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恩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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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试读：

最近，我读了姜恩柱同志所作《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书文稿，其文厚重，作为在外交战线上相识相知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读来备感亲切，受益匪浅，相信本书的问世，定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姜恩柱同志出身贫寒，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勤奋踏实。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外交人员的身影。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幻，他们始终对祖国忠诚、理想信念坚定、生活质朴，把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祖国的外交事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而竭尽全力，这是这一代外交人员的共同特点。

恩柱同志从我国驻英使馆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到驻节英伦，由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的副外长，调往香港，担任香港回归后中央驻港工作机构第一任主要负责人，又作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同美国和俄罗斯开展议会对话，并兼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他涉足广泛，阅历丰富。

自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外交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不少重大的事件。70年代美国为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摆脱同苏联争霸的被动局面而调整对华政策，西欧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中欧关系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引发世界格局的大变动，西欧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欧关系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21世纪伊始，我国同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我国全国人大同美、俄议会进行交流，对我国对美、俄总体外交起到有益的配合作用。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它的地位和命运同整个国家的地位和命运紧密相连。我国经过同英国的较量如期于1997年收回香港，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沉沦后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香港回归后，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虽非一帆风顺，但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姜恩柱同志是上述若干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历经数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写成此书。其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一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得简练清晰、一目了然；对一场场谈判交涉的回忆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体现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书中也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材料。我相信，这本书对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会有所助益。从事外事、新闻工作的读者，如能抽空读一读此书，无疑对丰富知识、提高水平是有益的。对关心香港问题的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香港的过去，对认识和理解香港当前的现实也是有帮助的。

当前，我们从未像今年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国外交肩负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凝聚正义与和平磅礴力量的重大责任。恩柱同志此书近30万言，通过追忆走过路途的壮丽与艰辛，启迪人们对今天的成就更加珍惜，为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奋斗、努力。二〇一六年五月序言二曾建徽中宣部原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资深外交家姜恩柱同志的《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是一部集中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香港回归的重要著作。它是一部生动的外交史，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史，而是系统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整个时期中欧关系曲折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反复较量，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促使中欧关系正常发展的诸多史实，读来发人深思。

姜恩柱同志毕生从事外交工作。他早年曾长期在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和大使馆一线工作，回国后在外交部先后担任各级领导，直至西欧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主管西欧和港澳事务；1995年重返英国出任驻英国大使。所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国对欧外交的一位主角，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发展与大国的关系，是我国外交战略的一大重点。西欧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是我国引进四化建设所需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国的庞大市场对西欧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互有需要，中国同英、法、德、意等西欧大国在经贸、投资、金融、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但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也一直伴随着我国同西方进行的诸如“售台武器”“人权”“西藏”等问题的斗争。这些，在姜恩柱同志的书中都有翔实的记述。

姜恩柱同志在其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期中英关系的跌宕起伏，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欧关系的快速发展，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欧关系的艰难岁月和90年代中期以后中欧关系的重大突破。也就是说，本书中叙述的诸多史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洗雪百年国耻的重大事件，是按照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里程碑，是全国关注、全球瞩目的一件大事。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英国并不甘心撤出香港，他们不断设置种种障碍，企图破坏香港平稳过渡。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即从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颁布实施到1997年6月底，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围绕港督彭定康提出的要将香港一直以来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改变为立法主导的所谓“政改方案”而进行的斗争。由于中方妥善应对，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政权的平稳交接。姜恩柱同志在此书中对他亲身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有平实生动的介绍。

本书内容的跨度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这40多年中国在欧洲的大国外交实践可谓异彩纷呈，同时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特别是我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欧国家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使中欧关系骤然从巅峰跌入谷底。经过我国同西欧国家历时4年多的反复较量，西欧国家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逐步恢复正常。姜恩柱同志在他的书中对这些情况做了翔实的记述，其中既有双方唇枪舌剑的交锋场景，又有关于我国对外方针的阐述和我国基本情况的介绍，也有针对对方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我国的某些误解所做的阐释，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还有一些朴实无华、富有生活情趣的描述，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姜恩柱同志作为曾长期执掌和参与对欧外交的资深外交家，将他40多年的外交实践和亲身经历的诸多重大外交事件真实准确、具体生动地记述下来，成为一部珍贵的外交史料。本书可供研究中国外交的专家、学者和涉外部门的同志参考、借鉴；可供国际新闻部门的干部作为案头读物，也可供高等院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专业的师生作为教材，还可供中国对外交工作和国际形势有兴趣的人士阅读。相信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感到获益匪浅。二〇一六年五月序言三宋明江我国原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幕词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紧接着，毛主席又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将《公告》由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这一重大宣示标志了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外交屈辱史彻底结束，开启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新时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同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以及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走过了艰难曲折和复杂的历程。

