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琛云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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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试读：
基金项目
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项目
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
协同创新中心支持计划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宋代历史文化”支持计划
2012年度河南省博士后基金项目并承蒙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特此致谢
序言
今有同窗之好，古有同年之谊，从古至今，因科论交、缘学成友是仕宦之间拓展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同榜及第的进士同年关系是科举时代的产物，它既是仕宦之间赖以交往的一种途径，也是促成唐宋以降仕宦频繁结党与结社的一种因素。这种因科考结成的人际关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唐宋以降历朝历代朋党政治的独特视角。它不仅是了解士大夫阶层社会交往的很好门径，也是考察当时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宋代社会相对松散，社会流动性大增，门第的庇护既已失色，更兼寒素登第者不在少数，寻求可以引为奥援的关系则成为必然的选择。在“举世重交游”（范质《戒儿侄八百字》）的时风中，同年关系自然更不会被忽视，“同年录”的出现显示了宋代社会的这一流行色彩。
朋比联党是古代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征，从两汉到明清，虽然时移世易，朝野士人构党的热情却似乎少有改变，只是时代的变迁，其联结朋党的方式与途径有所不同。科举制度下的同年关系是士宦社会关系的重要层面，其产生的作用或影响难以一言概之。唐代缘科举而出现的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一度成为新兴官僚集团结党自固的重要途径。在党争风起云涌的北宋政坛，“朋党”问题尤为突出，欧阳修为“君子党”正名的名篇《朋党论》正是这一现象的产物。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异，科场师生、同年等关系对朋党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其间与同年政治的关系，则需仔细分析。作为导致党争激化的间接或隐性因素，进士同年关系之于士大夫朋党政治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从宋仁宗前期的景祐党争和庆历新政，到神、哲时代的新旧党争，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争都有同年构党之嫌。琛云的著作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深入地揭示北宋进士同年与朋党政治的关系，对于北宋政治文化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琛云的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比答辩时的质量又出彩不少。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延展性的探讨，展开了许多前人少谈或未曾涉及的话题。作者观察到，从唐宋到明清，人们对进士同年关系的认知不尽相同，进士同年关系在北宋朋党政治与士林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也不尽相同。众多个案研究所揭示的士人群体、人事关系、政治斗争、诗文唱和等都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北宋一朝士大夫朋党政治复杂多变的特点，也显示出作者试图以进士同年关系为切入点，从整体上把握北宋的政治文化特性。从解读进士同年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及其价值取向的运用来看，展现了作者结合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的努力，具有新意的论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顾炎武较早注意到了“同年关系”对朋党的政治影响，对这种关系带来的“私恩结而公义衰”的后果表示了忧虑（《日知录·同年》）。20世纪的学术界也关注到这个问题，然而论著稀少。4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分析唐代牛李党争时认为，科举制度所衍生的座主门生及同年关系对唐中后期的党争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90年代中叶，香港学者何冠环先生在其《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中讨论了几位出身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榜的政治人物通过同年关系结党的史实。琛云博士《北宋科甲同年关系与士大夫朋党政治》这本厚重的专著出版，无疑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科举制度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每榜录取人数数倍于前朝，然而在史籍中却缺少关于进士同年的集中记载，琛云博士搜集整理了文献中的各种碎片化信息，对这一论题力求做出相对全面、深入且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从叙事行文来讲，艰涩难读已成为史学著作的一大通病，如何将作品撰写得流畅而不失研究本意，则是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作者希望重拾史学叙事文质并重的传统，在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同年关系与朋党政治”这一课题牵扯面广，内容庞杂，研究起来具有挑战性。尽管琛云博士的书稿已经对许多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无疑仍有可供拓展的空间。从时间的维度而言，可以顺延至南宋时期；就内容的广度而言，可以将研究领域向普通科举士人群体扩展。如果说，顾炎武对因科举而结成的某种关系的看法大体是负面的，那么，同年关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宋代的情况到底如何？或许是读者有所期待的。
琛云勤奋质朴，事业有成，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毕业六年之后，将长期思考并修订后的博士论文交给母校出版，作为老师，自然十分高兴。欣然作此序文，愿与琛云共勉！刘复生2015年2月初
绪论
一、选题缘起科举是隋唐以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制度之一，因此，一直以来，科举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科举制度的论著层出不穷，研究的范围几乎囊括了与科举有关的所有论题。然而，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进士同年关系，却很少有所涉及。著名的科举史学者刘海峰教授在21世纪初曾指出：“就同年进士的关系作政治学研究，目前仅有何冠环于一九九四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七百二十五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作过同年关系的研究。至于明清乡试举人榜，材料更多，更是无暇顾及。”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并未有明显改观。进士同年关系不被学界重视并不等于其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相反，在科举时代，同年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有着相当影响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同年”一词在古代社会中适用范围的变化方面就有所体现，如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的时代，“同年”一词普遍用作同龄的代名词，在隋唐以来的科举时代，“同年”则成为同榜进士之间的专用称谓，而用“齐年”“同甲”等词代指同龄之人。称谓方面的细微变化足以反映同年关系在科举时代的重要性。
