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少兵,齐小林,蔡蕾薇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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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试读：
绪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燃烧到北京城下，英法联军为报复外交使团成员被抓被杀，有意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亡承德，北京居民对此街谈巷议，谈“洋”色变，恐惧、仇恨、敌视，但少了以往的轻蔑与不屑。“西洋人”第一次给北京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印象一言难尽。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居民开始扬眉吐气，一些居民加入了义和团，在全城各处搜杀“洋人”。北京的“洋人”则心惊胆战、四处逃命、惶惶不可终日，侥幸逃到东交民巷使馆里的人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这40年来，北京的中外居民，尚处在不愿意互相了解而囿于偏见“硬性”比较彼此“好坏优劣”的第一阶段，比较的结果可想而知，带来的后果是彼此自觉隔离，互不来往，误会丛生，且没有消解的可能。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经过初期的烧杀报复，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如何面对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洋人”不怕清政府，但面对“仇洋”的中国民众，则不能不考虑撤兵后自己的环境安全问题。如何与北京居民“和平友好”相处，成为“洋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历经浩劫的北京居民面对现实，也终于接受了天子脚下会有“洋居民”长期工作、生活的事实，开始尝试与洋人交往，以求得和平共处。
北京的中外居民思考彼此之间是否可以正常交往、和平相处的时期持续了近十年。这段历史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欧美外交官与清政府往来频繁，但普通欧美侨民则大多生活在使馆区内“以保人身安全”，双方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很少交叉重叠。
1912年民国建立后，中国确立了民主共和体制，“主权在民”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与欧美接轨。各种藩篱减少，北京的中外居民之间开始了自由往来，居住空间有了重叠，“华洋混居”的现象日益普遍，这非常有利于中外市民的交流与融合。此后直到1949年，北京的“洋市民”在工作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与本地市民友善相处、友好合作成为常态。
本书在查证了大量中外文档案、报刊、历史文献等史料的基础上，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论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侨民，也即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洋市民”的人口数量、人口构成、职业分布、居住社区、日常工作与生活、社交网络、管理与诉讼、对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初步建构了民国北京“洋市民”的研究体系，初步勾勒了北京“洋市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形态，以及与这座城市各方面的丰富互动。
齐小林和蔡蕾薇在前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全书的书名、主要内容、学术观点、语言文字、最后定稿等则由李少兵负责，此书是研究民国北京“洋市民”问题的第一部专书，缺点错误一定很多，这些错误都由李少兵负责，诚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教，以便在第二部研究专书中改正之。 第一章 日益扩大的北京洋市民群体
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北京第一个洋市民是基督教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年）。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于1294年来到元大都北京——欧洲文献称为“汗八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并允许他在元帝国传教。1307年，他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和东方的主教，在北京建立了教堂，归化了一批基督教信徒。孟德高维诺以元大都为中心，在中国生活了34年，最后逝世于北京。
考古资料明确证实的北京早期洋市民则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心怀坚定的传教信念、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觐见了万历皇帝，以后即长住北京进行传教活动。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长逝，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嘉兴观右侧。其墓今天仍在，位于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墓前有碑，碑上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另有一碑，刻有碑文，“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墓碑后面是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
