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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门太守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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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英雄记.新霸主崛起试读：

孙吴黄武八年（229年）四月，孙权在武昌城南郊称帝，定国号为吴，建立了孙吴政权。至此，魏、蜀和吴三个政权全部建立，天下被分成了鼎足而立的三个部分。

就在孙权称帝的这一年春天，蜀汉丞相诸葛亮出人意料地再次由汉中兴兵北伐，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北伐了。

距离第二次北伐的陈仓之战其实才过去几个月，诸葛亮又一次向曹魏主动发起了攻击，不仅让对手也让蜀汉阵营的不少人吃了一惊。

这一次诸葛亮没有再去攻击陈仓，也没有出兵陇右，而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出击曹魏控制下的武都郡和阴平郡。

武都郡是汉中郡的西邻，诸葛亮出兵祁山时，他率领的大军其实要从这个武都郡经过。武都郡的郡治是下辨，即今甘肃省武南县，十年前刘备指挥夺取汉中之战，第一场仗就是在下辨打起来的，当时刘备派吴兰守下辨，曹洪、曹休率兵来攻，刘备命张飞、马超增援，曹休那时还年轻，却是魏军实际上的指挥官，他机智沉着，不为张飞等人虚张声势所动，一举突袭吴兰成功，将其斩杀，张飞、马超退走。

自那时起，武都郡基本上一直在曹魏控制之下。

阴平郡在武威郡的西边，治所文县，即今甘肃省文县，它原是益州的广汉属国，曹魏占领后，在此设阴平郡。

如果摊开地图看，汉中郡、武都郡、阴平郡由东向西一字排开，祁山和陇右大约在汉中郡的左上方，所以，从方位上看，攻取武威、阴平二郡不算“北伐”，应该称“西征”。

这是家门口的两个郡，虽在曹魏控制之中，但它们与长安相距遥远，孤悬于外。

前两次北伐无功，蜀汉上下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急需一场胜利。把相对易攻取的这两个郡拿回来，也是对士气的一次鼓舞，这大概是诸葛亮急于发动第三次北伐的原因。

即使如此，诸葛亮也不敢有丝毫怠慢，而是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诸葛亮派将军陈式率兵去取武都、阴平二郡。陈式参加过猇亭之战，在刘备时期就是蜀军的高级将领，但史书里没有专门为他立传，有关他的事迹我们知道得较少。

但陈式只是诸葛亮派出的诱饵，目的是吸引魏军的主力。

身在长安的曹真在陈仓胜利的喜悦中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天气刚刚转暖，他根本没料到诸葛亮还会出击，加上魏军主力分散，武都、阴平偏远，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曹真命雍州刺史郭淮组织就近的魏军前去救援，郭淮领命，带领人马朝陈式迎来。

魏军出动后，诸葛亮立即率领主力包抄过去，他亲自率兵攻向建威（亮自出至建威）。

建威即今甘肃省成县，距曹魏的陇右重镇上邽仅数十里，幸亏郭淮发现得早，赶紧撤退，否则就将被蜀军包围歼灭。

打退了来增援的魏军，武都、阴平二郡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自此，这两个郡纳入蜀汉的版图。以后，蜀汉将武都郡和汉中郡拿出来，正式设立了汉中都督区，其级别与益州相同，吴壹、王平、胡济等先后担任过汉中都督。

阴平郡过去是益州的广汉属国，回归后名称未变，仍归益州管辖。

第三次北伐规模虽然不大，历经的时间也不长，但获得了全胜，意义也不小。武都、阴平二郡，面积都不小于汉中郡，此战使蜀汉北部边防区的面积扩大了三倍，并把北部防线连成一体，为以后再出祁山、攻击陇右扫清了道路。

尤其是收复了阴平，控制了著名的阴平道北面的入口，对于防止魏军利用这条古道偷袭蜀汉意义十分重大。

汉中北有秦岭，南有陇山、巴山，北通关中要翻越秦岭，其间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等古道，南通蜀中要翻越陇山、巴山，中间有阴平道、米仓道等古道。

阴平道北起阴平，由鹄衣坝翻越摩天岭，经今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靖军山等地到达江油关，这条古道有700里，根据现在的实测约265公里，如今1公里约等于当时的2.66里，折算一下，大致吻合。

蜀中北大门是剑阁，是一处天然形成的雄关，极难攻取。江油关在剑阁之南，如果走阴平道出江油关，等于绕到了剑阁的身后，雄关天堑便失去了作用，曹魏最终攻破蜀汉，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现在占领了阴平郡，等于控制了阴平道，阴平郡收复后，魏军不能越剑阁去攻蜀汉的北部，也不能绕道去攻打蜀汉的西部，对巩固蜀汉边防有重大意义。

诸葛亮在武都等地稍做停留，按照征服南中的成功经验，对当地的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进行了一番安抚（降集氐、羌，兴复二郡），之后率兵回到汉中。

胜利的消息传到成都，后主立即下诏对诸葛亮予以嘉奖，诏书说：“街亭之败，原因都在马谡，但您却勇于承担责任，自贬职务（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寡人不愿违背您的意愿，所以顺从了您的意见。“年前出师，斩杀了敌将王双，今年再出征，又赶跑了郭淮，招降了一批氐、羌部族，收复武都、阴平二郡，以神威震服了凶暴的敌人，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如今天下仍战乱不宁，最大的敌人仍然未除（元恶未枭），您承担着讨伐敌人的大任，是国家的支柱，却长期贬抑自己，这不利于发扬宏大的伟业。所以，现在恢复您丞相的职务，您务必不要推辞！”

首次北伐失利后，诸葛亮上表自贬三等，目前的职务是右将军，长此下去确实不利于统一指挥北伐大业，所以后主抓紧时机赶紧恢复了诸葛亮丞相的职务。

对此，诸葛亮也没有再推辞。◎孙吴迁都建业

孙吴方面，与蜀汉正式订立盟约后也有一个重要举动，那就是主动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孙权以此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

孙吴黄龙元年（229年）九月，孙权下诏正式迁都。建业本来就是孙吴的大本营，屋舍、衙署一应俱全，孙权下令各机构回迁后一律利用原有设施办公，不再增加新的建设项目（皆因故府，不复增改）。

孙权留太子孙登镇守武昌，让陆逊以上大将军的名义辅佐太子，大将军诸葛瑾、尚书是仪等协助陆逊。

孙登此时20岁，他的性格与父亲完全不同，由于是婢妾所生，母亲又早早不在人世，所以他生性有些内向和敏感，同时也很善良，有茂美之德。

孙登有时候出去打猎，一定吩咐人走大路，远避农田，不能践踏庄稼，要休息时也总选择空地（至所顿息，又择空间之地）。

有一次，孙登骑马外出，忽然有一颗弹丸飞过，左右立即搜寻，发现有一个人刚好手持弹弓，身上还有弹丸（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弹佩丸），大家认为刚才那一粒弹丸必然是这个人射的。

