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平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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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姿势试读：
启幕：以诗歌的名义
当代诗歌批评札记
时间回到2003年的夏天，一场病毒刚刚从人们漫长的惊恐中逃匿，所有过程中的小心翼翼、防范和监管撤除了，紧跟着是非同寻常、热闹的总结和评比，用以归类这个特殊期间里与病毒有关的光荣等级。这有点像我们诗歌的反向，始于轰轰烈烈，人们从狂热到审美疲劳、到最后的厌倦，再重新回到安静的歌唱，始终都处在一种并非自身必需的状态里，无论深呼吸还是浅呼吸，中国诗歌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都必须接受和挑战来自诗歌以外的批评。即使在某个时期被说得一塌糊涂，诗歌也不会逃匿，而且无处可逃。因为中国诗歌的元素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根深蒂固，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它就像“幽灵”无处不在，在天空和大地上自由自在地飞翔，挥之不去。
当这个夏天来临，人们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生活状态。于是，因广州企业界一个诗人作品研讨会的邀请，在成都被毫不相关的病毒围困了半年有余的我，有了第一次外出的机会。行前和谢有顺通了电话，知道他也要参会，就兴奋起来，因为我们预谋已久的“诗歌大展”可以在广州敲定了。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多少有点暗度陈仓的意味。开会那天，谢有顺和陈朝华正好坐在我的身后，谢拍了拍我的肩头，把我和陈朝华相互做了介绍。握手、点头，继而，谢压低声音说了句：“一切谈妥，再加上新浪网，三家一起做。”接下来，我们在会内会外商定了若干细节，根据各自的优势分工，各自开始了忙活。从2003年8月开始，“一刊一报一网”相继在各自的平台上推出了“大展”的作品和来自各个方面的声音，南北风起，东西云涌，一场空前声势和规模的诗歌风暴直抵甲申年的三月。
面对中国诗歌现状，一切关于诗歌陷入低谷、走向边缘的哀怨都是无助的。只有经过认真打量，我们才知道这种一味地哀怨和我们所接触的诗歌的真实大相径庭。老实说，我对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的那种坚实和多元的形态充满了乐观，坚定我乐观的理由，正是因为中国有诗歌的操守，中国更有诗人的操守。应该说，《星星》诗刊、《南方都市报》和新浪网的联手，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黄金组合。比较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敬亚他们做的《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流派展示”，这一次，它拥有更为便捷的传播手段和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更重要的是，中国又积蓄了近二十年的强大的诗歌力量。
1986年的“两报”诗歌流派的展示是功德无量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功德将得以更加明确地彰显。我们之所以把这次大展定位于“呈现”，就是毋庸置疑地把它当作1986年“展示”的一次接力。如果说，上次的“展示”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春天先声夺人的勃勃生机，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希望把日渐成熟的中国诗人和中国新诗更为整体地“呈现”出来。泱泱中华乃诗的国度，新诗的历史也有了近百年历史。这里，作为国内著名诗歌专业刊物和两家新锐、强势大众媒体，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我们的初衷和目的，就是唤起社会对我们无比崇高和美好的诗歌，有一份爱护和敬畏。
这次诗歌大展的效果比预料的还好。单从《星星》来看，有几个特点尤为突出：一是社团、网站（论坛）以及个人，无论集体荐稿还是个人自荐都很踊跃。迄今为止，已经接受了50多个社团、80多个网站（论坛）、4800多人次的投稿。二是稿件题材广泛、风格各异、创作时间跨度大，尤其近年的新作不少，整体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创新并存的态势。诗歌写作日渐成熟，一些接近经典的作品已经出现；诗歌新锐也咄咄逼人，一些作品闪烁出奇异的光芒。三是社会反响积极，全国50多家媒体、近百家网站（论坛）给予了追踪报道，近百人接受了媒体的专访。当然，由于这一次与1986年那次不同，有了很多自由发言的地方。我们在网上也听到很多“微词”，这些“微词”有的是认真的，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有的则是因为浮躁和幼稚，没有恶意；另外也有捣乱的，其所作所为对我们为之崇敬的诗歌构成一种伤害。不过，无论正面反面，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激励我们务必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一次大展做好，把好的诗人和好的诗歌真正展示和呈现出来，因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永远只是一个过程。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大展显示了这样一个迹象，那就是框框少了，盲目崇拜少了，写作的自由度和探索空间更加广阔了。更令人兴奋的是，不少优秀诗人在不断追求艺术品质、书写个人内心的同时，开始把笔触转向对社会和平民生活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已经摒弃了原来假大空的伪诗的模式，产生了不少有血有肉有震撼力的作品。诗歌不再是自娱自乐的节目和供人把玩的摆设，而直抵社会病灶进行生命价值的追问。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新诗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诗歌回到了自己应该回到的位置上才能出现的正常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进入深度的写作，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与一切制造的场景无关。我相信，越是诗歌安静的时候，越是应该出真正优秀的诗歌的时候。
我们举办的大展拒绝制造场景。这恰恰是刻意为那些安静写作的诗人，提供了一个浮出和呈现的机会。我要特别提出四川的诗歌群体，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的辉煌一族。这些年来，置身四川使你时时都能感受到一种诗歌氛围，传递这种氛围的不仅仅有留守在四川的诗人，即便一些已经离开四川的川籍诗人也仍然会把这种氛围时时传递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链，永远也割不断。一些已经停了笔的诗人如廖亦武、石光华、尚仲敏、马松等时常在茶楼、酒吧见到，依然侃侃谈诗。欧阳江河、孙文波、万夏、李亚伟、杨黎、马兰虽已移居北京或者海外，也时常回家，诗酒果腹。柏桦、张新泉、翟永明、何小竹、杨远宏、周伦佑等一直留守，坚持写作，写得更坚实、更冷静。现在比较成熟、活跃的还有哑石、吉木狼格、雨田、杨然、小安、靳晓静、史幼波、凸凹等，他们在中国诗坛仍然保持了一种很生猛的势头，是现在四川诗群的中坚力量。同时，更年轻的一批诗人开始活跃起来，名单可以一直往下列出几个方队。从四川的情形可以看到全国，我们对中国诗歌没有不乐观的理由。尽管如此，包括上面的名单在内，仍然有很多优秀的名字和很多优秀的诗歌没有进入这次大展，这是遗珠之憾，同时也是所有举办这样活动留下的共同遗憾。