向开放性的横向墓葬转变过程等方面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成都市第二绕城高速公路起于广汉市境内新丰场南侧龙居寺附近，之后沿顺时针方向环状前行，途经广汉市、青白江区、金堂县、龙泉驿区、简阳市、双流县、新津县、崇州市、温江区、郫县、新都区和彭州市共12个区市县，闭合于成绵高速公路起点。其中，东段起于彭州市濛阳镇，向东途经广汉、青白江、金堂、简阳、龙泉驿、双流，止于双流华大路，与西段起点对接。东段跨越青白江境内27公里，地下文物丰富。肖家窝崖墓群A点位于青白江姚渡镇永和村3组，中心点地理坐标北纬30°82′80.1″，东经104°35′52.1″。2013年3月初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员对肖家窝崖墓群A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至2013年5月初，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共清理发掘崖墓11座。由于该崖墓群常年裸露在地表外，盗扰严重，加之20世纪70年代炸山取石，墓葬保存较差，发掘的11座墓葬均为残墓，随葬品也多遭破坏。肖家窝崖墓群A点虽然破坏较严重，但墓葬形制丰富，出土了陶罐、陶俑残片，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情况判断，时代大约在蜀汉、晋时期。该崖墓点的发掘，对了解四川地区崖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
2012年7月，中铁十三局在成都地铁二号线东沿线的施工中发现一座古代墓葬，因墓葬所处位置不影响工程的进行，故原地回填保护；2013年4月，龙工北路西沿线的建设将直接经过墓葬所在位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保护管理所随即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墓葬编号为2013LDWM1，位于龙泉驿区大面镇五星村二组（现已合并为洪河村十六组），当地名“烧火棚”，中心地理位置北纬30°19′35″，东经103°58′14″，海拔高度510米。墓葬坐南朝北，南距驿都大道约1360米，西距绕城高速约1000米，墓向13度。封土大部分已被破坏，叠压于耕土层下，局部剖面可见残存三层，第一层为暗红色黏土层，第二层为青灰色黏土层，第三层为淡黄色黏土层，生土层为杂色土，墓圹叠压于封土第三层下，打破生土。M1为单室墓，平面近似长方形，由墓圹、墓道、八字挡土墙、封门墙、墓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和墓顶均被破坏，墓顶仅残存后室后半部分，墓葬残长7.9米，宽3.2米，通高3.35米。八字形挡土墙位于墓门外东西两侧，呈“八”字形，墙体为长方形砖错缝平铺而成，砖墙上再砌一长方形石块，其上浮雕有屋脊、瓦垄、瓦当、滴水，屋脊两端均刻龙头，龙头张嘴吐舌，龙头之间用阴线相连，瓦当上均刻四瓣形花卉，瓦当大小相同，直径均约为3厘米，两侧挡墙形制、规格相同，长约1.04米，宽0.09米，高1.85米。封门共计两层。内层为三块长方形石板横向立砌而成，最上块石板左侧有盗洞，封门石宽1.93米，高0.5～0.67米，厚约0.12米；外层为长方形砖错缝不规则平铺而成，砖之间用糯米浆、石灰黏合，砖规格为35×21×6厘米。两室墓门形制相同，宽1.6米，高1.66米，进深0.3米；门檐两侧内安装了两扇由外向内开启的石门，带转轴，单扇石门宽0.79米，通高1.44米，厚0.16米，石门为素面；门框上方用整石刻出屋顶，同时形成门楣，屋面由屋脊、瓦当、滴水和瓦垄组成，其形状和八字形挡土墙屋面相同，后室墓门屋面瓦垄、瓦当和滴水均施绿色颜料，并在墓门前方直立一长方形条石，既可做封门用又可以支撑上方刻有屋面的整石，立石前方再斜放一方形厚石块，防止立石往前倾倒。