太子外出，你躲在一旁打冷枪，说你是刺客一点儿不冤枉，眼看这个人摊上了大事。

这个人喊冤，左右要打他，孙登制止了，他让左右先去寻找刚才那粒弹丸，竟然找到了，跟这个人身上带的弹丸进行了比对，发现并不一样（比之非类），孙登下令将其释放。

还有一次，孙登有一个镶着金马的水盂丢了，抓住了偷盗的人，原来是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孙登不忍处罚他，把他叫来责备了一番，遣送回家，还专门告诉左右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敕亲近勿言）。

孙登确实是个好人，善良、谦谨、富有同情心，这样的人容易赢得百姓的好感，也容易让身边的人感恩爱戴，但作为一国之君，似乎还欠缺什么。

所以孙权也有两手准备，在让孙登留守武昌的同时，他还任命建昌侯孙虑为镇军大将军，假节，在半州开府。此地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以西，位于当时的柴桑附近。

孙虑是孙权的次子，比孙登小四岁，聪明而且很机灵（性聪体达），更得孙权的喜爱。从这项安排里似乎可以看出，必要的时候孙虑有取代孙登的可能。

孙权回建业途中路过夏口，在此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迁都后的长江防务问题。

孙权虽然基于巩固与蜀汉联盟的需要决定迁回建业，但也担心武昌与建业间2000多里的河道，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来不及救援（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夏口会议在水军码头召开，随行的百官以及驻守在附近的诸将都参加了会议。

孙权特意告诉大家：“诸位将军和百官不必拘泥于自己的职守（诸将吏勿拘位任），有对国家有利的建议就畅所欲言。”

大家提了不少建议，有的将领认为应该在夏口附近的江面上建栅栏（诸将或陈宜立栅栅夏口），有的建议可以设几道铁索拦住长江（或言宜重设铁锁者），这些办法都没有被孙权所认可。

扬威将军孙奂有一个副将叫张梁也参加了会议，但他名气很小，按说还轮不到他发言，但他也听得入神，忍不住想发言。

张梁在会议上越席进策道：“我听说香饵能引来泉水的鱼，重金可募得勇士，如今应公开赏罚条款，派兵沿汉水进攻（遣将入沔），形成与敌相攻的态势，敌人自然不敢轻易进攻了。”

张梁的建议是以进攻换防守。夏口、沔口往上的汉水在魏军手中，被动防守，不知道敌人何时进攻，警惕性再高也会疏漏，让敌人钻了空子。与其想尽办法加强防守，不如直接进攻，不为夺地，只为形成攻势，反而好守。

张梁还建议说：“假如武昌有一万精兵，交给有谋略的人统领，一旦有敌情，就应声赴援。再修筑甘水城，内存数千只轻舰，所有物资都准备齐备，这样即使开门请敌人来，敌人也不敢来啊（如此开门延敌，敌自不来矣）！”

孙权认为张梁的办法最好，就破格提拔了他，张梁后来官至沔中都督。

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命骠骑将军步骘在那里驻守。

步骘到任后，给孙权上表，说有一个叫王潜的曹魏降人报告魏军正在赶制沙袋，打算用这些沙袋填堵长江，如不预先准备，将很难防范。

孙权回复道：“魏军兵力不足，必不敢来攻。如果我说得不对，就用1000头牛做东请客（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

诸葛恪等人看到这封奏章，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条大江是自然形成的，与开天辟地同时生成（此江与开辟俱生），用沙袋能堵住吗？”◎孙权开疆拓土

孙权称帝后，不断拓展势力范围，在巩固占领区的同时，还陆续派兵向外拓展空间。

早在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给刘备让出半个南郡的同时，就派步骘率兵进入交州，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士燮兄弟愿意归服孙权（奉承节度）。交州各郡中，只有苍梧郡太守吴巨不服，步骘将其斩杀。

孙权升士燮为左将军，士燮派儿子士廞来荆州，被孙权任命为武昌郡太守，其实算是人质，士燮以此行动向孙权表明自己绝无异心，孙权还任命士燮、士壹等人的儿子为中郎将。

后来，孙权又升士燮为卫将军，升士壹为偏将军。士燮经常遣使进贡，每次来都带杂香细葛、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牙等岭南珍宝，还有奇物异果，包括那时候在内地十分稀罕的香蕉、椰子、龙眼等物（蕉、邪、龙眼之属），没有一年空下。

孙吴黄武五年（226年），士燮病死，终年90岁。在汉末三国所有割据群雄中他算是最长寿的人，没有之一。

士燮生前，交州虽然名义上臣服孙吴，但孙吴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士燮的死给了孙权一个把交州完全纳入自己版图的机会。

夷陵之战时孙权把步骘调回，另派吕岱接替步骘。孙权决定从交州再分出一个州，称广州，合浦郡及其以北归广州，交趾郡及其以南仍归交州，任命吕岱为广州刺史，戴良为交州刺史。士燮死后，孙权还任命陈时为交趾郡太守，接替士燮。

这一系列举动激起士氏家族的严重不满，士燮的儿子士徽自任交趾郡太守，调发军队拒绝戴良入境，戴良只得退入合浦郡。

交趾郡人桓邻是士燮举荐的官员，他跪求士徽迎请戴良，士徽大怒，将其鞭挞至死。桓邻的哥哥桓治、儿子桓发召集宗族武装攻打士徽，士徽闭门死守，二者相持不下。

孙权命令吕岱诛杀士徽，吕岱从广州出发率兵攻打交趾郡，士徽的哥哥士祗，弟弟士干、士颂等六人肉袒请降。

吕岱占领郡政府，请士徽等兄弟相继进来。吕岱持节宣读孙权的诏书，历数士徽的罪恶，左右武士上前将士徽等兄弟全部绑上，立即诛杀，首级用驿车送往武昌。士壹等士氏家族重要成员随后被遣送出交州，统治岭南数十年的士氏家族彻底瓦解。

交州、广州纳入了孙吴的版图，这激发了孙权进一步拓展领土的欲望，他决定出兵夷州和亶州。

这两个地方那时也称作州，但并非东汉13个州之一，只是个地名。夷州就是台湾，亶州在哪里历来有争论，有的说是吕宋，有的说是琉球，甚至还有的说是日本、美洲。这不是一次征伐，而是一次搜求，孙权希望派人到达这些地方，然后也将它们纳入版图。

孙权除了想求夷、亶二州，还想派兵去朱崖（今海南岛）。孙权做出这个决策是在孙吴称帝后的黄龙二年（230年），对于这个决策，陆逊、步骘等人予以反对。

陆逊上疏劝谏道：“愚臣以为四海未定，正需要很多民力以完成政治任务（当须民力，以济时务）。战争已连续多年，士兵不断减少，陛下为此忧虑，废寝忘食。现在要远征夷州，以成大事，臣反复思量，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士卒水土不服，容易滋生疾疫，驱使大军入涉不毛之地，想增加士卒却只会减少，想得利却只会受害（欲益更损，欲利反害）。还有，朱崖那个地方十分绝险，民众野蛮，得到他们也成不了大事，没有他们也没什么损失（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现在靠江东之众足以谋划大事（江东见众，自足图事），只是要积蓄力量再加以运用罢了。过去孙策将军创立基业，手下人马不超过2000，却成就了大业（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听说治乱讨逆，要有军队显示其威，以农桑衣食为其本，干戈未息，民有饥寒，愚臣以为应当育养士民，放宽租赋，众人一心，激发勇力，则河渭可平，九州可一统。”