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北京洋市民是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623—1666年，除了有3年在西安外，他一直住在北京，历经明、清两代，供职于钦天监。死后葬于利玛窦墓左侧。清代内城只准旗人居住，但朝廷格外开恩，允许汤若望住在内城的天主堂，还禁止八旗兵前去滋扰。
由于欧洲传教士在数学、天文、历法、火器等方面有专长，又遵守清朝法律，愿意为清廷效力，顺治、康熙皇帝对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采取了优容政策。居留北京的欧洲传教士越来越多，1694年达到了530人，1695年增至614人，1696年人数继续增多，有633人。1704年，罗马教皇禁止派赴中国的传教士为传教方便而入乡随俗、参与祭祖祭孔等活动，康熙则下令把一部分遵守教皇谕令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北京的欧洲传教士人数开始减少，到嘉庆年间，只有不到100人了。
有清一代，北京最著名的洋市民始终是钦天监监正，这一官职也始终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最向往的。1644—1805年，有11位耶稣会士先后担任了此职。除了汤若望，还有比利时人南怀仁（F.Verbiest），意大利人闵明我（C.F.G.rimaldi），德国人庞嘉宾（K.Castner）、纪理安（K.Stumpf）、戴进贤（I.Koёgler），奥地利人刘松龄（A.Von Hallerstein），葡萄牙人安宁国（A.Rodrigues）、傅作霖（F.de Rocha）、高慎思（J.d'Espinha）、索德超（J.B.de Almeida）[1]。
此外，长住北京的洋市民中，还有著名的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士宁（G.Castiglione）、法国人张诚（J.F-Gerbillon）。
除传教士外，清代还有一些俄国人长住北京。史书记载的最早居于北京的俄罗斯人是伍朗格里，时间是顺治五年，即1648年。1683—1685年，康熙对沙俄进犯黑龙江雅克萨进行了坚决反击，俘虏了一批俄罗斯哥萨克人，并把他们迁入北京，编入满八旗中的镶黄旗。《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尼布绰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格里、康熙七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后[2]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正佐领。”
清朝对第十七佐领的俄罗斯人给予了妥善安置。“他们完全和满洲人一样受到尊重。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派了佣人，还规定每隔三年发给他们四时所需的衣服，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与他们为[3]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妇女”。
这些俄罗斯人先是逐渐满族化，后来又慢慢汉化了。1845年，俄国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访问北京，见到了这些俄罗斯人的后代。他回忆说：“中午前我们来到了南馆，大司祭和传教士团成员们已在恭候我们，还有阿尔巴津的男女老少近百人，几乎都来了。看到这些俄罗斯人的后裔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的服饰、语言、容貌一点都不[4]像俄罗斯人。”
由于《尼布楚条约》允许俄罗斯东正教在北京建立新教堂，俄罗斯传教团就在宫廷广场（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修建了新教堂，并把教团迁了过去。1715—1865年，共有15批[5]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住在东江米巷。
东正教传教团的影响力在北京俄罗斯人中越来越弱，因为长期定居此处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入乡随俗”，特别是他们娶了中国妻子之后。中国妻子们把俄罗斯丈夫带到佛像面前说：“连皇帝本人也得尊敬它，向它磕头，何况全国人民都信它。你是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野[6]人，难道你认为你比皇帝还要聪明？”
这样的劝导往往是有效果的，这些俄罗斯丈夫就不再与东正教祭司来往，而改信中国的佛教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条约，清朝允许欧美列强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各国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使馆，驻北京的欧美外交人员开始增多。1901年以后，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完全成了外国人办公、居住区，北京各种职业的外国人群明显增加。
