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范海涛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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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试读：

原谷歌大中华区总裁、创新工场创始人　李开复

开始认识海涛时，她还是一个采访时略带羞涩的财经记者。在记者会上她总是最后一个提问，仿佛坐在那里已经鼓了半天勇气。但是，她每一次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总会让我心里忽然“慢”那么一下，心想这问题还挺难答。

有一次记者会结束，海涛来找我：“开复，我想写一本书，写你的书。”她的单刀直入让我有些惊讶，我当时和她还不熟悉，我也没有写自己故事的想法。于是，我给她留了一张名片，说：“让我想一想。”

这次随意的谈话并不是没有了下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海涛给我的邮箱发来了很多她发表过的财经文章，还有她在博客里记录的一些日常故事。我当时工作特别的忙，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但是这样的邮件并没有停止。她除了给我发一些文章以外，还会附上一些如何写人物传记的设想。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打开了那些整整齐齐的附件，发现那些记录生活的文字妙趣横生。我知道，她就是我需要的那个写作者。

我给她回了邮件，说：“我们可以开始了！”

海涛感谢我帮助她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梦想。她很快启动了新的工作模式，和以前经常睡到自然醒的状态相比，写作状态中的海涛通常早上6点多就上线了，她对习惯早上工作的我采访一个小时，然后就进入写作状态。

她特别在乎写作中的“现场感”，所以当我对很多旧时朋友的形象无法准确描述时，她总是说：“那你找一张老照片，看着回忆吧。”而这些“强人所难”的要求也毫无疑问地造就了这本书后来的成功。

事实证明，对于有梦想的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很快，我又一次被海涛的“勇敢”吓到了。

我和她讲述了在美国大学读书的体验，以及在美国大学读博士的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使海涛燃起了去留学的梦想。有一天，她对我说：“开复，既然美国教育这样启发人的批判性思维，那我可不可以也去感受一下？”

我心里迟疑了一下。

在合作写书的一开始，为了配合我用英文写邮件的习惯，海涛重新捡起了英文。但是可能她放下这门语言的时间太久了，她的邮件写得支离破碎。我知道，如果按照她当时的英文水平，她离那些考试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面对一个满心憧憬的年轻人，我只能委婉地说：“去留学当然好，不过那些考试确实很难。”《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成功出版一年之后，我收到了海涛的来信，告诉我她已经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这一封言辞恳切的感谢信，是用纯熟优美的英文写成的。这和她一年前写给我的那些邮件，已经判若两人。

今天，海涛已经顺利地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了。在做了一年驻美记者之后，她的第三个梦想，也即将实现，那就是成立自己的口述历史和传记工作室，为这个时代做最真实、最宝贵的有关人的记录。她告诉我，她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中国顶级的传记作家。现在，各种传记邀约正在纷至沓来，她感觉到她正在渐渐地成为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而在美国的那段经历磨练了她。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写成了一本20万字的新书——《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

当她把这本新书《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发给我看时，毫不意外，我被里面精彩纷呈的故事吸引住了。这确实是我读过的迄今为止最有意思、最让人放不下的一本有关留学、有关梦想的书，里面是一个个引人入胜、让人应接不暇的故事。美国的文科课堂在海涛笔下，俨然一部IMAX环幕电影。人们仿佛身临其境地置身于异国文化之下，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冲击，感受到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外来文化，感受到如同登陆另一个星球一般的奇异感受。

她在写作课上去采访毒品贩子，了解毒贩如何在废弃的大厦里进行毒品交易。和毒品贩子讨论美国政府如何帮助毒贩们戒毒，而瘾君子们又如何把海洛因的替代品偷偷带出诊所。她描述在课堂上，如何按照教授的要求即兴讲述一个有关手的故事，把一个小演讲演绎得如同一部小小说。她描述教授们让他们通过“角色扮演”的游戏，体会每一个人在真实世界里的主观性。读者可以感受这些教育方式的无比新鲜。

可以说，海涛的写作风格。以小见大，以故事见长。她并不是去讲述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用具体的案例和跌宕起伏的剧情，让你欲罢不能。这是一部融合了美国文化、美国教育的书籍，记述了年轻人如何战胜自己，如同凤凰涅槃一般重生的旅程。它为人们提供了一扇了解美国的窗口，也给有梦想但是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的人送来一线微光。

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见海涛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这一切，都体现了一个人如何打开心扉，打开所有感官，去接受和学习多元文化。

这一切，造就了她今天的破茧而出。今天的海涛和当年羞涩地坐在记者会角落的她已大不一样了，她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而且能进行深度思考的生活者。她对于很多事物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她一个人去欧洲旅行，在伊比利亚半岛独自驰骋，和少年通过手机交流圣母游行如何演练，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听风。

她感叹：“以前的旅行都似是而非，一直到我自己的身体和思绪可以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纵横驰骋。以某个时间节点，我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那是一种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自由；那是一种缅怀时光流转，奔流不息的遗憾；那是一种旧自我和新自我的相拥告别；那是一种即使没有人懂，我依然可以孑然一身的绝世独立。”

很多年轻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年轻人怎么冲出重围？他们总和我提起迷茫这个词汇，眼睛里充满了不知所措。他们说，生活如同一团迷雾，有太多的客观条件限制我冲出重围。很多人面对理想都信誓旦旦，但总是呼喊一阵就败下阵去，很多的宣言过后就绝口不提了。

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海涛的这个例子。2008年4月的她，也是一个处在瓶颈期的年轻媒体人。但是她勇敢地探索，制订出适合自己的目标，并且心无旁骛地迈出了第一步。怀抱着这种态度，她也迎接到了理想对她的回应。而一旦脚踏实地地实现了一个目标，后期的梦想，就像是源源不断的鼓励，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接踵而至。

人生如何冲出重围呢？有太多的年轻人，想得太多，做的时候犹豫。一天一天蹉跎了岁月，浪费了时间。人生怎么冲破重围？其实就是要有一种不怕外界质疑的倔强，要有每天能够进步一点点的勇气，要有水滴石穿的精神，一直在泥泞崎岖的道路上行走。我相信，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往往人们在脚踏实地地迈出第一步时，所有的东西，就已经悄悄在路上了。

总有一天，你也可以接到那封给你的邮件，对你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序二当出国留学与事业发展冲突时

