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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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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二）试读：

简介

十大元帅，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那他们都有什么秘闻呢？他们都有过怎样的经历呢？探寻元帅的步伐。

第一章

中共上海地下金库秘事

1.中共上海地下金库地点。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颇有——些年岁的五层楼房。底层是一家老字号的“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居民住宅，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是四川的商人在沪上开设的申庄，主要业务是采购上海商品运往四川销售。商行出租房间，即可住宿也可办公；每天都有经纪人来此洽谈生意，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市场。然而，50多年前中共上海地下金库就设在这里，其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最先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四川籍共产党员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卿。

1946年5月初，——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老肖，你准备——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什么？”当时已担任大生公司经理的肖林忙问。“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钱之光回答，“你先去上海，摸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在南京碰头。”

那时，王敏卿刚生了孩子尚未满月，无法跟随行动，于是肖林决定一个人先去上海。他于5月中旬在上海了解情况后，随即又赶往南京梅园新村，与钱之光会面。

钱之光告诉肖林，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定要赚钱，随时需要随时支付。”钱之光还说，党现时不可能增加投资，只能把重庆原有的资金移过来，以后再逐步发展。

肖林回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珍珠泉浴室楼上的富川商行租住了房子，作为新的贸易公司的营业处。公司取名为“华益”，寓义“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华益公司向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办妥登记手续，取得合法经营权。于1946年8月正式开业。总公司设在上海，肖林任经理；重庆设分公司，王敏卿任经理。

而后又在青岛、徐州、蚌埠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同年10月，王敏卿也来到上海，协助肖林工作。“我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才奉命‘下海’的。”回首往事，现年84岁的肖林不胜感慨，“我早先也搞过文化工作，当了4年小学教员，作过杂志编辑，还出版过一本诗集。党叫我去经商赚钱，我就做起生意来了。”

2.肖林办公司为党筹措活动经费。肖林，原名肖本仁，四川江津县人。他中学尚未念完，就因“**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学。先后在台川、万县、沪县等地小学任教。1936年起进入私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并组织进步团体“人力社”，出版《人力周刊》，积极宣传抗日。“肖林”便是他常用的笔名。1939年，这位“**嫌疑”分子真的成了中**员。

1941年3月，奉中共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肖林来到了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钱之光握着肖林的手说：“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周恩来同志要找我们谈话。”

当时，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随着物价上涨，开支不断增加，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

当天晚饭后，就在钱之光卧室，周恩来与钱之光、肖林作了认真细致的商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雪雨，周恩来当年的话语仍是那样清晰：“党的活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开支。经费来源不能光靠拨款和支援，还得自己去开辟新路。”

当然，我们这里不能以延安的办法开荒种地，也不能自己动手纺纱织布，而是要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条件，开展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合理合法，正当经营；又有秘密的一面，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是不公开的一面。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最后，周恩来一锤定音：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附近的三头坪另设办事处。其主要业务是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商品又增加了五金、木材、西药等种类。

曾经活跃于重庆报刊上的肖林，一变而为专注于商贸市场的生意人，周围的朋友很不理解，时常有些冷言冷语：“什么不好干，非要去干投机买卖！”肖林听了一笑置之。他无法解释，也无需解释，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红岩村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当肖林在上海撑起华益公司的门面时，他已是一名在地下经济战线上有过5年资历的老兵了。

刚刚当上上海华益公司“老板”的肖林，知道连年战乱使四川境内几乎见不到上海货，他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品，如“414”毛巾、牙膏、香皂、羊毛衫、被单、丝袜等，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谁先到货，谁就赚钱！肖林利用他在运输界的关系，捷足先登，获利颇多。

当时，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却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

原来，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

正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则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既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其实，中共代表团正在上海积极开展工作，亟需大笔活动经费。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为了遮人耳目，黄金被装人盛花生油的油桶，到上海后才悄悄取出。美钞交与华益公司暂存备用，法币由肖林转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黄金的处理稍微有些麻烦。因从山东运来的黄金，大都是一两一个的小元宝，有的还盖有“烟台”字样，在市面上交易容易引起警方注意。于是，肖林找到了专做黄金生意的经纪人尤敏生，把那些小元宝改铸成上海通行的10两金条。

直到解放后，肖林才得知，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3000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以身作则，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3.华益公司与山东的业务往来出人意料地顺利。其间，有一个国民党将领，无意中作了华益公司的“保护伞”。

1946年，一家取名为“中兴”的公司在山东青岛开张营业。这家公司的后台老板，是驻守青岛的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他选了自己前妻的表弟王肇昌出任经理。说来也无巧不成书，这个来自重庆的王肇昌，正是王敏卿的哥哥。

听说王敏卿和丈夫也在上海开公司，王肇昌专程赶赴上海，提出与华益公司联手合作，贩运山东的棉纱到上海抛售。

肖林夫妇欣然同意。他们需要利用这家有着军方背景的特殊公司。于是，“华益”在青岛设了分公司，王肇昌兼任经理；“中兴”也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肖林兼任了经理。“中兴公司是不是在搞‘官倒’？”笔者在采访时曾问过。“当然是官倒！”肖林笑了，“李弥哪来的资金？他在青岛负责接收日伪财产时，捞了一把，用这笔资金开了中兴公司。他是当地驻军，什么办法没有？他们可以用很低的官价从中纺公司购进棉纱，然后委托我们‘华益’在上海按市价出售，这一进一出的差价至少有30%，40%。得到的利润，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成，大家都有好处。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钱真是赚了不少。”中兴公司运往上海的棉纱是通过水路运输的。有一次，货物还未上船，就被青岛国民党政府扣留了，理由是发现有“投机倒把”嫌疑。王肇昌赶紧去找李弥，由当地驻军出面交涉，很快便解禁放行。从此以后，凡“中兴”运往上海的货物再也没有遇到麻烦。

1947年3月以后，内战愈打愈烈。为了安全起见，肖林退掉了原在富川商行的租房，另用中兴公司的名义，在九江路219号大楼（后为中共上海黄浦区委大楼）里租了几间房，“华益”与“中兴”干脆在同一处办公。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原在青岛的中兴公司总公司也迁来上海，两地之间的棉纱生意遂告终止。

懂得生财之道的国民党中将李弥，在战场上却是屡遭厄运。1950年1月，他的整编第八军又在滇南被击溃，率残部逃往缅甸。1973年，李弥病死台湾。

据肖林说，在“华益”与“中兴”合伙做生意期间，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多次乘坐吉普车从青岛来上海游玩，就跟肖林夫妇住在一起，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华益公司的作用。那个15岁的孩子，叫肖林“姨父”，叫王敏卿“姨妈”。大陆改革开放后，肖林曾委托上海市政府对台办公室查找、甚至拜托到美国去的友人寻访李弥的儿女，可惜至今仍杳无踪迹。

4.华益公司开业后，肖林多次赴南京与钱之光会晤。钱之光告诉肖林，他已指派周公馆的刘恕负责与肖林联络。刘恕是中共中央南京局财政委员会秘书长，公开身份则是周公馆的会计。

周公馆坐落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是一幢一底三楼的花园式洋房，门上悬挂的铜牌仿佛依然是私人住宅——英文直译“周恩来将军官邸”，中文简称“周公馆”。

周公馆自始至终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他们在马路对面的上海妇孺医院内安装了照相机，只要有人在周公馆窗门露面，就会被偷拍摄影下来。所以周公馆楼上房间即使白天也不得不放下窗帘。

办事处人员一跨出大门，总会有几条“看门狗”紧随其后。

肖林记得，他和刘恕的首次会面是在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底层专卖字画的商场。他们互相通报了情况，约定好以后通电话的暗语。

刘恕为人机警。他每次离开周公馆，总要先往人潮如涌的地方转上几圈，等到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时，才去同肖林接头。有一次，被特务盯得紧了，他干脆钻进澡堂泡了2个小时；还有一次，眼看着那两个“尾巴”是甩不掉了，他便大模大样地踱进了国民党的警察局，弄得跟踪而来的特务扫兴而归。

我问肖林：“您去过周公馆吗？”“去过一次。”肖林缓缓答道。“那是1946年底，是刘恕叫我去的。我从107号前门进去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出来时，天快黑了，刘恕让我走后门。我把那件美式大衣翻过来穿上，一出后门，便直奔热闹的场所，逛了一处又——处。然后猛地拐人一条僻静的小弄堂，看清后面没人跟踪，这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1947年2月2S日，按照事先的约定，肖林又去永安公司楼底层与刘恕碰头。可是从上午9点等到11点，仍不见刘恕的身影，肖林焦急起来。他急匆匆赶回住地，打开当天的《文汇报》，不由得大吃一惊：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马思南路已被军警封锁，周公馆对外联系全部中断！

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人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这几位后来就像藏克家《有的人》诗中写的那样：有的背叛革命，成了反共专家，“他的下场可以看到”；有的人信念坚定，革命到底，“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第一任：戴季陶——不辞而别。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已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然而，就在军校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去。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军校师生甚感莫名，流言蜚语顿时在军校传播开来。一些右派学生乘机造谣，说戴的离职是共产党背后捣鬼，想排挤、打击国民党。其实，戴的离职是由国民党右派间的矛盾而引起的，与共产党毫无牵连。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他利用追随孙中山之便，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便以全权解释孙中山理论的权威面目出现，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书，在国民党内有“党国理论家”之誉。“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然而，他的世界观最终还是未能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1927年，戴季陶积极参加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9年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之时，戴由于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绝望，于1949年2月在广州服毒自杀。

第二任：邵元冲——之乎者也讲三民主义。戴季陶神秘失踪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不会做政治工作，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做几次政治演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每次演讲内容，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礼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阐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所演讲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生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生也认为他歪曲了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内容，时常起哄，赶他下台。好在邵元冲是“宰相肚甲能撑船”，并未将这群乳臭未干的黄毛学生的戏言当回事，仍旧摇头见脑地讲他的孔孟之道，不管学生是否在听。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主任作政治演讲时，学生们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好不自在。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在邵元冲所主持的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此，全校师生极为不满，一致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情况反映到廖党代表那甲，廖党代表接受了师生们的强烈要求，经同蒋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邵元冲参加国民党右派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政治会议委员、考试院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36年12月，邵元冲应蒋介石电召入陕。西安事变发生时，被士兵开枪击伤，不久死去。

第三任：周恩来——开革命风尚，除陈腐污垢。周恩来于1924年8月底从法国回国后，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周恩来去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开革命风尚，清除陈腐污垢，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他建立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为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针对蒋介石在军校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来重新订立了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一时间，在军校师生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刊，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周恩来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

1925年l 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组建起的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彻底消火陈炯明军阀部队。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

第四任：卜士奇——工作繁忙挂名代理。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蒋经国在俄期间曾得到他的照顾。抗战时，任张冲的副手；张冲逝世后，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后在台湾去世。

第五任：包惠僧——小心谨慎四平八稳。卜士奇拄名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松弛下来，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直到个别人开枪行凶。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请求，派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号称“栖梧老人”的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他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此人工作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首先极力与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在军校内闹事。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还是照旧。包惠僧把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就这样，在包主任的竭力维持下，军校内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表面上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倒还相安无事，但双方的仇恨却越积越深，随时都有可能如火山爆发似地再次较量。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包惠僧被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建国后，包惠僧曾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第六任：邵力子——中庸之道打“哈哈”。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后，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字仲辉。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 巧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五四运动后，他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邵力子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如此，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邵主任在军校主持政治工作，可说是一个文人参政的典烈。每天上午，邵力子都要到军校转转，除了作一些非讲不可的政治演讲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全都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处理。他处理与军校师生们的关系时常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打着“哈哈”。邵力子在军校没呆多长时间，北伐战争兴起后，他便离开了军校。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J于1926年11月退出中国共产党，追随蒋介石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邵力子以其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经常通过广播、通讯、发表讲话等方式对台湾军政人员进行争取工作，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因年高在北京逝世，终年86 岁。

第七任：熊雄——孜孜不倦办校刊。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3月离法赴德留学，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正式改名为共青团）。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广东革命政府举师东征时，熊雄任东征军总指扦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主任周恩来工 作。东征胜利后，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虽说主任一职由邵力子代理，但实际上，军校政治部工作由熊雄主持。邵力子随蒋北伐后，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鲁迅等到军校作报告。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

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成效，熊雄还创办了《黄埔日刊》，并通过定期举行各种讨论会、组织宣传队、参加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黄埔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的许光达大将在回忆录中说：“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刻苦耐劳的精神……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鼓舞我们沸腾的热情，使我们一直打到武汉、南京，消灭了武器比我们优良、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吴佩孚、孙传芳，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使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这就造成了我们黄埔的光荣，震动了亚东。”

1927年夏，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公然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们慑于熊雄在广东和军校的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下手，于是便采取欺骗手法，将熊雄逮捕并秘密杀害。

熊雄英勇就义时年仅35 岁。

中央高层援越抗法决策始末

对于抗美援朝，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而与抗美援朝几乎同时进行的援越抗法，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则是相对陌生。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亚洲二战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国家。为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越南人民坚持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法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应越共中央要求，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毅然做出援越抗法重大决策。

