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更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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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文沫试读：
有一天（代序）
任芙康有一天，闲来无事，一朋友问我：“说到一座城市，你能仿照电视抢答，立马带出某个人吗？”颇觉新鲜，答应试试看。“开始啊——太原”。他双眉一扬。我脱口而出：“韩石山。”
太原熟人中，韩石山结识算晚，舞文弄墨，动如脱兔，叫人仰慕，便在心中占了头把交椅。此外，韩公混迹文坛，毁誉参半。对誉，他勇于认领，之所以学问大，自家修行得来；对毁，则巧于推诿，之所以骂人狠，旁人教唆所致。如若文坛开设法庭，传他上堂，我可能是被最先招供的同伙。并非危言耸听，已有数篇文过饰非的文章，将其“毁”人不倦的业绩，归到我的账上。
好像同情我对老韩恨爱交加，朋友做出躲开的架势：“换个地儿——北京。”京城浩瀚无比，不经条块地细化，猛不丁，只有张口结舌，很难一下说出“某个”人来。朋友不纠缠：“奔你老家——成都。”蓉城老过客，乡亲一大堆，这会儿人多嘴挤，令人一时语塞。见我两度卡壳，朋友得意，思路乱窜：“珠海。”我不假思索：“李更。”
这个名字仿佛早就等在那里。
知道李更之前，先认识其父李建纲。
1983年初夏，一伙人观山看水，我忝列其中，重庆登游轮，奉节换汽车，巫溪乘两头尖尖柳叶舟，漂罢大宁河小三峡，巫山再上船。此行蜀地境内，写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成都周作家，谦和低调，但沿途诸县，凡座谈、用餐，皆被主家拥上首座。位居次席的，竟是我故乡达州一杨姓作家。礼遇面前，小杨诚惶诚恐，但身不由己，因他一部小说，正在堂堂省委机关报连载。而写出《美食家》的苏州陆作家，写出《陈奂生上城》的南京高作家，写出《丹心谱》的北京苏作家等人，则一路郁郁寡欢，似有冷遇之怨。待船抵武汉，在湖北省作协的接风宴上，一扫川东雾气，个个还阳成容光焕发座上宾。端杯敬客的主人，正是英俊、干练的李建纲。多年过去，远方飘来《斯德哥尔摩之旅》《瑞典美人》两部书。方知建纲退休后旅居瑞典，运笔行文，撇尽走马观花的浮泛，以窥其堂奥的新角度，描摹出北欧世事民情老根底。
我与李更，神交已久，五年前珠海初次谋面。
不如他爸高、不如他爸帅的李更，服务一家报社，已然老资格。不巧的是，有与他平辈的，早混出众星捧月；有比他年少的，亦成为顶头上司。一般人摊上如此境地，难免羞愤攻心，再升华为怀才不遇、遇人不淑，那就日月无光、度日如年了。然李更的心平气和，来自骨子里。他的知足是，报社给了我副刊的版面，一给几大块，一给好多年，在这流行取缔副刊的时代，已属奇迹。何谓信任与器重？何谓机遇与平台？活生生，这就是。李更不习惯单纯视职业为饭碗，安常处顺，静寂从容，将手中几块副刊园子，侍弄得夏有清凉，冬有温润，春花艳艳，秋实累累。
报纸副刊命蹇时乖，常叫人心下戚戚。如今副刊文章的写家、编辑、看客，表面自得其乐，实际是与时宜较劲儿。打开一份报纸，时政要闻、经典言论自是庄重无比，而能营造一种轻松氛围，传递一点点社会良知的，玩味一点点大众情趣的，往往是副刊。善待副刊的报章，苦心经营的编者，理应受到致敬。
珠海勾留期间，李更陪我去城北唐家湾，该镇有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故居。老房子中东看西瞧，忘了什么由头扯到“文物问题”。李更告我，除去专业人士，眼下触碰文物者，不外三套路数。一是家有闲钱，喜爱收藏；二是不忍独享，开馆纳客；三是染手古货，呼号抢救。三类人中，最末一流，殊为讨嫌，暗藏心机，满口伪辞。但世人亦不傻，看穿其十个有十个皆为文物贩子。但凡举家上阵、设庙造神之徒，张罗的就是大买卖了。
又一日，进得李更家，几屋墙上的画作，全出自主人之手。一一端详过去，一小幅一小幅的水墨，都是他一小朵一小朵的思绪。尺幅间构图与寓意绝无雷同，超越不少名流重复涂抹的俗物。我暗叫兄弟，万不可随意送人，不定某年某月，便有慧眼识珠的知音，提着钞票缠上门来。我于文物外行，折服李更的观察与判断，只点头而不称是。此刻，于绘画同样外行的我，惊异李更的线条与色彩，仍只点头而不多嘴。
我对李更给过建议的，唯有他的写作。
有回提醒说，勿将少年记忆全盘搬出，因彼时年纪尚轻，识人辨物，常常有失分寸。我更多时候，打心眼儿里欢喜李更差遣文字的放达无羁。头年刊发他一篇稿子，实在按捺不住，遂假“责编”之名，在文前写下一段话：“李更于作家协会院里长大，记性好，知晓不少文坛的花花草草。十几岁即有稿费进账，算得年轻的老江湖。小伙子论人说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喜欢一边打一边揉。人家痛处既被揭破，对曲意搔痒不会领情。好比驾车肇事，将人撞成摇钱树，与直接送进告别室，在人心叵测的情形下，哪种更省事？不消说，明白人都得不出糊涂的结论。”
这一天，说到珠海，眼前顿时澄澈清明。第一时间，我不想起李更，又能想起谁呢？
第一辑
《金湾放歌》序
其实，早就应该为吕茹写点什么了，我编辑诗歌版面好多年，经手的诗人、诗歌没有上万也有成千了，差不多吕茹的作品都读过，在珠海的诗人中，你不能越过吕茹，因为她不仅是女诗人，还是珠海诗人里面著作最多的诗人。
沈从文说，写作没有别的，就是耐烦，只有写，才知道怎么写。
我想吕茹可能还不是耐烦的问题，应该是安静，在特区喧嚣的社会中，她心远地自偏。
读她的诗，我自己也能安静下来，安静得没有尘世的烟火气。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评论她诗歌的切入点，我在找她的诗眼。
余秀华的横空出世，让我忽然灵光一闪，不知怎么就想到吕茹了。
吕茹写城市，就像余秀华写农村，纸面上，都是水波不兴，安静而祥和。只不过，余秀华的字底下却是波涛汹涌，喷薄欲出。而吕茹，则是通常人们说的闷骚，她笔下的场景，就像淡淡的清茶，只有慢慢去品，才能感觉出味道。不虚构的生活邻居家养鸡常常 不分昼夜地叫没有技术含量没有感情色彩每天 它们谨慎地走从不走出院子东看看 西望望无所事事但不虚构生活
这里面似乎有些神秘的东西，好像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里面应该包含一些哲学的因素。这不是农村广阔天地中的鸡，这是困在城市中的鸡，它们不能奔走，只能在院子里面，与世隔绝。
有人说，和珠海其他诗人比较起来，吕茹好像没有特点，或者说，她的特点不那么鲜明。珠海有两百多位诗人，能够浮出水面的我基本上都认识，他们的作品我也比较了解。有标新立异，有所谓后现代，我理解他们的努力，都是想从题材、体裁上有所突破。但是他们可能过于着急，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提前走出来，那一个应该就是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人物，结果他们集体往前一步，事情发生了变化，原地不动的人突显出来。
这个原地不动的，就是吕茹。
