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鲁斯·费勒（Bruce Feiler）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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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军团试读：
楔子
亲爱的各位：我想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我的左侧股骨里长了一个约18厘米大的肿瘤。那天下午，我在曼哈顿约克大街上徘徊的时候，接到了癌症的确诊通知。我就近找了个路边的台阶坐下，开始打电话给琳达告诉她这个坏消息，接下来通知我的父母，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我勉强起身，去买了一副拐杖，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一头倒在床上，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发呆，想着自己的人生从此将天翻地覆，就这样，足足几个小时动也没动。
然后伊甸和泰碧跑了进来，两个人咯咯笑着跑去照镜子，表演几个月前她们刚满3岁时自己编排的舞蹈，那风格算得上是做游戏、跳芭蕾和健身操的综合产物。她们笑着、闹着，疯狂地转着圈儿，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最后跌倒在地，嘻嘻哈哈地滚作一团，像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一对宝贝儿。看着她们，我再也没办法控制自己，整个人发起抖来。我没法想象自己竟然可能缺席她们的人生。我要陪她们一起散步；要去欣赏她们的芭蕾表演并大声叫好；要帮她们完成手工作业，哪怕搞得一团糟；要对她们的小男朋友挑三拣四，摆摆老爸的威严；还有，还有，要像每个送女儿出嫁的父亲一样，挽着她们的手走过幸福的红毯。这一切触手可及的幸福，现在竟然都化作了泡影。
接下来的几天很混乱，眼泪、深夜长谈、医生会诊和保险谈判，混杂着决心、希望和恐惧，所有东西都交织在一起。很快，我看清了摆在自己面前的3个选择：1．丢掉一整年（接受治疗）；2．丢掉一条腿；3．丢掉性命。
说实话，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觉得自己能够应对。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迄今为止的生活都是充实和圆满的。我曾经周游世界，还写了10本书。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人生，我很平静。
还有琳达。我觉得她也会没问题的。当然，她不得不一个人承受许多痛苦和麻烦，但总有一天，我相信她会重新找到充满快乐和激情的幸福生活。
可是，伊甸和泰碧怎么办呢？每每我忍不住想象，失去了父亲，她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糟糕。她们会不会对我的人生感到好奇？她们会不会揣测我的想法？她们会不会苦苦期待，渴望得到我的认同、我的指导、我的爱？她们会不会想要听到我的心声？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突然惊醒，脑袋里冒出了一个主意，这也许能为女儿们重现我的心声。我写下了6个男人的名字，他们来自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从童年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了解我的男人，和我分享同样的价值观，指引我、帮助我找到真正的自己。他们和我一同读万卷书，一起行万里路，共同经历了这人生的苦与乐。
他们懂得最真实和最完整的我。他们明白我的心声。
于是那天早上，我开始试着写下这封信。我相信女儿们的一生中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
相信她们会得到家人的体贴照顾，会有温暖幸福的归宿，会
彼此相亲相爱。但她们的生活中可能永远没有我的存在，她
们可能永远无法享受到父亲的陪伴。你们愿意替我做她们的爸爸吗？你是否愿意聆听她们的细细倾诉？你是否愿意解答她们
的无穷疑问？你会不会定期领她们出门去餐厅大吃一顿？你
会不会参加她们的足球赛？你会不会耐着性子看她们来来回
回跳芭蕾？等她们大一点了，你可不可以偶尔小奢侈地宠爱
她们一次，就送一双新鞋，买一个新手机，或是来点什么我
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新鲜玩意儿，怎么样？你会给她们提供
人生建议吗？你会像我一样严格要求她们吗？你会在她们有
麻烦的时候为她们排忧解难吗？然后，等她们慢慢懂事了，
你是否愿意偶尔邀请她们去参加你的家庭聚会？你是否愿意
把她们介绍给能让她们梦想成真的人？你是否愿意告诉她们
身为人父的想法和考虑？你是否愿意告诉她们，能够成为她
们的父亲是多么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你们是否愿意，替我倾诉我的心声？