新中国成立时，越南抗法战争已进入第四年，法国凭借军事技术的优势和美国的帮助，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冲，封锁中越边界，越南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1949年12月上旬，胡志明派遣两位越南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这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周恩来随同出访。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派遣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带着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之间联系。刘少奇还亲自为罗贵波写了介绍信：“越共中央：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此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援越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但毛泽东仍对于这项工作给予高度关注。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达北京。当晚，刘少奇、朱德等设宴盛情欢迎胡志明并进行了会谈。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刘少奇表示：我们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此事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回来后，中共中央将认真研究援助的内容和方法，我们将根据你们的要求来具体制定援助计划。会谈结束后，刘少奇还要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已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独立，但由于法军的入侵，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请各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斯大林则认为这样会刺激各帝国主义国家，增加对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仍然兑现了其诺言，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国的带头，随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和越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斯大林希望把援越的重任交给中国来办，理由是中国与越南是邻居，熟悉越南的情况，而苏联需要医治二战给苏联和东欧带来的战争创伤，担子很重。斯大林有意冷淡胡志明，在胡志明2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当晚，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欢迎宴会，斯大林没有出席。经毛泽东耐心地劝说，斯大林才在几天后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胡志明。

胡志明建议苏联为越南提供10个步兵师和1个高炮团的装备。斯大林说：“越南的要求不高，如果苏联和中国分工一定能够满足越方要求。苏联当前对东欧国家存在许多忧虑，由中国先向越南提供援助。中国没有的装备，可以先将苏联提供给中方的装备援助越南，然后再由苏联偿还中国。”斯大林说：“中国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援助越南的装备是旧装备，而中方将获得苏联偿还的新装备。”毛泽东说：“越南需要10个师的装备抗击法国殖民者，目前须在越北方首先装备6个师。越南可以立即派人前往中国领取武器装备。广西将是越南的直接后方。”胡志明希望像中苏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样，也与苏联签订一个类似的条约，但斯大林不愿意承担责任，胡志明的这个想法泡汤了。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胡志明一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北京。行程中，胡志明忐忑不安地向毛泽东问起了援越这个敏感的话题。胡志明诚恳地说：“我们更缺乏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希望中国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军事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和指挥作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果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相信他们能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吗？

毛泽东等于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中国援越抗法的问题。1950年3月，越共中央决定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老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歼灭那里的法军。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选调若干军、师、团、营干部担任越军军事顾问的建议。中共中央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决定派出军事顾问团，由广西壮族出身的三野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

1950年9月24日，罗贵波返回北京汇报工作。在刘少奇和朱德接见过后，毛泽东也要见他。毛泽东听了罗贵波汇报的情况后，从沙发上站起来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周恩来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的打算吧。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的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泽东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要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毛泽东还亲切地询问起罗贵波的家庭情况。当罗贵波说起妻子李涵珍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

1950年5月20日，中央军委电令赴越任军事顾问职的团以上干部到北京，等候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韦国清是军事顾问团团长，在陈毅、粟裕统帅下的第三野战军中有“小诸葛”之称。他于2月携新婚燕尔的妻子许其倩匆匆来到北京，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挑选了一批干部作为军事顾问。6月27日，韦国清率20余名顾问、秘书、机要人员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刘少奇、朱德亲切接见了他们，做出具体的指示。因为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毛泽东夜间持续工作，当时刚刚睡下，刘少奇和朱德便没有打扰他。在接见快结束之时，毛泽东走了进来：“哎，睡不着啊。”毛泽东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不熟悉的人的姓名、年龄、职务等个人情况。毛泽东对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式等作了明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你们到越南，首先要帮助打胜仗。打开一个地方，以便集中军队，然后仗便越打越大。”刘少奇补充说：“你们去后，要帮助越南建设一支正规军队，逐步能进行正规作战，并且一定要组织打胜仗。仗打起来了，会有许多伤亡，要大批培训干部。”

毛泽东还说：“这次请韦国清同志当顾问团长，本来是叫他到联合国工作的，但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不让咱们进去。以后又想让他去英国当大使，但是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就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的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他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同志。”

毛泽东对团结问题叮嘱得尤为仔细，他说：“要搞好团结，我们一定要虚心一些。到了后，见了人家，首先要向人家致歉，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过去对人家不起。好长时间越南是中国的属地。是从汉朝吧，东汉时期不是有个‘马革裹尸’的马援吗？是东汉的一员大将，就是他征服了越南。‘马援征交趾’，就是这么回事。马援被封了个伏波将军，历史上就叫他马伏波。他带的军队，大部分没有回来，就在当地和当地妇女结婚，成家立业。以后历代王朝派去的军队，也多是这样。”

毛泽东的关心还细致到了顾问团成员携带的物品上：“他们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朱德说：“他们有个单子，还得叫下面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大必要，或者不要那样多，如手表、皮鞋、派克钢笔等等。”毛泽东说：“总司令批了就行了，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刘少奇和朱德都说：“好，就按这个单子吧。”毛泽东还说：“你们的津贴也增加点，还要给些安家的东西吧。按老习惯，以救济的名义给些小米什么的，这些工作都需要作一作。还有什么特殊困难，有就解决。韦国清同志，这些事情就都委托给你了。”

接见结束后，韦国清率各级顾问赶赴南宁集中。8月9日，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亲自为他们壮行。12日，中国军事顾问们抵达越南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

不久，中共中央又派出我军著名战将陈赓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在越南帮助指挥战役的决策上，毛泽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时予以具体的指导。当陈赓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武元甲在重大战役的决策发生矛盾时，毛泽东、胡志明都坚决支持陈赓。

1950年8月，陈赓到达越南军队即将发动的边界战役的前方指挥所。关于如何选定战役的突破口，越南人民军中从上到下都主张先打法军苦心经营的军事重镇高平。陈赓、韦国清和军事顾问团认为，以越军目前的实力，是无法拿下高平的，主张先打高平的外围据点东溪。为说服越军干部，陈赓与韦国清在两次干部会上专门讲了先攻打东溪的理由，最后使越军干部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给陈庚去电表示支持：“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大仗。目前不要直接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正确的。”

9月16日，攻克东溪的战役打响了。17日顺利攻克。攻克东溪后，韦国清的肠胃病发作，不得不回广西龙州陆军医院治疗。10月3日，当驻守高平的萨克东兵团弃城南逃，企图与援助的勒巴热兵团会师时，陈赓认为必须首先消灭勒巴热兵团，而后转移兵力歼灭萨克东兵团，不能让他们会合后南逃。但越军在追击过程中行动迟缓，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武元甲认为部队打了4天仗，已经很疲劳了，要求休息一下再打。陈赓坚决反对，“这样的仗再不打，就没有仗可打了”，二人僵持不下。陈赓只好一方面给胡志明主席写信，另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军委发电。胡志明支持了陈赓的意见。10月6日，毛泽东复电陈赓指出：“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迅速、坚决、彻底加以消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此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说明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布置。只要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战役事态果然如陈赓所料，越南军队全歼勒巴热兵团和萨克东兵团，此役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约8000人，收复5个市、13个县镇，法军在中越边界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此役打开了中越边界交通线，极大地改变了北部战场的敌我战略态势。

10月14日，胡志明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说：“高平七溪战役（指边界战役）我们已获全胜。这胜利之最大原因是因为中共、苏共之尽量援助。滇、桂、粤之同志们忘我地、热诚地、不辞劳苦地执行你们的指示而给予我们以直接的援助。我应该指出陈赓、任穷、云逸、天佑、剑英、方方、国清及顾问同志们在战役中之特别功劳。总之，我认为这胜利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毛泽东路线的胜利。我不说‘谢谢你们’的客套话，而说‘今后我们同志们和人民将更加努力地争取最大的最后的胜利，以报答中共、苏共兄弟的深切希望与伟大的帮助’。”

11月1日，陈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返回中国。虽然陈赓在边界战役上与武元甲有着一些分歧，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反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5年武元甲到北京办事。陈赓同中国国防部的领导同志一起到机场迎接。陈赓穿着军装，佩戴着首批授予的大将军衔。他陪武元甲参观了故宫，还邀请武元甲到他家做客。1957年，武元甲再次来到中国，陈赓带着他参观了陈赓任院长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观看了基层训练。陈赓还建议越南方面派遣军事干部到该学院学习，培养正规军队的重要专业人才。之后，陈赓带着他观看了哈尔滨的冰上表演。每次到中国，武元甲都去探望陈赓及其家人。武元甲说：“他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一位富有国际主义精神和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位忠实、亲切、重情谊、充满乐观和热爱生活的人。他是越南人民军的伟大朋友。”1961年3月16日，陈赓心脏病突发病逝，武元甲感到十分悲痛。在2003年陈赓诞辰100周年之际，武元甲专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向曾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过越南人民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向陈赓的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这是后话。

边界战役后，韦国清深感越南人民军素质亟待提高，于是加强了越南人民军的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统一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经过一年的工作，使人民军在部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加以此时韦国清的身体欠佳，便回国休养。回国后，韦国清被任命为公安军副司令员。

1951年冬，朝鲜战场的局势已趋于平稳，毛泽东得以有较大的精力关注越南的战局。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先开辟越南西北战场，夺取西北和上寮地区，尔后向中南部发展，夺取红河三角洲。且西北地区法军只有8个营又41个连的兵力，守卫着144个据点，兵力薄弱。毛泽东与刘少奇商议后，把向越南党中央提出此建议的使命交给了罗贵波，并由罗贵波兼管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1951年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访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关于越南抗法战争总战略的建议。胡志明表示完全赞同。胡志明认为，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事关重大，最好请韦国清同志再去越南，帮助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51年12月10日，西北战役结束，越南人民军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共歼敌1.38万人，解放了2.8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5万人口。西北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取得的，正如韦国清在12月17日就西北作战情况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时所说的“从义路到安州作战，全根据毛（泽东）、彭（德怀）指示原则，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主动发起攻击作战……”

在西北战役过程中，越南人民军一度攻坚不下。胡志明、武元甲等人几次找到罗贵波，希望中国能出兵援助。罗贵波建议云南部队出兵直接配合作战。毛泽东坚决反对，复电指出：“不出兵这是早已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则，现在再出兵，就会把整个部署打乱，对全局不利。”胡志明表示理解。

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越南人民军的浴血奋战下，法军在西北和上寮接连遭到残败，法国驻印支远征军总司令沙朗被撤职，亨利·纳瓦尔将军接替了沙朗的职务。纳瓦尔推出其所谓的“纳瓦尔计划”，企图在两三年内扭转战局。法国政府也抽调了12个步、炮兵营增援，使法军在印支共集中了84个营的兵力。美国政府也投入4亿美元，组建越南伪军，支持法军。

中共中央于1951年8月下旬两次提出战略方针：“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北部地区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出高棉，威胁西贡。缩小伪兵源、财源，分散法军兵力，使之陷于被动；同时扩大人民军本身，主动地各个歼灭敌人和逐步地削弱敌人。这是夺取越北平原的先决条件。”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完全赞同。

中共中央再次派已回国的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赴越。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书房中再次接见了韦国清，彭德怀陪同接见。毛泽东问韦国清：“你对纳瓦尔计划有什么看法？”韦国清简要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韦国清分析道：“去年西北战役前，越南军队高中级干部中，可以说多数人不愿意去西北作战。主要是怕艰苦，怕困难，缺乏战略眼光，认为西北地广人稀，是个穷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没有多大意义。越南军队总后勤部主要负责人竟说，顾问团积极主张解放西北，是因为对中国有利，可以剿灭那里的国民党残匪，不再骚扰云南边境。真是奇谈怪论。”毛泽东说：“他们想走直路，可是这条路恐怕走不通。目前就解放红河三角洲，条件还不成熟。还是要走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中国几十年的革命经历所证明了的。我看越南革命也没有直路可走。你回去后，还要对人民军的高级干部多做些解释说服工作。”毛泽东接着还详细谈了今后应向中南部作战的计划。这实际上就是以后奠边府战役的蓝图。彭德怀还要求韦国清将总参谋部截获的纳瓦尔军事计划的法文文本带回去给越南的同志看看。

10月27日，胡志明接见了韦国清。胡志明很高兴地对韦国清说：“感谢你从北京给我们带来的两件很好的礼物。一是毛主席对今后作战的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认为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实行这些方针和措施，一定能够粉碎纳瓦尔计划。我已经发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表明我们的态度，坚决照办。再是纳瓦尔军事计划法文本，这对我们也很有帮助，使我们在全局上更了解敌人。武元甲同志看过纳瓦尔计划后，受到不小的震动，表示他思想搞通了，完全拥护先解放西北、上寮并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接着，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等中国军事顾问会同武元甲等越方将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为了实现冬季作战计划，越南军队总军委于11月19日到2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也是越南抗法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会议。12月6日，在胡志明主持下，越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贵波、韦国清列席了会议，对越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发动奠边府战役，并决定成立了以武元甲为书记和总指挥的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中共中央军委也答应提供进攻奠边府所需要的物资供应。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惟一向越南无偿大量提供援助的国家，从枪炮子弹到瓷杯毛巾是倾其所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支（挺），枪弹5785万颗，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颗，汽车1231辆，军服140多万套，粮食及副食品1.5万吨，油料2.6万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但越方对我援助物资保存状况很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1951年5月2日，刘少奇致电罗贵波、韦国清并转告胡志明：“我方汽车团参谋长去越南查看运输情况回来报告称：我方运交越南物资保管甚差，在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无人看守，经开箱检查，均已生锈，如不修理，不能使用，现已运回三百余吨废弹药。又如去年送给越南X光及电台机器，至今仍存放高平山洞中，山缝渗水，流及机器，亦无人过问。以上事项，望注意并采取可能的办法加以改善。”