1908年，北京（不含东交民巷使馆区）外籍人士已有548人，其中英国56人，法国64人，德国37人，美国22人，俄国29人，意大利15人，比利时12人，奥匈帝国6人，荷兰5人，日本265人，其他国家[7]37人。
总体来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至1937年日本入侵，在京欧美人士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从人口数量、构成、分布、流动等层面来看，北京欧美人士群体呈现如下一些特点。第一节 人数总体增长
晚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外国人的总数量，总体上缺乏精确的统计。居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外的外国人，尚有北京警察厅（或后来的北平市公安局）统计数量。而使馆区内，外交使团或其管理机构则似乎[8]未对使馆区内的人口做过精细的统计。
在1900年以前，在京的欧美侨民人数很少——欧美各国公使馆外交人员加起来不到50人，赫德（Robert Hart）领导的海关在北京总税务司的工作人员大约12人，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在北京的办事处2人，有两个外国商店，还有一些传教士零星[9]散落在城内各处。《辛丑条约》签订后，由于使馆卫队人数及来华外国人的增加，北京欧美人士的数量增长较快。1905年1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写给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信中提到，李家森与奥特韦尔小姐在撒道义家的花园里举办婚礼，“婚礼办得很隆重，各使馆的人都在那里，有250多人参加，真是一次最愉快的联欢会”。而且，据赫德的估计，1905年，在京的外国人（含使馆区人员）大约达到[10]两三千人，这其中既有西洋人，也有东洋人即日本人。
1910年以后，东交民巷使馆卫队人数呈下降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奥匈等国使馆卫队几乎全部撤出中国；俄国使馆卫队人数于1914年以后大部分撤出中国，苏联建立后不再派驻使馆卫队。20世纪20年代，各国使馆卫队人数由1901年的2000余人下降到1000人左右，而且美国使馆卫队人数在各国使馆卫队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在中国局势紧张、外国人感觉有义和团再现的危险时，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时期，北京外交使馆的卫队人数会暂时增加，以保卫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北京城内外国人的安全。[11]表1.1 东交民巷使馆卫队人数统计表续表
到了1920年，海关报告中曾估算，北京有外国人4000名左右，“邮政局在1920年估算的人口数字也许和被查明的人口数字一样准[12]确。……北京的人口是1133541，其中包括4000名外国人”。至于在京欧美人士的数量，笔者统计了1922年由英国人蓝慕山（Alexander Ramsay）整理、编撰出版的《北京名人录》（Peking [13]Who's Who）中所列的外国人名单，有男性1143名，女性737名，共1880名。但是，名单上只收录了少数几个俄国人和日本人，也未将使馆卫队人数纳入统计。因此，若加上100名左右的俄国人和800名左右的欧美各国使馆卫队人数（见表1.1），则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欧美侨民总数大约为2800人。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估计，1928年左右，“除使馆卫队[14]外，偌大的北平，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
根据民国北洋政府内务部统计科编制的《内务统计》，1920年北[15]京总人口为849554人，而根据海关报告给出的数据，1920年北京[16]人口总数则达到了1133541人。在京欧美侨民数量如果以2800人计算，则其占北京总人口的比例大约分别为0.33%和0.25%，可见，虽然民国时期在京欧美人士群体呈扩大趋势，但其在北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从这个角度讲，整个民国时期，北京都不是像上海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只是一个“城门”打开了的，有了现代元素的变迁中的城市。
当时，整个中国的外国侨民数量并不算少。据海关报告的统计，[17]1920年共有326069名外国人侨居中国，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估计，1920年左右在华各种职业的外国人总数约为[18]278369人，不管哪个数字更接近真实的外国侨民在华人数，北京外国人数量（以4000名计算）占在华外国人总数的比重都相对较小，分别约为1.2%和1.4%。当时，在华北的天津和华东的上海，外国人的数量都多于北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欧美侨民开始大规模撤离北京。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据估计，仍[19]然留在北京的英美侨民约有55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传教士。
从具体国籍来看，北京的欧美人士中，美国人数量的增长幅度最大；英、法、俄等国人数量虽也有增长，但幅度较小；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中国的敌对国且战败，在战后的几年里，北京的德国人数量明显减少。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日战争结束，来京德国人数量较前虽有增长，但总人数仍然处于较少的状态。[20]表1.2 1912—1936年北京非使馆区外国人数量统计表