就在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想着这封信，一面希望自己没有吵醒琳达，一面忍不住颤抖哽咽。我打定主意，要成立这个“爸爸军团”。“爸爸军团”里包括6个男人。他们每个人都很忙，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不过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也许就能代替我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当然，我希望自己能早日康复，和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我也希望，不管自己的病情最后如何，这个“爸爸军团”都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你们每个人都像一扇灵魂的窗户，我希望女儿们能够通过你们去认识这个世界，也希望她们可以通过你们来认识我。
我更希望，女儿们能够通过这个为她们而成立的“爸爸军团”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知道，这样的请求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压力和负担。我并不是自私地想要你们为此投入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感情。只要时不时地给她们几句贴心的话语、几个手势、一扇敞开的门、一个温暖的拥抱，这就足够了。她们会明白，你们永远会陪在她们身边，你们永远都会是她们的指引和依靠。
而你们每个人的话语，都倾诉着我的心声，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尽管写下这些让我感到很痛苦，不过说实话，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确实给我和琳达带来了几分安慰和鼓励。这些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一想到女儿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就觉得很宽慰。更别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因为这个主意而越来越亲近，那有多好啊。能够邀请你们成为“爸爸军团”的一员，我们真心感到非常荣幸。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这个“爸爸军团”将会代替我，成为她们的父亲。爱你们的，布鲁斯01 橙色“魔鬼鱼”
小时候，我有一辆橙色的自行车，是施文公司生产的“魔鬼鱼”。它的车座是流线型的香蕉座，前轮小，后轮大，车把很高。因为这种车的把手比车座高出许多，骑车的人看起来总像是伸着胳膊的猩猩，所以也被叫做“猩猩把”。这款自行车模仿改装车的设计，在1970年的美国算得上是最流行的款式。正好我快满5周岁了，父母就提前把它送给我做生日礼物，那可是我最值钱的家当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它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时候我们家刚搬到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南部，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是以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将军们的名字命名的，比如约翰斯顿、麦克罗斯、厄尔利、斯图亚特等。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尽管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萨瓦纳市民们依然觉得应该用这种方式予以纪念。因为这说明他们虽然失败，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尊严，而是坚持抵抗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那时候，我家住在李将军大道330号，一座由我父母临时搭建的泥灰房里。
有天黄昏，我和朋友斯科特·萨特里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探险，发现在皮克特环路靠近约翰斯顿街的位置，装饰着一排木兰花，别的街上可没有这个。我们发现了新大陆！得赶紧绕过去仔细看看！
