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鲍勃·斯瓦卢普(Swarup,B.)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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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简史：2000年来的投机、狂热与崩溃试读：
译者序
中国有句老话：“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对于金融泡沫，我们同样需要以古为鉴、以人为鉴，本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素材与深入思考。
这是一本关于金融投机及其后果的史书。它为你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展示了上自古罗马时代、下至次贷危机的历次金融泡沫，叙事横跨2000多年，学科涵盖经济学、金融学、心理学乃至宇宙物理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西至欧美、东至日本的广阔大陆与海洋上，乃至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里，令人大开眼界。
金融泡沫及其破灭后的危机并非新鲜事物，它们已存在了数个世纪，并以惊人的频率反复上演。据估计，仅在西欧的过去400年间，平均每十年就发生一次。历次泡沫与危机的呈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言：“空气或者金钱，那并不重要，它们只是同一部原始戏剧在不同层面上演时的不同舞台背景。”表面上，泡沫多种多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危机故事，每个故事都与众不同。但不管炒作的对象是郁金香还是房地产，甚至网上的虚拟房地产，似乎泡沫的形成与膨胀所需的只是人和一种媒介—无论被称为什么的货币。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金融救助，到17世纪郁金香狂热时期的蠢行，再到21世纪人们的现代经历，同样的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反复上演。泡沫背后的规律是一以贯之的，可以探究，也应当探究。
人类易变的情绪加上充裕的金钱，似乎能在任何情况下制造出繁荣、泡沫以及随后的危机。本书作者指出：“在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中，繁荣和萧条此消彼长，乐观、自大、贪婪、恐惧、屈服等市场情绪永不停歇地围着信心之火跳舞，而金钱只是这支舞蹈的别名。”泡沫产生自个人的心理，由环境中的激励机制滋养，在复杂的经济体中逐渐膨胀。即使泡沫破灭了，这些因素也依然存在。
人贵在学习，但仍无力阻止历史的重复。每次危机过后，人们为解释危机抛出诸多观点，从公司治理不善到透明度不足，再到监管不力，众说纷纭。可是千百年来，泡沫与危机依然循环往复，无论什么理论或模型，即使能完美地解释上一次危机，也无法阻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经济繁荣期炒作的工具—股票、郁金香、衍生品、抵押贷款等，被监管审查、妖魔化，最后又被纳入正轨，但这些工具的使用者，也就是人，及他们的社会动机却未被深入剖析。直到今天，见多识广的人类仍在一轮轮繁荣与萧条的周期中挣扎，下一个泡沫及其破灭后的危机仍在所难免。
其实，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危机的根源在于人性。我们都痴迷于积累财富。数千年来驱动着我们的心理机制从未改变，人类的从众心理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投机性繁荣。我们所谓的理性为经验、情感和环境所左右。我们信他人，随大流，目光短浅，盲目乐观。我们的集体情绪与行为随着时间起伏涨落，造成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归根结底，经济萧条是诸多小决策叠加所导致的悲剧，泡沫诞生于个人的心智中，受环境的刺激而膨胀，于经济的复杂性中趋于成熟，泡沫的后果也由这些因素决定。只有了解人性、抑制狂热，才能避免系统性的投机风险，进而避免危机。
那么，人类该怎样避免危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主张，在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应该介入以缓解经济危机，通过降息和增加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开支来维持经济运行并尽力遏制下行趋势。本·伯南克则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印钞这种简单的增发货币手段来战胜通缩。而早在2000多年前，屋大维就采用过今天的经济学家提倡的某些措施来重建受损的经济。现在，本书作者借审视历次泡沫与危机之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涵盖了制度设计、激励机制、行业引导、监管角色、政策选择、社会平等、价值观念等方面，颇具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鲍勃·斯瓦卢普是金融市场及金融监管问题的专家，持有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宇宙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金融机构并负责投资管理，有广阔的知识面、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金融从业经历。本书译者万娟、童伟华、叶青，是中国平安集团的资深翻译，专注于金融翻译、法律翻译等领域。鉴于译者才疏学浅，若您对本书的翻译有任何意见，请发邮件到TR-PA@pingan.com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您的宝贵意见。
祝您阅读愉快，收获新知！万娟 童伟华 叶青第一部分似曾相识第1章世人、金钱、狂热
若不保留经验，人类就会像野蛮人那样，永远无法摆脱蒙昧。健忘者必定重蹈覆辙。——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
我相信，投机狂热的反复出现和由此产生的金融困局及巨大破坏力，是金融体系所固有的。——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1908——2006）
深吸一口气。
感受空气撞击你的喉咙后部，顺气管而下。随着肺的舒张，你的横膈膜下降，腹部隆起。在你的体内，吸入的数万亿氧分子进入你的血流，搭乘最近的血细胞，快速流贯你的全身。数百万细胞点燃数百万分子熔炉，燃烧你上一餐的食物，释放能量，驱动持续不断的微小代谢过程，细胞得以生长、增殖、繁荣，维持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我们称之为生命。闭目凝神，你会发现，这真是至为欣快的感觉。
但美中不足。
这种感觉总是转瞬即逝，随着你的呼吸每分钟重复十几次。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无法挽留它，也本该如此。
