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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金融博物馆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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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版图试读：

主持人寄语

只有极少数天分极高的人可以不要读书，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把禅学发展到顶峰的六祖慧能。他不仅不读书，而且根本就不认字。但这样的人大约几个世纪才出一个，你若不是这样的天才，最好还是要读书。

但今天对于读书者最大的问题是该读哪些书？充斥着书店，特别是机场书店的是清一色的“成功学”和“漂亮学”的书，这些书一定不要看，全是垃圾。那些写如何赚钱的人一定不知道如何赚钱，因为赚了钱的人没人有工夫写。

有一次听马云说大街上满坑满谷都是“马云说”“马云如何”，没有一本是经过他授权的，他干气没办法，也没闲工夫告那些编书的小混混们。你去翻翻这些垃圾书，几乎都是网上剪贴拼凑的，无比粗糙。但为什么这些书不断地出呢？因为不断有人买。为什么不断有人买呢？因为心理软弱又贪婪的人占大多数。软弱是不相信自己，贪婪是企图一夜暴富。

所以在读书之前先要知道自己是谁，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该读哪些书。怎么知道自己是谁呢？有一个小办法可以试试：沐浴熏香后独自来到书店（必须高雅的书店如台北诚品、北京万圣等），安静地浏览书架，看到一本吸引你的，随便翻到一页安静地读一段，如果没感觉，再随便翻一页，“见过一幅漫画：一个人对着丰富的电视画面，脑子里空空如也；另一个人手捧一本书，脑子里气象万千。

读书不仅带来系统知识，丰富生活体验，更可以充分运用“第二信号系统”，这是人类提升智慧的重要前提。

有幸参加过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几次活动，他们的特点是请各界有阅历的人来推荐书，这样一边说书一边阅人，由人及书，再由书及人，更扩展读书的视野。”财讯传媒集团总裁 戴小京

再安静地读一段，如果还没感觉就开始找下一本……直到翻到一本书中有让你有感应的段落为止。这是我自己挑书的方法，也即“六经注我”法。但这种方法很有局限，因为你不能天天泡在书店里，而且完全不适用于网上购书。

于是，最有效的挑书读的方法就是让你所尊敬的人推荐。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干的正是这个活计。书院找来一拨拨有思想的人谈天论地，然后把自己最受益的几本书推荐给大家。这太难得了。这次汇编成集的就是他们的人生感悟和好书推荐。如果有时间把他们推荐的书都读一遍,一定受益匪浅。当然，即使是他们推荐的书，如果读了几十页还一点感觉都没有，也要毫不犹豫地扔掉——因为这本书和你不相应。”美通无线董事长兼CEO 王维嘉《英才》杂志社社长 宋立新“在金融博物馆书院主持读书会，是我从业生涯中有趣、酣畅的一件事。因为你可以低到尘埃里（在那么多智慧的脑袋前，你的无知并不可笑），但又可以开出花来（在无数的求知者当中，你并不孤独）。往来成古今，嬉笑皆文章。装疯卖傻也好，卖萌发嗲也好，求知者人人平等。随性率真的唇枪舌剑是对知识的崇敬。知识是别人的经验，智慧是自己的觉悟，但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追寻，又怎能发现灯火阑珊处的自己。读书是和自己不断地交流，新鲜、心动，让生活有了无限可能。”

除了感谢以上各位特邀主持人之外，亦要感谢任志强、刘晓光、张树新、王忠明、袁莉、杨早、王利芬等特邀主持人，他们通过个人的魅力和渊博的学识实现完美串接，从而“丰富”了每期读书会。序

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批人，恰恰在中学期间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不但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也失去了可以阅读的书籍。连曾经学习过的“孔孟之道”也被当成“四旧”彻底抛弃了。除了一本“红宝书”之外，再也没有可以看的有关“文化”和“文艺”的作品了。历史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颠覆，连爱情也成了小资情调被打翻在地。这一代人经历的是知识饥渴的年代。

打倒“四人帮”之后，这一代人疯狂地读书，试图弄清楚过去发生过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也试图在一片思想的慌乱之中找到通往未来的路。

读书是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但人却无法涉猎所有的书籍，于是就有了分科，有了泛泛的学习与专业化的区分，有了各行各业的专家、研究学者等。

如今，大多数的年轻人更注重于从网络上获取信息和知识，因此很少去专门阅读纸质图书，更难进行系统化的阅读与研究，于是就形成了知识的破碎化现象；更难以将不同类别的知识进行比较，就难免会有一些偏激，因此也难以形成自我为主的见解。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巍以中国金融博物馆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知识讲座，后来逐步发展成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于是便有了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组织的这一读书会活动。

这是一个完全公益、免费向全社会开放的活动，旨在向社会介绍和推荐各种各类的书籍，用“阅读丰富人生”为主题，希望在全社会掀起读书的热潮。

因此我们邀请了不同专业、不同类别的知名人士来担当嘉宾以开阔读者和书友们的思路，交换各种各样的信息。这里有来自各个大学、专业机构的教授、学者、专家，为大家讲解和介绍各种各样的知识；有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背景、不同产业规模的银行家、保险家、投资家，为大家开拓思路；有政府的前任或现任官员，帮助大家了解国家的政策；也有专业研究机构、新闻机构和媒体的人士，与书友们进行跨界的交流；更有专业的作家，让大家了解如何通过锤炼组织把简单的文字变为书友们的饕餮精神大餐。

金融、历史、市场、政治、生活等领域的精英在这里聚会，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里聚焦，各种各样的困惑都能在这里找到破题的方案。

其实这里并不想给每个人一个确定的思路与明确的答案，只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多元争论，碰撞出与众不同的火花，激发所有人的学习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人生总有许多不明白的事，重要的不是从书中或别人口中去寻找答案，而是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认识世界的方法，切忌盲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曾在中国的改革意识建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独立思考的自由。没有了思想的市场，又怎会有百花齐放的春天。

我们不仅要唤醒社会的沉睡，更要启蒙被深埋在重负之下的精神，让每个人的精神能不被压抑地成长，这样社会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当我们将嘉宾们的精彩言论整理成书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在读书会这个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这本书正是对三十多期读书会活动的生动记录，也是嘉宾们对各自精彩人生的最好的诠释。

每场读书会都有几千人报名参加，但每次仅能安排四五百人亲临现场，获得与嘉宾直接交流的机会。为满足更多读者的心愿，我们录制了光盘，但仍无法让更多的人分享到这一盛会的福音，因此我们将全部内容用文字表达的方式展现给更多的读者。虽然你们无法听到现场的笑声和掌声，但你们仍然有机会分享他们的智慧和风采。

书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书能打开人们的心扉，书会将人们带进陌生的世界，让你对新鲜事物感觉温暖，书还能解开你心中的谜团，帮你找到过河的工具，指导你航行的方向。

当你拥有了完全独立思考的能力时，当你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时，这个社会才会真正的属于你。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会主席 任志强2013年秋

第一章 阅读不能改变世界，但能丰富人生

阅读不能改变世界，但能丰富人生——任志强篇

从盲从、迷惘到探索

与时俱进地阅读《毛泽东选集》

读书的诀窍是养成阅读的习惯

有效分配时间，提高效率

读书的收获与实践的收获相结合

责任与危机

读书与教育

阅读不能改变世界，但能丰富人生——刘晓光篇

阅读与人生

《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自白》

学会面对压力，控制注意力

教育与改革

人们在年少的时候似乎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希望通过读书增加知识、改变世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人惆怅地发现：阅读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丰富自己。对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人生可能是有缺憾的；但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机会通过阅读丰富自己的人生，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为社会做一些工作。

我的阅读从思想层次上来讲，可以分为“盲从”“迷惘”“探索”这三个阶段。

我小学的时候因为作文不好，被母亲和老师逼着读书。因那个年代的儿童作品比较缺乏，所以我主要读古典名著《牡丹亭》《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当时对书的主旨并不太懂，只是为了写好作文，这和读《趣味数学》《十万个为什么》等一样，属于阅读最初的“盲从”阶段。

在我初中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几乎没有书可读，只有《地道战》 《地雷战》 等电影可以观看，再就是关于“马列”的几本书，如《哥达纲领批判》 《反杜林论》 等。1973年以后，国内开放了一个内部书店，开始对高级管理人员发放阅读证，同时也恢复了一些境内外的图书交流活动。当时恰逢我们思想饥渴了很长时间，所以从1973年到 1983年的十年期间我们疯狂地读了很多书，包括18世纪欧美的世界名人名著，如大仲马、小仲马、雨果、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段时间也开放了一些苏联作品，有第一代作家，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一九一八年》等；第二代就是高尔基的《大学》、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第三代如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等，《州委书记》实际上带有对当时社会的些许不满，书中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怀疑态度；第四代是《人与兽》《带星星的火车票》等，这些书的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在苏联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的作品中，作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问题是相似的，因此我们特别喜欢看这类作品，这也会引发我们的思索，在迷惘中开始思索。

我读书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探索”。探索的过程就是对阅读内容进行科学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发展过程。这时候大多数人读书像吃书一样，很多书恨不得能抄8本、10本。我第一次看《笑傲江湖》就是手抄本的，因为那时什么书都没得看，所以都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进行的。在我当兵时，部队晚上到时间就会熄灯，我是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抄书的，夏天躲在被子里看书很难受，但兴味十足。后来我被调到司令部当参谋，有了自己的小房间，读书的兴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开始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军事方面。那时候开放的只有“一战”和“二战”方面的书籍，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有关巴顿将军、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书籍。我几乎把“二战”时期各个战场的战史都读了一遍，其中有日本人、苏联人、英国人、美国人写的书，也包括几大战役的案例，比如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

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时，我们这一代人突然发现自己跟不上时代了，论经济，我们不懂经济。在此之前，大家关心的都是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更多地关心经济问题了。

1985年，我们开始和挪威谈合作项目。当时很多术语我们都不懂，对于知识的需求处于一种非常饥渴的状态，一天读好几本书，然后立即上“战场”，跟外国人谈判，讨论银行贷款。在这个阶段作为改革初期的企业管理者基本上是拿到什么学什么，用到什么学什么。所以我1984年学会计、财务，1990年学金融、证券，企业上市以后开始学发债。

1992年，国家出台了股份制改造政策。作为企业管理者，我开始关注股份制应该怎么做、怎么办，之后又关注金融、上市问题，当时跟华润合作成立华润置地（北京），这是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我个人比较喜欢武侠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一批武侠小说被引进大陆，金庸、古龙的书我都是成套成套地看。我觉得武侠小说中所蕴含的劫富济贫、主持正义的精神非常重要。尤其是主持正义，它涉及良心、意志问题，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主人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百折不挠地争取成功，也许有的人最后成功了，有的人没有成功，但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几乎所有武侠小说都会坚持“不可为而为”，之后把所有的武术招数从心中抹掉，变成了无招胜有招，这和企业管理及我们在整个社会中生存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在学了很多东西后发现：把这些东西套在某一件事上效果并不好，但通过学习使无招胜有招，就有可能随时应对复杂的动荡局面。与时俱进地阅读《毛泽东选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读过《毛泽东选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毛主席语录”绝对是倒背如流，比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我们学“毛主席语录”，觉得日常的那些语录几乎没用，最有用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关于“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语录。阶级斗争观念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到部队，第一先问你是什么出身，如果是地主，那就没戏了。最有哲学道理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属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容。剩下的是对局势的分析，比如《论持久战》，它是对一个阶段的形势分析，过了那个阶段就没有用了。而《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它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当时的《反杜林论》也属于认识论，是教你如何去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如何进行分析。我觉得这个有些用途，而针对时局的东西不敢说“过时”了，但也差不多。用与时俱进的标准来看，有些东西只在特定时间内有用，到现在应该淘汰了。当时我们对《毛泽东选集》是无限崇拜，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绝对盲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了一些怀疑，比如“毛主席说这些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明天就会进入共产主义，解放全世界 2/3的受苦人民？”等等，尤其是在那时，我们发现其他国家都比我们富，我们最穷。现在可以看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当时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里提出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读书的诀窍是养成阅读的习惯