孙权征求全琮的意见，全琮说：“以我圣朝之威，何向不克？然而，夷州、朱崖这些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就有，兵入民出必生疾病，再互相传染，派去的人怕是回不来（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能得到什么好处？牺牲那么多士兵，得到一点点好处，愚臣感到不安。”

陆逊认为出兵夷州等地没价值，不是当前的重要事情；全琮认为此举有风险，尤其是容易发生传染病，损失将很惨重，但孙权不听，仍然执意派兵。

孙吴黄龙二年（230年）年初，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1万人乘船赴夷州和亶州。

不幸让全琮言中，大军虽然到了夷州，却遇到了瘟疫，一年时间1万人中有8000多人染病而死（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最后仅虏获数千人而还。

亶州在哪里，还有多远，甚至都没有搞清楚。

目的没达到，又损兵折将，孙权深为后悔，下令将卫温和诸葛直诛杀，罪名是违诏无功。

孙权派兵赴夷州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客观上加深了台湾地区与大陆的联系，数千人迁至大陆，加强了两岸的交流和往来，从这一点上看，意义是积极和深远的。◎五星聚舍再兴兵

再说蜀汉，第三次北伐后诸葛亮指挥蜀汉大军在汉中休整。

汉中的首府是新郑，诸葛亮率大军来到汉中，考虑到人马太多，大本营一直没有进驻新郑，而是安扎在阳平关附近一个叫石马的地方。为了今后长期在汉中驻军，诸葛亮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命人修筑了两座新城，巩固汉中的防卫。

一座新城在沔阳县即今陕西省勉县附近，称汉城；一座新城在城固县即今陕西省城固县附近，称乐城。这两座新城的位置，一个在南郑的东边，一个在南郑的西边，加强了汉中的防务。

诸葛亮把大本营也迁往南山之下，这里位于沔阳县城之南，是一处通往巴中的平原地带，地势开阔。

诸葛亮抓紧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发展汉中的生产，依托新城的修建，扩大屯耕面积，积蓄粮食，加强训练，为再次北伐做准备。

宋代的一部类书里保存着诸葛亮发布的一道军令，内容是说第三次北伐进攻武都郡的第一天，为砍敌人的鹿角，竟然一口气用坏了1000把斧子，幸好敌人已经跑了，否则再有敌人来就没有斧子可用了。这让诸葛亮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斧子这么不经用。

回到汉中，诸葛亮又让人制作了几百把斧子，用了100天还没有坏，这才知道先前主管制作刀斧的官员不负责任，应当拘捕治罪（余乃知彼主者无益，宜收治之）。

在诸葛亮看来这不是小事，他对属下说：“如果再拿那种质量不合格的斧子与敌人交战，就会破坏整个军事行动（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过了年，来到蜀汉建兴八年（230年）。

曹魏方面进行了一次人事调整，魏明帝还发出诏令，由曹真接替已故大司马曹休的职务，享受“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以示尊崇。

曹真空出来了一个大将军，以往，在大多数时候大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现在军中最有资历接任这一职务的有三个人：曹真、司马懿、张郃。

东线总指挥满宠虽然身居要津、手握重兵，但他是文官出身，在军界资历尚浅，带兵以来虽然立过几次小的军功，但还没有干出平叛孟达这样的大事，故不在考虑之列。

张郃与司马懿，魏明帝内心其实更倾向于张郃。在魏明帝眼里，作为职业军人的张郃更加单纯和透明，也更容易驾驭，而司马懿虽然也很顺从，从不抵触，甚至忍让，但这让魏明帝反而不放心。按照魏明帝的想法，司马懿在军中的势力不仅不能再增加，反而要给予抑制，或者找机会让他完全脱离军界。

只要手里没有兵权，无论是文人还是武人，魏明帝觉得都好控制，这大概是帝王们的普遍心态。

然而，若拿张郃与司马懿做比较，魏明帝发现这个大将军还只得给司马懿。张郃不是独当一面的总指挥，也不是托孤重臣。司马懿有平息孟达叛乱的特殊功绩，如果这个大将军不给司马懿，不仅他本人不服，天下人也会认为自己小气。

曹真成为曹魏群臣之首，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反倒让他忧心忡忡。

曹真觉得，孙权不足惧，诸葛亮才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倒不是因为曹真负责西线战场，才有此感慨，而是因为孙权满足于鼎立分治的局面，表面是攻，其实是守。而诸葛亮一心一意北伐，说什么要兴复汉室，又是个极为执着的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诸葛亮到了汉中，一来就再不走了，两年中已三次北伐，表面上互有胜负，但考虑到曹魏与蜀汉的实力远远不在一个水平上，其实应该算蜀汉胜了。

面对这个顽强又充满智慧的对手，曹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待对手再出招。

但奇怪的是，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后就没有任何动静了，这让曹真反倒坐不住了。

这种心理，就好比你在明处，对手在暗处，你知道对手一定会来攻你，你摆好了姿势，扎好了马步，运足了丹田气，做好了挨对手一击的所有准备，可惜，对手却不见了踪影。

这种懊丧之情里充满了恐惧，因为你知道对手是狡猾的，他不来进攻，准憋不出什么好事。

这一年七月，还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天文现象：五星聚舍。“五星”指的是木星、火星、土星、金星和水星，“舍”即星宿，也就是天空中某一区域，通常天空被分为28个区域，即二十八宿。所谓“五星聚舍”就是五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某一宿这个小范围之内，这是很罕见的天文现象。

一般认为，五星是五帝之子，上天的使者，当人间有道时运行有序，人间无道时则逆行变乱，并降灾难以惩罚人间。根据记载，周取代商朝时五星聚于房宿，齐桓公称霸时五星聚于箕宿，离现在较近的一次，五星聚于东井，刘邦当年称帝。

现在，五星又相聚，对此从朝廷到民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曹真经过自己的研究后认为，此兆预示蜀汉将灭亡。

曹真于是上书魏明帝，请求伐蜀。

这是大事，不能轻易下决定，魏明帝专门诏曹真回洛阳商议。

曹真制订了一个由褒斜道进攻汉中的作战计划，应该说这份计划很周密，如何布兵，哪里主攻，哪里佯攻，后勤如何保障等，考虑得一应俱全。从作战计划本身而言，是一份很有把握的军事行动。

曹真认为，蜀军连年侵略边地，魏军总防守也不是办法，应该发起进攻，数路共进，可以取得大胜（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