现在，试着屏住呼吸。
氧气进入你的体内后，一开始转化为二氧化碳，即所有上述数百万次化学反应的废弃物。但是，如果你不呼气，滞留的空气很快变得饱和，二氧化碳开始在你的血流中累积。同时，随着氧气的消耗，你血液中的氧含量持续下降。
一分钟后，你的血液循环效率变得低下，脉搏开始加速。你的脸涨得通红，血压开始上升。先前的欣快感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心悸。随着缺氧程度达到危险水平，你急切地想要呼吸，而你的肌肉和四肢开始抽动。
抑制住你的生理需求，你很快会感到轻微的头痛。你现在疲惫不堪，你能感到自己的反应力和判断力减弱。但突然间，混乱状态为欣快感所取代——不是禅意乍现，而是因二氧化碳过量和大脑缺氧而产生的幻觉。你的身体现在急需空气，迅速扭动起来，更加猛烈地反抗你的意念控制。
继续压制身体的自然欲望，你的欣快感开始变化。你现在是否感到眩晕？很难讲，因为你的耳朵似乎蒙上了一层膜，而你的视线越来越模糊。如果你仍在坚持，你的身体会开始颤抖。
三四分钟后，谢天谢地，你昏过去了，而你的身体恢复了正常呼吸。在造成永久性损伤前，你的意识“短路”了。
现在你的神志恢复了。祝贺你！你刚才体验了一次微观世界的金融危机。
它与人类世界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样的。空气或者金钱，那并不重要，它们只是同一部原始戏剧在不同层面上演时的不同舞台背景。更确切地说，都是关于人类意图控制环境的选择及其后果。起起伏伏对于经济形势，正如呼吸对于人类一样，自然而必要。要是试图消除这些起伏，那么呼吸或经济都会抵制那种不自然的状态。刻意控制你的世界，则难逃此结果，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对“常态”的误解
2007年7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信贷紧缩，是金融危机巨大破坏力的最新写照。
一开始情况并不严重，只是美国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s Stearns）旗下两只杠杆率过高的对冲基金倒闭。那两只基金的操作思路很简单：以低成本融入资金，购买收益高于融资成本的所谓“资产抵押证券”，不断融入更多资金，直到貌似亮丽的回报吸引投资者投入所有资本。这听上去很美，直到有人发现，由于金融巫术中隐藏着杠杆，那些抵押物的价值已经低于贷款金额，而那些基金更是不值几个钱。
我不想再重讲一遍这些故事——别人已经花了足够的工夫来剖析，但我对一些事记忆犹新。贝尔斯登宣布这个尴尬的真相时，在声明末尾写道：“我们当下最为注重的，是继续赢得您每天的信任和信心，延续公司的骄人历史。和往常一样，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请与我们联系。”这种拍胸脯式的虚张声势很快沦为一曲哀歌。
到2007年7月底，两只基金都申请了破产保护。虽然贝尔斯登极力否认，但其第三只基金——8.5亿美元的贝尔斯登资产抵押证券基金（Bear Stearns Asset-Backed Securities Fund），似乎也摇摇欲坠。其首字母缩略词BS ABS很快沦为业内笑柄。
三个月后，负面影响加剧。此前言之凿凿的买入机会似乎不那么靠谱了。我的一个朋友从一家投行（我就不点名了）购买了一种金融工具。通过炫目的数学把戏和金融花招，这种工具做出了无风险回报的空头承诺。只需赌全球最大的25家银行未来五年不出现债务违[1]约，我的朋友就可能拿到两倍于当前票息的回报。后来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工具似乎不那么安全，0.62%的额外回报，与舍身封堵金融[2]洪灾的代价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此后两年，很多人损失惨重，就像在高速路上弯腰捡几枚小钱，却忘了躲避疾驶的车流。
与此同时，我们每天围在彭博终端前，看又有谁的快乐时光宣告结束。人们开始担心令人恐惧的经济衰退。
2007年12月1日，美国正式步入经济衰退。鉴于前面几个月发生的事，这场危机在事后看来并不意外，但当时很少有人能预知一切会变得多么糟糕。
六个月后，即2008年5月，伦敦的哈顿花园举行了一次无关痛痒的会议，主题为“流动性风险的报告与管理框架”。主讲人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英国的资金主管，他信誓旦旦地表示，雷曼绝不会因犯与贝尔斯登同样的错误而倒闭。他们已从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对流动性不足的危害有充分认识。他和他的团队枕戈待旦，只需轻击按键，数十亿美元即可到位。
当年9月，雷曼轰然倒下。他们准备的资金显然不够。
几天内，一则新笑话在金融界如病毒般传播。一个小男孩迷上了美国西部。在8岁生日那天，他向身为亿万富翁的爸爸要一匹马，于是爸爸出门为他买了一马厩的漂亮雄马。第二年，他向爸爸要一部牛仔电影，于是爸爸出门为他买了所有关于美国西部的电影。第三年，[3]他向爸爸要一套牛仔服，于是爸爸出门为他买下了雷曼。
雷曼不是唯一一家因自大而自食恶果的公司。花旗集团（Citigroup）前董事长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有一次经典的一语成谶，他曾这么说：“流动性就像音乐，一旦音乐停下，事情就会[4]变得复杂。但只要音乐还在，舞蹈就得继续。我们还在跳舞。”
那时我们都在跳舞。2008年岁末，我与一家大型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共进了一次午餐。当时我们正处在谷底，银行体系似乎濒临崩溃，资金已开始从各大央行的龙头涌出，为全球经济止血。
他告诉我，早在两年之前，出于对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困难的担忧，他向他的老板表示，他确信一切会悲惨收场。老板叫来了交易负责人，该负责人自信地表示自己能应对任何麻烦。他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中断投资、停止一切业务。“我是一名经济学家，”我的朋友答道，“我无法告诉你它什么时候发生，我只能告诉你当它发生时，[5]我们将痛苦不堪。”
交易负责人目瞪口呆。他指出，他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的担忧而停止交易。如果那样的话，谁还能赚钱呢？不过，他有个主意。他将指示所有团队谨小慎微地运作仓位，随时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变现。一旦情况不妙，他们都能以最小的损失退出。我的朋友表示赞同，放心地离开了。
几个月后，他在瑞士出席了一次各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年度闭门宴会。大家坐在一起，唠叨着每况愈下的经济形势。我的朋友突然领悟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曾给过各自效力的银行同样的忠告。所有银行都在那里，手触扳机，时刻准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夺门而逃。任何一方试图退出的脚步都会很快演变为所有银行的蜂拥而出。没有哪扇门是无限宽的，在金融市场更是如此，损失惨重已成定局。那一刻，他意识到大家都在劫难逃。
随着违约事件的频发和次贷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互相指责。银行家们错在不负责任地放贷，央行错在维持过低的利率，而政客们错在对市场上堆积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视而不见。