新东方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　徐小平一

2012年春天，《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一书正风靡全国，我和开复、雷军、蔡文胜、曾李青、杨向阳等一帮天使投资界大佬相约敦煌，借中国天使会开会之名，行与这些互相仰慕的老哥们旅游聚会之实。

记得我们当时正在参观莫高窟，在通往王道士藏经洞的路上，我和开复的助手王肇辉谈起了《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合作者、彼时正在哥大读书的范海涛。海涛在哥大读的专业，是一个国内绝对没有而且我感觉国内尚未有人读过的硕士学位——口述历史。

当时我们“口述”的事情，简直也可以成为“口述历史”了。

我说：“海涛将来回国，会成为这方面泰斗的”。

肇辉听了我的评语，心里有点不服。但辈分低的他，对我的任何谬论，都只能敢怒不敢言。于是，等到开复走过来时，他就让开复来驳斥我。“小平，你的评价，我觉得有点夸张……海涛还那么年轻”，开复一如既往那样温柔文雅地说。

我说：“你知道一个中科院院士的标准是什么吗——学科开创者。海涛学的这门专业，因为是没有人学的，她如果回国并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不就成了学科开创者了吗？”“同时，请开复同学、肇辉同学注意正方同学的语法。我用的是‘将来’时。‘将来’还没有来。只要海涛回来并踏实地在这个领域耕耘，她就有机会在中国开创这个‘口述历史’的历史。她的未来，岂止成为学科创始人、专业‘泰斗’，她的面前，摆着的是整个中国商业社会呼之欲出的对高质量文字记载历史的需求，涌来的是因智能手机普及而极度放大了的用户对品质内容饥渴的狂风。”

写下这段回忆，是在2015年北京最后的一轮阳光下。三年前的敦煌在我心中，是那么亲近，又是那么久远。亲近，是因为我似乎能够看见我们站在藏经洞外面，被西域夕阳投射在黄土地上，真情讨论并期待着海涛未来事业的剪影；久远，是因为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太多太多，似乎过了一辈子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开复生病、雷米崛起、真格成名、肇辉婚育，以及……以及我不太愿意提起的海涛毕业。二

我不太愿意提起范海涛毕业的事情，是因为这个家伙从哥大毕业后，居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选择了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工作就罢了，她居然是在新浪美国工作，做一个驻美记者，风风火火今天曼哈顿，明天波士顿，后天华盛顿。

海涛的这个职业选择，使得作为她的朋友并且又好为人师的我很不开心：因为她晚回来一天，不就离我对她的预言远了一截吗？我想她早日回来，努力奋斗成为她的领域里的“泰斗”。至少，迅速启动她为开复写书所开辟的那份前景美妙的写作事业。

有一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我又要去华盛顿了，烦死了。”我说：“你不就在华盛顿吗？飞什么飞！”她说：“我此刻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但我要去的是微软老家华盛顿州，得飞七八个小时呢。啊哟，累死了……”

放下电话，我心里有点变态的快感。累死你，烦死你，谁让你不赶快回国做你该做的事情，摘取非你莫属的成功果实呢！

范海涛记者出身，机缘巧合配合开复写了这本十年来少见的畅销书，赢得了一个文字工作者非常难以获得的名声与品牌，然后一鼓作气，到“口述历史”的发源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如何记录活着的历史，完成了人生腾飞所需的学识与资源上的准备。

千万人可望不可及的梦，成功之梦，离她就隔一层窗户纸。或者说，离她就差十个小时飞行——好吧，纽约离北京十三个小时飞行——但为什么这么短短的空间路程，对海涛就这么难以飞越？三

我是因为开复的原因，跟海涛成为挺好的朋友的，我当然欣赏她年纪轻轻就如此成功的事实啦。2011年大年初二，海涛还没有去美国读书，她和她先生段钢在我家喝茶聊天，消耗了一个下午，当时谈的主题，是想请她跟我合作写一本我做投资的书。开复的书那么畅销，让我有点羡慕嫉妒爱，我想我也要整一本畅销书，向开复致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还有比这本书的合作者范海涛更好的人选吗？

那天下午，我们实际上开始了采访，开始了“口述”，一段“历史”差点就诞生了。但后来——随着海涛去哥大读书——就没有后来了。

范海涛在事业一触即发之际突然选择去哥大读书并且在毕业后迟迟不回来这件事，真的让我挺失望的。我前面说过，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好为人师。我本能地想替别人“规划人生”，并因此而发展出了一套敝帚自珍的歪理邪说。而海涛不按照我的想法走她自己的路，真的让我有点失望到了恼怒的地步。

其实……其实我着急毫无道理。海涛的先生段钢看上去一直挺支持她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的。皇帝不急，太监急什么！

但我就是急！

我到底急什么呢？（此处应该有笑声）四

海涛终于回来了。时间是2014年的7月，在她出国学习工作三年之后。

2015年12月的一天，我在非常繁忙的年终日程中，挤出了一个晚上和海涛以及她先生段钢喝茶。那次喝茶，在窗外寒风的背景衬托下，我们热乎乎地喝了三四个小时，聊到了午夜两点。这次深聊，让我对海涛、段钢的人生思想和选择，有了更深的知晓和理解。

海涛的人生之路是一个矛盾体。它蕴含着当代青年许多人生的自觉和无意识。自觉，是一种有价值的主动追求；而无意识，则是当一种追求没有价值甚至有反作用之后，依然在惯性思维的轨道上奋力坚持的做法。

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每个奋斗者都会陷入的困境，有时候更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坚持，比如海涛这样。我也许不该说三道四。但反过来想想，我自己走过的奋斗之路，以及我看过无数人做出的决定他们命运的选择，确实还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确实也导致了甘苦不同的人生果实。所以，我觉得我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还是有重大意义的。（此处请不要喝倒彩）

海涛人生的“自觉”，是学习英语的自觉、留学深造的自觉、游历世界的自觉以及获取全球竞争力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是一代青年的奋斗主流和人生推力，这几乎成为他们的本能。改革开放，世界来到了中国，中国走向了世界，没有千万能够与世界交流及竞争的人才，中国梦是无法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海涛的追求是正当、积极与深邃的。

但海涛人生的“无意识”，则来自于她从小形成的人生追求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一点时间差。“出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人的核心追求。而到了21世纪第2个10年，“回国”、“来中国”，已经成了最酷的时代潮流，成为全球范围内人才流动的厄尔尼诺现象，改变着世界的创业创新与社会发展生态。