甬道平面形状近似方形，左右两壁各由两块长方形立石和一龛组成，四块立石上部均用白色颜料绘有祥云图案，云纹周围刷青色颜料；两龛形制相同，龛内顶部镶嵌一石板形成龛檐，龛檐两头大中间窄，上阴线刻云纹和花卉交错图案，龛宽0.8米，高0.92米，进深0.16米，龛上方用整石刻出屋面，仍由屋脊、瓦垄、瓦当和滴水组成，形制及纹饰同上后门屋面；甬道地面由两块石板平铺而成。甬道进深1.6米，宽1.96米，高1.79米。
墓室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底部由数块方形石板平铺而成，与两侧壁之间形成排水沟，在石板上砌筑棺台，棺台呈长方形，四壁均用长方形条石砌筑，两侧壁在条石内侧再横向平铺四层砖，砖上平铺三块方形石板，石板正中均留有外圆内星形的孔，其上放置木棺，木棺大部分已腐朽，未见人骨，棺台后壁和墓室后壁紧邻，前壁放置两方形整石，上石为素面，下石浮雕有案台图案。墓室左右两侧壁各由四块长方形立石和三个壁龛组成，两壁形制相同，八块立石上部均用白色和青色的颜料绘有祥云图案；壁龛形制均和甬道壁龛相同，仅龛檐上阴线刻纹饰不同，但都是由花卉和云纹组成，每侧壁龛上方均用一整石刻屋面，屋面还是由屋脊、瓦垄、瓦当和滴水组成，三段屋脊连接成整体，两端饰龙头，口吐信舌，两龙头用阴线相连，屋脊及龙头通刷粉青色颜料，龙口及信舌涂朱砂，瓦垄及刻花瓣的瓦当均涂绿色颜料。后壁亦开龛，龛底座为一整石，龛两侧各有两块立石，均为素面，龛上方也横置一整石，整石正中刻有一匾额，匾框刻有云纹，匾额内等距篆书刻“净乐宫”三字，字上均刷有金粉，两侧题款楷书合刻有“维大明成化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丁酉吉置”，龛后壁正中留有一花边圆形凹槽，圆形花边外再深浮雕花枝交缠图案，形成圆形的外围轮廓，枝叶涂绿色，花朵饰金粉，背景刷朱砂，花枝图案外刻云纹，凹槽内应放置有铜镜等器物，由于墓葬被盗过，凹槽内仅在中心处留有一铁钩，龛檐已被破坏；匾额上方再置一整石，整石上刻有屋面，屋面组成及形制和后室侧壁的相同，最后再在其上错缝平铺青砖至券顶，共计10层，砖墙正中用蓝黑色颜料绘有太极图案。墓室长4米，宽1.96米，高1.79米。墓顶仅残存后室后半部，券拱砖石体共计四层，最内层用条石纵向错放砌筑；次内层部分用条石黏合砌筑，部分用青砖纵向立砌而成；次外层均为青砖纵向立砌；最外层为青砖纵向平铺。条石间用石灰糯米浆黏合，青砖之间用石灰黏结且多数放置有碎陶瓷片，砖规格：35×21×5厘米、35×21×6厘米、30×19×4厘米，券高1.56米。由于屡遭盗扰，墓内仅出土4件釉陶明器。谷仓罐2件，保存均完整，由器盖和器身组成，器表施酱色铅釉，器盖带尖纽，器身直口，圆唇，短颈，圆肩，圈足。梅瓶2件，颈部以上残缺，器型一致，鼓腹，束腰，喇叭口圈足，红胎，通身施铅绿釉。此次发掘的这座明代墓葬建造规模虽不大，但内部结构保存较完整，装饰精美。从墓葬形制结构看，与成都红牌楼、新北小区、沙竹苑、土桥等地点清理的明代墓葬较为一致，属于成都地区典型的蜀藩太监墓，结合周边区域以往曾发现同类墓葬的情况，这一带可能属于蜀藩太监的某个墓区。根据墓室后龛的题记内容可知，墓主人约葬于明宪宗成化十五年（1479），即蜀惠王朱申凿在位期间。惠王陵在今龙泉驿区洪河镇，该墓地理位置与之相距较远，是否仍处于惠王陵的陵区范围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明确。另外，墓室后壁装饰太极图案，后龛龛檐匾额处篆刻“净乐宫”三字，表明墓主人生前可能还与道教信仰有密切联系。