从1953年12月起，越南人民军集中4个主力步兵师共4万多人，长途奔袭，将法军精锐部队1万余人包围在奠边府。随后，越军惟一的工兵炮兵师也赶到前线，并将中国援助的重型榴弹炮拉到奠边府战场。中国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和越军作战局中国顾问茹夫都在奠边府前线协助指挥。中国军事顾问于步血、董仁、徐成功分别担任越军主力师308、312、316师顾问，协助师长指挥。中国顾问马达卫（后为原野）是越军炮兵顾问。中国高炮顾问甚至配属到了连一级单位。

越军于1954年3月13日发起进攻。法军采用“添油战术”，不断向奠边府战场空投伞兵，补充战场损失。5月7日，奠边府法军司令卡斯特里率部投降。此役共歼灭法军1.6万人，击落击毁飞机62架，使法军在印度支那的精锐兵力几乎全部丧尽，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奠边府战役的胜利，推动了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使会议最终达成了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7月22日，越法双方下令停火，历时8年多的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复。

1954年8日，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9月1日，首任大使罗贵波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销中国军事和政治顾问团的建议。越共中央表示同意。根据越方的建议，1955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撤销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和改派军事专家的决定》，中国赴越南顾问团的使命，到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央特科的蔡老板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法西斯化，蒋介石组织秘密团体“复兴社”（蓝衣社）搞特务活动。为了贯彻他们的行动纲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一面用兵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根据地，一面以“中统”、“军统”破坏中共组织。

一，中央成立特科。中共地下党针锋相对，于30年代初期也加强了相应的组织。中共“三大”之后，上海工运中出现了工贼和叛徒，徐梅坤组织了特别支部特务小组，以李剑如等五个人专门惩治那些人。1927年徐梅坤不幸被捕入狱，周恩来亲自接手并改组了这项工作。

1927年冬，成立“特科”，任务是三项：一、打入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侦察情报；二、惩治叛徒特务工贼走狗；三、保卫党的首脑及领导机关的安全。先设二科一行动队。后来，工作发展，“特科”改设四科：

一是总务科。负责建立保密机关，以各种公开商业机关或豪华富户为掩护；也负责布置会议时间地点；并负责营救遇难同志和安置家属搬迁工作等。

二是情报科（科长陈赓）。任务是“打进去”和“拉出来”。周恩来运用“五间俱起”，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私人关系，在国民党政府的机关、部队、社团以及权要身边都埋设伏子；又将其间谍人员收为我用；从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大获成功。国民党政府最后的坍塌，除军事原因外，“用间”的因素也是主要的。

三科即原先的行动队（红队）。它不断惩治了叛徒和工贼（如击毙叛卖罗亦农的贺芝华、严惩出卖彭湃、杨殷的白鑫），以后惩戒了叛徒顾顺章一家，威慑了敌人，迫使涉嫌人亡命海外。

四科是电讯科（科长李强）。负责创制无线通讯器材，以应中央与各苏区的紧迫需要。

二，“特科”里有一个特殊的“蔡老板”。他为一科和四科工作，默默地奉献，屡建奇功。为什么同志们称之为“老板”呢？因为，他入党前是个小业主，入党后慷慨捐输、援救遇难同志一掷千金，他私有的“公司”充作党的联络站；调入“特科”工作后他又是一科（总务）四科（电讯）的支柱；多次的营救工作，转移重要文件、接待和掩护遇险人员，以及协助李强制造了大量急需的电台。因此解放前后他成了红色的“老板”。

1.“小孟尝”高风亮节。“蔡老板”正名绍敦、字叔厚，浙江诸暨人。1916年在杭州的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21年去日本专攻电机工程，1924年回国后在上海独创了“绍敦电机公司”，开始专心地搞电业的创造发明，制成了紫光电疗仪、烘花机（纱厂烘干棉花棉纱用），又首创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屋顶设置电动新闻广告等，逐渐在上海商场崭露头角。“绍敦公司”从原地爱文义路（现名北京西路）迁善里，迁移到虹口吴淞路有恒路，扩展了门面，气氛也变了。原先局处里弄内，“老板”之外只有一雇员、一个佣工，闭塞的环境，交往稀少。迁徙之后，虹口是日本侨民居住的闹市，营业额陡增，屋宇轩敞，而往来的人如织，“绍敦公司”渐次成了左翼沙龙，“蔡老板”的思想也进化了。由浙江同乡关系，徐梅坤认识蔡叔厚。恰好在“五卅惨案”之后，上海人对反帝流血斗争都有同仇敌忾心理，徐梅坤又介绍张秋人夫妇、杨贤江夫妇结识“蔡老板”。

徐、张、杨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无形中影响了蔡的立场观点。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白色恐怖嚣张，张秋人、徐诚梅夫妇和杨贤江、姚韵漪夫妇都从闸北区避居在“绍敦公司”楼上，这样，每天晚上这里就变成了革命沙龙。张秋人与杨贤江两人都成了讲师，两位夫人都是特级教师，晚饭后都谈论时政、人物、古文诗词、掌故，“蔡老板”的思想豁然开朗，由商海里浮出来，对理论知识有了兴趣，对苏联政体感到神秘。有一次，约同陆立之去游外滩公园，特意爬在围墙上偷拍了苏联驻沪领事馆的镰刀斧头国徽标志。“老板”的思想左倾了。“四一二”政变后，日本留学生一部分回国声讨控诉，其中有杭州人沈端先（夏衍）、湖南人何兆芳和湖北人何恐一起到上海找到了“蔡老板”，因为蔡与沈曾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先后同学（沈低两班，比蔡小两岁）。“蔡老板”慷慨仗义，已有“小孟尝”称号，“绍敦公司”的食客是左中右各派人物都有，于是沈端先留宿在“绍敦公司”，湖南人何兆芳由“蔡老板”在附近租赁一屋，代包伙食，将这个陌生的共产党员保护了下来（何恐已回鄂）。

不久，时局急转直下，上海是所谓“狼虎成群”（杨虎警备司令与陈群清党委主任）恐怖天下。浙江党组织被破坏后张秋人被派回杭州建党，不幸被捕。“蔡老板”义愤填膺，快速赶到杭州，期望通过自己的姐丈蒋养春（任浙江省政府厅长）将张秋人赎买出来，未成功，只救出了张妻徐诚梅，张秋人牺牲了。“蔡老板”因张秋人之死很受刺激。在此之前，党的上海负责人赵世炎被捕，蔡配合王一飞、夏之栩并力营救，已由“蔡老板”谈妥出800银元赎买，也由于叛徒指认，赵世炎慷慨就义。这两件事促使“蔡老板”清晰地看清了阶级斗争的道路，于是毅然地加入了中共，介绍人就是何兆芳和陈德辉，一个湖南人，一个福建人，都是沈端先在日本明治大学的同学。

蔡叔厚性格豪迈，广交游，他入党前后，在他的“绍敦公司”里总是座上客常满，“食客”盈门。其中除地下党人徐梅坤，张秋人、徐诚梅夫妇，杨贤江、姚韵漪夫妇，袁文彬、沈端先等中共地下党员外，右倾顽固分子汤恩伯、张公达、徐逸樵等也是常客；还有第三种人或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张一林、吴觉农，或走向未定徘徊犹豫的楼秋泉、范新度等；还有左右逢源政治投机的金某某等。“食客”中除夫妻档的张、徐、杨、姚之外，兄弟档的有陆久之、陆立之，汤恩伯兄弟俩，楼秋泉兄弟俩，这些人当时有的思想尚未定型，但在以后的30年间都是风云人物，可见“蔡老板”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

正因为有“小孟尝”之称，蔡叔厚也利用鸡鸣狗盗之辈为地下党办了许多事。“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赵世炎被捕，蔡叔厚就冒风险出面营救，已与官方谈妥由蔡出资800银元赎回“夏老板”（赵世炎化名姓夏的湖北商人），不幸因叛徒指认赵牺牲了。这时蔡叔厚还是初入党的志士，仅凭一股热血的向往就贸然想利用自己的复杂社会关系为地下党效命。同样的，遄赴杭州营救张秋人，他指望自己的姐丈蒋养春，能利用省政府厅长官职挽救张秋人生命，但正在白色恐怖狂飚期间，又失败了。但蔡叔厚救回了徐诚梅，并协助她创立了女子中学。这类不避艰险的高风，在那严峻的时刻他能主动挺身而出，在党内外都是少见的。

2.入“特科”建立功勋。“蔡老板”其实并非富有，绍敦公司的营利也只是维持生活。而入党后，“公司”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为了安全，有时候必需敷衍地头蛇之类的“老大”，每一次奉送不菲的金额才能保障联络站的平安无事。有一次，蔡叔厚要陆立之代他送“俸禄”到虹口区有恒路地段一个黑帮头目家里去，叮嘱再三要说许多谀词，表示迟误几天的歉意。实际上这笔钱也是设法从亲属中借来的。而“蔡老板”为了应付各方关系，他真能做到解衣推食的古风，颇有江湖义气。有一次，徐逸樵（CC派）从日本归来投宿某旅社，翌晨发觉衣履钱物全部被卷走；徐先生裸露不能下床，不得已腼颜飞函向蔡叔厚求救。蔡除资助外，又脱上装及衬衣，卸去脚下皮鞋相赠。而徐蔡关系仅只是诸暨同乡。这种济急扶危精神，在常规中很少有。

有时候，地下党闸北区召开会议就假“绍敦公司”楼上为会场，“蔡老板”在楼下把关，装设警铃直通会场，蔡本人从深夜到天明守候在店堂里望风，通宵未眠。这类事不只一次，由于他胆大心细，关防严密，从未出事故。

1927年底，广州暴动失败后，原在叶剑英部队当团长的李国琛和他的妻子张去非到上海找到“蔡老板”，蔡又为他们安排生活，李国琛不久由中央军委调江西工作，张去非怀孕去德清待产。他们离沪后，何兆芳就搬进绍敦公司，正式介绍蔡叔厚入了党。何兆芳是闸北区委书记，“绍敦公司”就很自然地成了地下党联络站。

蔡叔厚入“特科”之后，绍敦公司不再是闸北区的联络站了。“公司”搬迁到法租界福煦路（现延安中路）一幢三层楼的大厦里，地址适中、安全系数好，这里实际就是“特科”第四科的实验室，蔡叔厚协助李强创制了大批电台，为党中央和各红区解决了电讯问题。同时，“蔡老板”也出钱又出力为第一科的紧急任务工作。

3.红色“老板”挽救危局。3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顽固反共，“中统”、“军统”的猖狂活动，中共地下党也加强保护工作。在王明“左”的领导4年中，白区工作屡遭破坏，于是莫斯科高层指示在上海成立“国际远东情报局”，派佐尔格负责搜集国民党的情报，特别是国民党政府与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勾结反苏，以及中日关系的微妙变化。此时，中共“特科”支持佐尔格工作，“特科”负责人吴克坚就将蔡叔厚调往“国际远东情报局”，表示对“国际”的支持。

蔡叔厚在“特科”工作时成绩卓著，特别是协助李强制造电台功不可没。顾顺章叛变后，李强离沪去莫斯科学习，由蔡介绍李到天津找友人协助领到赴德国护照成行。“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奉莫斯科命令调往日本工作，另派一个立陶宛人华尔敦（劳伦斯）接替上海任务。这时候，华尔敦从日本一到上海即遭逮捕，于是由上海媒体轰传出一独特新闻，叫“怪西人事件”。所谓“怪西人”，则指租界当局逮捕了一嫌疑西人，国籍不明、姓名不知，他始终缄口不答任何问题。经蔡叔厚侦查，知道“怪西人”就是华尔敦，他是从日本启程时就被日方黑手党派人跟踪到上海的。也是“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一个中国人的叛变，出卖了华尔敦和不少有关人员。其中同时被捕的有一人叫袁殊，早年也在“特科”工作，是个文化人，与蔡叔厚、沈端先都很熟。袁殊被捕后也叛变，供出了沈和王莹（“和平女神”电影的女主角）等等。特务们追捕不到沈就抓了王莹（电影女主角被捕引起公愤，因无罪证，关押了半个月释放）。蔡叔厚一面利用社会关系，到南京找门路保释了王莹，一面掩护沈躲藏了起来；再设反间计利用日本人保释了袁殊。原先，蔡叔厚与沈商量计划，本想拓展情报局工作在日本东京增设一站，他知道一位党外人士（早年绍敦公司的知交）旅日七八年，已与日本黑龙会教父头山满挂上钩，很可利用。但“怪西人”事件的导火线就在东京，蔡叔厚考虑再三果断地取消了这个计划，幸免了事态的扩大，截断了东京尾巴，转危为安。