海涛需要留学吗？需要。海涛需要游历吗？需要。但她更需要出书，需要创造更大价值，更需要出版众多印数百万的畅销书给千万读者带来心灵启迪。读书游历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事业梦想服务。她在已经可以轻松摘取成功之星的时候华丽“退”身去美国三年，实际上就是为了一个我多年前批判过的“留学无意识”而远离了属于她的历史性机会……这个机会叫：中国机会。

物质的体积越大，则惯性越大。人生梦想植根越久远，要想改变它就越难。海涛这份植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留学梦、出国梦，到了《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出版之时，已经在“中国梦”的光辉下失去了往昔的耀眼。留学再也不是人生成功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抛弃自己唾手可得的人生机会而执意追求往日的留学梦想，就成为了人生奋斗的无意识，成为海涛的无意识。也成了我对她过去几年的人生选择“爱恨交加”的有意识。

夜深人静，水汽升腾，谁也听不到我们在屋内热烈的讨论。但我想我们算是把几年来想说没有说的话，想发没有发的“火”，终于说了出来，发了出来。段钢和我热烈拥抱，祝贺我说出了他作为先生“敢怒不敢言”的话；海涛也和我深情握手，表示了她对我想说而没有说够的感谢。五

好吧。海涛把她过去几年在美国读书、工作、游历、思考的过程，用她美丽流畅的文字呈现了出来，成为现在绽放在你手中的一本文字的花束。

好吧。海涛放弃了过去五年在国内从事采访、写作、出版、创业的机会，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海涛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的经历，毫无疑问也是一份宝贵的人生财富。这种财富，更多体现在修身与储备，而不是扩张与释放。有道是广种薄收、厚积薄发，也许，一旦找到自己“真正热爱”事业方向的范海涛，会以宇宙加速度的推力，站立在她的师长、朋友和亲人面前，播种并收获自己不负众望、不负梦笔生花的才华。

好吧。海涛，你也不要认为我是专门在为你写这篇序言。实际上我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因为，作为被一部分年龄比我小的人视为年龄比他们大的人，我常常会反问自己：面对海涛这样信任我的年轻人，我这个“好为人师”的老家伙所说的那些话到底对人家有没有好处？到底会不会误了人家？

要言不烦，让我把我跟海涛四五年来交流的思想主线在这里再表达一遍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但假如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把这些观点重头践行一遍，我相信他们是人生的精华以及“宇宙的真理”。

历史的车轮旋转到了21世纪第2个10年，出国留学对于范海涛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而是一个随时可得的储备。留学，还是事业？答案是事业！因为，留学的大门，对今日中国青年甚至中年壮年N年，可以说永远在那里敞开，你看看刘强东、王石他们的留学日程就知道我的意思；而事业窗口，对任何个人来说，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道错过就永远难以逾越的金线，一个醒来就再难成真的美梦。

五年前，范海涛同学如果留在国内做她的写作工作室，她应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商业写作第一品牌。她应该已经亲自采写了四五本精彩畅销的书（包括我的那本！），她的助手，应该已经相继推出了二三十本企业和企业家传记。这些书，应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人民梦想成真的史册丰碑。与此同时，她应该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颗上升的明星，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意外的亿万富婆……但是，人各有志，海涛选择了出国。

请注意我用了好几个“应该已经”，这是英语里的“虚拟语态”，即应该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相信，任何经历都是人生的耕耘与财富。且看海涛这本书，这本她放弃上述那些丰功伟绩而熔铸了她五年心血的青春之书，这本世界因为她的努力奋斗而变得有所“不同”的梦想之书，看看她披露在书中这五年来的学习与工作、行踪与梦迹以及她的智慧与思考。

每一本书的作用，关闭的是过去，开启的是未来。在2015年最后一天我给海涛写序，同样也是期待着已经兑现了留学梦、经历了美国梦的她，在这送旧迎新之际，扎根于中国梦的土地，迎来她人生最美丽事业的夏天。序三浸入口述历史的大河前凤凰卫视《口述历史》主持人　曹景行

打开范海涛的书稿《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时，有点羡慕；每次翻看年青一代海外求学记叙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何况她去的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儿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上的课又是口述历史，马上就令人想起唐德刚先生与李宗仁、张学良的回忆录。

但看了她书稿中的那些内容，却有了另一种感觉。美国的口述历史已经是成熟的专业，除了要人、名流，他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普通人身上，用他们的记忆来佐证历史、丰富历史，为后人留下尽可能完整的历史记录。口述历史就像一条大河。

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我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前往采访，第一站到了俄亥俄州的肯特（Kent）大学，听到这个名字，我立刻就想起1970年5月美国枪杀四名反战学生的事件。那年的5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毛泽东同刚被推翻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并肩出现，还发表了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第二天清早，我就在校园里找到了枪杀事件发生地点，附近还有一座连带着广场的纪念碑。但最打动我的是学校所在小镇的电台里满满一柜子的录音和录像，留下了所有相关人物的口述历史。一时间，我在柜子前动弹不得，想到的是我们会给后人留下这样完整的历史记录吗，比如我们的某段历史、某个事件？

当然，国情不同，多想也只是增添无用的惆怅。从范海涛的书稿中，更能看得出美国人对历史记录的认真，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专门学问。如何采访，尤其是如何让普通人掏心掏肺同你讲自己的过去，要比一般的新闻记者难得多。不只是提问的技巧，而是相互间的心灵沟通。课堂上讲再多也没用，就看实际采访中双方心的距离。

范海涛说——最成功的口述历史采访应该是这样的，采访完毕，被采访者完成了一次记忆旅行，他或者她却像是完成了一次认识自我的过程。他会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认识过自己。”或者，他会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自己总结过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如果你不问我，这些事情我可能永远永远都忘了，它们永远不会再见天日。”

她说——你能不能将人最感性的那一面和隐藏最深的那一部分记忆挖掘出来，你能不能挖掘人性，这是采访者本身浑然天成的深厚功力。

她说——你要有能力释放别人，首先应该有能力释放自己。你要有能力打开别人的心扉，首先要知道如何打开自己的心扉。只有感受到自己如何被释放的过程，你才能知道，采访对象在被采访时候的切实感受。只有自己经历过被采访的过程，你才知道，人们愿意分享哪一部分的生活，而哪一部分，你需要努把力人们才愿意和你分享。