也正因为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我们才希望这样的活动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个接一个搞下去，多一些活动，多搭建一些平台，真正为中国的诗歌建设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星星》诗刊关于这次大展的文本以上下半月合刊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同时见面的还有《南方都市报》整整20个版面的诗歌专版和新浪网的专栏，这无疑是甲申年展示在大家面前的一次诗歌的盛宴。桌上菜品虽多，各人口味不同，我们不奢望你喜欢这里的每一道菜，却感动能找到你可以赞美的一二，足矣。“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历经半年时间，落幕了，但谁都愿意相信，这更是一次重新启幕。在这次大展全过程中，我们收到来自全国以及海外不少朋友的来信来电，为大展出谋划策，其真诚令我们动容。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接到徐敬亚从深圳打来的电话，敬亚在询问了大展的一些情况以后，对大展的细节，尤其是对诗歌基础建设和下一步的联动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使我们这次大展更臻完美。在此，谨代表我们“一刊一报一网”，以诗歌的名义，向敬亚以及所有关心和爱护这次大展的海内外朋友致敬！2004年2月20日
关于网络诗歌的现场指认
我们在很多场合和很多文章中经常看到关于对中国诗歌现场的指认，而这些指认，往往又带有权威性和毋庸置疑性，这就使我们对中国诗歌现场的认识有了一个框架，或者说有了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几乎同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框架和概念里，已经不再具有相对科学和准确的意义。因为这里面缺少了一个现场，即对网络诗歌的接纳和梳理。
网络诗歌是近年来中国诗歌现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国家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和个人诗集仅仅是中国诗歌现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在网络上已经形成自己的话语方式和生存空间，网络诗人和网上诗歌作品的覆盖绝不亚于正式出版的纸质媒体所抵达的经纬。所以，我在今年4月的苏州会议上提出了“网络诗歌已是中国诗歌现场的半壁江山”的观点。这是因为，在短短的几年里，网络诗歌以其迅猛发展之势，在国内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诗歌站点，注册人数和点击率超出国内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发行总量，已成天文数字。而活跃在网络上的诗人，有相当人数至今还没有向刊物投寄过一首诗，但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诗却早已通过网络广为流传，有的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知名诗人，甚至成为偶像（网上话语方式）。同时，早已在中国诗坛颇负盛名的一部分诗人，也纷纷潜入网海，有的开办诗歌论坛，有的开办诗歌网站，有的应邀成为版主或驻站诗人，其乐融融。《星星》《诗歌月刊》《诗选刊》《扬子江》等诗歌刊物也有了自己的网站和论坛。只要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走进网络诗歌，就会看到网络诗歌的蓬勃和新鲜，就会惊讶它的汪洋之势和年轻的生命力。尽管，那里还是而且很可能长时期都会是一个泥沙俱下的现场，但是汪洋之中的确不乏优秀的网络诗人和诗歌，这是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如果中国诗歌放弃或缺乏对网络诗歌的把握和研究，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诗歌现场不仅仅是可疑，我甚至认为根本就不真实。
现在国内出版的诗歌刊物已经或多或少拿出版面接纳和关注网络诗歌，但这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网络诗歌的覆盖和刊物诗歌的覆盖早已不成比例，要真正了解网络诗歌，只能到网上去，到现场去。我曾经在一个网站的诗歌论坛上看过一个叫“后”的作者在一天之内即兴写作的几首诗，因为跟帖的很多，有骂他的，有捧他的，这个“后”就有点得意忘形，写得很来劲，一首接一首地写，一首接一首地贴，每一首都很漂亮，真可以叫作“才情横溢”。而且，我注意到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即写即贴的，使我很是欣赏这个“后”。老实说，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很少因为读一个人的诗而产生这样的感觉的。像这样的例子在网络上不乏其人，不乏其诗。毫不怀疑，即使把他的作品放到我们的刊物上也是上乘之作。当然，网络诗歌也的确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很多很幼稚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在把握和研究中进行梳理和引导。这也正是体现了网络诗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人平等。网上没有贵贱之分，没有等级之分，即使你已经成名成家，只要你的诗歌贴上去，没准一样跟来一大堆骂你的帖子，其实这些骂帖，说不定就正好骂在你的七寸上。在网上，不会像我们的刊物一样，多少给你留一点面子。事实就是这样，网络诗歌让你充分感受到诗人的率真和写作的率真。试想，中国诗歌难道可以回避和拒绝这样的现场吗？
对于网络，的确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到陌生，但这不能成为忽略网络诗歌的理由。《星星》诗歌月刊从今年8月开始改为半月刊了。《星星》下半月刊就是一份中国网络诗歌的完全版本，与刊物同时创办的还有“星星诗歌网站”（www.xxsk.net）和“星星诗歌论坛”（bjznetsh.com/bbs/95633），刊物和网站互动，刊物和网络同步，以纸版的形式，在第一时间里把最新、最优秀的网络诗人和网络诗歌介绍给读者，尽可能为中国诗歌现场提供较为完整的网络诗歌的全貌。
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的现场，如果你仍然可以对网络诗歌不屑，那你就错了。我一直认为，诗歌可以有流派，可以有美学取向的不同，但是，诗歌没有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也没有必要划分官方和非官方，诗歌就是诗歌。中国网络诗歌走到今天，刊物做出了贡献，网络同样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该像记住一些重要的诗歌刊物一样，记住为此做出贡献的诗歌网站和论坛，《诗生活》《或者》《界限》《扬子鳄》《诗歌报》《诗江湖》《诗中华》《橡皮》《唐》《翼》《现代诗歌》等等，只要我们到这些网站和论坛上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你所喜欢的诗，发现你所喜欢的诗人，而这些诗人和诗歌，会让你觉得年轻，会让你觉得生活是这样的美好！2002年7月20日
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星星》的卷首写了《向诗歌致敬》的文章，呼吁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华民族，任何时候都应该对诗歌保持一种敬畏。过去的一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诗歌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抚慰，仅仅是东西南北此起彼伏的诗歌活动，就足以让我们预感到诗歌在中国大地上的复苏，甚至空气里也弥漫着久违了的诗意。