其他人都有错。所有人都想重温欢乐往昔，那时“输”这个字眼只出现在电视和扑克游戏里，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永远上涨理所当然，所有人都能赚到或借到钱。总之，他们想回到“常态”。
但问题是：那种情况并非“常态”，钱来得太快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常态”其实是：在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中，繁荣和萧条此消彼长，乐观、自大、贪婪、恐惧、屈服等市场情绪永不停歇地围着信心之火跳舞，而“金钱”只是这支舞蹈的别名。“常态”其实是：在一个情感和金钱互相作用的复杂世界，我们不自觉地被卷入一片涌向未知的无尽人潮，争先恐后地向前奔跑，全然不顾脚下的地形，慌不择路，摔倒在短视的地平线，爬起来，摇摇头，继续追赶我们的伙伴。
危机过后，人们抛出了诸多观点来解释发生的事情，从公司治理不善到缺乏透明性再到监管不力。但在没完没了的震惊、审查和指责中，最大的意外正是，为什么这次危机会令所有人感到如此意外。车轮滚滚
英格兰流行着一则叫《咕噜牛》（The Gruffalo）的童话故事：一只小老鼠漫步在幽深的森林，它谎称自己要去与一只怪物见面，以此吓退了途中的各种捕食者。一个个怪诞的细节——骇人的利爪、巨大的獠牙、恐怖的毒瘤、锐利的目光等，堆叠在一起，虚构出咕噜牛这个神秘而可怕的怪兽。最后，让小老鼠惊恐的是，它真的遇到了一头咕噜牛。
金融危机并非新鲜事物。它们已存在了数个世纪，并以惊人的频率上演。据估计，仅在西欧的过去400年间，平均每十年就发生一次。无独有偶，过去的200年间，银行业监管变化与危机若合符契，也差不多每十年出现一次，就像一出永不休止的悲喜剧，上一次危机的解决办法似乎指向下一次危机。
看看触目惊心的危机“家谱”。在此次信贷紧缩之前，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高速增长最终只是超现实幻想；1998年俄罗斯爆发债务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倒闭，证明两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并不一定等于一只赚钱的基金；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四小龙”金融和政治格局的彻底重组；1990年日本经济崩溃，向金融词典贡献了“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这个词条，25年后仍未恢复元气；还有，人们几乎要忘了，1987年华尔街大崩溃，史称“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发达世界似乎在永无尽头的危机中度日，显著的低点是美国的长期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前魏玛共和国（German Weimar Republic）的恶性通货膨胀。再往前，1907年的大恐慌，致使一位法国银行家愤怒地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金融公害”，美联储也应运而生；19世纪末，股市危机如闰年一样反复上演；1890年的巴林（Barings）危机以及随后的拉美大崩[6]溃；1873年的全球经济恐慌，催生了首次大萧条。第一次新兴市场（美国）大繁荣导致19世纪30~50年代银行业和铁路系统经济恐慌频仍；1825年的拉美债务危机，投机资本甚至向Poyais（一个完全虚构的国家）放贷；1772年的英国信贷紧缩，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因素之一；1719~1720年的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使法国开始厌恶纸币，英格兰银行几乎破产；还有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
以上只是快速清点一下危机家族的部分“近亲”。危机大家庭还有更多“成员”，如西方中世纪时期（Middle Ages）中国灾难性的纸币试验、黑暗时代（Dark Ages）中长达一个世纪的萧条。远古文献告诉我们，对银行业的救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已屡见不鲜。
尽管有翔实的家谱，但可悲的是，我们对金融危机的了解仍十分有限。表面上，它们多种多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危机故事，每个故事都与众不同。对于每个假定的共性，都有例外。危机发生在不同的时期——远古、中世纪和现代；发生在民主、专治和君主政体中；发生在中央银行出现之前和之后；发生在世界各国固守金本位制之时和转向纸币之后；发生在复杂的国际体系和孤立的小社会中；发生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集中式的计划经济时期；发生在股票、不动产、郁金香和红鲻鱼等五花八门的资产类别中。
似乎你所需要的只是人和一种媒介——无论称为什么的货币。
另一共同特征是当时的智者（占星师、萨满教巫师、维齐尔、朝臣和经济学家）都未能注意到在事后看来再明显不过的迹象。危机过后，解释和解决办法比比皆是，但人们依然众说纷纭，任何两种意见都不尽相同，尽管所有人都宣称有了长久之计。
危机周而复始，无论什么理论或模型，即便能完美地解释上一次危机，也都无法阻止下一次危机。即便在今天，见多识广的我们仍然在挣扎。积累的大量经济数据仅仅告诉我们，我们的见识并不足以说明危机发生的原因，更不用说何时会再次发生危机这一更为棘手的问题。我们义无反顾的坚持是我们乐观和固执自我的表现。
金融危机之于我们，正如自然灾害之于我们的先祖。由于不可预知性和能让社会陷入绝境的灾难性后果，它们成为神秘和病态迷恋的对象。几千年前，灾难起因于不断扩大的万神殿中反复无常的众神，而解决办法是通过越来越多的宗教祷告小心地安抚所有神灵。今天，我们的“新神”来自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而取代祷告的是不断发展的官僚和监管体制。其共同之处是，我们仍未找到答案。
类似的故事经常重演，而众神却总昙花一现，不断地以不同的名字和方式出现。新神挑战旧神，正当我们自认为知道答案时，万神殿消散又重新聚合。理解失败仅仅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执着于太狭隘的观点，不能仅关注一次或几次危机的细枝末节。相反，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简单人性和我们所创造的复杂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冲突。数千年来驱动着我们的心理机制并未改变，人类的从众心理自然而然地催生出投机性繁荣，其惩罚性的后果则是拜人类的信任缺失和自卫心理所赐。
加尔布雷斯在其皇皇巨著《金融狂潮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中指出：“自1636~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以来，导致周期性金融狂热的环境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他言之有理：我们都痴迷于积累财富。回顾历史长河中这种痴迷带来的无尽循环——乐观、自大、贪婪、恐惧和屈服，或许我们能窥见人性的弱[7]点，甚至吸取教训，指引我们渡过下一个“尼伯龙根指环”（Ring of the Nibelung）。