总的说来，蔡叔厚这个人萌发了斗志参加革命之后，他的私人企业就成了他手中的一张牌。为了工作需要，不论是闸北区时期，“特科”时期或国际情报局时期，他都毫不吝啬的一掷千金，捐献他这个红色“老板”桂冠，挽救了不少危局。

但很遗憾，当他从滔滔白浪中奋搏而出，为祖国经济建设披肝沥胆时（在中央一机部工作），“文革”中竟被迫害致死了！一个第一流的科技人才被“莫须有”罪名葬送掉，是人民共和国的损失！

铁道兵部队之前世今生

1.铁道兵部队的初创。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诞生于1946年的东北战场。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为维护铁路交通秩序，保证铁路畅通无阻，集中各地的武装护路部队，并吸收地方铁路员工参加，建立了第一支铁道部队，称护路军。后来，随着战区铁路抢修的需要，东北军区又在护路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后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军队，在中国抗日武装力量和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此后，东北民主联军在建立与扩大东北解放区时，即开始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并组织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恢复与建立铁路系统的正常秩序。为适应东北地区形势发展的需要，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支援前线作战和后方恢复生产，东北民主联军在加强铁路系统建设的同时，还先后在东满、西满、南满地区及中长等铁路线上组织了武装护路部队，执行保护铁路运输安全和协助接管铁路等任务。1946年6月，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12月改称护路军司令部），任命苏进为司令员，王光文、张鹤鸣为副司令员。护路军总部设在哈尔滨。为便于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护路军总部决定将何德全领导的东满护路大队，郭维城领导的西满护路保安队以及由彭敏、阎九祥、刘世忠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建立的铁路公安护路队，整编成7个步兵团和1个装甲大队，隶属护路军总部。从此，东北地区护路部队由分散走向统一，担负着东北地区约5000公里铁路的护路任务。

1948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1200名铁路员工为技术骨干，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亦称铁路修复工程局），黄逸峰为局长，苏进为第一副局长兼参谋长。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卫生部、供给部、材料部和厂务部。纵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共计官兵17104人。铁道纵队成立后，全力抢修东北、华北地区的铁路，支援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年5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将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受军委铁道部部长直接领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铁道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副部长吕正操兼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和1个装甲列车纵队。后来整编为3个师、1个直属桥梁团、1个直属汽车团，兵力扩大到30517人。“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成为铁道部队的口号。从1948年夏到1949年底，铁道部队广大官兵与铁路员工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抢修任务，全国遭国民党军队破坏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已通车。据统计，这期间共修复线路1629公里，桥梁976座，车站房屋5898平方米，修复信号232站，为解放军渡江南下，进军西北，解放全中国提供了铁路保障。为战后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铁道兵部队的历史沿革。铁道兵部队是由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演变过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8年夏，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具有重大意义的辽沈战役即将开始。为修复战区遭受破坏的铁路，保障大规模作战所需物资、装备和兵员的迅速输送，7月间，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后为第4野战军）所属护路军的基础上，组建了铁道纵队。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在大陆反动派统治的覆灭。此时，铁道纵队抢修铁路的任务，已由局部战场转向全国范围。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修复建设全国铁路，5月16日，中央军委根据1月间的决定，正式发布命令，将铁道纵队扩编为铁道兵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铁道兵团部队从11月开始，陆续入朝执行战区铁路保障任务，1951年1月，划归中国人民志愿军建制；1952年8月，重归中央军委建制。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地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为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工程建设的要求，充分发挥铁道部队在铁路建设中的突击作用，9月9日，政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并于1954年3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于铁道兵领导机关。

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管理部和计划处、军法处、财务处。铁道兵司令部成立时，编制10个师、1个独立团、1所学校、2所文化速成中学，兵力10万人。铁道兵后来发展到3个指挥部、15个师、3个独立团、2所院校，总兵力达到40余万。铁道兵司令部成立后，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铁路修建的任务，中央军委又多次对铁道兵进行了扩编和缩编。

铁道兵司令部成立后，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铁路修建的任务，中央军委又多次对铁道兵进行了扩编和缩编。

1956年1月下旬，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与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签订了《铁道兵执行国家15年铁路建设远景计划》协议书。按照这个计划，铁道兵将新建铁路63条，总长为23313公里，占全国新建铁路的42%；修复铁路7条，总长为965公里。8月24日，国防部批复铁道兵成立两个军，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军、第二军。据此，1956年9月1日铁道兵第一军正式组建，解放军铁道兵从此有了军的建制。当年11月23日，铁道兵第二军开始组建。在筹建过程中，1957年4月6日，国防部又发布命令撤销了铁道兵第二军的番号。为此，铁道兵第二军停止了组建工作。

1959年初，国家开始缩减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铁路建设工程缩减规模，有的停建。6月20日，总参谋部批准铁道兵进行整编，定额为12万人，下辖11个师、2所学校。铁道兵领导机关总称“铁道兵兵部”。

1962年5月，国家把修建森林铁路、公路的任务交给铁道兵，于是铁道兵又进行了扩编。

1962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对铁道兵的性质、编制体制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周恩来说，铁道兵9000人的师，出工不到5000人，每年工作不到200天，这样怎么行呢？军队搞建设也要为国家积累，要从性质、编制上彻底加以改革。铁道兵要按修铁路的工程部队性质确定编制、工作制度。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铁道兵的意见：“铁道兵是工程部队性质，无论平时、战时，都是执行工程任务，是工程部队，不是战斗部队。”周恩来针对铁道兵官多兵少、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时间占用多，施工时间短等问题指出，铁道兵军官比例应该是10%，新兵训练3个月，与作战部队应有区别，每年施工220天，还应该再多一些。12月20日，中央军委为铁道兵增补10万新兵。4个铁道师各组建一个线路隧道团。铁道兵参加的林业工程主要在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三省区。此时，铁道兵的总兵员达20.4万人。

1964年5月30日，铁道兵司令部向周恩来报告铁道兵扩编10万人修建林业铁路的情况和体会。报告说，铁道兵经过精简整编，军官比例由22.1%降到9.95%，生产人员比例由72%上升到81.4%，年施工可达240天。看了报告，周恩来非常满意，并做了如下批示：“修成昆路主席同意。朱委员长提议使用铁道兵修。”三个多月后，铁道兵又迎来了大扩编。

1964年9月18日，为加速国防工程和西南地区铁路建设，中央军委批准铁道兵扩编14.4万人，总兵员达到37.2万人，共有13个师、60个师属团，3个独立团。其中5个师担负成昆铁路建设。后来，根据建设北京地铁、援越抗美铁路修建等任务，又组建了铁道兵第十四师、第十五师，为出国的铁道兵部队配备了高炮团。到1974年底，铁道兵共有3个指挥部、15个师、3个独立团、3所学校、3所野战医院、1个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总员额达到43万人，是铁道兵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1976年1月，担负北京地铁施工任务的铁道兵第十二师、第十五师和仓库、机修厂等8个单位的5.3万人改为基建工程兵，脱离铁道兵建制。

从1980年开始，铁道兵开始缩编。当年4月8日，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铁道兵撤销了9个团。当年8月28日，总参谋部通知铁道兵，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铁道兵按现行编制37万人缩减去17万人，保留约20万人。

3.光荣转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铁道兵是否在解放军序列中保留的问题，经过许多争论和曲折，最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才决定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

1975年，中央军委初步拟定铁道兵只保留14万人，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其人员不计入军队定额，全部经费由国家工程费支付。工程技术业务受铁道部指导，工程计划、机械装备、材料、财务等均由铁道部统一归口。但铁道兵党委在讨论这一方案时，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归口铁道部，最终这一方案没有实行。

1978年10月，为了减轻军费负担，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铁道兵“全部费用在军队总定额外单独计算，从国家铁路工程费开支，但仍属军队序列”。根据这一决定，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决定，从1979年起，铁道兵的经费同国防费分开，所需经费从国家铁路工程费中开支。于是，铁道兵在国家下达的铁路修建任务“吃不饱”时，主动承担国家铁路计划外的建设任务，努力实现铁道兵军费自给。1979年铁道兵经费自给率为78.4%，到1981年实现了全部自给，并略有结余。从此，军费开支不再包括铁道兵，为军队减轻了经费负担。

1980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铁道兵裁减兵员17万人，撤销了3个军级指挥部，减少了3个师的建制，每个师也由5个团改为4个团，各级机关也相应进行了压缩。这是铁道兵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缩减。

1981年10月30日，杨尚昆在驻京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部队大量精简的指示，要求各大单位组织讨论。铁道兵军以上干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根据铁道兵战时和平时担负的任务，铁道兵应予保留，但要减人。同时，提出了铁道兵与铁路工程局合并的方案。两支队伍合并后，仍称军委铁道兵，属于军队系列，但不占定额，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军费。执行军队条令条例和供应标准，军需供给、干部任免、征兵退伍等仍按原方式不变，对口实行。各工程局的职工待遇不变，干部按原规定或委托铁道兵任免，铁道兵执行工程任务接受铁道部领导，其费用由铁道建设费开支，国家计划列铁道兵一个户头。但铁道兵与铁路工程局怎么合？是兵改工，还是工改兵？尚未最后解决。

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至此，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大局最后敲定。

1983年2月1日，铁道兵党委、机关并入铁道部党委、机关。至此，铁道兵党委、机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同年年10月1日，铁道兵正式归国家铁道部建制领导编制为铁道部第十一到二十工程局。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从此，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

4.祖国不会忘记。从1948年组建铁道纵队到1983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35年间，这支部队战时实施铁路保障、平时参加国家铁路和国防工程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解放战争中，北起松花江，南到珠江口，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陇东山谷，“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战争中，发扬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兄弟部队一起共同创建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传统作风，风餐露宿，沐雨栉风，志在四方，艰苦奋斗，为国家新建了一条又一条的钢铁大道，被国人誉为“铁道建设的突击队”。35年间，铁道部队在战争条件下，共抢修铁路3600 多公里，抢建铁路690多公里、战备公路430多公里；在和平建设中，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艰苦奋斗，先后担负和参加了黎湛、鹰厦、南福、包兰、嫩林、贵昆、成昆、京原、襄渝、京通、青藏、南疆、通霍、兖石等52项铁路建筑和北京地下铁道的修建任务。连同其他国防、林业和各种专用铁路在内，共新建铁路干、支线12590多公里，约占全国同期新建铁路总数的1/3。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涌现出以“登高英雄”杨连第、“硬骨头战士”张春玉、“雷锋式的好干部”梁忠孟为代表的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和以“杨连第连”、“抗洪抢修模范连”、“唐山抗震救灾抢修突击连”、“唐山抗震救灾抢修先锋连”为代表的一批先进集体，有8000多名干部、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我军历史上各兵团的变迁

解放战争前期，我军部队中虽已出现主力兵团、地方兵团、一线兵团、二线兵团的名称，但“兵团”一词还未正式出现在建制序列中。解放战争后期，我军野战部队建制序列中出现兵团。当时兵团一般下辖2——3个纵队，每个纵队一般辖3个旅；当时各兵团均由各大战略区或野战军组建，许多兵团习惯上都以主要负责人的名字相称，如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华北野战军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也有以兵团活动区域相称，如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有的野战军常用数字称呼兵团，如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统一番号。到1958年最后取消陆军兵团建制，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共曾组建了19个兵团。

第一野战军：

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该兵团组建后解放了青海省，尔后兵团率第2、6军千里进军新疆。1950年组建为新疆军区。

第2兵团：司令员为许光达，政委是徐立清。该兵团成立后参加了扶眉战役，尔后在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兰州战役中给马家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解放后该兵团兼任甘肃军区。后来兵团机关调北京组建为军委装甲兵司令部。

第二野战军：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该兵团组建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勇猛穿插切断了浙赣线大动脉，尔后隐蔽西进，在进军大西南中解放了重庆。建国后该兵团曾被撤销，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北京重建，随即在王近山等指挥下入朝作战。1955年奉命回国接收被苏军占领10年的旅大并改为旅大警备区。

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该兵团组建后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两广战役和解放云南。建国后改为云南军区，1955年又改为昆明军区。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该兵团组建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贵州。建国后第五兵团改为贵州军区，1953年又改为省军区。兵团所属第18军进军西藏后于1951年改为西藏军区。

第三野战军：

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前身为原华东野战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第7兵团成立后主要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舟山战役。以后改为浙江军区，1953年改为省军区。

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前身是原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第8兵团成立后主要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建国后改为华东军政大学，以后组建为著名的南京军事学院。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前身为原华东野战军粟裕叶飞兵团。9兵团组建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以及解放台湾的准备。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并入济南军区。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前身为原华东野战军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兵团。10兵团成立后主要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漳厦战役。建国后改为福建军区。1956年升格为福州军区。

第四野战军：

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前身为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组建后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解放后兼任湖南军区。后兵团机关一部分组建为军委海军机关，其余部分于1953年改为湖南省军区。

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前身为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组建后主要参加了解放鄂西、湘西战役和进军广西作战。广西解放后曾兼任广西军区。1950年6月与第15兵团番号对调，南移广州并入华南军区。1954年华南军区并入中南军区。

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肖华。后兵团机关改为军委空军。

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组建后参加了解放广州和海南战役。1950年6月与第13兵团番号对调，担任中央军委战略总预备队。朝鲜战争爆发后组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1958年回国后并入武汉军区、华北军区。