经国家批准，马鞍山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使诗歌真正有了自己的节日。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什邡市、罗江县，由政府约请数十位当代诗人以诗歌解读城市，为这个城市留下了当代文学的书写，为百年以后的子孙留下了一笔财富。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它连接了一个城市一以贯之的文脉，毫无疑问，它也将载入这个城市的历史。
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就是对艺术的探索和对社会的关注。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不懈的艺术探索中，逐渐突围古典诗词的遮蔽以独立姿态与世界现代诗歌对接，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承担。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诗人、大作品，体现了中国新诗的一种社会承担。这是中国新诗需要的一种担当，这是中国诗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担当。
在我们的记忆中，1949年以来，中国新诗的第一次“繁荣”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次变异的繁荣，一次和社会发展一样病态的假繁荣，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颂歌范式，它为中国新诗带来绵长的伤害。由于这样的伤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诗歌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几乎成了“谈虎色变”。中国新诗真正鼎盛时期出现在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诗人正是凭借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把艺术探索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担当骄傲地扛在肩上。这个时期，诗歌重新回到艺术领域，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形成汪洋之势覆盖了中国大地。食指、北岛、舒婷、杨炼、多多们“朦胧诗”的崛起，把许多具有中国意义的现代诗歌和许多优秀的中国诗人的名字送出国门，开始了与世界诗歌真正平等的对话。同时，诗人的社会责任担当回到真实，成为优秀的诗人们的一种自觉。一大批直击现实、掷地有声的作品让中国老百姓的眼里饱含泪水，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叶延滨的《干妈》、骆耕野的《不满》等优秀诗篇，和中国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在中国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很显然，这个时期的诗人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对50年代那种担当的一次颠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担当，诗人只有具备了这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才能够赋予诗歌血肉和灵魂的力量。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让他们感到了陌生，滋养诗歌的这块土地也越来越不认识诗歌了，诗歌且战且退，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诗人不以为然，一些批评家认为这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后诗歌必然出现的冷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诗歌真正走向纯粹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值得诗人自身认真思考的问题，是到了诗人自身清醒的时候了。就在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地强调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这些年来，作为文学的诗歌几乎齐刷刷地朝着“纯粹”的方向一路狂奔，远离人间烟火，远离滋养诗歌的土地。包括业已成名的诗人，面对现实生活的痛楚、生存状态的无奈，已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缺失了一个诗人最应该具备的冲动和悲悯。很多人对现实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悠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这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诗歌身处边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诗人疏远自己家园，诗人无视国计民生，诗人忽略百姓疾苦，不断重复别人的同时也重复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
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这是我给我的同行们的呼吁，也是一个诗人的良心和责任。事实上，中国诗歌经过这么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不应再是一个真正诗人的当务之急。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在诗歌艺术、诗歌美学上的不懈追求，我对这样的追求一直保持着敬畏，因为这也是中国诗歌需要担当的一部分。但是当下，我以为摆在诗人面前“写什么”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足以让我们已经远离的诗歌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历史的轮回有时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无法忘记因艾青、牛汉、绿原们的回归，让我们毅然决然脱掉了1949年以来古典式民歌、口号加标语的新诗的统一着装，重新找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新诗美学意义上的彰显和强调。同样，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诗歌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让我们的眼睛深情地望着生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我们的内心会充满感动，我们的诗歌会在感动自己的同时，感动这片土地，感动和我们同在一片天空下的每一个生命。2004年12月27日
两个层面上的尊重与期待
——关于抗震救灾诗歌的思考
我们无一例外、无法逃避地经历了撕心裂肺的“5·12”汶川特大地震。
从最初最猛烈的内心疼痛和模糊的泪眼里，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铺天盖地的诗歌以汪洋之势，与各路救援大军会合一起，亲历、参与和见证了这场举世震惊的人类灾难。没有阶层划分，没有职业划分，没有年龄划分，写诗的人，不写诗的人，几乎都在这个时候以分行的文字把自己的情感集结起来，做了一次蔚为壮观的、浩荡的“集体井喷”。电波、荧屏、舞台、网络和纸质传媒把这些分行的文字统称为诗歌。还有不少出版社争分夺秒，从抗震救灾诗歌选题的报送到成书上市，六天、九天、十天或者半月，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个神话。这是“5·12”以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一个足以让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也是一个足以让人惊心动魄的奇迹。