姜恩柱同志是近半个世纪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人之一，他撰写的《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书对此做了全方位的反映。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直到2008年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40多年来，外交工作始终不曾间断，亲身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包括许多交涉和谈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他的外交生涯大部分时间是主管我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参与了我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为切实落实协议和香港《基本法》，打掉港英方面抛出的“三违反”的所谓“政改方案”，中英双方举行了十七轮谈判。姜恩柱同志被任命为中方代表。他深知这是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和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艰苦谈判，责任重大。他废寝忘食，夙兴夜寐，做出了巨大努力。每轮谈判前他都精心细致地做好相关准备，谈判后及时将情况书面报告外交部和中央领导。谈判桌上，立场坚定，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利有节，反应机敏得体，始终掌握主动。虽然最后双方未达成协议，但通过谈判斗争，否定了英方“三违反”的做法，捍卫了国家主权，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取得了主动权。

姜恩柱同志这本《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既是一部回忆录，又可视为一部外交断代史，涵盖了中欧、中美、中俄关系。他以朴实生动的笔触记述了50多年来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既有宏观叙事，又有微观描写，既记事，又摹人，举凡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人物、时间、地点、引语、数据，无不精准有据，间或还顺笔写出一些外交趣闻、历史掌故和人物素描，增加了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这是一部难得的外交信史，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弥足珍贵。例如，关于香港问题前因后果的叙述和分析，使一般不熟悉香港事务的读者（包括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读后都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其中的关键和要害。又如，关于同法国等国在售台武器上的斗争的回顾，体现出外交工作的复杂性、政治敏感性、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对人们正确认识外交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再如，关于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以及对美国、俄罗斯人文特点的介绍都是一般书籍所没有的，具有权威性，有助于增进读者对国外的了解。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值得读者注意，即作者回顾每一重大事件的同时，都伴随着深入的分析和评论，以及作者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和工作建议，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知识和信息，还有思想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启迪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曾多年同姜恩柱同志合作共事，深知他的为人和作风。读了他的书稿，越发觉得他著此书时严肃认真的态度，一定花费了大量的心血。这是一本好书，所以我诚意推荐此书给读者。二〇一六年四月第一章中欧关系艰难岁月如果说历史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均势，就没有和平。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没有驻足的停息之地，历史的暗流仍在深处涌动。

在我整个外交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阶段。

自文艺复兴后，欧洲曾是西方历史光芒的汇聚焦点，工业革命更带来生产力的飞跃；思想的传播、文明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为人类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博弈不断，连年爆发冲突和战争。20世纪上半叶，历史上两次最大规模的杀戮都发生在这里。“二战”结束后，英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已为美国所取代，美苏分治欧洲的格局逐步形成。欧洲的历史海洋似乎宁静下来，过去的世仇实现和解，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反映了欧洲乃至人类对避免战争寻求和平的渴望。正如基辛格博士在他《白宫岁月》回忆录中所说，如果说历史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均势，就没有和平。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没有驻足的停息之地，历史的暗流仍在深处涌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狂风大作，巨浪翻腾，欧洲的均势再次被打破。法国总统密特朗哀叹说，欧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这一新纪元“将不乏冲突、斗争和误解”。

历史上，伴随欧洲文明进步和生产飞跃的，却是欧洲列强轮番在世界各地进行空前野蛮的扩张和疯狂的掠夺。其间也给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带来漫漫长夜和深重的苦难。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说：“黑暗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光明，遭西方列强凌辱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同欧洲的关系也掀开新的一页。然而，中欧关系的历史长河不会总是风平浪静的，不时也会出现汹涌的波涛和旋涡。不过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形所不同的是，被波涛掀翻、被旋涡卷进去的将不再是中国，因为中国这时早已不再是虚弱的一方。

1964年，就在我国同欧洲大国之间的隔绝之窗刚刚打开一条缝隙之际，我进入了外交部，其后长期从事与西欧有关的外交工作。80年代后期，我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1990年和1991年先后开始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副部长，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从封锁禁运到建交高潮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国家追随美国推行孤立我国的政策，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同我国建交的只有瑞典、丹麦、芬兰、瑞士和挪威等几个国家。在西欧大国中，英国从1954年同我国建立半建交的代办级关系，十年后法国同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西欧同我国相互隔绝的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被打破。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为了摆脱困境、扭转同苏联争霸中的被动状况而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西欧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出现了一阵同中国建交的高潮。同我国建交的有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冰岛、马耳他、希腊、联邦德国和西班牙，英国和荷兰同我国的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欧洲共同体同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70年代末，葡萄牙和爱尔兰也加入同我国建交的行列。至此，除梵蒂冈以外的所有西欧国家全都同我国建交，我国对西欧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段时间，正是我国十年“文革”后期。“文革”动乱结束，拨乱反正，国家由乱到治，此时也正是我国内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对我国战略调整做了最具权威性的阐述。邓小平同志谈我国战略调整和对欧政策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分别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卡拉汉、丹麦首相施吕道和欧共体主席德洛尔。这三次会见，我都有幸在场陪同。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事先不需要外交部提供谈话参考要点，我们只报送一般性资料。邓小平会见外宾前也不听我们汇报。我们等邓小平同志抵达落座后，有时只把来宾抵华后的一些新情况简要做个汇报。邓小平同志坐在沙发上沉思不语，对会见，他早已胸有成竹。