就是说在大家都去讲特点的时候，五花八门、争奇斗艳，像孔雀开屏。吕茹则在人群以外，她以不变应万变。
当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抓特点时，貌似没有特点的吕茹反而有了特点，没有特点就是她的特点。
这个所谓不变，就是吕茹对传统的固守。
吕茹的诗歌，是有传统背景的，就像书法必须过描红关一样，没有描红，就没有继承。在吕茹的作品中，可以感觉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新诗作者的风格流变。对于这种风格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年过半百的我则感到十分亲切，如睹故人一般。
实际上，吕茹的风格是非常明显的，就像那些画家一样，甫一展卷，就看出是谁的作品。我常常厌倦那些口若悬河的口水诗，没有节奏没有节制，动不动就大江东去泥沙俱下。吕茹的诗歌则是清纯、清澈的小溪，汩汩而来，蜿蜒优哉有致。这一点，有点像她的为人，在众说纷纭中，她从来不去议论别人，独善其身，这里有诗为证：顺其自然对于和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人距离拉远一点各自活各自的不影响别人也不要求别人改变我喜欢顺其自然
这其实也是我的一种想法。
诗歌其实不用很长，一首诗说明一个道理或者一种场景就完全可以了。我曾经非常认真地研究那些能够流行于世的歌曲，发现一个共性，就是精短、朗朗上口，文章贵于短小精悍，诗歌尤其如此。
所以有些时候，我鼓励初学者从儿歌开始。其实，短文章难写，短诗更甚。为什么那些诗人的作品越来越长，窃以为是他们的思维出了毛病，不能用干净准确的文字说清楚，只好零零碎碎、啰啰嗦嗦。
吕茹的诗歌就贵在短小精炼，精炼并不是简陋，能够删繁就简，就是极致，甚至我觉得吕茹的诗还有推敲的余地。
特别需要点赞的是，就是吕茹诗歌的地方性。
曾经有诗人在我面前自诩，自己的写作是民族的、中国的甚至世界的，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证明自己在文坛上的分量。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自我的写作，是小我的写作，特别是一些女诗人，小我到写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居然就有了下半身写作的名词。
吕茹的诗歌不是写“我”的，是写“他”的，写“他们”的，写家乡，尤其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珠海。我从来没有看到第二个像她这样热情讴歌珠海的异乡人，就是珠海土生土长的文人恐怕也没有如此这般地歌颂自己的家乡。吕茹对珠海的定点写作是沸腾的，是翻天覆地的，是史无前例的，她把珠海的土地写得发烫。
这对一个女性来说是难能可贵、殊多不易的。通常，只有男性写作才有如此的观照。由此我以为吕茹的写作具有女汉子的气魄。
了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那些留下了文字痕迹的作家、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地标，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雨果的巴黎，查尔斯·狄更斯的伦敦，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还有众多的俄罗斯作家笔下共同的彼得堡，都是在某个具体的地方完成他们的写作。
甚至这样的写作并不都是大城市、大地方，并不见得只有表现大地方才能完成宏大叙事，像福克纳，就表现“他邮票大的家乡”，我们的莫言也是这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邮票大的地方反映充分了，你就成功了。我们的余秀华也是如此，和其他诗人相比，她几乎是足不出户。她就表现她的邮票，于是，别人不知道荆门不要紧，不知道钟祥也不要紧，但是，只要读过余秀华的人都知道了一个叫横店的地方，那是余秀华的家乡，因为余秀华写过那里。
那么将来有一天，老师们在课堂上问，谁写过珠海？可能第一时间学生们的回答是吕茹。
如果吕茹不是写珠海最好的诗人，也会是写珠海最多的诗人，她关于珠海的诗歌，体量实在太大了。十几年以来，她出版了好几本歌颂珠海山山水水的诗歌集，她不是应命之作，不是响应什么号召，而是真真切切被珠海的风物陶醉，被珠海劳动着的人们感动，积极而主动地呼唤着珠海，赞美着珠海。
现在，她又拿出了关于珠海的一部新的作品《金湾放歌》。
吕茹诗歌的识别度又将因为这本书而大大加强，就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必须强调的地方性问题，这个地方性就是吕茹的身份证，《金湾放歌》将使吕茹的名字和珠海的金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吕茹的写作是一种不知不觉地，又是自然而然地，走入了主旋律的境界。
《格子春秋》序
很久很久以前，我读过一位副刊编辑的文章，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写自己如何生活、如何学习又如何工作，而是他回忆和当地许多作者的交往。其实他做编辑的时候，几乎不写东西，退休以后，严格地说是瘫痪以后才开始写作，居然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拥有不少粉丝。不仅被他写到的作者成为他忠实的读者，后来的写作者也从他的回忆里找寻过去的文学人物，一些被他写到的作者感到非常荣幸，特别是那些业余作者，平常很难被媒体注意，都希望成为他回忆的对象。
我也是被他带过一笔的作者。而其实，他做编辑的时候，并没有发表过我的文字。他写作者，除了分析这些作者的作品，更多的是叙述作者的个人境遇，包括他们从普通工人、农民进城到后来当官、富裕，还有恋爱、结婚，许多感人的细节。
我来珠海一不小心也做了副刊编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要像他那样开始回忆和作者们交往的故事。看到李梅格这个书名，忽然就想起这些来，一晃二十八年过去了，在南方熬了二十八个春秋，终于有了这样的资格。
一次偶然，珠海第一校杨长征非常热情地介绍说，这位作者你一定要认识，是人民警察。原先我以为警察一定是从武不从文的，及至见面，原来却是文气满身的和气女士。
和不少坐办公室的文员一样，李梅格的写作可能也是从公文开始的，先开始给我看的，都是中规中矩的公文，我知道写惯公文的人是很难扭转自己的行文方式的。但是我在一堆公文中，还是发现了一篇比较精致的小文《一方私章》，这就是散文了嘛。
梅格说，这样写就可以了？
于是一发不可收，好像就一两年吧，就有了这本《格子春秋》。
还是在她的散文中，我才发现我的家乡武汉原来对她这样的异乡人却是很有魅力的，梅格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她的大学是在武汉读的，正是她女性细腻的观察，才把我一直认为的中国最大城中村的武汉重新翻过来给我看，以此我都必须认她半个乡党。