加尔布雷斯断言的唯一错误之处在于日期。现代描述始于1636年，但人们细致记录的这种狂热行为则出现得更早。
该书开篇提及的主权债务违约首次记载于1933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外国债券解析》（Foreign Bonds：An Autopsy）的书中。该书作者是麦克思·温克勒（Max Winkler），一名来自罗马尼亚的能力超群的犹太移民，他后来成为纽约城市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负责穆迪公司（Moody’s）的海外业务部，并于1929年在纽约证交所11楼成立了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四年后，即1933年1月，温克勒跻身于美国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发现自己伫立在大萧条的断壁残垣中，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美国外国债券持有人委员会（不过是一群受害者罢了）的主席，他坐在前排观众席上近距离目睹了一个接一个国家的债务违约。
温克勒记录的最早的违约发生在公元前377年的古希腊。十个城邦从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大举借债，之后出现违约。但温克勒发现，这并非孤立事件。随后有记录表明，经济衰退在那时并不罕见，当时的雄辩家在他们著名的演讲之余，还怒斥新生银行业反复发生的传染性危机。不同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局势的变化触发经济衰退，但这只是催化剂。历次危机的共同之处在于信用、欣快和依赖信心的金融银行体系。将近2500年后，希腊违约的壮观场面再次出现。
万变不离其宗……不变的人性和从众的心理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相信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这就使在历史视角下观照当前事件显得更有必要。透过过去3000年间发生的无数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理解危机如此规律性地发生而我们未能从中汲取教训的原因。
研究过去的蠢事并非幸灾乐祸。金融危机及催生危机的投机性繁荣对经济体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经济体并非封闭的茧，而是具有社会、政治和与日俱增的国际性维度。因此，危机对政府、霸权和社会也有重要而深远影响。危机凸显矛盾，暴露结构性缺陷，周而复始，推动现有模式的剧变。罗马帝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如何应对自身金融问题，而法国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缘于社会对持续一个世纪的金融蠢行所导致的恶劣状况的失望。没有什么其他复发事件比金融危机更能概括人性核心的精神自慰了。
尽管在概念上有其多样性，但金融危机折射出不变的人性。我们人类本该理性，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理性为经验、情感和环境所左右。经验、情感和环境可以帮我们迅速决断，但也导致我们的行为出现诸多无意识的偏差，而危机是这些偏差的集中体现。举个去吃饭的简单例子。两家餐馆，一家无人问津，另一家人气爆棚。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臆测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好些，并去那里吃饭。我们不会去看菜谱、研究布局、要求试吃、比较氛围，等等。这些可能是做出最佳选择的理性方式，但会浪费时间，整个晚上会很快过去。相反，我们信他人，随大流。
就像编队飞行的大雁，我们每个人以个体形式存在于社会中，但并非与人隔绝。如果一个人改变方向，他的行为会妨碍身边的人，影响他们的行为。我们的理性活动相互叠加，在整个群体中传导开来，直到整个编队突然改变方向。最初少数几个人的随意运动会出乎意料地导致新秩序出现。
人类还有其他很多行为偏差。比如，我们更关心今天而非遥远的未来。年轻夫妻优先考虑的总是为今天的住房和教育付钱，而非为退休后安度晚年储蓄。瘾君子贪图一时的爽快，而不在乎数小时后的失落。今天能挣的钱比一年以后的回报更真实、更有吸引力，即便后者可能更多。我们漫长的共同历史证明，这种现世短视是普遍现象，人们往往为了眼前的需求而放弃那些可能更为重要的东西。
由于人生苦短，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理性。但我们的目光短浅也有好处。如果企业家真的理性，他们就永远不会开办企业。任何靠谱的风险评估，都会告诉你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大多数新兴企业以失败告终，但人们仍然前仆后继。人类从刀耕火种发展到现代文明，筑造帝国、进行革新、建设经济，无一不需要不顾一切地承担风险，执着地关注当下，凝聚志同道合的人。萧伯纳曾说过，一切进步都是由不可理喻之人推动的。
我们讨论的这些危机有一个共同点：都涉及人。金融市场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无数参与者的希望、贪婪、恐惧的总和。正如约翰·盖伊（John Gay）在《乞丐歌剧》（The Beggar’s Opera）中所说，人类真是食肉动物中最善于交际的。我们虽然捕食彼此，但仍然群居。我们的集体情绪与行为随着时间起伏涨落，造成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
在轮番上演的金融狂热、恐慌和否定中，不管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还是公元21世纪的希腊，人的心理始终未变。每次危机带给我们的意外都说明，我们是多么不善于透过表象看本质，以及我们多么健忘。我们能避免它们吗？如果我们只是关注每次危机的细枝末节——积累的大量数据充斥书本，但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原因、预测和危机防范的启示——那么我们永远无法避免它们。不存在一套简单的预警系统。应该说，要找到答案，就得理解人性，以及人性与金钱的关系。
货币只是一种媒介，一种临时的价值储藏工具。它提供一种价值标准、一种抽象的交易和支付途径。悲剧在于，我们总是停留在现在，而不知现在注定会成为过去。货币是这一事实的物质表现。我们囤积货币，相信它会保值，而不管是由于贬值、通胀、收回、篡夺、毁坏还是充公，世界总在证明我们错了。货币如宗教一样，是另一种信仰。在时光的流逝中，它提供一种表面上的确定性，这正是它的主要吸引力所在。无论是中世纪商人清点自己珍藏的金币，还是现代商务人士打量自己价值的位数，几千年来，我们并没有多少改变。
对货币的这种信仰既使我们团结，又使我们对立。货币为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它超越财富、地理、语言，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硬币及纸钞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丝线，每次易手间，将一个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社会串在一起。但货币也为喜欢攀比的人类提供了价值标准，凸显并最终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的和谐及稳定与我们对金钱及其价值的理解密不可分。从繁荣到萧条