鉴于此，本书在对北宋进士同年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将着力对同年关系与北宋政治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探讨，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中，将上溯至唐代。本书无意渲染或夸大同年关系在社会生活及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与影响，而是力图通过对史料的考辨与分析，勾勒出北宋同年关系的本来面貌及特点。二、同年关系介说
1.同年之谓
所谓同年，即指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进士。从科举史的角度出发，同年是专门表征进士之间同榜关系的一种称谓，同榜进士除了互称为同年外，还以年兄、年丈等相称。如苏轼在《贺彭发运启》一文中称同年彭次云为“发运吏部年兄”。据陈曦钟先生考证，明代同榜进士之间多互称“年丈”，并列举明人钟煜在其文集《隐秀轩集》中多称同年为“年丈”。
另外，史料中常将同年称为“同年生”，如《宋史·臧丙传载》：丙太宗时知辽州，“与监军不协，一夕剚刃于腹而死，事可疑”，“同年生冯汝士以秘书丞知石州”，为言于朝，“乞按治”。按臧丙与冯汝士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同年生”即为“同年”之别称。
在文献中，“同年”除了表示科举同榜进士间的关系外，还有以下几种含义：
其一，表述时间之术语。将“同年”一词用来表示时间，不仅是今人的习惯，古人也是如此。如《史记》卷6载：“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其二，用于指同龄之人。如《资治通鉴》卷61载：孙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舒人周瑜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按孙策与周瑜同生于公元175年，这里的“同年”即同龄之意。又如《晋书》卷77载：“顾悦之字君叔，少有义行。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此“同年”亦同龄之谓。同年用以代指同龄多在隋唐以前，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同年”一词专门用于指同榜进士，为免混淆，时人用“齐年”“同甲”等词代称同龄之人。《旧唐书·武元衡传》载：“始元衡与（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这里的“齐年”即指同龄。宋人也经常以“齐年”代指同龄，史载熙宁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吕恵卿当政，“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为冯京也。京、安石皆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南宋人楼钥在为其堂妹撰的墓铭中称其妹与他生“齐年而后一月”。明人祝允明在好友李浩的墓志中称李浩夫人生“与公齐年，诞稍迟”。可见，在科举时代，“齐年”一词替代了“同年”而成为表示人们之间同龄关系的常用词。除了称同龄为“齐年”外，有时还用“同甲”代称同龄，如宋神宗熙丰年间，在洛阳赋闲的文彦博等人举办同甲会，以贺同生之喜，史载：“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总之，在科举时代，“同年”不再有同龄之意，而专门用来指进士间的同榜关系。
2.从“同年”的适用范围及同年录的修撰看同年观念的历史变迁
从唐宋到明清，同年的内涵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唐时，凡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且及第者均互称同年，另外在唐代，同举制科者也称同年。宋代自太祖创立殿试制度以来，只有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并赐及第者方互称同年，参加省试或殿试而被黜落者与及第者只叙场屋之旧，不讲同年之谊。另外宋代制科取士甚少，且不常设，一度对唐代党争产生影响的制科同年在宋代很少被提及。到了明清，“同年”一词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不仅殿试及第者互称同年，共同参加过乡试（宋时的州府解试）、会试（宋时的省试）的士子亦互指为同年。
明清之际不仅同年称谓的适用范围扩大，而且，作为叙同年之谊的依据，各种同年录也大量出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上百件明清时期所修的各种同年录几乎将科举制度中各个层次的考试都涵盖了。如《嘉靖癸丑科进士同年便览录》《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同年序齿录》《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进士同年录》等均是为殿试及第进士所修。不仅正式及第进士有同年录，就是尚未正式及第的会试贡生乃至乡试举人也纷纷修同年录以志纪念，如《道光二十年庚子科会试同年齿录》《光绪六年庚辰科会试同年齿录》《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南乡试同年齿录》《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山西乡试同年齿录》等即是此类。不仅正式的科举考试考生修有同年录，就连在清代泛滥的拔贡、恩科等非正式的人才选拔活动在事后也修同年录，如《雍正十二十三年寅卯拔贡同年序齿录》、《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同年齿录》等。人们对于同年录的偏爱并没有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改变，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几件民国时期修的同年录就是明证，其中一件是1936年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高等考试同年会，会后修《同年通讯》录作为纪念。另一件是1946—1947年间举办的民国17年（1928）外交官考试同年会，会后编有《会员通讯》录。这里的《同年通讯》《会员通讯》等其实就是同年录。
同年录实际上就是同榜进士个人简介的汇总，是同年关系存在的文字依据。从现存于《四库全书》中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可以看出，同年录一般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及第进士的姓名、及第名次、籍贯等略做介绍，相当于题名录，如在介绍该榜进士朱熹时称：“朱熹，第五甲第九十人，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祖居徽州婺源县。”第二部分的介绍较为详细，“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曾祖绚，故不仕，祖森，故赠承事郎，父松，故任左承议郎，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自为户。”这一部分是朱熹本人及祖宗三代基本情况的介绍，类似于个人小档。整个同年录更像是政府为了掌握即将入仕的新科进士的基本情况而编修的个人档案，只不过是将它们汇总成册而已。