曹真的具体计划是，他率主力由褒斜道进攻，作为主攻方向，再派数路魏军从其他方向进攻，让蜀军无法兼顾，最后在汉中腹地会合，一战至少可收复汉中。

对于曹真的计划，魏明帝拿不定主意，毕竟曹魏还有一个对手孙权，是攻是守，需全盘考虑，不能儿戏，魏明帝把曹真的计划交给另一位托孤大臣司空陈群，想听听他的意见。

陈群反对，理由是：“武皇帝过去经阳平关攻张鲁，收割了敌人占领地区大量的豆子、麦子作为军粮，然而敌人还没有打败，粮食就吃光了。如今到敌人那里抢不到粮食，而且褒斜道地势险峻，进退困难，运送粮食又容易被敌人抄了后路，如果留下太多的兵力保护运输通道，又会分散兵力，这些都不得不深思熟虑啊（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

陈群当过一阵镇军将军，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文臣，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反对主动出击蜀汉或许是对的，但站在军事的角度，他的见解只能说水平一般，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汉中永远都无法收复了，困难始终摆在那里，总得想出个解决的办法。

但魏明帝内心里也不愿意主动出兵，所以他赞同陈群的意见。

曹真很执着，修改作战方案后重新上报，仍要求主动出兵。

曹真的新方案很简单，主攻的路线由褒斜道改为子午道，其他不变。

陈群反对曹真出兵，恐怕另有考虑，比如当时魏国的整体国力是否做好了与蜀汉决战的准备，孙权会不会趁机大举北攻，作为朝廷的重臣，这些都不得不考虑到。

还有一点，陈群也许看出来曹魏军界目前出现了曹真、司马懿二雄相争的局面，他和司马懿等人当年号称是曹丕身边的“太子四友”，关系很密切，他内心里会更倾向于司马懿吧，至少他不希望曹真因意气用事而仓促用兵。

这些理由陈群没有在反对意见里明说，只说褒斜道不好走，曹真以为这就是他的全部理由，干脆换个进攻路线，由褒斜道改为子午道，重新上报。

魏明帝又把曹真的方案给陈群看，陈群仍然反对，并列举了不宜出兵的具体理由，重点谈到了军费开支问题（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

有一部史书认为，魏明帝再次把陈群的反对意见批转给曹真，他没有直接否决曹真的计划，但倾向性已很明显，他并不是很积极，可曹真觉得魏明帝已经批准了他的计划，把陈群的意见转来只是让他参阅，于是据此准备行动（真据之遂行）。

其实，魏明帝最后肯定是同意了曹真的计划，不存在曹真擅自行动的可能。

并且，曹真返回长安时，魏明帝还亲自为他送行。◎李严又出新难题

曹魏太和二年也就是蜀汉建兴八年（230年）的秋天，由曹魏大司马曹真精心策划的汉中之战开始了。

自曹操征张鲁开始，这已经是曹魏第三次征汉中了，这一次曹真志在必得，因为有三路大军同时出击汉中。

第一路由他亲自率领，由长安以南入子午道，出子午谷后直取汉中的南郑。

第二路由张命率领，由郿县入褒斜道，经斜谷出汉中，向南郑方向会合。张郃现在已升任车骑将军一职，是魏军的第三号人物，目前也在西线战场，归曹真调度。

第三路由大将军司马懿率领，由新城郡沿汉水溯流而上，水陆并进，向南郑挺进。司马懿在荆州时曾打算训练一支水军进攻孙吴，现在先用到了这里。

这三路大军的总兵力，估计在20万。

消息传到汉中，大家都很紧张，诸葛亮马上采取了三项措施予以应对。

一是派人通知吴帝孙权，告知曹魏的大军已向汉中方向集结，中线战场兵力空虚，请孙权在中线、东线两个战场上同时采取行动，趁机抢占曹魏的地盘，至少拖住曹军主力，让他们不敢轻易向西线增兵。

二是请前将军李严速从江州抽调两万人马北上，由李严亲自率领来汉中增援。现在蜀汉方面也只有江州的兵马可以抽调出来，诸葛亮之前就有过想法，不过被李严拒绝了，现在情况危急，不调那里的兵已经不行了。

三是将汉中地区的蜀中主力集结起来，除分守南郑、汉城、乐城等要地外，重点布兵于赤阪，此地位于子午道南出口附近，一旦曹真的大军从子午道杀出，这里必将有一场恶战。

诸葛亮原本以为，情况如此紧急，李严接到命令后会立即执行，但没想到李严仍然打着自己的算盘。

李严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一件事，说司马懿以开府做条件来诱降他（司马懿开府辟召）。

对于这句话，有人理解为李严故意向诸葛亮透露司马懿在秘密拉拢他，司马懿与李严的防区相邻，说他试图策反李严，倒也不是不可能。李严把这个意思透露给诸葛亮，是一种施压，也是一种威胁，说明我李严挺重要，别拿我不当回事。

但这样理解比较牵强，李严固然精于盘算，但他的智商不至于低到邻家李二嫂的水平，为了彰显自己，拿如此敏感的东西说事。不说司马懿是否真有策反他的举动，即使真有，他也能掂出轻重，要么密而不报，要么立即上报，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翻出来讨价还价。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李严想像司马懿那样开府。

之前多次说过，开府就是组建自己的工作机构，没有开府，你的官再大，也是给人家跑腿的；开了府，你就成了掌柜的，所以李严很在意。

按照汉朝制度，大将军、三公可以开府，其他人在特批的情况下也可以开府，但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在刘备生前也不曾开过府。

目前，在蜀汉只有诸葛亮一人开府，李严觉得他也是托孤大臣，曹魏的托孤大臣司马懿能开府，自己也应该效仿。

接到李严的信，诸葛亮一定很生气，但为了确保他赶紧增兵汉中，诸葛亮不得已奏请后主，升李严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并升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的位置，仍旧镇守江州。

李严之子李丰年龄和资历不详，之前应该没有做出过太大的贡献。江州都督是蜀汉设置于边境地区的四大都督区之一，下辖数郡，行政级别与益州牧相当，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为照顾李严的情绪，诸葛亮不惜放弃一贯秉持的原则，几乎是和李严做起了交易。

李严如果聪明，他应该反而不安起来，但此人一向精于短线操作，看中个人势力，对于诸葛亮的安排他欣然接受，把儿子安排好，带着临时抽调的人马前往汉中。

李严这时突然把名字改成了李平，古人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体现了对姓名的尊重，起名字、改名字一般都要有专门的仪式，祭祀完祖先，再行禀告。而改名字的原因，多半是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全国人都要避，这叫国讳；父母、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人都要避，这叫私讳；以后把孔孟等当圣人，他们的名字也要避开，叫圣讳。

李严改名一定有原因，但史书均无记载，可以推测的是，他的改名与国讳、圣讳无关，可能缘于家事。◎一场“及时雨”