从繁荣到萧条，我们泰然处之。而一旦涉及金钱，我们的危机意识便被唤醒。伴随着我们与生俱来的认知偏差，繁荣和萧条此消彼长，直到整个经济和社会与之共鸣。金钱提升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又支撑起我们的自信。投机得手导致过度自信，我们越来越自诩高明。一时的良性循环，即平常所说的“繁荣”，迅速提振起市场参与者的自负，但随着资产价格的不断膨胀，这变得越来越经不起考验。
与此同时，金钱大行其道。投机离不开金钱。投资者抬高大宗商品、房地产、食品、黄金、股票、债券等资产的价格，让我们很容易沉迷于自己很富有的幻想。这种混乱的财富创造方式意味着我们能筹借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负债随之急剧增长。一场竞赛已然展开，我们都在想方设法赚钱，无论是通过放贷还是投资。缺钱的时候，人们总有办法创造更多的钱。金融历史中的创新不胜枚举，如汇票、债券、纸币和衍生品。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投机压倒理智。人们自负地否认幸运之手的垂青，却将财富归功于自己的技巧、知识和先见之明。经济繁荣时期不乏先知和鼓噪者，譬如18世纪的约翰·罗（John Law）、大萧条前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以及20世纪80年代垃圾债券风行时期的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随着资产价值的逐步提升，我们追随的权威人物轻易地深入人心，直到最后我们都成了自命不凡的专家，全然不知脚下的大地正摇摇欲陷。
智慧和愚昧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之间所隔的只是时间。每次泡沫破灭都让人意外。危机的成因在当时总是不足为虑，然而其危害性在事后看来再明显不过了。危机源于整个复杂金融链条中某个小环节的失灵：法令失当，加重而非减轻信任危机；诱人的机遇分散我们有限的注意力；贬值或增发令金融体系货币泛滥，反复印证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即“劣币驱逐良币”）；不一而足。[8]
危机的成因形形色色，但其核心都是信任问题。凭借我们的信任，银行从我们这里吸收高流动性的存款，并发放低流动性的贷款，满足我们的购买欲。信任之剑被欣快感打磨得更为锋利，最终划破我们的错觉和幻想，暴露人性中的鄙俗动机和恐惧。
每次危机过后，这些鄙俗的元素占据舞台中央。健忘的人们不从上一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却喜欢在危机后找个人或群体作为替罪羊。潮水退去，沉船浮出，对欺诈和欺骗的指控甚嚣尘上。有人认为应整肃违规行为，惩治投机活动，但这些人总是自以为是，自我开脱。也有人希望政策制定者会提供答案，创造一个乌托邦，在那里经济体不再经历变幻无常的繁荣和萧条。
但希望并非对策。人们完全缺乏反省，危机过后目光短浅地怨天尤人，只会加速对金融危机的遗忘。经济繁荣期炒作的工具——股票、郁金香、衍生品、抵押贷款等，被监管审查、妖魔化，最后又被纳入正轨，但这些工具的使用者，也就是人，及他们的社会动机却未被深入剖析。
因此，监管和危机的循环往复也就不足为奇。收剑入鞘并不能消除剑的危险，只是给人安全的错觉而已。如果我们治标而不治本，危机和监管注定会像黑夜和白天那样轮回。
危机是一种流弊，而有效市场——现代金融的核心理念——是一个谎言。危机周期性地发生却总是难以避免，表明市场内在的不稳定和脆弱。忽略危机中的人为因素，就如同忽略历史前进的动力。我们就像深夜归家的醉汉，在危机和所谓“常态”之间趔趄前行。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然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金融救助，到17世纪郁金香狂热时期的蠢行，再到21世纪人们的现代经历，同样的模式在金融危机中反复上演。复杂性的演进
我们生活在一个联系空前紧密且复杂的世界。世界发展之迅速，特别是在近代，显而易见。
公元1700年前，世界的发展一直遵循马尔萨斯型动力（Malthusian dynamic），即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相关，呈几何级增长。不同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探索新大陆，不断扩大贸易范围。生产力稳步发展，科技突破（如火药）周期性出现，但节奏缓慢。世界两极分化，富人家财万贯，穷人一贫如洗。中产阶级为数不多，主要由商人阶级和少数城市士绅组成。农业是第一大职业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稳定增长的人口推动经济上行。
这一时期，帝国或国家常遇到财政危机，它们为追逐利益而过度举债或过度消耗。缺钱的时候，它们稀释铸币的成色——贬值或通胀则是传统手段——导致信用丧失殆尽。叛乱、入侵和暗杀整肃了金融体系，在人口规模变得过大之前，摧毁了萌芽中的复杂体系。银行家寥寥无几，债务也有限。
但也有一些例外。譬如罗马就发展出了罕见的复杂经济体。这种复杂经济体系的影响延续至今，仍反映在我们的语言和法律里。但是，罗马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债务人和债权人争斗不休，金融危机层出不穷，罗马为追求不容置疑的霸权而大肆扩张，最终形成一个金融黑洞，导致整个体系由内而外地崩溃。
然而，公元1700年以后，世界出现了明显变化。工业革命带来技术革新，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经济突然腾飞。此后，经济增长似乎不再与人口增长相关，而是由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驱动。
经济越来越快地持续增长，社会也以更快的速度趋于复杂。随着人际互动和需求的飞速增长，金钱涌入社会体系。技术革新势不可当，生产力突飞猛进。一个良性循环的杠杆应运而生。对未来收入增长和社会地位提升的憧憬，诱使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资本。如果人们没有资本，中介机构会适时出现，为人们透支未来、创造资本，增加金融体系里的货币存量。供求之间的地域套利变为时间套利。让很多人的未来收益今天就为你所用，你依靠融资来支持当前的增长，这样当明天到来时，你会富得多。
一个基于金钱的行业自此兴起。通过攫取资源并反复贷出，这个行业强化了整个体系的联系。信用成为一种商品，有效的资源配置随之出现。其结果是，资金分配给更多的人，他们投资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点，以期进一步提升自己在这个复杂网络内的个人影响力（和地位）。
金融危机的本质也随之改变。信用缺失变得越来越普遍。债务和杠杆逐渐成为这一环节的组成部分。因此，一个环节的失灵影响的人更多，持续的时间更长，进而出现危机的传染效应。人们在这个新的生态系统中奔忙，辗转于不同的机遇之间，一个不同以往的繁荣和萧条周期随之产生。