从探究同年关系的角度出发，这样一份档案性质的资料的研究价值并不大，毕竟同年关系刚刚成立，同年之间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关系，这样的同年录不能显示同年交往的情况，它只是同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完整流传下来的宋代进士同年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同年小录》两种，四库馆臣在《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中称：“宋代《同年小录》今率不传，惟宝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三人为世所重，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讲学家亦递相传录。”正如馆臣所言，这两种同年录得以传世，不是因为时人重视同年关系所致，而是该榜中有对当世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的缘故。可见此类官修同年录既不能反映当时人们的同年观念，对我们今天进行同年关系研究的参考价值也十分有限。宋代官修同年录难以体现同年观念，而像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同榜进士为了增强同年友情而私下修撰的同年私录在有关宋代的文献中却难觅其踪，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两宋与明清时期人们在同年观念方面的差异。
与两宋鲜有私修同年录的情况不同，明清时期，不仅朝廷修有登科录，各级考试后，考中者多私修同年录，一般称为同年齿录、同年便览等，上面列举的明清时的各种同年录便多为私人所修。学者钱茂伟称：“登科录与同年齿序录都是廷试后编撰的，但性质完全不同。登科录是政府颁布的按成绩编排的进士名录，又称‘公录’；而齿序录则是进士私下按年龄编撰的名录，又称‘私录’。”“公录”与“私录”的最大区别在于：“公录”以名次排序，显示科举及第的高下次序；“私录”以年龄为序，体现了长幼有序的兄弟之情。正如明人刘节所言：“公录详制，私录详事；公录重礼，私录重情。”以年龄为序，将手足之情引入同年关系，从而加深同年感情，是“私录”的最大特点与主要功能。明人孙承恩说：“试录之刻，惟以名次为序，而弗论其齿，则少长错置，谓之弟兄也弗协。兹诸君子所以惓惓于齿之叙也。惟齿之叙，则长长而少少，真弟兄。”
这种以年龄为序的同年齿录被视为是增强同年关系的重要工具，孙承恩在《同年录序》中称：“惟古云同年有昆弟之义，夫萃异姓于一时，何谓昆弟也？而致其义欲如昆弟，则兹录之为也。”认为只有通过修撰同年录才能真正获得兄弟般的友谊。由于同年录有助于增进同年感情，所以士人屡修而不厌其烦。他接着说：“是故乡录惟其名，私录惟其齿，齿同者叙其月，月同者叙其日，合而观之，长幼秩秩，则百三十五人者，真昆弟若矣。匪直是也，具地具业即乡录也，具世具行即殿录也，不厌其重复，不嫌其赘琐，而着其号，列其子，则又二录之所无者，必欲申郑重恳到之意。凡可以维持而系属、而联络，俾无至于忽忘者，无不用其志，虑远而谋悉，谊笃而情真，将俾家藏而世讲焉。兹录之用意不其厚哉！”时人崔铣在《乙丑同年便览录序》中也强调了同年录之于同年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同年有世讲之义，自吾之身而即忽且忘焉，至薄也。过其里庐而若罔知途之人也，以同年流而为途人，其可悲也已。是故开卷之际，存者没者。升与沉者，感其所遇之异而吾则无异视也，率吾党而敦友道者，必是录矣。”
明人对同年录的重视与商品经济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在金钱的诱惑下，社会上见利忘义的现象越来越多，一些有见识的士大夫主张通过修同年录等活动来加强联系、增进友谊，进而敦厚风俗，以期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韩邦奇称：“夫乡试有录矣，复录此者，存厚也。宋儒有言，士以忠厚为本，厚者，万善之基，百行之首也。是故厚于国者，臣之忠者也；厚于家者，子之孝者也。是录也，诸君子朋友之厚者也，朋友且厚矣，而况于国乎？况于家乎？”
总之，同年称谓适用范围的扩大及同年录的广泛修撰，反映了明清之世同年观念已深入人心，同年关系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被认同的广度及深度都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从而也对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3.从传统的朋友观念出发解读同年关系的价值取向
按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归类标准，同年关系应属于朋友关系的序列，朋友关系虽位列“五常”之一，但却是五种基本人际关系中最边缘化的一种，它既没有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亲情关系，也没有君臣之间的利害关系。朋友关系既不是先天固有的，也不是后天强加的，是交往双方为满足某种需求而自愿结成的，它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些一旦形成就长期固定存在的关系不同，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往双方在心理上的认同感，一旦不再认同，朋友关系将会自动解除。宋人王回在《告友》文中说：“古之言天下达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义行而人伦立，五者义废，则人伦亦从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亲，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妇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从，以众心而然者也。是虽欲自废，而理势持之，何能斩也？惟朋友者，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举天下之人莫不可异。同异在我，则义安所卒归乎？是其渐废之所繇也。”
王回在这里对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加以分析，认为朋友关系最为松散，凝聚力最弱，最易破裂。同年关系则是一种没有感情相维、利害相系的纯粹的朋友关系，赖以维系的是同榜进士对及第的荣誉感和相互的认同感。它是最纯洁的友情，也最缺乏凝聚力。正因为此，同年之间可能建立终身不渝的、甚至延续几代的友谊；而同年之间互不相识，至老无交的情况在同榜进士剧增的宋代更是普遍存在。同年关系是科举时代一种特殊的关系，由于其特殊性，它可能在少数人之间促成深厚的友谊，却无法造就一个庞大的士林群体或政治集团，即使在宋代这种大规模科举取士的环境下也是如此。可见，仅系于义的朋友关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关系面前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亲情与利害是对人际关系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几乎一切交往行为都是围绕这两个因素进行的。朋友一般指与亲人之外的人的关系，当然不包含亲情。朋友交往中也有利害的因素在内，但在崇尚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那里，相交以利是小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不是真正的朋友之交，只有以义相聚的君子之间才会形成真正的朋友关系。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朋友关系被视为是义而非利在社会交往中的延伸。作为朋友关系的一种，同年关系当然是以“义”为价值取向的。
4.社会学视野下的同年关系
同年关系是指同榜进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学中的人际关系之一种。社会学家对人际关系有多种界定，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特点：一、人际关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二、主要表现为人们心理上的关系与心理距离的远近；三、人际关系一般指与亲人以外的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总和；四、人际关系的形成需要有直接的共同活动为基础；五、人际关系是一种具有强烈认同性的社会关系等。