过去，鉴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所带来的危险，我国提出“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论断，为此进行了各方面的部署。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受毛主席委托，对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反复深入的讨论和研究，熊向晖和姚广对此进行了记录。研究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国或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这一判断极为重要，为毛主席所采纳。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工作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由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中的大多数矛盾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我国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转折。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邓小平同志会见这三位外宾时，进一步具体地介绍了我国国内工作重点和对外战略的全面调整。

英国工党党魁、前首相卡拉汉于1980年5月中旬访华。我们向他表示，我们邀请他三次，这次终于成行，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卡拉汉说，英国有句老话，晚做比不做好。

邓小平同卡拉汉做了长谈。他介绍了我国经济政策和远景设想。他说，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在20年内使人民收入大体上增加3倍，变成小康之家。邓小平又说，在20年内大体上要增长3倍，这不容易。卡拉汉赞扬邓小平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第一步是80年代以1980年为基数，使经济总量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经济总量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在21世纪上半叶，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前两步发展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8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980年的2倍，提前3年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的目标。199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980年的4.3倍，提前5年完成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我国正在持续稳健地向第三步目标迈进。

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评论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像邓小平先生那样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做出如此准确的预测。

会见后，卡拉汉向中方陪同人员高度评价邓小平，认为邓小平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卡拉汉还说，通过这次访问，使他深信，中国需要和平，有和平的愿望。他将以极其关切的态度注视着中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从此，卡拉汉成为我国人民的一位好朋友。

1986年3月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丹麦首相施吕道时说，中国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内有个观点，即战争不可避免。但是经过七八年的观察，我们改变了这个观点。我们现在的观点是：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问题在于和平的力量，一切不愿意战争的力量要发展起来。现在中国考虑的是国内搞建设，国际上搞和平。中国要取得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行的。所以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过去传统的政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于1986年7月初访华。

欧洲共同体成立于1958年，最初只有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六国。1973年初吸收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扩大到九国。至1986年初又接受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为成员，增至十二国。欧共体十二国的人口为3.21亿，面积为225.5万平方公里。1985年共同体十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2 185亿美元，对外贸易13 105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左右。欧共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欧共体包括欧洲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我国早于1975年5月就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关系，并于同年9月在欧共体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设立中国驻欧共体使团。1983年11月，我国同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也建立了关系，从而实现同欧共体的全面建交。

雅克·德洛尔原为法国社会党人，80年代前期曾任法国财经部长，1985年初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欧共体委员会是欧共体执行机构，其权限近年来有所扩大，地位亦有提高。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不仅可以参加欧共体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而且可以代表欧共体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雅克·德洛尔担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时间很长，直到1995年。

德洛尔这次访华是他出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后第一次来我国访问。

邓小平会见德洛尔时说，近几年来，中国改变了对国际政治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希望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来搞建设。

邓小平着重向德洛尔阐述了我国对欧洲的看法和政策。他表示，我们多年的信念是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因为有一个联合强大而又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和平就有希望。我们认为，欧洲肯定不希望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因此，欧洲的发展强大就是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强大。我们同欧洲的共同点很多，最大的共同点是彼此都希望和平，都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这就是我们双方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

德洛尔说，欧共体的目标是使欧洲实现完全的独立。由于世界上存在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使欧洲客观上处于依赖和独立自主这两者之间。

德洛尔强调说，他不赞成美国的立场，也批评苏联的态度。他对中国的情况和所从事的事业十分重视。因为中国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他希望中国同欧共体的关系能成为南北平等有效合作的典范。

邓小平赞同德洛尔关于发展中国与欧共体关系的观点。他强调说，中国同欧共体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发展，并概括两点依据说，欧洲在政治观点上同我们接近，在向我国技术转让方面态度比美、日开放。

吴学谦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德洛尔会谈时，介绍了我国对外政策调整，指出，我国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美、苏发展关系。欧洲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不仅欧洲国家和人民需要和平，而且它们有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力量。

德洛尔阐述了欧共体内外政策。他说，欧共体最近通过修改《罗马条约》，决心逐步实现经济、政治和外交的一体化，并有朝一日在防务上也实现一体化。欧共体十二国当时最关心的是推动美、苏对话，对苏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不同意美国推行战略防御计划这一咄咄逼人的行动，反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欧共体认为，欧美应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美国不应该把欧洲看作是二等伙伴。欧共体还认为，如建立起公正、有效的国际秩序，就可以减少冲突并使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邓小平同德洛尔谈了我国同欧洲发展关系的战略考虑，概括提出了发展同欧洲关系的两条依据。这次谈话至今已相隔约30年，其间国际格局和中欧双方的情况也已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这篇谈话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德洛尔谈话态度坦诚，西欧领导人很少有像德洛尔这样直接向我方表达对欧美关系和美苏垄断世界事务的看法。他还毫不隐晦地说出欧洲联合的长远目标，使我们清楚地了解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战略意图，这有助于增进中欧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鉴于同欧共体关系的重要性，我国早在1975年就已在布鲁塞尔设立了驻欧共体使团。