近几个世纪，衰退和危机变得更为常见，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严重程度和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及其带来的更为有效的传导机制成正比。除了主权债务的贬值和违约，个人和小企业也试图改变一时冲动所做出的承诺，出现违约和重组。
我们可以把这种转变看成是从牛车到汽车的转变。汽车能让你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但零件众多，可能发生故障。不过，我们总是愿意做出这种折中，因为我们看重其带来的好处。好、坏、丑
危机源于人类的劣根性，因此我们往往认为所有危机都是坏的，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历史中，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总是与对错误的容忍密不可分。如果不受制约，投机和超贷会导致泡沫；但同时，历史中的许多进步，正归功于轻率的冒险。
就像某人某天不经意地把牛奶搁在外面，等他再想起来的时候，却发现牛奶成了奶酪，奶酪由此诞生。可能一个更粗心的人把牛奶放在外面更久，发现了更美味的蓝纹奶酪。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臭名昭著的互联网泡沫，但互联网泡沫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信息交换和社交互动方式，这种变化正日益塑造我们的现代生活。
相反，试图过度抑制泡沫会让经济停滞。黑暗时代（Dark Ages）的经济萧条也许更为严重，当时基督教禁止放高利贷，缺少一套支持投机的金融体系令经济增长举步维艰。传说在14世纪，伟大的蒙古统领帖木儿（Tamerlane）横扫亚洲，抵达东欧边境，他极目远眺，认为欧洲大陆穷得没什么可掠夺。当时，占全球GDP 1/3的中国正准备发行不兑现纸币（fiat money），就像今天完全基于信任的货币一样。随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传奇的帝国，发明了火药和纸，也认识了恶性通货膨胀等金融现象。其实，直到贪婪的银行业家族，如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s），开始在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放贷（一种可耻却必要的投机），文艺复兴和欧洲文化的全盛时期才真正揭开序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18世纪，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助其融资的有效债券市场，同时股份公司日益流行，催生了南海泡沫，支撑起无数企业家（和少数犯罪分子）延续至今的梦想或妄想。
尽管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学血缘，不同的经济危机却沿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些危机，如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仅仅导致经济活动的短暂停歇，并未带来持久的损失。有些危机则造成了严重得多的创伤，如几乎贯穿整个15世纪的通胀，而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则深深烙入了人们的文化记忆，被称为“大萧条”。
经济萧条有其深刻的根源。关键在于债务量。债务规模远远过度时，去杠杆化的任务艰巨，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清偿才能略微复归常态。
社会方方面面的长期规划和管理都需要高瞻远瞩。但现实中，担此重任的人往往目光短浅，远远未能认识其管理的金融体系的复杂性。由于经济活动者各自对管理者的各种小决策及其激励效果做出反应，今天的小决策会在明天产生重大效应。群体行为出现新的排列组合，体系日益复杂。一些行为难免会强化现有泡沫或催生新的泡沫。然而，与物质的状态变化类似，未来某个时刻，当市场情绪逆转，信心萎缩，担忧日盛，这些泡沫就会达到其临界点。
在这些临界点，深藏的失衡会暴露出来。尽管初衷良好，但未能认清事物的复杂性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小决策的效应叠加，群体的规模随之壮大。一旦形势逆转，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已然难以得到矫正。久而久之，这种叠加效应在后续危机中达到高潮，其后果远比经济萧条可怕，甚至威胁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
归根结底，经济萧条是诸多小决策叠加所导致的悲剧。泡沫诞生于个人的心智中，受环境的刺激而膨胀，于经济的复杂性中趋于成熟。泡沫的后果也由这些因素决定。
因为人人逐利，所以我们可能无法阻止危机。但是，了解如何管理危机，并尽可能地削弱危机对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重要目标。如本章开头所说，起起伏伏之于经济形势，正如呼吸之于人类一样自然。消除这些起伏，就会阻滞进步，历史已充分证明这点。清醒地认识危机的共同特征有助于警示我们抑制自身的狂热，从而避免系统性的投机风险。虽然认识危机并不能保证万事大吉，但各种头脑过热的迹象不容忽视。如果世人到了相信某些东西的价格只能上升的时候，就该轻轻地将他们拉回理性的地面了。
这一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系统性风险之外，听任经济危机发展，往往导致政治和社会危机。欧洲人曾执着于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导致了纳粹的崛起。16~17世纪西班牙人痴迷于黄金，最终导致西班牙国家破产。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轻率地试水浮动汇率，导致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历史教训及其背后的人类观念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正视它们。
在英语中，“流动”（flow）是个常用词：水的流动、货币的流动、思想的流动、思绪的流动、言语的流动。这表明我们不自觉地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世界，所有生机在于运动。现在你手中捧着的，是一部关于金融投机及其后果的史书。它为你追本溯源、条分缕析：我们的理性反复为新的投资机遇所蛊惑；耽于稳操胜券的幻想，个人卷入群体狂热；资本过剩推动永不停歇、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我们从未理解金融体系的复杂性，直到为时已晚；皇帝的新装被意外揭穿；市场崩溃难以避免，投资者蜂拥离场，以求自保；以及短暂的金融记忆致使我们重蹈覆辙却不反躬自省。简言之，这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1] 深谙金融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结构性票据，其回报两倍于政府债券收益率，并与25家全球银行发行的一篮子优先债券的表现挂钩。这种票据自然受到大力推销。收费层级虽多，但不透明，因此这些工具一度非常流行。