孙吴方面，孙权接到诸葛亮的信后立即行动，他让江北地区的吴军向外放出话来，要攻打合肥（扬声欲至合肥）。

曹魏东线战场总指挥（都督扬州诸军事）是征东将军满宠，听到消息，不敢怠慢，立即征调兖州、豫州各地兵马向合肥方向集中，以备吴军来攻。

但吴军只是做做样子，没有真打（贼寻退还），大家以为，这是吴蜀之间玩的老把戏，那边开打，这边虚晃一枪目的是牵制，孙权顶多是出工不出力。

魏明帝下诏，让满宠把临时征调来的人马退回去。

但满宠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孙吴的真实打算未必只是虚晃这一枪，他们撤退也许是一种心理战，一定会趁这边没有防备之时，杀一个回马枪（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

满宠上表，要求暂不退兵，魏明帝诏准。

果然，让满宠料对了，这一次孙权的打算不仅是帮帮场子，而是要抓住时机真干一回，他先声夺人，之后又示弱而退，都是心理战，目的是让合肥的守军放松戒备，然后集合大军突然攻击合肥。

由于满宠早有准备，合肥兵力充足，吴军无法得手，只得退回。

如此一来，魏军在东线受到了牵制，诸葛亮协同孙吴行动的目的也达到了。

从江州抽兵到合肥攻城，都是诸葛亮所一再坚持的孙刘联盟所取得的成果，如果孙刘不能同心，反而互相交恶，江州的人马不仅抽不出来，还得分重兵去把守，孙权也不会在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这些都充分印证了孙刘联盟路线的正确。

在中线战场，司马懿接到诏书，让他配合曹真攻打汉中。

站在司马懿的立场看这场战役，他一定不会像曹真那么积极，因为此战获胜，出名的是曹真，他的威望定然进一步增加；如果此战失利，损失的是曹魏基业，自己也白忙一趟。

尤其是溯汉水而上的作战路线，司马懿肯定更有意见，他有理由怀疑这是一帮参谋对着地图拍着脑袋拟订的方案，汉水汹急，一路穿山越岭，虽有部分河段可通航，但顺流而下与逆流而上完全是两回事，自古征汉中，都是自北向南，或者出大散关，像这样由东南方向往西北攻的很少，走水路逆流而上根本就没听说过。

前两年自己在荆州治水军，本意是用在长江上与孙吴的水军交战，用这支船队在汉水里往上游攻击，无功而返不怕，把这点儿家底都搭进去就太心疼了。

但是，司马懿二话没说，对诏令立即执行。

司马懿怕曹真猜疑，也怕魏明帝多心。

司马懿很快赶到新城郡，由西城出发，水路和陆路同时推进，沿着汉水向汉中方向攻击。

但他们的进展实在没法太快，因为这一带很多地方都没有路，他们一边走一边开路（斫山开道）。

曹真和张郃分别率领的另两支人马也出发了。

大批魏军从东西两个入口进入秦岭山中，但是曹真的运气实在太差劲，这时候下起了大雨。

这时是农历八月，已经是秋天，秦岭一带天冷得早，按说即使下雨也不会太大，更不会下个不停，但不知为何，这一场雨下得完全出人意料，不仅雨量很大，而且下得时间超长。

这场雨一共下了30多天，伊水、洛水、黄河、汉水都水量暴涨，很多地方冲垮了河堤（大霖雨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

这一下就苦了秦岭山中行军的魏军，本来道路就不好走，现在到处是水，不停地有滑坡、泥石流，没法休息，冷得要死，吃不好睡不了，简直如同进入人间地狱。

有人建议撤军，曹真急了，不许。

消息传到洛阳，太尉华歆首先上疏建议撤军：“陛下的圣德堪比成康，即便有吴蜀二贼，也不过苟延残喘。用兵，不得已而用之，愿陛下以治理国家为第一要事，然后再考虑征伐（臣诚原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千里运粮，越险深入，劳而无功。我听说今年征战已严重影响到生产，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如果天下百姓没有饥寒之患，他们也就没有离土之心，吴蜀二贼，可坐而平定。”

当时大雨可能刚下不久，魏明帝还想等等看，就回复华歆：“先生考虑得很深，我感到欣慰。但是，贼人凭借山川之险，武皇帝、文皇帝在世时，也多次未能平定，我何德何能，可以指望不费力就把他们消灭？先试探一下，如果天时未到，再说撤兵不迟（若天时未至，周武还师，乃前事之鉴）。”

又下了几天，少府卿杨阜沉不住气了，也上疏道：“现在吴蜀未平，上天频频降下凶兆，大军刚出发，大雨就下个不停。目前大军已困在山中多日，粮草转运都靠肩挑背扛，十分费力，《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应该赶紧退兵。”

已故重臣王朗的儿子、散骑常侍王肃也上疏说：“古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这说的还是平途行军的事，何况现在深入险境，凿路而前，劳力必百倍。加之现在大雨，山路湿滑，行军速度很慢，粮草又难以保证，这些都是兵家所忌。”

看到大家一致反对，魏明帝知道不能再坚持了，下诏让包括曹真在内的各路魏军撤回。

这场大雨来得真是时候，避免了一场苦战。

不过，依当时的情况，即使没有这场雨，曹真可以率一部主力进到汉中，能否打败蜀军，也不好说。

三路大军中，司马懿表面积极，其实是走走看看，他内心里既不情愿跑这一趟，也不能抢了曹真的风头，加上这个方向确实不是正路，所以只能作为声援，关键时候未必能出多大的力。

张郃这一路走褒斜道，最后有100多里是栈道，张郃大概还不知道，赵云已经把它烧了。诸葛亮后来出于再次北伐的考虑，正在逐步恢复这些栈道，但可能尚未完工，即使修得差不多了，也可以一把火再烧了，张郃这一路，也是指望不上。

到时候曹真就成了单打独斗，在秦岭大山里钻了一个半月，跑出来还摸不着北，人家已在山口集结重兵以逸待劳，曹真能一战定汉中，除非出现奇迹。

所以，这场罕见的大雨与其说保佑了蜀汉，不如说挽救了曹真的面子，给他不成熟的进攻计划一个台阶下。

魏军撤退，诸葛亮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果断命魏延和吴壹率两支人马攻击曹魏控制的陇右。魏延和吴壹越过武都郡，向西攻入曹魏南安郡境内，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来迎，魏延和吴壹打败了他们，取得了胜利，蜀军随后退回。

这次出击不是以占领土地为目的，只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的气势，鼓舞自己的士气。战后，诸葛亮把魏延在丞相府里的职务由丞相司马提升为丞相前军师，上报后主，将魏延的爵位由亭侯晋为南郑县侯；上报后主，擢升吴壹为左将军，由亭侯晋爵为高阳乡侯。

魏延留下的丞相司马一职，诸葛亮提拔费祎来担任。

有人把阻击曹真这一仗，以及魏延、吴壹主动出击陇右看成单独的两次北伐，所以诸葛亮的北伐就有五次和七次两种说法。

其实这两仗属于同一战役，这场战役是曹魏一方主动发起的，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北伐。