德洛尔这次向中方提出希望在北京设立欧共体代表处，我方当即表示欢迎。1988年，欧共体委员会代表团在北京开始办公。

正如邓小平同志阐述的对欧战略考虑，我国高度重视同西欧的关系。鉴于我国当时同美苏两霸关系的状况，我国把发展同西欧关系放在外交全局中十分重要的位置。

自美国总统尼克松70年代初访华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直到1979年1月才实现中美建交。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于1982年达成《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才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但摩擦和麻烦依然不断，台湾问题仍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中苏经过70年代的严重对抗，8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提出消除“三大障碍”，要求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但苏联在解决“三大障碍”问题上迟迟不松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大力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我国把西欧看作是牵制美苏、推动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是我国引进四化建设所需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地，我国努力推动同西欧的经贸合作，并制定出提高对欧贸易在我国整个外贸中比重的具体政策。从西欧来说，西欧在地缘政治上需要利用我国来制衡苏联。由于受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西欧国家普遍需要摆脱经济萧条，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开拓新的市场。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西欧加大了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试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在政治上对我国施加影响，在经济上占领我国市场，获取实惠。

由于双方共同利益的增多，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同西欧关系得到蓬勃发展，双方高层互访不断。我国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外长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分别接连出访，西欧国家领导人来访也络绎不绝。我国同英国经过谈判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我国同葡萄牙通过谈判就解决澳门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欧经贸合作迅速起步，并不断发展。我们从事西欧工作的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喘息的机会。

中欧关系经历了生机勃勃的黄金十年。80年代末风云突变

然而，80年代末中欧关系却风云突变。

1989年6月初，我国政府平息了北京政治风波后，当时由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丹麦等十二国组成的欧共体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把欧中关系从黄金时期的巅峰一下子推向深暗的谷底。

6月5日，欧共体委员会单方面决定取消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欧共体第一次部长级混合委员会和经济事务部长级会晤。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我国外经贸部长郑拓彬被迫中断访问，发表抗议声明后折返回国。

6月27日，欧共体首脑会议在马德里发表《关于中国的声明》，决定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停止对我国的贷款，中止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军事合作。

7月15日，由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组成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断同中国的一切部级和高层双边往来以及同中国现有的武器贸易”，“世界银行将推迟审查新的贷款项目”。

那一段时间，西欧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谈话，指责和攻击我国；各国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对我国的诬蔑和谩骂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而来。

6月29日，我紧急约见欧共体现任主席国西班牙、上任主席国希腊和下任主席国法国等三国驻华大使，这三位大使分别是布雷戈拉特、迈戈洛科莫斯和马乐。我约见他们是奉命对欧共体对我国实行制裁的决定做出反应。我向他们介绍了平息政治风波的真相，强调这是为了维护我国宪法和秩序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指出欧共体首脑会议的决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根据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代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深切遗憾和强烈愤慨；我们认为，欧共体这种施压的举动是不明智的，到头来对它自身也没有好处，希望欧共体停止目前的错误决定；我还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这三位大使都神情严肃，认真地用笔记下了我的交涉，并表示将尽快向本国政府报告。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交涉和抗议之外，我国同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各种官方往来几乎全都停顿。往昔欧共体各国访华代表团络绎不绝，我国外交部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我们仅限于同这些国家驻华使节保持有限的交往。我分别单独同这些国家驻华大使进行接触，向他们介绍我国情况，指出，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很长时间里都是在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制裁中度过的。中国过去遇到过许多困难，再大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中国政府是稳定的，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解决目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

那时，令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纷纷陷入混乱，改旗易帜。柏林墙倒塌，德国实现统一，而有着70年历史的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竟轰然解体。在这种风高浪急的形势下，西方势力欣喜若狂。它们加紧对我国发动更加凌厉的攻势，一波接一波，此起彼伏。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中国内政，鼓动所谓“民运”分子在中国内部滋事；它们停止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中断对我国的贷款项目；有的国家公然向我国的台湾省出售武器；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企图推翻同中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实行反攻倒算；西方国家还把西藏昔日最大的封建农奴制总头目达赖说成是“人权卫士”，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我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看来，西欧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既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七八十年代，西欧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联华制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短时期内已不再对西欧构成威胁。在西欧国家看来，中国的战略利用价值明显下降。西方势力出于用西方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妄想，一直寄希望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抛弃原有的社会制度，但通过北京政治风波，他们看到中国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他们大失所望。西欧有些人士还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以为中国情势危急，政府极度虚弱，不堪一击，只要西方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在中国的脊背上狠狠猛击一掌，中国政府就会应声倒地。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对我国进行施压。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民饱尝十年“文革”动乱之苦，人心思稳，人心思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考验，有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和能力。中国顶住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沉着应对，站稳了脚跟。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非但没有被压垮，反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局势稳定，人民凝聚力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