[2] 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2007年中，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优先金融债券指数交易的收益率比无风险利率高0.07%。由于风险溢价低得离谱，人们将这些债券视为理想的有担保的可靠投资。利差起初并不稳定，但几个月后，利差扩大到0.30%，似乎突然出现了绝好的买入机会，许多投资者（包括上文提及的我的朋友）争相购买。但利差后来越扩越大，到2009年3月，报价利差超过4.00%。2011年年末，我的朋友全部卖出，损失了10%。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还得到了老板的认可。
[3] 雷曼兄弟破产后，出入雷曼大厦的员工穿着随意的牛仔服，而不再西装革履。——译者注
[4] 在2007年7月与《金融时报》的一次采访中。
[5] 加尔布雷斯曾指出，经济预测的唯一作用是让占星术看起来更值得尊敬。
[6] 后来重命名为“长萧条”（Long Depression），以便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区别开来。
[7] 尼伯龙根指环由雾之魔阿尔贝里西用盗取自莱茵河底的魔金铸造而成，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但所有得到指环的人也必将遭受指环所带来的灾祸。——译者注
[8] “格雷欣法则”提出劣币驱逐良币的观点。这基于两个事实：①货币通常被视为一种价值储藏工具；②多种货币同时流通。如果政府采取策略降低某种货币的未来价值（今天通过印刷大量纸钞，过去则通过降低铸币中贵金属的成色），就会影响市场行为。人们开始窖藏他们认为更能保值的货币（“良币”），并试图在贬值货币（“劣币”）进一步贬值前将其花掉。结果，交易中充斥劣币，良币退出流通。由于货币贬值，卖家通常提高价格，这往往会埋下通胀循环的祸根。第2章解构咕噜牛：罗马的故事
过去折射未来。世界亘古不变。现在和未来见于过去。同样的事物反复出现，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和外观。并非人人都能看穿，只有睿智且勤于思考之人才能做到。——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
美国的所有困惑、混乱和痛苦之根源不在于其宪法或联邦制的缺陷，也不在于荣誉或美德的缺失，而在于对铸币、信用和流通的本质一无所知。——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
公元33年，拿撒勒（Nazareth）人耶稣，又称耶稣基督，被罗马帝国犹太（Judaea）行省的第五任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在给提庇留大帝（Emperor Tiberius）的一份关于税收和当地民情的定期报告中，可能花了数段笔墨写到不幸的耶稣。约83年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在其著作《编年史》（Annals）中抨击“基督徒”时也曾提及此事。[1]
除此之外，耶稣之死似乎对古代世界无关紧要。约1434英里之外，提庇留正谋划将他的朋友塞克斯图斯·马吕斯（Sextus Marius）置于死地。提庇留和罗马人民正在应对前所未有的严重金融危机，忙得不可开交。商业帝国
对似乎正如日中天的罗马帝国，那一年与往年没什么不同。罗马军团已征服了欧洲大部，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起西班牙，东至叙利亚，北抵多瑙河流域，南达埃及和利比亚。追求财富和地位的人们从边远地区源源不断地涌入罗马。除了零星的反抗和镇压，和平是当时的主旋律，出现了一段为后世所憧憬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
那时，一张紧密的互相联系的经济和贸易之网已然形成，由复杂的银行业和信用支撑。罗马是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之都，条条大道通罗马。古罗马的主街道圣道（Via Sacra）尽显繁华。圣道从卡匹托尔山（Capitoline Hill）顶的神庙蜿蜒而下，穿过银行家和交易商云集的古罗马广场（Forum），最终抵达古罗马斗兽场（Colosseum）——罗马民众午后欣赏角斗或高雅戏剧的地方。
圣道是当时最繁华的零售街，好比今天纽约的第五大道或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在这里，你可以买下一个终身奴隶，如果奴隶价格过高（常常超过普通罗马军团士兵一年的俸禄），你可以叫一个妓女共度下午时光。你还可以找一个赌徒豪赌一场，或者把这笔钱交给广场周围星罗棋布的银行或公司打点。商贩们争相向你叫卖印度的奇异香料或埃及的圣甲虫。小餐馆鳞次栉比，用西班牙的美酒、德国的火腿和意大利北部的橄榄油挑逗你的味蕾。如果百无聊赖，你还可以漫步于石砌街道，欣赏历代建筑风采，如凯旋门、歌功颂德的雕塑和带有异教色彩的雄伟万神殿（Pantheon）。
对于光顾不起圣道的顾客，也会有小贩们来迎合。这些繁荣景象向外延伸，勾勒出罗马社会阶层的全貌。最后，你穿过台伯河（Tiber），抵达尚在形成之中的泰斯塔修山（Monte Testaccio）。此山后来成为罗马的第八座山峰，见证了罗马商业是如何征服世界的。泰斯塔修山起初是人们丢弃破旧双耳细颈椭圆土罐（amphorae）的地方，最终成为约5300万这种土罐的长眠之地，形成一个高约160英[2][3]尺、周长超过半英里的山丘。如今，作为罗马工薪阶层社区的中心，这里绿草丛生，热闹非凡。游客们纷至沓来，白天在著名的市场采购周末野餐材料，晚上钻进凿山而建的夜店寻欢作乐，对脚下的古老黏土视而不见。
圣道是整个罗马帝国的大熔炉。这条商业动脉周围，一个生机勃勃的金融区已然形成，满足各阶层罗马居民的需求。市场中有很多货币兑换商，他们忙于各自的长形工作台，称为“bancu”，英语中“bank”（银行）和“banker”（银行家）二词即由此派生而来。他们对外国铸币进行称重、质量和纯度检验，然后兑换为帝国造币厂发行的迪纳厄斯金币（gold denarii）、塞斯特斯银币（silver sestertii）和其他更为稀有的铸币。
业务上更胜一筹的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钱商（argentarii）。他们在拍卖会上向买家提供信贷，同时代卖家收款。久而久之，出现了兼具贷款人和钱商各种特征的其他银行家。
最终，站在金融体系最顶端的是金融家们。他们与19世纪的商业银行家或今天的私募股权大鳄相似，参与金融项目，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他们贷款给城市和君主，成立大公司承包公共项目，代罗马政府征税，并控制了当时的采矿业和航运业。
一个复杂的金融网络在罗马帝国延展开来，覆盖所有阶层。这个网络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同时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它灌输了一种对罗马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意识——信任。债务的基础
现代银行业的典型特征是部分准备金制度。在该制度下，存款反复贷出，银行只留下一小部分作为准备金。通过信贷活动，货币供应量扩大，经济获得增长所需的大量资金。有两点让银行甘冒风险：第一，贷款利润除了支付存款利息、弥补亏损，还能带来回报；第二，存款人不会同时悉数取回存款。银行手头往往只有少量流动资金用于应付日常开支。其余资金都被长期贷款占用。这些贷款在短时间内不易回收，任何无序清收都会引起巨额减值。因此，信任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只要人们相信在需要时能够取回钱，就不大可能到银行挤兑存款。