1984-1985年上夜校的时候，一个老师跟我说：一个人一天最少要阅读 3万字。当时我觉得3万字没什么，所以我就定了一个目标：6万字。这些年我都坚持每天不少于6万字的阅读量。可能很多人觉得每天读 6万字很多、很难，有的人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读完一本书。阅读的诀窍在于要将读书假定为一种训练，熟能生巧之后，一天看 6万字并不困难。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书，慢慢把速度提高。我每天晚上都坚持读书一小时以上，一分钟看两页书。如果不是涉及经济方面比较难懂的那些书，一分钟阅读两页没有问题，速记员一分钟可打400～600字，阅读的速度要比速记快，大概能看800～1000字。如果阅读时间长了，每天读 6万字没有太大问题，但这样说并不是保证每天看这么多，而是平均起来可以达到这么多。

列宁读书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阅读也很有启发。列宁一天要看8本书，每一本书并不需要从头到尾阅读，而且看一段时间要换一换，这是他的学习方法之一。我认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看一本书看不下去，也不妨换一本，以后再去看时，可能就会搞明白。有效分配时间，提高效率

其实我在微博上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时间分配比较有效。当兵的时候，我养成了把每一个工作单元进行计划的习惯，比如说早起穿衣服，1分 20秒要把衣服穿好，洗脸刷牙加起来不能超过 3分钟，然后集合，加起来不超过5分钟，每一个流程是计算出来的。这样，我就会知道早上要用多长时间从洗手间里出来，同样，如果把所有的东西按工作单元计时，我就能知道自己每天可以腾出多少时间来读书。

我现在主要在机场、路上和睡觉前这些时间段读书，另外在听新闻时阅读量最大。关于微博，我可能会在看电视剧时更新几百条微博，因为电视剧每隔45分钟插播一段广告，在这个时间里可以发 5条微博，这和看电视一样，所以广告时间就是我的微博时间。过去说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是挤出来的，现在也一样，只是大家不珍惜，所以觉得没时间，如果充分把零碎、破碎的时间利用起来，这就足够了。读书的收获与实践的收获相结合

对于初入社会、刚工作一两年的人，我认为可以多看伟人写的书。不一定要看成功的伟人的，也可以看一些失败的伟人的。伟人的书不一定是回忆录，比如说后来当了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提出要建设“高速公路”，这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在欧洲作战时发现，“二战”时的欧洲公路网体系对他作战很有作用。他当总统时正好要拉动经济，就举国建设高速公路。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的高速公路建设对美国后期甚至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都起着作用。看这些伟人的书是为了学习他们当时处理问题的办法。又比如说丘吉尔，虽然打赢了“二战”，但后来马上被选民在选举中抛弃了。看伟人的书对你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创业会有影响。

我觉得读书的收获和实践的收获两者要结合起来。我在部队当参谋时，很认真地要求下面的连队如实上报实力，枪炮多少，带着多少弹药，错一点都不行。我最紧张的是发洪水，我们负责水库，一方面要打夯堆土袋，防止洪水漫堤；另一方面则要准备炸药，不行就给炸了。那时候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弄虚作假。这么多年来，我坚持说真实的东西，你们认为的“大炮”在我看来就是我说了一些真话，而非“大炮”。责任与危机

有时候，我们都很发愁，发愁不是坏事，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一种责任感。现在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几代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孩子在家庭中没有竞争，之所以有很多年轻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责任感。家庭中要是有三个孩子时，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中间者就得照顾弟弟、帮助姐姐，这就是责任。我们常常说现在一天要赚多少钱，这与责任感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的官不大，但责任重大，因为管着几百亿元的资产，面对的是股民、员工、管理者，如果做不好，资产会出现问题。就是责任让我们把压力和担子主动搁在自己肩上。

最近常常有人问我对未来中国经济怎么看，会不会有房地产泡沫，会不会有危机出现。我认为通常改革都是在危机时刻出现的，如果日子过得很好没人需要改，家庭重组也一样，不到矛盾冲突时不会重组，所以在危机情况下一定会出现第二次改革的动力和动机。读书与教育

我比较惭愧，父亲当得不怎么好，我的女儿基本上是夫人在管。我们家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住校，这样培养她的独立生活能力，我关心得不太多。家长对孩子的身教重于言传，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极大。如果我家里摆了那么多书，她一定会知道父母是爱看书的，她自己也就会翻那些东西，慢慢养成读书习惯。我经常带她去书店，买什么都行。那里的环境很好，并且会让她养成一种好习惯，即对获取知识的任何一种方式都会感兴趣。我觉得现在的父母最重要的是平常别老想着去管孩子，只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就行了。

读书，知识留给自己了，但书留给大家了，所以我在集团公司建了一个图书馆，在地产公司也建了一个图书馆。我跟人说，书不要烂在家里，要放进图书馆里，我也希望所有人能把自己读过的书捐献出来，提供给其他人共同阅读，创造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和平台，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知识。阅读不能改变世界，但能丰富人生——刘晓光篇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阅读与人生

我少年时也看过《十万个为什么》，但更喜欢看小人书，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我没怎么上过学，上五年级的时候就当兵了，考大学时连正负数都不会。“文化大革命”时我11岁，那时候我就开始念“毛主席语录”，从中我学到了三条：第一，学会了“造反”；第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三，我学经济学之后最有感触的是“实证经济学”，我走的也是这条路，毛泽东对这方面的调查非常细腻，所以毛泽东思想中有很多都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在当兵时，我主要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哥达纲领批判》《工业革命》，同时也读一些小说。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一些回[1]忆录、人物传记，比如《阿登纳回忆录》《田中角荣回忆录》《尼克松回忆录》等，我后来说“一天必须赚400万元，才能维持集团的运作”，所谈项目从地产到水污染，几乎完全是阿登纳、田中角荣、尼克松的思路，这都跟那时候的阅读有关。其实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经历都很相似，无非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是“阅人无数”，其实我更多的知识、学问或者经验是在社会中、生活中、实践中学到的，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慢慢地读“社会”这本书，慢慢地读“自己”这本书，进而丰富、圆满自己的人生。《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自白》

我在 20世纪 80年代末特别羡慕投资银行，特别想当投资银行家。我记得 1992年第一次到香港，买了一套18000元的西服，当时我们见了高盛、KKR投行。在机场等飞机的那个早晨，我写了一首诗，即《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自白》：他的血是鲜红鲜红的，他永远那样年轻、活跃；他的智慧是用信息、网络支撑的；他满脑子都是不断追求的机会与金钱。资产—产业—资本，这是他最常用的早餐，概念—运作—套现，是他不断升华的循环。他把丹娜的眼睛、蒙娜丽莎的胸围、戴安娜的身材组合在一起，塑造一个最性感、美貌的女郎，在最美丽的时刻换成纯金的饭碗。他不断为别人找钱、挣钱，他没有国界、业界，他没有春节、圣诞，甚至没有黑夜、白天。他的全部财产是那大脑中的风帆，他的思想永远是那么跳跃、那么超前。面对资本的浩瀚大海，他首先是找到一个最亮的概念，然后又盯上可盈利的资产，精心做好业务通道，方案才是无声的公关。为了金钱，他要主动找准好企业，为了企业，他又不停地寻找大的金钱。一个个特别小组的奇妙运作，使资本市场不断出现耀眼的光环。他时而在资产组合并购中兴风游离，时而在资本市场上夺目鹊起。这就是一个投资银行家，最犀利、最机敏、最淋漓尽致的灵魂闪现。

对我而言，读书很重要，但我更强调阅人无数。对我来说，大量地见识投资银行、国际企业，参与一些大的项目，通过和比我水平高的人进行交流，我能得到很多信息。特别是近十几年，巨大的信息量对我的改变最大。改革开放最热的东西我都赶上了，审批、外汇、外资、房地产、股份制，任志强的项目就要经我手审批。在这个过程中一年手头儿要过上一两千个项目，每个项目的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怎么运作，我都要经历。

我现在已经 50多岁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把成功的经验告诉年轻人，更应该把我们失败的东西总结出来，告诉年轻人，这最难得。学会面对压力，控制注意力

发愁的事很多，对于我而言，集团每天必须赚2000万元，赚不到就会死，每天贷款的利息成本有500万元，还有税、利润。除此以外，我们必须不断地创新，面对无数的竞争对手，每天可以说都是提心吊胆，这是很痛苦的。我记得1994年在香港上市第一只基金，如果募集不到约定数额的资金就得滚蛋，那时还差2000万元，那个时候我看着维多利亚湾，站在酒店最高层时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最痛苦的时候我看凶杀片来转移视线，这是一个英国人教我的；另外，学会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当我们最痛苦时，只有这段时间想这个问题，除了这半小时之外就不再去想。教育与改革

教育自己的女儿时，我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耳濡目染，当我做一件事时让她跟着我，孩子9个月时我就把她抱到办公室，她3岁时我谈生意她也可以听听；第二种，把她放出去让她自己磨炼，在她找工作的最困难时期，虽然我有一些渠道，但会让她自己找，自己磨炼，遇到金融危机时，让她自己想办法，放在大海里让她自己游泳。

我的女儿现在英国，在华人金融协会当首席执行官，有 500个像她那样的年轻人分布在英国的各大金融公司。对于那份工作，她想得很清楚，她需要用那样的方式积累人脉，也希望以后把那些同辈“倒”回到中国来。

现在社会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向有很多看法和预测，我认为中国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动力削弱了；二是我们的改革可能到了“天花板”，如果没有新的突破，将来会使我们的发展受到影响。【注解】[1] 阿登纳是前联邦德国总理。——编者注

第二章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许小年篇

政府不是救世主

知识青年的疑惑与反思

曾经的使命感和救世情结

手不释卷，开卷有益

出国潮背后的国民不安

国企未来二十年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衣锡群篇

期待救世主是一种狂热的感情

人性的复苏

历史的使命感

哲学的重要性

我的新书名字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起这个名字主要是与最近的金融危机有关，也和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有关。金融危机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了大政府的回潮，看到了全世界对市场经济的怀疑；在国内，我们看到 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看到了以大量的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这样的状况使我想起了20世纪30[1]年代的大萧条。当时世界上也是这样一种思潮，凯恩斯主义由此诞生，它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把经济拉出衰退。从那以后，宏观经济学诞生。与时同时，经济学遂分成两支。一支秉承亚当·斯密的传统，认可自由的市场制度，认为独立的个人有供给与需求的能力，并且在市场中可以创造他所需要的财富，可以享受他所需要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支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认为市场是非完美的，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作“市场失灵”。凯恩斯著名的论断就认为人是非完美的，是具有动物精神的，这种动物精神在市场上发挥出来就会造成市场失灵，出现市场失灵以后就要靠政府来解救具有动物精神的个人。

我将新书的名字定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就是希望在新形势下重新阐述这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政府不可能是救世主。我们都承认人是非完美的，既然人是非完美的，组成政府的人也是非完美的，那么政府自然也是非完美的。现在这个世界出现了问题，那么解决方案不在政府，仍然在我们这些非完美的个人手里，仍然在由个人组成的自由市场制度中，所以，我们不要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不要丧失对市场的信心。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往往不是解决方案，恰好相反，政府是问题本身。这句话背后的道理、哲学原理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超人，政府官员也不是超人，普通人是有缺陷的，政府官员也是有缺陷的。非完美的人可以做企业，讲课，或者从事其他工作，同样的人进入政府之后，不可能变成神，不具有解救这个世界的神奇力量。我们应该破除脑子中固有的一种迷信，要知道政府官员和我们一样，政府只不过就是一个组织机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个人，同样也就没有完美的组织。知识青年的疑惑与反思