五星村明墓的发掘为研究明代的四川社会和蜀藩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三、尖山子窑址、玉堂窑遗址的考古成果是四川陶瓷考古的新内容，为探讨成都地区唐宋时期陶瓷业生产的工艺源流与产品流通等课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尖山子窑址位于邛崃市临邛镇西江村三组，东南方向距村公路约200米，再往东即为西河（䢺江），南与村落相邻，南距西桥约900米，距十方堂窑址约3500米，西距邛（崃）水（口）路约600米，西南距大渔村窑约2900米，北距王山墩约500米，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03°26′42.9″，北纬30°25′47.4″，海拔512米。2013年4月，为配合邛窑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揭示尖山子窑址的文化面貌与内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邛崃市文物管理局联合对该窑址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获得了一批重要资料。窑址现存2个窑包，大体呈东西向分布，偏东编为一号窑包，偏西编为二号窑包，窑包之间有涧槽相接，四周为农田，种植油菜、玉米等作物。一号窑包为一平面近椭圆形的土堆，东西长约30米，南北长约40米，高约4米，占地面积约916.6平方米，窑包上种植少量农作物，分布有零星的现代坟墓，地表和断面可见到大量的窑业废品堆积。二号窑包较小，为一平面近圆形的土堆，直径约12.5米，高约2米，占地面积约122.7平方米，窑包上种植少量农作物，地表和断面亦可见到大量的窑业废品堆积。此次调查采集的遗物有瓷器和窑具两类，其中瓷器的数量较多，器型可辨有碗、杯、盏、钵、盆、盘、灯碟、罐等，瓷胎一般较厚重，烧结程度高，叩之有清脆声，多数胎体呈暗红色或浅灰色，少数呈深灰色，碗、盘、杯等小型器皿的内壁和外壁大部分胎面挂有化妆土，化妆土泛灰白或粉黄色，施釉的范围基本只覆盖于化妆土之上，釉色可分淡青、青灰、青绿、酱青等几种，胎釉的结合程度较差，常见釉层脱落的现象，质量较好的釉面玻璃质感强，可见细小的冰裂纹开片。器表不流行装饰，几乎均为素面。窑具包括支柱、支钉、垫圈三类，未发现匣钵，以支钉的数量最多，应用最普遍，故碗、盘的内底多残留有一周支钉痕。根据对采集遗物的研究，初步判定尖山子窑的年代在盛唐时期较为恰当，即公元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中叶。就目前已掌握的资料表明，与尖山子窑文化特征和时代相近的窑址还包括成都青羊宫窑、邛崃瓦窑山窑、邛崃大渔村窑、崇州天福窑、灌县金马窑、江油青莲窑等。这些窑场的地理位置比较分散，生产规模偏小，延续时间短，装烧中尚未使用匣钵而均采用裸烧工艺，且常见以支钉作间隔具，产品主要是日用的碗、盘、罐等器物，种类相对不够丰富，器表则以通体素面者居多，体现了川西早期青瓷窑场的基本面貌与状况。尖山子窑作为当中的重要代表之一，为研究和探索川西平原窑业的创建与发展轨迹、窑场间的传承与相互影响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玉堂窑遗址位于都江堰市西南的玉堂镇凤岐村、凤凰山浅丘山地之中，距都江堰市区约10公里，山地地势西高东低，海拔715至825米。遗址内现存窑包17座，2002年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7月9日至31日，为配合制定玉堂窑的大遗址保护工作规划，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都江堰市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对玉堂窑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