于是我和斯科特沿着交通繁忙的哈勃山姆大街一路骑车狂奔。由于这条双车道通行的公路将小区一分为二，我们不得不绕个大圈才能转到反方向去。这时，我灵机一动，何必非要浪费时间从李将军大道拐回去呢，只要直接在哈勃山姆大街来个180度掉头不就得了？于是，看着斯科特骑着车晃来晃去地转到了李将军大道，我立刻灵活地在哈勃山姆大街上就地掉头（哈哈！斯科特永远也发现不了我的秘诀！），然后只听得一记尖锐的刹车声——我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飞了。“砰——”“魔鬼鱼”被撞得一塌糊涂，飞了出去，我本人也差不多散了架，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出去。下一秒，我落了地，整个人压在路中间的黄色标线上，后脑勺还能感觉到路面上残留着太阳晒过的余温。住在街角的波利·梅丁从自家车库冲出来，跑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的影子挡在我面前。“安迪！安迪！”她尖叫着，喊着我哥哥的名字，“你没事吧？”“我是布鲁斯。”我刚说完这句，就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从我的前胸开始，左侧直到脚趾头，右侧直到膝盖，全都打上了厚厚的石膏。从我的右膝盖到左脚还支着一块固定钢板。在这场事故中，我的左侧股骨（人身体上最大的一块骨头）被撞坏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只能平躺着。
出院回家后，父母将我安置在卧室里，把所有玩具都堆在一张大折叠桌上，放在我触手可及的位置。我还记得玩具堆最顶层是一年前失事掉入太平洋的阿波罗11号的模型。我妈妈是初中的美术老师，她总想在我的石膏上画点什么，不过直到拆石膏前一天我才让她得逞。那一年的逾越节是在我房间里过的。到了小孩子最喜欢的“找饼”环节（逾越节的时候，大人要把无酵饼藏起来，找到饼的孩子会有奖励），爸爸让我闭上眼睛，托起我的头，把饼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在接下来的38年里，我身上唯一值得关注的医疗事件就是这次骨折。每当我换一位新医生的时候，就会在长篇累牍的病史调查中提及这个，其实我早就没把它当回事了，只有在买鞋的时候才会记起来。那是因为事故后的恢复期正赶上我的生长期，导致左脚比右脚大了半个鞋号。不过，总体来说我挺好的，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很少生病。
更为重要的是，我以走路为生。20多年来，我环游世界，身临其境地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我在日本的农村给初中生讲课，在英国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在巡回表演的美国马戏团里扮演小丑，与盖斯·布鲁克斯和其他美国乡村音乐歌手们一同游历美国。而且，最近10年间，我沿着《圣经》的足迹踏遍中东战火纷飞的地区——登顶亚拉腊山，横渡埃及红海，钻过耶路撒冷的洞穴，飞越巴格达的天空，徒步跋涉横穿伊朗。
后来，我写的《圣地踪迹》（Walking the Bible）成了畅销书，与之同名的纪录片世界闻名。我就此成了那个“行走在路上”（Walking Guy）的人。这个称呼令人难以忘怀，并且正好满足了我想要体验人生的愿望。于是在骨折后的第38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与出版商共进晚餐时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我要用接下来的10年重访美国历史的进程。我要去追寻美国的足迹。
我要靠自己的双脚走遍美国。
为了这个计划，我们举杯相庆。不过第二天一起床，我去了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纽约医院放射科做全身骨扫描。只有我妻子知道，这建议来自一位我还不太熟的医生。一年前，我们亲爱的家庭医生宣布退出医疗保险计划，并为我安排了最后一次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接下来的10个月我都没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我经常如此。直到这年5月，我终于抽出时间去找了一位内科医生。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为我安排了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就打电话过来，说我的碱性磷酸酶指数是235，有点高。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医生解释说，这种酶的变化可能显示出肝脏或骨组织的问题。她推测我大概天生如此，不过还是要确定一下过去的检查结果。于是我立刻给前任医生打电话，发现在上一年7月的时候，我的检查结果是90，很正常。“嗯——”新医生说，“这很怪异，不如我们再测一遍吧。很有可能只是实验室搞错了。”
但实验室没搞错。第二次测试仍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而且同时进行的一项化验排除了肝脏的嫌疑。那就是骨头的问题了。医生认为我不大可能是得了佩吉特病（Paget’s disease，一种老年常见病，症状包括骨畸形、骨痛和关节炎等）。她建议我做一次全身骨扫描，语气并不太严肃。她说：“就是为了安心，我觉得应该没什么。”
纽约医院的放射科在二楼。护士一路领着我穿过走廊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注射台前。她在我手背上扎进针头，注入放射性示踪物，那感觉像是整个三里岛核电站泄漏的物质都流进了我的血管，冷冰冰的，我嘴里涌上了一阵金属味。接下来要等3个小时，其间还要猛喝水，经常排尿。