还有人把诸葛亮北伐称为“出祁山”，有“五出祁山”或“七出祁山”的说法，其实北伐是以汉中为基地向曹魏用兵的统称，并不是每一次都经过祁山，只有第一次和后面要进行的第四次兵出祁山。

没有打起来的汉中之战倒也算不上败仗，可曹真挺郁闷。

都怪这场雨。说来奇怪，这场雨停下后，当年就再也没下过雨，一直到次年，天下大旱。

造化弄人，天不成事。

曹真自撤军后一直郁郁不乐，心情一差、思想负担一重就很容易出问题，曹真最后就出了问题。

撤军几个月后，曹魏太和五年（231年）三月，大司马曹真病逝。

曹真和曹休，曹魏的两根中流砥柱，就这么倒下了。

过程差不多，结果也相似。可以说，死得都有点窝囊。

说到底，还是心理素质不够好，顺风船驶惯了，被人捧惯了，打个小胜仗，众人争着夸你是一代名将，当世之孙、吴，你也就当真了，以为真是孙武、吴起再世，以为自己就是战神。时间一长，就只能接受胜利，无法接受失败。哪天打个败仗，就抬不起头，见不了人，以为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

往好里说，这叫作追求完美。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追求完美的人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放弃。

所以他们都放弃了，放弃得很彻底。

魏明帝下诏，曹真的邵陵侯爵位由长子曹爽继承。曹真有六个儿子，除长子曹爽外，其他几个儿子分别是曹羲、曹训、曹则、曹彦、曹皑，也全部被封为列侯。

这个曹爽，是个典型的富家子弟、官二代，日后把曹魏江山折腾光的就是他。◎几个不省心的人

总算打退了魏军的进攻，诸葛亮松了口气。

但这时从成都传来消息，留在成都主持丞相府后方日常工作的张裔因病去世。

自五年前来到汉中，诸葛亮一直没有回过成都，但成都方面的事务一切都井井有条，尤其在向前线提供后援保障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这一切，都有张裔的一份贡献。

张裔性格不好，与人经常合不来，诸葛亮曾写信提醒和批评过他。

张裔对诸葛亮极为尊重推崇，他曾经说：“丞相颁发赏赐，再远的人也不会被遗漏，执行惩罚，再近的人也不会被袒护，没有功劳的得不到爵位，再有权势的该受刑罚也免不掉，这就是不论有能力还是没能力的人都忘我工作的原因（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北驻汉中期间，张裔曾北赴汉中向诸葛亮汇报工作，送行的人多达数百，车辆拥挤于道路。

张裔给关系亲近的人写信，开玩笑说：“最近要上路，昼夜都在接待宾客，不得安宁休息，人们尊敬的是丞相府长史，而那个叫张裔的男人依附在这个职务上，累得半死（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张裔死后，诸葛亮让他的儿子张毣继承他的爵位，张毣后来历任郡太守、监军等职。

在张裔之前，诸葛亮留在成都的另一位左膀右臂杨洪也去世了。杨洪多次担任蜀郡太守，治理蜀汉第一大郡，成绩很突出。

张裔死后，诸葛亮提升蒋琬为留府长史，并且上奏后主，同时拜蒋琬为抚军将军，全面负责丞相在后方的日常工作。在这几年里，诸葛亮经过观察，发现蒋琬没有辜负自己的培养，协助张裔统筹后方事务。

在此之前蒋琬担任过县长，当过尚书郎，直接到丞相府任东曹掾，没有军中任职的经历，诸葛亮直接授予他高级将领的职务，让他逐渐熟悉军中事务，流露出把他作为接班人进行全面培养的打算。蒋琬也不负重托，挑起了留府长史这个重担，在张裔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蒋琬字公琰，诸葛亮常对人说：“公琰志向忠正，是和我共同辅助王朝大业的人！”

在人事安排上，诸葛亮一向秉持公正的原则，按照各人的才能和贡献决定升迁，除了在个别特殊事件中诸葛亮为顾全大局而有所破例外，一般情况下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诸葛亮曾说过：“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能因人改变赏功罚过的标准（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这一年，诸葛亮46岁了，按照曹操当年的说法，这个年龄已开始步入暮年了。整日为国事操劳，一刻也不得停息，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加之人在战场，随时可能有意外，所以诸葛亮特别留心对未来接班人选的培养。

之前的马良、马谡、向朗、张裔、杨洪都是诸葛亮看好的人，但他们都不在了，诸葛亮越来越多地把目标锁定在蒋琬的身上。

但是蒋琬的资历较浅，这是一个不足。当时比蒋琬资历高的人大有人在，自荆州起就追随刘备的廖立就是其中一个。

刘备素来赏识廖立，不到30岁时就提拔他为长沙郡太守，论年龄和资历当时跟诸葛亮都不差上下。刘备汉中称王，特意提拔廖立为侍中，后主继位后，他改任长水校尉。

廖立一向自视很高，认为自己的名气和才能应当之无愧为诸葛亮第二（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就连李严他也没有放在眼里，但他只有一个长水校尉的职务，所以心里很不痛快。

就这件事，廖立曾当面质问过诸葛亮：“我应该名列于那些将军之中，为什么不表为我九卿，而让我当校尉（我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

廖立觉得自己是刘备当年的旧人，和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敢这么说。

诸葛亮还算给他面子，耐心地解释道：“任命将军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将军者，随大比耳），你现在还是适合做校尉。”

廖立不服气，怀恨在心。

有人也会为廖立鸣不平，认为诸葛亮未必做到了公正，按照廖立的资历，又是刘备生前欣赏的人，长水校尉确实有点儿太低了。但其实，诸葛亮对廖立的安排另有隐情。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廖立担任长沙郡太守，孙权偷袭荆州时，有一种说法，说廖立丢下城池逃命，一个人回来投奔刘备（立脱身走，自归先主），这是临阵脱逃的行为，按律当治罪。但刘备是很感性的人，尤其对自己的老部下，他没有治廖立的罪，仍然予以任用。

诸葛亮认为，廖立的行为难以服众，如果对他任重过高，那些浴血奋战的人一定不服，所以只安排他当长水校尉。廖立应该多自我反省，找到自身的问题，找机会再建功立业，拿业绩说话，而不是发牢骚、抱怨。