同年关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的这些特征同样可以适用于同年关系。同年关系是指同榜进士之间的交往关系，他们有同年及第的经历，且对这种经历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同年关系是一种非血缘性的人际关系，没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亲情为基础，主要依靠通过心理认同而存在的友谊来维系，因而心理认同是同年关系得以成立及维持的最重要的因素。
基于同年关系的这些特点，本著作运用社会学界流行的初、次级社会关系的分类法对同年关系做一简单的定位。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根据亲密程度将社会关系分为初级社会关系与次级社会关系，初级社会关系是“人类最早形成、个人最早加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它包括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它“是在人们大量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是以直接的、面对面的带有情感的交往为基础的。因此，初级关系更为密切”。与初级关系相比，次级社会关系要松散得多，它是“人们后来通过广泛参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不太亲密的社会关系。一个人走出家庭和他生活的小社区后，为了工作或事业而同他人交往，参与一些社会组织，如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多属次级社会关系”。
按照库利的观点，通过后天的社会活动形成的非血缘性的同年关系就是“不太亲密的”次级社会关系。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同年关系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远远弱于血缘、姻亲甚至地缘关系了。
库利关于社会关系的分类法被运用于人群的分类中，如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引用库利的观点将群体分为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他说，“初级群体又称直接群体、基本群体，它是指成员间有着面对面的直接的交往，具有密切的人际关系和私交浓厚的感情色彩的群体。如家庭、邻里等”。“次级群体又叫间接群体或次属群体……它的成员之间关系较间接，感情色彩较淡薄。”
社会关系与人群的初、次级划分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即并非所有的初级关系都存在于初级群体中，次级群体中也能产生初级关系，次级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基于个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利益而结成的密切关系就是一种初级关系。以同榜进士这个群体为例，就全体同榜进士而言，由于他们缺乏紧密的联系，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属于次级群体，而就少数关系密切，接触频繁的同年而言，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关系属于初级关系。正因为如此，虽然北宋同年关系从整体上看似一种没有什么影响的相当边缘化的人际关系，但似乎每一榜进士中总会有一部分同年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对社会与政治产生着影响。
总之，将社会学中的初级社会关系、次级社会关系、初级群体、次级群体等概念引入同年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有利于更清晰、更准确地为同年关系进行定位，而且可使具体的论述更深入、更透彻。
5.同年关系对士大夫交游活动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同年关系在士大夫交游活动中十分活跃，从士人之间的诗歌唱和到书信往还，从官场中的迎来送往到私人生活中的欢宴聚会，几乎处处都能发现同年关系的踪迹，同年关系是北宋士大夫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
活跃于士大夫交游活动中的同年关系对北宋政治生活的影响相对较小，至少从现存的史料看是这样的。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士大夫既是文人又是官僚，同年关系活跃于士人交游之中是作为文人的士大夫风雅本色的体现，与主导社会交往活动一样，拥有双层身份的士大夫同样是官场生活中的主角，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很多关系都会通过影响士大夫的官场行为进而对当时的政治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诸如亲属关系、婚姻关系、同僚关系，甚至连同乡、师生这种相对疏远的关系都被纳入了官场回避的范围，独独对科甲出身的士大夫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得到他们普遍认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同年关系被排除在回避范围之外，统治者这种置之不理的态度反映了同年关系的确不会对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一种在士大夫交游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际关系在同样由士大夫组成的官场中“不受重视”呢？这不仅与同年关系本身的特征有关，而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同年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基本人际关系之一的朋友关系的一种，是以“义”而非“利”为价值取向的。“义”是朋友关系的核心，就像父子、兄弟关系中的亲情一样，是不可取代的，一旦放弃“义”而追逐“利”，那么朋友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关系都与“利”无关，不过至少在以君子自许的士大夫看来真正的朋友关系不应该有利害掺杂其中，士大夫关于朋友关系的趋“义”的价值取向也许是他们不愿意将同年关系引入充斥着利害关系的官场的主要原因。
同年关系政治影响力的微弱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士大夫的从政环境有关，一般来说，在政治斗争比较缓和的时期，同年关系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的从政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没有必要将同年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的人际关系引入权力场以谋求政治上的支持，毕竟，没有亲情与利益相维系的同年关系更适合于诗酒相随、长歌短啸的私人交游活动，在这里，可能会结成推心置腹、心照莫逆、一生相随的挚友，但是，仅靠只有通过心理认同才能感受到其存在的所谓的友谊来维系的同年关系与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权力场格格不入，除非这种关系被添加上利益的色彩。所以在北宋前期不存在大规模党争的情况下，同年关系基本上限于交游活动之中。在党争相对激烈的北宋中后期，同年关系的政治介入明显加强，面对残酷的官场竞争与倾轧，人们需要在亲情、利害关系之外构建新的关系网以增加竞争的筹码，如王安石面对旧党人士的攻击，不断地尝试利用同年关系以寻求支持。其实，纵观整个科举时代的同年关系，其政治作用一直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如在宦官专政及党争激烈的唐明两代，同年关系都曾对政治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诚然，在北宋时期，从总体上看，同年关系并未在政治中留下深刻的印迹，但毕竟构成这种关系的主体是一群身在官场的职业官僚，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同年关系引入官场，从而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突出地体现为对士大夫朋党政治那种潜在的牵引作用。三、学术史回顾