此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确认玉堂窑保存最完好的马家窑包（编号Y6）的遗存分布范围，但由于时值雨季和汛期，加之窑包内植被茂密，做全面试掘的条件尚不具备，故我们将工作重点选择在窑包的北面区域，开挖了一个3×5米探方（编号2013YY6T1），加上局部扩方，实际试掘面积约25平方米，揭露出建筑活动面、灰坑、灰沟等遗迹现象，同时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出土物。由于此次发掘的T1面积很小，揭露的遗迹现象并不丰富，仅发现灰沟1条（编号G1）、灰坑1座（编号H1），另外在探方的东北部揭露出一片房屋建筑的瓦砾活动面（编号F1）。G1位于T1西北部，东北—西南走向，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第4、5层和F1，开口距地表深约0.36米，受发掘面积所限，仅揭露了局部一小段。沟体平面呈长条形，斜壁弧底，揭露部分长2.74米，深0.08米，沟内填土呈灰黑色，出土少量碎小的瓷器残片。H1位于T1南部，叠压于第4层下，打破第5层和生土，开口距地表深约0.6米，受发掘面积所限，未完整揭露，南面一部分位于探方之外。坑体平面形状不规则，斜直壁平底，揭露部分南北长2米，东西宽1.9米，深0.3米，坑内填土呈暗褐色，包含少量青灰色黏土，夹杂碳屑、烧土块、砖瓦、陶器、瓷器和窑具残片，可辨器形有碗、盏、器盖、炉、罐、盆、支钉、垫具等。F1位于T1东北部，叠压于第3层下，打破第4层，其西北部被G1打破，开口距地表深0.32～0.48米，受发掘面积所限，未完整揭露，往东向探方外延伸。属于人工铺筑的瓦砾活动面，可能属于房屋建筑的一部分，堆积紧密，厚0.03～0.05米，表面可见到密集的陶器、瓷器和窑具残片以及砖瓦残块，可辨器形有碗足、壶流、垫圈、支柱、垫板等，中间部分有一处用大小不一的卵石堆积形成的环状体。出土遗物可分瓷器、陶器、窑具、建筑材料四类，以瓷器的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可辨碗、盘、盏、盆、碟、瓶、器盖、炉、急须、罐、注壶、器柄等，均为日常生活用具，瓷胎一般选用当地黏土，制备胎料后拉坯成型，胎体烧结成程度都很高，质地坚硬，胎色有灰、灰褐、黑、黑灰、红、棕等之分，有的胎体表面挂有白色或灰色化妆土，外壁化妆土多挂半截不及底，施釉的范围仅覆盖化妆土，釉色有淡青、青绿、青蓝、酱、酱黄、白、黑等色，大部分釉面呈乳浊失透状。瓷器表面以素面无纹饰居多，极少数可见到绿色彩绘和出筋等装饰做法。此外，碗、盘的内底通常残留有支钉痕或石英垫烧痕。玉堂窑马家窑包此次试掘的地点应处在窑场的作坊区范围内，其文化遗存可以分作两期，第一期以T1第5层和H1为代表，年代在北宋晚期；第二期以T1第3、4层和G1、F1为代表，年代主要在南宋。在装烧工艺上，第一、二期的共同特征是瓷器大量采用明火叠烧，匣钵的使用量很小，二者的差异则体现在釉色品种和间隔窑具的使用方面，第一期大量生产乳浊釉瓷器，器物之间通常以齿状支钉作间隔，第二期主要生产透明白釉瓷器，通常以垫圈和石英砂堆作间隔。乳浊釉瓷器在晚唐五代之际首先在十方堂邛窑一带出现，并且在整个两宋时期都很兴盛，齿状支钉也是十方堂邛窑从始至终一直流行的窑具，因此玉堂窑马家窑包的第一期文化遗存应与十方堂邛窑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透明白釉瓷器以垫圈和石英砂堆作间隔，这种方式在都江堰金凤窑、彭州磁峰窑和成都琉璃厂窑极为普遍，因此玉堂窑马家窑包的第二期文化遗存应与上述三座窑口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