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前身是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所，华北军区第1兵团。组建后解放了山西全境，尔后参加了扶眉战役和解放成都。1950年兵团被撤销。

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前身是解放战争华北战场上著名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飙）兵团。19兵团成立后参加了太原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后兼任陕西军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整编为军委工程兵特种工程司令部，担任建设西北战略导弹及核武器基地、工厂的特种施工建设任务。

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前身是解放战争中华北战场上著名的杨成武兵团。20兵团成立后参加了太原战役和开国大典。建国后以20兵团为基础组建军委公安军部队，1966年改建为军委第二炮兵领导机关。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第20兵团在天津重新组建，杨成武任司令员，随即参加抗美援朝。1958年回国后组建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战略导弹试验基地（第二十试验训练基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起义部队改编的三个兵团：

第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1949年由湖南和平起义部队组建，建国后大部分集体转业参加水利建设。经过改造整编的一部分战士编入第55军。

第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1949年由新疆和平起义部队组建。1952年与其他部队合并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1949年由绥远和平起义部队组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后方机场建设。回国后整编为第69军。

解放军陆军50余年变革的缩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陆军出现在阅兵式上的是大量的步兵、骑兵，参加受阅的步兵有1个师又1个团，骑兵1个师，战马达1978匹，只有少量的炮兵、装甲兵。当时军队员额500多万，以步兵为主，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技术兵只作为步兵的附属，没有形成独立的兵种。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国陆军的现代化程度很低，既没有新时代的标志原子弹，也较少或根本没有发达国家拥有的现代化的军舰、飞机、坦克、火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步枪、手榴弹、地雷。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亮相的步枪、坦克、火炮、飞机等武器装备主要是缴获的美、日等国的旧杂式武器，包括日制75毫米野炮、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日制37毫米高射炮，日制97式中型坦克、美制轮式装甲车，美制P-51战斗机、英制“蚊”式轰炸机和美制C-46轻型运输机等。

国庆50周年大阅兵，17个徒步方队，陆军占6个，步兵方队只有2个，取消了骑兵方队，陆军中步兵方队的比例大大减少；25个车辆方队，陆军占16个，比例大大增多，其中3个坦克方队、2个步战车方队、1个装甲车方队、1个反坦克导弹方队、1个自行榴弹炮方队、1个自行滑膛炮方队、2个自行加榴炮方队、2个自行火箭炮方队、2个自行高炮方队、1个地空导弹方队；10个空中梯队，陆军航空兵占2个梯队。

相隔50年的两次国庆阅兵，可以看出中国陆军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在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毛泽东主席把建立一个强大的陆军作为人民军队发展的前提。从此，中国陆军就开始变革。陆军的变革在编程上立足兵种合成，在武器装备上立足现代化。

新中国创建后至1956年1月，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共建立了10个军兵种领导机关，除海军、空军、公安军、铁道兵司令部外，均属陆军。1950年5月，成立了通信兵部；1950年8月，成立了炮兵司令部；1950年9月，成立了装甲兵司令部；1950年12月，成立了防空军司令部；1951年8月，成立了工程兵司令部；1956年1月，成立了防化兵部。至此，人民解放军陆军的军兵种已基本上得到了完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兵种首次独立存在于陆军序列中。此后，中国军队的军兵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66年6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导弹军种——第二炮兵；1978年1月，成立了基建工程兵司令部；1988年1月，在总参成立了陆军航空兵局，属于陆军序列。

陆军在产生一些新兵种的同时，一些落后的兵种和专业开始淘汰。1985年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被撤消，仅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骑兵营和骑兵连。人民解放军骑兵发展的鼎盛时期达到12个骑兵师，陆军的机动和运输力量主要靠骡马。骑兵兵种的撤消，原因在于摩托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取代了骡马化。

1985年，中国军队同时撤消的还有通信兵序列中的司号兵。“司号员鼓鼓嘴，千军万马跑断腿。”当年朝鲜战场的美军战俘反映，他们最怕军号声。由此可见，当年司号兵的地位和作用。但随着现代化战争的发展，陆军这种古老的鼓舞士气的方法，已经适应不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它被撤消了。在司号兵撤消前，中国军队在连编有司号员，营编有号目，团、师编有号长。如今，中国军队为了礼宾需要，仅保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还经过了骡马化、摩托化、半机械化的三大变革。解放战争后期是骡马化，主要特征是人靠步行，指挥员靠乘马，重武器装备靠兽力；1969年，部分野战军改装为摩托化，变为以汽油发动机、胶轮车为动力，步兵以车代行，装备全部由车载；1985年，全军全部淘汰骡马化，改装为摩托化，部分摩托化野战军改装为机械化。机械化动力为柴油发动机、履带式车辆，并具有装甲防护能力和进攻火力，步兵作战全部乘装甲车和步战车。

陆军由步兵为主的步兵军到诸军兵种合成的集团军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指出，要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做进一步研究。接着，在一个未来作战研讨会上，邓小平又指出：“有的同志提出来，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比如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我今天不是做一个结论，而是提出研究这个问题。军队的组成问题，或者部分组成问题，要提到我们日程上研究。”不久，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先搞两个军试验。

1985年我军在淘汰骡马化时，集团军的试验已经成功。于是，对陆军编程实行了全面改革，取消了以步兵为主的步兵军的编制，组建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电子对抗兵、步兵、防空导弹兵、航空兵等诸军兵种合成的集团军，陆军中的专业兵种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步兵，炮兵成为陆军中的第一大兵种。

50年多来，陆军家族中的各个兵种也都有了飞跃发展：

1.步兵——不仅拥有常规武器，还能操纵战术导弹。步兵已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取代了徒步步兵。步兵的轻武器从建国初期的“三八枪”，经过苏式7.62步骑枪、国产56式步枪、81式自动步枪，发展到95式自动步枪，轻武器性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炮兵——火炮发展成自行火炮。自行火箭炮、自行榴弹炮、自行加农榴弹炮、自行滑膛炮、自行高射炮、导弹发射车等，已发展成几十个型号、口径和品种；火炮射程、威力、精度大大提高；电子系统应用到指挥系统，快速反应和机动能力速度惊人。

3.防空导弹兵——这是高炮部队换代性的变化，可以用多种型号的导弹对付空中目标，反应快，命中率高。步兵肩扛地空导弹和步兵反坦克导弹也已装备部队，成为步兵手中的杀手锏。

4.装甲兵——装甲车已发展为装甲输送车、装甲通信车、装甲指挥车、装甲牵引车、装甲救护车、步兵战斗车等几十个品种；坦克做了多次更新换代，已发展到国产第三代坦克，装甲防护力、火力、射击精度、通信能力明显增强，达到发达国家坦克水平。

5.陆军航空兵——这是加入陆军行列的飞行部队。武装直升机给陆军插上了翅膀，使陆军作战手段实现了空地一体化。

6.侦察兵——靠拳打脚踢抓“舌头”的侦察手段已成为历史，如今不仅有地面侦察，还有技术侦听、空中侦察，具备了立体侦察能力。

7.通信兵——实现了从有线通信为主到无线通信为主的转变，卫星通信、机载通信等先进的通信手段都已广泛应用。

8.工程兵、防化兵、电子部队等兵种也都今非昔比。

从“小米加步枪”到“铁甲雄风”，从“步兵为主”到“多兵种合成”，这就是中国陆军50余年变革的缩影。

“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的由来

7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经极其艰苦卓绝的两年寒暑，跨越万水千山，纵横10多个省，战胜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和战争奇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有关红军的历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许多青年朋友不禁要问，作为长征这一人类最伟大壮举的实践者——中国工农红军，其名称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的由来，许多军事资料和历史学家均有不同的论述和相关说法。军事历史研究资料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的产生事实上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挽救革命，对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实行武装抵抗，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伐军一部3万多人在南昌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然而，当时起义的部队仍沿用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

同年9月9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在起义准备期间，毛泽东认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已彻底失去民心，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和代理人，国民党的旗帜在人民中已完全没有什么号召力。因此，秋收暴动部队在起义中第一次公开响亮地打出了人民武装的旗号——“工农革命军”。与此同时，党在各地也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进入了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但此时各地革命武装的名称却较为混乱，称谓不一。

同年11月13日，党在湖北领导发动了数万人参加的黄麻起义，起义部队当时统称为“农民自卫军”。起义当天，经过激战一举攻克敌人盘踞的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第二天清晨，原国民党县衙门前挂起了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情不自禁地挥毫疾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县衙的大门上，上书：“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城，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此联一出，很快在当地引起反响和传诵。于是，人民群众便把农民自卫军称为“红军”，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喊出“红军”的称号。

同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震撼国内外的广州起义。起义领导机关在发布的《红旗号外》中宣布组织“工农红军”，并公布了工农红军领导人名单，参加起义的工农兵在起义爆发的当天就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虽然起义不久遭到了失败，但“工农红军”的响亮名称却在全国不胫而走。从此，“红军”的称号在各地的革命武装中开始陆续使用。

1928年初，“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曾先后明确提出：要在各革命根据地建立党所领导的红军部队。4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第一次正式把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定名为“红军”。

同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武装“割据区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此后，各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便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1931年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军队均统一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其中包括远在东北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我党直接领导的部分抗日武装（1936年2月后开始改称“抗日联军”）。

1936年10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后，随着国内外进步报刊对红军长征传奇般英雄事迹的宣传，“中国工农红军”这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荣名称，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一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由于以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红军先后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但“中国工农红军”的名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史诗却永远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章

中国工农红军的名称何时正式使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因为中央没有规定新的革命军队的统一称号，所以各地起义军的名称很不一致，但都未使用红军的称号。如1927年8月南昌起义的部队仍沿用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称工农革命军。同年11月爆发的黄麻起义的部队称为“农民自卫军”。

最早使用红军称号的是广州起义的部队。1927年底，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仿效苏联革命，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公开打出了“红军”的旗帜，叶挺和叶剑英被任命为“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但起义军在反动军阀的疯狂进攻下很快失败，部队撤出广州，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因而红军这一称号没有继续使用。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农民军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后成立的部队，一般统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颁发《军事工作大纲》，就“军事运动的一般原则”、“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建立红军问题”、“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其中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6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井冈山前委的信中，又具体指示第四军：“关于你们军队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从此，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陆续改称红军，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名称正式成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称号。

四大野战军战史及排名

一、1纵（司令员张宗逊上将）。1纵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第1集团军，今天的对台一线部队在解放战争时的表现究竟如何呢？老实说，在西北野战军这个战斗力相对最薄弱的系列里，1纵的表现可以说是还不错，尤其主力358旅，为西野三大主力旅之一，其中的硬骨头6连更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支部队无论从历史（红2军团，拥有两个红军团，这在全军的师中还不多见）还是从战绩看，排在第一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二、6纵（司令员罗元发中将）。6纵很遗憾，在今天的解放军序列中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唯一的影子在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里（好象解放军的6纵都是英雄部队，但是运气都不太好）。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6纵的两个主力？新4旅和教导旅，可是西野三大主力旅的两个，参加了西野几乎所有的战斗，从延安保卫战开始一直到挺进新疆，6纵都可以说是表现出色，以至于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曾问警卫部队西野哪个旅战斗力最强，结果大家一致公推新4旅（见老战士回忆录，60年出版，我在办公室老同志的旧书柜里发现的，绝对的绝版啊），6纵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到了改编为6军，又是公认的一野主力军。在兰州战役时老彭一共点了几个团做主攻团，6军17师50团就是一个。将6纵排第二是比较公正的。

三、4纵（司令员王世泰中将）。4纵在西野一样以军史长久和善打硬仗著称。从军史来说，唯一可以与1纵358旅叫板的就是4纵的警3旅（就是今天的11师）。从战功说，4纵一样战功显赫，我记得4纵唯一的失误就是在西府战役中掩护侧翼时早早撤退导致教导旅和野司差点被马家军包了饺子，结果导致王世泰差点被老彭骂死。不管怎么说，这只能算是失误，而不是失利。在后来的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4纵可是将功补过了。尤其是兰州战役，为了打下沈家岭，4纵头号主力团31团大半伤亡，连年轻的团长王学礼都牺牲在阵地上，壮哉光荣的4纵！除了辉煌历史之外，赫赫战功也是11师能保留的原因之一吧？4纵排第三，当之无愧！

四、3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3纵在西野打仗不少，可我翻遍西野战史，最有名的还是兰州战役7师夺取黄河铁桥。3纵和前几个纵队相比，闪光点有两个，一是出了个大将司令员（这在全军也是少之又少，还有中野4纵），二是与1纵合编为重装军。今天的第3旅就是昔日3纵的种子，出了个有名的总参谋长，当然这是后话。从整个历史看，3纵和前三者比起来缺乏特别辉煌的战果，所以排第四应该很合适。转自倍可亲五、2纵（司令员王震上将）。本来2纵的知名度应该在西野6个纵队中排第一。连外行都知道359旅开垦南泥湾，何况2纵还出了个西野最大的官？国家副主席王震。可惜，这样的部队却只能排第五。从军史来看，2纵的359旅可是红6军团的后代，光上将出了就好几个，包括大名鼎鼎的肖克、王震、陈伯均等。可惜，历史是历史军功是军功。不客气的说，红军底子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最差的莫过于359旅的部队了。东北的那部分要不是后来的黑山阻击战翻了身，可能50年就不在了，更别说活到现在，这我在后面的东野要详细说。留在西北的这部分，在解放战争中也很一般，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骄人的战绩（如果挺进新疆不算的话），真是用某个大人物的话说叫：开荒开的不会打仗了！也许有人要提南下支队，可南下支队我除了看见几千人长途转战损失近半外，没看出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不要提什么为后来中野跃进大别山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事我在后面的中野还要详细说。总之，2纵综合各方面看排第五很公正。不过2纵也有值得庆幸的事，就是在今天的解放军序列里仍然保留自己的种子，而且现在还是新疆军区对印的头号主力师，了解军队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不是359旅的后代。可能王将军也觉得359旅实在不争气，干脆继续干老本行开荒得了，于是变成了今天的农一师。