我在学校没读什么书，刚刚跨进中学的大门就开始“文革”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都关掉了，老师批的批斗的斗，我基本上没有上过中学，所以我读书是在下乡以后。下乡以后，我发现我们接受的正统教育和到农村以后看到的现实完全是两回事。我到了陕北的山村里，看到前来欢迎我们的老乡衣衫褴褛，面色黝黑，伸出来跟我握手的手我都不敢握，因为他的手都没洗过。我当时感觉很震惊，觉得这不是解放前吗？我们从电影中或课堂上看到、学到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农民？到窑洞里一看，很多同学在窑洞里放声大哭，一来是悲自己，二来我想跟我一样，是悲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和过去认知的反差。这种巨大的反差几乎是无法接受的，我们找不到答案。

随后，我们开始找答案，为什么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了，陕北这个地方还是老革命根据地的状况。这里的解放时间比全国要早，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那时这里就已经是解放区了。到我们下乡时的1969年，多少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现在还是这样的生活？

于是我们开始读书，希望在书中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答案。我读了大量的书，包括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法国古典文学、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但我们并没有从这些书中找到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只是加深了我们悲天悯人的感觉，觉得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太苦了。不过，这些书使我意识到，不仅我们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很多外国人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对《复活》的印象非常深，一个贵族出身的人，他看到民间悲苦以后，决定放弃自己所有的地位和财富，把奴隶放掉，跟随着他原来的恋人（后来沦落为妓女，又爱上一个革命党），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故事非常感人，这种对疾苦的深切同情使我从法国、俄国小说当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不能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我们很可怜，比现在不知道惨多少倍，想读书没有书，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的西方名著以外，我们能读的就是有关“马列”的书籍，于是在窑洞的油灯下开始读有关“马列”的书籍。读“马列”的书籍使我们产生了更多的疑问，那个时候“马列”都是圣人，我们根本不敢怀疑“马列”，但是发现“马列”跟我们现实的政策有矛盾、有出入。感觉我们的政策并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制定的，越读越觉得我们的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接下去就开始看能找得到的西方的一些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书籍，但是越读疑惑越多。曾经的使命感和救世情结

改革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代人都是激动人心的，我是 78届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恢复高考进学校的大学生。我毕业的时候，社会上已经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没有研究生，所以需求非常大，而供应又短缺。因此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进入国务院工作，现在叫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个时候叫作“技术经济中心”，直接参与了中国体制改革的设想、讨论及实施。当时毕业以后能够到这样一个岗位上工作，我确实就想把知青年代看到的一些问题及在知青年代的一些抱负加以实现，因此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我记得进入国务院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论证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三峡工程。当时我跟着中心的一个副主任从武汉上船，沿江而上，一路走，一路停，一路做调研，从武汉到重庆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重庆以后坐飞机飞回北京，回来以后给领导写报告，论证三峡工程的利与弊，总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弊大于利”。

这样的结论出来以后，报告还送到上边去了，据说上级领导同志还很欣赏，写的报告认为弊大于利，而且当时财政非常紧张，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是斤斤计较地花这个钱。后来我们在北京西郊京丰宾馆开论证会。我记得有一两千人参加，就准备在这次论证会上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充分表达，形成会议纪要送给领导决策。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几乎是一样多，而且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几乎情绪一样热烈。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工作，最后还是长官意志，当时心里是很难过的。其实今天我们谈论的很多关于三峡的问题，比如生态问题、地震问题，那时全都论证过。

今天我们的高铁、高压电网、保障房，还有其他一些扬眉吐气的大项目，不是不能建，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真的、科学的态度，为什么事先都不论证，一定要高铁出了事故之后再反过来检讨？我认为这是倒退，这连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都不如。手不释卷，开卷有益

我对经济学的喜爱，源头上大概有两个：一个是父母给的，父母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在国家机关里每天接触的都是经济方面的事情；另一个则是因为后来去农村的生活，当时看到老百姓的贫困状况，便想我们有什么办法改变吗？那个年代，我们都相信毛主席，毛主席说农业学大寨，于是我们就像唐僧取经一样自费跑到大寨去看。但去大寨看了以后，回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大寨的农民能干出的事情，我们这儿的农民为什么干不出来？这个问题在脑子里面老是挥之不去。

后来我上大学，是农民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我非常希望学一些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农村贫穷问题的东西，希望学经济。没想到给我分的专业是电机工程，是工科。电机工程我没兴趣，我要求转专业，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专业是组织上决定的，必须学，不能学别的。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就读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开始大量读经济方面的书，然后又到美国念经济学博士。

我是1985年去美国的。我离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中心主任马洪同志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去，是不是因为工作不好。我说工作很好，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刺激。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有合作项目，世界银行的专家来跟我们合作，他们谈的东西我听不懂，我是一个学工业经济的硕士生，但却听不懂他们说的事，这让我受到非常大的刺激，所以我决定一定要到外面自己去学，念了5年的书，全都是关于经济、数学的。

读了这些书以后，经过工作中的实践，我认为读书应该是“T”型的，就是知识面一定要非常宽阔，上面这一横拉得越长越好，同时也要有一门钻得很深。霍金的《时间简史》写得确实好，这本书不只是一本科普著作，还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可以帮助你解答、思考很多哲学、宗教的问题。我认为知识面一定要宽，哲学、美学、历史、经济都要涉猎，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说“手不释卷”，就是说一天不看书就没有收获，人的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也是每分每秒的事情，真的是开卷有益。我记得有一次在上飞机之前随手拿了一本讲中国古代风俗习惯的书，翻了两页，我马上就对中国古代社会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场景感。历史不是事实和年份的堆砌，历史是事件的发生，是由活生生的人参与其中的。所以读历史要有一种历史感，要能设身处地想象到当时的场景，这些杂书对于学历史非常有帮助。我没有发现什么书是没用的，只要作者是认真的学者，以负责任的态度写书，读了总有收获。

我很不愿意推荐书，因为我觉得人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误解，以为读了几本书以后便知天下事。宋朝有一个宰相叫赵普，他有一句名言：“治国有什么难的，我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希望现代人不要当赵普，半部《论语》是治不了天下的，几本书回答不了现实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书不仅有功利主义的实际用途，还和人的精神生活是密切相连的。如果读几本书就能够解决所有的现实问题，那么就如同人一生吃三个馒头就够了一样。读书是要时刻进行的，每读一本书都是在和作者交流，每读一本书都可以领略到大师的思想。即使在我授课的课堂上，我也不是很愿意给学生推荐几本重要的书，不是读几本重要的书就可以受益终身的。出国潮背后的国民不安

我认为现在的出国潮要具体分析。20世纪80年代我们出去的时候，情况比现在简单一点，就是想到国外去学习。当然我必须承认，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在外面学习之后没有想回来的，因为当时国外的生活条件、研究条件、就业条件等都比国内强，后来是被国内经济的发展吸引，一步一步回来的。

今天，我觉得出国增加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因素，这是我们当时没有的。过去我们出去想在国外工作，没有想回来，主要是国外和国内条件的差别，而不是风险上的差别。现在很多人把子女送出去是为了降低未来一代人的风险。我觉得我们的政府，特别是高层的领导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国民会感到不安？为什么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未来的风险太高？要好好地思考，如果再不思考、再不进行调整，我们人才的流失对经济的建设、对社会的发展都是相当不利的。国企未来二十年

中国从管仲的时候就实行盐铁国营，也就是今天的政府管理，到今天为止，这个趋势几乎一直存在。这一点跟西方国家非常不同，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今天这种很尴尬的局面。目前，我所看到的趋势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尊重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在恶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中国历史上，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结合得太紧密了，紧密的结果是我们两千年的经济一直是小农经济，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影响到人类现代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重大技术创新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这个重大历史现象被马克斯·韦伯注意到了，他写的《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都涉及了这个问题。经济历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里面也讲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产权保护和西欧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的主导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历史和经济的交叉研究所产生的结果。凡是涉及制度变迁一定要去读历史，因为只有在历史中你才能看到这种变迁的轨迹。

对今后二十年做预测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认为国有企业将从鼎盛走向衰弱，因为它面临两个由体制引发的问题，这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很难解决的。国有企业体制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效率低下，国有企业现在能够赚钱，是因为垄断行业、垄断利润，并不意味着它效率高、利润率高。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它会走向衰弱，从制度层面上决定了它的效率不会比民营企业效率高。第二个是社会公平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场只有几个央企能经营，为什么普通公民就不能经营，地下的石油为什么普通老百姓不能开采，铁路公司为什么民营公司不能做，电信公司为什么民营公司不能做，为什么资源要被个别企业垄断在手里，这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两个问题会决定国有企业从目前的鼎盛走向衰弱。【注解】[1] 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编者注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衣锡群篇京城企业协会会长期待救世主是一种狂热的感情

我在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期）做北京市西城区的区长，后来做过北京市市长助理兼经贸委主任，又在北京市最大的国有上市公司北控集团做董事长，可以说我的轨迹始终在政府里，但我完全接受“政府不是救世主”这样的观点，而我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我在政府的从政经历还是后来到国企，这些经历都逐渐深化了我的这样一种认识。

今天我们读书会召开的日子——8月18日，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提到8月18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1966年8月18日，我们都可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清晨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

我印象中的那天，我在天安门金水桥一带。当时的我们把在天安门零距离接触政治人物看作一种信任。那一天，我们看到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穿上了军装，我们看到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名叫宋彬彬的人走到毛主席的身边把红卫兵的袖章给毛主席戴上，我们还看到很多红卫兵簇拥着毛主席。那天我们和广场上的几十万人同样狂热，我们上学以来灌输的种种东西在那一天达到了顶峰。

那就是救世主的时代，之所以现在我们又说没有救世主，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希望有救世主的出现。我们都相信我们有可能改变世界。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在那种场景下获得的、现在可以说是“狂热”的一种喜悦，那种把自己依附在几十万人的群体里，有人替你解答一切、指引一切，那就是找到救世主的感觉，那的确会给人带来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感。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极点的话，在那个时刻我们几乎达到了极点。人性的复苏

我们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开始的时候读的都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偏好，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文学的，所以到“文革”发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看过很多名著。那时候出版的尺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至少在文学、人文这个领域，那时候中国商务印书馆的那一套国外的名著已经发行很多了，相当完备，像列夫·托尔斯泰的书，西方的像杰克·伦敦的一些书我们都看过。但是我们看那些书的时候，还没有做非常独立性的思考，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思想资料，我们仍然是受到主流灌输给我们那些东西的影响。

在内蒙古插队的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多改变。插队是一种解构，人们会因为亲眼看到的、接触到的东西和原来所谓的“主流”让人相信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于是梦想开始幻灭。对我来说，插队意味着解构过程的开始。在读书方面，《战争与和平》就是一本触动我思想的书，里面人性化、人道主义的东西的穿透力是非常强的。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阶级斗争教育，为理想牺牲自己，大公无私。“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到农村之后第一个复苏的是人性，一部分人出现了情感化的倾向，出现了一大批诗人，这些人的语言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不能表达的；另外一些人则是迅速有了使命感，要改变世界，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救世主之一。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写了很多诗，现在网上能找到一些记录了那一段历史的出版物。那时候有一些圈子，但是远远构不成现在大家头脑中所谓的“沙龙”。有些诗已被我置于遗忘的状态，是一个叫赵一凡的人恢复了这些文本。和诗接触是我们那个阶段青春期的一种现象，一种感情的寄托、表现。

