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爱德华·威尔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自然的猎人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大自然的猎人/（美）爱德华·威尔逊著；杨玉龄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3
书名原文：Naturalist
ISBN 978–7–5086–7618–0
I. ① 大… II. ① 爱… ② 杨… III. ① 威尔逊－自传 Ⅳ. ① K837.1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070号
Copyright © 1994 Island Press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1994 Laura Simonds Southworth
Afterword copyright © 2006 Edward O. Wil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sland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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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大自然的猎人
著者：[ 美] 爱德华·威尔逊
译者：杨玉龄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87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6–992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 –7–5086–7618–0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大自然的猎人[美]爱德华·威尔逊 著杨玉龄 译中信出版集团作者序大自然，她不断变化着物理学家维克托·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曾经说自己是身处乱世的快乐之人，我也一样，只不过，令我心醉神迷的并非核武器或耸动的高科技，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密切观察自然界里细微而基本的变化。“大自然”这个词对我来说，具有两层含义。在20世纪初，人类还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想象成不凡的物种，是困在地球上等待灵魂或心智救赎的黑天使。如今，几乎所有相关的科学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既然已经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一步步参与了数百万年的生物进化，我们人类的生态环境、生理状况，乃至心灵状态，都和地球上其他生物密不可分。从这一层含义来观察自然界，大自然发生着根本的变化。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依然相信地球资源丰饶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世界上最高的山还没有人攀爬过，最深的海也没有人探测过，更别提分布在赤道大陆上的大片原始丛林了。现在，我们早已绘制完真实的世界地图，而且也估算出日渐减少的地球资源：才经过一个世代的开发，人类就已经将野外世界破坏到足以威胁自然资源的程度，生态系统和物种目前正以6 500万年以来最快的速度消失！由于对自己闯下的祸事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从地域的征服者转变为地球的管理者。在这样的第二层含义中，也就是在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和自然界是两码事的时候，大自然也一样发生着根本的变化。由于性情和专长的关系，我才得以一直密切观察这些变化。在我还是资历尚浅的小科学家和小博物学家的时候，我个人的世界观随同下列两个趋势而转变：进化生物学的发展以及“这门科学的从业人员能够自然养成”这个想法的没落。从童年到中年，我的个体发生（ontogeny）一再重复更巨大的种系发生（phylogeny）。与此同时，大自然也不断变化出新的风貌。我的童年很走运，生长在保守的美国南方，在一个如诗如画的环境中长大，却一点儿也没沾染上南方不好的社会风气。我在小小年纪就打定主意，将来要做名科学家，以便我能多多接近大自然。迷人的童年记忆未曾泯灭，但是它留存在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式的思想之流中。在我的头脑中，各种观念都不断变化，包括原先想象中的世界运作方式，以及我心目中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通过把这些封存的记忆都提取出来，我能更完整地了解自己目前的思考方式，我也更能厘清自己信念中的核心因素。这样的厘清，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你们，同时，或许也是为了增强说服力。当我成为作曲家之后，我将为自己谱上一曲描述亚拉巴马之晨的音乐；同时，我还将为它附上一首最纯净的歌，这歌曲将犹如沼泽上的雾气升自大地，犹如柔和的甘露降自苍穹——美国诗人兼剧作家休斯（Langston Hughes）第一部南方之晨Daybreak In Alabama第1章天堂海滩在久远的记忆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我们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完全是围绕着一组强烈印象建立起来的。一只大水母“赛弗柔安”就我个人来说，我7岁时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是：我站在天堂海滩（Paradise Beach）的浅滩上，低头凝视水中的一只大水母。海水如此平静、澄清，水母身上每一处细节都展现在我眼前，仿佛它是被装在玻璃瓶中似的。这种生物真是令人惊叹，完全不同于我原先对它的印象。于是，我尽可能地从水面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端详它。它那带有淡淡光彩的粉红钟罩上，分布着许多细细的红线，这些红线由中央向钟罩形身体的边缘辐射。钟罩形身体的边缘垂下一圈触手，环绕并稍微遮盖住里面的一条摄食管，以及其他的器官。