六、7纵（司令员彭绍辉上将）。西野7纵真的没什么说，在西北的土地上时间还不如在其他地方时间多，所以排最后相信是最没争议的，唯一的闪光点是出了个上将军长彭绍辉，很不错的一个将军，后来的副总参谋长，熟悉他的朋友太多了，我就不详细谈了！至于第8纵队和后来的陕南19军就不要参与了，要是谁有精力可以详细谈谈，毕竟西野的天地主要是前5个纵队创下的。

总的评价：西野其实军事功绩并不大，虽然解放土地最大，可歼敌只是华野的零头。最大的功劳是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陕北这块红都没有走江西的老路。可以说，没有西野，借毛泽东10个胆，他老人家也不敢留在陕北和胡宗南捉迷藏。

中原野战军

一、6纵（司令员王近山中将）。中野的部队可以说是各个都不错，要想挑第一还真不容易。从历史看，6纵是抗战起家（最近看到资料说6纵底子是红25军74师一部，不知道是否是最新考证结果），比起1、3、4纵是差远了。但是6纵的精神我最佩服，全纵队上起司令员王近山王疯子，下到普通战士，口头禅都是“烧铺草”，全纵队一到打仗就嗷嗷的，有股疯劲。之所以选6纵我认为中野最关键的一仗是6纵打出来的。哪一仗？47年跃进大别山的强渡汝河。若不是6纵18旅（旅长就是百战将星之一的肖永银少将）在敌人已经占领河对岸渡口的情况下从敌人一个师手中硬是又重新夺下这个大雷岗渡口，17旅（旅长就是后来的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少将）又拼命掩护了侧翼高山集，中野12万大军将全军覆没，跃进大别山将成为笑话。可以说，没有6纵打好这一仗，就没有整个中野。所以当时刘伯诚司令员才会将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送给6纵：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后来的襄樊战役中6纵更是独当一面，可见刘邓的信任。49年改编成12军，号称“中野常胜军”，在整个中野都是狂的不得了的角色。这样一支部队相信排第一是没说的。同样，地处东南的这支英雄部队不会被撤消吧，这可是对台第二线部队，除非军委晕头了！

二、4纵（司令员陈庚大将）。

三、3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老实说，3、4纵都是王牌部队，究竟怎么排很头疼。比历史比战功两个都半斤八两，都是老红军部队，4纵有一个红军团，3纵有两个。4纵长期在豫西晋南独当一面，3纵则参加了刘邓大军的几乎全部战役，战功显赫，被誉为“老虎纵队”。4纵出了个大将陈庚，3纵出了个“军中赵子龙”陈锡联。1949年后两个军又同为各自的兵团主力，一直打到大西南。唯一区别是11军建国后比较坎坷，而13军则比较平静。所以从4纵一直独当一面以及现在的地位出发，我还是将4纵排到前面。这里将两个英雄部队同时介绍。4纵的闪光点全在50年前，先是上党搞掉史择波，再是独立歼灭“天下第一旅”，再强渡黄河，逼近潼关，吓得胡草包一身冷汗，歼灭整三师李铁军，后来强攻洛阳，生擒邱行湘。渡江后解放两广，云南，功劳多的简直没法数。3纵呢？随着刘邓的脚步指哪儿打哪儿，素来被作为主力来使用，一直到淮海战役中的关键一仗，解放宿县，双堆集生擒黄维，再后来挺进大西南，解放重庆等。至于后来主力31师在12军编制内参加上甘岭战役就不提了。我一直认为31师在中野的几十个师中可以排名第一。所以这两个部队排第二、第三很合适。3纵早已不在，而4纵作为对印主力我认为这次裁军是不会波及的。转自倍可亲四、1纵（司令员杨勇上将）。一般各野战军1纵都是老部队，甚至基本是第一，起码也是前三，中野不行。中野1纵是老的晋冀鲁豫1、7纵的合编，红军底子不错，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原红1师13团、2师5团等，在解放战争中也跟随刘邓转战大半个中国，可翻开二野战史，1纵和2纵一样，没留下什么很为史学界称颂的经典战役。可以说有点随大溜，通俗的说，就是仗都打了，可功劳都是别人的。可以说这是一只英雄中的一般的部队，简单平凡到1949年王疯子不服杨勇当正职兵团司令，资历是没得比，唯一的理由就是比战功，和6纵的显赫比起来，1纵显得太平淡了，包括后来到朝鲜，还是没听说16军有什么惊人之举。所以不知道最近裁军不知道有没有1纵，若有的话，我丝毫不惊讶，毕竟在军队，平凡不代表什么好事。

五、2纵（司令员陈再道上将）。2纵在中野只能排第五，没办法，和1纵一样，2纵表演的也是主角中的配角，一向默默无闻，而且总体来说，还不如1纵，所以排后面也是正常的。2纵在中野有个外号，叫“姑娘纵队”，意思是军纪中野第一，当然还有个言外之意就是打仗软绵绵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队，赢得这样的外号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军队嘛，宁愿象东野那样军纪差点，只要能打胜仗，可2纵正好相反，所以我估计原来安排10军去西藏可能就考虑到那儿没什么大仗，搞好军民团结却很重要。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当年最先解放重庆的是2纵，可刘邓硬让2纵撤出，入城式让3纵搞。现在想起来刘邓不太可能干这种胡宗南式的“蠢事”，但从这传闻可见2纵的地位。不过2纵也并非无耀人之处，可惜那是在1952年的上甘岭，而且是为别人做嫁裳，其29师在15军编制内为15军扬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战士胡修道创造了个人歼敌记录（280多），至今我估计解放军也没人破得了。哎，当时若人人如胡修道，霉菌有多少兵员也不够耗的。

六、9纵（司令员秦基伟中将）。可能有些“千岁军”的拥护者要扔板砖了，先别急。9纵也许后来在建国后很威风（不管那功劳是否有6纵的一半，也不管大家是否对此有争议），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9纵就是一直属于中野二流部队，一直在打配合战，一直是助攻的位置。甚至到了1949年后在4兵团的地位还不如14军呢。若不是后来的上甘岭一战成名，不好说今天还有没有空降15军的存在，说不定还是空降27军呢！

七、11纵（司令员王秉璋中将）。这个部队也和9纵一样在解放战争时就是中野二流部队，一直在打配合战，一直是助攻的位置，而且还不如9纵。9纵起码一直是在配合4纵，在帮自己人，可11纵却成了华野的小跟班，这也就罢了，若是跟着1、2、3兵团也能搞个光辉战史，可11纵偏偏命背跟了苏北兵团，成了华野二三流部队的小跟班，还能有什么油水捞？我觉得11纵最大的功劳就是促进了两大野战军的团结。

华东野战军

一、1纵（司令员叶飞上将）。和西北、中原野战军比起来，华野的1纵才真正是第一纵队。这支部队可以说参加了华野几乎全部的大仗硬仗恶仗（济南战役可能是很少的例外），从新四军时代开始，1纵就一直是华野及其前身的主力中的主力。纵观1纵战史，最辉煌的我认为还是莱芜战役，一个纵队面对5万多敌人硬是临危不惧，将他们又赶了回去。1纵作风之英勇以至于国军主力整编11师师长胡链都对其畏惧三分。同时1纵的赫赫战功也奠定了叶飞在“叶、王、陶”中排第一的地位。不谈1纵后来在朝鲜的英勇表现，仅仅解放战争中的英模和荣誉单位可能让某些野战军全军都汗颜。所以1975年华野1纵和西野1纵换防时，军史荣誉室让1军佩服和羡慕的五体投地。可惜要不是文革中的一些缘故，现在的对台一线部队应该是华野1纵这个江南子弟兵更合适。不管怎么说，凭解放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和汗马功劳，1纵当之无愧的为华野第一纵队！不过调防后1纵的地位一落千丈，现在虽有起色，但比起当年是落水凤凰，不知道这次裁军军委会不会动这个英雄部队的脑筋！

二、9纵（司令员许世友上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9纵的地位是高于1纵的，但是9纵毕竟崛起于1948年9月，是解放战争后期，前期的表现虽然也很出色，但仍然遮不住1纵的光辉，所以排第二。9纵的作风可以从其司令员身上看出，强悍一词足以概括。9纵的老底子老13团（济南第一团）早在抗战时期就是山东军区的几个主力团之一，后来在东北大名鼎鼎的塔山英雄团不过是13团的小弟弟。这个部队素以打硬仗著称，打起仗来和许世友一样不要命，绝对的前仆后继。济南城下的5000多烈士9纵占了近一半。所以虽然崛起很晚，济南战役才出头，却在后来的淮海、渡江、上海乃至长津湖战役都几乎立了头功（除淮海4纵第一），一跃成为全军的王牌军，和四野那几个老红军部队同坐前几把交椅。若没有惊人的战绩，没有任何红军底子的9纵（1纵好歹还有点红军游击队的底子）想在王牌济济的解放军内别说排前几位，连立足都难。可9纵呢？1949年整编为华野4个兵团之首9兵团的主力军，回国后是南京军区的头号主力军，1969年又奉命北调和万岁军一起成了拱卫京畿的两大御林军之一。这些殊荣固然有老首长的照应在里，但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行吗？所以，9纵排第二是绝对站得住脚的。不过1985年后9纵到现在一直是朝不如昔，是公认地位下降最快的部队。

三、6纵（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又一个英雄的6纵。本来“叶、王、陶”嘛，6纵在华野稳居第二的，可半路杀出个9纵来，既然比不过只好当老三了。6纵是一支英雄部队（周总理语），估计大家不会有异议，身为老新四军的主力，一直是粟司令最爱用的三大主力之一。王必成被称为“王老虎”，其部队自然是虎军。观其军史，点睛之笔莫过于封闭垛庄成就了陈老总的名诗“74师无处逃”，并且最终击毙张灵甫，为我军歼灭国民党“五大主力”开了先河。对6纵战斗力的肯定导致6纵成为华野第一个迈进北京军区保护首都的部队，并且主力师至今还是卫戍区的头号警卫师。所以6纵排第三看来也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据网上传闻，华野6纵已经在这一轮裁军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若传闻属实，则我们的英雄6纵又将少一个，解放军的序列里又将少一支英雄部队的身影。

四、4纵（司令员陶勇中将）。粟司令员最爱用的三大主力中最后出场的部队，南麻战役失利后安然逃脱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部队（1个师），淮海战役歼敌最多的部队（两个4纵就赶上整个中野了），渡江前就打的英国军舰鸡飞狗跳毛直掉的部队，上海战役打到关键时投入的部队，回国后一直处于对苏俄第一线的部队，主力师番号最靠后的部队（这在解放军中恐怕不是绝无仅有起码也是很少见，我还没发现第二个）。这些记录的保持者就是我们的华野4纵，和其人称“拼命三郎”的司令员一样充满传奇色彩一样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其实4纵和6纵是半斤八两，不好分名次，只是由于6纵后来成了御林军，而4纵被“发配”守边疆，所以才一前一后，实际上是不分伯仲的。

五、3纵（司令员孙继先中将）。3纵的头头原先就是泸定桥22勇士（还是大渡河17勇士？）之一，结果3纵就继承了这个光荣传统，在华野素以攻坚闻名，其有幸继承的原抗战时的山东8个主力师之一的8师，番号都不换直接放进3纵，被称为“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一向是关键时刻使用的刺刀，战斗力就不用说了。可以不夸张的说，华野3纵8师可以与东野6纵17师（原山东7师，8师的小姐妹）一起是解放军攻坚能力最出色的部队。可就3纵这样牛的部队在人才济济的华野也只能排第五，没办法，谁让前四个比3纵名气更响呢！估计放西野或华北肯定当宝贝了。3纵这个攻坚虎也不是没有麦城的，济南战役打的连8师师长王吉文（要不也是一少将呢）都搭进去了，还是没有争过9纵25师，白白把扬名立万的机会让给了9纵。不知道王师长泉下有知有何感想？（济南战役还牺牲了一个师长，是谁我忘了，哪位提醒一下？是不是8纵22师的？）不过3纵之所以现在这么默默无闻，估计一般网友都不知道这个部队，完全因为建国后军委就把这个攻坚老虎送去守海岛去了，当时为什么不让2纵这个擅打阻击的家伙去我一直没弄明白，估计主要顾虑把攻坚老虎放别处怕会吓着邻国，让人家度日如年，引起什么外交纠纷什么的就不好了。现在虽然理论上还有种子留下，估计也就一病猫了，不过好在也许能在这次裁军浪潮中逃过军委的法眼。