长期以来，科举制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科举制度的论著称得上是汗牛充栋。然而，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进士同年关系，却鲜有人论及。通过了解近30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可知迄今为止，以北宋时期的进士同年关系为对象的专题研究十分有限，不过一些相关研究对同年关系有所涉及。下面就对近年来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与述评。
1.专著方面
何冠环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宋初朋党与太平天国三年进士》一书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部从同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北宋朋党政治的专著。该书以宋初太、真两朝的政治斗争为依托，对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榜进士中的主要人物胡旦、赵昌言、李昌龄、冯拯等人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同年关系结党的过程做了探析。作者认为同年关系是他们在政治上联合的基础，同年关系通过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进而对宋初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同年关系的专著，是对唐史学者利用科举师生、同年关系解读唐代中后期党争问题的学术路数的延续，为我们从朋党政治的角度认识同年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受何著的影响，以某一榜进士为考察对象成为学者研究宋代科举文化的重要视角。如徐红女士的《北宋初期进士研究》与曾枣庄先生的《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前者以宋初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为主，专题探讨了北宋初年进士群体的地理分布、家世背景、婚宦交游及政治活动等，其中对同榜进士间的交游、联姻及政治互动等做了考察，不过该著作重在探讨兴国五年榜进士的政治成就，并未就他们之间的同年关系做专题研究。与徐著一样，曾著是以在北宋贡举史上另一榜有重要影响的进士群体为对象进行的专题研究。与在政治上显赫一时的太平兴国五年榜不同的是，仁宗嘉祐二年榜进士在文学与思想方面获得巨大成功，而曾著正是立足于这一点展开研究的。该著作对嘉祐二年榜进士中的主要人物在政治、学术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成就做了深入全面的探究，对该榜进士擅长于文的原因也做了分析，在某些章节涉及了部分同年之间的关系，但同样未就同年关系做专题性研究。
除了专题研究某一榜进士外，一些从整体上探究北宋党争、士大夫政治、士人文学与交游的学者在其著作中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进士同年关系。如余英时、罗家祥、沈松勤、王瑞来、萧庆伟、刘学斌等在讨论北宋党争与士大夫朋党政治时偶尔涉及个别同年进士间的关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熊海英在研究北宋文人集会的形式时对同榜进士间的期集聚会即同年会做了专门讨论。此外，一批研究宋代社会生活与科举文化的著作也对同年关系有所涉及，如朱瑞熙等主编的《宋辽夏金社会生活史》、陈高华等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日本学者近藤一成的《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高津孝的《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何忠礼的《科举与宋代社会》等，其中《宋辽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都对宋代同年进士之间的交游活动进行了论述，而《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科举与宋代社会》则从文学与科举的角度对同年进士间的交往关系加以探讨。
不过，上述著作多是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偶尔及之，并未对进士同年关系做有意识的、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
2.论文方面
除专著外，一些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硕、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有关于北宋进士同年关系的直接或间接的讨论，这些文章基本上属于个案研究，研究的对象多限于北宋时期的一些非常知名的科甲士大夫或士人群体。
学者们在考察北宋科举出身的知名士大夫的社会关系与仕宦经历时往往会涉及他们与部分同年间的关系。如欧远方、刘朴兵、刘广丰等在其文章中都谈到了宋初名臣王旦与寇准的同年之谊及其对真宗朝政局的影响。另外，王善军考察了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其中提到了王旦与同年苏易简间的儿女亲家关系。徐红在文章中对李沆、王旦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间的联姻关系做了考察，认为这种基于同年关系的联姻关系有助于强化该榜进士间的关系。在另一篇文章中，她考察了进士及第后的同年期会及相关活动，指出作为及第后形成的第一个交游圈，同年关系对新科进士的人际关系、仕途发展及家族通婚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王志双对以北宋名相吕夷简为首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原因做了考察，认为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座师门生及进士同年关系是维系该集团的重要纽带。
学者在考察北宋改革名臣范仲淹的从政经历、文学创作及交游关系时重点探讨了其与同年友人滕宗谅间的关系及其对“庆历新政”的影响。如王宽行等人从范仲淹做《岳阳楼记》的目的入手，对范仲淹与同年滕宗谅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析。方健从范仲淹的交游活动切入分析“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认为政敌利用范仲淹的交游关系炮制了朋党的罪名，借以攻击新政，其中范仲淹与同年滕宗谅的关系对新政的走势有重要影响。李迪对范仲淹与部分士大夫的交游关系做了考察，其中对其与同年挚友滕宗谅的交往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田苗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范仲淹与同年滕宗谅的交游关系做了考察。焕力以发生于“庆历新政”期间的腾宗谅挪用公使钱案为主线，考察了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强烈的政治争议及其影响。虽然作者并未直接涉及同年关系，但由于新政主持者范仲淹与事件主角滕宗谅为同榜进士，且关系密切，而政敌正是利用这种关系大做范仲淹的文章，因此该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同年关系对党争的影响。
朱贝贝对名臣胡宿的家世、生平、从政经历、社会交游及文学创作等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其中涉及胡宿与同年宋庠、宋祁兄弟及叶清臣等人的交往关系。田园也在其学位论文中对宋庠与同年叶清臣、郑戬、胡宿间的诗歌唱和行为做了考察，指出唱诗活动有助于增进宋庠与同年间的友情。