午饭后，我被领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是一个类似长脚蜘蛛的巨型仪器。护士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含金属的物品，给我裹上毯子，将我固定在狭窄的工作台上。接着机器启动了，它的巨型托盘缓缓降下来，离我的鼻子只有3~4厘米的距离。骨扫描与X光扫描的原理基本相反。X光扫描是用放射性物质照射你的身体，利用穿越投影形成图像；而骨扫描则是用之前注射进去的放射性物质形成图像。X光扫描只要不到一秒的时间，骨扫描则需要一个多小时。
大概35分钟左右的时候，扫描进行到了我的腿部，这时，放射医师突然从观察室探出头来问我：“你的左腿最近是不是受过伤？”我倒吸了一口气，答道：“5岁的时候，我摔断过左侧股骨。”他点点头，随即走出屋子，消失在走廊中。随后的20多分钟里，我明显能听到他和其他的放射医师就在门外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接下来，两个放射医师又从多个角度重新扫描了我的腿，但却一直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不禁焦灼起来。他们却说：“你还是等明天问医生吧！”
第二天是周六，医生不上班。我度日如年，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周一，可医生似乎还是没法确定：“你看起来不像得了癌症，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还是再做个X光检查吧。”等周二她看完X光片，语气突然就变了：“你的腿部有非正常的细胞增生。”“你是说肿瘤？”“所有非正常的增生都叫肿瘤，”她说，“但那说明不了什么。”
尽管如此，她又让我去做磁共振造影。这次我没有等她的诊断，而是把检查结果快递给住在几个街区外的老朋友贝丝，她是一位骨科医师。等回信的时候，我来来回回地在约克大街上徘徊。当最后一缕阳光就要消失在东河尽头的时候，贝丝的电话终于来了。“我看了你的片子，”她说，“我还让我们医院最好的放射医师看了，我们俩的结论是一致的。”贝丝顿了顿，好像在斟酌语句，“你腿部的增生恐怕不是良性肿瘤。”
我站住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终于，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天大的噩耗。“不是良性肿瘤”只有一个意思。贝丝是在等我消化明白这个推论。“我得了癌症。”
贝丝开始在电话那头说着什么，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得冲到她办公室去问个清楚。我得让她给我找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我得打电话给我的妻子。
我像是石化了，动弹不得，一屁股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那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近40年前，躺在黄昏时分温热的哈勃山姆大街上，知道自己刚刚被汽车撞飞，却还不清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现在我身上的肿瘤正好长在那一条腿，那一块骨头，那一个位置上，这绝不是巧合。但我知道，我的前半生一直是在梦想、旅游和行走中度过的。
而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法走路了。02 20个脚趾和20根手指
和很多年轻夫妇一样，我们时常讨论养育孩子的问题。憧憬着，害怕着，还要起几个好听的名字备用。我妈妈和岳母总是毫不避讳地打听，询问我们是否有“状况”，有时候搞得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岳父阿兰是一名律师，在波士顿一带颇有声望。有天夜里，他很晚打电话来，原来是岳母黛比担心女儿30多岁了很难怀孕，就半夜跑到网上搜索冷冻卵子和代孕妈妈的信息。可我们根本没到那地步呢。只听阿兰在电话那边说：“你们忙着呢？”听得出来，老人家像是偷偷地在期待着什么。“嘿！琳达！”我喊她，“你爸问我们是不是在嘿咻呢？”“开什么玩笑？”阿兰说，“要是你们保证不用防护措施，黛比会亲自跑过去给你们点蜡烛制造气氛的！”
其实我们以前对生儿育女这事有过计划。琳达和我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是结婚的6年前，在曼哈顿23街的美食市场。她当时穿着黑色丝质长裤，踩着黑色皮面的高跟木屐，长发像瀑布般披散下来，映衬着她橄榄色的皮肤，看上去就像高贵、性感的索菲娅·罗兰一样美。她的眼眸是巧克力棕色，她的笑容纯洁又充满活力，她足以让拉丁、意大利和大溪地的美人们都黯然失色，她是唤醒我灵魂复苏的令牌。
后来，我知道她在波士顿的郊区长大，家庭氛围良好，家里有一辆客货两用车，一个最受欢迎的炖肉秘方，以及晚上打开冰箱用马克杯偷吃冰淇淋的习惯。换句话说，她简直就是另一个我。她热爱旅行，而且那时刚发起了一个名为“努力尝试”（Endeavor）的国际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创业者。她也喜欢待在家里——玩拼字游戏，完成报纸上的字谜，哀叹薄荷口味的巧克力冰淇淋何必非得染成绿色。