当年写的那些诗我都背不下来了，感谢北岛，我在他的文集里面发现了一位叫张枣的诗人。我相信他写的很多诗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中国体的现代诗，他的诗不太适合朗读，不过静心听的话还是可以领会他的意境。张枣给了凡是爱新诗的人一个很大的欣慰，让大家知道中国的语境仍然适合来写现代诗，因为他写得非常好。这里我们选的这一首叫作《早晨的风暴》。昨夜里我见过一颗星星又孤单又晴朗，后半夜这星星显得异常明亮像一个变化多端的病者又像一个白天饮酒的老人我心里感到担忧和诧惊早晨醒来果然听到了风声所有的空门嘭然一片此起彼伏，半天不见安静这四月的风暴又纤美又清洁转瞬即逝，只留下一些气味一些气味带来另一些气味不住地围绕我，让我思绪万千忽而我幻想自己是一个老人像我曾经见过的某一个叮咛自己不去干某一些事情忽而觉得自己渺小得可怜跟另一个渺小的人促膝交谈最后分开，又一直心心相印或者这些，或者那些在这个清洁无比的上午风暴刚刚过去，鸟儿又出来它们有着这么多的地方和姿态一些东西丢失了，又会从另一些东西里面出现一些事情做完了，又会使其他的事情显得欠缺我想起我遥远的中学时代老师放低的温柔的声音在一个大阴天，回家以前上午的书页散发往年的清香我发现自己变成许多的人漫游在众多而美妙的路上最后大家都变成一个人，一个老人像我某一天见过的那个不识字，却文质彬彬我又干渴又思睡，瞥见中午，美丽如一个智慧消逝的是早上的那场风暴更远一些，是昨夜的那颗星星历史的使命感

我们这些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学校中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培养出来，在“文化大革命”时突然到“前线”变成红卫兵，然后就被推向农村变成了知识青年。最后，“四人帮”倒了，大家又突然回城参与竞争，很多人下岗，极少数人还活跃在今天不同的领域当中，这些人就承担了一代人的责任。有的时候，大家看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感觉到一种使命感，因为这是一代人的使命感。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在政府有非常好的位置和条件参与其中。众所周知，当时任志强的企业是西城区的区级企业，应该说西城区培养出任志强这样的地产商也算是我们的成绩。我记得我刚到西城区当区长的时候，任志强在看守所里，他因为他们企业的一个奖金进去了，当然在今天看来这都是些许小事了。当时的区委书记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我对他是很尊重的，我刚当区长开的一次会议就是在区委书记组织下研究怎么让任志强觉得抓他是对的，放他同样也是对的。华远的崛起和华远的发展，和历任华远的领头人（当然包括任志强）的努力进取是分不开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城区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和氛围。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的人还是充满热情甚至是激情的，人们觉得有很广阔的尝试空间。我们那时经常会参加一些市里面的讨论，围绕一些特定题目，或者哪些项目上马还是不上马。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允许讨论的，后来的讨论是给你一些所谓的“民主”，最后由某些人归纳集中。但是经常在集中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能够听到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被吸取或者被采纳。我觉得后来，特别是在最近，这样的做法和风气好像少了一点。哲学的重要性

哲学一直是我读书中很重要的方面，通过哲学回答自己困惑的问题，或者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途径，一直是我的追求。我记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哲学也是在插队的时候，当时我们听说有人被抄家、封门，但是没有被红卫兵拿走的书都堆在一间屋子里。于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就越过房脊到了院子里，果然发现了一个房间亮着灯，里面有很多的书。我记得当时拿走了3箱书，其中就有6本一套的苏联科学院编的哲学史，当然这个哲学史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来整理的，但是还能看到苏联在那种情况下对一些经典的东西进行了整理、复述，并且尽量保持了它的原貌。《大设计》是我最近比较推荐的一本书，它是霍金在《时间简史》出版12年之后的一部著作。很多书店把它摆在科普读物类，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门类。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讲述了最近十年在理论物理学、宇宙发生学及量子宇宙学方面的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已经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一些终极问题做的结论。按照霍金的说法和对宇宙发生学的解释，哲学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霍金认为整个大设计里面没有造物主，也没有宗教的位置。

第三章 中国真的能超越美国吗

中国真的能超越美国吗——周文重篇

依旧敏感的中美关系

美国需要适应中国

美国企业的罪与罚

中美外交政策的制定

经济外交专业人才很重要

中国赴美投资热

美国重返亚太

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经济困难的原因

美国公关公司不是万能的

中国真的能超越美国吗——王波明篇

全世界的格局，最终将会是“G2概念”

中国真的能超越美国吗

美国致命的经济危机

“制裁人民币汇率”议案是美国的政治秀

外交始终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早在两百多年前，英国大使马嘎尔尼就来华希望请中国皇帝到欧洲看一看，并且跟中国通商，但是当时由于要不要遵从磕头这样的礼节，最终引发了一场轩然的外交风波，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一百多年前，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他自己倒是痛快旅游了八个月；四十多年前，周恩来总理和基辛格的一次秘密外交推动了整个中国走向全球。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外交事件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外交部的老领导钱副总理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他说，很少见到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起伏不定，动荡不安。

回顾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总的来说是向前发展的，也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在这当中，它的起伏曲折也是很多的。如果要我谈谈这么多年从事中美关系的体会，那就是中美关系需要稳定。

我觉得美国学者、前政要、现政要等人对中国的看法，有的是过于乐观，有的是过于悲观。这里面有捧杀的，也有棒杀的，但总的原则是，美国不愿意放弃它一国独霸的地位，对于中国迅速赶上和接近感到不安。当然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对大家是一个机会，但是美国并不信服。所以现在，他们在观察我们，看我们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从而决定自己的政策。我觉得美国在下先手棋，做很多防范性的行动。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要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能够信服，感到中国的发展对大家都是一个机会，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另一方面，我们要做更多的沟通工作，增加双方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邓小平当年说的“韬光养晦”，主要讲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国际上姿态放低一点，不要到处树敌。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平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中国除了和平发展之外，可能也没有第二条可以走的道路。

当然，和平发展能不能走得通，对我们还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中国年轻人来说。归根到底中国是年轻人的，怎么把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而且走通，这对我们今后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更长远的未来都是一个考验。美国需要适应中国

对我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美国还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但现在因为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存在多个力量中心，所以很多事情他们要和其他国家商量。当有其他国家反对的时候，美国的主张不能得到实现，这对美国来讲是不习惯的，需要适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如何应用力量，这对他们也是一个考验。

中美共同利益很多，现在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超过 4000亿美元，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双方民间的交往也在不断深入，现在每个星期中美之间的航班有 110班，从旅游者数量上来说，中美之间每年旅游人次达300万之多，这还不算其他的因公出差、商务出差。现在在美国的中国在校学生有13万人，奥巴马上台以后还推出了 4年向中国派10万名留学生的计划。中美之间也有很多机制，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战略与经济对话”，2011年开始还有一个中美之间关于人文交流的对话机制，除此之外还有商贸联委会，等等。中美之间也就战略安全对话达成了协议，就亚太地区一些问题进行了对话，所以中美之间对话的机制很多。正是因为彼此需要，所以才会建立这么多的对话机制。

我认为，中美之间以共同利益为主，但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确实也很多。一类是属于经贸问题，对于任何两个国家，只要彼此之间有贸易、商务来往就会有摩擦、有分歧，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的利益问题。我们应该探索的是如何妥善处理问题，达到互利共赢。

另一类问题是，中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念不一样。我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应该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互相尊重，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对方。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问题，比如国际问题或者热点问题。这些问题常常目标相近或者相似，但是双方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做法不一样，像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面对这一类问题中美双方应该多沟通，增加相互了解和理解，而不是相互猜忌。当然这类事件在现实中常常被政治化，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及冷战思维的影响。

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应该真正把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摆脱冷战思维，确实把中国当成伙伴。2011年1月胡主席访问美国，双方也同意建立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定位来之不易，既然双方达成这个共识，美国就应该真正把中国看成合作伙伴，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美国企业的罪与罚

在金融上，美国交易系统和中国交易系统能够对接，今天几百家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这实际上是经过二十年两边对接的结果。但是无论在政治理念（包括社会理念）还是经济交往上，两国现在确实有很多冲突。2011年7月以后，美国连续两家大型企业在中国受到了超出它们范围的责罚，一个是渤海湾漏油，还有一个是重庆沃尔玛的问题。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倾向于把外资拉出来当靶子。

我认为就这两件事而言，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方面，这两家企业遇到的问题性质不一样，沃尔玛是因为造假，渤海湾漏油是属于事故。我想不管企业遇到的是前面一类问题还是后面一类问题，作为中国监管部门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来。有报道说，重庆美资企业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事实如此，监管部门就要切实考虑甚至反省一下，有没有很好地尽到监管责任。如果能够做到有错必罚，就会使得其他企业不敢轻易这么做了。

至于渤海湾漏油事件，众所周知，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这可能是一个事故，生产企业应该按照双方的约定尽最大努力把问题解决好。另外，企业也应该从内部整顿入手，杜绝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中美外交政策的制定

有人希望比较一下中美两国外交政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有哪些主要力量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形成，中国又有哪些力量影响了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认为这些问题都要从美国立宪制度的根本上来讲，美国三权分立，国会不制定外交政策，但是它对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督，参议院、众议院都有外委会，所以国会在这方面发挥着监督的作用。国会经常举行听证会，把政府官员请过来。美国白宫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不大，不到 100人，但是他们手上的权力很大。政策的制定方面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像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等这些涉外机构进行参议，还有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国防部部长有一个定期的参议机制，每个星期碰个头，对政策机制进行研讨，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订。另外，这些部门的副手，常务副部长也有一个会晤机制。总的来讲，政策的制定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总统领导下，综合各部门意见加以确定。国会有监督权，举行听证会进行监督。当然学术界对此也有影响。美国实行旋转门制度，领导人进进出出，在任上干一段时间离开到智库进行研究，所以两者之间互相的联系也很多，智库也有相当的投入。从前期政策研讨到可行性研究，到最后形成政策，智库参与的方面很多。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在中央，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中央有一个外事办公室，成员也来自各有关部门。大体的程序是由外事领导小组或者中央外事办公室牵头，召集有关部门对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作出决策，重要的要经过常委会的批准。当然，我们现在跟智库的互动也在加强。但是由于我们的体制关系，智库的成员和政府部门成员之间交流还不够，相互交流还比较欠缺，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人大有一个外委会，更多是对人大本身的外事进行规划，开展和外国议会来往方面的事务，对于我们外交政策的综合、回顾、讨论这方面他们还没有什么参与。经济外交专业人才很重要

我本人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毕业生，听说母校在 2009年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2010年第一次在全国招收了经济外交专业的学生。我觉得经济外交很重要，这个提法并不是新的提法，已经有若干年了。从国外来讲，他们早就把经济看成是外交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提出经济外交是因为我们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国家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所以各方面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自然外交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外交要能够改善我们的外部环境，帮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处理好双边经贸摩擦，等等。我觉得经济外交现在在外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经济是基础，所以任何国家现在都是把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把经济和外交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挑战。很高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现在开设了这个专业，恐怕其他学校还没有，希望学这个专业的学生能够尽快成才，把这个工作重任承担起来。中国赴美投资热

现在有很多美国州政府的州长到中国来招商引资，中国到美国投资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一方面，美国很希望有人去投资，中国也有很多人想到美国去投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较好的路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或者应该说美国对于中国投资——在某些领域的投资和在某些项目上的投资有很多限制，这也是事实。当然，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做出改变。

