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海音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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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花椒糖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爸爸的花椒糖
作者：林海音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ISBN：9787555212935
本书由青岛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上集童年和童心英子的乡恋第一信 给祖父
英子十四岁
亲爱的祖父：
当你接到爸爸病故的电报，一定很难受的。您有四个儿子，却死去了三个，而爸爸又是死在万里迢迢的异乡。我提起笔来，眼泪已经滴满了信纸。妈妈现在又躺在床上哭，小弟弟和小妹妹们站在床边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
以后您再也看不见爸爸的信了，写信的责任全要交给我了。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来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亲爱的祖父，爸爸死后，只剩下妈妈带着我们七个姐弟们。北平这地方您是知道的，我们虽有不少好朋友，却没有亲戚，实在孤单得很，祖父您还要时常来信指导我们一切。
妈妈命我禀告祖父，爸爸已经在死后第二天火葬了，第三天我们去拾骨灰，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现在放在家里祭供，一直到把他带回故乡去安葬。因为爸爸说，一定要使他回到故乡。第二信 给祖父
英子十四岁
亲爱的祖父：
您的来信收到了。看见您颤抖的笔迹，我回想起五年以前，您和祖母来北平的情况，那时候小叔还没有被日本人害死，我们这一大家子人是多么快乐！您的胡须，您的咳嗽的声音，您每天长时间坐在桌前的书写，都好像是昨天的事。如今呢？只剩下可怜孤单的我们！
您来信说要我们做“归乡之计”，我和妈妈商量又商量，妈妈是没有一定主张的，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暂时不回去。亲爱的祖父，您一定很着急又生气吧？禀告您我们的意见，您看觉得怎么样。
我现在已经读到中学二年级了，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小学各班读书，如果回家乡去，我们读书就成了问题。我们不愿意失学，但是我们也不能半路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而且，自从小叔在大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里以后，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有爸爸的病，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小叔的遗体回来以后，才厉害起来的。爸爸曾经给您写过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报告叔叔的事，我记得他写了很多个夜晚，还大口吐着血的。而且爸爸也曾经对我说过，当祖父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刚来到台湾，祖父也曾经对日本人反抗过呢！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妈妈没有意见，她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家乡，她就和我们在这里待下去，只是要得到祖父的同意。亲爱的祖父，您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我们会很勇敢地生活下去。就是希望祖父常常来信，那么我们就如同祖父常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地安心了。
妈妈非常思念故乡，她常常说，我们的外婆一定很盼望她回去，但是她还是依着我们的意思留下来了，妈妈是这样的善良！第三信 给堂兄阿烈
英子十六岁
阿烈哥哥：
自从哥哥回故乡以后，我们这里寂寞了许多。我和弟弟妹妹打开了地图，数着哥哥的旅程，现在该是上了基隆的岸吧？我们日日听着绿衣邮差的叩门声，希望带来哥哥的信，说些故乡的风光！您走的时候，这里树叶已经落光了，送您到车站，冷得发抖，天气冷，心情也冷。您自己走了，又带走了爸爸的骨箱。去年死去了四妹，又死去了小弟，在爸爸死去的两年后，我们失去了这样多的亲人。算起来，现在剩下我们姐弟五个和可怜的妈妈。送哥哥走了以后，回到家里来，妈妈说天气太冷了，可以烧起洋炉子来，虽然屋子立刻变暖，可是少了哥哥您，就冷落了许多。您每天晚上为我们讲的《基度山恩仇记》还没有讲完呢！许多个晚上，我们就是打开地图，看看那一块小小地方的故乡。
妈妈一边向炉中添煤，一边告诉我们说：“故乡还是穿单衣的时候。”是么哥哥？那么您的棉袍到了基隆岂不是要脱掉了吗？妈妈又说，故乡的树叶是从来不会变黄、变枯，落得光光的；水也不会结冰，长年地流着。椰子树像一把大鸡毛掸子；玉兰树像这里的洋槐一样的普遍；一品红也不像这里可怜地栽在小花盆里，在过年的时候才露一露；还有女人们光着脚穿着拖板，可以到处去做客，还有，还有……故乡的一切真是这样的有趣吗？您怎么不快写信来讲给我们听呢？
妈妈说，要哥哥设法寄这几样东西：新竹白粉、茶叶、李咸和龙眼干。后面几项是我们几个人要的，把李咸再用糖腌渍起来的那种酸、甜、咸的味道，我们说着就要流口水啦！妈妈说，故乡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在这里是吃不到的，最后妈妈说：“我们还是回台湾怎么样？”我们停止了说笑声，不言语了，回台湾，这对于我们岂不是梦吗？第四信 给堂兄阿烈
英子十七岁
阿烈哥哥：