然而，当一个民族在灾难之后擦干了血迹和眼泪，渐渐开始恢复平静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国诗歌仅仅就此止于这样的汪洋，那恐怕是诗歌的不幸和诗人的失职。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对前段时间的诗歌汪洋并没有任何鄙意，而事实是前段时间中国诗人和亿万百姓又一次血肉相连、息息相关，面对灾难借诗歌爆发的真情实感，为罹难的死者祈祷，为震后的心灵疗伤，为废墟上血与泪的疼痛和悲壮保存了一份特殊的记忆。这个时候，诗歌本身就值得尊重。可同样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浸泡在血泪之中的诗歌，感受基本一致，表情基本一致，所以汪洋中翻卷的无数浪花都有相似的规格和相似的造型。尽管这是第一时间诗歌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最终，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类的灾难，作为诗歌的文学贡献，我们更期待的是从文学意义上的纵深拓展，中国诗歌应该拿出与此相匹配的具有独立艺术品质和个人经验思考的更具有震撼力和生命力的作品。汪洋之后，我们应该沉静下来，用我们的诗歌在废墟上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精明和愚昧，真正把握大灾难带给我们民族精神的意义和生命的高度。“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中国诗歌做出了最直接、最快速的反应，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接纳和尊重。国内强势大众传媒的黄金时段、黄金版面让诗歌庄严出场、频频亮相，让13亿炎黄子孙无不在倾听中泪流满面、心如潮涌。这是中国诗人的骄傲，这是中国诗歌的骄傲。
与其他诗人有所不同的是我亲历了地动山摇、天昏地暗的那个时刻。那一天，以悠闲闻名于世的成都顷刻间笼罩着满大街的惊恐、脆弱、慌乱和无助。这是距震中不到100千米的城市，接下来通信瘫痪、余震不断，几乎每一个人都流离失所，坐守天明。整整一夜，救护车尖锐的呼叫一直在耳边没有中断，那种尖锐让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第二天已经按捺不住了，在电脑的键盘上流水一样敲出我的第一首诗《默哀：为汶川大地震罹难的生命》，在这首诗的最后，写下了“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共和国/应该为那些罹难的生命/下半旗志哀”。这是第一时间的真情实感，这是良心和责任的驱使，是身临其境赐予的一种写作状态，一种“喷射”的感觉，甚至来不及思考它的艺术成分，这是真实的、不可阻挡的，没有给你“秀”的任何余地。第二天，这首130余行的诗破例在《华西都市报》要闻版见报以后，报社和我接到不少电话，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致电感谢这首诗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作为诗人，我第一次感受了诗歌来自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诗歌在第一时间直面灾难，站在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天南地北，众多的诗人作为志愿者悄无声息地赶赴灾区，加入了救援的行列。《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国内数十家杂志迅疾撤换了已经下厂的刊物栏目，给雪花一样漫天飞舞的诗歌腾出了版面。一首首关于地震的诗歌覆盖了网络、手机、广播、电视、报刊，各种形式的抗震救灾诗歌朗诵活动在全国各地催生，一大批汇集了地震诗歌的诗集也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诗歌，在这个时刻属于每个人，它成了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一个重要出口。作为诗人，我一直不相信阿诺德所言：“诗歌拯救世界”，但这一次我却从“5·12”地震中喷涌的诗歌热潮中，看到了诗歌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慰藉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一位劫后余生的中学生在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告诉记者，“诗歌让我们内心更加坚强！”诗人翟永明、雨田作为志愿者在瓦砾中散落的作业本上读到的一位还不知生死的小学生留下的那首诗歌，那么稚嫩、那么笨拙，却让两位优秀的诗人不约而同地泪如泉涌。“5·12”地震诗歌“集体井喷”，被一些舆论看作是继“大跃进”诗歌、新时期诗歌后的又一次全民皆诗的诗歌浪潮。继20世纪80年代后，诗歌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好事。但其中有两个概念需要廓清，其一，一些不负责的批评成惯性的顺势拔高这个现象和其间的作品，认为诗歌因此获得重生，地震诗潮将会翻开中国诗歌崭新的一页等，凡此种种，只要对新诗状况和发展规律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的人都不会赞同这个草率的结论。一是因为诗歌从来就没有死亡过，二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就认定地震诗歌翻开了中国诗歌崭新的一页那是不能容忍的幼稚。另一个需要廓清的是，在我们审视这次诗歌的“集体井喷”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艺术规律上都不能去苛求它的完美，这是诗歌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首先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道义，诗人作为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应该具备的担当。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艺术的层面梳理其中的得失，但不可以一首诗不写还假以艺术的崇高去做全盘否定的蠢事。至于其间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闹心的“秀们”，秀得笨拙、秀得哭笑不得。甚至，我们还读到令人愤慨和发指的漠视生命的那些冷血“豪情”。我的观点是，对于前者宽以仁厚，对于后者像愤怒的老徐一样不留情面，遏制它的泛滥。这是对诗歌的尊重，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对这次诗歌“集体井喷”最初的爆发点和纯净保持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地震后那两个月来的诗歌成为中国人集体悲情宣泄的出口，这种“集体井喷”需要得到尊重的话，那么，对于灾难以后，诗歌从文学意义上的纵深拓展则是我们更加期待的。
应该看到，在这次灾难带给国人集体性的悲情中，所呈现出来诗歌的勃兴，更多表现在广泛的参与形式和铺天盖地的数量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众传媒的强势推波助澜。随着悲伤的慢慢抚平，随着传媒热点的转换，诗歌又会回到它应有的常态，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从诗歌艺术方面来考量这次诗歌大潮，我们不能轻信那种对这些诗歌成就无限夸大的“表扬稿”，没有理由盲目乐观，而应该冷却自己，安静下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举国上下，突然冒出难以数计的地震诗歌，题材、思想、样式的雷同不可避免，语言粗糙、情感还来不及沉淀，灾难对于民族、对于民众究竟有多少心智的检验、思想的震荡和文化心理的改变，我们需要时间去解读。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大作品应该在灾难以后。