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很多项目、很多领域在投资方面是对外开放的，这里面我们应该做好美国地方政府的工作。最近，我看很多部门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要做好地方政府、做好地方舆论界、做好地方的议员特别是联邦议员的工作，让他们真正了解我们投资的性质，了解投资对他们会带来多少好处，特别是对就业方面会带来多少好处。比如我国的中远公司有一个失败的例子，也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是，它曾经在很多年之前想收购洛杉矶附近长滩的海军码头，当时没有成功。它现在在波士顿收购了一个码头，非常成功。温总理去访问的时候还专门参观过这个码头。我想这两个例子的结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收购波士顿码头的时候，他们注意到了过去做得不够的地方，把美国地方政府、联邦议员、地方媒体，特别是工会的工作做好了，让他们了解中远收购这个码头会给美国带来就业机会，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很多的收入。我想机会是有的，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到更好。美国方面应该放宽对中国的投资限制，他们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军民两用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限制太多。美国重返亚太

美国在“9·11”以后忙于反恐，现在已经宣布要从伊拉克撤军，对阿富汗的介入和驻军会减少。另一方面，中国迅速崛起使美国对中国的走向有很多的疑虑，特别是中国发展对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有很多不放心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美国政府负责人多次强调美国是西太平洋国家，西太平洋对于美国有重大的利益，所以美国要加强其对西太平洋的投入。

从我个人来看，美国并没有离开过太平洋地区，因为这里是美国利益攸关的地方。一方面，我们要和美国在这个地区寻找共同利益，中美也达成了协议，在这个地区开展和第三方合作，确定了一些项目，也开始了关于亚太地区的对话，目的也是寻求在这个地方能不能扩大共同利益。我想中美在亚太地区还是要和平相处，避免发生冲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美国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不要介入中国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之间的双边分歧；另外，在亚太地区要尊重中国，比如在西藏问题上，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内政。如果把类似的这些问题处理好，双方扩大共同利益、化解分歧还是有可能的，但这取决于美方的努力。

关于中美是否有可能开战的问题，我认为这取决于双方能不能把以上类似的问题处理好。美方在这里面负主要责任，很多问题它对中国是欠了账的，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它不应该干涉中国内政。如果它在亚太地区能够处理好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关系，共同发展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但问题是，美国能不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经济困难的原因

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在咱们国庆长假期间通过了一个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制裁法案。众议院现在经过内部辩论，推迟表决，暂时缓了一步。美国的舆论和美国的工商团体，大概有50多家工商团体，包括前政要都发表讲话，认为参议院通过这个议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前财长也发表公开讲话对这个议案表示批评。有的议员想通过此议案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目前经济困难，但这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汇率造成的。人民币汇率从 2005年到现在已经升值了将近30%，这期间实际上中美贸易顺差还在继续增加。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清楚的道理，但是由于美国目前国内经济困难，失业率高，议员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所以转移视线，把人民币汇率当成靶子。实际上，他们自己应该清楚，人民币汇率并不是造成美国目前经济困难的一个原因。美国公关公司不是万能的

我国驻美使馆雇了律师和公关公司。对于公关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现在开始感觉到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加强和美国国会及国会议员的沟通。但是另一方面，公关公司或者律师事务所都只能起沟通的作用，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约一些我们自己约不到的人，但约到以后，问题还是要自己谈，事情能不能谈好，公关公司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比如参议院表决制裁人民币汇率控制的议案，推动议案的主要是民主党，但是也有民主党的参议员反对，比如华盛顿州两个参议员，因为华盛顿州跟中国有大量的贸易，波音公司在华盛顿州，中国购买的70%的飞机来自波音公司，所以这里面有他们自己选区利益的问题。比如密苏里州一个女参议员也投票反对，她是当年帮助奥巴马竞选的最早一批国会参议员之一，她一直在推动把密苏里州作为中美贸易之间的中转站，他们说芝加哥现在已经满负荷了，应该把很多物流分到圣路易斯，密苏里州两个联邦参议员也非常支持这件事情，一直在推动这件事情。最近经过我们国内各个部门的努力，中国和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货运航班已经开通了。所以议员的立场跟本选区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美国有一句话，美国政治要从地方做工作，这要求我们做国会的工作必须加强与美国各地的联系。中国真的能超越美国吗——王波明篇联办总干事、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全世界的格局，最终将会是“G2概念”[1]

三年前我同基辛格博士吃早饭，谈到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的时候，他说，全世界的格局，最终将会是“G2概念”，即全世界格局未来是中美两国共治。他认为中美两国有什么事情先商量一下，从多边再到双边影响全世界格局。当时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中国的实力怎么可能达到这样，可以同美国一起共治全世界。上个月我们和周大使作为民间代表团成员一块儿去了美国，发现三年前不可思议的“G2概念”，现在好像慢慢地已经被世界上一些研究机构所认同。其中一个机构的一名研究员是美国原来的副财长，他提出了“G1概念”，认为全世界将从“G2”转变成“G1”，即全世界未来是中国一家统治。那些研究机构均为学术机构，是专门研究美国经济的智库。它们出版了一本名叫《幻影》的新书，副标题是“世界将生活在中国统治的阴影之下”。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开始统治全世界。但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美国和英国的实力已经有一些微妙性的转变，“二战”以后美国从英国手中把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拿过来了。这名研究员认为，中国现在就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美国。这本书的第一个结论指出，中国经济在十年之内要超过美国，这是讲经济总量，不是讲人均概念。第二个结论认为，人民币在未来十年或者十年多一点将取代美元，变成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无论这个事实是真是假，但是在美国，甚至到智库这一层，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个事实。

我这次去美国跟美国政府、美国民间机构和智库交换意见以后，发现美国对中国现在的崛起确实有很强的两面心态：一方面，美国也承认现在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成事的，这个事实正在被美国慢慢接受；另一方面，确实对中国的不信任感非常强。我承认你在崛起，因为从数据上，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崛起以后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的意图是什么？你参与世界事务究竟是为什么？美国确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在和平发展，但是可能美国那边的政府也好，智库也好，他们怀疑之心还是有的。而且我相信这种怀疑会是非常长久的，会一直伴随中美关系存在。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这一次我们去见希拉里，大使认为，中美关系是在走怪圈，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又好，一会儿又坏，这使得中美关系没有给两国人民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对此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要有很好的沟通。希拉里马上很愤怒，她说中国有中国的价值观，你们说的问题我们不见得都同意，我们说的事你们也不见得都同意，咱们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她明确指出，很多事情是国会定的，比如《与台湾关系法》，那是国会定的，好像说这是我们美国国内的事情，用不着跟你们中国谈，因为这是我们国会通过的。我觉得这就表现出中美彼此价值观不同，你不见得同意我的说法，我也不见得同意你的说法。当然，现在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共同点很多，但是在政治领域，确实有一些分歧，双方有各自的认识，你不见得同意我，我也不见得同意你。

在经济方面，我们这一次去美国，专门讨论了中国向美国投资的事情。那天下午摩根·士丹利专门做了中国向美国投资的一个报告：从2005年开始，中国向美国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每年的增幅高达30%～40%。但是因为中国向美国的投资基数非常低，如果去掉收购兼并，真正的投资大概在几十亿美元，在全世界向美国投资的大国中，中国占的比例是最低的。这一次我们主要讨论规模性地向美国基础设施投资。

美国总统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没有任何权力。当时，美国方面提到：第一，美国没有任何产业政策，他们不能有产业政策，他们不能说这个产业比那个产业好，因为美国都是市场经济，都是私人企业；第二，我们要投资，离美国政府越远越好，到地方去，联邦政府又要审批，那对我们也不利，我们自己直接跟州、跟市去谈，而不要跟联邦政府谈。中国真的能超越美国吗

我注意到现在微博上有很多说法，认为现在中国从实体经济到金融经济，包括楼市、股市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并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在未来十年经济和国力的发展。我个人谈到美国的问题很多，中国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但美国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不能连在一起。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美国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问题。中国有很多问题，你也不能说美国没问题。具体来说，比如中国的 GDP超过美国经济总量这个问题，这在学术界或者在政界，包括我个人认为都是一个定论，因为《幻影》中假设中国经济会有一段时间往下走，而且即便假设了这样，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会超过美国，这是定数。但是超过美国，并不能说明中国就强，那只是简单的经济数字对比，在GDP总量上是强，并不代表国家的软实力很强、制度很强。“强国”这两个字的内涵很多，不是一个简单的 GDP概念。具体关于楼市的问题，可能得由任志强来回答了。美国致命的经济危机

我算是经历过美国1986年的经济危机和现在的经济危机的人，对于美国的问题，我也思考了很多。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存在长期低增长的风险。简单地说，美国最主要的经济驱动力是消费，美国经济增长的2/3靠消费，目前这个引擎整个熄火了。我乐观地认为这个时期大约会持续5年，但基本上主流意见认为是10年。整个10年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在 2%以下，低于其前20年平均 2.5%以上的经济增长；平均失业率大约在9%，而20岁到35岁这一段的失业率高达25%以上，特别是大学生，4个人里面就会有1个人找不到工作，所以美国经济问题比我原来想象的更严重。

第二，美国智库认为美国目前的问题是“政治制度失灵”。所谓“政治制度失灵”，就是指美国目前的状况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要下狠药，要出点邪招。比如向富人加税，奥巴马提出100万美金以上的收入要多交点税，公司也得交税。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根本达不成一致，立马被共和党给否决了。现在美国重要的是拯救经济政策，目前民主党对奥巴马也非常失望，从业绩上讲，因为奥巴马原来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他连十个人的团队都没领导过，更别提领导一个国家了，他的执政领导及现实妥协的能力都非常差。

第三，以前我们认为美国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形结构，特富人特少，[2]中间是中产阶级，底下是穷人。这一次我们去美国跟兰德公司的人座谈，发现他们现在把美国社会形容为一个葫芦形的结构，最上面一个小的头是极少的富人，往下第一个小球是中产阶级，最大的是底下一个球，而且他们画的葫芦底下的球比中间的大一倍，因为过去30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没增长，且数量下降了8%～10%，穷人越来越多。美国社会靠的是一小批精英分子，他们非常有创造力，但是他们创造出的财富要养活为数众多的穷人，所以美国是非常明显的两极社会，也是二元社会。“制裁人民币汇率”议案是美国的政治秀

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从更深的背景去分析。过去美国议会多次提出过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但是这一次确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在与民间智库的对话中发现，他们认为这次的议案很有可能通过。这说明涉及人民币汇率的事，美国政府也好，包括提出议案的人都明白，通过人民币升值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以及对产业空心化进行重新填补并不太可能。如果中国不再生产球鞋，还会有越南、墨西哥、柬埔寨等国家生产。什么时候也不可能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让美国的就业回到正常水平，所以汇率问题是没有任何谈论意义的。

那么，美国的政客为什么要讨论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现在投资熄火了，消费熄火了，大的政策也熄火了，所以他们想使美元贬值，从而提升出口。但是美国能出口的是高精尖科技，因为它的产业早就空心化了。我估计对中国实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可能性不高，但是美国政府还是要一次一次不断跟中国提出来。如果这一次制裁人民币汇率的议案没有通过，美国议会还会增加某个产业的关税。尽管加关税没有道理，但是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政策，这使得美国政府可以说他们对就业问题也做了一点事情，那是做给美国民众看的，做给美国议会看的，这是一个两党政治的产物。【注解】[1] G2概念，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集团）来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编者注[2] 兰德公司，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编者注

第四章 改造我们的教育

改造我们的教育——朱永新篇

教育的核心是精神的成长

成功是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阅读是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大学应该成为读书的天堂