您的来信给我们带来了最不幸的消息——亲爱的祖父的死。失去祖父和失去父亲一样地使我们痛苦，在这世界上，我们好像更孤零无所依靠了。北方的春天虽然顶可爱，但是因为失去了祖父，春天变得无味了！有一本祖父用朱笔圈过的《随园诗话》，还躺在书桌的抽屉里。我接到哥哥的信，不由得把书拿出来看看，祖父的音貌宛在，就是早祖父而去的父亲、小弟、四妹，也一起涌上了心头。我常常想，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失去了许多亲人。我在小小年纪便负起没有想到过的责任；生活在没有亲族和无所依赖的异乡，但摆在面前的这一切，却都是真的呢！我每想到不知要付出多少勇气，才能应付这无根的浮萍似的漂泊异乡的日子时，就会不寒而栗。我有时也想，还是回到那遥远的可爱的家乡去，赖在哥哥们的身旁吧，但是再一念及我和弟妹们的受教育问题，便打消了回故乡的念头。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念故乡》的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我却流着心泪。回到家里，我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弟弟还说：“姐姐干吗唱得那么惨！”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您问我们这个新年是如何度过的，还不是和往年一样，把几个无家可归的游魂邀到家里来共度佳节，今年有张君和李君，他们三杯酒下肚，又和妈妈谈起家乡风光来了。这一顿饭直吃得杯盘狼藉，李君醉醺醺地说：“回去吧，英子！回去吃拔仔，回去吃猪公肉！”哥哥，他们的醉话和我的梦话差不多吧！我曾听张君说过的，他们如果回去的话，前脚上了基隆的岸，后脚就会被警察带去尝铁窗风味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思念家乡比我还要痛苦的！我虽然这样热爱故乡，但是回忆起来，却是一片空白。故乡是怎样的面貌啊！我在小小的五岁时就离开她，我对她是这样的熟悉，又这样的陌生啊！
上次给哥哥寄去的照片，您说有一位同村的阿婆竟也认出说：“这是英子！”我太开心了，我太开心了，我居然还没有被故乡忘掉吗？让我为那位可爱的阿婆祝福，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我们有见面的一天吧！第五信 给堂兄阿烈
英子二十八岁
阿烈哥哥：
给您写这封信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真是形容不出来！哥哥，您还认得出妹妹的笔迹吗？自从故乡大地震的那一次，您写信告诉我们说，家人已无家可归，暂住在搭的帐篷里，算来已经十年不通信了。这十年中，您会以为我忘记故乡了吗？实在是失乡的痛苦与日俱增，岁岁月月都像是在期待什么，又像是无依无靠无奈何。但是真正可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八月十五日的中午，所有的日本人都跪下来，听他们的“天皇”广播出来的降书。我在工作了四年的藏书楼上，脸贴着玻璃窗向外看，心中却起伏着不知怎样形容的心情，只觉得万波倾荡，把我的思潮带到远远的天边，又回到近近的眼前！喜怒哀乐，融成一片！哥哥，您虽和我们隔着千山万水，这种滋味却该是同样的吧？这是包着空间和时间的梦觉！
让我来告诉哥哥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预备还乡了。从一无所知的童年时代，到儿女环膝地做了母亲，这些失乡的岁月，是怎样挨过来的？雷马克说：“没有根而生存，是需要勇气的！”我们受了多少委屈，都单单是为了热爱故乡，热爱祖国，这一切都不要说了吧，这一切都譬如是昨天死去的吧，让我们从今抬起头来，生活在一个有家、有国、有根、有底的日子里！
哥哥您知道吗？最小的妹妹已经亭亭玉立了，我们五个之中，三个已为人妻母，两个浴在爱河里。妈妈仍不见老，人家说年龄在妈妈身上是不留痕迹的！而我们也听说哥哥有了四千金，大家见面都要装得老练些啊！
妹妹和弟弟有无限的惆怅，当他们决定回到陌生的故乡，却又怕不知道故乡如何接待这一群流浪者，够温暖吗？足以浸沁孤儿的涸干吗？
哥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您就准备着欢迎我们吧！对了，您还要告诉认识英子的那位阿婆（相信她还健在）英子还乡的消息吧，我要她领着我去到我童年玩耍的每一个地方，我要温习儿时的梦。好在这一切都不忙的，我会在故乡长久、长久、长久地待下去，有的是时间去补偿我二十多年间的乡恋。哥哥，为我吻一下故乡的泥土吧！再会，再会，再会的日子是这样的近了！
［后记］《英子的乡恋》是我在1951年3月写的，到如今刚好十三个年头儿了！日子有飞逝的感觉。这几封信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和真实的生活情景。写时倾泻了我的全部的情感，因此自己特别珍爱这篇小文。也许别人读了无动于衷，那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先祖父林台（号云阁）先生在世时，是头份地方上受人尊敬的长者，做过头份的区长。他在世时，每年回一次祖籍广东蕉岭。我们过海到台湾已经有五六代了。先父林焕文先生是先祖父的长子，他毕业于日据时代的国语学校师范部，精通中日文。毕业后曾执教于新埔公学校，因此台湾文艺社的社长吴浊流先生做过先父的学生。现在吴先生六十多岁了，还在热心地提倡文艺，先父却在四十四岁的英年因肺疾逝世于故都北平。吴先生讲起受教于先父的日子时，热泪盈眶。他说那时他才不过十一岁，如今记忆犹新。他说先父风流潇洒，写得一笔好字，当先父写字的时候，吴先生常在一旁拉纸，因此先父就写了一幅《滕王阁序》送给他。五十年了，当然这幅字没有了，记忆却永留，这不就够了么！
先父后来到板桥的林本源那里做事，我母亲是板桥人，所以他娶了母亲。他后来到日本大阪去，在那里生下了我。我的母亲告诉我，我们从日本回台湾时，我三岁，满嘴日本话。在家乡头份，我很快学会说客家话，不久，先父到北京去，我跟着母亲回她的娘家板桥，我又学说闽南话。然后，五岁到北京（我之所以说北京，因为那时是1923年、1924年，还叫北京）。据母亲告诉我，我当时的语言紊乱极了，用日本话、客家话、闽南话、北平话表达意见。最后，很快地，就剩了一种纯正的语言——北平话。我现在只能听懂和说极少的客家话，虽能说全部的闽南话，但是外省朋友听了说“你的台湾话我听得懂！”本省朋友听了说：“你是哪里人，高雄吗？”这是因为高雄地区的闽南话比较硬的原故吧！而且闽南话系有七声，北平话只有四声，用四声去说七声的话，所以有荒腔走板的毛病。
文中阿烈哥哥是我的堂兄林汀烈先生。当年先父要他到北平去读书，他却一心一意地爱上了戏剧学校，他想去考，先父不答应。戏剧学校虽然没进成，却自己学会了一手好胡琴。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你如果当年真进了戏剧学校，跟宋德珠、关德咸他们是同辈，说不定你林德烈真成了名须生呢！”阿烈哥哥是个老实人，他在光复初任职于中广公司，后来回家乡，现任职于头份镇公所。
我的第二故乡是北平，我在那里几乎住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因此除了语言以外，我也有十足的北平味儿，有些地方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
文中提到的小叔，是我最小的叔叔林炳文先生。他当年和朝鲜的抗日分子同在大连被日本人捉到，被毒死在监狱里。先父去收尸回来，才吐血发肺疾的。小叔最疼爱我，我在北平考小学是他带我去的，第一次临柳公权《玄秘塔》的字帖，是他给我买的。我现在每次回头份时，小婶见了我，触动她的伤心事，总要哭一哭。