曾经在网上最受欢迎、也打动了无数人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等诗歌，在第一时间把民众纷繁的情绪缕清、聚集起来，完成了一种悲情认同的表达。但是，我们很快便从黑龙江水灾罹难的孩子和山西晨跑罹难的孩子等以往熟悉的集体灾难中，找到它们相似相近的痕迹。我的职业是诗歌编辑，几年前已经读到过的诗歌，这次换个名字、换个灾难，有的干脆把“天堂没有车祸”、“天堂没有洪水”改写成“天堂没有地震”，这样的诗歌并不在少数。只不过，那几次灾难所写的诗歌没有被媒体隆重地推到前台。
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面前，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脆弱，直面死亡，每个人的心灵都会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是真实而残酷的。面对这样的真实和残酷，驱走恐惧，消减伤痛，唤起怜惜是诗歌的一种承载，但是，诗歌更重要的承载还应该在废墟上分拣出人性的高尚和卑微、精明和愚昧，把灾难纵深拓展到真正把握民族精神的意义和一种生命的高度。
正如恩格斯所断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我们亲历了这场灾难，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场灾难我们正在亲历历史的进步。灾难面前最能体现的是民族的精神和人性的光芒。从“5·12”到现在，所有关于灾难的人和故事，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万众一心也罢，众志成城也罢，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最基本的衡量尺度只有一个，就是高于一切的人及其生命，这是足以让世界仰视的光芒。地震的当天晚上，成都上千万民众惊恐万状，有家难回。在成都北郊的一个建筑工地，原来400名民工居住的工棚里，挤满了上千名避难的成都市民，那是民工们自愿腾出自己的铺位，让给了老人、小孩和妇女，自己却在滂沱大雨中东躲西藏。在震区，那些后来被称作“英雄”的人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拼命地在瓦砾中抢救那些需要抢救的生命，甚至不能顾及自己的亲人。即使还在服刑的人员，当他们被抢救出来以后，对警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会跑”，然后就立即转向废墟抢救其他的被困者。5月19日，共和国为罹难的同胞降下了半旗，这是第一次为老百姓的生命降下的半旗，这个半旗彰显的却是人性和生命的高度。所有这些，我们已经不再陌生，我们看到太多太多原来不曾看到过的场景，我们发现身边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改变。而我们的诗歌呢？我们需要的不是把这些作为抒情简单地重复出来，不是一般意义的浅唱，而是要在这些人和故事中找到它的精神内核。
面对灾难呈现的这些具体和真实，我们一些诗人却不知道从何处切入，甚至弄不明白自己精心练就的语言功夫、艺术技巧在这些感动自己、震惊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怎么一下子就变得束手无策了？束手就束手，无策也罢了，有人还硬撑着脸面，拿出“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来故作高深。其实，面对这样的公共“事件”，诗歌以怎样的方式进入、能不能进入，也是一种功夫。这应该成为诗人自省的一个问题。
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几乎每个人的内心都受到一次强烈震荡，思想、行为和观念毫无例外地经历了一次冲击。设身处地，分秒之间阴阳两隔，物质利益、个人得失统统灰飞烟灭。地震之后，在我们身边，不少朋友在说“要做点什么”，他们不再心安理得地苟安一隅、独上西楼。他们懂得了关爱、谦和、仁厚和善待，他们开始珍惜美好。这是灾难带给人们内心的巨大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最诗意、最温情的表达。
借用两千年前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在“5·12”劫难之时，诗歌是民众的需要，写诗也是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一种方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际行动，是诗歌对现实的一种担当。然而，诗歌仅仅完成这样的担当是不够的，灾难之后，我们更加期待诗歌的艺术担当，让诗歌成为这次人类灾难不可磨灭的文学记忆，需要真正具有艺术品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当代诗人有机会亲历了这场灾难，就应该有责任用我们的肩头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次灾难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人性光辉和对生命的尊重，无疑体现的是深层次上的人类意义，也是诗歌向纵深拓展的一个重要路径，一个新的生长空间。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2008年7月21日
2011:中国诗歌的现实觉醒
2011年站在最后的门槛上给我们告别了。每一年每个人都会有许多感慨和唏嘘，那感慨、唏嘘夹杂了许多成分，很多都应该与自己一年的收获与流逝有关，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的三百六十五天都有可圈可点属于自己的记忆。在我的视野里，中国诗歌的2011，比起任何一年都显得安静与沉着，那种喧嚣与折腾开始淡化，我们谁也不会指望中国诗歌在一年之内出现奇迹，但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现实的觉醒。现实的觉醒，在中国诗歌的天空掠过一阵久违的清新的风，掠过城市、乡间，掠过日渐荒芜的心田，开始生长出生命的绿，那绿的生长有泥土的气息、有人间烟火、有酸甜苦辣、有血肉、有呼吸，这应该是中国诗歌值得欣慰的生长。
新世纪十年以后又走过了第二个年头，已经不好意思再说新了。这些年有很多诗歌选本、很多话题把新世纪诗歌缜密地滤了一遍，其间“5·12”汶川特大地震的诗歌被写上了重重的一笔。该翻的翻过去了，该留的正在留下。也许，整个新世纪诗歌因为地震，重新获得了许多认知、许多反省。中国诗歌在沉寂了多年以后走到了前台，举国上下，电视台、电台、舞台和广场，中国老百姓以久违的热情接纳了诗歌的盛宴。其他不例，仅在四川，四川师大文理学院大型诗歌朗诵《这里是四川，这里是中国》，西南民族大学大型诗歌朗诵《春回天府》，什邡穿心店地震遗址大型诗歌朗诵《四川开满鲜花》，以及什邡穿心店遗址落成的巨型“5·12”中国地震诗歌墙，已经把地震的灾难元素转化成具有中国诗歌记忆的文化元素，把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落地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地标。
诗歌在中国有些风光了。如果把这个触角深入到中国诗坛的内部，你会发现中国诗歌一个正在悄然变化的现象，那就是诗人开始从包裹自己的狭小视野、从业已习惯的写作路数里走出来，开始认真、自觉地审视自己脚下这片蓬勃的土地，这些顽强的生命，这些最真实、最亲近的呼吸。2011年，最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江南才子”潘维，唯美、唯心、唯自己语言构建，曾以“颓废”著称在苏小小墓前一咏三叹的诗人，把自己的笔转向与生命相关联的日常生活，比如超市，比如新农村，比如现代农作物实验棚、城市开发区等等。现实和日常的概念在一个“纯粹诗人”那里，开始作为新鲜经验进入自己的写作，这是诗人的一种自觉，一种重新实验的方向。“那熟雨，没押古韵/就把一张蓝图描画在稻田里/从超市，我取下十一月/同时删除掉对忧伤的无限谄媚”，这是诗人直面现实的发现和检讨，是在模样全新的农村里获得的新鲜经验。诗人目睹了身边“推土机将自然村演义成集体农庄”的日新月异，同时又置身这样高速发展的节奏里，思考与怀念农耕文化里的那种慢：“我误入了哪儿？/另类桃花源？国际体？终极罗网？/穿越本质，又如何快到慢里。”西川的《与芒克等同游白洋淀集市有感》，把现实的零星、琐碎、质疑与叩问浓缩在一个乡间小小的集市里，“太阳照耀多少人聚在集市上我不知道/但太阳让锅碗瓢勺开口说话我听到了”，“上海发卡卡不出河北姑娘的阶级味道/河北姑娘不稀罕白洋淀的菱角/白洋淀的水域在太阳下渐渐缩小/有抗日老英雄一直活到今朝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人有了钱抽口烟/牲口有了钱睡个眠/白洋淀上的清风干净地吹着我想我知道”……很显然，这在诗人以往的创作中是很难见到的，这里有人间烟火，有生活格调，有沉重的感叹，有深度的思考，现实百味，苦辣酸甜应有尽有。