从一个党报编辑的角度，我比较欢迎她这样的文章，一是正能量，她总是以欣喜的目光去发现周围的趣事、妙事，这里需要用一个过去常用的词：好人好事。从我的职业习惯，叫正确的舆论导向，她的文字在政治上是免检的，所以我不用在这个方面替她把关，不，应该是她替我把关了；二是短小精悍，多为千字文，这是报纸版面最好用的尺幅，今天的生活快节奏，报纸的读者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连我这样的职业读者也是耐心有限的，你看网络，已经从微博到了微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字载体，在报纸上长篇大论，已经十分不合时宜了。
这些，李梅格显然是懂的。
《石榴花开》序
怎样使一段平淡无奇的文字、甚至寡淡如水的文字连在一起，就成为一篇拍案叫绝的文章？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凡是真正爱好纯文学的写作者恐怕都有这样的困惑。下面这段文字我想应该差不多就有这样的效果：一清洁工，已婚，六年前嫌工作累，辞了，剃度出家，当了假和尚，收入翻番；不久后换了个庙，混上了执事，收入翻番；过了两年，原主持退休，他接任，月入过万；去年，承包了一个新庙，雇了一个主持和方丈，自己还俗，买车买房，年入百万；如今，正在考虑寺庙连锁事宜。
就是简单的叙述，就是平静的白描，然而，却是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实际上，这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容，但是高手只要如此精炼甚至在有人看来实在简陋的文字就把事情说清楚了，一句废话没有。这段文字让我想到刘武和的小小说，味道是一样的。
三十年以前，我曾经努力在短篇小说方面有所成就，后来发现进步不大，而且因为纯文学刊物的严重萎缩，短篇小说和诗歌一样成为拯救的对象，我就完全放弃了。
和不少国内优秀小说家聊天，共同的感觉，短篇小说的确是小说中最难弄的东西，要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面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生故事，实在太困难了。
而小小说则更加让人难以布置文字，我至今没有写过什么小小说，所以现在让我来谈刘武和的小小说，根本是没有资格的，能够想得的只是一点感觉。
好多年以前见到刘武和的小小说，我是抱着看业余作者的态度的，因为我知道小小说的难度。及至看了几篇，才明白小地方出高人了，他的文字干净，绝对没有初写者那些毛病，比如堆砌辞藻、华而不实、内容浮浅、故弄玄虚，等等。
他的故事背景来自于他的生活轨迹，农村、部队、银行，有浓郁的现实社会的现场味道，比如他最近写的《纪委来人了》，我认为已经是一则经典了，许多人以为然。
许多篇什几乎就是精到的千字文，长的也不过两千字左右，文字就是我喜欢的平实风格，故事却是十分有趣，人物新鲜，生活气息浓厚。这在文学相对沙漠化的珠海实在就是一个重要发现了，好像我眼皮底下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经营小小说的没有两个，而且，刘武和与其他作者不一样，不追求面面俱到，几乎不写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术有专攻，独专小小说。
心无旁骛的结果，是他的小小说成为珠海文学一个几乎独有的品牌，这些年他在全国不少文学刊物都发表了作品，成了一位小小说方面真正的作家。
纯文学衰落了，特别是短篇小说，几乎没有人看也没有人写了。因为认识了刘武和，所以又有了共同的话题，于是有机会聊聊短篇小说、小小说。在他的介绍下，我才了解到，其实现在的小小说非常有影响力，现在能够走市场的纯文学除了长篇小说，几乎就是小小说了，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小小说作家。
我跟他说我一直觉得最难写的就是短篇小说，要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完成一个人物的塑造，几乎一句话也不能多余。
活到五十岁，如果要我推荐可以不断再读的短篇小说家，应该是意大利的摩拉维亚、俄罗斯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法国的莫泊桑和梅里美。
现在的有美国的约翰·契弗和雷蒙德·卡佛。
最近被诺贝尔文学奖推出的加拿大的门罗。
中国的有林斤澜。
当然还有大量的明清话本、笔记文。
这些，都是刘武和的精神营养。
关于老干体
有人以为我一直是揶揄老干体的，其实不然，告诉大家，老干体并不是现在独有的，中国历史上就有非常了不起的老干体，比如北宋四大家的书法，不仅是作品好，他们的官也一个比一个做得大，米芾的官帽尺寸最小，至少也是正七品，到了宋徽宗，够大了吧。看看人家，全部都有自己的面貌，都有自己独有的体。
所以我从来不排斥领导写字，领导有文化是我们的福气，如果只能写同意或者自己的名字，这个单位的文化人肯定要倒霉。所以我喜欢看领导写字，痕迹学不仅有利于破案，也有利于观察领导用人的方向，不一定每个单位都是武大郎开店，也不一定每个武大郎都中意比自己矮的人物，但是字迹确实是十分质感地反映领导学问的一个方面。
当然，如果实在字不如人，也不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字不行的还爱好毛笔，那就是个毛病了。因为那不仅损害写字者本身，还损害毛笔的名声。特别是喜欢当众挥毫的同志，旁边还必须配备鼓掌叫好的小可，否则气氛出不来。联想到如此的书法家，通常写字前还喜欢喝上两口，酒壮怂人胆嘛，那些个字肯定更加气壮山河大江东去了。再如果这样的字还可以上店家的牌匾，换来的银子还不算受贿，则越发应该提倡。如果，这个时间有人动议，当作路牌甚至名山大川的题名，预收千古之名，乃与“某人到此一游”有异曲同工之妙，善莫大焉。
关于赠送
说到赠予，也是十分有学问的，尤其是文人之间的赠送，搞不好就会闹矛盾，事与愿违。
那一年钱君匋在珠海，深圳一个篆刻家叫詹志峰的，刚刚出版一册篆刻集，非常激动，到处送人，听说钱老在珠海小住，专程跑来送自己作品的精装本。等詹走后，钱老轻描淡写地说，我哪里拿得动这些。等钱老走后，那本印刷精美的书籍基本上成为我的收藏。
有一年，画家周韶华准备搬家，清理出一大堆别人送他的书画集，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当代名家的东西。这些书后来的去处是废品收购站。结果让人知道了，无端端他得罪了一大批文人墨客。
当年，青年作家贾平凹在一个废品收购站发现一本自己签名的送与某人的书，大懊之下，他居然想出一个做法，再次签名送给那个人。我不知道那个人当时的心情，我从此知道，不能随便给人送书。
今天，书更不能随便送人，送的书往往是不能读的，或者，被赠送的人是不会读你的作品的。