若按北京各区外国人口分布来看，还是内城各区人数最多。比如，1935年，内一区的外侨就有2302人，而外一区到外五区外侨人数加起来才有330人。各区外侨分布具体情况如下表。[21]表1.3 1935年北京各区外侨户口统计表
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人士人数总体在增加，欧美侨民社区在扩大，欧美人士生活设施的建设和扩充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增长趋势。比如，1912年年底，欧美人士常常聚集光顾、进行社交娱乐休闲等活动的北京俱乐部（Peking Club），其新大楼在使馆区东北部台基厂[22][23]建成并投入使用；1913年，英国使馆教堂扩容到150个座位；各种欧美社团纷纷成立；售卖欧美商品的洋行、商号也兴办起来；为在京欧美小孩提供教育服务的洋学校开始开办；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的成立，等等，都与在京欧美侨民群体的扩大有关。
1937—1945年，北京被日本占据，大量日本人进入北京定居，导致北京外侨人数迅速膨胀，1942年达到了最高峰值，有42734人，这其中多数是日本人。[24]表1.4 1937年1月至1946年8月北京外侨人口统计
北京沦陷时期日本侨民的人数，各统计资料的数字并不统一，有些还差异很大。根据《社会统计月刊》《华北日侨人口统计表》《中外经济统计汇报》等资料的日侨人口数据，1939年12月北京有日侨[25][26]34367人，这一数据比表1.4中日侨的人数多出3000多人。1942年12月有日侨99909人，比表1.4中日侨的人数多出58000多人。而《市政统计月刊》上1942年11月统计的日侨人数是84567+24698人，加号前的人数是日本本土人士，加号后的人数则是朝鲜人。当时朝鲜早已被日本吞并，日本控制的北京市政当局把朝鲜也算作了日本的一部分，但还是在统计人数时把本土日本人和殖民地朝鲜人略加区别。
这样一来，同一年的北京日侨人数，就有了三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显然只是统计了日本普通侨民，即平民百姓。而第二个、第三个数据把日本官吏、军人、警察、宪兵、特务等的人数也统计在内了。第二个数据和第三个数据不同，估计是统计人群不完全一样的缘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侨开始大量离开北京。1946年8月，北京外侨只有2621人，其中日本侨民人数很少。第二节 人口构成多样
1900年以前，居留北京的欧美人士多为职业外交官、海关工作人员、传教士等，成分还比较单一，且男性数量大大多于女性，女性[27]常常能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1900年之后，北京欧美人士的人口构成虽然不失其基础特点，但已朝着多样化的方向演变，发生了较大较明显的变化。一、性别构成
民国时期，居留北京的欧美人士群体中，虽然男女比例每年不同，但总体来说，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数量（见表1.5）。根据《北京名人录》的名单统计，1921年左右，在京欧美人士男女比例约为1.55∶1（1144∶737）。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使馆卫队，若加上以男性为主体的使馆卫队，男女人数比例差距将会更大，约能达到2.6∶1。[28]
另据笔者统计，1921年1月至1927年12月，在京师警察厅（后为北平市公安局）登记租赁房屋的1206名外国人中，只有62名女性在“承租者姓名”一栏中出现。即使大多数家庭在租赁房屋时由男性作为代表，这样的性别数量差距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京外国人士男多女少、单身女性更少的情况。表1.5为北京非使馆区外国男女侨民人数统计表。[29]表1.5 北京非使馆区外国人士男女比例表二、国籍构成
民国前二十年，北京非使馆区的外国人大多来自“辛丑条约国”，其中以日本人最多。除个别年份外，日本人一直占据在京外国人士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在欧美人士群体中，以英、美、德、法、俄这些势力强大的国家侨民居多，也有一些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奥地利、葡萄牙、瑞典、挪威、荷兰、瑞士侨民。值得注意的是，在京美国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就非使馆区而言，1912年美国人数量还只是英国人的一半，1916年其数量就超过了英国人，到了1920年，其数量已经是英国人的1.5倍多，成为民国时期北京除日本人外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在京租赁房屋的人数较多，美国洋行、公司数目也相对较多，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社交团体的活动相当活跃。
下表反映的是1912—1920年留居北京的外国侨民的国籍及人数情况。[30]表1.6 1912—1920年北京外侨国籍及人数表
从表中可知，1912—1920年，居留北京的欧美大国的侨民人数都在稳步上升，而美国人数上升最快。北京的美国籍人士1912年是63人，到1920年就达到了465人，是1912年的7倍多。
为了更细致准确地说明北京外国侨民的国籍情况，我们对1925、1926、1927年连续三年的外籍侨民的国籍及男女人数进行了分区统计，并制表如下。[31]表1.7 1925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续表续表[32]表1.8 1926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续表续表续表[33]表1.9 1927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续表续表