我现在很怀念第二故乡北平，我不敢想什么时候才再见到熟悉的城墙、琉璃瓦、泥泞的小胡同、刺人的西北风、绵绵的白雪……既然不敢想，就停下笔不要想了吧！童年和童心
有一个小女孩，在母亲给她洗澡的时候，问了许多问题，都是有关身体各部分的用处。母亲都毫无困难地一一答复了。最后小女孩指着自己的肚脐眼问：“还有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年轻的母亲难住了，但经过一小阵思索，她终于微笑着回答说：“从前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许多人体都捏好了，一排排地站在那里。可是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做好，还呆站在那里不动弹。上帝没办法，就一个挨一个的，用手指头在他们的肚子上戳一下说：‘一个做好了，去吧！一个做好了，去吧！’所以，我们人人都有一个肚脐眼啦！”
小女孩听了这个答复，一定会满意得咯咯咯地笑起来。我听了也很满意，所以紧记在心。每逢想起来，脑子里总会浮现一幅图，一位年轻聪明的母亲，在给一个调皮可爱的小女孩洗澡，亲切而活泼。
事实上，成人和小孩间的对话，常常是很有趣的，有时成人竟也会从跟小孩子谈话中，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来。记住，和小孩子谈话，不要太严肃了，不要在小孩子的每一动作、每一句话，都施以教训，也不要听出小孩子在出口不妙时，便赶快防止说：“小孩子胡说！”那样子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幽默的人生了。旧时习俗，农历年元旦到灯节这半个月的时间，是中国家庭的伦理教育的最放任时期。老少主仆，公开的赌博，不受家长禁止；小孩子说了调皮的话，也不被吓阻，且在墙上贴了“童言无忌”的红纸，以示不究。又以“岁岁平安”来谐音“碎碎平安”，作为家人在过年时打破东西不祥的谅宥。
记得多年前有一个暑假，邻家的小女孩们每天都聚集在我家小木屋游戏。有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女孩，不知怎么传起教来了，而且不知从哪儿学来一套专对小朋友传教的方法，她指手画脚地这样说过不只一次了：“天堂那里好好、好好啊！马路、楼房，全是用巧克力糖做成的……”
你可以想着馋嘴好吃糖的小姑娘们，脑子里是怎样想象那天堂之路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嚷着说，她们恨不得马上就到天堂去。独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小莉莉，她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偎依在妈妈的身边。小莉妈妈推了她一把，说：“小莉莉，你也要去天堂吗？”“才不要！”小莉莉坚决地撇撇嘴说：“姊姊她们跑得快，我追不上。她们会把巧克力糖先吃完的，我又不认识路回来！”她又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腿说：“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妈妈听了，也把小莉莉搂得更紧。
小莉莉只有五岁，虽然是个小孩子，但也时常有女性睿智这一面的表现，比如说吧，有一次她跟妈妈到姨妈家去，那里有一个七岁的表哥阿文。小莉看见阿文正在吃糖，她明明知道，可是偏要问：“文哥，你吃什么？”“糖球。”文哥说完，尽管自顾自地继续吃他的糖，也不知道让给可爱的表妹吃。“好吃吗？”小莉又问。“当然好吃！”答应得多干脆！
呆了半晌，小莉实在忍不住了，因为文哥把糖球一颗颗送进嘴里，嚼得咔嘣咔嘣响，眼看就要吃光了。“给我一颗好吗？”“不！”“真的？”“当然！”“好，”小莉把头一斜，“那——我可不跟你结婚了！哼！”说完把小嘴巴一鼓。
想不到这一招最有效，文哥把手中黏巴达的一把糖球，都送给了小莉。
文哥虽然粗鲁，却也粗中有细，有一次，他看见小莉表妹在玩拍皮球。“小莉，皮球借我拍一会儿。”“不！”小莉连头都不抬。“马马虎虎啦！借我玩十分钟就还你。”“不嘛！”“好！小莉，你小心，小心我娶你做妻子！”
小莉一听，登时吓得双手把皮球捧给文哥了！
文哥的爸爸闹香港脚，脚上一片片的疱疱，又痒又疼，闹了许久才好。
不久文哥的脸上忽然也起了同样的疱疱，文哥痒得忍不住用手去抓，妈妈说：“好孩子，脏手不要去抓，过些日子就好了，跟你爸爸上回闹香港脚一样的毛病。”
小莉表妹来了，文哥长了一脸疱疱很不好意思，又难看，他很丧气的样子对小莉说：“你看，我真倒霉，也不知道怎么啦，起了满脸的香港脚！”
妈妈每次上街回来，手中总是大包小包，文哥是决不肯放松的。
妈妈有时说：“这包不是糖，是妈妈烧菜用的虾米。”“虾米我尝尝！”文哥会这么说，妈妈没办法，打开包包，拿一个虾米塞进他嘴里。
后来妈妈改变方针了，她说：“包里是爸爸的香烟，”或者：“包里是蓝墨水。”妈妈说完就把包包往橱里一放，文哥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有一次，妈妈又提了包包回来，文哥好开心地问：“妈妈又买了什么好吃的？”
妈妈若无其事的，“这包里的东西不是吃的，是看的。”
文哥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妈，”他拿定主意地说，“我要吃‘看的’！”
十月十日，外婆接小莉到台中住两天，临走时，小莉对妈妈说：“我到台中会给你们写信来。”小莉这时不过刚念小学一年级。
果然，过了一天，爸爸接到台中的来信，打开来一看却愣住了，他把信纸递给妈妈说：“你认得吗？你比我小几岁，也许学过这玩意儿。”
妈妈接过来一看也愣住了，她皱起眉头说：“阿拉亦看勿通哉！”
他们好不容易等到住在隔壁的文哥放学回来，拿给他看。文哥毫不费力地一边看一边念给他们听，原来这是一封用注音符号写的平安家信。
小莉的爸妈后来最喜欢把这件事讲给亲友们听，说他们的女儿如何在一年级上学不久就会写一种他们看不懂的文字，只有她的表哥才懂。言下非常得意！
以上各节都是1953年间的记录，是过去三十七个年头的事儿了。后来文哥和小莉这一对青梅竹马的表兄妹，终于携手走进结婚的礼堂，现在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母了。爸爸的花椒糖
提起我爸爸的花椒糖，先得从那次我妈妈的电话说起。
那天，妈妈有事临时出一趟门，她出去了不久，就打回一个电话来，是我接的，妈妈说：“你是阿葳吗？”“我是啊！”“告诉你，我出来才想起来，放在炉子上，有一锅番茄牛肉汤，快煮好了，可是我忘记放盐了。”“没关系，我来放好了！”“啊，不行，不行，你哪里知道放多少！”
我不服气：“我会的啦，你忘了有一次你烧牛肉，不是叫我放的酱油吗？放多少盐？”“啊！不可以，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大姊回来没有？”“只有爸爸在家。”“宁可叫你爸爸来听电话。”“妈，你以为爸爸比我更知道该放多少盐吗？”“别废话！”
我挨了一顿呲，只好把美食家——我的爸爸——从午睡中喊起来。