这些器官翻来翻去的，就好像湿漉漉的窗帘似的。对于这些位置较低的组织，我只能看到一点点。我想要看得更清楚些，但是又不敢涉得更深，只好把头凑得更近些。如今，我知道这只水母是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刺水母（sea nettle，学名为Chrysaora quinquecirrha），属于钵水母纲（scyphozoan），而且还知道它是从遥远的墨西哥湾漂游到天堂海滩的海洋生物。但是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动物学方面的专有名词，只知道它叫作水母（jellyfish）。然而，这只动物是那么神妙，而“果冻般的鱼”这个讨人厌的名字是多么地不恰当，多么地贬损它。我早就应该轻轻呼唤它真正的芳名：赛弗柔安（scyph-o-zo-an）！想想看，我发现了一只赛弗柔安！对这次值得纪念的发现来说，这个名字合适多了。只见它停在那儿好几个小时都不游开。当暮色低垂，我必须离去时，它身体下方那堆纠缠不清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更深地伸入了黑暗的海水中。我不禁好奇：这到底是一只动物还是一群动物？现在我能肯定它是一只动物。而就在同样一片水域，还有另一种外形类似的生物，俗称“葡萄牙战舰”（Portuguese man-of-war）的僧帽水母，则是由一群动物紧密结合而成，各司其职，形成功能完整且和谐的生命共同体。像这类事物，我现在能轻易列举出一大串，但是它们都不能和这只水母相提并论。它突然间硬闯进我的世界，来自我不知道的地方，产生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气氛，我只能想到下列字眼：“在深海王国里，一场诡异、神秘的即兴演出。”直到现在，只要我凝神回想，这只水母依旧能体现蕴藏于大海中的神秘与邪恶。第二天早晨，那只大西洋刺水母不见了。1936年的整个夏天，我再也没见到同样的生物。至于天堂海滩这个地方（近年来，我经常重游旧地），则是位于佛罗里达珀迪多湾（Perdido Bay）东岸的一处小村庄，距离彭萨科拉（Pensacola）不远，与亚拉巴马州隔水遥遥相望。在天堂海滩过暑假就在这个美妙的季节里，我家遇上了麻烦事。我的父母在那一年离婚了。那段日子对他们来说很难挨，但是对我这个独生子来说，一点儿也不难过，至少在那时还不觉得难过。当时我寄住在一户人家中，他们每逢暑期都会收容一两名男孩在那儿度假。对于小男孩而言，天堂海滩果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天堂。每天早晨用过早餐后，我就离开这栋面对海滩的小屋，独自沿着海滨闲荡，搜寻宝藏。我在温暖的浪头里涉进涉出，尽情搜寻在海水中漂浮的一切东西。有时候，我就只是坐在小山坡上瞭望开阔的洋面，然后准时回家吃午餐，吃完饭再出去晃荡，然后再回家吃晚餐，然后再出去，直到最后才不得不上床睡觉。然而入睡前，我在心里依旧要重温一下白天的探险历程。我已忘记那户照顾我的人家究竟姓什么，长什么样，年纪有多大，甚至连他们一家有几口人都不记得了。他们很可能是一对夫妇，而且我也很愿意相信他们是慈祥和蔼的好心人，但他们早已淡出我的记忆。倒是那个地方的动物，对我施加了难以磨灭的魔法。那年我只有7岁大，每种生物不论大小，只要观察它们，想到它们，或可能的话，把它们逮住细细地看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件赏心悦目的乐事。水面下有颌针鱼（needlefish）来回穿梭，身体细长，有如绿色的鱼雷，上下颌也延长如喙。它们天性敏感，远远盯着看是可以的，但它们永远不会让你有机会进入触手可及的距离。颌针鱼晚上到底住在哪里？这一点让我很好奇，但始终未曾知道。蓝蟹长着一对能刺破皮肤的利爪，在傍晚时分向岸边群集。用长柄网很容易就可以捉到它们，把它们煮熟后，敲开来就可以直接送进肚子里，也可以倒进秋葵浓汤中，这可是湾岸特有的热辣海鲜大锅菜！鳟鱼以及其他一些鱼儿则在比较深的地方活动，比如靠近大叶藻（eelgrass）生长的地方或更深处；你若有只小艇，就能驾着它将鱼饵撒向鱼群。尾巴上长着吓人尖刺的黄貂鱼（stingray），白天把自己埋藏在水深及腰的水下沙堆中，等天色渐渐暗下来之后，才靠近有海浪的地方。期盼“大”动物一天傍晚在海滩边，有个年轻人从我身边经过，手上把玩着一把左轮手枪，而我则尾随了他一阵子，他说他是来猎黄貂鱼的。在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包括我父亲在内）都经常这样带着枪（通常是点二二口径的手枪或是来复枪，但偶尔也会出现更大型的手枪或猎枪）在乡间随意乱逛，除了人和家畜之外，想射什么就射什么。尾随他的当儿，我把这名黄貂鱼猎人当成我的同事，一起探险的同伴，满心企盼他能找到一些我没见过的动物，也许还是较大型的动物。他绕过了海滨的转角之后，随即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接着我听到了两声连续击发的枪声。小口径手枪的子弹能够射中水底下的黄貂鱼吗？我猜大概可以，但自己从来没试过。而我再也没见到这位神枪手，没能亲口问问他。我多么渴望每次都能逮到比前一次更大的动物。好不容易，我终于开了一次眼界，见识到何谓真正的“大”！我知道，外海深处会有一些大型的动物。偶尔，一群宽吻海豚（bottlenose porpoise）会从岸边经过，离我站的地方很近，近到若是丢颗石子都有可能砸到它们。只见它们三三两两用背鳍划破海面，做出优美的弧形跳跃，然后落水消失，又在十几二十米远处，再度凌空腾起。它们这项反复的动作极富节奏感，因此我都能算准它们下一次冒出水面的地点。遇到晴朗的日子，有时候我会连续好几个小时扫视着珀迪多湾水平如镜的海面，看看能不能碰巧望到什么巨型怪兽冒出水面。我希望至少能看到鲨鱼，亲眼见识一下那传说中的背鳍如何冲出海面；我知道它虽然远远看起来很像海豚，但是发出的声音和冒出水面的间隔时间则是不规则的。此外，我还希望能找到比鲨鱼更精彩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某些能令我终生难忘的东西。我能看到的几乎全是海豚，但我并不失望。在跟你分享那唯一一次例外之前，且容我先谈一谈追猎怪兽的心理学。界定这些怪兽的尺寸并不是以实际大小为准，而是以相对比例为准。据我估算，在我7岁大时，我眼中动物的大小约为我现在看到的两倍大。例如前面叙述的那只大西洋刺水母钟罩状的身体，现在我知道它们平均直径约为25厘米；但是我看到的那一只，似乎宽达60厘米。因此，可能真有所谓的巨型怪兽，即使它们在成人眼中算不上庞大。最后，我终于见到了这样的动物。得偿夙愿它的登场并没有在万顷洋面上激起涡流。它在黄昏时分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当时我正坐在由海滩通往船库的码头上，而支撑码头的柱子则竖立在浅水滩上。就着昏暗的光线，我几乎没法看清水底，但我依然不停地从码头朝下搜索，寻找任何大大小小会移动的生物。毫无预警地，有只超大的鳐（ray）——比一般常见的黄貂鱼大上好几倍——无声无息地从阴影中滑出，潜到我晃动的双脚下，接着又滑向另一边的深水处。