我们不得不承认，原来熟悉的诗歌写作场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已经与原来相去甚远。事实上，这种变化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不能熟视无睹，不能无动于衷。现实对于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写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而应该是作家、诗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把抒写现实视作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学记忆的己任。问题在于，在这以前，有许多诗歌貌似现实写作却把现实标签化、广告化，让诗歌在现实里淡若白开水，失去了诗歌应有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写作让书写现实的诗歌长时间蒙冤。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诗人缺失了对现实关注的热情，缺失了进入现实抒写的能力，找不到进入的方式。诗歌渐行渐远，远离了人间烟火。2011年中国诗歌的风向标悄然出现一个指向，回到现实，进入现实，而且这一指向成为很多功成名就诗人们的一种自觉。潘洗尘、李亚伟、林雪、张执浩、汤养宗等诗人都有不俗之作。
更加年轻一代的诗人也开始了这种自觉。青年诗人姜明的《万物生长》，在2011年的中国诗坛留下了它独特的身姿。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亲历了2008年汶川大地震，见证了欲火的救援、赈灾以及18个省市对极重灾区的援建；作为一个诗人，他用他的诗歌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所创造的世界奇迹，精心雕刻了一幅幅威武雄壮的“英雄群星谱”。这是能够进入2011年中国诗歌谱系的一组雕像，他所彰显出来的是中国制造的“国家力量”，是涅槃的凤凰，是生长的生命。陆航团羌族机长邱光华在云中搏击的身姿镶嵌在峡谷与云端里了；带领第一支先遣部队徒步挺进汶川，“踩着李白的惊呼/把脚印写成天书”，走出第一条天路的某部参谋长王毅；沈阳军区士官武文斌，还来不及给新娘披上婚纱就倒下了，却“把都江堰的春天/铺到了天边”；还有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孙静“永不消失的电波”，还有卖掉自己上海的房子，450万元援建一所灾区小学的退休教师沈翠英，还有18个援建省市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群雕等等。诗人姜明以独特的方式进入汶川大地震以及灾后重建，让诗歌不仅仅是抒情，让诗歌在处理公共事件、公共题材里找到一种刻画人物的可能。《诗经》里的“窈窕淑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陆启的《重返杨柳村》为我们在诗歌里刻画的人物已经离今天太遥远了，无论年代、无论语境都只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而今天姜明的实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不只是抒情，还可以刻画人物：“红舞鞋/高傲的红舞鞋/炫出天清气朗的红舞鞋/舞出万物生长的红舞鞋/孤独的红舞鞋/童话中的红舞鞋/壮士断臂向死而生的红舞鞋/多像王羲之的书法啊/一撇一捺/都是大地上的鲜花”。这是地震中失去双腿以后，一个女孩生命的再生。这是姜明《万物生长》里的一个人物，一个劫后余生、自强不息的小人物，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她会长时间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和这首诗一样，珍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青年诗人扶桑的《丰收》，写现实的农村，却在我们已经有些麻木的农村意象里，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美好：“我知道我的五月已经来临/五月，它在我身上一边收割一边种植/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是一个两腿分开的女人/分娩的姿势和受孕的姿势/是同一个姿势”。诗人是不是来自农村我不知道，但诗人对这片土地，对土地上的收获与播种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赞美，那是献给伟大女性最高的褒奖，也是作为这块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最高的褒奖，足以让你过目不忘。此外，张慧谋的《再写炊烟》、张凡修的《地气》、赵亚峰的《鱼儿沟是个小地方》、唐以红的《我并非一无所有》等等，这些诗歌进入现实都有自己独特的路径，自己的方式，让读者耳目一新。
2011年的诗歌记忆在我这里，花总是在开，而且千姿百态。不过当我要写这篇短文时，竟是如此简单和清晰。诗，不管写什么，不管怎么写，我坚信不能一成不变，不能唯我是能，应该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实验。现实对于我们，不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脉搏与血液同在。日常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也不只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宏大至朗朗乾坤。无论微观与宏观，诗应该有血有肉，有人间烟火。我始终相信，只有当我们的诗歌知冷知暖、知疼知痛，有了人间烟火，才会在我们泱泱诗的国度落地生根，健康生长。2012年1月24日
纸上的中国诗歌与非纸上的动静
——2012年中国诗歌印象
2012年底，莫言首摘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几乎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话题。其实这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有了太久的期待。这使我想起曾经在国内几度自己折腾出来的“诺贝尔诗歌预备奖”，也一样颁奖、领奖，明明知道是一件可乐的事，明明知道不靠谱，却不知为什么也有很优秀的诗人掺和进去，还煞有介事。相比之下，我只能说，诗人应该多一点小说家的沉稳与淡定。
又是一年了，中国诗歌被说了很多年的喧嚣、浮躁，从一开始我就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这个喧嚣与浮躁可以简单归结为一个字：闹。其实是，诗歌就喜欢闹出个动静。闹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歌更加看重传播的特点，只要是别闹得太不靠谱就行。
2012年，首先得说诗歌对抄袭者说不。一位已经有一定影响的80后诗人被揭发所发表诗歌几乎都源于抄袭，并且一一列表对应，证据确凿。此事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对诗人道德品质的讨论。欣慰的是，这样的讨论不仅仅是明辨了是非，而且在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内心的善良与柔软。因为抄袭者的年少，大家没有更多地穷追猛打，置其于死地，而是“治病救人”，在更为宽广的范围考量诗人道德是否偏移，倡导自律与他律并重，呼吁齐心协力不断清扫漫漫道路上的浊渍，给自己和诗歌开辟最纯粹的心路。