只有自己亲自去书店买的书才是需要读的书。
送书也好，送画也好，最好不要送比自己水平高，尤其是高出许多的文化人，经常会被当垃圾处理，甚至成为别人的笑话。当然，有涵养的、讲礼貌的例外。
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文人相轻，我亲眼看见一位画家把另外一位画家送自己的作品在那个画家刚刚出门后就当众撕毁，那种歧视与轻慢让人心有余悸。
不少青年人喜欢到处送自己的书，作为一个爱书人，我自然是受之有喜，我太清楚出版的艰辛，所以我把几乎所有的出版物，只要到了我的手上，都会非常宝贵地收藏起来。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我这样的爱好，就是文人也不例外，他们大多不会收藏比自己差的人的作品，这是很多年轻的写作者不知道的。所以，每当有人要求我帮助他们给那些名人送书，我都十分为难，想告诉他这样做的下场，又怕让人伤心。
自己以为，如果你需要宣传自己的作品，不妨把书送给那些在这个方面水平不如你的人，人家也许会真正收藏。
关于羊羔体
这里说到的羊羔体，不是诗歌，是书法。
就是车延高的书法，车延高练习书法，不是像一些老干部或者社会名流那样，一开始就从什么草书、行书入手，他是比较严格地从描红开始，现在可以写像模像样的楷书，大有童子功夫。身处喧嚣的小市民城市，每天烦琐的行政公务，车延高经常性面世的却是一种游闲之笔，行笔拖滞，欲行又止。了解湖北书法界的可以马上看出他的来源，已故武汉归元寺主持昌明大师就是这样的风格。
议论羊羔体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以为车延高可能很受困扰，还和熊召政讨论过这个称谓的正反性。按照我的习惯，肯定是欣然接受的，我认为这里面有巨大的能量，可以无限夸张自己的名气。但是车延高不是一介草民，他甚至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吏，而是扎扎实实一个手握权力的官员。
最近约几个诗友和他小聚，才发现一切都不用担心，他其实非常感谢那个无名网友，送给他这样一个极具喜感的名称，这个名称和梨花体之类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应该是正能量的。只要用搜狗拼音输入法，在电脑上打出几个声母，羊羔体就出现了，而他的名字，则需要打好几个声母韵母。
其实，网民们喜爱自己的文化人，往往是从恶搞开始，愈恶愈开心，直到成为一种娱乐狂欢。所以接受者必须有豁达的心态，包容、宽容不仅仅是一种修养。
席间自然聊到方方和柳忠秧的喜剧，喜欢到处联系的柳诗人当然也找过车延高，一段时间，因为柳诗人太过负面，很多人纷纷回避柳某的打扰。最近的柳某人好像占了某个舆论高地，又到处短信发诗歌，还别说，他的现代打油真的引起车延高写古风的兴趣。他叫柳忠秧不要怪罪方方，客观上，方方真的帮了柳某人的大忙。在座的深以为是，不然，柳某人今天还是入不了诗歌界的。
现在，车延高专门刻了一方印，就叫羊羔体。
不仅是书法，车延高还开始画画，风格酷似周韶华，他喜欢周的大气，准备正儿八经地拜师，归宗明派。
关于古体诗
有人说，看一个人是否老了，就看他是否喜欢上古体诗。这个老了，我认为是思想上老了，或者，是心态上老了。
年轻时，我十分喜欢古体诗。但是我的水平非常差，曾经热情高涨，到处去学习拜师，吴丈蜀活着的时候，因为他是父亲的朋友，国内诗词大家，我找他讨教很容易，老先生对我这个小孩子居然十分耐心，对于愿意接受传统文化的学生都非常欢迎。我也问过姚雪垠，他的古体诗也是国内大家。当时，我周围有许多诗词非常了得的同辈朋友，其中我最佩服的有熊召政、野夫，召政兄的古体诗我认为是同辈中最好的，野夫兄弟的填词我认为是同辈中最好的。
当时我还喜欢新诗，曾经直接讨教大诗人徐迟，十几年以后，徐老来珠海，还问我的诗歌怎么样了，我说一塌糊涂，不能混饭，他就笑，说，我都是写报告文学、写散文去了。
其实我在新诗上下了不少功夫，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在三十年前是和国内许多今天成为大诗人的人交往过的，顾城、北岛、曾卓、舒婷、杨炼、江河、高伐林、胡发云、王家新、徐敬亚，有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中年以后，我完全不理会古体诗了，虽然现在很少写诗，但是我还是偏爱新诗，甚至喜欢口水诗。
为什么放弃古体诗呢？因为古体诗有非常严格的平仄关系，加上今天的音律和古代的完全不同，还有，就是现在的各个地方的口音都严重不同，没有办法规矩一律。
我做编辑，如果遇到古体诗，一般是敬而远之，因为现在的古体诗，实际上是老干体，连打油诗都算不上。但是我非常包容，来的都是客，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经常遇到的，就是广东人写的古体诗发表了，湖北人说不合律，湖北人的古体诗发表了，江苏人又不买账，江苏人的古体诗发表了，四川人又笑话了，四川人的古体诗发表了，新疆人也来投诉了。
就是广东人的古体诗发表了，以为起码广东人不会有看法了吧？非也，分歧可能更加严重，潮汕人的作品，客家人有意见，客家人的作品，湛江人提抗议，因为他们的口音完全不同。
每个人的意见我都认可，我都认为有一定道理。
但是，因为如此，我就不必写古体诗了吧。
我觉得，至少，爱好古体诗的同志，可以参考一下聂绀弩的古体诗，学习一下古体诗应该怎么创新。
有关得奖
20世纪80年代是真正的文学时代，出现了不少实至名归的文学大家，好作品层出不穷，但是得奖率并不高，遗珠之憾比比皆是。后来有心人专门为那些落选的作品出版了集子，发行量非常大，可见得不得奖并不是好作品的唯一标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那时的文学奖非常少，只有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个奖，每次评比总是牵动全国读者的心，评出来的基本上是大家比较服气的作品，喜欢文学的人都基本上读过。
现在的文学奖是遍地开花了，各个省市、各个行业、各个团体、各个报纸杂志，都有自己的文学奖，好像有人说今天写作的人，想不中奖都不行。
我想应该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我的一个学生刚刚学习写作，刚刚出版了一本儿童小说，就得了冰心奖，一来我当然要为她高兴；二来我自然也对什么奖开始抱有怀疑。
而且，还是女子组得奖率高，因为大部分选票掌握在老干部手里，老干部通常以男人居多。说明荷尔蒙的因素很重要。
一位经常做评委的老哥也抱怨，目前的文学奖实在太多了，因为中国文学直接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为了文化起来，基本上都拿文学尤其是诗歌开刀，毕竟文学奖的费用还是小得多，好操作，也好炒作。炙手可热的评委们就变成空中飞人，到处去当华威先生。老哥问我，最近读过什么有价值的作品没有？他承认自己实在没有时间
读小说