这个圆形的影子看起来仿佛遮住了整个水底似的，不过几秒钟就消失无踪了。我惊呆了，心里立刻涌起一股欲望，渴望再看到这只怪兽一次；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能捉住它，好靠近看个仔细。我心想，很可能它就生活在附近，而且每天晚上都会从码头边游过。第二天黄昏，我从码头垂下一根钓线，钓线末端系着一个我能找到的最大鱼钩，鱼钩上穿了一只小活鱼。我让鱼饵整晚垂挂在约两米深的水中。次日一大早，我冲到码头去检查钓线。鱼饵不见了，但鱼钩还在。这样的步骤，我重复了整整一个星期，但毫无所获，白白浪费了鱼饵。如果我当时用的鱼饵是小虾或螃蟹，逮住这只大鳐的机会恐怕会大得多，可惜没有人给我这个生手一点建议。一天早晨，我钓到一只海湾豹蟾鱼（gulf toadfish），它是生活在水底的杂食性鱼类，天生有张大嘴巴，突出的眼睛，以及一身黏糊糊的皮肤。当地人都认为它毫无价值，而且还是长得最丑的海洋动物。但我认为它很棒。我把我的豹蟾鱼放在瓶子里养了一天，然后就把它放回海里去了。不久之后，我终于放弃垂钓那只大鳐了，而且，再也没见过它从码头下经过。先做贪婪的野人为什么我要在事过境迁近60年后对诸位讲述我这个小男孩与怪水母、大鳐以及海中怪兽的故事？我想，这是因为它勾勒出一幅轮廓，通过它隐约可以看出一位博物学家是如何造就出来的。一个小孩来到深水边缘，满心期待地准备迎接新奇事物。他就像是我们远古时代的祖先，带着好奇心，来到马拉维湖（Lake Malawi）湖滨或莫桑比克海峡（Mozambique Channel）边。同样的经验一定在上千个世代中重复了无数次，换来的报酬也相当可观。海洋、湖泊以及辽阔的大河，都能作为食物的来源和抗敌的屏障。地理疆界无法阻止我们的祖先向外播迁，他们可不会困坐在不毛的山沟里等死，他们看起来简直能应付任何形式的变局。水域一直在那儿，亘古不变，大部分可望而不可即，同时又富饶得取之不竭。这个小孩已经准备好要探索上述的生物原型（archetype），向未知世界启程，并从中学得知识，但他还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心中引导他的那股激情。然而，脑海中却已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成为他往后一生的护身符，而且转化为强大的能量，引导他在经验以及知识领域中不断地成长。年纪渐长之后，他会从自己的文化源头中多了解一些复杂的细节。但是，核心的印象是不会改变的。任何成年人只要肯认真省思，一定会觉得好奇：为什么自己竟会长途跋涉一整天，只为了钓钓鱼，或观看海上日落呢？在关键时刻获取丰富的实践经验，而非系统知识，才是造就博物学家的重要因素。所以说，最好能先当个野人，什么学名、解剖学知识，都不知道也不要紧，最好能先花上大量时间去随意探索和做梦。卡森（Rachel Carson）非常清楚个中道理，她在1965年出版的《万物皆奇迹》（The Sense of Wonder）中用不同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实际经历是日后能产生知识及智慧的种子，那么感情和感觉就是这些种子生长所必需的沃土。童年时光正是培育沃土的时机。”她很明智地把孩童领到了海边。伤了右眼对我来说，天堂海滩度假并非大人刻意为我安排的教育课程，只是随兴人生里的一段意外插曲。我被送到那儿，纯粹是因为我的父母相信那是个安全的、无忧的快乐环境。不过，就在那段短暂的时光中，又发生了第二段意外插曲，这段插曲决定了我最终会成为哪一类型的博物学家。这天，我坐在码头上，拿着挂有小鱼饵的钓竿垂钓，只要鱼儿一咬上饵，我就立刻把它拖出水面。有一种小鱼长得很像鲈鱼，而且贪吃得不得了。它的背鳍上长有10根尖刺，一受惊，这些尖刺便直直竖立起来。当时，一只这样的鱼上钩了。我一时大意，扯得太猛，结果，它竟飞出水面，撞到我脸上，其中一根尖刺恰巧刺中了我右眼的瞳孔。连续好几个小时，我都感到痛彻心扉。但是由于太想要待在户外，我不敢多吭声。我继续钓鱼。事后，我寄宿的那家人并没有带我去疗伤。（事实上，我也完全不记得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受伤了。）到了第二天，痛楚消了大半，只剩下轻微的不舒服。再后来，痛楚就渐渐消失了。几个月后，我返回彭萨科拉老家，右眼瞳孔开始起雾，出现外伤性的白内障。我父母发现后立刻带我去看医生，而医生则马上把我转送到古老的彭萨科拉医院，去切除水晶体。这场手术简直就是恐怖的19世纪酷刑。某人把我按倒，好让一位名叫墨菲（Pearl Murphy）的女麻醉师用纱布罩住我的口鼻，然后滴进乙醚来麻醉我。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她这种工作的标准收费为5美元。等我的意识渐渐模糊之后，我梦见自己独自待在一间大会堂中。我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而且尖叫个不停。或许在我被麻醉之前，真的在尖叫。总而言之，这次手术令人难受的程度几乎和白内障本身不相上下。因为手术后好几年内，我一闻到乙醚的味道就想吐。如今，一旦我受困在密闭空间里，双手受制不能动，脸上又盖着东西，这种情况肯定会让我恐惧症发作。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强烈反感，并不同于一般的幽闭恐惧症，因为我能够神态自若地钻进壁柜，或搭乘电梯，或在屋子下面及车底下爬行。在十几岁的时候，我还曾经探测过洞穴以及码头附近的水底幽僻处，一点儿都不害怕。总之，只要我的双手能自由活动，而且脸上别盖着东西，一切都好说。意外造就昆虫学家从那以后，我只剩下左眼有健全的视力。很幸运的是，我左眼在近距离的视力，比一般人的平均视力更为敏锐，在眼科视力表上为2.0，而且终生如此。我虽然丧失了立体视觉，但是能清楚辨识小昆虫身上细小的图案和绒毛。稍长大后，或许是因为遗传缺陷的关系，我又丧失了大部分高频率音域的听力。如果不戴助听器，许多鸟类和蛙类的叫声，我都无法分辨。因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像美国所有的博物学家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的一样，我带着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的《野外赏鸟手册》（Field Guide to the Birds）以及双筒望远镜外出，结果证明我是相当差劲的赏鸟者。除非鸟儿很清楚地在我眼前奋力拍翅，否则我根本找不到它们；即使有一只鸟就在近旁的树上高歌，但除非有人直接指给我看，否则我还是找不到它。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对蛙类的观察上。多雨的春天的夜晚，我和大学同学靠着高亢的雄蛙叫声的指引，前往青蛙的交配地。我的确找到了一些，比如叫声低沉的犬吠树蛙（barking tree frog），它们的叫声仿佛有人在用力敲打一只大木桶；另外还有东方锄足蟾蜍（eastern spadefoot toad），它们的叫声很像幽魂前往冥府报到时的呜咽声。