中国改革正处于攻坚时期

没有阅读，理想将变成空想

教育的成功是民族的成功

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改造我们的教育——任志强篇

阅读能够突破教育的局限性

教育不应只局限于灌输知识

成功是无止境的

我的读书秘诀：养成阅读习惯

微博是阅读的一部分

教育比房地产难得多

阅读的价值不仅仅是考试分数高

改变要从每个人开始

按照自己的需求读书

企业家应该关注教育。事实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企业家都会主动地介入教育，而不是被动地来接受教育。比如说日本，日本任何一项重要教育改革，企业家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企业家会提出他们的需要，他们希望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在我们的教育改革中，企业家是缺席的，是失声的。所以做教育的人有机会应该听听企业家对教育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想让企业家听听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该往什么方向走，中国的企业家该怎么做，中国的企业家要怎么样。

教育真正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学历，但现在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一张文凭，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份好的薪水。为了这个目标，要上好的大学、好的高中、好的初中，还要上好的小学，甚至要上好的幼儿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是我们教育的一种病。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推进新教育实验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就是阅读。我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他的人生史。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躯体的发展，最初是寄存于母体吸收母体的营养，生下来以后母乳抚养我们，然后就是每天的食物，所以一定程度上在吃什么这个问题上大家都考虑过，但是很少有人会仔细想过“我们的精神是如何成长的”。

人类精神的成长很难从母体里面汲取营养，身体的成长最多是为我们精神的成长准备好物质基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都会接受最初的学校教育，这就相当于母乳。学校教育是把人类几千年创造的文明、财富，用最浓缩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用单一授课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但是如果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仍然仅仅摄入母乳，那么一定是身体发育不良的。同样，如果一个人仅仅看学校的书，看教科书，他一定是精神发育不良的。

教育的本质是让人在读初中以前学会认知、让人懂得自己去学习。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帮助人养成一种习惯、一种兴趣、一种能力，如果做到这点，使人形成了自我学习的能力，教育就成功了。

我们一直认为，教育实际上是帮助人形成自我教育的能力，当一个人真正会自己教育自己了，就会很快能开始吸收其他东西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不识字，没有经过学校的教育，那他是没法看书的，因此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教育使人能够和书本对话，帮助人不断成长。我觉得成功者都有“道”，背后都以非常善于学习的能力作为基础。成功是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教育就是把你需要的所有的知识都忘掉，剩下的东西是教育。因此，教育在很大意义上是帮助人成为他自己。我经常说，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总是有自己的目的，每个生命都有他存在的不同价值，好的教育帮助人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不一样，不可能所有人都读清华、北大。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有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物质世界的关系，比如你赚了很多钱，在这个领域你成功了，你和物质世界的关系就成功了。

第二个关系是人和社会的关系。因为人是社会人，一个人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个价值，那就是其他人是否喜欢自己。即使一个人赚了很多钱，但是被其他人所厌恶，那么这个人还是一文不值，也不能称之为“成功”。当然，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有时候少数人看得更远，但是社会总有一天会承认他的。

第三个关系是三个关系中最高级别的关系，即人和自己心灵的关系。这包括了人的心灵成功与不成功，看到的是不是比别人看到的更多，所知道的、所了解的、所思想的是不是比别人更广。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这三个关系都能够处理好，这样他就算成功了。

当然，财富不是以数量的多少为衡量标准的。我觉得每个人只要钱赚到自己够花，能够为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这个人就是成功的。自己囊中羞涩，生存都很困难，这不算成功。人和他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个厚道的人，这个人是个善良的人，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这个人是敢说真话的人。

我在政府做副市长，我把副市长做好，把我分管的文化、教育做好就是成功。我到了民进中央参政议政，为国家提更多的建议、做更多的民主监督就是成功。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新的成功观，比如时传祥，把自己的职业做到极致也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我认为任何人，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在一个岗位上能把这个岗位的工作做好，把交来的每一份工作用心做好，就是成功。如果用一个赚钱的标准或者拥有自己企业的标准来看，如果职业经理人一方面要做公家的公司；另一方面暗度陈仓做自己的企业，然后公家的不做了再做自己的企业，我认为这就不叫成功。成功是有职业的操守，而且具有一定的规范。阅读是精神成长的重要途径

我的新书叫作《我的阅读观》，序言名为“改变，从阅读开始”。第一部分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主要讲人精神的成长、人心灵的打磨实际上是从阅读开始的。第二部分主要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所阅读的书。

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竞争力不是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而是取决于人的精神力量。我认为人获得精神力量最重要的途径是阅读。比如说，犹太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物理世界、对世界的认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从这个角度上讲，人类的三个世界是被三个犹太人改变的。1901-2001年，全世界颁发的680多个诺贝尔奖中，犹太人拿了180多个。最近一两百年以来，世界的金融命脉实际上是控制在犹太人手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印钞票、管资金的都是犹太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是由号称“中国的犹太人”——温州人控制的。但是我觉得温州人跟犹太人相比，还是有差别的。犹太人平均每人每年读 65本书，我们只有 5本书，还包括教科书在内。这使我觉得民族阅读的问题非常重要，共同的阅读生活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来源。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就是靠一个理论治天下的，那就是全社会的道德规范——《三字经》，这样就把人规范起来了。过去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为精神支持，但现在我们全社会的共同阅读已经没有了，因此需要呼唤全民阅读来形成共同的精神价值。《我的阅读观》的第三部分主要讲的是，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也就是说，仅仅教知识这不是教育，而是训练；只有教会孩子热爱阅读，教会孩子主动地去阅读，那才是真正的教育。我个人认为，人类几千年来最伟大的财富都来自于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都在书中，只有捧起书的时候，人才能真正地拥有这些财富。人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继承精神财富，这是人类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类的可悲之处。伟大之处是，因为只有人类才有文字，能够把过去的东西用文字记载下来；可悲之处就是，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开始，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要从我们的父辈、祖辈甚至于几千年以来的人们探索知识的过程重新开始。所以说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没有真正的教育。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第五部分，我着重于写苏州的阅读节。从2006年我还在苏州做副市长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有苏州自己的阅读节，已经坚持了6年。每年9月28日的孔子诞辰日，是我们整个苏州市的阅读节，我们有几百项的大活动来推进全民阅读。我觉得苏州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与苏州人重视阅读、苏州的人文底蕴是有一些关系的。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第一，我们要从“学历”社会走向“学力”社会。在中国，我们现在还是“学历”社会，考公务员要本科或硕士学历，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因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教育是义务教育，照理初中毕业就可以做公务员了，为什么做公务员本科学历还不够，甚至还必须是研究生、博士，还一定要是“985”学校的？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不仅政府公务员如此，很多企业也如此。企业家们喜欢说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都是留洋归来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已经提出，要从“学历”社会走向“学力”社会，但现在显然还远远达不到。

第二，想阅读就会有时间。很多企业家、官员对我说，想读书但是没时间，实在太忙了，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哪有时间阅读。我认为，人有时间吃饭、有时间和朋友聊天，就一定会有时间阅读。对待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人们一定会有时间，关键把什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如果每一个人真正地把阅读作为人生的一部分，那就一定会有时间。我知道有些人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还没离开，还有备战通宵的，即便这样，他们都不觉得累，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定不会累，一定会很乐意去做。所以只要想阅读，就肯定有时间。

第三，阅读是一种习惯。一开始可能会读得很慢，特别是面对陌生的领域时，但是时间久了，读起来就轻松多了。有些书可以快速浏览，但是有些书是必须精读的。

我认为实际上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是这个故事的主人，也是这个故事的作者，这个故事写得怎么样，完全取决于自己。有的人可以把故事写成一部传奇，像很多成功人士那样；有的人就写得很平凡，为什么呢？我认为无非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树立了什么样的人生榜样。写故事要有原型，把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榜样对于人的一生影响很大，选择的榜样能够给予人的激励越大，人就会越接近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个原型。其次，用什么样的语言写这个人生故事。这就和阅读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最好的作家一定是懂三种语言：第一种语言是人类语言，用人类的语言写的东西别人才能理解、才能去看；第二种语言是民族的语言，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必须懂得我们的国情、历史、文化，越懂得中国，我们的故事就越精彩，有些人不太懂中国，所以他的故事写不精彩；第三种语言是个人的地方语言，要懂得自己生活的区域。这三种语言都掌握了，写出的人生故事自然精彩，而这三种语言是离不开阅读的。最后，我觉得生命故事要精彩，生活就要有苦难、困难、挑战。看那些好的故事总是跌宕起伏，而非平铺直叙，所以人生的困难越多、磨难越多、挑战越多，成就的价值也就越大。

因此，我认为，阅读对于我们每个人创造自己的生命传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认真咀嚼过和不断对话过的书籍，我把它们称之为“根本书籍”，每个读书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根本书籍，这些根本书籍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是影响我们成长、影响自己专业生存根基的。大多数书只要翻翻就可以了，你把最基本的书精读了，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再读其他的书，和这些书对话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因为基本的东西你已经掌握了。所以要用心读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书，然后与大多数书进行对话、建构。当然，网络也是学习的渠道之一。大学应该成为读书的天堂

我曾经给我的孩子写过一封信，题为“大学是读书的天堂”。严格来说，人生最佳的阅读时间应该在小学，因为那个时候童心无忌，整个心灵都敞开着，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整个基础教育里是没有阅读生活的。而中国大学相对来说是全世界最轻松的，这时候阅读可以成为你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阅读时光，所以我说大学是读书的天堂。

大学的改造要从阅读开始。前两年我在深圳做过一次讲演，后来深圳媒体说朱主席炮轰中国教育，实际上我没有炮轰。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大学教育的。因为我们大学的教育模式还是沿袭中小学的教育方式，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基本上是这样的模式。教师拿着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相反，国外大学的教学方式是上课之前老师会有书单，要求学生先把这些书读完，大学课堂上师生对话，而不仅仅是老师讲授。我们现在把教学变成单向的灌输，所以整个教育改革要从这里进行改造。

改造出现的问题要从大学老师本身的阅读量抓起。因为要针对不同的学生，阅读对老师的挑战会更大，老师自己必须要读大量的东西，才能跟学生进行对话，否则他没有对话的基础。我记得在哈佛学习的一个月，每天100本的书单交给我，读完了到课堂上，先是同学讨论，再是课堂讨论，整个大学教育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我们现在的大学是没有阅读的教学，这一点如果不改造，我觉得大学没有希望。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伦理问题。中国改革正处于攻坚时期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呈螺旋式的上升，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攻坚的时期，到了一个利益调整最关键的时期。这时候利益调整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家，而是涉及更高层次的改革，所以这时候的改革就处于一个回荡期，看似可能有一点倒退，但事实上那是为回到另外一端做更扎实的准备。没有阅读，理想将变成空想

有些人认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人不可能看完所有的书，这个矛盾不是知识爆炸时代才出现的。庄子曾经说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那个时代书还不多，所以那个时代的人若想看书的话，当时的书还是可以看完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做不到了，不能说书多得没法看完就干脆不看了，只冥想。冥想是修行的一个手段，它是一种心理学的概念和功夫，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取代阅读，因为打坐也好，佛家的修禅也好，这样的修炼跟阅读没有任何矛盾。如果没有阅读，理想就是空想。教育的成功是民族的成功

有人问，教育和足球哪个更难弄？也有人问，教育和房地产哪个更难搞？我认为教育是最难的，因为教育是人的事情，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我们是谁。人是个黑匣子，现在的科学技术并不能完全搞懂人类的心灵规律，要搞好教育，需要更好地把握人类心灵的规律。而房地产，我觉得方向是清晰的，政府把廉租房做好，解决最困难、买不起房子的人的居住问题，使居者有其屋，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做。政府做廉租房，解决公平的问题。企业家做市场房，解决市场的问题。政府要想控制房价，控制税收就可以了，政府将更多的税收用来建更多的廉租房，这样两者就平衡起来了。我觉得方向是很清楚的。但教育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看清楚。