，这当了评委总是需要提供一些作品的名单的。一下把我问住了，说实话，我已经N年没有读小说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好作品一旦问世，马上就洛阳纸贵，读者会奔走相告，口碑比广告重要。现在？就像电影电视，尤其是电影，基本上是不能上院线的电影才能评金鸡奖百花奖什么的。文学奖也是如此，谁也没有读过的作品，可能中奖的希望就大了，读者不读不要紧，只要评委读了就可以。
老哥就笑，说，其实评委也没有多少读过，你想在那么短的时间读那么多的作品，可能吗？
好在今天的文学是没有标准的，谁做评委，谁的意见谁的观点就是标准，所以才出现莫言的作品一直得不了茅盾奖的奇怪现象，中国作协的有关领导是听了风声，才急急忙忙补漏，抢在诺贝尔开奖之前给了莫言一个相当于追认的茅盾奖。
所以有人说，现在的获奖虽然容易，但是，写作的成分恐怕只能占到一半，另一半得“功夫在诗外”了。茅盾奖、鲁迅奖尚且如此，其他奖则更不用说，写作的成分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十几了。
所以有人跟我讨教有关注意事项，我明白告诉他，你想得哪个报刊的奖，哪个省市作协的奖，先把他们的评委闹清楚，至少，得知道谁是主编吧。读小说
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原因，有人说过了五十岁就看不进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了。
其实我在四十岁以前就看不进小说了，准确地说，看不进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再其实，连许多外国小说也不能读了，甚至主要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这样说好像有抬高中国当代小说的嫌疑，当然谁都明白，外国小说，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最近十几年的作品缺乏阅读快感。这和不少中国小说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小说已经不仅是味同嚼蜡，而是味同嚼渣了。前两个月在广东佛山见了《小说月报》一个负责人，他承认现在和以前选小说的标准不一样了，以前注重可读性，现在注重人情关系，一些作品确实是走关系发表的，编辑部也需要生存。所以，今天就是《人民文学》《收获》《小说选刊》的发行量也普遍下降，也就几万份而已。
自然，我读不进去还有个自我接受能力下降的问题，年轻的时候，我是经常强迫自己接受的，现在再这样强迫自己，似乎有范进的嫌疑，好像是忽然开窍，凭什么要我接受这些垃圾啊？
曾经，我也是有过废寝忘食读小说的日子，今天看来，那些的确是好作品。当年，《基督山恩仇记》三天读完，《富人穷人》两天读完，《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一个礼拜读完，每天都是三十万字的阅读量。还有十几岁读浩然，几乎把浩然作品全部读过，不管今天的政治怎么变化，作为文学作品，浩然永远不会过时，你想想，我们当年校园流行的外号，几乎都是拜浩然所赐：滚刀肉、弯弯绕、马小辫、高大全。能够创造这么多类型化人物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
这么多年，当代中国文学的成绩，其实还是《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大刀记》《铁道游击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从不断出版和拍摄这些作品就可以证明。
现在那些得奖小说，也有不错的，《白鹿原》《丰乳肥臀》，却是个别现象，大部分得奖作品，都是乏善可陈。
有人说莫言小说读起来有障碍，主要是因为幽默感不够，故事性也不强，再加上语言和瀑布泥沙俱下。
贾平凹也有这个问题，除了《废都》，他的小说还不如他的散文好读，《废都》以后，可以说是一部比一部难读。
所以我告诉那些读书人，如果你读不进去什么小说，千万不要责怪自己的阅读能力，是那些小说确实没有可读性，那些小说的作者确实没有能力让人接受他们的作品。
所以，那些作家当然需要把精力放在联系编辑和出版社拉关系方面。
自媒体、自媚体、自霉体
一位做生意的老兄，年轻时写过诗歌，年近花甲，居然又开始写诗，有人说他是因为生意失败了，觉得还是做个文人对于名声有帮助。
我有点不太理解，一般都是生意成功以后为了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才来继续文学创作。这样的例子已经太多了，老板们拿出可观的银子，出丛书、开奖项、办刊物，一时间又是往来无白丁。
还是不太理解的是，这个老兄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我曾经专门找过他，他完全瞧不起我，甚至一杯水也没请我喝过，过了二十多年，却是到处央人寻我，一见面，倒是非常坦白：我觉得文学才是我们一辈子的选择。
我当然不会说他何必当初，但是仍然奇怪他现在的表现，听说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写诗，必须写完一首。然后通过微信发给亲朋好友，他自己为此还专门开了一个微信群，据说群里已有好几百人了。
他庄重地告诫我，你在浪费自己的资源，甚至你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
看我十分不解，他开始用他以前搞传销时训练的口才对我进行培训：以你的名气，应该做个自媒体，你知道吗，纸媒已经日落西山，迟早要完蛋，将来就是网络的天下，现在觉悟还来得及。
我说我明白，但是依我的能力主要是财力，不可能去做网络，如果年轻个二十岁也许还有点希望。
他说，错，不见得有钱人才能做网络，你可以利用网络做自己的意见家，利用自己文章的影响去做一个平台，需要通过一些事件去放大这个平台的影响。
那么，利用什么事件呢？
比如，你就宣传我！他非常自信的样子：我的诗歌已经突破万首，当然，还不是数量的问题，我的诗歌是独一无二的，这样，你从今天开始，每天给我的作品写一篇评论，写一万篇评论，你就成为一个奇迹，就会引起围观，就会成为一个事件。
可是，你已经写了一万首诗，还是没有成为一个奇迹啊，甚至连一个事件都没有闹成。
对啊，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对我进行系统的评论。
我算什么，谁会听我的？
你不要妄自菲薄，现在不是以前了，现在有网络，是草根革命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机会，文学真不是作协说了算的。好像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不一定，我们说得多了，声音大了，就一定有人听听我们的想法。
他的话好像有一点道理，比如作协不再是文学评判的唯一机构，这一点我和他观点高度一致。
但是他的其他解释我就不敢苟同了。
随便看看那些大小规模的所谓自媒体，其实很多都是精神自慰，自己挠痒自己笑，都是自己缠绵自己，自己揣摩自己，自己谄媚自己的卡拉OK而已。