仁宗天圣五年榜进士是继太宗太平兴国五年榜之后政治成就最高的一榜，素有“龙虎榜”之称，该榜进士间的关系也因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如屠青在学位论文中考察了该榜名臣韩琦与当世部分名公闻人间的交游活动，其中对韩琦与同年王尧臣间的交谊做了论析。张彦霞的学位论文分别从同年、婚姻、同僚关系等方面对韩琦的人际网络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文中具体分析了科举时代同年关系运行的基础，韩琦所在的天圣五年榜进士的基本情况，韩琦与同年王尧臣、吴育、赵概、文彦博的关系及该榜进士对北宋中期政局的影响等问题。不过由于不是专门研究同年关系的，所以对相关问题探讨不够全面与深入，如对韩琦同年关系的考察中，就漏掉了其与吴奎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盟友关系。另外，对该榜进士与北宋政局的关系的分析也不够深入。该榜进士中有多人仕至二府大臣，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这种成规模的盟友关系对北宋中期的政局嬗变与朋党政治有重要的影响，而至今此点尚未得到学界同仁的重视。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张彦霞还撰文对韩琦与同年的交游关系做了专题考论。除了韩琦，学者们还对该榜进士中另一位名臣文彦博及著名诗人梅挚与同年的交游活动做了探究，如耿纪平撰文考察了该榜名士梅挚的诗歌创作与交游活动，其中涉及他与同年韩琦、文彦博间的诗歌酬唱与交往活动。张娜在学位论文中对名臣文彦博的交游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其与天圣五年榜同年韩琦、包拯、梅挚间的唱诗与交谊做了专题探讨。
作为北宋文坛宗师与政界精英，欧阳修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人物，虽然目前尚未有关于欧阳修同年关系的专题研究，但在一些相关的研究中，也涉及了他与部分同年间的关系。如欧明俊与杨国安分别撰文考察了欧阳修与同年蔡襄、石介间的交往关系。另外，李峻岫考察了该榜名士石介的交游关系，其中涉及其与同年欧阳修、王拱辰的交往情况。除了直接考察欧阳修与同榜进士间的交往关系外，学者们在探讨北宋中期文人集团及士大夫关系时，也会有意无意地涉及文坛领袖欧阳修与同年间的关系。如刘磊、刘艳萍等人在探讨钱惟演守西京期间幕下文士间的交游关系时均涉及欧阳修与在洛任职的同榜进士尹源、张先、张谷等人间的交往活动，但也许由于作者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同年关系，所以并未对此作具体考察。李贵录以北宋名臣余靖、蔡襄的关系为主线，对发生于宋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的党争及涉党文臣之间的关系做了考察，其中涉及余靖与同年尹洙、欧阳修与同年蔡襄间的关系及对党争的影响。章文明的学位论文以欧阳修的社会关系与诗文创作为主线，重点考察了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首的文人群体集会及文学创作的情况，其中涉及欧公与同年间的诗文交往关系。
李双霜、王雪枝分别撰文考察了司马光与同年范镇、李大临间的诗歌唱和活动，指出唱诗是同年进士间进行交往及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刘丽丽在文章中专题讨论了司马光与同年范镇、石扬休间的交往关系，不过却将与司马光同榜及第的吕诲列入党友而非同年友，实际上吕诲也是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其与司马光的政治联盟正是得益于亲密的同年之谊。
改革名臣王安石的同年关系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李小兰、高琦在文章中考察了王安石与他的同乡兼同年董的关系。耿纪平撰文探讨了王安石与父辈友人的交游行迹，并对其父王益与同年谢绛诸子间的交游活动做了专题论析。杨恒平在考察桐木韩氏家族交游关系时探讨了韩绛、韩缜兄弟与同榜进士王安石、吕公著、王陶等人的交游关系。实际上，韩氏兄弟与王安石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交游方面，更反映在他们之间历久弥坚的政治联盟，正是政治上的默契配合，成就了影响深远的“熙丰变法”，而同年关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梁建国以号称“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之间在熙宁变法前后的关系为主线，对北宋中期京城士大夫间的交游活动做了考察。旨在分析政局变幻与党争对官场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其中涉及王石安与同年吕公著、韩绛、韩缜间的交往关系。另外，张新红对王安石与北宋中期政坛与文坛中的知名人士间的交往活动做了考辨。遗憾的是，该文并未涉及其与庆历二年榜同年间的交往关系。
作为北宋中后期士大夫交游圈的核心人物，苏轼的社会关系广受关注，相关成果相当丰富，其中也包括对同年关系的论述。如著名唐宋文学史学者王水照先生撰文对以苏轼为首的嘉祐二年榜进士的文学成就及影响做了深入的论析，其中专门就进士同年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同年关系“是封建时代的一种重要关系，无论对士人今后的仕途顺逆、政治建树、学术志趣和文学交游都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复杂影响”。文末还附有嘉祐二年榜进士名录及苏轼与同年交往的诗文，为我们研究该榜进士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刘焕阳在考察晁补之与苏轼的交游关系时追溯了其父晁端彦与苏轼的同年关系。李朝军也考察了苏轼与同年晁端彦及其子侄间的交游活动，并认为晁氏文人群体与苏轼间持久的交往关系正是建立在晁端彦与苏轼密切的同年关系之上。马斗成对眉山苏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做了考察，指出科场上结成的进士同年关系是苏氏婚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苏洵娶兄苏涣同年程濬之妹，而苏轼、苏辙兄弟又分别与同年曾巩、黄好谦及单锡之族联姻，这种基于同年关系之上的婚姻关系更为稳固与密切。莫砺锋对苏轼与主要政敌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剖析，其中包括与同年张璪、朱光庭、吕惠卿、林希、章惇间的恩怨关系等。其实苏轼与这些同年之间最初并无宿怨，甚至与部分人还曾长期保持友好交往的关系，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争的不断激化，才逐渐走向敌对。苏轼与同年间关系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党争对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梁建国以苏轼为中心，考察了北宋中后期东京士人间互访与集会的情况，其中涉及苏轼与个别在京同年的交往活动。田颖对苏轼与同年林希间的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指出两人间的关系经历了由交善到交恶的发展过程。
除上述受关注较多的名臣士大夫外，学者们还对一些影响较小的官僚士大夫的同年关系做了考察。如田苗华考察了赵抃与程师孟、何若谷、高赋等同年间的诗文交往关系。胡银元对名宦郑獬的生平、从政经历、思想特点、文学成就及交游活动等做了考察，其中涉及郑獬与同年滕甫、汪辅之等人的交游活动。张静撰文探讨了北宋中期文学名士王回、王向兄弟的生平及与同年挚友曾巩间的交游关系。
除了以人物为主线的专题研究外，还有一些从整体上探讨北宋党争、士人社会关系与交游活动的论文也涉及进士同年间的关系。较早的如程千帆先生等撰文对党争与文学的交互影响关系做了全面分析，其中涉及建立在师友、同僚、同年等关系之上的文人集团参与党争的问题。曾枣庄先生对宋代进士及第后由朝廷举办的系列期集庆典活动做了考察，重点分析了这些庆典活动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科举制度的不公平性。其实，尽管只有少数人能从中获益，而对于全体新科进士而言，还有一种意义，即包括闻喜宴在内的庆典活动实际上就是由官方主导的同年会，是同榜进士间建立交往关系的开始，对于同年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柳立言先生从科举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各种人际网络切入，探讨了科举对宋代明州地区士人家族兴盛与衰落的影响，其中提到了进士同年关系对家族发展的影响，但未做深入分析。此外，钱建状、王晓琦对两宋时期基于同榜进士间的期会活动——同年会的类型特点、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及功能影响等做了考察，指出同年会对于与会者的人际交往、仕途发展有重要影响。胡坤对宋代的荐举制度做了专题研究，其中涉及同榜进士间在官场中的相互荐举及对朋党政治的影响，但未做具体研究。崔延平从整体上对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交游活动做了考察，虽然涉及了个别同年间的交往关系，但对作为士大夫交游的重要方面即同年进士间的交游未做全面深入的研究，也未对由交游而兴起的党争问题做正面探讨。王连旗对嘉祐二年榜进士做了群体性研究，从整体上考察了该榜进士的籍贯、家世及其在政治、学术等方面的成就。虽然是针对同一榜进士群体的研究，但与徐红一样，并未就他们间的同年关系做专题性研究。