相识4年后，我们在一处能够俯瞰大西洋的阳台上订婚了。第二天，琳达提出要在萨瓦纳举行婚礼，这让我大吃一惊。她说：“你的家乡历史悠久，亲戚也很多，我想让家里人去看看。”不过，她也想要在婚礼当天打扮成摩洛哥王妃。于是接下来的那个6月，我们举行了婚礼。这恐怕是萨瓦纳的以色列犹太教堂建成250年以来，唯一一个有欢迎毯子和橙色紫色婚宴蛋糕的沙漠王国主题婚礼。当琳达跟婚宴承办商布置她的理想菜单时，对方的反应是：“沙拉三明治是什么东西？”
婚后一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彼此忙碌的工作之余来找时间生孩子。用我奶奶的炒股经验来说：“你没法控制市场，但你可以不断尝试！”就是这样，几周后琳达似乎有喜了。她去药店买了验孕棒。说明书上写着将其放入尿液，如果验孕棒上出现一条粉色，就是没有怀孕；如果是两条，你就中奖啦。
第一次试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条粉色和一条模模糊糊的颜色。谁也搞不清这是什么意思。琳达又试了一次，隔天、又一天，几次都是这样。我们在谷歌上搜索“验孕”和“半粉”，得到了557 000条结果。看来这事挺常见。
最后琳达跑了3个药店，买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验孕棒。我开玩笑说，有能力考上哈佛和耶鲁的女人看来必须得通过所有的验孕测试。琳达试个没完，直到有一个明确无误地显示：怀孕。哦，这一刻终于来了。
没过多久，琳达就开始孕吐，每天两次，甚至三次。我一向是个吃了烤肉串就食物中毒的家伙，可她自小就很少呕吐，所以每天频繁的孕吐确实把她吓坏了。我只好坐在浴缸边上安慰她。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买了很多咸饼干。时间一长，她也逐渐习惯了，有时还拿这个开玩笑。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行政管理人员，琳达必须要学会耐心地让肚子里的小鬼服服帖帖的，这是她身为人母的第一课。
孕期8周半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产科医生。一位年轻女士给了我们厚厚的一叠资料，耐心地回答我们的疑问，然后做了超声检查。琳达躺在妇科检查台上，不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了难以辨认的灰色图像。医生沉默了好一阵子，犹豫着说：“嗯，亲爱的，你怀的是，嗯，双胞胎。”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忘了我之前交代你们的那些事吧。”
我和琳达都是健谈的人，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两个人都沉默了。我们从来没考虑过双胞胎的情况。没讨论过，甚至根本没想过。一般来说，双胞胎是家族遗传或使用促孕药的结果，但我们双方的近亲里都没有双胞胎，我们也从来没用过什么药。
可是我们的确有了双胞胎。
或者……还不一定。医生解释说我们的双胞胎似乎是在同一个胎囊里，这十分危险，因为其中一个很可能会吸收另一个身上的营养。还没高兴上几秒钟，我和琳达就听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说法：“选择性减胎术”。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出租车奔向了市内最大的医院，那里有全纽约最好的超声波仪器。“命运在跟我们开玩笑，”琳达说，“咱俩从来就不走寻常路！”“想想看，哪种更糟？”我笑说，“是生两个你，还是生两个我？”
我们都笑了出来。
那时候我们意识到，无论怎样，都要保持乐观，笑对人生。
几小时后，超声检查传来了好消息，双胞胎们是在不同的胎囊里。我们换了一个更有经验的大夫，迫不及待地告诉亲友们：“琳达怀上了单绒毛膜双羊膜的同卵双胞胎！”没人听得懂，就连我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我买回一大堆书，挑灯夜读，里面的内容大多令人担忧：流产的可能性很高，先天性缺陷的可能性很高，双胎竞争、优胜劣汰的可能性更高。看完后我就把它们都扔进了垃圾桶，这样琳达眼不见心不烦。
就这样，我俩一边调整自己的心态，一边算着日子。单个胎儿的妊娠期是40周，而双胞胎只有36周。我们有个怀了双胞胎的朋友仅仅怀孕26周就出现了早产迹象，她只好住进医院，躺在床上把双腿吊起来，以保证胎儿能在腹中多待几天。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我们的产科医生马克·戈德在琳达妊娠25周的时候就对琳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卧床休息。不管有什么事，她的活动范围都仅限于床和沙发之间。简单地说，就是被软禁在家。
考虑到琳达组建的机构现在已经发展壮大，工作横跨七个国家和三个大洲，于是软禁没两天，她就开始在家里的沙发上办公了。商业大亨和慈善家们来我家起居室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撞到这样的画面：我正穿着内衣跑来跑去给琳达拿吃的，还不忘了提醒她：“屁股别离开沙发！”