另外，位于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西城墙外侧150～300米处的台地之上的祝坟园遗址范围内也发现有较多的汉代、宋代及现代墓葬，在台地南部及东部边缘地带发现陶窑遗址2座，对南边的1座进行了清理，窑室底部出土有汉代及宋代砖成品，表明其年代上限可以早至东汉时期。四、四川大剧院、成都体育中心古遗址等成都市区中心的考古新发现，是成都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探讨历史文化名城及古都成都的城市演进历程提供了标尺性的参照坐标。而金堂县怀安军遗址的考古成果不仅是成都平原军事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也有助于四川地区宋代历史和城市考古研究的深入化
四川大剧院工地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西临人民中路一段，东临东华门街，南临蜀都大道人民东路段，北临四川省煤监局家属楼。这一地带在历史上曾属于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亦为明代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块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300平方米，揭露出较为丰富的文化遗迹现象，包括灰坑、灰沟、城墙、角楼、道路、排水沟、房屋、水井等，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钱币、建筑材料等文化遗物，所属时代涵盖战国、西汉、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时期，连续性极强。明代遗存包括蜀王府皇城萧蔷（编号Q1）的东段、南段及交汇处的角楼，以萧蔷的东段保存较完好，现存墙基部分。东墙基槽系在元代地层层表开挖的基槽，基槽平面呈长方形，剖面为梯形，上口宽15.8米，下底宽13.8米，深2.2米。为平铺夯筑，分为19层，厚度15～20厘米，主体为暗黄色黏土，有的夯层之间可见有明显的夯窝，夯窝一般呈圆形，直径约35厘米。基槽底部的黏土层之间间隔有瓦砾铺筑的散水层，厚度约5厘米。东墙墙体包括土墙、外包砖和内包砖三部分，土墙宽度约4.6米，外包砖体的厚度约4.3米，内包砖体的厚度约2.4米。墙砖为长方形素面青砖，规格主要为38×23-10厘米。角楼位于东、南墙的交接处，仅存砖筑的基础部分，南北残长2.65米，东西残长4.5米，残高0.8米。元代遗存包括整个发掘区的第④a层及部分遗迹单位，第④a层的局部堆积可达1米左右，揭露的遗迹现象主要为灰坑，出土遗物较多，以瓷器为主，器形以碗、盘、盏、罐、香炉等比较常见，外地窑口可辨景德镇湖田窑、龙泉窑、钧窑、磁州窑等，其余为本地窑场（如琉璃厂窑等）的黑釉、绿釉及酱釉制品。南宋时期遗存包括整个发掘区的第④b层及部分遗迹单位，第④b层的堆积不及第④a层广泛，堆积普遍较薄，揭露的遗迹现象主要为灰坑和排水沟。其中的H13较为特殊且重要，目前发掘面积有限，仅揭露出位于探方TN03W03西北角的一部分，坑内填土为分层夯筑，推测可能系某个大型建筑的基槽。
排水沟发现一条（编号G1），为砖筑，揭露长度约13.2米，宽0.8米，残深0.3米。出土物以瓷器最常见，所属窑口十分丰富，有邛窑、琉璃厂窑、金凤窑、磁峰窑、西坝窑、定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等。隋唐五代时期遗存即发掘区的第⑤层，遗迹现象主要为灰坑和水井，另外还揭露出道路两条（编号L1、L2）和房屋两座（编号F1、F3）。L1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中部，开口于第④b层下，打破第⑤层。东北—西南走向，方向约30度，揭露长度19.5米，宽5.5米，以中段和北段保存情况稍好。