然而，大部分蛙类的鸣叫声，在我听来，都只不过是一阵含含糊糊的嗡嗡声。决定终身大事的人生转折点，竟然出现在我还这么小的时候。我之所以注定要当昆虫学家，一辈子研究或飞或爬的微小昆虫，完全不是因为拥有什么怪癖的天才，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先见之明，完全就只是因为单纯的意外事件，限制了我的生理能力。不管怎样，我一定得找出某一类型的动物来研究，因为心中的火种早已点燃，所以我能找到什么就研究什么。于是，我剩下的那只眼睛转向了地面。从此以后，我开始赞美地球上的这些小东西，这些可以用食指和拇指捏起来仔细观察的小动物。第2章把小男孩托付给我们有谁能肯定地说，自己的性格是由哪些事件塑造成的？有太多、太多事情是发生在童年早期的懵懂中。我们的心灵沉浮于依稀忆起的不确定的经历里，随着时光荏苒，我们心中的“自我欺骗”会逐年使记忆扭曲，慢慢偏离事实真相。但是，有一件事我倒是能够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件事发生于1937年冬天，也就是我的父母爱德华（Edward）和英妮兹（Inez Freeman Wilson）分居并开始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在当年，而且还是在美国南方地区，离婚极不寻常。可以想见，当时亲戚朋友之间一定是谣言满天，而且许多人一定还很不以为然。就在我父母忙着将生活理出头绪之时，他们开始寻找一处能保障7岁男童安全生活的地方。他们选中了湾岸军校（Gulf Coast Military Academy），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位于密西西比州海湾港（Gulfport）东边6千米处的滨海公路旁。另一个天堂海滩？于是，在1月的某个早晨，我和母亲搭上西行巴士离开彭萨科拉，一路经过莫比尔（Mobile）以及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来到海湾港。我们在下午抵达湾岸军校。我环顾四周，品评它的景观，发现那儿正是典型的悠闲墨西哥湾景致，于是立刻觉得它非常有吸引力。一栋栋附有游廊、周围围了一圈灌木丛的砖房，散布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老橡树（我认为所有活着的橡树“看起来”都很苍老）以及高耸的松树提供了大片树荫。校园南边是90号国道，然后是一条安静的双车道公路。数米外的海堤底下，则是来自墨西哥湾的平静波涛。看到这幅海景，我不觉精神一振。这里会不会是另一个天堂海滩？结果它不是。我们来到低年级学生的宿舍，会见女舍监以及其他初级部的军校生。我看着那张属于我的行军床（这种床如果弄整齐的话，可以在上头弹硬币），聆听着每日作息规章的简介，检查着自己那套比照西点军校款式的制服。然后，我和室友握手。就一名7岁的孩童而言，我的室友实在是太过拘谨，也太过礼貌了。孩童时的慵懒以及与童年冒险有关的梦，至此全都消失无踪。湾岸军校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大噩梦，专门用来改造没教养或缺乏纪律的孩子。它属于那种最原始的军校，学生一律穿着灰色毛料制服，站姿僵硬得就像枪杆子似的。校方的简介中，“保证”会让学生接受扎实的传统教育；它不是用“提供”或是“尽可能”这些字眼，而是“保证”这两个字眼。毕业于湾岸军校的学生中，虽然有一部分会进入全国其他的大专院校就读，但是基本上，湾岸军校可以说是西点军校的预科学校，在私立学校中，就相当于办校宗旨是训练美国军官人才的弗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Academy）。南方英雄梦这一切都非常符合1937年美国南方白人中产阶级的文化。没有什么事情比得上在军队里节节高升更令年轻人热血沸腾的了。南方依旧沉浸在南北战争前的梦想中，梦想以军官、绅士、荣誉、勇气、坚贞不屈来效忠上帝和国家。我们心中常浮现这么一个身影：新近毕业的少尉军官，身着一身白色军服，手里挽着美貌可人的新娘，步出教堂。在家人备感骄傲的目光下，穿过军校同学们高举的军刀。他的所作所为将会日益加强众人对历史真相的了解：我们南方人之所以会在南北战争中败北，完全是因为缺乏武器，以及战力耗损殆尽。我们南方人，尤其是军官，个个都是当时全世界最棒的军人，都是不容轻视的美国南方人。现在你总该明白，电视台采访越南战地指挥官时老是出现南方口音的缘故了。他们多半生着一副薄薄的唇，眼神犀利，绝不四处打诨开玩笑。对美国南方人来说，医生、律师以及工程师都是值得敬重的职业，当然，商人或牧师也很不错。来自亚拉巴马州的高尔夫球冠军或橄榄球四分卫，算得上是英雄人物，而且要是我们有某位亲戚[他的小名也许叫大蚊子（Skeeter）之类的，可以把他想成你的三堂哥汉克（Hank）的大儿子]选上国会议员，整个家族都会高兴得不得了。然而，如果要说谁才是代表力量与荣誉的权贵，那一定还是非军队统帅莫属。军校生活湾岸军校年年都被美国国防部评鉴列入荣誉学校，换句话说，这里简直就是新兵训练营。它的生活规章就是专门设计用来磨损青少年男孩身上具备的一切坏品质，同时培养出炮弹落于前也毫无惧色的性格。“把小男孩托付给我们，我们还你个男子汉。”这就是湾岸军校的格言。1937年的湾岸军校毕业班年刊（里面有我目光僵冷的稚气面庞）清清楚楚地解释了该校准则，明明白白，不带一丝情感：日常作息都有定规，每天每件事都得按规章行事，否则绝不宽贷。与同学相处时，每人都得自视为团体的一分子，并依据这个观点正确对待其他同学。激发每个人的潜能，使小男孩变得积极独立，蜕去备受娇宠的男孩的无助及依赖习性。年刊作者[我怀疑，他是不是那位四方脸、担任军事科学和战术课程的乔克（Major Charles W. Chalker）上校？他的四方脸正从年刊上瞪着我]心目中所谓的作息定规，比起成人军校的规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套规矩如果放松一些的话，大可用在今日帕里斯岛（Parris Island）上的海军训练营之类的地方。一周七天的军号声是由一群非常看重这项任务且引以为傲的军校生吹奏的，把我们的日常作息步调催赶得十分紧凑。早上6：00，第一声号角；6：05，起床；6：10，集合；6：30，病号集合；6：40，巡逻检查；6：45，服务生预告；7：00，集合行军至餐厅用餐；7：40，上课。之后，号角暂停，改由铃声通知上下课。然后是10：20，礼拜堂集合，中间休息4分钟；然后是预备铃，回教室上课。我们就这样被催赶着度过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18：50，号角再度响起，召集大伙儿回寝室；19：00，晚自习（不准听收音机）；21：15，归营号；21：30，熄灯号。之后，不准再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只有登上违纪报告一途了。星期六的作息与之相仿，只不过略微轻松一些，有一些空闲时间可以用来休闲、运动，或者接受违纪处罚。到了星期天，我们又得迅速回到死板而又紧张的生活状态：把皮鞋、徽章、皮带环擦亮（制服得随时保持整洁，星期天则要穿正式的灰白制服），还有就是上教堂做礼拜。