2012年，纸上的中国诗歌与非纸上的动静都可称作绚丽多姿，可圈可点。作为一个杂志的诗歌编辑，我一年的阅读量即使被动也得读个上万首。总的印象仍然是很乐观的，诗人对诗歌的深度思考和创作都呈现出一种正能量，一些好诗无法拒绝地留在记忆里了。
这得首先提到安徽诗人陈先发的《养鹤问题》，诗人以一只虚构的“鹤”与诗的比对，对当下诗歌创作、诗人内心的纠结与困惑发出深度诘问。多年来填充在诗歌里那么多的哭，“当它哭着东，也哭着西/哭着迷失政治，也哭着街头政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赋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批判”？诗歌需要纯净，需要包含拒绝，需要像鹤一样“敛起翅膀”，从而生长出“更合理的体形”。那种为表现而表现的所谓“哭”，也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装神弄鬼，应该终结了。诗人在诘问中为自己找到一条路径，就是从浴室里出来，净身以后，“披着纯白的浴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旁观者清，只有这样，诗人与诗歌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纯净。当然，如果我们对这首诗的解读，仅限于这样一个层面，那就显然上了当。这是一首具有大容量、大思考的诗，这首诗更深层次的诘问，抑或更在于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生命与人生。诗人凭借一只似是而非的鹤，凭借实际很小众的“诗歌”，诘问一个更深的话题，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没有？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人生的纯净？我们该怎样去保持一种人生的纯净？答案在每个人那里，选择也在每个人那里。山东的轩辕轼轲是个有特质的诗人，机智、尖锐与反讽已成为他的一个标志，生猛与粗暴也是他经常披挂的外套。读到诗人《路过春天》这首诗，感觉多了一种别样的调侃，一种新鲜。尽管这种调侃并不轻松，抑或在你轻松之后，也会留下长久的活生生的隐痛。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装模作样几乎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感受，也许每个人自己也有过装扮。假装幸福、假装快乐、假装痛苦；装深仇、装大恨；装酷、装嫩、装B；装大爷、装孙子……无所不装扮。但是，即使“身上披满了青草/头上佩戴着树冠”，即使“背包里装着一摞/万紫千红的群山”，即使有时候也能大行其道，蒙混过关，最终，还是会被真相“一把撕去伪装/露出那张/雪盖冰封的脸”。轩辕轼轲在《路过春天》里的这轻轻一“撕”，没有了生猛与粗暴，却依然撕得痛快淋漓。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川90后诗人余幼幼，她的诗今年在刊物、在网络，有点铺天盖地，其中一首《清明》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清明，因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在这个节气里，有了生者对死者的哀悼，生命对生命的追思。从古至今，已经无法统计有多少诗人写过清明了。在余幼幼的笔下，却是“有人在土里等着你/那些喝药的/上吊的，割腕的/跳楼的，被谋杀的/车祸的/都等着你”。这是一种反常态的清明，反常态的书写，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关于清明哀悼。乍一看，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而在余幼幼的心里，这些都是曾经活生生的生命。她把他们从人们通常习惯的忽略、甚至鄙视里第一次打捞出来，一个90后的小孩，她尊重的是生命。而对于这些逝去的生命，她唯一的愿望只是“去帮他们把外面的世界调成静音”。这首诗只有12行，但是很重，它所承载的生命之重足以令人失语，即使有人再去多写几十行出来也无济于事。此外，沈苇《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里现代文明对家乡田园围剿的矛盾、疼痛与尖锐，朱剑的《磷火》，对坟堆里磷火发出的光芒所进入的生与死的价值的思考，读后都会让你在长时间里不能释怀。
总的看来，2012年的中国诗歌相对于以往，更加安静与结实了。安静指的是诗人的胸怀。诗人与诗人之间，无论是网上还是各种关于诗歌的集会，前些年那种相互之间的指责、诋毁，甚至谩骂几乎没有了，留下的是真正的诗歌论争的声音。起眼东西南北，各路诗人、各种拳脚与路数都认清了一个道理，“拿作品说话”。以往那种各自“我是天下第一”的幼稚已经随风飘去。结实指的是创作的姿态以及作品呈现出来的思考。尽管我们现在很难从众多的诗歌里挑出一首成就一个诗人，但平心而论，即使朦胧诗时代与“第三代”留下的经典作品，与现在诗人们的创作相比，现在的诗歌从技术层面、思想层面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说这话，没有丝毫轻看“朦胧诗”和“第三代”的意思，他们已经卓越地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使命。我也从那个时代过来，很清楚这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多元所带来的必然，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不能只保留那个时代的话语，以那个时代诗歌的“轰动效应”做标尺来衡量今天诗歌的成就，而应该冷静、细致、公允、客观地看待中国诗歌现场诗人们的努力。2012年中国诗歌，由于有了大家认可的卓有成效的诗歌刊物努力不懈地搭建的高端平台，有了大家认可的坚持数年已经成熟和优秀的各种选本，有了大家认可的引领纷繁网络可以立杆举旗的平台，这些平台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入，构成了一幅幅斑斓的中国诗歌五彩图。诗人们开始选择适合自己展示的平台，有了选择，就有了方向，有了思考，写作就不再是随心所欲，而多了自觉与区分，弱化了以往充斥诗坛的自娱自乐，减少了平庸与乏味。好的诗歌平台的搭建，支撑了诗歌的结实，诗人的自觉增强了诗歌的结实。
2012年纸上的中国诗歌，比任何一年都更有效、更有规模、更加丰富地多方位呈现。由诗人海啸和影视编剧卜青文共同发起“诗电影”计划，将中国经典诗歌拍成微电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伊沙历时一年多主持的网络上的《新世纪诗典》，又把诗典中的“最典”编辑成书，在北京首发。潘洗尘主编的《读诗》、周庆荣主编的《大诗歌》、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以及李少君主持的每月的“中国好诗歌”，以每月推荐、解读一首优秀诗作的形式，试图让读者更多、更好、更快捷地了解中国新诗的最新现状和水平。青海省举办了“海子青年诗歌节”，深圳举办了深圳诗歌节，并尝试连续举办了具有舞台化、戏剧化的“第一朗诵者”的诗歌朗诵活动。同时，2012年，不少地方政府像推介经济项目一样，着力向外推介本土诗人和本土诗歌。海南省针对海南本土诗人的创作，邀请了国内著名专家研讨海南诗歌的地域特色；宁波市邀请了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进行一对一点评，帮扶宁波6位青年诗人；甘肃省邀请国内著名诗人、专家学者在上海举办了“甘肃青年诗歌八骏”的推介会。此外，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朝阳区文化馆，798文化产业园以及成都的白夜、川师文理学院，由于频繁举行高热度的诗歌活动而让这些地点成了诗歌的代名词。年末的“跨越海峡的呼唤——2012两岸音乐诗会”，在海南落下帷幕，来自台湾地区、澳门地区和内地的60余位诗歌界代表参加，加强了海峡两岸的诗歌联系和交流。“中国诗歌万里行”，2012年依然风生水起，走过了十几个城市与乡村，让诗歌开出遍地的花朵。《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国内众多著名杂志，在2012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00后。《人民文学》在大理举办了“新浪潮”青年诗人笔会。《星星》连续五年举办了“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关注了国内近百所高校的百余名大学生校园诗人，参加过夏令营的郁颜、茱萸、易翔、聂权、谢小青、李淑敏、杨康、苏笑嫣、余幼幼等，已经走出校园，走向成熟。《诗刊》在2012年还推出了只有9岁的重庆小诗人的组诗。青春是诗，年轻就是希望。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走上中国诗坛。2012年12月30日