也说说我自己的体会吧。十年前我从香港移居北京，到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课，也继续为凤凰卫视工作。期间，我接下了《口述历史》这个周播栏目。我大学读的是复旦历史系，做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甚至是对当年辛苦读书的回报。

那两年多时间里，我采访了近百位人物，也改变了我自己认识历史的框架。采访对象大多为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旦他们打开了记忆之门，你更多的是倾听，跟着他们的思绪，进入他们的世界。适当的时候问一两个小问题，常常是关于细节的，却有可能牵出他们遥远的记忆，或者心底里的一句话，让你惊心动魄。

就像范海涛所说：“如果口述历史的采访是一条河流，那么采访者其实应该是一个舵手，在这条河流上舵手只是微微地调整方向，让采访顺着时间流动的方向前进。”尊重和耐心，是这个“舵手”必须具备的素质。

采访时间会很长，最短的也要三四个小时，也常有一整天都没谈完一个话题的。长时间坐着，只有当编导示意要换带子时才能停顿片刻。身体尽可能保持前倾而不是后靠，眼睛看着对方，脑子里不断在思考哪些事情要问下去。有时会很累，但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刻，对方突然讲起了一件刚想起的事情，让你顿时兴奋不已。

做口述历史会有成就感，特别是当你发掘出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录下来。比如2006年1月，我对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先生的采访。中共党史学者韩钢说过，龚老对我谈《二月提纲》的那些内容，有许多是与他交往多年的人也没有听到过的。一年多后，龚老去世了，全部采访记录由韩教授与龚夫人整理成五万字文稿，收入《龚育之访谈录》一书，并注明“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批判《二月提纲》开始的。

做口述历史很难，但值得。得知范海涛是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这也是目前口述历史专业的最高学历，我很高兴。这意味着在口述历史学术研究方面，她有可能把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同我们中国的实践融合起来。第一章不勇敢无以致青春短暂的成就感之后，空虚与迷茫竟然不可遏止地浮出水面。就在此时，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强烈渴望涌上了心头，一种走出去看看这世界的声音在内心响起。越是在青春的末尾，实现自己“愿望清单”的想法就越强烈。1　不勇敢无以致青春

为了那些不理解我和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

为了那个我刚刚开始似懂非懂的人生。

24岁那年我买了车，朋友们可以坐在我的副驾驶位置上和我聊天。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财经记者，开着车乱跑是我的常态。我常常搭着记者朋友从一个新闻发布会跑到下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听着音乐，聊着商业精英的八卦，点评着上市公司的报表，享受着北京的阳光。青春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过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妞儿，反正我大大咧咧地生活，开心的时候会咯咯大笑。有一大群闺蜜，用优惠券请朋友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在团购网站买便宜货，把电影卡塞给正在谈恋爱的闺蜜。当闺蜜的男朋友看到我使用各种优惠券帮助他们谈恋爱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望了望身旁的闺蜜说：“那咱们去餐馆吃饭，有没有免费券呢？”正因为我奔放地给予周围人的爱，朋友给了我一个亲昵的外号“券商”。

我做事认真，但是有时小奇葩。朋友晶晶生了宝贝，给我指定了一款宝宝车作为我送她的礼物。我在西单买了，往回运时却发现外包装巨大，当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正方形的扁平大纸盒装进了我的灰色伊兰特时，却发现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拜访这位住在天通苑的闺蜜。就这样，我拉着这个几乎要完全挡住我后视镜的大纸箱沉甸甸地在北京城跑了一个月。一些地方的门岗保安给我停车卡时，都禁不住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然后嗫嚅着问一句：“你是送货的吗？”很多时候如果我的身边有另一个“我”，也许会觉得正在看一部“轻喜剧”。因为这个原因，朋友们也叫我“大仙”。

后来我有了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幸亏不是骗子）。他在北京西单附近长大，特别爱吃西四的一家叫作“延吉冷面”的国营饭馆。据他说，那种橘红色的辣肉是他的最爱。但是小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钱，经常吃不起。于是，他总想有一天只吃这种肉，一直吃到饱为止。后来，我成了那个陪着他吃这种肉吃到饱的人。其实也只是看着他吃。这个小饭馆里烟雾缭绕，一进去全是贩夫走卒，基本连坐的地方也找不到。那种橘红色的肉一端上来，他第一个动作就是往橘红色的肉上咕咚咕咚浇上白醋，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我从来不是学霸，也不知道把事情轻轻松松搞定是什么滋味。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在和自己的智商做斗争。挑灯夜战考大学、屏息凝神等发榜，这种事情都可以让我夜不能寐。做每一件有点难度的事情，我都会如临大敌，会和内心里面的另一个神经质的我嚷嚷——“Calm Down！”在人群里，我小心翼翼地掩饰着我的紧张，以防那个有点神经兮兮的我曝光。我习惯了普通，也觉得这辈子所有美好的事情都离自己太远。

这也是为什么生活稳定之后，我死死抱住“稳定”不撒手的原因。记得在22岁时，我第一次拿到自己红色底色的名片感觉欣喜若狂。当时我所在的媒体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媒体，录取率只有千分之几，比高考低很多。我大学毕业之后经过了10个月的实习，才终于成为它的正式一员。那红色底色的名片一拿出来，对方的眼神马上不一样了。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但是我不在乎被分配到离家最远的海淀体育馆去报道大学生运动会。采访完毕，我从灯火通明的体育馆出来打车回单位写稿，爸爸半夜再用摩托车把我从三元桥运回位于首都机场的家。每次回到家已经是凌晨，照照镜子，夜风里被尘土弄脏的头发让自己看上去，有如正在洞穴里练习九阴白骨爪的梅超风。

后来生活逐渐稳定，人的神经也逐渐放松。我在北京城里见各种各样的精英，谈各种各样的话。青春的流逝和这样的生活状态交织着。时间越来越快，我开始习惯各种流光溢彩的发布会，我载着闺蜜们去拜访各类中国大公司的总裁，讨论百度和谷歌竞争、谷歌的新技术有多酷……我开车到清华科技园去参加搜狐财报发布会，习惯性地把车停到地下二层，然后像走进自己公司那样走进电梯，走进搜狐公司的茶水间，自己倒一杯咖啡。我和女记者们一起围追堵截刚刚进军中国市场的团购网站的职业经理人，把那刚刚上任的跨国公司总裁逼问得节节败退。那时候网易公司的COO是董瑞豹，每次见到他我都会醉氧。我和女记者私下里给他起名豹豹，每次谈到他的帅我们都哄堂大笑。有一次，在网易的电梯间，我们正在高声谈笑豹豹如何，一回眸，他就穿着西服背着运动包脚踩着球鞋，在电梯门口微笑。