接下来，我们要准备参加15：30开始的阅兵典礼。我们整齐列队出操，接受分队及个人检阅考核，队伍行进在军官、来访家长以及部分好奇且充满敬意的镇民面前。年纪最小的男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则排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们学生拿到的课程表上，净是些响亮简洁的名词：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英文、外语；完全没有艺术、室外自然教学之类的课程，当然更不会出现“化学入门”或“美国经典”之类文绉绉的标题。学生拥有部分的选课自由，但是仍然只是一些无聊的科目，例如拉丁文、商业地理以及商业伦理等。这样的课程安排隐隐暗示着，假使你实在不是当军人的料，至少还可以去经商。年龄稍大的军校生除了要接受步枪、迫击炮以及机枪射击训练外，还要学习测绘和军事战略。另外，校方也很鼓励学生练习骑马。至于我们这些初级部的小毛头，就只有眼巴巴地期待着将来哪天也能参与这些充满男子汉气概的活动。湾岸军校的校徽图案如下：一只展翅的老鹰，爪子里握着两把交叉的军刀、上了刺刀的步枪以及长矛。左右两根矛柄上，各悬挂着一面带有48颗星星的美国国旗。海军以一面三角形盾牌作为代表，盾牌上绘有一艘三桅帆船。湾岸军校所有的学生，从一年级生到十二年级生，全部按照同样的作息表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课程中。我们这些六年级以下的初级生稍稍拥有一些特权。我们有位女舍监林菲尔德太太（Mrs. R. P.Linfield，我只知其姓不知其名），年刊上她那张表情僵硬的脸看起来真是传神，正是标准军校女舍监的嘴脸。阅兵时，我们初级生不必肩背步枪，也不必接受武器和骑马训练。附近海湾公园学院（Gulf Park College）偶尔有女生举办的舞会，这些自然也和我们毫不相干。为了严守纪律，校方要求学生的父母不要送些不合适的礼物到学校里来，以免宠坏孩子：“不要送食品来弄坏他的肠胃。要送的话，送水果好了。”玩耍还是踢正步？军校生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要是没法用协商方式和解的话，就只有通过富有男子汉气概的方式来解决：在成人的监督之下，于旁观学生围成的场地中，双方公开较量一下。不过，偶尔也会有打架事件，在没有教官或学生干部到场的情况下，就悄悄地在某建筑物角落里进行。但是就整体而言，这类冲突还是都能够在不背离校规的情况下有效地得到纾解的。犯规的学生必须到斗牛场报到，这倒是学校简介册子里没有提到的活动。通常，犯规学生得扛着步枪绕着圆形跑道踢正步，一踢就是个把钟头，时间长短视犯规严重程度而定。若是处罚的时间太长，还得连续几天分段执行。初级生也得以免背步枪“踢正步”——其实，多半时候我们都只是在漫步而已。受罚倒是一段能够避开他人并且做做白日梦的好时光。我当时经常犯规，因此在湾岸军校期间，也花了大把的时间在踢正步绕圈子上。回想起来，我最常违反的规定是在课堂上和同学说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显然不曾记取教训。因为到了现在，身为大学教授，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在课堂上说话”。在我心里，我一直明白自己是个讲理的好孩子。我既不迟钝，也不叛逆，因此受罚踢正步绕圈子总是意外降临的横祸。校方很少甚或不曾直接告诉我们这群初级生有关纪律或责罚的问题。于是，我们多半只有通过案例和口耳相传来学习守规矩。每星期六下午1点50分，邮件窗口旁边标有“违纪”的布告栏上，会准时张贴出犯规学生的名单以及所受的责罚。每一次，我们都会奔过去围观，看看这个星期有谁可以去玩，又有谁得去踢正步。在执行完所有的责罚之前，犯规学生不得从事任何娱乐活动。我们还听到一些谣传，是关于高年级生犯下不可名状的恶行后所受的著名责罚。就湾岸军校的思考方式而言，星期三下午称得上是享乐时光。从1：30到5：30，凡是没有列在违纪名单之内的学生，都可以自由外出。有巴士接送我们到西边6千米处的湾岸港，大伙儿可以去那儿吃奶昔，看电影，或者就只是闲逛也好。这些嬉闹玩耍都挺有意思的，但是，我最渴望的还是我心爱的墨西哥湾，每次我望向学校草地正前方，它都在那里等我，然而我却没法靠近它。校方三令五申，不准学生跨越横亘在学校操场和海堤之间的双车道公路。学期结束前，我和一小群同学在女舍监的带领下，到海边玩了好几趟。年刊上登了一张我们的照片，大伙儿排成一列，身穿当时流行的带有肩带的泳装。图注是这样写的：“孩子们在周全的监护下畅游海滩。这儿风和日丽，他们可以在清爽的白沙上嬉戏，也可以沐浴在波光粼粼的岩湾海浪之中。”然而，在这里却不能钓鱼，没有时间容许你沿着海边漫步遐想，也没有机会撞见黄貂鱼或其他的海底怪兽。迎接小罗斯福在我就读湾岸军校期间，最轰动的大事要算小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大驾光临。刚刚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不久，小罗斯福总统就来到密西西比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州，亲自露面向选民致谢。这儿是全美国最坚定支持民主党的地区。靠海岸边的学校都临时放假一天，商场也暂时休业。店面的门窗都粉刷一新，马路也清理得特别干净。当地的《比洛克西海湾港先驱日报》（Biloxi-Gulfport Daily Herald）甚至不自觉地登出“连黑人小孩都换上了最体面的服饰”这样的字句。大约有10万居民群聚在道路两旁，等候小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大驾光临。在那个时代，最高统帅是很少公开露面的。再说，小罗斯福所推行的新政更使得他在南方各州拥有神一般的地位。新政让许多穷如第三世界的乡村地区如释重负。4月29日早晨，总统和随行人员从首都华盛顿乘火车南下，抵达比洛克西。车站前早已有24辆由当地政要、军警以及新闻记者组成的车队等候在那里，准备随行护驾。大队人马拜访了比洛克西的各个重要地点，包括一座在林肯（Lincoln）遇刺后漆成黑色的灯塔、退伍军人总医院（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ospital），以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总统）在密西西比的故居。在那儿，乐队奏起《迪克西》（Dixie，美国南部诸州从南北战争流行至今的战歌），同时该城仅余的8名美国南方邦联老兵高声呐喊，欢迎总统。小罗斯福总统不时地举起软呢帽，并露出他那著名的笑容。最后，车队驶上90号国道，往西开向海湾港，并于上午10点的时候经过湾岸军校。全校师生均穿上灰白制服，肩并肩排成单行队伍，立在道路边等待着。小罗斯福总统原本以为要进行校阅，因此还特别指示手下的军官，披上总统随行人员所披挂的金黄色穗带。后来得知行程太过紧凑，无法停留这么久，总统便指示车队在行经湾岸军校时，特意放慢速度。