面对这些现实，经过我国同西欧国家历时几年的反复较量，西欧国家才不得不调整政策，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亦逐步恢复正常。芬兰不参加反华大合唱

在西欧各国普遍中断同我国往来的情况下，芬兰是一个例外。当时芬兰尚未加入欧共体，是一个中立国家。

北京政治风波刚平息后，芬兰驻华大使于瓦里宁约见我。于瓦里宁曾任芬兰外交部政治司长，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我应询向他介绍了平息政治风波的真相。他表示，他相信我所介绍的情况，他要据此报告芬兰政府。

几天后，我们收到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致李鹏总理的来信。科伊维斯托总统在信中表示，芬兰愿同中国继续发展关系，希望中国能本着公开和民主的精神克服当前的困难。这是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西欧国家元首向中国政府做这样友好的表示。

芬兰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一切都照常进行。芬兰外贸部长萨洛莱宁如期于11月访华，这在当时特别引人瞩目。不料这却招致其他西欧国家政府和传媒对芬兰的非议和指责。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在1990年元旦讲话中不得不回应说，芬兰对外坚持奉行不卷入大国利益冲突的谨慎克制政策，芬兰不参与国际（反华）大合唱，不参与芬兰无决定权的国际制裁活动。

芬兰对外奉行不卷入大国利益冲突的政策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芬兰曾于1939年11月同苏联发生战争，虽给苏联造成重大伤亡，但最终被战败，而被迫同苏联签订了向苏割让领土的和约。1941年德国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芬兰参与了对苏战争。“二战”后，芬兰作为战败国与苏联签订了和约。从此，芬兰对外奉行不介入大国冲突的“积极的和平中立政策”，把同苏联关系置于对外关系的首位，同时同美国和西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芬兰早在1950年就同我国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1982年起就任芬兰总统的毛诺·科伊维斯托曾于1988年访华。

北京政治风波后，芬兰不顾外来的压力，继续同我国进行官方政治往来。1990—1991年，芬兰议会第一副议长海旦麦基·奥兰德尔、外交部国务秘书维托尔以及贸工部长龙输达洛等先后访华。我国外经贸部长郑拓彬以及彭冲副委员长等访问了芬兰。

1990年4月，芬兰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布洛姆贝格来北京同中方举行政治磋商，我同他会谈。次年5月，我应邀访问芬兰，受到芬兰方面热情友好的接待。芬兰外长韦于吕宁在会见我时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世界强国之一，芬兰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芬兰将致力于继续加强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访芬期间，我还会见了两位老朋友，即芬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卡莱拉和芬兰国防军总参谋长黑格龙德中将。卡莱拉曾于1988年随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访华，我与他在那时就相识。卡莱拉对我说，科伊维斯托总统对1988年访华至今记忆犹新。那次访华后的事实表明，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是坚实的。芬兰对华政策不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因一时一事而损害其长期所做的努力。黑格龙德中将是我80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同在一个进修班的校友，我们相处一年增加了相互了解。他得知我去芬访问，特地安排由他夫妇在土尔库宴请我，并陪同我观看了当时在土尔库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回到首都赫尔辛基又在他办公室会见我，除叙旧外，还交换了对当时欧洲形势的看法。在此后不久，在西欧国家军方仍然冻结同我国军方往来的情况下，他来北京同我国军方进行接触，我在颐和园请他夫妇便餐。

在我同芬方会谈会见中，芬方也坦诚地告诉我，由于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芬兰外交上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挑战，芬兰作为奉行中立政策的小国，正面临寻求新的安全依托的问题。

后来，在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芬兰在对外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将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作为它的外交重点，于1995年1月正式加入欧盟。同时，继续同我国发展友好关系。南欧国家对华态度务实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不能没有中国参加

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毗邻地中海，同中东阿拉伯、非洲和拉美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同我国共同语言较多，对我国态度比较友好和务实。

为打破欧共体等西欧国家对我国的制裁，我们首先同南欧国家逐步恢复往来。在西欧大国中间，改善同英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发展同德国的关系，同时同法国进行斗争，并同后来态度转坏的英国进行较量。

欧共体对我国的全面制裁持续半年之后，不得不有所松动。首先是西欧国家看到它们对中国制裁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当时西欧国家经济困难，我国作为巨大的市场对西欧仍有吸引力；西欧国家还发觉，美国虽带头对华制裁，但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于1989年12月公开访华。日本在1990年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抢先同中国恢复经贸合作，而西欧却落在后面。

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政治合作委员会于1990年1月在都柏林会议上决定，适当放宽同中国人员往来的限制，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赞成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项目贷款。