1T公司一度把发布会的场面做得越来越炫。冰里倒红酒显示数字，按个水晶球瞬间彩带横飞，场面越来越华丽奢侈，我记得微软公司的IE发布会最后环节和苹果在硅谷的那么相似，一块绚丽的大屏幕横跨798会场，屏幕亮起的一瞬间整个会场如同一个环幕电影院。那一刻，我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真的在世界中心。

不知不觉飞过了一片时间海。出国这样的事情我在30岁之前也想过，甚至去参加了两次新东方的雅思培训，羞愧地错过了好几次花钱报名的雅思考试。到后来，我都不再羞愧了，默默地接受了自己注定平庸的结局。我甚至习惯了生活里的细碎和肤浅。看看美剧，深夜如饥似渴地读一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我以为这就是和梦想最接近的方式。

29岁时我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催化。现在认为那种震荡对我来说难以想象。在写作《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时，面对着一个在美国有30年生活经验的科技精英，一种深刻的感觉告诉我，美国，你必须去。身边的朋友也忽然变成名校毕业的同龄人，他们从康奈尔、布朗等常青藤学校毕业，嘻嘻哈哈地谈他们觉得藤校多么“名不副实”。但是一谈起正事，他们又拥有了我的理解力到达不了的高度。他们在我的家里相聚，用一种不同以往的魔力把空间占满。他们有他们的共同语言，有我不能进入的美好话题。刚刚入学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门口，和著名的女神雕塑合影

两年之后我在纽约狭小的公寓里醒来。睁开眼，整个世界仿佛静音了。以往响个不停的电话像个骤停的心脏，再也激不起半点热血；以往源源不断接收各种发布会邀请的电子邮箱好像忽然坏掉了，只有个别零零星星无关紧要的群发信和广告；以前我痛恨各种应酬饭局痛恨到以为自己有反社交情结，现在想到饭局上那些饭菜，竟然有种深深的想念和痴痴的向往，好像自己变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由于不知道怎么适应冰冷的沙拉和冰凉的菜卷，我被饥饿感折磨着。30岁后去美国。落地美国之后，我有了所有初来美国的人们的所有感受，世界是那么寂静，整个空间只有自我。那些触手可及一个电话能办的事，全都不复存在。那大包大揽、用力给爱的场面也正式收官了。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慌张得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013年5月22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我起晚了，慌慌张张地穿上买大了的天蓝色毕业礼服，一路跑到了学校。从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学校侧门进去，蓝色的海洋一瞬间便包围住了我。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再找到本系的同学了。混乱中，我坐在了国际关系学院同学的位置上。每个系的同学都拿着不同的标志物欢呼着，也许是报纸，也许是水果，也许是橘色充气棒。大家击打着充气棒，蓝色和粉色的气球飘扬在整个巴特勒图书馆和希腊神庙般的行政楼（Low Memorial Library）之间，欢呼声震耳欲聋。2013年5月22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毕业了

哥大校长李·C·伯林格（Lee C.Bollinger）教授作毕业致辞。他用了好几个笑话开场：“好多情侣其实就是在毕业典礼上认识的。因此好几次我都有一种幻觉，我不是在搞毕业典礼，而是在搞相亲大会！”广场上哄堂大笑。

医学院的毕业生全体起立集体背诵起希波克拉底誓言，声音整齐而优美：我郑重地保证奉献我的生命为人类服务。我要给我的师长应有的尊重和感激。要以良心和尊严来实践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所寄托给我的秘密，即使病人去世之后。我将继续尽我的力量来维护医学职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我的同事会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将不容许有任何年龄、疾病，或者残疾、信仰、种族、性别、民族、政治背景、性取向、社会地位，或者其他因素横介于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我会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即使在胁迫之下，我不会用知识违反人道。我郑重地，自主地，并且以我的人格做出这些承诺。

在人群中，我的眼眶湿润了。眼泪不自觉地无声地流下来，为了这30岁后来美国革命性的两年，为了从里到外经历的和自己的灵魂紧紧相拥被最终释放的两年，为了那些不理解我和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为了那些我刚刚开始似懂非懂的人生。

30岁后来美国，一时间让我语塞，但是这就是我的人生让我选择的。这里面有太多的失去和获得。2　当一种召唤开始变得愈发灼热

俗世的快乐和痛苦，

遮蔽了深度追求的可能。

我刚来美国时是2011年8月，那个时候微博最火爆，微信还不流行，MSN还没有从中国市场退出。而在这之前我有很长时间不知道孤独为何物。

俗世的快乐和痛苦，遮蔽了深度追求的可能。周围有人爱的时候，往往在俗事中感到触手可及的快乐。

男朋友这个时候变成了先生，喜欢带我到各种犄角旮旯的餐馆去吃饭。当时《新京报》的美食记者小宽送给我们他写的一本小书——《100元吃遍北京》，文字温暖筋道，不但写出了食物的质感，也记录了丰富的北京饮食文化。潘家园的穆斯林肉饼、小胡同里的云南菜、前门外的国营新川面馆都榜上有名。我拿着这本小书，觉得原来不起眼的小饭馆，也有很多值得探究的故事，北京炸酱面也可以很诗意。

我和先生决定按着这本书的顺序把书里的餐馆吃一遍。每个周末去一家小餐馆。花几十元吃个马村鱼头，或者直奔潘家园吃厚实多汁的肉饼。最好玩的是，先生后来决定每一次结账之后，都让厨师在书里介绍他家餐馆的那一页签个字或者盖个发票章，以示“我们已经吃过这家”。后来翻看这本彩印书时，我习惯哗啦啦地从左到右翻一遍，一些不同颜色的章和厨师潦草的签字会依次露出来，特有成就感。

当然，他最喜欢去的还是西四北大街，去吃有着绿色招牌的“延吉冷面”。那橘红色的辣肉是需要去柜台自己端的，每次把那肉端上了桌之后，他会熟练地用筷子顺时针搅动一次，然后挑上一绺往嘴里一塞，习惯性地说：“真好吃！”他经常重复说同样的话：“那个戴眼镜的服务员，我小时候她就在这儿工作了，现在已经30多年。”我看了看站在柜台后面的穿蓝色制服的阿姨，典型的北京大妈，眼神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吝神情。就连结账时也是那种“你爱来不来”的经典表情。不怎么和你说话，就是横横地直接给你找钱。我们在餐馆吃完饭之后走到大街上，而那儿还有现在北京城不多见的公共电话亭。先生每次带我去吃一家《100元吃遍北京》中的餐馆，都要求厨师签上名字