我爸爸接了电话后很高兴。妈妈派他做点儿事，他总是特别的起劲儿。放下电话，他立刻戴上眼镜，奔向厨房去了。
我在饭桌上写功课，只听见爸爸掀锅盖，盖锅盖，来回好几次，一会儿又咂咂咂地在尝那汤。想必是那放盐的工作，做得十分仔细，放一点儿，尝一尝，才能恰到好处。不过还是我妈妈的本事大：如果只需要一匙的十分之一的话，她在盐罐里舀起一匙来，把盐匙儿一掂，自然就是十分之一的盐撒到锅里了。
这时候，我爸爸由厨房里出来了，面孔显得有点儿严肃，大概是工作神圣的关系。但是过了一会儿，我见他又拿了笔墨纸砚到厨房去，不知做什么；总不能到厨房去写文章，等着牛肉汤煮熟吧？对了，说不定他是要写一张条子贴到锅盖上，说“本汤业已放盐！”因为爸爸常常责备妈妈做事不经过大脑，大概怕妈妈回到家里来又放一次盐。
妈妈在晚饭前回来了。当那碗金红色的最美丽的番茄牛肉汤端上来的时候，我爸爸拍了一下大腿，笑得别提多么抱歉了，他说：“今天真糟糕……”“怎么？”大家都吓一跳。“我把糖当成了盐，放上尝了尝，不够咸，又放上尝了尝，还不够咸，后来尝出甜头儿来了，我才知道搞错了！”“唉——那还怎么喝哪！”妈妈的脸立刻变了色。“不过你们可以尝尝，味道还不错。我后来又继续放了盐，虽然甜了一点儿，但是番茄原本是酸的，放了糖，再放盐，不就中和了吗？”
我那甲种体格的预备军官大哥哥，面有愠色——别怪他，他是独生子，又是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打牙祭的阿兵哥。他说：“盐跟糖，您都分不出来？”
妈妈赶快说：“你爸爸是近视眼。”
汤倒不算是顶难喝，不过每个人今天喝汤的方法很特别，喝一口，就咂咂嘴，深深地去品味那酸甜咸的综合味道。
我爸爸最后下了结论，他对妈妈说：“下次你就不会弄错了。我已经在糖罐盐罐上，各写了标签，贴上去了。”
妈妈从鼻子里不屑地哼了一声：“两个罐子，用了足有十年了，我几时给你煮过甜牛肉汤喝来着？”
第二天，妈妈就把两个罐子上的标签撕掉了。真可惜！我爸爸常说，他的字是郑板桥体，最为难得，怎么好撕掉呢？那岂不太辜负了我爸爸对我妈的一番好意了吗？所以我就说话了：“妈，何必撕掉？有总比没有强。”
妈说：“罐子一高一矮，一盐一糖，我从来没有拿错过；现在上面写了字，害得我每次要看看，反倒乱心，起交错反应，你懂不懂？”
昨天，我妈妈正在厨房，锅里干焙着一些花椒粒。电话铃响了，我接听了，立刻喊妈妈：“妈，您的电话。”
妈妈从厨房里出来了，问我：“谁来的电话？”
我不由得笑了笑，说：“长途。”
妈妈一听是长途，好高兴，打了我的小屁股一下，又问：“哪个嘛？”
对了，妈妈的长途电话多得很，潘长途、张长途、王长途、严长途；不，我应当说潘阿姨、张阿姨、王阿姨、严阿姨才对。这回是潘阿姨。
妈妈坐下来听电话，二姊姊过来了，她轻轻地拍拍妈妈的肩头说：“少说两句吧，你的干焙花椒还在火上，我可不会帮你弄啊！”
二姊姊自从考进一女中（其实只是夜校），就这么老气横秋的，把妈妈也当成了小孩子，怎么可以拍拍打打的！
不过也不能怪二姊，妈妈的长途电话——学一句大哥哥的形容词——真是terrible！常常话都快说完了，就要说“再见”了，潘阿姨还要加上一句：“我好像还有什么废话要跟你说……”于是妈妈也就恋恋不舍地握住听筒说：“那你就再想一想吧！”
所以，二姊姊又第二次来警告妈妈：“花椒可热得在锅里跳舞啦！”
这时候，我爸爸突然出现，他一语不发地又从书房走向了厨房，当然是去接掌那干焙花椒之职；因为妈妈的自制花椒盐，也是为了爸爸呀！把花椒焙过以后，压碎，加上细盐，装在罐子里，随时取出，可以用来油炸花生米或炸胗肝吃。这是爸爸最喜欢的调味品。
妈妈见爸爸去厨房，就更放心地说她的长途了。我和二姊姊做个鬼脸笑笑，二姊姊说：“妈，放心长途吧，你的理想丈夫替你炒花椒去了！”
妈妈的电话打完了，爸爸的花椒盐也做好了。一手完成，满满的一玻璃瓶，够吃大半年的，真叫棒！
晚饭桌上，立刻多了一样小菜——炸花生米。爸爸叫我：“阿葳呀！别忘记撒点儿花椒盐在炸花生米上。”“知道喽！”
那碟花生米摆在爸爸的面前，因为那是他心爱的小菜。爸爸夹起了第一粒花生米来吃了，他嚼了嚼，咂咂嘴。又夹第二粒放进嘴里，抿抿嘴，却“咦”了一声，等到第三粒放进嘴里，他的筷子就直点着我：“你在炸花生米里放了什么了？”“花椒盐嘛！”“你放了糖。”爸爸肯定地说。“我没放糖，一定是你放了，爸。”
爸爸愣住了，满桌子人都愣住了。“那矮罐里，不是盐吗？”爸爸问。“盐？”妈妈说。“唉！”大姊姊说。
爸爸却只哈哈一笑，笑得那么和气！
二姊姊说：“理想丈夫！”
吃完饭，我要做功课了，今天写一篇作文，我想不起写什么。
二姊姊说：“那还不容易！我给你出个题目，就写‘爸爸的花椒糖’好啦！”文华阁剪发记
文华阁有一个小徒弟，他管给客人打扇子。客人多了，他就拉屋中间那块大布帘子当风扇。他一蹲，把绳子往下一拉，布帘子给东边的一排客人扇一下；他再一蹲，一拉，布帘子又给西边的客人扇一下。夏天的晌午，天气闷热，小徒弟打盹儿了，布帘子一动也不动，老师父给小徒弟的秃瓢儿上，一脑杓子，“叭！”好结实的一响，把客人都招笑了。这是爸爸告诉我的，爸爸一个月要去两次文华阁，他在那里剃头、刮脸、掏耳朵。
现在我站在文华阁门口了。五色珠子穿成的门帘，上面有“文华”两个字，我早会念了，我在三年级。今天我们小学的韩主任，把全校女生召集到风雨操场，听他训话。他在台上大声地说：“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各位女同学，你们的头发，也是从父母的身体得来，最好不要剪，不要剪……”
我不懂韩主任的话，但是我们班上已经有两个女生把辫子剪去了，她们臭美得连人都不爱理了，好像她们是天下第一时髦的人。现在可好了，韩主任说不许剪，看怎么办！大家都回过头看她们。可是，剪了辫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也剪了呢？
韩老师正向我们微微笑。她站在风雨操场的窗子外，太阳光照在她的蓬松的头发上。韩老师没有剪发，她梳的是面包头，她是韩主任的女儿，教我们跳舞。韩主任一定也不许他的女儿剪发，我喜欢韩老师，所以我也不能剪。
但是我的辫子这样短，这样黄，它垂在我的背后，宋妈说，就像在土地庙买的那条小黄狗的尾巴，所以她很不爱给我梳。早晨起床，我和妹妹打架，为了抢着要宋妈第一个给梳辫子。宋妈说：“真想赌气连你们的两条狗尾巴剪了去，我省事，也省得你们姊儿俩睁开眼就打架！”
我站在文华阁的玻璃窗前向里看，布帘子风扇不扇了，小徒弟在给一位客人递热手巾，他把那热毛巾敷在客人脸上，一按一按的，毛巾上冒着热气，我仔细一看，那客人原来是爸爸！他常常刮了胡子总要这么做的，我知道，热毛巾拿开，就可以看见爸的嘴上是又红又亮的，但是我要赶快赶回家去了，不要让爸爸看见我。他常对我说：“放学回家走在路上，眼睛照直地向前看，向前走，别东张西望，别回头，别用手去摸电线杆子，别在卖吃的摊子前面停下来，别……”可是照着爸爸的话做真不容易，街上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我要看墙上贴的海报，今天晚上开明戏院是什么戏。我要看跪在道边要饭的乞丐，铁罐里人家给扔了多少钱；我要看卖假人参的，怎么骗那乡下佬；我要看卖落花生的摊子，有没有我爱吃的半空儿。我要看电线杆子，上面贴着那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爱哭郎”的红纸条。