廖立不仅对自己的事不满，还议论其他人，挑拨是非。

一次，蒋琬去看廖立，廖立对他说：“过去先主不去攻夺汉中，反而先与孙吴争锋去取荆州南面的三郡，后来怎么样，这三个郡还是落入孙吴之手，让大家徒劳一场，无功而还。后来汉中也没有拿下，反让夏侯渊、张郃深入巴郡，益州几乎沦丧。最后再进兵汉中，又让关羽身死，刘封又丢掉一方。这些，都是关羽自恃勇猛、治军无方、随心所欲、一味蛮干造成的（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向朗、文恭这些人，凡夫俗子罢了（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文恭当治中从事，毫无控制能力；向朗过去吹捧马良兄弟，把他们比为圣人，现在当长史，做事素来没主见，随大流。还有中郎郭演长，只能跟随他们，办不了大事，竟然也能当上中郎？“现在真是弱世啊，让他们这三个人担当重任，这是不行的（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还有一个王连，也是一个随波逐浪的俗人，任意制定一些办法搜刮老百姓，让百姓穷困不堪，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廖立一口气点评了五个人：关羽、向朗、文恭、郭演长和王连。文恭是益州本地出身的学者，诸葛亮之前写给杜微的信中曾提到过他，认为他是当代名儒。郭演长是郭攸之的别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过，认为他和董允、费祎等人并列，都是可以重用和信赖的人。

不说关羽，其他几个都是诸葛亮所倚重的人，在廖立眼里不是人品不行就是能力平平，反正都看不上眼，言下之意，觉得诸葛亮用人很成问题。

李邵和蒋琬向诸葛亮汇报了廖立的话，诸葛亮觉得事态严重，北伐大业在前，不容有人制造混乱，结合之前廖立的种种言行，诸葛亮果断上表后主，把廖立贬黜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

成都有个廖立让诸葛亮头疼，汉中这边也有人让诸葛亮不得不为之分心，这个人就是魏延。

魏延是一员猛将，但脾气不太好，他善于跟士卒打成一片，勇猛超过常人，但为人自负，一般人都尽量回避他、忍让他（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向朗去世后，诸葛亮提拔杨仪为丞相府军前长史。诸葛亮多次北伐，杨仪都参与决策，并负责筹办粮草，他才思敏捷，能力超强，再困难的事到他这里，说话之间就能办妥（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

诸葛亮很信任杨仪，把军中很多事务都交给他办理，有些事都由他来决定（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但是，魏延却很看不上杨仪，二人关系很僵。

诸葛亮对他们两个人都很看重，他既爱惜杨仪的才干，又欣赏魏延的勇猛，对于二人不和，心里常感忧虑，但平时待二人没有任何偏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魏延看不顺眼的不只杨仪，还有一个刘琰。

刘琰的职位很高，他是蜀汉的车骑将军。论名义，李严、魏延都不如他。诸葛亮担心刘琰在成都惹出事，就让他到汉中前线来。刘琰来到汉中，并不直接统兵，诸葛亮交给他1000多人马，他平时也只在诸葛亮身边做一些咨询和劝谏方面的事（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

魏延对刘琰瞧不上眼，推测起来，可能是魏延觉得刘琰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贡献，却荣登高位，让人不服。

魏延属于那种爱较真的人，懂业务不懂政治。诸葛亮何尝欣赏刘琰，但对刘琰保持尊重，因为刘琰跟随刘备的时间非常长，而且都姓刘，经刘备认定他也是刘汉宗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本朝对外宣誓是刘汉王朝的延续，现在货真价实的刘汉宗亲已经很少了，刘琰算是个标志性人物。

魏延看不惯的还有刘琰平时的做派。此人很讲究，车马衣服，都很侈靡，身边的侍婢都通声乐，没事时刘琰就在家里和着音乐吟诵《鲁灵光殿赋》，在魏延看来，这就是腐败，也是显摆，大家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你却在这里吃喝享受，还占着车骑将军的高位，因此很恨他。

二人可能发生过正面冲突，诸葛亮当然向着魏延，专门批评过刘琰（亮责让之）。

刘琰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个没落贵族，平时爱摆老资格，爱享受，爱显示自己儒雅而已，受到丞相的批评，刘琰紧张起来，赶紧给丞相写了封信，承认错误。

刘琰请求不要罢自己的官：“我这个人生性缺乏高尚品德，操行低劣，加上喝完酒后有胡言乱语的毛病（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先帝在世时，大家对我都有议论，我差一点就栽了大跟头。“承蒙您看在我一心忠于国家的情分上，对我给予原谅，保全我的官位，一直到今天。最近因为我又头脑发晕，说了一些错话，您又慈悲大度地给予宽容忍耐，没把我送交有关部门审理，让我得以保全性命。今后我将改正错误，严格要求自己，以死报效国家，我将在神灵面前起誓。只是如果免掉我的官职，我就没法保全颜面了（无所用命，则靡寄颜）。”

诸葛亮也没打算罢他的官，考虑到在汉中和魏延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让刘琰回了成都。

刘琰后来被后主处死了，那是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那一年。他的妻子胡氏进宫向太后贺新年，太后留胡氏在宫中住了一个月。胡氏长得很漂亮，刘琰怀疑她在宫中这一个月与后主有私情，就让手下人拷打胡氏，最后把她送走。

胡氏向有关部门检举刘琰，刘琰被逮捕下狱。有关部门也没有审出什么名堂来，当初手下人殴打胡氏时用鞋子打了胡氏的脸，有关部门最后认为士卒不是用来殴打妻子的人，脸也不是鞋子能打的地方（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以此为由竟将堂堂的车骑将军刘琰处死并弃市。为杜绝风言风语，后主下诏：大臣的妻子、母亲以后不准再进宫朝贺。

刘琰这个人一向神神道道，经常胡言乱语，怀疑妻子与后主有染，绝对是无中生有的事，简直匪夷所思。但这件事已经传开，对后主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必须给予严惩，但理由又不能说他诬陷后主，最后稀里糊涂地把他杀了，诸葛亮那时即使在世，想必也救不了他。◎谁来接替大将军

走的人潇洒地走了，却让活着的人更添烦恼。

大司马曹休死后，魏明帝心里便已在暗暗祈祷，希望大将军曹真不要再出事，可是怕什么偏偏来什么，曹真这位叔叔还是死了。

曹真之死对魏明帝曹叡的打击更大，有曹休、曹真两位叔叔在，魏明帝可谓高枕无忧，现在想睡个好觉都难了。

短短几年之中，张辽死了，于禁死了，徐晃死了，曹休死了，夏侯尚死了，现在曹真也死了，魏明帝想，难道天欲亡大魏不成？

曾经虎将云集的曹魏，如今竟遭遇到“将荒”，名将纷纷凋落，不要说培养新接班人的工作跟不上，就连找一个合适的人临时顶上去，也很困难。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由谁来接替曹真承担起西线作战的重任，是摆在魏明帝面前的一个头疼问题。

在西线战场，守将之中资历最老的无疑是左将军张郃，自跟随夏侯渊守汉中起，他一直在西线与蜀汉作战，经验丰富，熟悉情况。

除张郃外，在西线还有安西大将军夏侯楙。他是夏侯惇之子，娶的是自己的姑姑清河长公主，因为与文帝关系要好而受到重用。但几次下来魏明帝发现这位姑父养尊处优可以，把半壁河山交给他，魏明帝想都不敢想。