砖土混筑，路面中部用瓦砾堆积铺筑，两端使用长方形素面砖包边，两侧均有砖砌排水沟，以道路西侧的排水沟保存最为完好，沟口宽0.45米。L2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东部，平面位置上往西与L1相邻，开口于第⑤层，打破第⑥层。东北—西南走向，方向约30度，揭露长度19.5米，宽5.5米。路面为瓦砾铺筑，东侧为砖砌排水沟。水井发现不多，以J9最具特色，方形土圹，井体为砖筑，平面呈八角形，横丁间隔垒砌，残深约2.8米。井体局部使用了特制的方形砖，表面刻有“官”字和顺序编号。J9的年代约在前、后蜀时期。灰坑的数量较多，以H64较为重要，平面呈不规则形，填土为黑褐色，出土大量的青羊宫窑瓷器，可辨有碗、盏、杯、高足盘、盘口壶、盂、钵、罐等，另伴出有少量的支钉。H64的年代约在隋至唐代早期。隋唐五代遗存的出土物数量多，类型丰富，主要为瓷器和陶器，前者所占比例很大，以成都平原附近的邛窑、琉璃厂窑产品最常见，另见有北方窑场的邢、定窑白瓷片，数量稀少。此外，在编号H81的灰坑内出土1件红砂石质的力士造像。南朝时期遗存即发掘区的第⑥层，遗迹现象主要为灰坑和灰沟。东晋、南朝遗存的出土物有陶器和瓷器两大类，前者所占比例很大。陶器的器形组合常见碗、钵、盏、盆、双耳罐、双耳壶、釜、甑、盘、灯等；瓷器均为青瓷，以长江中下游窑场制品为主，本地制品为青羊宫窑所烧造，二者区别明显。器形可辨碗、杯、盏、盘口壶、唾壶、砚台等。除陶器和瓷器外，还出土了较多的建筑构件，如瓦当、筒瓦、板瓦等。汉晋时期遗存即发掘区的第⑦、⑧层，遗迹现象主要为灰坑、灰沟、房屋和水井。灰坑以H99最具特色，位于整个发掘区的中部南侧，叠压于第⑦层下，直接打破生土，平面呈椭圆形，坑内填土为青灰色，夹杂红烧土颗粒和炭屑，出土石犀一件，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达8.5吨，为红砂石材质，通体呈侧卧状，头东尾西，伴出遗物还有少量的陶器和建筑材料，有折腹钵、绳纹瓦、花纹铺地砖等。房屋以F2的发现最为重要，其位于发掘区西部，东南侧与出土石犀的H99相距不远，为一座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因发掘区域受限及晚期文化层和遗迹的破坏，具体范围与面积均已不明，平面上残存夯土垫层和三排柱础坑，夯土为黄褐色花土，带一定的黏性，质地紧密较纯净，包含少量的烧土颗粒和炭屑，柱础坑有两种，均开挖于夯土层之上，一种坑内放置青砂石板，石板呈方形或长方形，厚约20厘米；一种为卵石和砖瓦堆积的所谓“磉墩”。根据柱础坑的排列位置判断，建筑的布局应为西南—东北走向。出土遗物以陶器和建筑材料为主，前者多为泥质灰陶，夹砂陶的比例很小，多数陶器带有黑色陶衣，并有打磨抛光的做法，可辨钵、灯、罐、盆、釜、甑、瓮等，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瓦当、花纹铺地砖、文字铺地砖等，瓦当的数量很多，以云纹居多，类型丰富，少数当面有涂朱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除云纹瓦当外，还发现少量的莲花纹瓦当。先秦时期遗存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和遗迹单位，遗物多出自第⑦、⑧层。以火候较低的夹砂陶器为主，可辨高柄豆、圈足豆、圜底釜、鼎足、尖底盏、钵、瓮等。
本次工作明确了明代蜀王府萧墙的位置、走向与具体修建方式，其东墙位于今东华门街西侧，与之紧邻并平行；南墙位于今人民东路北侧，与之紧邻并平行，纠正了《成都城坊古迹考》中的错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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