我做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十一二年，差不多是一个人读小学、初中、高中合起来的时间。现在的学生课业负担很重，没有时间阅读，很多人的亲身经历都是课程很多，没有时间阅读课外的书籍，尤其是理科生，对于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的课程不熟悉。让教育不光是教知识是我的教育理想之一，也是目前实践的方向。我最近写的一本书名为《中国教育缺什么》，其中提了120多条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和建议。在全国有1000多所创新型的实验学校，我们在进行尝试，在悄悄努力。中国的改革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而自下而上就是在学校里。中国的教育表面上看来是制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更多是人的问题，因为教育不取决于其他东西，而是取决于站在讲台前的老师。如果老师有很强的使命感，有大量的阅读，有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个老师所教的班级一定会不一样。

有人说，上学时候读书最用功的，往往在以后的工作中表现都是最差的，因此认为阅读的价值不大。但是事实上，现在大学里面评价的是知识，大学里学习成绩考好并不代表综合素质比较好，因为社会真正评价的是人的综合素质，成功的人往往有着强大的内心，有强烈的意愿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进取。仅仅为分数而活着的人，不可能成为生活的赢者。只有为自己而活的人，才可以成为生活的赢者。阅读恰恰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在一百多年前到两百年前，赫尔巴特开始强调的就是知识，到了杜威的时候已经强调生活。就是说过去的赫尔巴特认为学校仅仅教知识就够了，他觉得知识能够让人变得更有力量，但是事实上仅仅有知识还不行，因为社会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杜威提出“学校就是社会，教育就是生活”。仅仅是生活还不够，所以教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生命。生命的真正价值是什么，生命潜能如何发挥，一个人真正转变为社会人，他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所以知识、生活和生命三者之间的深刻共鸣才是教育最重要的本质。现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仅仅研究知识，这是我们教育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你说我怎么考核，生命怎么考核？但是事实上在世界教育范围内，我们知道跟美国的孩子相比，我们的孩子学的课程太难了。我经常说，我们的教育是 90%的人陪 10%的人在读书，因为那 10%的人是考清华、北大的，所有人全部都是这样的路线，那 90%的人活得很累，因为自己只是陪着这 10%的人读书。所以我们在课堂教的内容，数理化也好，学科课程设计也好，那不是为了一个核心的人来设计的，而是为了考试、为了奥数、为了知识而设计的。所以我们学校里没有教人怎么生活，比如说美国的学校有一门课讲健康和财富，会告诉你怎么吃药，生活中遇到问题了该怎么自救，在会场里面开会突然发生了火灾该怎么逃生，这些东西在美国的课堂上、教科书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内容。然后美国的大学招生，成绩好的它可以不要，它要的是有领袖才能的人，要的是自强不息的人，要的是能和谐相处的人。教育理念不一样，导致了我们教育的评价、内容不一样，所以我是很赞成美国的教育理念的。事实上，我们的教育需要这样的改造，而阅读，我始终认为是重中之重。

从历史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好像每个人都知道病症在哪里，每个人也能开药方，但是这个药不会给自己吃，都是给别人去吃。所以大家都知道孩子负担那么重，但还是会拼命让自己的孩子也钻进去。这是一个矛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尤其在当下，都有很强的个人存在感，他觉得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世界，我还不如随波逐流。所以如果每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一想，如果从零开始做起会怎么样呢？我经常跟我的老师们说，你把教室门关起来你就是国王，一个校长你把学校大门关起来你就是国王。那么一个父母也是如此，你把家里门关起来你就是国王，你可以用你的体验、用你的方法教育孩子。我觉得真理的东西是有底线的，你可以坚持用你的底线教育孩子，不必继续随着社会走，也许你教出来就是任志强。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如果要推荐一本书，我觉得《论语》还是最值得读的。因为它富含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也在那里面。前段时间我在《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两整版就是讲“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为什么要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觉得这是孔子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中国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很多都可以从《论语》中找到答案。

还有一本叫《如何改变世界》的管理学方面的书也是我想推荐的，它告诉我们：事实上只要我们自己肯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改造我们的教育——任志强篇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阅读能够突破教育的局限性

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我上到初一多一点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没有教育了。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交白卷最好，意思就是不需要教育，所以作为企业家，应该说我的大部分教育来源于阅读。

我认为书是一种生活的记录，它包括了人们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学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和分析到的东西。过去，我们面临一个局限，我们生活在一个圈子里面，很难突破。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说我们要解放全世界 2/3的受苦的人，那时因为我们被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局限住了，我们出不去，不知道全世界那 2/3的受苦的人都比我们富。读书就是一种能突破这种教育和局限性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各样的书进入到中国，我们也有机会通过这些书看到一些国外的东西，这些书给了我们一个突破现有中国教育体系固化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教育体制下的东西，而且看到了国外教育体制下的东西，或者说从书中看到了更多我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我们无法去的地方，以及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思考。通过这些思考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超越了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

虽然我没上过学，但是很多大学请我去当老师或者教授，我也有很多教授的聘书。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的教育里面缺少了企业家将自己的生活实践、工作实践和市场实践转换成知识的东西，所以大学就让我们去替代他们这些没有实践经验的老师们，跳出课本约束，去讲述我们在实际市场中得到的一些体会。教育不应只局限于灌输知识

知识和教育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小学学到的东西叫知识，知识是用教的办法给你，比如说1+1=2，或者说汉字怎么写，这仅仅是属于知识的范围。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为了考试，把它局限在知识方面，知识之外的东西都没了，那就不是教育了，只是灌输知识。比如只告诉学生1+1=2，但是没有告诉学生为什么 1+1=2。我们这一代人的好处是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教育，逼着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因为没有人给我们灌输知识，再想学也没有人教你，没有人教只有自己去学。这形成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教育的这一代人，大多比较善于做自我思考，我要靠自己努力学习。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下一代人，是被外面的人灌输了知识。当人们误以为知识就是教育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去学知识以外的东西，因为知识以外的东西不能上考卷，得不了分，对考大学、读高中、上好学校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现在的学生学的越来越少了，而不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过去学校鼓励学生不断地进行社会实践，就是告诉学生知识之外的东西是什么，这时候正好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现在学校更多的是给学生灌输一些知识，只告诉你ABC，而不告诉你 ABC之外的任何东西，这样我们的教育才出现了问题。

社会上有很多现象都与我们的教育有关，比如说富士康的加工厂里面很多人跳楼自杀，大多数人认为是工厂制度不好，但是，这其实与教育有关。这些人这么轻易地就把生命抛弃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仅仅在学校里面靠学知识解决不了对人生看法的问题，比如说社会帮助的问题、基本道德的问题、赡养救助等问题。很多大学生可能在所谓的应试教育里面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进入社会以后就发现自己不是人才。我听说“北航”有一个神童，为了读博士要求父母给他购买一套房子，你说他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说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是因为他在很小的年龄就可以达到一个博士生的知识水平；如果说我们不成功，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当博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也不知道自己学到博士了竟然挣不到钱去买一套房子，要靠父母买房子他才能读博士。这些简单的人生道理反而被教育界忽视掉了。

我认为，学校最重要的是教会人怎么活着，然后才是用很多知识作为辅助手段来帮助你活得更好。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两个问题弄颠倒了，认为知识是第一位的，然后怎么活着是第二位的。有人说生命是第二位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现在对教育制度的改革，可能首先要颠倒过来，是知识为第一位还是教育为第一位，而教育包括了知识，知识却不能包括教育。

乔布斯是美国教育的成功。美国教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告诉你，你可以胡思乱想，也可以吸毒，吸完毒也不会被当成坏孩子。如果乔布斯搁在中国，吸过毒的他会被当成阶级敌人，怎么还能让他推出“苹果”呢？所以成功的教育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他吸过毒就是一个坏孩子，这就是美国教育体制的成功。因为乔布斯本人，因为有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他可以自由地当嬉皮士，最后当他成功的时候，大家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他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他的成功可以教育所有其他人。成功是无止境的

成功是个比较因素，是一种生命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所以讨论成功与否的时候，一定要界定成功的标准。任何时候，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可能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了。所以我永远认为我是不成功的，我要努力成为那个更高目标的成功者。

有人认为只有获得财富才能算成功，但我认为，要论一个人成功与否，最主要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把本职工作做到了尽责，如果尽到了责任，你就是成功了。不能说我是一个企业的经理人，我一定要做总理做的事情，我代替不了总理，我想当总理人家也不会听我的。所以如果用其他职业的标准要求企业经理，那就肯定是不成功的。我认为人的成功是无止境的，人应该制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希望自己能做到更好。我的读书秘诀：养成阅读习惯

30年前，刚刚从部队下来或者是在部队快复员的时候，我就开始拼命地读书，因为 1977年前没有恢复高考，最多有几年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学习，所以只能靠阅读补充知识。那时候，我对“一战”“二战”的一些历史书籍很感兴趣，包括“二战”军事上很多重要的战役、战术等，这些都是我通过读书得到的。

后来我就养成了阅读习惯，如果每天的阅读量少于 6万字的话，就觉得没完成任务，比如说大概二三十万字的书，通常一晚上就能看完。这可能是因为我养成了习惯。我认为一个人阅读的时间越长，阅读每一本书的周期就会越短，因为很多东西可能有共通的地方。当阅读成为习惯的时候，读一本书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没有形成阅读习惯，可能读一两篇就困了，或者说看了一段以后就看不下去了。

我最初读书的时候也要查字典，当然现在有百度了，但是慢慢地就可以不用查了。读书快慢在于熟能生巧，读书多了以后就像我们打字，打一个字可以出来一个词组，这是同一个道理。比如说“社会主义”，你眼睛一扫“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就过去了，所以慢慢读多了以后就会有这种技能的。

有些书可以泛读，有些书要精读。比如说《经济学》，这本书我读了 4个月才把它读完。学习性质的书和阅读性质或者说浏览性质的书不一样。比如游记，游记不需要研究什么东西，但是可以从中体会到很多东西。总体来说，如果一开始读书就没有养成习惯，那么一定读不下去，但是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就能够迅速地加快阅读速度和提高阅读能力，读书就不困难了，这就是我的体会。微博是阅读的一部分

微博和阅读有关系。微博也是阅读的一部分，可能在上厕所、喝杯水、抽根烟的时间，你都可以上微博写两句。比如看电视，电视每隔15～30分钟有段广告，插播广告的时候写两条微博并不耽误看电视。我可以在候机的时候看书或写微博，但上了飞机没有信号了，只能看书不能写微博。所以，我等飞机的时候写微博，坐飞机上看书，这个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只要想读书，一定有时间读书，不会因为微博而影响你的阅读。

很多人认为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读书已经来不及了，但我认为，越是知识爆炸，人就越需要阅读。如果不阅读，你就会落伍。知识爆炸时代里最难的是如何选书。我比较倾向于寻找读书圈子，大家互相推荐，比如我看了十本书，我认为只有三本书有推荐价值，我把三本书告诉别人，那七本书我等于替别人读过了，告诉其他人那七本不用读了，其他人也同样，读的十本书告诉了我三本，我也省掉了看另外那几本书。如果一个人有了读书的圈子，很快会读到更好的书。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最好的阅读就是知行合一，如果所有的阅读没有实验，或者读书的人没有思考，没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读完了就和没读一样。我认为用实践或者思考把书里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阅读最大的挑战。教育比房地产难得多

现在的中国，教育和房地产都很难弄，但房地产比教育好弄多了，因为房地产起码半市场化了，尽管土地还在政府手里垄断着，没有完全市场化，但是半市场化了。虽然现在政府还在大量管制，但是起码还有市场化的根子和余地在里面。教育是从上到下几乎全部被垄断着，民间没有批准不能随便办教育。而目前，任何人都可以成立房地产公司，虽然不一定能在市场中获得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随便成立，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有人问我要是回到十一二岁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不能学习了，你有阅读机会，你就能比别人提前一点或者抓住机会早走一步。所以我们感谢那个时代，因为大家都没有学习机会，我们抓住了学习机会、阅读机会，所以我们可能就算是进步了。