然而，这种由信任维持的杠杆经济的理念并非现代发明。英语中的“credit”（信用，信贷）一词源自拉丁动词“credere”，意为“信任或相信”，古文明时代的人们已经很善于利用或滥用信用。
古代希腊、埃及和亚洲的许多庙宇充分利用其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兑换货币的副业，从中牟利。信用在交易促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早于货币这种媒介出现。一些古代法典，如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详细规定了如何对待债务和债务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狄摩西尼（Demosthenes）等古代演说家反复提及（却很少褒扬）银行家，信贷的文化普遍性由此可见一斑。其他记录表明，除了民主，古希腊人[4]的功绩表上至少还可以加上债务违约。
然而，将信贷提升到经济层面的是罗马人。在罗马法律中，存款和存管（depositum）是区分开来的。前者是指存在银行家那里、计息的定期或活期存款（mutuus），银行可以自主贷出；后者是指明确出于保管目的，通常装于密封钱袋的钱款，严禁银行贷出。这些理念一直延续到现代，甚至在19世纪美国的诉讼案件中还被援引。今天，我们选择将钱存入银行账户或将贵重物品放进保险箱，仍然是在[5]无意识地作出这种区分。
信贷对罗马霸权的扩张和维系至关重要。罗马是最早的商业强国之一，其贸易与帝国齐头并进。正如西塞罗（Cicero）在一次演讲中所说：“高卢（Gaul）遍布商人——罗马人。没有罗马人的帮助，高卢人做不了任何生意。”
罗马帝国幅员辽阔，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和资金来推动这个不断扩张的商业体开展贸易活动。散见于欧洲和非洲的无数高架渠、罗马公路和地中海沉船的遗迹即是明证。罗马的影响力、法律和文化随着其商业活动传播到各地，将广阔土地上的人们连接起来。只要人人都有钱赚，就没人有理由去颠覆罗马治世。
在其巅峰时期，罗马城的人口超过100万，这一数字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伦敦超越。同时，意大利和罗马帝国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对小麦、食用油和奢侈品的需求随之增长。
商人以小麦和干果作为抵押来获取贷款。远期交货合同就是我们今天所称“金融衍生品”的雏形，为人们提供保险，以应对农作物损[6]失和远距离商业的风险。船队启航前往遥远国度之际，银行家为商人提供担保，助其探索未知旅程。
那时的罗马名流，如演说家西塞罗、哲学家塞内卡（Seneca）和暗杀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布鲁特斯（Brutus），争相为日益增长的罗马经济提供“润滑油”，并从中获利颇丰。议员、骑士和富民聚集在广场，交易债权（debt claims）及包税公司（publicani companies）和航运公司股权。他们把钱存在金融家那[7]里，或者贷款来参与另一永恒的投机——土地。
要想沿着罗马社会阶梯争取和保持地位，金融投机是最快的方式。与许多古代社会一样，罗马社会等级森严。社会阶层的顶端是特权元老院议员，他们原为拥有大量土地的年长绅士，已建立并统治罗马共和国多年。特权议员阶层之下是骑士阶层，他们是雄心勃勃的年轻贵族成员，从罗马帝国的迅速发展中积累了大量地产和财富。再下面是其他精英（通常是其他城市的贵族）和罗马社会的较贫困阶层，最底层是自由民（被解放的奴隶）和奴隶。
然而，社会等级具有极高的流动性，可随着个人财富的得失而上升或下降。金钱决定社会地位的作用最终被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编入法典。元老院议员的财富门槛为25万迪纳厄斯（denarius）（约为一名罗马军团士兵一年俸禄的1100倍），而骑士的财富门槛则为10万迪纳厄斯。
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贸易和金融能促进社会阶层的变动。拉丁诗人贺拉斯（Horace）的父亲原为奴隶，之后是自由民，最后成为钱商。凭借积累的财富，他建立起庞大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并让儿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贺拉斯最终成为一名骑士和最负盛名的拉丁诗人之一，写下了歌颂父亲的不朽诗行：
我的性情中存在一些小缺点，此外几近完美（好像你该谴责漂亮肌肤上的瑕疵似的）；无人能理直气壮地指责我贪婪、卑鄙或淫乱；我纯洁、善良、为朋友所爱戴。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所赐。只要还理智尚存，我绝不会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羞耻，也不会（为我的出身而）道歉，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声称这并非自己的过错。（《讽刺诗集》1.6.65~92）
维斯帕先（Vespasian）家族的故事更令人瞩目。维斯帕先是公元1世纪晚期声名显赫的罗马皇帝之一。其祖父提图斯·弗拉维乌斯·佩特罗（Titus Flavius Petro）是有史料记载以来最早的钱商之一，他在公元前1世纪初的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便已开始收取拍卖款项、吸收存款和兑换货币。维斯帕先的父亲提图斯·弗拉维乌斯·萨比努斯（Titus Flavius Sabinus）在此基础上积累起巨额财富。萨比努斯从在亚洲当私人收税员起步，后来发展到为罗马帝国的各个部落提供贷款。瑞士人是他最好的客户群，他也由此作为瑞士人的首位私人银行家而被载入史册。靠着其父的基业，维斯帕先先后跻身于骑士、元老院议员之列，最终当上了皇帝。即便如此，在他身上，家族的赚钱欲[8]望丝毫没有减弱。危机的结构
到公元33年，许多元老院议员和骑士并不反对通过商业和金融投机来赚钱，如发放贷款、银行业务和税款包征（tax farming），这样他们可以扩大家族财富，维持自己在政治餐桌上的显赫地位。这也是日益强大的帝国带给他们的福利。这几千人及其家族主宰了罗马经济，并在后来的罗马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种与日俱增的乐观情绪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人：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原名屋大维（Octavian），他身材矮小，沉默寡言，欠缺其祖父尤利乌斯·恺撒的领袖气质，但政治才干出众。在恺撒遭到刺杀之后，屋大维施展手腕平息了血腥内战，成为不容置疑的胜利者。此后，他被授予“奥古斯都”的尊号，对外展示仁慈的君主和国父形象。政治游戏中见风使舵的本领从他的遗言中可见一斑：“我的戏已圆满落幕，我将退出舞台，请鼓掌。”
不过，他的政治道路并非一片坦途。公元前30年，曾为恺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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