有一次，刚刚吃完饭，我们牵着手去对面停车场取车。忽然，他撇开我的手快步向脏了吧唧的电话亭走去，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他走到电话亭边上，摘下电话听筒，犹如一位青春少女般娇嗔地说：“猪，臭猪，你是藏病毒的猪，干嘛不接我电话啊！”我刚开始被这一幕弄得瞠目结舌，反应过来之后，立刻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这是我们共同喜欢的一首歌——《勇气》MTV的结尾，我记得当天笑到站不起来，最后被拖起来之后走路跌跌撞撞，路人以为遇到了两个疯子。

再后来，这个场景成了我们的保留曲目。每次去西四从烟雾缭绕的餐馆里走出来，他必然要演一遍这个节目。而我，每次都是还没有等他走到电话亭，就开始哈哈大笑，每次都笑到眼泪流出来。

结婚之前，我在北京东三环买了一个一居室。房子的朝向不太好，上午的时候没有阳光，但是我很喜欢那里。我买了宜家的橘色花布沙发和很贵的靠垫，希望那个颜色就像太阳光一样温暖。我经常接待朋友，失恋的女友也时常披头散发地跑来。有一次我对朋友说：“中午没事来找我吃饭吧，我给你做咖喱牛肉。”

朋友满心欢喜地来了，看见我正在用一个浅浅的不锈钢锅煮水，刚刚欲开未开的样子。“咖喱牛肉呢？”朋友高高兴兴地问。“这儿”，我转身从厨房台子上漫不经心地拿出一个铝制的小包装袋，袋上写着四个大字——咖喱牛肉。朋友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原来这是速冻方便食品真空包装咖喱系列。我面容坚定地将铝袋子扔进锅里。

那个时候，女友持续失恋，我也偶尔冷战。我们故意把生活过成连续剧。我们穿着睡衣，为赋新词强说愁地在床上一起骂男人。偶尔买薄荷味道的女士香烟，在痛苦到极限的时候就点上一根，吞云吐雾。最疯狂的时候，我穿越五环去看望失恋的女友，把一条全新的、缀满红心的小内裤送给她，说这就是我们战胜苦难的信物。

我在轻喜剧中自娱自乐，像个小女生一样成为朋友圈里的谈资。当然，我也把生活中的忧郁深深地掩藏在心中。母亲早在2002年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慢性疾病，无论外在表现得如何快乐，我的青春期早在2002年就已经结束了。可能没有人真正理解那种感受，它在生命里过于沉重，过于黑暗，就像你生活中的一个隐秘的黑洞，吸走了生活里所有的荣光。在那个角落里，似乎有关于自己生老病死的种种预演。

这些命题对于一个年轻人，实在是太艰深了，但我接受了它成为我青春年少的一部分。人在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往往不知道怎么面对痛苦，唯一面对这种惊恐事件的方式，就是哭泣。在黑夜里，我的泪水突然袭来，无助和痛苦会像洪水一般肆意漫延，我经常抱着被子，哭声响彻房间。后来，我慢慢变得成熟和适应了，每个月都会带着妈妈到位于东单的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整整九年。

这并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是你的命数。妈妈的诊断证明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变得比所有的同龄人都成熟。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内心开始变得苍老，这几乎不可安慰。

自二十出头我已经成为医院的常客，对协和医院的各个机关了如指掌，对各个科室的检查轻车熟路，对于复杂的医疗流程成竹在胸。在协和医院的电子化还不发达的时候，整个看病的过程需要和残败的医疗系统斗智斗勇。那个时候协和医院还没有电子分诊系统，人们在医院排号的时候状态都是人肉相拼，谁能先看到病取决于谁更早在大厅等待。只要时辰一到，护士出现，人们如同看到热门商品一样向护士台蜂拥过去。护士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接过病历本，用红色的马克笔在上面标注上一个个阿拉伯数字，还要在数字外面画上一个圆圈。这个过程叫作分诊，其情景堪比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人们正在疯狂采购。人们拿着病历本，凭借着这个数字去诊室门口排队看病。但是，这根本不足以解决看病的秩序问题，想要加号的病人比比皆是。没号的人们往往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死死苦等。一有病人出来，其他病人就像蝗虫一般地向医生办公室涌了上去。

因为我的人生有了很多羁绊，胸无大志和责任抵身可以作为我人生不前进的两种借口。这也是我在工作的最初几年把留学梦想搁置的原因。我一不聪明、二有责任、目前的工作又光鲜稳定，真的没有什么理由，让我打破目前的状态了。我想，就让我在日常俗务里沉沦下去吧。

后来我知道，人的命运不同，去做什么，梦想在什么时候复苏，也许时机并不一样。《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写作，就是我的那个机会。我的梦想，从此莺飞草长。

2009年，我开始尝试写破碎的英文，用英文查询美国历史，用心去探触大洋彼岸的故事。我听着田纳西橡树岭高中的故事，仿佛置身于美国南部的阳光之中；听着加州硅谷山景城创业的故事，心里描绘着小飞侠们一起工作的其乐融融；微软的办公室政治也精彩绝伦，《西雅图夜未眠》一般的画面在我头脑里闪现。

我花了一个月书写一场诉讼，写美国律师之间的凶狠斗争，写公司政治到了最后阶段的残暴丑陋。在写作的过程中，性感的文字让我越写越着迷，一种想去那片土地，想去真实地体验一下的心情无法遏制地涌上了心头。那是一种强大到自己都觉得无法相信的推动力，大到每一个深夜，我都可以拥抱着托福听力入睡。如果我不幸睡着，MP3音乐播放器的耳机线就在我的身下缠成了一股烂麻花。而每天早上，我如豌豆公主一般，是被身下的耳机咯醒的，这是一场改变身心的革命。

后来我主持了《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新书发布会的一个片段，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老师把现场所有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发布会一结束，我的耳边呼啦啦地响起一阵旋风，观众们倾巢出动集中涌向我左侧的李开复博士。本来很安静的会场出现了骚动。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我第一次感觉到眼睛对于闪光灯有了反应，大片大片的黄色阴影在我面前浮动了起来。