六、8纵（司令员王建安上将）。8纵在华野也是以攻坚闻名的，虽然不如3纵，但还是不错的，其主力可是原抗战时的山东8个主力师之一的4师，虽然到华野番号变成22师，可战斗力还是很牛的，硬是把8纵这个架子撑起来了，让头儿脸上有光，谁敢说王建安（我认为是从样子看，解放军将领中最儒将的一个）56年授上将除了资历老外没有8纵的功劳？8纵在洛阳、济南和淮海等战役表现都还是不错的，而且怎么说也是孟良崮的五把尖刀之一（虽说是最钝的一把），不知道原来看的那本《华野10大主力》一书为什么把这个部队剔除在所谓10大主力之外，估计写书的人的父亲或爷爷的老部队是8纵消灭的，有仇。有趣的是王建安这个1937年许世友恨不能炸了吃的人11年后又和许搭档打济南，这次王建安表现了风度，没让8纵这个攻坚豹子抢许司令部队的风头，皆大欢喜，不然估计冤家还要做下去。现在8纵能在几轮裁军风头中代替强大的竞争对手保存下来，除了战争年代那还可以的功勋外运气应该也还是不错的，不知道这次怎么样，不过就算裁了也没关系，还有一个最牛气的种子借在外面，总是有后代的。说几句题外话，虽然在这几十个野战军中，我并不怎么看好这个部队，但是和我直接打交道最多的却是这个部队，前些年因为某些原因我经常和这个部队的一些组成部分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其中还认识不少老乡，最有意思的是原来办公室有一个老同志是22师的老兵，那会儿他经常给我讲老军史，我给他讲新变化。不知道现在这个部队在这一轮的裁军浪潮中会如何走向。

七、10纵（司令员宋时轮上将）。之所以把10纵排8纵后面主要考虑10纵在解放战争主要打的都是阻击战，即所谓别人吃肉，他们啃骨头，也是最不出战果的，全给他人作嫁衣了。虽说好花1、3、4、6、9纵的胜利是靠10纵这片绿叶的流血换来的，可毕竟军史上不会写“孟良崮、碾庄参战部队有10纵”之类的话，歼灭74师和7兵团也不会写在10纵的军史上的。还有最关键的，野司首长也给过机会让10纵表现表现，可10纵自己不争气，济南战役证明，10纵最适合打阻击，打攻坚别说不如3、8纵这两个虎，连9、13纵这两个后起之秀也不如。不过10纵也还是不错的，打阻击能打的让敌人佩服也不容易了，修炼到这个地步堪称正儿八经的解放军阻击专家全军也就10纵一个，其他有点名气的如东野4纵那是半路出家，纯粹是被逼上梁山的，而且伤亡太大，东野10纵那更是运气。所以邱清泉才不得不承认：排炮不动，必是10纵。能让邱疯子没脾气，就这一点，我们就该为10纵喝彩！可惜由于后来的金门失利（不足9000人对3万多，在敌人优势火力下能坚持那么长时间并歼敌1万3，可以了，难道不比新四军军部在皖南、180师在朝鲜强吗？），10纵这个英雄的部队并没能挺过98年的裁军，以致不能报仇血恨。不知道现在的裁军军委是否会给10纵留下的那点种子一个机会？

八、2纵（司令员韦国清上将）。这是普遍缺乏红军部队的华野的一个亮点。先扯几句题外话，由于华野主要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以及八路军留在山东那些抗战后成立的部队所组成的，所以没有老红军部队（注意不是底子）就成了华野和其他野战军比起来最不足的地方，无论哪个野战军，红军部队都比华野多。这在战争年代可能没什么，那时能打仗是唯一衡量部队的标准，事实上也不一定红军部队就表现出色（如5师、47师、61师、139师、144师、189师、191师、193师等，当然是相对于其他善战部队而言），可到了和平年代，在讲究传统的解放军来说，没有红军部队却成了华野部队的硬伤。可以说，建国后尤其是近20年华野部队地位不断下降甚至接连被裁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平年代大家都没仗打，无所谓谁强谁弱（当然有训练成绩做参考），那么一旦裁军裁谁啊？总不能裁红4团吧？（只是举例，并不是红4团不强）那么好吧，地理位置相对不重要的历史短的部队先伸头挨刀吧！所以战争年代一个师的英模比某些军还多的华野就……呜呼！若是陈、粟两位老总泉下有知，是否会骂出彭老总那段名言（崽卖爷田不心疼）来呢？回过头来谈2纵。如果27军和41军是姐妹军的话，那么2纵就和东野的另一个王牌2纵是兄弟了。可惜红军部队归红军部队，在解放战争，虽然2纵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比起同野战军前面所提的几个纵队还是有差距的。这又是一个以打阻击闻名的部队，虽然不如10纵名气大，但是还是小有名气的，起码也是苏北兵团的领头羊啊！可惜这个2纵和西野、中野2纵有点相似，不能象东野、华北的2纵在野战军的地位那么高，没办法！最可怜的是49年5月解放杭州后还没歇口气就得为4纵腾地方，不得不告别哪个美丽的城市继续南进，军中地位可见一斑。不过66年伟大领袖一句让该部队由晋入陕支左的话挽救了这个部队（不过若不然说不定10纵还在福建，那么现在铁定还在，总之华野得舍一个）。现在2纵俨然一个解放军主力军，高原作战专家，对印作战主力。这次裁军浪潮应该基本波及不到。

九、7纵（司令员成均中将）。7纵是华野最可怜的主力部队，总是阻击战（还老打不好，华野南麻临朐失利和其被突破阵地有很大关系，虽然淮海可能补过了，起码没10纵、2纵名气大）、配合战，别说主攻了，连助攻我都几乎没发现，最有名的歼灭战莫过于渡江后在郎广地区抓俘虏了。虽然和2、8、10、13纵等同为华野二流部队，可2纵是苏北兵团领头羊，8纵在攻坚上，10纵在阻击上都打出了名，13纵作为后起之秀名气以及在华野首长心中的位置远比其大，唯有7纵还是那么默默奉献。本来想把13纵排前面的，可后来考虑这就意味着7纵前一年多的仗都白打了，这对这个部队不公平。而且7纵的两个主力师至少这次裁军前都还完好呢。所以综合看，7纵也就能排第九。

十、13纵（司令员周志坚中将）。13纵作为一个华野最后成立的野战纵队（那些垃圾纵队不算的话），能够挤进前十名，与其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中的表现是离不开的。济南战役要不是后续部队没跟上，13纵就不是“济南第二团”了，绝对标准的“济南第一团”。打碾庄，13纵是“华野五个攻坚力量最强的纵队”（陈毅语）之一，将大老虎3纵排挤到徐州以西牵制邱清泉去了，可见野司对13纵的攻坚能力已经认可了，再后来打上海，同是一个兵团的一线部队，13纵就没象10、11纵那样两天损失8000。打金门，10兵团3个军，两个军中招（倒霉的11纵硬是被10纵骗去一个头号主力团垫背），可13纵硬是没事，这也包含运气啊！所以13纵50多年来一直稳居台海一线，历次裁军皆不降反升，估计这次也没事，除非军委想金门的国军反攻大陆！

十一、11纵（司令员胡炳云少将）。胡炳云在抗战时就赢得了“胡老大”的美称，可11纵却不仅不是华野的老大，甚至还差的好远好远，排名十一，倒和番号相符。作为一直坚持在敌后苏中地区的部队，其实力实在比地方部队强不到哪儿去，在11纵的战史中找不到什么让人心动的东西，甚至连地盘都维持不了，导致2纵不得不南下跟着倒霉。作为华野的几大战将之一，我唯一不知道胡炳云将军后来如何，不知道哪位朋友可以解惑？由于无动人之功，11纵也在解放军的序列里消失重建，重建消失。11纵今天已经不用担心什么裁军了，因为这支部队早已成历史，唯一象征性的种子还是人家8纵借的。

十二、12纵（司令员谢振华少将）。12纵虽同属苏北兵团并且一直在苏北活动，可还不如11纵，实力已经接近地方部队了，倒是又一个番号地位相等的部队，由于表现欠佳，所以裁减后就默默无闻了，军委重建的念头连想都没有想过。

剩下什么鲁中南、渤海、胶东几个纵队再加上代管的两广纵队，就纯粹是地方部队，所以华野从没让其改称14、15、16纵的意思，类似东野的独立师，就不谈了！

东北野战军

一、2纵（司令员刘震上将）。在黑土地上表现最出色的就是2纵，公认2纵在黑土地上最善于打大仗硬仗恶仗，尤其5师又是东野36个主力师中最佳的，所以首推2纵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我认为2纵与1纵、6纵比起来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没走过类似四平那样的麦城。所以后来林彪逢战役必用2纵，如锦州、歼灭9兵团和打天津乃至一直南下打到镇南关。至于朝鲜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在解放战争中2纵第一是没有争议的。建国后2纵一直是我军的主力，长期处于沈阳军区的预备队位置，既对苏又防朝。不过我认为这几年可能是北方缓和的缘故，2纵在全军从第二的位置跌到第三了。但不管如何，这次裁军中央也不会碰2纵这种历史悠久、战功显赫、位置重要的部队的。

二、1纵（司令员李天佑上将）。万岁军的美名，山东8个主力师的前两名的底子，平江起义的历史，东野第1纵队的名声，造就了我军一大王牌军。不过实事求是，1纵在黑土地上的表现可比2纵稍逊，尤其是四平，弄的挺没面子的，所以打锦州只好干看，最亏的是黑山阻击战明明有3师一份功劳，可军史楞是没反映，导致许多军友还以为辽沈战役的预备队是整个1纵3个师呢，其实趴在高桥晒太阳的只有1、2两个师而已。好在捞上了打9兵团，虽然说不如3纵那么出风头，可起码也比干看强。到了天津，又活捉了陈长捷。我只是没搞清究竟是1纵还是8纵首先“触摸”到金汤桥，好象史学家们还考证呢！南下后1纵一直打到云南边境，是东野爪子伸的最远的部队。这一切都奠定了1纵第二的位置。当然建国后，由于老彭的偏爱（打得好是事实，但不能说老彭不偏心），得了个万岁军的美名。1967年进京后更是从此老子天下第一，至今也没动摇过，到现在1纵都是军委的心头肉，什么好给什么，网上干脆说其是远东第一，风头早已盖过黑土地的老对手2纵，这次裁军更会是只增不减。（对华野部队未免不公）

三、6纵（司令员黄永胜上将）。东野三只虎已经介绍两只了，剩下的6纵自然不能拉下。其实6纵很可怜，三个师中有两个都不平凡，16师是全军历史最老的部队，叶挺独立团，朱毛红4军，哪个都能吓的一般部队一哆嗦，就是战斗力也是东野前四名，17师又是东野有名的攻坚老虎，好多战斗没6纵的影子可17师却没被野司拉下过。可就拥有这么两个宝贝的6纵却只能屈居第三，什么原因？兵熊么？6纵尤其是16师的兵有名的“野”，作战纪律两头冒尖那是东野有名的，连高副政委都敢打的兵还有什么不敢打的？将熊么？黄永胜在作战上的名气不比李天佑、刘震差吧？说和钟伟一样勇冠东野也不过分。下面的李作鹏还干过参谋处长呢，是林总的爱将。其余杨国夫、龙书金他们哪个不是有名的虎将？所以不明白，只能说6纵运气不如1、2纵吧。我感觉林彪对自己这支老部队有点“偏心”，老是放在袖子里，关键时刻老是用1、2纵而不用6纵，好容易用上了又光走麦城。尤其是1948年后，6纵主力老是看得多，打得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打锦州不用6纵主力，因为16师善于野战不善攻坚吗？把6纵放在和5纵那种部队一个地位上。入关之后打天津又让6纵主力夹在平津之间看热闹，不让攻天津还不让看看北平，以至于打丰台这种好事又让5纵捞了去。南下又放在右翼那种无关紧要的方向，便宜全让3纵占了。最可恨的是打海南，韩先楚明显偏向3纵，什么先遣营，中心开花都是3纵的，6纵明显成了配角，光急得李作鹏直冒汗没办法。结果打下海南，好！3纵北上成总预备队，后来入朝又一显身手。6纵呢？原地留下守海岛（有点象华野3纵），番号早早撤消。后来虽然重建，但还是没撑过1985年。不公啊！要知道16师可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绝对主力啊，1979年东线可就16师和33师（当然是在1955军编制内）打得最好啊，5纵的宝贝13师那才什么水平啊，16师一个打几个13师都没问题！当年要是上朝鲜说不定16师能给6纵也捞个万万岁军的帽子呢，大家都知道，16师野战水平绝对不比2师逊色。好在军委知错就改，现在的16师已经不比1师、2师差了，还盖过了5师。54集团军现在的装备和地位稳居全军第二。只是可惜了6纵和17师，虽然没华野3纵8师那么悲惨，也还不到那里去，硬是被从解放军这个光荣的队伍里赶了出去，估计没几年也会变病猫的。这次裁军军委铁定不会动16师的歪脑筋的，除非敢否认自己的历史，何况还有老首长支持。所以我期待着16师更加辉煌！