而其实，因为自媒、自媚，说不定已经引起别人的反感，最后落得一个自霉的下场。
主持人的问题
2015年1月6日晚，“凤凰开卷八分钟”官方微博确认，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自新年起停播。从2007年元旦到2014年12月31日最后一期，这档日播栏目在整整开卷八年后归于尘土。至此，国内尚存的电视读书栏目仅剩：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读书》（原《子午书简》）、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的《书香北京》、河北卫视的《读书》、河南卫视《一起读书吧》、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的《今晚我们读书》。前四者的播出时段都集中在午夜。
作为央视唯一一档读书栏目，《读书》的主持人李潘解释，那是由于电视与读书的先天难调和性。“电视读书栏目其实是反读书的。沉溺电视的人常常不喜欢读书，而读书的人也未必经常看电视，因此读书节目的生存空间异常狭窄。”事实上，在法国，毕沃的读书节目在电视五台三十年不败。读书节目没有人看，只能说明主持人有问题，自己知识的偏狭，口味单一，都会丧失观众的配合。
或者这里面有个精英与大众，求引导而非迎合的问题。以梁文道主持的凤凰读书节目来看，很难想象他到底是精英还是大众，
即便撇开读书与电视的先天基因，回到栏目本身，其内部也有一对矛盾存在：大众读本与精英读物该如何遴选？也许梁文道认为自己是精英，但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你的节目确实没有人看，你的摊子倒闭了。这么多年，作为一个还是比较认真的读书人，我都不知道梁文道介绍过什么有趣有益的书，他介绍的书，没有一本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的。曾经，我还通过在凤凰工作的朋友向他进言，希望他的读书节目能够有一点点改善，结果发现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一点意见不能接受。说老实话，不是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老是把他待为座上宾，他根本没有今天的名声。
一个语言类的节目，肯定是需要主持人来稳定收视率的，比如，《杨锦麟读报》，就是大家喜闻乐见，换了主持人以后，收视率马上下降，因为那个接班主持人的学识十分有限，差错率高得惊人，基本上天天都有读错的，选择的报纸新闻大多数是关注性不高的，加上他那味同嚼蜡的读法，硬是把一个好节目读死了。
《白天失踪的少女》的评论
我一直认为，陈彦儒有两套笔墨，他的左手是写新闻的，右手是写文学的，左脑是理性思维，右脑是形象思维。
老实说，我是从他的新闻作品发现他的写作能力的。那是好多年以前，有一位艺术家和我见面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点，陈彦儒都报道过他，然后在精心放置的柜台里面拿出一张报纸来，果然就是陈彦儒写的文章。
说明一点，在珠海谋生的艺术家如果得到过陈彦儒的肯定，基本上就有了一定的江湖地位。
讷于言，通常这是别人对他的普遍印象。但是十几年来，在先后供职的几家新闻单位中，他的报道出类拔萃，抢快求新。特别是在中国新闻社工作以后，他的记者形象更加让人信服，往往他抢的稿子，别人还没有注意到，别人注意到的新闻，他又比人更有深度。所以他的发稿量大，转载率高。所以我说他是敏于行，在不断地行走中出活。
从事新闻而转至文学，成功人士好像并不多，因为新闻报道条条框框比较多，尤其是受新华体影响太大的人，导语套话成为习惯，不容易克服，偶尔旁门左道出点随笔散文什么的还是好说，如果正儿八经来本小说，恐怕就实在难为作者了。
陈彦儒的散文果然受其新闻背景的影响，却是经过认真改良的通讯或者叫软新闻。读起来感觉既接地气，同时又十分的文学化。
他现在的这本小说，其实也是从新闻中衍生过来的。从现实新闻里面发现文学性，发现小说的经纬，当然不是他的独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是比较多的。比如雨果、左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有直接来自于新闻事件的灵感。
阅读陈彦儒的这本小说，忽然让我联想到左拉的小说，属于自然主义的成分，好像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他对现实细节的刻画，表现出他眼力的具体而深刻。
比较经典的《孙倩逮住机会巧妙报警》，在这个章节中，他几乎是用摄像机的镜头，在一格一格地展现遇难主人公的生存画面。
这些描写中，我又想到他的两套笔墨，虽然他写的是小说，但是显然他已经在为日后的改编电影电视剧做足功夫了，完全是白描一样的客观叙述，写小说，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白描叙述，不能有作者的主观意识，更不能让作者自己跳出来进行议论。
白描在今天看来，还有更好的意义，就是其本身的镜头感、画面感。
陈彦儒的小说无疑是干净的、纯粹的文学语言，在这个方面，他将两套笔墨分得很清楚，从新闻中来，到文学中去，看来已经成为他的文字的一种走向。
第二辑
鸡汤
贺雄飞作为个体书商的时候，曾经推出过两个新人，后来这两个新人的作品都成为畅销书。一个是余杰，现在在美国；一个叫汪国真，现在在天国了。
贺酋长自己也认为汪国真的诗歌拉低了中国诗歌的门槛，但是有一次我们在讨论所谓心灵鸡汤的项目，他又强调，汪国真普及了中国当代诗歌。
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清浅，这个词可以这么解释，清楚清纯，浅薄轻薄。
首先是通俗，今天的市场，通俗往往意味着恶俗，越俗越有市场，为了赚钱，即使是文化商人也只能推波助澜地向恶俗的方向发展。
不过汪国真不是恶俗，反而是小清新。其实汪国真之后，市场上越来越有利于这样的心灵鸡汤，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越是畅销的，越是有鸡汤的嫌疑。
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样的奴隶就有什么样的主人，有什么样的接受者就有什么样的制作者。因为近四十年来受到的应试教育的严重影响，中国大部分成年人已经没有自我思考以及自我教育的能力，他们实在只能接受最简单最不用思维的文化活动，所以整个社会变得娱乐化，只有娱乐化才是不用动脑筋的。如果说余秋雨们的鸡汤还有点鸡的味道和鸡的营养，那么到了郭敬明这里，已经是负营养了，他的强化拜金的文学与电影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有毒鸡汤。
汪国真一不小心成为这样讨论的一种结果，因为他的作品确实不用读者动脑筋，看他的诗歌，一般不会有发散思维。这当然是一种道理，自然，说这个道理的人可能也不乏对汪国真的忌妒。