我今天更要看看街上的女人，有几个剪了头发的。
我躲开文华阁，朝前走几步，再停下来站在马路沿上，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她扎着红辫根，打着刘海儿，并没有剪发。马路边上走过一个老太婆，她的髻儿上扣着一个壳儿，插着银耳挖子，上面有几张薄荷叶，她能不能剪发呢？又过去一个大女学生，她穿着黑裙子，琵琶襟的竹布褂，头上梳的是蓬蓬的横S头，她还有多久才剪发？
我看来看去，街上没有走过一个剪发的。
回到家里来，宋妈一迎面就数叨我：“看你的辫子，早晨梳得紧扎的，这会儿呢，散得快成了哪吒啦！”
宋妈总是这么嫌恶我的辫子，有本事就给我剪了呀！敢不敢？要是真给我剪，我就不怕！不怕同学笑我，不怕出门让人看见，不怕早上梳不上辫子。可是我就是不剪！妈剪我就剪。爸爸叫我剪我就剪。韩老师剪我也剪。宋妈叫我剪，不算！
宋妈要是剪了发，会成什么样儿？真好笑！宋妈的髻儿上插着一根穿着线的针，她不能剪，她要剪了头发，那根针往哪儿插哪？真好笑！“笑什么？”宋妈纳闷儿地看着我。“管哪！笑你的破髻儿，笑你要是剪了发成什么样儿！你不会像哪吒，一定是像一只秃尾巴鹌鹑！”
走进房里，妈妈一边喂瘦鸡妹妹吃奶，一边穿茉莉花。小小白白的茉莉花还没有开，包在一张叶子里，打开来，清香清香的。妈妈把它们一朵朵穿在做好的细铁丝上，她说：“英子，我一枝，你两枝。”“为什么？”“忘了吗？今天谁要结婚？”“张家的三姨呀！”“是嘛！带你去见见世面。”“三姨在女高师念书。”“是呀！会有好多漂亮的女学生，你不是就喜欢比你大的姊姊们吗？”“。”我想了想，不由得问，“为什么我要两枝茉莉花？”“也是给你打扮打扮呀！下午叫宋妈给你梳两个抓髻，插上两排茉莉花，才好看。”妈妈说完看着我的脸、我的头发。她一定在想，怎么把哪吒打扮成何仙姑呢？
可是我想起那些漂亮的大女学生来了，便问妈妈：“妈，那些女学生剪了头发没有？”“剪没剪，我怎么知道！”“张家的三姨呢？她梳什么头？”“她今天是新式结婚，什么打扮，我可也不知道。可是三姨是时髦的人，是不是？说不定剪了头发呢！”妈妈点点头，好像忽然明白了的样子。“妈，您说三姨要是剪了发，是什么样子呢？”
妈妈笑了，“我可想不出。”她又笑了，“真的，三姨要是剪了发，是什么样子呢？”“妈，”我忍不住了，“我要是剪了头发什么样子？”我站直了，脸正对妈妈，给她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
妈“嗯？”了一声，奇怪地看着我。“妈，”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堆什么东西在跳，非要我跳出这句话，“妈，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多人剪了辫子了。”“有多少？”妈问我。
其实，只有两个，但是我却说，“有好几个。”“几个？”妈逼着问我。“嗯——有五六个人都想去剪了。”我说的到底是什么话，太不清楚，但是妈妈没注意，可是她说：“你也想剪，是不是？”
我用手拢拢我的头发。我想剪吗？我说不出我是不是想剪，可是我在想着文华阁的小徒弟扇布帘子的样子，我笑了。
妈妈也笑了，她说：“想剪了，是不是？我说对了。”“不，”真的，我笑的是那小徒弟呀，可是，妈妈既然说了我剪头发的事，那么，我就说：“是您答应叫我剪，是不是？”“瞎说，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刚才。”
宋妈进来了，我赶忙又说：“宋妈，妈妈要让我剪头发。”“这孩子！”妈妈说话没有我快，我抢了先，妈妈简直就没办法了。“你爸爸答应了吗？”宋妈总是比我还要厉害。“那——”我摇着身子，不知该怎么说。
真的，爸爸最没准儿。他有时候说，他去过日本，最开通；他有时候又说，中国老规矩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赞成不赞成剪头发呢？他觉得我如果剪去辫子是开通呢，还是没规矩了呢？
宋妈看我在发愣吧，她“哼”地冷笑了一声说，“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可是你也说不愿意给我梳辫子，要剪去我的头发来着。”“喝！你倒赖上了，你想要时髦，就赖是俺们要你剪的，你多机灵呀！”
我本来并没有想剪辫子，韩主任也不让我们剪，韩老师也还没有剪，可是，这会子我的心气儿全在剪头发上了，我恨不得马上到文华阁去，坐在那高椅子上，“嘎登”一下子，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然后，我穿了新衣服新鞋子，去看张家三姨结婚，让那么多人都看见我已经剪了辫子啦！“你说给她剪了好不好？”妈竟跟宋妈要起主意来了。“剪了倒是省事，我在街上也看见几个女学生剪了的。可就是——”宋妈冲着我，“赶明儿谁娶你这秃尾巴鹌鹑呀！”“讨厌，我才不嫁人！”“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我还是这句话。”宋妈又提起爸爸。“妈，”我腻着妈妈，“您跟爸爸说。”“我不敢。”妈妈笑了。“宋妈，你呢？”我简直要求她们了，我要剪头发的心气儿是这么高，简直恨不能一时剪掉了。“你妈都不敢，我敢？谁敢跟你们家的阎王爷说话？”“我自己去！”我发了狠，我就是我们家的阎王爷！
妈妈拗不过我，终于答应了，妈说，就趁着爸爸不在家去剪吧，剪了再说。
爸爸这时早已离开文华阁去上班了，我知道的。妈妈带着我，宋妈抱着瘦鸡妹妹，领着弟弟，我们一大堆人，来到了文华阁。
文华阁的大师父看见来了一群女人和小孩，以为是给弟弟剃头，他说：“小少爷，你爸爸刚刮了脸上衙门啦！来，坐这个高凳儿上剃。”“不是，是这个，我的大女儿要剪发。”“哦？”大师父愣了一下，小徒弟也停住了打扇子，别的二师父、三师父也都围过来了，只有一个客人在理发，他也回头过来。“没人在你们这儿剪过吗？我是说女客。”妈问大师父。“有有有。”大师父大概怕生意跑了，但是他又说，“前儿个有个女学生剪辫子，咱们可没敢下剪子，是让她回家把辫子剪了，咱们再给理的发。”“，”妈妈又问：“那就是得我们自己把辫子剪下来？”“那倒也不是这么说，那个女学生自己来的，这年头儿，维新的事儿，咱们担不了那么大沉重。您跟着来，还有什么错儿吗？”“那个女学生，剪的是什么样式？”妈妈再问。“我给她理的是上海最时兴的半剖儿。”大师父足这么一吹。“半剖儿？什么叫半剖儿？”还是妈妈的问题，真啰嗦。“那，”大师父拿剪刀比画着，“前头儿随意打刘海儿、朝后拢都可以，后头，就这么，拿推子往上推，再打个圆角，后脖上的短毛都理得齐齐的。啧！”他得意地自己啧啧起来了。“那好吧，你就给我的女儿也剪个半怕丫吧。”
妈妈的北京话，真是！
我坐上了高架椅，他们把我的辫子解散开来了，我从镜子里看见小徒弟正瞪着我，他顾不得拉布帘子了。我好热，心也跳。
白围巾围上了我的脖子，辫子的影子在镜子里晃，剪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我有点儿害怕，大师父说话了：“大小姐，可要剪啦！”
我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散开的头发，喊：“妈——”