当车队浩浩荡荡从面前通过时，我们全都举手敬礼。不知怎么的，我没能从大队行经的众多面孔中找出谁是总统。但是，我总愿意自认为他看到我了，我是站在行伍尾端、个子最矮小的两名军校生之一。埋下军事文化的种子对于这一切截然不同的新生活，我适应得相当快。初到的头几天，我觉得既困惑又孤独，熄灯后只能哭着入睡——但是又不敢哭出声来，以免被人听见。然而，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有了归属感，觉得湾岸军校也像某种形式的大家庭，一切都是出于善意的关怀。我原本十分痛恨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爱上了它。多年以后回忆起来，甚至觉得更有味道，反而是那些让人痛苦的回忆已经渐渐淡去。我在那儿所待的时间，刚好足够令我转换某些心态。直到现在，我依然能轻易地在心中唤起那些有条不紊、承担重任的影像。其中最鲜明的影像是：星期天上午，大家集合准备阅兵时，一名军校生缓缓出列。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大男孩，骑在马背上，足蹬闪亮的军靴，身上佩挂着武装带和带鞘的军刀，头上是洁白无瑕的白布帽。他神情自若地操演一整套繁复的程序。他一边对着正在步行的军校生讲话，一边驱策坐骑缓缓绕圈，转弯，再转弯。他的面容已经从我心头消失，但是他的形象依然闪耀着光荣、正直、雄心以及巨大成就的光芒。我自问，到底是什么巨大成就？我自己也说不上来，但是无所谓，反正他那朦朦胧胧的身影之中蕴藏着力量。我于春季班结束后离开湾岸军校，然而个性里却已埋下军事文化的种子。即使到了念大学的年龄，我依然带着南方佬对年长者惯有的敬意。另外，面对成年男性时一律称呼为“先生”，女性则称呼为“女士”，不论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这类尊称令我觉得很愉快。我本能地尊重权威，并且很感性（若不是理性的话）地相信，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们不该露出忧烦之色。骨子里我是社会保守主义者，而且是主张拥护现状的人。我看重传统风俗习惯，越是庄严崇高、仪典繁复，越合我心。为英雄落泪我这辈子在待人接物方面是绝对重视礼数的。但是我发觉，我日常相处的那群棱角分明、社会化不足的科学家中，少有人重视这一套。与人辩论时，我会非常注意音调是否拉得过高；每逢反驳他人时，我也都会尽量记住要说“从各种方面而言”之类的话，而且我也是从心底里这样认为。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傲慢以及目中无人的态度，这种恶劣的态度经常出现在许多聪慧的知名人士身上。我特别看重利他以及服务献身的精神，并且深信这是真正的美德，而不是为了博得旁人赞赏或肯定才存在的。每当想到为了完成任务而捐躯的士兵、警察或救火队员，我心中就激动不已。在悼念这些英雄的庄严典礼上，我感动得落泪的速度甚至快得令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在这些烈士身上，我看到了一群勉力付出却不求报偿的人。而且，正是因为这群平凡人的坚忍，人类文明才得以安然渡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我一直担心自己缺乏像他们那样的勇气。烈士们勇往直前，甘冒风险，不屈不挠。在我心底里，我承认自己从来就不想要那样；我非常畏惧这个能磨碎年轻人的社会机器，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来由地认为，自己是半途而废的人。我曾尝试过刻意去做些补偿，好让自己去除掉这种奇怪的感觉。年轻时，我故意养成一种习惯，在田野调查时测试自己的体能，逼迫自己勇敢面对所能忍受的最大困难或最大险境，借此肯定自己。年龄稍长之后，每当我想出一些刺激的点子，就到处炫耀，那举动就好比一名少尉军官在一列敌军面前，挥舞着军团旗向前冲锋一般。我一次又一次焦虑地自问：如果碰上了“真正的”考验，比如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战役或硫黄岛（Iwo Jima）战役，我是否也能顺利过关？是否也敢以性命相搏？这类胡思乱想都是自我中心思想和罪恶感引起的。硬汉的钢铁般意志在我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我曾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去研究自我牺牲精神以及英雄情操的起源。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从人类的观点充分了解这些情操。我深深觉得，国会荣誉勋章要比诺贝尔奖更为神秘动人，也更值得人们颂扬。我常利用闲暇时间读些闲书，浏览各位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的生平。令人高兴的是，我竟然有机会能结识其中一位受奖者，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的战争英雄——斯托克代尔（James Stockdale）。在一张他担任海军将官时的官方照片里，他的臂弯里抱着一本我的著作《论人性》（On Human Nature），这本书主要是讨论利他行为和领导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以及探讨荣誉勋章可能具有的含义。斯托克代尔曾在越南战俘营里苦熬了8年，其间大部分时间他都饱受酷刑折磨，对方一直想要套出他在北部湾事件里的飞行任务究竟是什么，但他始终坚持不吐露实情。有一次，他实在是担心自己的意志力挺不住，竟用自己的手腕击碎了窗玻璃，试着使审问中断。这一招果然奏效，从此他受到较好的待遇。同时，身为高阶美军军官，他始终努力团结狱中的美军战俘，利用秘密的“拍打暗号”，把信息传遍一间间牢房，以类似战时小组的方式，把大家团结起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找借口很容易：反正我已经尽责了，我不过是枚小小的螺丝钉、遭遗忘的小棋子，为何要去冒生命危险？我相信，斯托克代尔钢铁般的意志一定有部分是由自律和荣誉感造就的，而这正是军校最卖力灌输给学生的两大品行。当然，部队英雄主义可能很容易僵化，形成盲目服从，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这些在我眼中则是由人类文明必需的美德编纂而成的法典。衷心接纳它们，会让飘扬的旗帜、密密麻麻的军阶，以及荣誉勋章彩带，全都变得神圣起来。因此你应该能够了解，我最敬佩的莫过于那些集中所有勇气和自律全身心地投入到单一重大目标上的人，比如探险家、登山家、马拉松选手、战斗英雄，以及非常少数的科学家。科学称得上是近代文明的最高成就，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则少有英雄。