同年6月18日，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1990年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同钱其琛外长恢复接触。就在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同中国外长会晤前夕，即1990年8月2日，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严重事件。西欧在中东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仅在中东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而且中东是西欧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我国对安理会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撤出科威特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我国主张海湾危机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支持发挥联合国作用。这一事件使西欧国家意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寻求解决海湾危机和世界上重大问题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9月28日，钱其琛外长在纽约会晤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即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

德米凯利斯80年代曾先后担任意大利国家投资部长、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和副总理，1989年7月起在安德雷奥蒂政府担任外长。

德米凯利斯向钱其琛表示，欧中关系十分重要，尽管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共体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看法趋于一致，一个冷战后的新的国际秩序不能没有中国参加。他希望尽快实现欧共体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欧共体不仅应恢复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还要通过政治对话促进相互了解。他感谢中国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肯定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的关键作用。

德米凯利斯还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表示，他们注意到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逐步稳定，并说，过去一段时间，曾以为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也能进行合作。他这番话讲得相当坦率，实际上承认他们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制度，但没能得逞。

钱外长简要介绍了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指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改变。

关于海湾危机，钱外长说，中国对安理会关于从科威特撤军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中国对此是有困难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国家还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钱外长强调，反对侵略和维护主权独立是我国的一贯立场。关于人权问题，我们赞赏意外长的观点，我们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有区别，人权应由各国的法律来体现，并得到各国法律的保护。

钱外长同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的这次会晤对促进欧共体在数周后做出取消对我国的大部分制裁措施起了积极作用。

欧共体1989年6月决定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停止对华贷款；二是停止同中国的军贸活动；三是停止同中国进行部长级及其以上高层往来。

10月22日，在卢森堡举行的欧共体外长会议做出决定，取消1989年6月欧共体首脑会议宣布的大部分对华制裁措施。具体说，就是可以进行双边部长级接触，逐步恢复文化、科技合作，逐步恢复同中国的合作项目，同意国际机构向中国的发展项目提供资助。但是欧共体成员国仍然不能同中国进行部长级以上的高层往来，继续禁止同中国的军贸活动。

而我方就是要争取突破对方的限制，先进行总理一级的往来，进而实现国家元首的互访。双方共同语言较多

1984年11月，李先念主席访问了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次访问双方谈得相当融洽。

西班牙自30年代末由佛朗哥实行了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后，由胡安·卡洛斯一世担任国王。西班牙经过复杂、曲折的民主化进程后，政局由动荡逐步趋于稳定，并建立了西方议会民主制度。1981年，西班牙加入北约，并于1986年1月加入欧共体，这对于此后促进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和费利佩·冈萨雷斯首相对我国态度很友好。

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博尔冯的儿子。1931年波旁王朝覆灭后，阿方索十三世携家人流亡国外。1947年，佛朗哥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自任终身国家元首。随后，他将胡安·博尔冯的儿子胡安·卡洛斯接回西班牙接受系统教育。胡安·卡洛斯中学毕业后进入军事学院和马德里大学学习，后又到政府各部门实习，了解国情，学习从政。1969年，佛朗哥立胡安·卡洛斯为他的继承人。1975年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出任国王。

费利佩·冈萨雷斯于1974年当选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82年工人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组阁，他出任首相，后来在1986年、1989年和1992年三次大选中又接连获胜，三次连任。在他任首相期间，推进了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改革，并且取得成效。

冈萨雷斯首相在会谈中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大，这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中国主张通过对话谈判来缓解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第二是中国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与发展，在联合国内外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和平。有鉴于此，西班牙政府将确保西中友好合作关系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西班牙方面非常关心香港问题，因为西班牙同英国之间存在直布罗陀问题。

直布罗陀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南端，面积5.8平方公里。它扼地中海与大西洋通道的咽喉，战略地位重要。它原属西班牙，于18世纪通过签订条约割让给英国，现在为英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当地居民约3万多人，多为英籍意大利、马耳他和西班牙人。西班牙一直要求收回直布罗陀。联合国多次通过决议，敦促西班牙同英国谈判解决直布罗陀的非殖民化问题。英国则以尊重当地人的自治愿望为由，拒不同西谈判主权问题。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则避免在直布罗陀主权归属问题上明确表态。

莫兰外交大臣一直非常关注中国是如何同英国打交道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他希望了解香港问题与直布罗陀问题的异同点，并说明西班牙既照顾现状，又考虑到西班牙和英国不久都将是欧共体成员的前景，但西班牙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要求。

陪同李主席访西的吴学谦外长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后分析说，香港问题与直布罗陀问题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新界是租借，有期限；香港居民的构成与直布罗陀居民的构成不同；香港是金融贸易中心，而直布罗陀是军事战略要地。接着吴外长表示，我国同西班牙和英国都有友好关系，我们希望西班牙同英国继续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莫兰外交大臣认为，吴学谦外长的介绍对他很有帮助。