十几年前，汪国真到珠海参加活动，我们认识了，发现认识他这个人比知道他的诗歌要好，那时汪国真热已经过去，书商们已经不能靠汪国真三个字赚钱了，汪国真显得很低调，在名人群中也不喧哗，喜欢给人写书法，还特别跟我强调他的作曲水平，他说自己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
直到他无可奈何地说，死了就死了吧。我忽然觉得，和那些什么梨花体、废话体比较起来，汪国真起码还是个正能量嘛。
不管怎么说，汪国真已经成为一种名词，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大师
有一次讲座，被问到什么是大师，或者什么叫大师。
我喜欢复杂的问题，越复杂，其实越好解释，可以分门别类。越简单，越空芜，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清楚。
因为现在口称大师的人太多了，好像为了礼貌，很多场面，都是互叫大师的，以有别于师傅，让人觉得是不是大师应该比师傅高一个档次。
由政府部门出面颁授大师法号的好像只有工艺品之类，虽然只是个别部委的落款，但是已经敢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了。因为如此，所以各个省市也有人出面张罗，搞出省一级的市一级的大师。
在珠海这个小地方，一直把江湖杀手、江湖术士等尊称为大师，甚至就是会几种小魔术都有可能被大师化，明白的认为是哄抬物价，不明白的以为这里人是谦虚谦卑或者只是客气。
大师已经变成娱乐化词语，所以在一些场合，大师成为需要回避的说法，特别是在会议的场所，大师的出现会让高雅低调的人笑场。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大师的确是存在的。
我认为的大师，最极端而简单的解释就是，对其所在时代、社会、族群具有干扰性的人，就是大师。
什么是干扰性？以前有说法，叫影响、影响力。这个词不够有力，影响，只是一种感染，一种浸润，一种潜移默化。干扰则大不同，干扰具有破坏力，具有反动力，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往往，大师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今天为什么大师不多了呢？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师已经没有了，大师已经像恐龙一样成为绝响。
因为民国以后，再没有人做出让人信服的系统论。形式上的系统论可能有，那只是伪系统论，以今天这样让人浮躁的社会状况，不可能产生系统论。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起码得解决一个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叫大师。比如以医学界为例，这些年所有得诺贝尔奖的都不能叫大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解决了现在真正的医学难题，比如癌症，比如艾滋病，几十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展。
从文学的角度，一个作家，必须创作出一个甚至几个类型化人物，才能叫大师。还是以鲁迅为例，祥林嫂、孔乙己、阿Q、九斤老太，都是让人不能忘记的角色。或者，至少得创造出一个新名词、一种新说法，作为诗人，至少应该有一首诗得让人记住吧？
非常遗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没有达到这个高度，甚至今天的文学连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文学应该有的真情真意都消失了，儿童文学、教辅材料把文学挤得没有市场，阅读回到哺乳时代、嚼剩馍的时代，所以出现了郭敬明、韩寒、易中天、于丹、余秋雨，他们的经济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就经济意义而言，只是体现在他们自己生存状态的彻底改善，比较于其他任何经营，都是微不足道的。严格定义这些人，应该算江湖术士一路，他们是造气场的，是打码头的，易中天、于丹之流，充其量就是个说书人而已。
然而，正因如此，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在今天这个社会风气下，强调、强化大师的意义。
首先应该说，大师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今天评论大师，都是有一定范围的，广义的大师或许已成过去，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大师意义的人是存在的。
这就是那些具有干扰性的人。干扰性的影响，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收的，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不是所有人都具有接收能力的，有时接收能力也能证明一个人的自身修正力，只有具备一定修养、知识结构，才能具有这样的修正力。很多时候，你对某人的干扰的接收程度反映你与某人对问题认知度的一致性，浅薄地说，就是你与某人的水平是近似甚至一样的。
所以大师的影响力实际上取决于接收能力的人的存在范围，也就是说，任何大师都不能影响所有的人。而且，大师的影响力更多时是没有原则没有逻辑性的。比如，有个叫木心的作家，在陈丹青介绍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从陈丹青对他的介绍来看，他对陈丹青绝对是具有干扰性的。但是我认真地看了木作家的文章，感觉是麻木的，虽然不至于麻木到心。所以，他对我就不具备干扰性了。但是，这里必须强调一下但是，陈丹青对我却是具有干扰性的。
所以我说，今天如果有大师的话，也是区域性大师，断代性大师，今天的大师不具有普适性。
今天的大师，更多的意义在于他们的修正修复性，你接受他们的修改，他们就对你具有干扰性，他们就是你的大师。
邻居
对我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很难回答清楚的，就是我的邻居是谁，做什么的。
以前在珠海香洲住，因为房屋结构，不仅和邻居门对门，而且阳台是连在一起的，之间就是一道矮墙。本来只是本着睦邻友好的想法交往，哪知那位客家人真不客气，经常翻墙到我家的阳台晒东西，而且后来干脆在我的阳台拉广告横幅，他是做生意的。看着他完全不把自己当客人看，我也不好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的家被盗窃，他家有人，居然连警也不报，还解释说，如果报警，小偷会连累他家的。
在香洲我搬家两次，都是想回避这样的邻居。还是在香洲，邻居刚刚搬来，结果把小偷也招来了，给他家装修的小工就是小偷，把我家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后来的小偷，比我还熟悉我的家。