终于熬到36周，我给琳达买了巧克力坚果蛋糕。我妈当年在我的石膏腿上涂鸦，我也有样学样，在琳达的大肚子上画画以示庆贺。给孩子起名成了迫在眉睫的要紧事儿。我妈总是开玩笑，说我这一代都是按飓风命名的——安德鲁、布鲁斯和卡利。不过实际上这些都是家里长辈的名字，这是我出生时美国犹太人的习俗。布鲁斯·史蒂芬正是为了纪念我外祖父本杰明（巴基）·萨缪尔·阿贝斯豪斯，他在我出生3年前就去世了。
我一直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太普通太大众了。所以在给孩子们起名的时候，我们俩决定来点特别的。我和琳达翻阅了《希伯来圣经》，发现可选择的女孩名字实在太少了。那时我正在土耳其幼发拉底河流域拍摄一部有关伊甸园的片子，琳达建议说不妨其中一个孩子就叫伊甸吧。听起来既亲切又有异国风情，温柔中还带着点儿阳刚。
接下来的6个月，我们一直在找一个能与“伊甸”平分秋色的名字。身为旅行家，我和琳达喜欢“伊甸”，就是因为它指的是福地、天堂。有一天，琳达突发奇想，说：“泰碧怎么样？”泰碧岛位于佐治亚州东北端，是萨凡纳河入海冲刷出的沙洲。费勒家族整整四代人都在那里度假。泰碧岛可不像天堂那么清心寡欲。大家都叫它“幽会专用海滩”。尽管如此，我们都很喜欢这名字，尤其是琳达。
不过还是有点小麻烦，这名字加上姓很容易读错。泰碧和“可能是”押韵，而我们的姓“费勒”和“泰勒”也押韵，这两个连起来读：泰碧·费勒，“可能是泰勒”，似乎有点傻。还有，在印第安的克里克语里，“泰碧”的意思是“盐”，这听起来可不像浪漫情歌里的主角。最后还是琳达作了决定：“没事儿！咱家孩子能行！”
孕38周的时候，我们去纽约勒诺克斯山医院做最后一次超声检查。琳达胖了差不多45斤，基本上都长在肚子上了，她的肚子看起来就像在橙色的T恤下面塞着一个大球。放射医师解释说，对双胞胎所需的妊娠时间是有争议的：我们可以等待自然生产，或是胎儿成熟后就实行催产。“我赞成第二种。”他盯着超声屏幕，像是要自圆其说似的，“啊哦，我看见点儿东西……你的羊水不足啦！准备明天生产吧。”
我们紧张起来。我们沿着花园大道散步。那里的水仙刚修剪过，如同一群毛茸茸的小鸡。郁金香长出了新芽，五颜六色，像是谁打翻了一盒蜡笔。
4月15日早上8点半，琳达打了催产素。中午时分，羊水破了。下午，琳达有了反应。5点刚过，我们就要进手术室了。“用力推！用力推！”护士们一边推着琳达冲过走廊一边喊着。我俩也跟着喊：“推！推！推！”一时间大家都笑了。“别闹了！”护士长在护士站那边喊着，“医院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
琳达和我望着彼此。我们希望女儿们在笑声中出生！
进入手术室，气氛就紧张起来了。里面大概有15个人，周围还有监视器、无影灯、塑料恒温箱和加热灯。琳达的头发被罩起来。戈德大夫埋头于她两腿之间，护士们则围在她脸边。机器里传出两个小心脏“怦怦”的跳动声。几个月来，双胞胎中有一个离宫口较近，按理说她会先来到人世，所以我们叫她小A。不过小B更活跃一些。晚上6点14分，小B把小A推开，先出来了。她成了姐姐，叫泰碧·罗思。
医生叫我过去抱着她。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她被裹在一条白底蓝条的毯子里，深色皮肤，黑色头发，很像琳达。我忍不住在她耳边轻声念起诗句来，正在此时，手术台那边突然乱作了一团。
多少年来，朋友们总是跟我说，第一次拥抱自己的孩子是人生中最精彩的时刻，仿佛看到了上帝的脸庞。但这一次，上帝走神了。琳达看起来很痛苦，小A有危险！
一时间，我的心仿佛要被怀里的婴儿和手术台上的妻子撕成两半。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作为双胞胎的父亲，要选择或偏心哪一个都是不可能的。她们形影相依，永难分离。“心跳在减弱，”戈德大夫说，“得剖宫产了。”
他说完这句话，我才反应过来，那么多人都是来待命的应急手术团队。琳达之前说不在乎顺产或剖宫，不过她确实觉得不能每样来一个，那会加重副作用而且延长恢复期。可命运捉弄人，到底还是遇上了这种情况。“不！”护士长一边裹住琳达的脖子，一边喊着，“她自己能生下来！”
听到这句话，琳达又开始使劲了。后来我听说这是个惯用手法，医生装作要剖宫产吓唬一下孕妇，让她自己努力生第二个孩子。不过戈德大夫坚持说他们当时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32分钟后，小A终于降生了。我们叫她伊甸·艾琳诺，有了她，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
琳达比出表示胜利的剪刀手，脸上满是笑容。女儿们在她身体里孕育了38周，最终在一个小时内相继顺利来到人世。我俯身过去，面对面紧贴琳达的额头，轻声说：“亲爱的，你做到了。我们有一对乖宝贝了。”
我去抱伊甸。她被裹在白底绿条的毯子里，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都要浅一些，看起来更像我。我给她也低声朗诵同一首诗。我转身回来的时候，戈德大夫正在给琳达缝合伤口。突然，他低头看了一下表。“嗯，缴税的最后期限。孩子们，看来你们今天早晚都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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