吴学谦外长把莫兰关于世界上讲西班牙语的人口有3亿、西班牙同拉美有特殊关系的话题接过来，介绍了我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的现状后提出，有些拉美国家领导人对我国还不甚了解，西班牙在拉美很有影响，希望西班牙继续对拉美国家做工作，推动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我国建立和发展关系。莫兰外交大臣很爽快地答应，西班牙将乐于从中协助。

李主席访问西班牙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于1985年访华。

葡萄牙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与西班牙毗邻。自1932年起萨拉查在葡萄牙实行独裁统治。1974年4月，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推翻了统治葡萄牙长达40多年的极右政权。政局起初相当混乱，政府更迭频繁，后来才逐渐趋于稳定。葡萄牙于1986年1月同西班牙、希腊一起加入欧共体。葡萄牙经济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加入欧共体后，葡萄牙经济逐步有所发展。

葡总统埃亚内斯系军人出身，曾任陆军参谋长，1976年6月当选为葡总统，1980年再次连任总统。他主张走西欧社会民主道路。

葡总理马里奥·苏亚雷斯是资深的社会党领导人，他学生时代即投身反对葡独裁统治的斗争，曾多次被捕入狱，1973年开始担任葡社会党总书记，曾先后出任过外长、国务部长和总理。1986年3月当选为总统，成为葡60年来第一位文人总统。

李主席同埃亚内斯总统举行了会谈。在会见苏亚雷斯总理时，葡方赞扬我国在工农业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向中方介绍了葡萄牙与欧共体的谈判情况，指出，葡谋求加入欧共体，不仅是从经济上考虑，而且是为了实现欧洲团结，使欧洲在体制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以便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发挥作用。葡方还提到，葡对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民族独立的立场一直是注意的，也是清楚的。葡方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莫桑比克、安哥拉等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我国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曾给予支持。

李主席回应说，我们赞成建立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我们赞同葡萄牙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曾经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等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它们政治上独立了，我们希望它们同葡萄牙搞好关系；我们绝不会破坏非洲葡语国家同葡萄牙的关系，希望葡萄牙对它们也要平等相待。

会谈中的一个重点是澳门问题。

1979年2月中葡建交时，两国政府达成谅解，即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在适当时候通过谈判加以解决。80年代中国同英国经过谈判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在李主席访葡后不久即1984年12月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所以葡方想利用李主席访葡时试探中方对解决澳门问题的考虑。

李主席表示，这个问题两国建交时原则已经确定了，主权是我们的。至于管理问题以后如何解决，今天不谈这个问题。

但伽马外长在同吴外长会谈中不肯放过，想进一步了解中方解决澳门问题的具体考虑。他直截了当询问吴外长，中方是否在1997年一并收回澳门。吴外长告诉伽马外长，具体时间我方尚未考虑。解决澳门问题时，我们会同葡方谈判的。伽马外长听后如释重负，连忙说，这样就好。他就担心中国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收回澳门，使葡政府措手不及。

在李主席访葡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于1985年5月访华。后来中葡双方经过谈判于1987年就解决澳门问题达成协议。葡方将于1999年12月将澳门归还中国。在此之前，葡方在处理澳门行政管理方面，需要中国的支持和配合。主张尽快恢复对华关系西班牙：理解中国

1990年11月下旬，西班牙外长奥多涅斯访华。他是欧共体松动对我国制裁后西欧国家第一位来访的外长。

中方给予奥多涅斯外长很高的礼遇。钱其琛外长同他举行会谈，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吴学谦副总理会见并宴请。

在会谈会见中，我方对西班牙政府采取明智的对华政策表示赞赏。奥多涅斯外长表示，中国面临一些暂时的困难，西班牙对此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他这样明确地对我国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在西欧国家外长中还是第一次。他还说，他从第一次访华到现在八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他坚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取得更大的成就。奥多涅斯外长转达西班牙国王对杨尚昆主席的问候。杨主席邀请西班牙国王再次访华，奥表示国王希望再次访华，将尽快做出安排（后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于1995年3月第二次访华）。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向奥介绍了中国国内情况，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奥会见后对记者说，中国将继续对外敞开大门，并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不抄袭西方的模式，而要建立自己的模式。

奥多涅斯外长访华后，中西两国高层交往很快得到恢复。

中西两国经贸关系亦得到快速的发展。两国贸易额从1989年的4.98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的10.07亿美元和1995年的18.9亿美元。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当年为恢复中西关系做出贡献的西班牙外长奥多涅斯在访华时已身患癌症，在他回国数年后不幸病逝。意大利：反对孤立中国

意大利是西欧大国之一，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仅次于德国、法国和英国。“二战”后，意大利政府更迭频繁，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每届政府平均寿命不足一年。但政府对外政策有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意大利外交上是立足西欧，联合美国，主张改善和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中意自1970年11月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互访不断。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于1980年访华；我国华国锋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先后访意；80年代末欧共体对我国实施制裁后，意大利在欧共体内部主张尽快恢复欧共体同中国的关系。