搬去坦洲，想重新开始，小区是完全新建的，结果湖南邻居把用了十几年的旧家具也搬入，连带蚂蚁、蟑螂、老鼠都带来了。他家那些旧社会的东西把楼道的天花板、墙壁全部划花了。楼上的邻居更有意思，他的车老是占我的车库，为了维护我的利益，我经常早早地回家，就是这样，他还是经常抢在我的前面，因为他不用像我这样上夜班。我贴了帖子，说明这个车库是我私人买的，他还是我行我素，我只有求助物业，他的反应是，空着也是空着嘛，大家是邻居，值得这样告状吗。物业告诉我，他可能是个警察。
应酬
二十多年前，去香港澳门还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单位每年都有一定指标，大家可以轮流去一下。终于轮到我应该去澳门了，部门领导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有看法，忽然决定本次去澳门由抽签确定。他折了几张纸条，其中只有一张写有去字，然后惊人一幕发生了，他把纸条丢在地上，让我们去捡。我当时的反应可能有些过激，我又不是狗，不会这样折腰抢食。这样，我第一次去澳门就推迟了好几年。
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个画家，水平本来还不错，他为了答谢一些帮助过他的人，流水线一般制作了一大堆尺幅一样的油画，可能为了表示公平，他不准别人挑拣，把所有的作品全部包裹起来，像抓阄一样让大家挑。我说，兄弟，你这不是恶心我，是破坏你自己的形象，你对别人的劳动不尊重，对你自己的劳动也不尊重。果然，大家打开一看，千篇一律的画面，而且粗制滥造，鬼画符一样。
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人必要的尊重问题。对于一个艺术家，一个文化人，这是起码做人的礼貌，也是一个画家的艺德。
谁都知道，画家，特别是名画家，经常有应酬的事情，由于经常参加画家们的应酬，忽然发现，应酬中有大文章，看一个画家怎么进行应酬，是对其做人的一种十分有效的考量。
首先，对艺术严肃的画家，是不随便应酬的。其次，如果一定要应酬，也会认真对待，他们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常常听说，某画家毁画三千，就是为了不留遗憾。再则，不能故意制造垃圾，即使你做不到自毁三千成品，也不可制造三千垃圾。
让我敬重的名家、大家有很多，古锦其就是其中一位，他为人谦和，一些场面也必不可少地遇到应酬问题，既然拒绝不了，就要认真面对，哪怕尺幅之作，挥毫之前也是凝神细考。我有个习惯，喜欢事后偷偷去看那些画家的应酬作品，以此感慨其人。有一次看见一个过客要求古锦其作画，那个显然外行的路人当然欢天喜地，我去一看，大吃一惊，哪里是应酬，实在是精品，可惜了。
所以古锦其的作品就有这样的魅力，开始一看，满目惊喜，仔细再看，处处严谨，过后检视，更加耐看。同样的一幅古氏作品，我是每看每有心得，时间越久，仿佛内容越丰富，哪怕邮票大点的地方，他都收拾有致，可谓愈久弥新。
立场
余秀华诗歌的大火，除了她本人写得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她的低身价。
一个农村妇女，其貌不扬，脑瘫，贫困，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全部是负能量，但是，到了一个诗人身上，化腐朽为神奇，就是绝对的正能量了。
因为按照逻辑，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匪夷所思的事情往往会引起相当的注意。
当年，有个亚洲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因为身高不足一米五，需要摆上一个板凳才能将头伸出讲话台，他一开口，就赢得热烈的掌声，他谦虚地说，不是自己讲得怎么精彩，而是大家觉得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弱小身躯的人之口，匪夷所思。
有一个农民工，因为写字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本来是往下的心态，忽然变成积极向上。一位评论家本来是十分看好他的作家身份，从草根角度为他写评论，结果这个农民作家突然反感，声明自己不是底层，是货真价实的作家。
也是当年，厦门出了一位流水线上的工厂诗人，是个女人，其貌不扬，高度近视，弱不禁风，因为对爱情的向往，写了一首《致橡树》，立刻出名，因为她和余秀华一样，有着巨大反差的身份对比，这个诗人就是现在德高望重的舒婷。
还是当年，东莞出了个打工小说家，他没有回避自己的农民工身份，没有回避自己的生存窘境，于是得到大家的善待，甚至中国作协给他鲁迅文学奖，广东作协让他当了副主席。因为什么？因为他大方地承认自己的底层身份，正好政府需要这样一个代言人，那么所有的相关荣誉当然是给他了。这个小说家已经成为广东省作协正式编制中的国家公职人员。
其实，一个人，成功以后仍然坚持自己的出身，坚持自己的草根立场，只会赢得更多的掌声。
你看贾平凹、陈忠实，仍然坚持说陕西方言，不像另外一位重量级湖北县城作家，成功以后忽然宣布自己是上海人，但却连上海话都不会说，徒让其老乡当笑话说。甚至有人解释，这是因为四川农民郭敬明去上海以后变成城里人，严重刺激了我们这些作家。
大家其实都为上述那个写作兄弟可惜，因为他在不该转变立场的时刻，不合时宜地转变了，没有利用好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份识别码，非要和成年人去比赛全程马拉松，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如果他是按照自己原来身份去进行半程马拉松，应该早就拿到奖杯了。
叹息
我可以这么认为，我的老乡中，毫无疑问有两位音乐奇才，高枫和姚贝娜。他们都是英年早逝，前者殁于三十六岁，后者更早，殁于三十三岁。我想现在中国的音乐家能够超过他们成就的好像并不多。他们都是属于激情澎湃的天才，高枫作曲，非常华美，非常抒情，姚贝娜的高音非常漂亮，非常穿透，而且他们都是做大歌的人。但是他们都走了，一瞬间，武汉的音乐没有了。
高枫出名早，二十几岁就活跃于中国音乐界。但是，直到姚贝娜去世，我们除了她的名字，还有乳腺癌，我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而其实，她也在北京音乐圈中活跃了好多年，甚至还在部队演出团体待过不少时间，有人认为是部队埋没了她，因为部队收罗了太多的歌唱家，像她这样的小青年根本出不来。也有人说是她自己的声音没有特点，虽然音色十分好，更可以飙高音，但是其声音辨识度不够，没有能够从人群中拔出来。
其实她出名也很早，国内各种各样的比赛也参加了不少，而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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