如果那些时刻只是人生的泡沫，有关青春的梦想此时早已灼热，我变成了一个不顾一切的、疯狂备战的人。一个屡败屡战，但依然斗志昂扬的人。我开始准备所有出国留学的考试，并且在一切的社交场合当中消失。我收到的哥伦比大学的录取信，里面装有文件I-20

我的备考过程有点坎坷，以至于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说，我有一种范进中举的癫狂。

天气特别得热，似乎要把你仅有的感觉——寂寞也给烤干了。

刚刚降落到肯尼迪机场的时候有两个男孩来接我，是哥大的博士生。为了适应环境，我提前一个月来到了纽约。男孩们把我送到临时租住的房间——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学生宿舍，门口是一个面无表情的非裔看门人。我打开位于纽约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公寓门，房间黑洞洞的，一股阴冷的潮气向我袭来，一张单人床只有床垫没有床单，光秃秃的。床的对面有一张小小的书桌，局促地放着一些书。两个高大的男孩把我的行李堆到地上，看了一眼房间，脱口而出——“真不错呀！”我从心底升腾起一种惊诧。“这叫不错？”这就是我花900美元租的临时住所，竟然堪比一间囚室。

我仿佛才刚刚醒过来。真正的美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翻出从丽江买的印染大床单想铺上。但是床单太大了，我折叠了一下，勉强铺好。坐在床垫上，一片寂静。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开在墙的上方。窗户的开口小小的，让房间里充满幽暗的感觉。这里如同监狱。天暗暗的，有些阴冷，我此时身体一动不动，思维却在汹涌运转。想起了《100元吃遍北京》，想起了咖喱牛肉，想起了和父母、先生、姐姐在机场告别的场面。我不敢在父母面前说任何感性的话，我甚至没有勇气和姐姐说一声：“真抱歉，我把妈妈扔给你了。”我什么都不敢说，此刻，我的眼泪却哗啦啦啦地开始往下流。孤独尚可忍受，自责无处可逃。

如果说备考申请让我变成了一辆战车，我第一次好像在一段时间之后停了下来，在阴冷的房间里，我抬头看着窗口，一个问号浮出了脑海，我这是何苦呢？

那一个月，我常常写下这样的文字：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哪里都没去，在家一直开着听力，一直听，以至于恶心到最后罪恶地吃了四块油炸鸡翅配薯条。来到这里，如同陷入一场不知结果的爱情，有时想象它会带给你惊喜、带给你无与伦比的快乐。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无法掌控的绝望想立即出逃。这个城市让我感觉到心跳，又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脆弱。如同那首歌：这里，如同天堂和地狱。3　用你的高贵，留给世界一个寓言

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个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2009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长达一年多的传记写作结束了，2009年9月份《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出版的时候，我的生活如同晃动的纪录片镜头一样。手机不断地疯狂响起，纸媒约我写稿，视频网站邀请我去做访谈节目。MSN上不断闪烁着蓝色小人，电脑因此清脆地发着声，我的人生从风平浪静到高潮迭起，这其中有繁华，有热闹，有亲朋好友的欢呼与围观，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成就感。人生第一次，我像是吸食了大麻，忙碌遮蔽了很多喜怒哀乐，浮华推动着很多过眼云烟。我感受到了想象中的那种很high的感觉，感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

开复当时忙着从谷歌大中华区CEO的位置上辞职，一个小小的团队正在24小时不停地帮他准备着一个发布会。我偶尔参与这个发布会的策划。我第一次知道，准备一个发布会是如此烦琐麻烦，要照顾到会场上椅子和椅子之间的间距，要调试前后话筒的现场音效，还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新闻通稿里的每个词语甚至标点符号，有一百个细节需要关照。而《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的第一版是在创新工场成立发布会召开前紧急赶印的。书的定稿送往印刷厂的前一夜，我还在分秒必争地修改。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字一句地定夺着，像米开朗琪罗对待自己雕刻的大理石一样，紧张地不敢呼吸。凌晨5点，A4大小的书稿厚厚一摞，像天女散花一般散落到了各个角落。桌子上、地上、沙发上，到处都是。黎明将至，我已神情恍惚，我想，我已经把疯魔体验到了极致。

在一切繁华结束之后，我陷入了一种庞大的虚空当中。我经历了打仗一般做一个项目的痛苦、煎熬和投入后，又经历了项目出炉的幸福、迷幻和跌宕起伏。当一切暂时告一段落，我的世界安静了。一场大戏刚刚落幕，太阳照常升起，我的手边竟然没有一件能召唤我起床的事情。原来所谓“成功是一种习惯”，说的是当人们经历了一次成功感之后，就会永远怀念那种制高点，怀念那种身处云端般的激动。与其说是渴望成功，不如说是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满足和迷恋。

2009年12月底，我终于坐在了新东方水清校区的GRE辅导班上，混迹于年轻人的队伍当中。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GRE为何物，也还在半信半疑它和我之间即将发生的联系。我本以为这种考试和自己八竿子都打不到。更不相信，一个数学白痴在十年没有用过数学之后，能够重拾那些令人生畏的数学概念，质数、素数、公约数……还有概率分析和简单的统计。可怕的是，这些数学概念全部是用英文写成的，单词不会连题目都读不懂。但一了解我才知道，数学部分是GRE考试中最简单的部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不值一提，所以GRE辅导班根本不辅导数学。写作和语文，才是GRE考试的极致炼狱。

那个时候我还在全职工作。虽然记者这个职业来去自由，但是自由也意味着随时待命。新闻永远不会提前通知你什么时候发生；这意味着你也许不需要早起，但是你可能会晚睡；这意味着随时接到了一个什么选题，你就要全神贯注地打一圈电话，联系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或者跑到某个采访对象的所在地，和他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要在极其短的时间内，组织出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这是一个晨昏颠倒、消耗元气的工作，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但是工作时需要全情投入。但是为了GRE的课程表，我必须圈出固定的时间。很少早起的我，因此像是变了一个人。我每天早上7点就起，当冬日的寒冷达到顶峰时，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经常发现自己上课要迟到了，于是我飞奔到地库，发动车，一脚油冲出去，像疯狂老鼠一般在北京四环飙行几十公里。