从上述三表可知，从1925—1927年，外国侨民在北京的总人数是呈下降趋势的，1925年是2448人，其中欧美侨民1526人；1926年是2311人，其中欧美侨民1518人；1927年则降到1958人，其中欧美侨民1104人。当时中国“国民革命”正风起云涌，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促使一些外国人离开了北京。这说明外国侨民的数量还是受中国时局影响的。另外，这三年中，只有1925年女性的数量接近男性的一半，1926、1927年这两年连一半都不到。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北京局势趋于稳定，来北京的外国侨民明显增多，总人数突破了3000人，其中欧美侨民较1927年大幅增加。具体情况见表1.10。[34]表1.10 1932年12月北平市外国侨民国籍表续表
而到了1935年，中国形势进一步稳定，日本蚕食中国进入了一个“间歇期”，红军又在偏远的陕北。北京的外侨数量明显增多了，比1927年多了一倍，达到了4081人，女性人数增加更多，是1927年的3倍多，有1812人。同期男性有2269人，而女性的增多，意味着户数，也即家庭的数量增多了。[35]表1.11 1935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
1937—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特别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的欧美人士有所减少。人数最多的美国侨民中，有一部分人在1941年前或者回国或者去了中国内地，还有一些人在1941年后被关进了集中营，导致美国侨民人数明显减少。
1941年1月，北京有英国人77户，156人，其中男75人，女81人；有美国人203户，401人，男213人，女188人；法国人60户，154人，男86人，女68人；德国人93户，256人，男158人，女98人；俄国人79户，274人，男123人，女151人；意大利人19户，63人，男48人，[36]女15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与英美是交战国，北京的英美侨民受到影响，人数减少。特别是美国侨民，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1942年4月，北京有英国人65户，107人，其中男47人，女60人；有美国人118户，205人，男105人，女100人；法国人63户，156人，男82人，女74人；德国人89户，234人，男144人，女90人；俄国人80户，295人，男136人，女159人；意大利人20户，57人，男[37]43人，女14人。
1942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近一年，北京有英国人56户，90人，其中男38人，女52人；有美国人90户，173人，男87人，女86人；法国人64户，166人，男91人，女75人；德国人92户，221人，男133人，女88人；俄国人79户，307人，男145人，女162人；意大利人20[38]户，55人，男42人，女13人。
这些英美侨民虽然人数在持续减少，但余下的人并未像外交、教育、军界人员那样被逮捕关入集中营，主要原因是其职业为一般的生活型职业，与英美政府关联不大。
相反，德国因是日本的盟国，在北京的人口未受多大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德国人的数量是欧美侨民中第二多的，仅次于白俄。在某些城区，德国侨民人数还居于首位。现以1945年4月北平警察局内四分局的调查数据为依据，编列表格说明之（见表1.12、表1.13、表1.14、表1.15）。[39]表1.12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欧美侨民国籍表表1.13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第三分住所管界欧美侨民户口调查表表1.14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第二路界内德国侨民调查表表1.15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第十三段欧美侨民调查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北京的欧美人士又开始增多。1947年中旬，北京外侨人数基本与1935年持平，有4010人。但外侨的国籍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日本人数较前大大减少；二是欧洲国家、美洲国家的人数增多了。[40]表1.16 1947年6月北京外侨国籍与男女人数表续表
到了1948年中旬，国共内战到了紧要关头，华北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一些外国侨民离开了北京，欧美人群开始明显减少。1947年6月北京的欧美侨民有2302户，1948年6月只有[41]468户了；1947年6月有3085人，1948年6月只剩下1471人。[42]表1.17 1948年6月北京外侨国籍与男女人数表续表续表
另外，在京欧美人士的国籍构成，从其租赁房屋的情况中也能体现出来。1921—1927年，登记在册的居京欧美人士租赁房屋的数目，以美国人最多，其次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大致上与1920年之前非使馆区各欧美国家在京侨民的数量情况相符。[43]图1.1 1921.1—1927.12 在北京租赁房屋的外国人国籍分布图三、职业构成
民国著名的新闻从业人士、非常了解在华外侨的赵敏恒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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