妈妈说：“要剪就剪，别三心二意呀！”
好，剪就剪，我放开了手，闭上眼睛，听剪刀在我后脖子响。他剪了梳，梳了剪，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看。可是等我睁开了眼，朝镜子里一看，我不认识我了！我变成一个很新鲜、很可笑的样子。可不是，妈妈和宋妈也站在我的背后朝镜子里的我笑。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她们怎么不说话？
大师父在用扑粉掸我的脖子和脸，好把头发碴儿掸下去。小徒弟在为我打那布扇子，一蹲，一拉。我要笑了，因为——瞧小徒弟那副傻相儿！窗外街上也有人探头在看我，我怎么出去呢？满街的人都看着我一个人，只因为我剪去了辫子，并且理成上海时兴样儿——半剖儿！
我又快乐又难过，走回家去，人像是在飘着，我躲在妈妈和宋妈的中间走。我剪了发是给人看的，可是这会子我又怕人看。我希望明天早晨到了班上，别的女同学也都剪了，大家都一样就好了，省得男生看我一个人。可是我还是希望别的女生没有剪，好让大家看我一个人。
现在街上的人有没有看我呢？有，干货店伙计在看我，杭州会馆门口站着的小孩儿在看我，他们还说：“瞧！”我只觉得我的后脖子空了，风一阵来一阵去的，好像专往我的脖子吹。我想摸摸我的后脑勺秃成什么样子，可又不敢。
回到家里，我又对着镜子照。我照着想着，想到了爸爸，就不自在起来了，他回家要怎么样地骂我呢？他也会骂妈妈，骂宋妈，说她们不该带我去把辫子剪掉了，那还像个女人吗？唉！我多不舒服，所以我不笑了，躲在屋子里。
妈妈叫我，我也听不见，宋妈进来笑话我：“怎么？在这儿后悔哪！”
然后，我听见洋车的脚铃铛响，是爸爸下班回来了，怎么办呢？我不出屋子了，我不去看三姨结婚了，我也不吃晚饭了，我干脆就早早地上床睡觉算了。
可是爸爸已经进来了，我只好等着他看见我骂我，他会骂我：“怎么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这哪还像个女人，是谁叫你剪的？鬼样子，像外国要饭的……”但是我听见：“英子。”是爸爸叫我。“噢。”
爸爸拿着一本什么，也许是一本《儿童世界》，他一定不会给我了。“咦？”爸看见我的头发了，我等着他变脸，但是他笑了，“咦，剪了辫子啦？”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唉！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我的心一下子松下来了，好舒服！爸爸很高兴地把书递给我，他说：“我替你买了一个日记本，你以后要练习每天记日记。”“怎么记呢？我不会啊！”记日记，真是稀奇的事，像我剪了头发一样的稀奇哪！“就比如今天，你就可以这样记：1927年7月15日我的辫子剪去了。”“可是，爸，”我摸摸我后脖的半剖儿说，“我还要写，是在虎坊桥文华阁剪的，小徒弟给我扇着布帘子。”
我歪起脸看爸爸，他笑了。我再看桌上妈妈给我穿的两枝茉莉花，它们躺在那儿，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啦！窃读记
转过街角，看见三阳春的冲天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打的声音，我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下课从学校急急赶到这里，身上已经汗涔涔的，总算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可不是三阳春，而是紧邻它的一家书店。
我趁着漫步给脑子一个思索的机会：“昨天读到什么地方了？那女孩不知最后嫁给谁？那本书放在哪里？左角第三排，不错……”走到三阳春的门口，便可以看见书店里仍像往日样地挤满了顾客，我可以安心了。但是我又担忧那本书会不会卖光了？因为一连几天都看见有人买，昨天好像只剩下一两本了。
我跨进书店门，暗喜没人注意。我踮起脚尖，使矮小的身体挨蹭过别的顾客和书柜的夹缝，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哟，把短发弄乱了，没关系，我到底挤到里边来了。在一片花绿封面的排列队里，我的眼睛过于急忙地寻找，反而看不到那本书的所在。从头来，再数一遍，啊！它在这里，原来不是在昨天那位置了。
我庆幸它居然没有被卖出去，仍四平八稳地躺在书架上，专候我的光临。我多么高兴，又多么渴望地伸手去拿，但和我的同时抵达的，还有一双巨掌，五个手指大大地分开来，压住了那本书的整个：“你到底买不买？”
声音不算小，惊动了其他顾客，全部回过头来，面向着我。我像一个被捉到的小偷，羞惭而尴尬，涨红了脸。我抬起头，难堪地望着他──那书店的老板，威风凛凛地俯视着我。店是他的，他有全部的理由用这种声气对待我。我用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悲愤地反抗了一句:“看看都不行吗？”其实我的声音是多么软弱无力！
在众目睽睽下，我几乎是狼狈地跨出了店门，脚跟后面紧跟着是老板的冷笑:“不是一回了！”不是一回了？那口气对我还算是宽容的，仿佛我是一个不可以再原谅的惯贼。但我是偷窃了什么吗？我不过是一个无力购买而又渴望读到那本书的穷学生！
曾经有一天，我偶然走过书店的窗前，窗前刚好摆了几本慕名很久而无缘一读的名著，欲望推动着我，不由得走进书店，想打听一下它的价钱。也许是我太矮小了，不引人注意，竟没有人过来招呼，我就随便翻开一本摆在长桌上的书，慢慢读下去，读了一会儿仍没有人理会，而书中的故事已使我全神贯注，舍不得放下了。直到好大工夫，才过来一位店员，我赶忙合起书来递给他看，像煞有介事地问他价钱，我明知道，任何便宜价钱对于我都是枉然的，我绝没有多余的钱去买。
但是自此以后，我得了一条不费一文读书的门径。下课后急忙赶到这条“文化街”，这里书店林立，使我有更多的机会。
一页，两页，我如饥饿的瘦狼，贪婪地吞读下去，我很快乐，也很惧怕，这种窃读的滋味！有时一本书我要分别到几家书店去读完，比如当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已不适宜我再在这家书店站下去的话，我便要知趣地放下书，若无其事地走出去，然后再走入另一家。
我希望到顾客正多着的书店，就是因为那样可以把矮小的我挤进去，而不致被人注意。偶然进来看看闲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像我这样常常光顾而从不买一本的，实在没有。因此我要把自己隐藏起来，真是像个小偷似的。有时我贴在一个大人的身边，仿佛我是与他同来的小妹妹或者女儿。
最令人开心的还是下雨天，感谢雨水的灌溉，越是倾盆大雨我越高兴，因为那时我便有充足的理由在书店呆下去。好像躲雨人偶然避雨到人家的屋檐下，你总不好意思赶走吧？我有时还要装着皱着眉头不时望着街心，好像说:“这雨，害得我回不去了。”其实，我的心里是怎样高兴地喊着：“再大些！再大些！”