我记得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而该死的水清教室竟然没有暖气。工作中的光鲜亮丽根本就别想了，我脱下了高跟皮鞋和羊绒大衣，丢掉了皮质手袋，穿上了两层粗线针织毛衣，外面又罩上了很久不穿的白色羽绒服，出门前谨慎地戴上了一顶毛线帽子。为了在寒冷的教室里能坐得住，我把自己包成了一个白色大豆包。

我为自己准备了很多重型武器。首先，出门之前，我一定会带好自己的乐扣蓝色水杯，因为水清教学楼一层有一个简陋的装热水的铁桶，很多学生都在那里排队打水。我上课之前把蓝色的杯子装满沸水，上课的时候把水杯握在手中，心里就会保有一丝热气。另外，每次下车时，我会特意带上车上的毛绒坐垫，上课时铺在冰冷的塑料椅上，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点温度。

那个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当时只坐了不到一半人，因此寒冷很不容易驱散。每天上课我几乎都会迟到，虽然我没有镜子，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的狼狈，头戴白色的毛线帽，手捧蓝色的长水杯，腋下夹着一个车用毛绒坐垫，弯着腰偷偷潜伏进教室，在快走中坐下来长呼一口气，眼前升腾起一团团白雾。

上课时间总是段子和单词交相辉映，我和很多学生一样，还没有看过一遍红宝书，就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课堂。老师讲课的内容对于当时的我如同天书。其实无论是词汇课还是填空课，没有背过单词就去听课，基本上只能沉浸在云山雾罩的音节里面。新东方的老师们往往用幽默和段子，把大家对GRE的恐惧消化于无形。教阅读的陈虎平老师，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哲学，每次上课的时候几乎都要翩翩起舞。他在黑板上画下飞舞的公式，根据留学生的平均收入，告诉我们记住一个单词大约等同于挣到了多少美元，把学生逗得哈哈大笑。

教填空的杨子江永远留着一头金城武般的长发，讲课的时候眼睛透过眼镜，露出憨厚的笑意。课间，他在投影上播放了帕瓦罗蒂和布莱恩·亚当斯合唱的《我的太阳》，两个人的表情太可爱了。布莱恩·亚当斯确实声嘶力竭，而旁边的帕瓦罗蒂一直想笑。听到这首歌我感到很亲切，看到帕瓦罗蒂，想起斯人已逝，不禁有些伤感。

从课堂里走出来，我飞奔到家，摇身一变我又变成了全职的财经记者。上课的那段日子，正赶上了Google从中国市场退出的重要新闻。我脱下臃肿的羽绒服，踢掉鞋，戴上耳机，像个战士一般开始工作。我和我能联系的一切消息源进行联系，然后写下一篇篇独家报道。

上课的昏天黑地和工作的手忙脚乱，让我无数次怀疑自己同时正在进行的两件事情。我白天上课，下午和晚上采访，然后写稿，胡乱地吃饭。在邮件里按下发送键，又打开红宝书开始背密密麻麻的单词。红宝书如同砖头般的厚度让人生畏，而记住上面所有单词的要求，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类记忆的极限。我感觉我的人生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未知当中，这也让我的情绪经常处于惊涛骇浪的状态。我一会儿觉得人生无望，梦想不可能实现了；一会儿又觉得，无论怎么样，也要尝试最后一次，至少让自己不在未来的日子里后悔。每一天，我都在情绪的列车里奔跑疾驰。考试的难度对我如同珠峰，但情绪的困扰又夹杂着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符合你年龄的决定？考试的险峻把人置于一个孤独的星球，而理想与传统价值的冲突更为突出。无数次，我在深夜里惊醒，一个声音好像从外太空传来，“你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自私的人，是吗？”

我的思考，夺路而逃。

备考的日子，对于我来说是一场接一场的昏天黑地。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力背完红宝书，转而依托于当时一种叫作“猴哥”的软件来加深记忆。当时的GRE考试中还有单词类比和反义词的选择，而“猴哥”对这些题目做了很好的分类。除了电子版，我想把配套的书打印出来可能方便在床上看。但等我真的拿到这本书的打印版时，被吓坏了。那真的是比新买的一摞A4打印纸还要厚得多，每一页上布满了需要背诵的单词。

我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我会经常在床上猛然起身，揪起熟睡的先生，“你说，传统和现代是否能够做到融合呢？卢浮宫之前的玻璃金字塔是否就是这种融合的完美案例？”“你说，无论是政治、学术或其他领域的丑闻都是有用的吗？”“你说，孩子的更好社会化是否能决定社会的命运？”

白天积累的素材和GRE作文的例子在黑夜如同幻灯片一样闪过，而晚上，先生被迫和我用中文进行着一场一场有关GRE写作的头脑风暴。

GRE我考了三次，原因是第二次ETS（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用过往的题目出题，导致中国学生抱怨此场考试不公平，ETS因此历史性地取消了全部考生的考试成绩，那是我整个备考过程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已经是2010年的10月了。我为这件事已经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我放弃了旅游，放弃了电影，放弃了一切我能够享受的浮光掠影。而命运怎么能这样捉弄我呢？我气若游丝，所有的希望命悬一线。我当时差点就完全放弃了坚持，放弃了所有的事。出国前的我

幸亏，我的先生坚持开车把我送到了第三次考试的现场——北京语言大学。而那场考试最终给我了一个对GRE的满意答案。

2011年3月，我拿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offer（录取通知书）之后，我记得我和徐小平老师有一场真诚的对话。徐老师的观点，我从刚开始的不理解，到今天已经无比认同。在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一个虚妄的文凭来证明自己了。

而我当时的想法确实有点极端，我想起了，世界上有一种鸟，荆棘鸟，为了生命中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宁愿用死亡去换取。那一刻，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

我的想法也许只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4　倾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全力以赴

人生在世，

不要被信条所惑，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自己的声音。“当一个微小的火种慢慢地在心里闪烁，最终蔓延成燃烧的火焰，当一个并不清晰的意识渐渐野蛮生长，成了明确的意志，我想，这就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这和我此前很多次的人生经验相似，每一次放弃都有争议，都有挣扎，都有留恋。但是最终通过理性走向平静。我深刻地知道，每一次放弃与选择，都是‘舍’与‘得’的对应。但人们只有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做到‘舍弃’，才可能让自己全力以赴。”

2009年9月，开复在人生中做了一个看似十分大胆而又惊险的选择。他离开了供职四年的谷歌，准备开始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业。这个过程我亲眼目睹，也和他有几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即使对于开复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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