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只是聪慧的心灵在“科学游戏”中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科学家就像神秘的魔术师，心血来潮时在实验室里设计一些聪明讨巧的实验，又像有精妙洞见的编年史专家，或像穿梭在欧美等地各大研讨会之间的旅人。如果你天生够聪敏的话，玩这些游戏真是人间至乐。当然这一切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就我那些听起来可能很别扭的理由来看，我比较敬重那些明明知道眼前的目标令人畏惧但仍勇于挑战的科学家。他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来对抗失败，随时准备接受失败的痛苦；他们考验自己性格的意志，并不亚于投身于科学文化的热忱。会见昆虫大师达林顿（Philip J. Darlington）就是这么一号人物，他担任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昆虫馆馆长多年。1953年春天，当时我年仅23岁，准备出发前往古巴和墨西哥采集标本。这是我第一次前往热带地区，临行前我专程拜访了达林顿，请他给我一些建议。我们就在博物馆鞘翅目室角落乱糟糟的实验桌前谈起来了。达林顿是昆虫学界极受后辈敬重的人物。他非常注重隐私，而且很单纯，就像他的妻子莉比（Libbie）曾经说过的，他选择要过“完整的人生”。他把他的一生完全奉献给研究甲虫以及动物的地理分布。早在出国旅行还非常艰难、昂贵的年代，他就已经把研究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达林顿集勇气与技能于一身，在昆虫学界无人能及。他会先看准适当的昆虫栖息地，然后日复一日地长途跋涉，有时工作到天黑才停止；他搜集了数百种昆虫标本，其中许多都极为稀有罕见，甚至有些是全新物种。如果你觉得他这种学术兴趣很难理解，那么不妨回忆一下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同样也是狂热的甲虫采集者，而且也同样对动物的地理分布怀有极大的兴趣。达林顿很乐意会见我，但是他并不打算多费口舌。他的举止专业而保守，偶尔露出嘲讽般的笑容或抿抿嘴（典型的学者表情）。他长了一对粗黑的浓眉，盖在双目上方，把人们的注意力略往上拉高了些，让旁人更容易在他说话时注意到他的脸。他很快就说到了重点。“威尔逊，当你采集昆虫时，不要只沿着小径走。大多数人进入野地里时都太偷懒了，他们就这样沿着前人开辟的小径，只走入树林一小段距离。你如果也这样做，恐怕只能捉到几种昆虫而已。你应该直线切入森林，尽量排除途中遇到的障碍。这样做很累，但这就是最好的采集方法。”然后，他告诉我一些自己曾去过的良好采集地点，然后描述了一下如何冲泡古巴咖啡，谈话就结束了。这些正是我想要听的。这是正确的做法，也是艰苦的做法。大师对于入门弟子的指示：勇气、苦干、决心、忍耐痛苦，最后成功的甜美果实（发现新物种）将等待着心志坚忍者。他并没有告诫我要注意健康，或祝我在哈瓦那（Havana）玩得愉快，只说要沿着直线走，而且要努力做到。他要我为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带回一些好东西。为标本跋山涉水达林顿年轻时确实亲身践行了他给我的那些建议。他攀登哥伦比亚北部的圣马尔塔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 de Santa Marta），一路采集到海拔6 000米处。他曾沿着几乎垂直的山路攀上古巴最高峰图尔基诺峰（Pico Turquino），那儿属于马埃斯特腊山脉（Sierra Maestra），是个很偏僻的乡村地区，20世纪50年代因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游击战而声名大噪。接下来，达林顿在蒂伯龙半岛（Tiburon Peninsula）上的崇山峻岭中再次完成壮举，登上海地的最高峰拉荷塔（La Hotte）。他独自越过最后1 000米标高的范围，沿直线横越云雾缭绕的原始森林，在杂乱的灌木丛中，弯腰扭身以穿越层层枝丫间的狭小空间。他好不容易登上山顶，却失望地发现，有一支丹麦调查队早已由另一边登顶，他们胡乱开出一块空地，还在他们横切过的路线上绑起布条作为标识。达林顿原本以为这儿会是海地最偏远的地方，能够让他自由自在地暂时远离山下的拥挤的人群。即使如此，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看看能不能在山顶上找到一些数量稀少、濒临灭绝的本土哺乳类动物，也许还能发现新物种。当天晚上，他手提油灯出外搜寻，但是没有什么斩获。他看到的净是一些原产于欧洲、早年无意间随欧洲货船来到西印度群岛并大大危害到当地原有动物群（fauna）的黑鼠。不过就整体来说，达林顿这趟旅程的收获还是相当丰富的，而且他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登上这座山顶的生物学家。他在攀爬拉荷塔山峰近顶端时，沿途采集到了许多新种昆虫以及其他的动物，包括一种新属的蛇，这个属后来被命名为达林顿属（Darlingtonia），以纪念他的功劳。他的冒险活动一直继续下去。珍珠港事件后不久，达林顿被征召加入了美国陆军军医疟疾调查团（Army Sanitary Corps Malaria Survey），在军中担任中尉。他任职于第六军团，参加过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菲律宾中部以及吕宋岛等地的战役，于1944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在离开新几内亚之前，他打算到该国各地大量采集步甲虫科昆虫或其他科昆虫，其中一个采集地为俾斯麦山脉的最高峰——威廉峰（Mount Wilhelm）。就在那趟旅程中，达林顿的探险活动成为动物学界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那天他独自在丛林里搜寻标本，来到一处凝滞的丛林水潭边。为了在水潭中央采样，他冒险踏上一截半沉在水中的原木。谁料到，潭底却突然冒出一条巨型鳄鱼，直冲着他游来。他小心翼翼地向岸边退去，但是树干滑溜得很，他终于失足落水。鳄鱼追了上来，张开大嘴，露出獠牙。达林顿试图抓住鳄鱼的下颚，成功了一次，但又失手了。大难阻止不了热情“我没法形容当时那种恐怖的感觉，”事后他告诉一位战地记者，“但我真是吓坏了，心里不停地嘀咕着：这恐怕是博物学家碰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了！”达林顿当时39岁，身高188厘米，体重86公斤；反观鳄鱼，有好几百公斤重，自然居于上风。它咬住达林顿甩来甩去，终于把他拖到了潭底。“那几秒钟好像有几个小时那么长，”达林顿回忆说，“我拼命猛踢，但是那种感觉就仿佛陷在蜜糖海里踢打一般。我的腿像铅块一般重，肌肉很难活动。”不知是因为被他的脚踢中要害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畜生忽然松开双颚，达林顿急忙游走。