但我也不是个读书能够废寝忘食的人，当三阳春正上座，飘来一阵阵炒菜香时，我也饿得饥肠辘辘，那时我也不免要做个白日梦：如果袋中有钱该多么好！到三阳春吃碗热热的排骨大面，回来这里已经有人给摆上一张弹簧沙发，坐上去舒舒服服地接着看。我的腿真够酸了，交替着用一条腿支持另一条，有时忘形地撅着屁股依赖在书柜旁，以求暂时的休息。明明知道回家还有一段路程好走，可是求知的欲望这么迫切，使我舍不得放弃任何可捉住的窃读机会。
为了解决肚子的饥饿，我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临来时买上两个铜板（两个铜板或许有）的花生米放在制服口袋里，当智慧之田丰收，而胃袋求救的时候，我便从口袋里掏出花生米来救急。要注意的是花生皮必须留在口袋里，回到家把口袋翻过来，细碎的花生皮便像雪花样地飞落下来。
但在这次屈辱之后，我的小心灵确受了创伤，我的因贫苦而引起的自卑感再次犯发，而且产生了对人类的仇恨。有一次刚好读到一首真像为我写照的小诗时，更增加了我的悲愤。那小诗是一个外国女诗人的手笔，我曾抄录下来，贴在床前，伤心地一遍遍读着，小诗说：
我看见一个眼睛充满热烈希望的小孩，
在书摊上翻开一本书来，
读时好似想一口气念完。
开书摊的人看见这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向小孩招呼：“你从来没有买过书，
所以请你不要在这里看书。”
小孩慢慢地踱着叹口气，
他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认过字母，
他就不会看这老东西的书了。
穷人有好多苦痛，
富的永远没有尝过。
我不久又看见一个小孩，
他脸上老是有菜色，
那天至少是没有吃过东西──
他对酒店的冻肉用眼睛去享受。
我想着这个小孩情形必定更苦，
这么饿着，想着，这样一个便士也没有。
对着烹得精美的好肉空望，
他免不了希望他生来没有学会吃东西。
我不再去书店，许多次我经过文化街都狠心咬牙地走过去。但一次，两次，我下意识地走向那熟悉的街，终于有一天，求知的欲望迫使我再度停下来，我仍愿一试，因为一本新书的出版广告，我从报上知道好多天了。
我再施惯技，又把自己藏在书店的一角。当我翻开第一页时，心中不禁轻轻呼道：“啊！终于和你相见！”这是一本畅销的书，那么厚厚的一册，拿在手里，看在眼里，多够分量！受了前次的教训，我更小心地不敢贪婪，多串几家书店更妥当些，免得再遭遇到前次的难堪。
每次从书店出来，我都像喝醉了酒似的，脑子被书中的人物所扰，踉踉跄跄，走路失去控制的能力。“明天早些来，可以全部看完了”，我告诉自己。想到明天仍可以占有书店的一角时，被快乐激动的忘形之躯，便险些撞到树干上去。
可是第二天走过几家书店都看不见那本书时，像在手中正看得起劲的书被人抢去一样。我暗暗焦急，并且诅咒地想：皆因没有钱，我不能占有读书的全部快乐，世上有钱的人这样多，他们把书买光了。
我惨淡无神地提着书包，抱着绝望的心情走进最末一家书店。昨天在这里看书时，已经剩下最后一册了，可不是，看见书架上那本书的位置换了另外的书，心整个沉下了。
正在这时，一个耳朵架着铅笔的店员走过来了，看那样子是来招呼我的（我多么怕受人招待！）。我慌忙把眼睛送上了书架，装作没看见。但是一本书触着我的胳膊，轻轻地送到我的面前：“请看吧，我多留了一天没有卖。”
啊，我接过书害羞得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表示我的感激，他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被冲动的情感，使我的眼光久久不能集中在书本的黑字上。
当书店的日光灯忽地亮了起来，我才觉出站在这里读了两个钟点了。我合上最后一页──咽了一口唾沫，好像所有的智慧都被我吞食下去了。然后抬头找寻那耳朵上架着铅笔的人，好交还他这本书。在远远的柜台旁，他向我轻轻地点点头，表示他已经知道我看完了，我默默地把书放回书架上。
我低着头走出去，黑色多皱的布裙被风吹开来，像一把支不开的破伞，可是我浑身都松快了。摸摸口袋里是一包忘记吃的花生米，我拿一粒花生送进嘴里，忽然想起有一次国文先生鼓励我们用功的话：“记住，你是吃饭长大，也是读书长大的！”
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句话还不够用，它应当这么说：“记住，你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好日子
今天是好日子——爸爸领薪水。
我说它是好日子，因为家里的每个人都有急待实现的希望寄予今天。
早晨妈妈去买菜，刚迈出了房门又退回来，望着墙上的美女日历问：“今天是几号？”“一号！”我和大哥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对于这个数字的日子有特别的警觉。妈妈听了，也有所悟地点点头走了。
晌午，我和大哥都回来得早些，妈妈好像比我们更早，她已经烧好满桌好菜等待爸爸。
一文不名而能端出满桌好菜，是妈妈的本事。我们在国文课上念过“泥他沽酒拔金钗”的诗句，是形容一位贤淑的妻子从头上取下首饰来，给丈夫换酒请客人。可是妈妈的贤淑还不止于此，我知道她的最后的一只金戒早在去年换给爸爸治病了。我是说，她有赊欠的好本事，当然，她并不是常使债台高垒不会算计的女人，她今天能有魄力去赊欠一桌美餐，是因为她对于很快就可以还账有信心的缘故。想想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车铃响三声，是爸爸回家的记号，我抢着出去开门，大哥小心替爸爸把车子推进来，小妹赶紧接过爸爸的大皮包，我们今天对爸爸都特别献殷勤！
大黑皮包沉得小妹扛不动，她直嚷：“爸爸好阔啊，皮包这么重，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大家听了都轻松地笑了。爸爸不会有满皮包的钱，我们知道的，但是在这个好日子提到钱，总是令人兴奋的。
我知道爸爸的那个黄色牛皮纸的薪水袋，每逢这种日子，他总是一回家便从他的黄卡叽布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里掏出来，交给妈妈。可是今天却没有，爸爸仿佛没事人儿似的，照例坐到饭桌他的主位上。
吃饭的时候，我几次回头探望挂在墙壁钉子上的那件中山装，左上口袋好像鼓鼓的，又好像不。我希望那钉子不牢，爸爸的衣服掉下来，那么我就可以赶快跑去拾起来，顺便看看那口袋的确实情形。现在我们大家闷闷地吃着饭，简直叫人沉不住气！
我相信沉不住气的实在不只我一个人，连妈妈在内，可是我们谁都不开口问爸爸关于薪水的事。
爸爸今天胃口真好，当盛第三碗饭的时候，沉不住气的妈妈终于开口了：“你看今天的牛舌烧得还不错吧？”“相当好！”爸爸咂咂嘴，点点头。妈妈又说：“今天的牛舌才十五块，不算贵。——还没给钱呢！”
妈妈说话的技术真了不起！我们的国文老师教作文方法时讲过“点题”，妈妈在学校时作文一定很好，她知道怎么“点题”，引起爸爸的注意。果然，爸爸听见妈妈这么说了后，仿佛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噢！”他立刻起身，从挂在钉子上的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里掏出那牛皮纸袋来，放在饭桌上妈妈的面前：“喏，薪水发了。”