魏明帝十分器重张郃，上次出征之前亲自为张郃把酒壮行。但是，魏明帝觉得以张郃的资历骤然授予大任，恐难服众。

魏明帝把手下重臣看了一遍，觉得陈群和司马懿是相对合适的人选。他们是四位托孤之臣中仅剩的两位，关键时刻能压住阵脚，一个担任过镇军大将军，一个担任过抚军大将军，有军事方面的经验。

若对他们二人的情况进行比较，魏明帝更倾向于陈群。

虽然近年来陈群偏向政务，很少过问军事，但他精明勤奋，恪尽职守，最关键的是他的忠心无可怀疑。而司马懿，魏明帝对他的认识一直很模糊，此人军事才干突出，在军中的威望与日俱增，对朝廷也小心谨慎，从不逆旨行事。但是，因为一些说不上来的原因，魏明帝一直对他不放心。

用司马懿，西线可保无虞，但有纵虎成患的危险；用陈群，可以让自己放心，不会担心养出个权臣来，而且若陈群势力壮大，对司马懿将是一个有力的制衡。但如果陈群当不了大任，曹魏的半壁江山岂不成了赌注？

这几天，魏明帝特别想找个人商量商量，但眼前这些人，包括刘晔、蒋济等人在内，显然都不适合谈这个话题。

魏明帝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吴质。

当年吴质与陈群、司马懿皆为“太子四友”之一，也是父皇生前最为信赖的大臣之一，只是这些年来有点沉寂。父皇登基之初，命吴质以中郎将的身份都督河北诸军事，掌管幽、并二州的军政大权。但这两个州面对的是北方少数民族部落，近年来颇多归顺，没有大的战事，故而也没有机会让吴质一展怀抱。吴质性情孤傲，不与乡里、朋友来往，声誉亦不佳，在北方一待就将近十年。最近身体不好，曾上疏希望去职养病。魏明帝一直忙于军务，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

魏明帝于是下诏，改任吴质为侍中，回洛阳养病。

吴质回到洛阳，魏明帝急切召见，与之长谈，谈话的重点是对陈群和司马懿二人的看法。就吴质而言，这二位过去都是亲密战友，相当知根知底，而他远离中枢十年，如今身处闲职，与他们二位已没有任何利益关联，魏明帝相信吴质的看法一定会客观公正。

吴质这个人在曹魏历史上影响不大，生前人们对他就有颇多议论，很多人对他评价不高，甚至有点烦他。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格。史书上记载了一件事，可以看出吴质身上有着鲜明的性格特点。

吴质这个人，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不过这样的人通常也是个直肠子，说话直言快语，不怕得罪人。对于魏明帝的询问，他没有耍模棱两可、罔顾言他，他的观点很鲜明。

吴质对魏明帝说：“大将军司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陈群是一个从容之士，但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

吴质详细分析了陈群、司马懿二人的特长和不足，魏明帝深表同意（甚纳之）。

可能是吴质的话对魏明帝最终的决定发挥了作用，魏明帝下诏，由司马懿接替曹真，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率关中、陇右各军，防守曹魏的西线战场。

魏明帝给司马懿的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西线战场有了麻烦，只有您去才能摆平（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

司马懿接诏后不敢怠慢，交接完荆州的防务后即刻赴长安上任。为避免魏明帝的猜疑，此赴长安除随行少数贴身侍卫外，他没有从荆州带走什么人，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牛金。

与曹营的众多名将相比，牛金的名气实在不大，史书上甚至没有关于他的单独的传记，他的事迹零散地记录在别人的传记或者杂史里。但是，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牛金长期跟随曹仁，是一员虎将。但不知什么原因，尽管他战功卓著，职务却升得很慢，此时连杂号将军都不是。

曹仁一直负责曹魏中线战场，牛金前期基本上活跃在荆州、南阳一带。司马懿担任中线总指挥后，对于人事一直很谨慎，他知道中线大大小小的将领多是长期跟随曹家、夏侯家出生入死的嫡系，自己初掌军权，根基不稳，凡事宜静不宜动，与将领们私下接触这类敏感事情也越少越好，以免魏明帝疑心。

但经过观察，司马懿发现牛金是可以信赖和栽培的人，他性格直爽，没有多少心眼，敢说敢做也敢得罪人，职务不高，能力却很强。于是，司马懿破例对他给予格外关照。

此去长安，吉凶未料，司马懿决定把牛金带上。牛金当然乐意前往，从此他便一直追随司马懿。

走到半路上，魏明帝又突然派使臣送来诏书，司马懿吃了一惊，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接过诏书一看，却是一件极微不足道的小事。魏明帝下诏，为了奖掖功臣，以示优宠，特征召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为郎。

郎，是皇帝的侍从，在汉魏职官体系中准确地说还不算一种正式的官职，算是实习公务员。不过，他们实习的地方很特殊：皇宫。

虽然在为期不长的实习期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在皇宫里站站岗、跑跑腿，但因为他们与天子的距离很近，直接服务于天子本人，所以他们也算是“天子门生”。

太学生毕业大多数先为郎，再任官吏，太学生也就成为郎官最主要的来源。汉魏时期的太学不仅入学考试严格，竞争激烈，而且要拿到毕业证也非易事，所以能先入太学再为郎，对开启自己的仕途来说，无疑是一条最佳道路。除此之外，皇帝也会征召王公大臣的子弟为郎，有点“特招”和“保送”的味道，以示优待。

在天下承平年代，入宫为郎一来可以得到历练，二来有了在皇宫工作的机会，与天子建立某种特殊联系，便于日后飞黄腾达。司马师那年23岁，司马昭20岁，他们并不是太学生，现在被直接征召为郎，不仅体现魏明帝对司马懿的尊崇，也对他们二人日后走上仕途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接到这份诏书，司马懿内心里却充满了说不出的苦涩。他想到的不是家族的荣耀，也不是两个儿子的光明前程，而是赤裸裸的两个字：人质。

如今，自己即将奔赴西线战场，手中握有曹魏三分之一以上的兵权，其中包括曹魏一半以上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魏明帝向自己发出了这份诏书，其用意不用细品即可体悟。如果换成文帝发布这样的征召，司马懿一定会认为那是文帝对自己的眷顾。文帝对自己信任，魏明帝则将信将疑。

司马懿不敢耽搁，立即上疏谢恩，并即刻命司马师返回洛阳，嘱咐他到家后立即带上弟弟司马昭到少府报到。

除此之外，司马懿并不想再做任何表白。

司马懿只能用战绩表现自己的能力，用行动表现自己的忠诚。他相信有一天魏明帝会完全信任自己的。◎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司马懿日夜兼程，很快到达长安。

他来得十分及时，诸葛亮此时又发起了新一轮北伐。

蜀汉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率蜀军主力再出祁山，和第一次北伐一样，以抢占陇右为目标。

此次诸葛亮做了精心准备，其中一项重大调整是，他命令此前一直驻守在江州的李严率两万人马来汉中，之后让他以中都护的身份留守汉中，处理丞相府行营的各项事宜（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重点保证前线的军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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