他拼命挥舞手脚，奋力攀爬上岸，尽量不要停下来，因为他知道鳄鱼有时候会一直追猎到陆地上。不料，最后关头他又滑倒在烂泥中，再度滚落水里。大鳄鱼又一次向他靠拢过来。“简直是一场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喊救命，”他说，“但是没人听得见！”他再次挣扎着爬上岸，这一次，总算成功逃到丛林的庇护之下。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手臂上的剧痛，以及因为失血所造成的极度虚弱。“那趟前往附近医院的徒步之旅，是我所经历过的最长的一段路。”达林顿两只手臂的肌肉和韧带都被撕裂，而且右臂也骨折了。他的双手也被鳄鱼的牙齿咬伤，只有左臂和左手还勉强能动。我承认，击退鳄鱼只能算是求生的举动，不能用来证明人的性格；但是，敢于前往鳄鱼盘踞之处，加上达林顿事后的所作所为，就足够用来说明他的性格。达林顿被送到巴布亚（Papua）的多巴杜拉（Dobadura）疗伤，打了好几个月的石膏。然而，什么都挡不住这个家伙，他竟然锻炼出单用左手采集昆虫标本的绝技，同时也开始不停地四处采集起来。他先请人在手杖顶端绑上一个小瓶，然后来到树林中，把手杖插进土里，用左手打开瓶子的软木塞，把昆虫标本放进去，再把塞子盖上。几个月下来，他的双手和双臂渐渐复原。在那段疗伤期间，他的采集成果足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昆虫收藏馆。返回哈佛大学后，达林顿依旧年复一年地继续他的工作，拓展人类对于新几内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昆虫的了解与认识。童年的塑形我个人品评英雄的标准，最初是被严厉的军校灌输得来的；这所军校的教官认为，教育小男孩的方式基本上和教育大男孩应该没什么两样。这场阴差阳错的意外导致了古怪的结果。当时我认为军校就是真实人生的预演，之后的少年期以及青春期，不论眼前有多少反面的证据，我还是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必须辛勤工作，并遵守高标准的罚则；现实生活是艰苦的，毫无宽容的，所有的疏忽以及过错都无法弥补。这股道德刺激在表面上渐渐淡去，但是它深深潜进了我的骨子里，甚至到现在都是一样，虽说我知道它并不完全合理，但我已经很难再改变了。部分童年经历会汹涌澎湃地穿越你脑部的边缘系统，抢先控制你的思考，终生左右你的价值观和情感。不论是好是坏，它们就是所谓的“个性”。至此，我已经述说了两个塑造我的早期经验。拥抱大自然以及接下来的军事纪律，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却奇特地安置在了一起。在我童年的早期，总共有三段这样的重要插曲。现在，我要来叙述最后这段与科学家养成有关的插曲，它是三段故事中看起来最怪异的一段。第3章角落里的亮光1944年1月的某个星期天，我独自坐在彭萨科拉第一浸信会教堂后方的板凳上。主日礼拜已接近尾声。教会牧师罗杰斯博士（Dr.Wallace Roland Rogers）走下讲坛，来到中央走道上，举起双手，掌心向上，开始吟诵“邀请词”（Invitation）：你们还不来吗？基督在召唤，基督是我们的朋友；让我们一块儿与他同喜，与他同悲，一块儿领受永生。在他以各种不同音调，重复吟诵唱诗班领诵词的当儿，一首熟悉的赞美诗曲调从他身后的风琴中响起，恰如其分地增强了它的效果。会众不需要唱出歌词，歌词已铭刻在每一位重生的浸信会信徒心中。歌词和经文一样受人喜爱，它教给我们基督福音的痛苦与救赎：各各他山岭上，矗立古旧十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神爱子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架是我最爱最宝。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在我眼中，罗杰斯是个十分高贵、友善的40多岁的中年人，有张直率的脸，戴着金边眼镜，脸上挂着扶轮社（Rotary Club）社长轻快的笑容。他是彭萨科拉小区的领袖；同时，因为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领导宗教团体，他在附近的海军航空兵基地也享有盛名。他是这里教会的创办人之一。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是热诚但严格讲求信仰的朋友、对抗酗酒及赌博合法化的斗士；而且当年种族歧视风行各地时，他的观念却进步得令人惊讶。他代表佛罗里达西北区，积极参与南方浸信会的全国性事务。他的布道和演讲充满了睿智与机敏。耶稣有训示这天上午就和往常一样，布道于上午11点钟开始。唱诗班和浸信会会众也一如往常，起立唱诵赞美诗《赞美上帝，万福之源》（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罗杰斯念诵一段祷告，然后我们再唱另一首赞美诗。全体坐下之后，牧师宣布教区新闻和教会事务，以及请会众代祷的生病者名单。接着会众合唱第二首赞美诗，然后欢迎宾客。在风琴音乐伴奏下，执事人员沿着走廊收取信徒的捐献。接着唱诗班献唱，而后是由女高音独唱《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歌声纯净动人。诗歌抓住了救赎的中心论调：“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最后，罗杰斯起身讲道，并且依照惯例，先朗诵一段《圣经》里的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段话引自《圣经》中《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0节。朗诵完毕后，他讲了一则小故事，和往常一样，语调略带幽默。这天他讲的是两名农家青年上大城市报到当兵的故事。他们按照老习惯，天没亮就起床，结果只能狼狈地徘徊在高楼大厦间空荡荡的街道上，找不到人来问路。其中一个男孩开口说：“你说，他们这么一大早全都上哪儿去了呢？”听众都会心地笑了起来。罗杰斯的讲道很个性化，而且往往能联系世俗社会。现在，我们都放松了心情，友善地相视一笑。罗杰斯停顿了一会儿，态度转趋严肃。用上面那段《哥林多后书》的经文以及小故事作为开头，他开始正式讲道。他缓缓地说，我们美国人就像那两个男孩一样，或许是个性单纯的人，但是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因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看重上帝和基督徒的信心上，是建立在不畏横逆的拓荒者勇气上，同时也是建立在甘为彼此牺牲的意愿之上。只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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