申宁的论文从整体上考察了北宋士大夫的交往关系，其中涉及家族、婚姻、同僚、师友等，但并未涉及影响甚广的同年关系。汪国林对宋仁宗时期文人士大夫间的集会唱和做了考察，其中涉及个别同年士人间以诗会友的活动。
以上从著作与论文两个方面对与本书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了介绍，学术史的回顾尽量做到一网打尽，若偶有遗漏，敬请指正。
3.学术史述评与研究前景展望
通过对学界相关研究的系统了解，不难看出，关于北宋进士同年关系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迄今为止，除了何冠环、张彦霞等少数学者分别从朋党与士人交游的角度对同年关系做专题研究外，其他论著多是在探讨相关命题时偶有论及，并非有意识的专题研究。而即便是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也基本上囿于对某一时段或个别人物的个案研究，缺乏从整体上对北宋时期进士同年关系做长时段的具体探究。另外，上面罗列的大量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某些名臣士大夫或个别人才鼎盛的榜次的考察，对于大量普通科甲士人及一般榜次的进士关注不够，而且大量成果是从文学而非史学的角度切入，重在探讨士人关系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缺乏从史学的角度揭示科甲同年关系的政治与社会影响，研究的深度有限。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学术界对北宋进士同年的研究存在整体研究不足、专题研究过少、研究对象狭小、缺乏长时段考察、偏重于从文学的角度考察进士间的交游关系，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解读同榜官僚士大夫间的互动及其政治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关研究的深度不够。
对作为科举时代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进士同年关系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关注，就笔者理解，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两宋绝大多数进士登科录都已亡佚，这直接导致进士同年关系的研究无从着手，龚延明先生在《宋登科记考·序言》中称：“两宋举行过118榜科举考试，除了南宋绍兴十八年、宝祐四年两榜保存了完整的登科录，以及太祖开宝六年，由于《太平治迹统类》保存了完整的一榜进士登科名录外，其余115榜登科录和完整的进士名录都未能保留下来。”登科录是由朝廷统一编撰的进士同年录，作为研究同年关系最基础的史料，同年录的缺位是同年关系无人问津的重要原因，所幸的是，浙江大学古籍所用了近20年时间编修的《宋登科记考》已经问世，它的出版无疑会大大推动宋代进士同年关系的研究。
其次，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同年关系的研究价值较小。学者在选择研究领域时主要以所选题目是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依据。在宋代，同年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交游化的人际关系，它主要活跃于士大夫社会交往活动中，对政治的影响较小，因而难以引起学者的兴趣。
再次，就宋代社会史的研究而言，针对士大夫人际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尽管社会史已成为近年来宋史研究中的热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针对士大夫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同年关系作为士大夫人际关系的一种，自然难成焦点。
最后，史料方面的困难成为人们选择同年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又一障碍。翻阅宋代史料，几乎没有一部文献中有关于同年关系的系统论述，也难以找出相对集中的记载。与同年有关的史料多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宋代诗文集、墓铭碑传及笔记小说等史料中，搜集起来既费事又费时。不仅如此，绝大多数关于同年的记载，只是寥寥数语或一笔带过，常使人有啃食“鸡肋”之感。史料方面的困难也许是学者们在研究中避开同年关系论题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信息。首先，虽然专题研究较少，但随着政治史研究的深入与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与士人社会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北宋时期最重要的选官途径，大多数官僚士大夫由科举入仕，因此无论是研究士大夫政治，抑或是考察士人关系，进士同年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所以随着学界对士大夫群体研究的不断深入，进士同年关系会越来越受重视。其次，近十年来，有关科举与进士的研究明显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硕、博士学位论文以进士群体或某一榜进士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进士同年关系也成为这类研究的重要话题。总之，随着学界对同年关系相关论题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尤其是在《宋登科记考》出版以后，可以预见，进士同年关系将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作为学界关注较少的论题，围绕北宋进士同年关系，可做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深入的专题研究：（1）对北宋进士同年关系做整体研究，目前这类研究尚为空白。（2）以何冠环先生的研究为主要模式，以那些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榜次的进士同年关系为依托，深入探究某一时期的政治。纵观北宋时期的进士科榜，除了太平兴国三年榜外，太平兴国五年榜、淳化三年榜、咸平五年榜、天圣五年、八年榜、宝元元年榜、庆历二年榜、嘉祐二年榜、熙宁三年榜等均属于人才鼎盛的榜次，每一榜都有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中有重要影响的名公巨卿，通过探究他们与同年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时期政治与社会的认识。（3）将进士同年关系引入家族史的研究，探讨科举家族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将对单个家族的个案研究推向对整个科举家族的整体研究。（4）对进士同年关系做跨朝代的长时段研究。科举制度是隋唐以降历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而进士同年关系因受不同王朝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异，其范畴、内涵、影响等在唐代、两宋及明清时期均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对不同时期进士同年关系做对比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科举时代士人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而且可以深刻反观不同时期社会与政治的特点。四、史料运用