我们大家的眼睛，立刻从红烧牛舌转移到那纸袋上，上面一项一项写得很明白，什么本俸啦，服装费啦，眷属津贴啦，职务加给啦……名堂繁多，加到一起一共三七六点五六元，还是那个老行市！爸爸是荐任六级，官拜科长。
我们的家庭是最最民主的。妈妈一面打开薪水袋，一面问大哥：“你说要买什么来着？”
大哥一听，兴奋得很，满脸发光，两只大巴掌交搓着：“仪器一盒，大概一百五十块，上几何课总跟同学借，人家直不愿意；球鞋也该买了，回力四十号的三十六块，还有，还有……”大哥想不起来了，急得直摸脑袋，“嗯，还有，头发该理了，三块五。”“你呢？”妈妈转向我。“我？一支自来水笔，爸爸答应过的，考上高中就送给我，派克二十一的好了，只要九十多块；天冷了学校规定做黑色外套，大概要七十多块，还有，学校捐款劳军，起码五块。”我一口气数完了，静候发落。
妈妈听了没说什么，她把薪水袋一倒提溜，三七六点五六元全部倾泻出来。她做一次摊牌式的分配，一份一份数着说：“这是还肉店的，这是还张记小店的，这是电灯费、水费，这是报费，这是户税，这是……这……”
眼见薪水去了一大半，结果她还是数了三张小票给大哥：“喏，理发的钱，拿去。”
又抽出一张红票子给我：“这是你的学校捐款五块。”
妈妈见我和大哥的眼睛还盯住她手里的一小叠票子，又找补了一句：“剩下要买的，等下个月再说吧！”
妈妈又转向爸爸，爸爸正专心在剔他的牙缝里的肉丝丝（爸爸简直不能吃肉），妈妈把手中的票子晃了晃，对爸爸说：“我看你的牙，这个月也拔不了吧？”
爸爸连忙说：“没关系，尚能支持！尚能支持！”
妈妈刚要把钱票收起来，忽然看见桌旁还坐着一个默默静观的小女孩。“对了，还有你呢，你要买什么？”妈妈问小妹。
小妹不慌不忙地翘起她的食指来：“一毛钱，妈妈，抽彩去！”
妈妈笑了，一个黄铜钱立刻递到小妹的手里——今天只有小妹达到她的全部希望。
我忽然觉得很无聊，把那张红票子叠呀叠的，叠成一只蝴蝶，装进我的制服口袋里。爸爸也站起来了，他说：“盼着吧，又——有讯儿要调整待遇了！”他把那“又”字拉得又长又重。
穿上了中山装，爸爸又下了一个结论：“想当年北平有四大贱：挤电车、吃咸盐、四等窑子、公务员。哈！”
就这样，我们的好日子又过去一个！妈妈说，不行！
妈妈说：“不行！”她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早上哥哥和姐姐上学去，我说我也要去，妈妈说：“不行，你还小。”我说：“那么我帮着你煮饭吧！”妈妈说：“不行，我不要你捣乱。”
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什么事儿也没有，打开哥哥的抽屉，拿出他的蜡笔和纸，学哥哥画一架飞机。画得好开心，妈妈来了，她抢过我的笔和纸，把眼睛瞪得好大：“不行呀不行，这是哥哥的东西，告诉过你不要动！”我说：“那我做什么呢？”妈妈说：“做什么都行，就是动哥哥的东西不行。”我说：“那我吃块糖吧？”妈妈说：“不行，你刚吃完饭。”我说：“那给我一毛钱吧？”妈妈问：“要一毛钱做什么？”我说：“找陈家弟弟抽彩去！”妈妈说：“可不行呀，那是赌博。”
我没办法，穿上板板，到院子里走走，看见树底下一张报纸，旁边有一盒火柴，是爸爸早晨在这里抽烟看报来着。我划一根火柴，把报纸点着了，好大火，我心里一着急，想小——姐姐说幼稚园里要撒尿就说“小”，我学着爸爸的样子，站在树底下向着着火的报纸小了一次。妈妈从窗子里一伸头说：“了不得，你要放火呀，怎么行？在这里撒尿也很臭的。”我说：“爸爸常这样，怎么行？”妈妈说：“他是爸爸，是大人，你不要顶嘴，乖乖地坐着晒太阳。”
搬个小竹凳，我乖乖坐在那儿晒太阳，晒呀晒呀，好暖和，我就唱起歌来，唱一个“阿里山的姑娘”，再唱一个“宝贝大台湾”，还有“包饺子儿”，“戚里戚里戚，阿里蚌蚌……”唱着唱着妈直喊我“别蚌蚌啦，吵死人！”我说：“嫌吵，我去找蔡清清玩吧！”妈妈说：“不行，清清太脏。”我说：“那我找袁小胖吧？”“也不行，小胖太野。”“那我找杨佳佳吧，他们家很清洁，还有大汽车。”妈妈说：“人家有钱的会嫌你脏啦！”这么着，我什么地方都不许去，不许吃，不许唱，也不许小。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就到厨房去拧开水龙头，冲一冲头发，像理发馆一样的，好清爽。可是水流到脖子了，冰凉！又听到妈妈喊了：“哎哟，不行呀，怎么淘成这样子！”
妈妈正喊着，朱妈妈来了，朱妈妈说：“怎么样，主席，开会吧？”妈妈笑笑说：“三缺一呀，不行！”朱妈妈掏出一毛钱给我，说：“好乖，宝贝，喏，拿去买糖吃，先到隔壁请王妈妈来开会。”我看看妈妈，不敢接那一毛钱，妈妈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拿着吧，也不说谢谢。”我接过钱，说：“谢谢朱妈妈。”朱妈妈对妈妈说：“咳，还是你的儿童教育好。”
王妈妈来了，她说：“先说下，我今天就能卫生八圈呀！”妈妈她们一块儿说：“谁不是！”我问妈妈：“是不是要赌博？”妈妈说：“呸！这样说不行。”
我站在妈妈旁边儿玩筹码，妈妈说：“去吧！”我说：“哪儿去？”妈妈说：“你不是要找蔡清清玩吗？”我说：“啊——还有袁小胖。”妈妈说：“去吧！去吧！”走到门口，我又问：“朱妈妈给我的一毛钱，可不可以抽彩？”妈妈说：“去吧！去吧！去吧！”
一玩到天黑我回家，妈妈说：“小捣乱，谁叫你回来的？”我说：“看看你们卫生八圈完了没有。”朱妈妈说：“我们现在战斗晚了，因为你王妈妈掉下去了。”我吓一跳：“掉到哪儿去了？”妈妈们哈哈大笑，只有王妈妈不肯笑，而且还把嘴使劲包起她的牙，可是她的牙很长，又向外翻，怎么也包不严。我看了很不喜欢，说：“王妈妈赌博的时候，牙齿很难看……”我还没说完，妈妈就插嘴：“什么！这样乱说不行，没规矩！回头跟你算总账。嘿，你也不管管！”后来那句是冲着爸爸说的。
爸爸很没意思的样子——就是他常常说“无聊”的时候那种样子，坐在藤椅上，两脚搭在书桌上，吸着一根新乐园，直往屋顶上吐圈圈，听妈妈生气，他倒笑了，他喊我：“儿子！”我答应：“嗳！”他说：“过来。”我走过去，他把我一把抱在他大腿上，附在我耳朵旁轻轻说：“这样随便说话不行的。”我说：“咦？爸爸你也说不行。”爸爸扮一个鬼脸，头一低要亲亲我，我把他的头一推，说：“不行，胡子！”爸爸把嘴一努，下巴一仰，说：“喏，看，刚刮的！”我一看青帮帮的，才放心。
客人打完牌走了，妈妈还翻着白眼儿，掐着手指细细算。爸爸说：“算什么，一篇糊涂账！”妈妈听了，白眼儿翻下来，黑眼儿翻上去：“怎么，我输钱，你痛快了！”接着，她又跟我算账：“今天到哪儿去了，你？”我先把手里的笛子吹一下，给妈妈听，然后说：“今天抽得的大彩。”可是她说：“又去抽彩，学不出好来，下回可不行啦！”我使劲点点头。
要睡觉了，哥哥说：“明天每人要捐一块救灾。”妈妈说：“不行，没那闲钱打发，谁捐点儿给我！”大家觉得很“无聊”——爸爸常说的，就统统上床睡觉了。妈妈闭上眼又睁开来，她很要紧地说：“记住，明天早上……”我们三个一听一齐爬出了被窝，哥哥说：“是不是烧饼油条？”姐姐说：“夹馅面包！”我说：“烤番薯！”妈妈没理我们，她接着说：“记住，明天早上，谁吵了我的早觉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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