当时担任意大利总理的是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安德雷奥蒂系天主教民主党人，是意大利老资格的领导人，自1954年起曾担任过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70年代两度出任总理，80年代在四届政府里任外交部部长。1989年7月他第三次出任总理，主持战后第49届意大利政府。

1990年4月30日，意大利外交部秘书长博塔伊访华。

吴学谦副总理会见博塔伊时说，他同意大利安德雷奥蒂总理多次见过面，是老朋友。他请博塔伊转告安德雷奥蒂总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是长期的基本国策，是不会变的。中国将集中主要精力，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摆脱贫困落后，把自己国家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博塔伊表示，这一信息很重要，他会尽快报告意总理。

1991年9月15日至21日，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访华。他是1989年欧共体对我国实行制裁以来第一个来访的南欧国家政府首脑。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安德雷奥蒂时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基于意识形态，而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意总理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应根据一国内部的社会制度来决定，这是非常正确的。在同李鹏总理的会谈中，李鹏总理表示赞赏意大利政府为推动欧共体与中国恢复关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意总理称赞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海湾战争问题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强调，应该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意愿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并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希望从速度和质量上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

在北京同我国领导人会谈会见后，安德雷奥蒂总理去外地参观访问。沿途他不时谈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广州会见中外记者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风采。他认为，“孤立中国是个极大的错误”，他这次亲眼看到了有生气的人民和前进中的中国。中国是个大国，对中国发表看法之前，应该先到中国来看一看实际情况。有记者问他，你是否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国际孤立？安德雷奥蒂总理回答说，认为可以孤立中国是不对的，孤立中国不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他举例说，海湾危机爆发后，如果没有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贡献，世界必将面临另一种局面。又有记者问，中国共产主义是否能继续下去？安德雷奥蒂总理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已经垮台，但中国的共产主义原来就不同于苏联。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寻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很难说它不会成功。安德雷奥蒂对中国有透彻的了解。他这样说是很有见地的，不能不令人佩服。

这次访华期间，安德雷奥蒂当面向李鹏总理发出访问意大利的邀请。李鹏总理欧洲破冰之行

四个月后，李鹏总理去意大利进行了回访。李鹏总理出访不只是意大利，还访问了其他国家，并出席国际多边活动。

1992年1月27日至2月6日，李鹏总理先对意大利和瑞士进行了访问，在瑞士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在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演讲，然后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会后再返回西欧对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了访问。

李鹏总理这次西欧四国之行，是北京政治风波后我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出访西欧。西欧媒体评论说，李鹏总理这次纽约和西欧四国之行是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一大胜利。

李鹏总理在意大利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李鹏总理同安德雷奥蒂总理举行会谈，并分别会见了意总统、两院议长以及公民党总书记福拉尼等。当时苏联刚刚解体，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会谈会见中，意方对苏联解体加剧欧洲局势的动荡感到忧虑不安。他们不愿看到单极世界的出现，而希望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认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意方还表示，愿努力推动欧共体加快恢复和改善对华关系的进程。

李鹏强调我国赞成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国愿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发展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李总理还介绍了我国的国情，指出我国执行的政策不同于苏联；重申我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和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李鹏还强调西欧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存在巨大潜力，我国今后五年的进口将不少于50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多的部分是用于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

在访意期间，中意双方签订了中国广州引进意大利聚乙烯设备项目。

在访问西班牙同冈萨雷斯首相的会谈中，李鹏总理感谢西班牙为恢复中国与欧共体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中西两国关系应成为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典范。

冈萨雷斯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是积极的，表示中国的改革得到了西班牙的理解和支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他同意大利总理有相似的看法，而且他讲得更加明确和具体。他说，西班牙对苏联解体后欧洲局势动荡、世界力量对比失衡深感不安。他坦率地说，西班牙对苏联解体一点也不高兴，相反感到担忧和不安。苏联变化剧烈，造成局势的失控，这使西班牙认识到，必须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关于人权问题，他明确不同意西方大国的立场。他说，他不赞成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也不能在没有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情况下空谈人权。他刚访问过非洲的安哥拉，安哥拉只搞民主，实行多党制，而经济水平低下，社会相当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对此却视而不见。

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虽因滑雪右腿受伤尚未痊愈，但仍出面会见并宴请李鹏总理。

李鹏总理还同冈萨雷斯首相共同参加了两国投资保护协定和武钢改造以及程控电话合作项目的签字仪式。在此之前，中方派出的采购团在西班牙签订合同，成交约5亿美元。

一年以后，即1993年2月中旬，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率领包括西班牙企业家在内的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访华。

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冈萨雷斯首相时向对方介绍了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冈萨雷斯首相赞扬邓小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

李鹏总理同冈萨雷斯首相举行会谈时，冈萨雷斯表示，西班牙怀着友好和尊重的心情注视着中国的历史性变化和进步，认为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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