其实，关于同年关系的“政治性”不足的印象正是得自于史料。通过阅读宋代史料，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频频出现于士大夫交游活动中的同年关系，在政治事件中却很少被提及。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政史性质的史料中，同年之类的字眼出现的频率很低；相反，在宋代诗文集、墓铭碑传及笔记小说等大量记载士大夫社会生活及交往活动的文献中，与同年有关的史料却很丰富。本文所依托的史料主要来自于这些文献。
1.墓铭碑传
大量传世的宋代墓志铭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同年关系的史料，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的文集中有大量为同年撰写的墓志铭和神道碑。他们不仅为同年撰写墓志铭，而且为同年的亲友及自己亲友的同年撰写墓志铭。宋人十分重视墓志铭的撰写，欧阳修就认为报答知己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其死后序其文而撰其铭，使其名垂青史。司马光自称四十岁以后未尝轻为人撰铭，唯为同年好友吕诲撰墓铭。在宋人重铭与慎铭的情况下，因同年关系而撰写大量墓志铭的现象反映了宋人深厚的同年观念及同年关系对士大夫交往关系的影响。当然，墓志铭之于同年关系研究的有用性远不止此，更多的非因同年关系而撰的墓志铭中也保存着大量与同年相关的史料。总之，墓铭碑传是研究同年关系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2.士大夫间的信函
以书、启、简、帖等形式出现于宋人文集中的士大夫的私人信函中包含着丰富的同年关系的史料，同年之间的信函往来本身就是同年关系发挥作用的表现，信函中透露出的种种生活细节如问安叙旧、交流心声、品评时政等生动地再现了同年之间交往的过程。此外，序、跋之文也传递着同年交往的信息。
3.方志
丰富的宋代方志中自然也保存着不少与同年关系直接相关的史料，尤其是在考察那些相对次要的历史人物的同年关系时，方志中的人物传记更是唯一可用的史料。不过，本书对方志的运用重点不在于此。由于宋代没有完整的进士登科录，这给我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于是在全面研究开始之前，我将散见于宋元方志及清代所修的大量地方性通志如《福建通志》《江西通志》《四川通志》中的北宋进士题名录按榜次汇编在一起，制成一本不完整的“北宋进士题名录”，之后所有的工作包括史料的搜集及论文的撰写都是在这个名录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说，没有散见于方志中的进士题名录，宋代同年关系的研究就无从着手。
4.宋诗“以诗证史”，是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开创的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便是此类研究的典范。自陈先生以后，“以诗证史”被视为发掘新材料的一种途径而被广泛地运用于历史研究中。就宋史的研究而言，陶晋生、漆侠等先生都曾进行过“以诗证史”的研究。李华瑞先生对数十万首宋诗的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就文学价值而言，分唐界宋，孰优孰劣尚莫衷一是，但若从历史学的史料价值而言，宋诗则远胜唐诗。”的确，多于唐诗数十倍的宋诗，其以政治与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写实手法及“以文为诗”的特点使得它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以新材料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宋诗中保存着大量同年关系的史料，从这些“同年诗”中，我们既能看到兄弟般的同年情谊、热闹的送迎场面，也能发现仕途失意、天涯沦落的悲凄场景。宋诗对于探索宋人的同年观念、研究士大夫的交往关系及分析政治斗争中的同年关系等十分有用。
此外，史料丰富的宋人笔记小说、别史、杂史、传记、史钞、载记、诗话等也是研究同年关系的重要史料，尤其是笔记小说，是从整体上研究同年关系的重要文献，其关于政治运动中的同年关系的记载可以弥补政史类史料的不足。第一章宋人的同年观念及其对同年关系的认同
北宋是科举制度发展与走向成熟的时期，随着进士科规模的扩大，科举时代新出现的人际关系——进士同年关系在士林社会中的影响已然超过了前代，尤其在士大夫的社会交往中，同年关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对进士及第的身份越来越重视，从而对进士身份的重要表征——同年关系也越来越看重。自唐代以来，历代学者就对同年及同年关系做了多种论述，而同年亲似兄弟、情同手足的观念也得到了普遍认同，不仅同年之间通过各种方式交流感情，增进关系，而且在与同年亲友们的交往中也常常对同年关系进行追溯。科甲士大夫对同年关系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交往活动中，而认同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另外，这种基于提高社会地位、增加仕进机会、扩大交游网络等目的的认同活动，对当时的士流社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同年关系是一种非血缘的人际关系，其在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交际网络中，是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次级社会关系而存在的，故同年关系的凝聚力与吸引力相对较弱，唐人李绛就说：“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如李绛所言，则同年关系乃偶遇而成，既无关于亲情，又不见诸友情，是一种相当边缘化的普通关系。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边缘化的人际关系，却得到了人们极为普遍的认同，甚至将亲情融于其中，缘何？科甲士大夫及其亲友之所以对同年关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甚至拟为手足者，除了亲历试场、金榜题名的士大夫所怀有的终生难忘的科场情怀外，在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及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在官僚队伍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考试选官时代（抑或是文官时代），对同年关系的追溯及认同则又是广大士人社会身份之界定、地位之诉求、交游之需要、仕进所必需的一种方式。那么何为同年认同？社会学上的认同即是指认同主体认为彼此是同类，具有亲近感或可归属的愿望。据此可知士大夫对同年关系的认同，乃是在社会归属感驱使下的一种心理活动，即是寻求社会归属的行为。在科举时代，官僚士大夫除了出身科甲外，出自荫恩、军功等杂途者也占有一定比例，就宋代而言，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选官制度，还包括学校考选、恩荫任子、摄官及流外出职等途径。在所有这些选官方式中，毫无疑问，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由皇帝亲自参与的科举选官法最受世人重视，而通过科考，金榜题名的“天子门生”们不论其社会地位、政治前途还是舆论认可度都远高于其他被斥为“杂途”出身的官僚。即使在科举制度内部，也存在着地位不等的考试科目，自唐代就为世人所瞩目的进士科是明经等诸科所难以比肩的，而进士出身与诸科出身者的差别一点不比科甲出身与杂途出身的差距小。
在科甲与杂途、进士与诸科并进的情况下，科甲出身、进士及第的士大夫在入仕后为了使自己有别于杂途出身之人，需要对其出身加以认定，这种认定要通过寻求群体归属来实现，即对自己在所属群体中的身份与地位明确化和具体化，这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群体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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