四、3纵（司令员韩先楚上将）。东野3纵是一支传奇的部队，被对手廖耀湘称为“旋风纵队”，而且有趣的是先是在新6军手下吃了亏（威远堡），后来又打得新6军没脾气。3纵先是在南满坚持，四保临江是美名扬。可以说，没有3纵在南满的坚持，1、2、6纵也别想在北满呆的那么舒服，早被老杜赶过黑龙江了。后来辽沈打锦州是五把尖刀之一，打9兵团又抢了个头功，先是敲掉老廖的脑袋，接着俘虏本人。再后来先遣兵团南下，以及打海南都压得6纵那只虎没脾气（虽然是人为因素多）。从下属部队看，3纵7师这个当年的山东3师无论怎么看都是东野的主力师，值得一提的是师长邓岳当时还是东野最年轻最英俊的师长，才28岁。所以3纵排第四是没有疑问的。3纵98年就全军师改旅了，但仅从其回国后就一直驻扎在全国的咽喉之地达半个世纪没挪过窝，就可见军委的重视和信任了。

五、4纵（司令员吴克华中将）。3纵一样，4纵是另一个坚持在南满的英雄部队。山东的8个主力师所剩下没提的5师、6师除了13团留在了山东外，其余可都在这儿了。4纵在黑土地上的扬名仗是大战新开岭，全歼敌25师；再后来就是在塔山一下子赢得了4个团级英雄单位，这在全军都是罕见的（老大哥27军才一个就牛的不得了了），一下子闻名全军，再加上军纪好（这在军纪相对逊于兄弟野战军的妈拉巴子的东野倒是少见，估计是因为天冷，全纵队都不敢吃苹果，怕集体拉稀），搞得连当时的军委都知道这么支部队以至于指定4纵作为后来的北平警卫部队。平津战役中主要和11纵作为先遣兵团偷偷摸摸入关（十万人象做贼似的行动估计也挺好玩的），后来协助杨李兵团打张家口。建国后长期驻防对台一线，朝鲜打的那么热闹军委都没舍得使用这个部队，后来又驻防对越一线，可见军委对这个部队还是很重视的。何况4纵还出了个军委副主席呢！

六、8纵（司令员段苏权少将）。8纵在黑土地上成军晚，可是从诞生起就一直扮猪吃老虎，硬是打成了主力，而且也是东野唯一一个地方部队打成主力的部队，这点连林彪都很惊讶，以至于黄永胜放着6纵司令不当非要回8纵抢司令当。在正史上8纵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是五把尖刀之一，同时也是两次被批的倒霉蛋，包括军委批评在内。一次是所谓封锁飞机场问题，两个机场，用的在9纵方向，关闭的才在8纵面前，硬要8纵的炮弹飞过整个锦州城去封锁那个9纵跟前的机场，强人所难嘛，野司又没给8纵配备巡航导弹！第二次更冤，8纵以一个纵队的兵力独当一面并吸引了锦州三分之一以上兵力，使得范汉杰一直以为主攻方向在8纵。可在2、3纵突破后，野司居然痛斥8纵行动缓慢，至今未突破。真是，要是8纵那么牛，又吸引敌人又歼灭敌人，还要2、3、7、9纵以及17师干什么？这就象东野8个纵队呼呼累的半死赶到大虎山，突然发现9兵团已经被打阻击的10纵全歼一样，可能吗？所以8纵后来虽没受影响，可却连累了公认的大老实人老段（虽然我认为他更适合干政委）。我10年前刚研究45军军史时就特别奇怪怎么司令员才是个少将，可副司令副政委都是中将呢？当时还以为建国后和陈光似的犯了错误呢，前几年才弄清原因。段苏权那是公认的“上将资格，中将功劳，少将军衔”，不过也塞翁失马，因为文革没怎么挨整。到了打天津，问题又来了，究竟是谁先打到金汤桥又和1纵磨了几十年牙，众说纷纭，不过好象最近有结论了，可我忘了什么结果，谁能告诉我？一直到南下，8纵才掀开其最辉煌的一页，就是衡宝战役的拦腰一刀，以一个师顶住了桂系5个师，从而保证了歼灭桂系主力（呵呵，其实也挺险，万一林彪当时反应一慢，可就又是个金门，你不得不佩服8纵的运气），也为24师赢得了猛虎师的美名。从此，师长丁盛及24师就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以至于13年后又点将，点54军。该纵排第六显然正合适。今天8纵的种子可是大名鼎鼎的猛虎师，牛气的不行，风头甚至盖过同军的16师，军委八辈子也不会裁这个部队的。当然，在华野8纵也还有一个师，有趣，转来转去几十年后又归8纵管，虽然不是老8纵。

七、7纵（司令员邓华上将）。堂堂上将军的部队只排第七，是有点不给面子，可7纵在解放战争中真没什么特别闪耀之处，起码比不上前六个。翻翻军史，7纵部队最有名的就是瓦弄大捷，可那是1962年的事。不过这也不怪7纵，成军晚又不象8纵那么能捣鼓，还不如10纵那么运气好。能排第七也可以了。今天7纵的种子就是在54集团军编制内的那个在瓦弄大出风头的部队，虽然不如红4军和猛虎师那么有名，不过相信军委也不会碰的，毕竟那是阿三心中永远的痛啊，我们得珍惜不是？

八、9纵（司令员詹才芳中将）。9纵成立后参加的战斗不少，不过最著名的还是两点。一是在锦州活捉了范汉杰和卢浚泉，二就是出了个全军资格最老的军长，红军时代就是军长到解放军还是军长的估计就这么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斋公”詹才芳。别小看他才是个中将，这个老四方面军让许多四方面军出身的上将见了都必恭必敬的。值得一提的是9纵25师后来在营口表现欠佳，最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为25师抱不平，其实一点都不冤。所以9纵也就能排第八。很遗憾，今天的解放军序列已经找不到9纵的影子了，如果预备役不算的话。

九、10纵（司令员梁兴初中将）。东野10纵的主力就是前面西野提到的359旅北上部队，居然还有一个红军团。可真是丢人到家，别人是地方部队打成主力，唯359旅正好有个性，偏反其道而行。北上的12万部队，原来是主力的（如山东1、2、3、5、6、7师和新四军3师）到东北还是主力，原来不是主力的（如冀热察辽部队）也锻炼成了主力，可就在这么一种氛围下能大踏步下降也不容易，够难为359旅的了。不过可能就是“将熊熊一窝吧”，10纵换了个虎将梁打铁的，还是有变化的，在黑山打的还不错，虽然没有塔山夸张，也不如华野10纵专业，可比起过去，10纵总算是脱胎换骨了，否则五十年代必被撤消，说不定50年集体开荒北大荒的部队就会多个“4”字辈的也不好说。10纵该感谢梁兴初！在现存的21个军中，我认为该部队应该仅高于那个5纵排倒数第二。我有幸在西北与该部算是半亲密接触了几年，而且该部和我也比较有渊源，我姐曾随该部队打过仗，老校友又是该部队的头儿。那会儿常找28师的兵们聊天。老实说，驻地附近的老百姓对这个部队评价不怎么样。传闻这次裁军有这个部队，我认为这很正常，凭10纵的战绩，能保存到现在已经是运气了，虽然现在出了个军委副主席。

十、12纵（司令员钟伟少将）。12纵在黑土地上没什么出色表现，部队还不如头头出名。钟伟将军本人可是解放军的传奇人物，也是东野唯一可以指挥林彪还能让林高兴的人。一打起仗来口头禅就出来了：娘卖*，给我冲，不冲枪毙你！导致整个部队都跟着他好战，青树坪被人围了几个打一个还敢打一天才撤。建国后授少将公开不满意，是全军少数几个敢不要军衔的人之一。至于1959年的正直表现倒是让我肃然起敬，直人还是有直人的可爱之处的。再谈12纵，12纵在南下江南前可是一直吃现成的，先是围困长春，让守军饿得不得不交枪。再南下沈阳，周福成部早就没了斗志，乖乖开门迎接。到平津打塘沽，侯镜如又跑得比兔子还快，全军集体跑步看大海是最大收获。总之青树坪前12纵就没硬仗。不过那一战也使35师元气大伤，打的12纵够呛。我这里有个疑问，就是国民党宣传青树坪一战连35师师长都阵亡了，真的假的？今天12纵的种子就是海军陆战队之一。

十一、11纵（司令员贺晋年少将）。贺晋年少将是我军有名的剿匪专家，不过转野战军后运气就不太好了，传说和陈光、周保中、段苏权等人一样是属于林彪不喜欢的人物，所以1955年才授少将。11纵在全军有两个有名之处：一是出了个全国闻名的烈士董存瑞，二是在平津战役时贸然打密云差点把毛泽东气死，引的华北2、3兵团跟着挨骂！也有两个奇怪之处：一是同和4纵守塔山，4纵打出4个英雄团，可11纵连一个英雄连也没听说，好象是个观众。二是现在炒作的不得了的红一团在当时的11纵居然默默无闻，没听说打过什么著名战斗，唯一的英雄单位居然才是个什么“密云突击连”，真丢红一师的脸，黄军长泉下有知将脸上无光。11纵部队真正打出名气还是解放后。1979年33师可是和16师一样大出风头，现在提起这个不幸落在5纵这个排外编制内的部队，10个人要有9个竖大拇指的。现在作为驻港步兵旅的主体，11纵的种子活的有滋有味的，比另一个炮兵部队（传闻要撤）舒服多了。

十二、5纵（司令员万毅中将）。无论是部队还是司令员，在全军都是很有名的。部队，是全军唯一的5纵，我至今闹不明白林总怎么想的，开始不设5纵说明他也是有顾忌的，可后来却义无返顾，非要来个全军没有的亮点，看来林总还是有信基督教倾向的；头儿呢，则是大名鼎鼎的“不怕一万，就怕万毅”。可头儿强不代表兵也强。5纵说实话，真的不仅是全军最年轻的部队，也是战绩最少的部队，真不比西班牙的哥哥们强多少。整个解放战争，也就一个打丰台还能装装门面。当然，呵呵，1949年军委看这个部队实在可怜，总不能让近7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东野的大部分纵队，也是没有战斗损耗的铁证）搞武装啊，于是给了个打杂牌的任务，当开荒前的最后安慰。再加上后来在朝鲜的那个掩护价值比自身军事意义大得多的黄巢岭阻击战（若华野10纵是阻击战爷爷，华野2纵、7纵和东野4纵、10纵是父亲辈的，那么5纵也就是曾孙辈的不到），就让这个部队现在尾巴翘天上去了。广东的朋友都知道当地人是怎么称呼这个部队的，我就不说了，呵呵！真不知道军委怎么想的，当年70个军中最先要撤消的军现在反倒活下来了，听说最近还自封了个什么“岭南雄虱”，凭什么呀？历史还是战功？后台！呜呼，那些“冤死”的英雄部队将死不瞑目！在这一轮的裁军若不裁这个让驻地人民和军史迷们咬牙切齿的部队，天理不公！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再次发出《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按顺序排列》的命令。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个野战军进行了改编。从1949年2月至6月期间，四大野战军的编制及领导人是：

第一野战军由原西北野战军改编。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辖第一、二两个兵团。全军12万人。

第二野战军由原中原野战军改编。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辖第三、四、五三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28万人。

第三野战军由原华东野战军改编。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辖第七、八、九、十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58.1万人。

第四野战军由原东北野战军改编。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副参谋长：聂鹤寿、陈光。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和铁道兵团，全军103万人。

从书记到总书记

1.【“书记”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的称谓】。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负责人称委员长，到四大时改称总书记。

中共一大时，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称为“书记”。“书记”在当时是最小的官职，即“书记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书、秘书。为什么共产党会选择最小的官职作为党的各级负责人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的称呼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决不当官僚，决不做欺压百姓的老爷，所以才选择了最小的官称“书记”，来称呼党的各级领导乃至党中央的最高领导。

2.【五大时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总书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到5万多人。中央机关仅有中央局已不足以有效地领导全党。在五大上，第一次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第一次将决策机关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分为两个机构。不久，中共中央搬到上海，政治局常委分散在各地领导斗争，因严重的白色恐怖，不能自由来往于上海。11月，中央成立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主任先是罗亦农，后是周恩来。这与当时苏联联共（布）的机构分有政治局、组织局是一致的。组织局的职权同后来成立的书记处职权是一样的。

3.【延安时期第一次用“主席”称谓】。1933年初，党中央迁入江西苏区。当时全国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也达30万人。仅设一个总书记已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中央书记处应运而生。

中央书记处成立的确切时间，现在已无据可考。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时，将装文件的担子挑错了，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都留在了苏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敌人大肆“围剿”，根据地丢失，环境险恶，留在苏区主持工作的项英下令将中央留下的文件全部烧毁，不留片纸。但是，共产国际的档案应该保存着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时间的依据。因为从建党到1934年6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电讯联系。而这部分档案现在尚未公开。

有关党史专家认为，书记处最晚在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既然书记处不止一个人，那么，应有一个总负责人或总书记。遵义会议前是博古，遵义会议后是张闻天。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则成为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

4.【八大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了】。1956年9月，中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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