如果今天有良性的知识教育过程，再加上家长对孩子的补充教育，这也可能是最好的教育。但是如果说这时候连基础教育都不让接受，那么孩子也可能比别人慢了一点，因为家长不可能进行系统的知识性教育，这个缺陷是无法弥补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有的教育都没有了，我们只能做最优的选择，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两个完全不同，回不到那个时代了。阅读的价值不仅仅是考试分数高

有人否认阅读的价值，认为现实问题是上学时候读书成绩好的人往往工作后都是表现最差的，但这其实说的不是学习好，而是分数高，学习好和考高分是两个概念。考高分的可能是书呆子，也有可能是考试机器。我记得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现在是华润的副总，替我们做专题，他这个小组里有一个雇主的孩子也参加了。那个孩子考研究生的时候是全校第一，老师说他不用上研究生了，他的考试水平已经超过研究生了，也就是说他自学的东西远远超过老师给他教育的东西，超过了知识水平，这叫学习好。所以他不用上研究生，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学校开了一个证明，他到美国后直接在那边任教了，没上过研究生。而考试好的人往往是书呆子，在社会上混得不行。我们在企业中常常遇到那种考试成绩很好但工作能力却很一般的人。

在现有的教育环境下，一个人没有大学毕业，那他就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掌握。比如说我搞建筑有图纸、有设计，没有大学毕业的人可能根本看不懂。我没有大学文凭，但是现在和当年的环境、条件都不同，我没有大学文凭的时候是大家都没有，只能后来找机会再去学习。而现在的年轻人在大家都有大学文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么你可能连最基本的知识都没有，注定是要被社会淘汰的。改变要从每个人开始

有些事情是一个人永远也做不到的，尽管我们现在能看到它不对，但也改变不了。比如说我们希望人活到100岁，可是真正能活到100岁的能有多少人？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活到100岁。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没法让别人做到，却可以自己做到，比如我在企业内部进行改革的时候，我可以按照我的意见倾向，一切都可以改变。但是如果让我去管国家或者管到美国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些事情得靠大家共同努力去呼吁，希望这个事情得到改变，但如果每个人都没有从自己做起，都等着靠别人来呼吁，最后再坐享其成，这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自己的需求读书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因此我不能单独推荐几本书，有的人可能需要读励志方面的书，有的人可能需要读经济学方面的书，有的人可能需要读文学方面的书，有的人可能需要读有关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书。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是把我看过的书告诉大家，如果有人愿意读就去挑选，我在博客上列有很长的书单。在我每次收到一大堆书的时候，都会把它们放在我的微博上，也就是告诉大家：我现在在看这些书。如果有人认为我看的书值得看，那么就可以看，这不是说每一本书大家都必须去读，我个人觉得必须是有针对性地提出，我才会推荐特定对象应该看哪些书。

第五章 中美和平崛起的博弈

中美和平崛起的博弈——陈东升篇

崛起的关键是资本、人才和技术

欧洲和美国的问题重重

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中国面临的美国威胁

救援欧洲是中国崛起的契机

和平崛起从经济崛起开始

中国崛起离不开精神文化的崛起

中美和平崛起的博弈——毛振华篇

中美之间的复杂情结

欧洲的问题在于不完全的统一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纠结

中美关系是两国共同的问题

中国崛起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全世界的知识界、企业界、学术界和官方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在亚布力举办的第13届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做了一个主题为“中国全民和平崛起”的演讲，大概在三四个月前还写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考》，大家可以去读读看。因为我对美国的商业历史很有兴趣，读了大量关于此方面的书，后来我看到美国崛起的一个过程后就做了一个中美之间的对比。

美国是新移民国家，美国真正的崛起开始于南北战争。为什么说是南北战争呢？因为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才统一，统一后有了大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工业化运动最开始是一个农业国把大量粮食运出来，随后开始造运河，接着是铁路运动，然后又是电报、电话、电灯和新能源的运动，再下来就是汽车，还有航空的运动。西方的工业崛起基本上一直是这个过程，而美国基本上是从 1861年南北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50年的时间里，从农业国走向世界最强国。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建国那一年 1776年，正好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美国人觉得这是天意，所以《国富论》成为美国所有精英阶层的“圣经”。他们所有的商业行为基本上奉行市场经济，奉行个人主义，除此以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就是丛林法则、竞争法则。美国崛起基本上是以这两个思想为蓝本，一个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个人主义理论，一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崛起”，其实就是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资本从哪儿来，人才从哪儿来，技术从哪儿来。最开始美国模仿了英国的纺织技术，当年英国的纺织技术是最尖端的技术，是不允许出口到国外去的。但美国还是想办法弄到了英国的知识产权。

当时美国没有资本，美国企业表面由美国人当股东，但背后是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后来通过金融危机，他们终于自己当了老板。19世纪末，美国开始崛起，1890年美国全面超过英国，整个欧洲一片哗然。那个时候欧洲谈论“美国阴谋论”，就和今天美国谈论“中国阴谋论”是一模一样的。

中国崛起所花的时间更长，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有170多年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的工业化经历了三次小的浪潮。第一次，洋务运动，这是第一次工业化的尝试，是国家推行这样的运动，因为甲午战争把我们的国门打开了。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民族资本在夹缝中崛起。第三次工业化经历是在革命完成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走的是苏联的模式，就是用计划经济、用工业剪刀差剥削农民，靠节衣缩食来完成我们工业化资本的积累。这个核心资本的积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二是三线建设运动。这两个运动完成了中国工业布局和国民经济布局。

当然最伟大、最成功的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三股力量在推动。

第一股力量是国家的转折，今天才会出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国进民退”这样的问题，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前身是石油天然气部，一个超级部委转化为上市公司，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过去国有企业改革是巨大的成功。

第二股力量是跨国公司及港台地区资本。这些“外人”给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第二股巨大的资本。

第三股力量就是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最早的乡镇企业。1992年[1]的时候，乡镇企业形成了很大规模，“92派”是一个总的代表，这些企业使国家形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这一法律制度，这样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企业的创业运动。

除此以外，中国的成功与人力资源立国的策略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人均资源极端稀缺、总体资源也不算丰裕的国家，我们根本没有资本。中国崛起基本上靠人力资源，中国靠人力资源拼搏比俄罗斯靠资源拼搏在未来的竞争能力更强。

人力资源不仅指廉价劳动力，还有留学运动，三股工业化浪潮也是三股留学潮。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清朝的容闳，他被官派到耶鲁大学；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留学运动将大量的留学生送到了苏联、东欧；邓小平时代的留学生则更多地走向西方。

总的来讲，美国崛起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完全的市场经济，靠民族资本家、大量民族资本的英雄，像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等等。美国崛起的历史群星灿烂。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我们现代化的道路主要靠政府主导，靠国家资本领先、发动外资和民间资本三股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

我认为邓小平主持的价格改革是一场最伟大的改革，价格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西方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我们只是市[2]场化很浓厚，我认为我们是国家市场。有人说我们是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用的是比较中性一点的词——国家市场主义，我们走国家市场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伟大遗产之一就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是邓小平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西方是没有的。我们的土地是集体和国有的，我们这“有一个老人站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诞生了一个世界级城市，这是全世界不可模仿的。印度搞特区时，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农民不干，7个农民被打死，特区直接泡汤了。正因为农民没有土地，农民变成了真正新型的产业工人。有的人说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诞生了两个阶层，一个是企业家阶层，一个是农民工阶层。我说只产生了一个阶层，农民工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新型产业工人，并不是一个新的阶层。

中国今天取得的经济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大规模的。当年英国崛起大概就是 5000万人，美国大概 1亿人，中国是 13亿人。这么大面积、这么大规模，还保持高增长，我们靠中国 3亿农民工养活了美国3亿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工业结构的契合把中国带起来了。今天中国的 13亿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转向内需，促进中产阶级崛起。中产阶级是消费的群体，没有中产阶级，消费就建立不起来。除此以外，我们的经济也不是纯国家、纯国有的，我们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我赞成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是中国大潮流，中央集权是中国一个巨大的政治遗产、思想遗产、文化遗产、社会制度遗产，这是中国最大的特色。

中国永远不可能走像美国那样的发展模式，美国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中国今天的成功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取得的成功，搞社会主义革命，搞计划经济，搞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今天的成功也是不可复制的。

我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跟社会上很多观点不一样，未来这些国有企业改革很简单，就是把股份不断卖掉，然后变成今天的跨国公司。美国是先把家族企业做大，等家族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后，再演变为公众公司。今天摩根、福特都是从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成长为巨型企业而后成为公众公司。我坚信国有企业会走这一条道路。我们国家开始进入老龄化时代，未来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需要大量的钱，缺钱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卖这些优质资产来解决养老和保障等社会问题。我坚信中国的国有企业50年后，会像西方那样成为巨型公众公司，而且今天已经有50家国有企业成为世界500强。欧洲和美国的问题重重

政治层面上欧洲要求统一，历史上，欧洲发端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互相利益分割不清造成高关税从而引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欧洲希望以后不再发生战争。但是像希腊等国，不像德国那么勤奋，所以过去很长时间内，一旦经济不好了这些国家就印发钞票，通过通货膨胀剥夺老百姓的钱，熬过经济危机。加入欧元区以后，印发钞票权没有了，只剩财政权，因此只能靠借债。欧债问题就是因为各国财政独立，超限借贷而又无力偿还才产生的。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经济基础是靠生产力、靠税收最后变成财政，因为欧洲的财政是不统一的，其他国家不愿意勒紧腰带工作供养希腊等不够勤奋的国家。

除此以外，欧洲更重要的、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经济学家眼前只是看股市、房市，宏观经济不是战略，宏观经济天天估价涨不涨跌不跌，这是宏观经济。中期经济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合不合理，看第一、二、三产业的配置和比例。长期经济主要看人口，人口是最长期的生产力，日本、俄罗斯或者欧洲在长期上看是走向衰落的，因为它们的人口极端老龄化。

美国是有世界霸权的国家，美元是在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货币，美国的对外投资是世界上最多的，年国民生产总值约14万亿美元，基本都是靠在国外投资赚来的。这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国国债无关，仅仅是指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所得的产值，人均所得约2.5万美元。我遇到过一位纽约大学的教授，他告诉我纽约大学的学费是最贵的，但他的学生有 8个人找不到工作。

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目前美国并没有新的技术革命，因此缺乏新一轮经济成长的动力。尽管能源问题在国际上日益突出，但我认为新能源不会成为美国第二轮经济的动力。新能源只不过是旧有能源的替代产品，能源是高度的资本型，不是资本和劳动力相结合型，它不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它不能够解决今天美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也不会成为美国新一轮经济成长的动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国目前面临经济转型，要从出口、高耗能的结构向低耗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这样一个高附加价值转变。

过去，中国把经济搞好了，社会就稳定了；今天，经济越好，社会越不稳。中国进入到中产阶级，出现了属于社会中产阶级的各种诉求，也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对权力的需求。

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和矛盾有几个：一个是公权力的扩张，就是政府的权力是否过大；第二，国有企业垄断是经济层面的大问题；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环保和社会的问题等；社会不公平与正义、收入的悬殊、公共产品不够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等，全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归结起来，这些因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是社会结构转型服务业崛起的冲刺期。中国今天的定位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这个定位是最准确的。但是要清楚，这个定位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

我们现在经常讲主流经济阶层，很多人都说要告别革命，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不能搞革命，还是要循序渐进搞改革，这些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途径。我也算是主流精英、大老板，是社会改革的受益者，改革开放的超级受益者，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歌颂者、维护者。我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诞生，靠走市场做起来的，不是靠公权力国有垄断做起来的，所以我们敢亮出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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