良好的气节与风范
——2013年中国诗歌印象
2013年中国诗歌在一个巨大的河床上，或徘徊，或静流，或奔涌，它们所伸展开来的自由姿势，依然保持有良好的气节与风范。不仅仅局限在纸媒与网络，诗歌传播平台更为丰富和密集，更趋于分享和欣赏，而少了功利与噱头。诗歌在持续升温，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创作与展示互动。相比之下，诗歌批评却似乎站在岸上，隔岸听涛，多少有些隔靴搔痒。
就创作而言，虽然一个年度的梳理，并不能给出一个明晰、整体的判断，但年度梳理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年度创作中发现它的“意外”和“新鲜”，这样的意外与新鲜能够刺激和挑战诗人的惯性写作，在诗歌现场不可避免、反复出现的趋同感上制造隔阂，让我们的诗人在创作中警惕自己、修正自己、改变自己。2013年，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似乎已经从整体上开始淡出，即使功成名就的诗人，也很难发出自己有特质的声音了。柏桦、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陈先发等都有新作，但能够阅读到的人并不多。客观地说，中国诗人写作的生命长度在缩短，缺乏后爆发力，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诗人，依然是诗歌现场的主力，李亚伟、雷平阳、潘维、娜夜、轩辕轼轲、杨健、伊沙、龚学敏们势头还旺，由潘洗尘编著、今年出版的《生于六十年代》为他们塑造了一座群雕。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诗人，尽管他们还都处于生长期，但一列大的队伍已经浓妆登场，熊炎、郑小琼、春树、余幼幼、罗铖、茱萸、谢小青、玉珍、郁颜、张晚禾、王单单们，他们告别青春期写作，视野与胸怀都已经打开。值得一提的是，90后诗人玉珍的《最广阔的柏拉图》：
比起成为一件耀眼的、发光的、
被你捧在手心的宝贝，我更愿意
成为更粗犷而大气的
——难以掌控的事物
比如天空，大海，草原，绿洲，拟或
比原始森林还要神秘的
更幽深的森林。我的爱不像针尖
不是一点一点，夜以继日地入侵
是要一出现，就掳走你的视线
在耐心离开之前让你把心交出
我要足够宽广才能装下一生的你
不断成熟而强大，并同样无止境的你
足够宽广是永远无罪的，俘获你的心
无答案，无缘由
用我这小小温柔的心脏培育出庞大的胸腔
装下庞大又脆弱的思想
无限制的博大，够你爱一辈子
不厌烦，不知足
我要你好奇我的世界
那个瑰丽的迷宫，进去就出不来
这是公平的，有足够价值和意义
我要你爱我像爱一场永无谜底的光芒
我要你爱我像爱着
永远不死的神话
我之所以全诗引用，因为它不能去切割。这是我所接触到的年轻诗人的作品里，难得如此从容、如此老道、如此与众不同的自信、强势而又干净的爱情宣言。读这首诗，我想到了舒婷的《致橡树》，同样打动人心，却是在完全不同方向上的另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关于爱情，她们或者刚刚涉足，或者已经有了过往，在这一代人的这类诗歌中，很多人还在沉湎于写身体、写感受，写甜蜜、写忧伤，写纠结、写背叛。而玉珍在“小小温柔的心脏培育出庞大的胸腔”，给我们提供的是，境界与胸怀无限制的博大与辽阔。
创作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诗人已经自觉在自己生存的城市寻找入口，把笔触渗透到城市的写作中。现代文明催生了城市化进程，乡村与田园已经渐行渐远，城市已经成为人口集中、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集散地。所以，尤其需要诗人对城市的精神代码、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与城市各种关系里的消极与积极、融入与抵抗、享受与逆反的辨识与思考。很多诗人之所以还在复制农耕文明的虚拟抒情，实际上，还是诗歌缺乏一种进入城市的能力。一个当代诗人应该给自己设置难度，有责任理直气壮地去抒写城市。曹利民在《最美好的》里写的城市和城市人，就是我们见惯不惊的物事：“他们说，最美好的，不是最美也不是最好/而是美得带点邪气，或者好里掺点儿坏。就像这午后/除了高楼、商铺、街道、轿车、衣冠楚楚的行人/还须梧桐树和鹅掌楸，零零落落的枯叶飘着，乞讨者翻着垃圾筒/就像这阳光，光说柔软、明亮、温暖、美好，远远不够/须继续加温，让她雾气弥漫，水色朦胧/像啤酒泡沫一样松软、模糊/他们说像我这样正襟危坐，还不到火候，还不如/我对面的那个女人，三两杯下肚后，脱去优雅/面带潮红，一副醉生梦死、色眯眯的姿态/让人想入非非”，在这里，诗人的发现和思考是严肃的，城市以及城市人的诟病，在这貌似漫不经心的叙述里，掺杂、搅拌、混合，最终抵达内心的疼痛与酸楚。另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诗人郭金牛，他笔下的城市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这几乎是现在城市里数量巨大的新城市人的共同际遇，当诗人把它写下来，就有了现代文明城市文化符号的意义。“662大巴车662次乘坐/662大巴车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它经过罗租工业区、石岩镇和高尔夫球场/就像我经过小学初中和大学……”，这样的联想，从小长大一直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永远也无法体会，不能体会。欣慰的是，诗人把这种独特的感受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那种悲戚与自卑，而是那么自然，那么水乳交融。我想说的是，无论是曹利民还是郭金牛，他们这样的城市诗歌，既没有波德莱尔那样偏执的“恶”，也不是飞机、高铁、楼堂馆所，灯红酒绿的城市的浮华外表，而是从城市人的精神向度上在雕刻标记。
就诗歌的展示而言，活动、选本、奖项异彩纷呈，2013年可谓蔚为壮观。
官方与民间传统诗刊纸媒、诗歌网站、诗歌网刊包括新媒体博客、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互补；大舞台、小剧场、音乐厅、文化酒吧、茶座以及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诗歌朗诵、诗歌品鉴、诗歌讲座等在全国遍地开花，随处可以听见诗歌发出的声音。诗歌除了阅读以外，正在以音响、影像、视频等多种立体的方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被广为接受。重要的是，这些展示平台不是兴之所至，随性而为，而是以固定的时间与地点坚持了下来。比如深圳的“第一朗读者”、上海90后中学生原创诗朗诵会、诗生活网“新诗实验课”、成都的“白夜”、重庆的“少数花园”等，已经成为中国诗歌的新的亮点，开始形成气候，逐渐成为诗歌另一种方式的展示品牌。
诗歌选本对于年度诗歌的展示，起到了有效地厘清和系统梳理的作用。如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中国诗歌精选》，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宗仁发主编的《中国年度最佳诗歌》，梁平、韩珩主编的《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以及《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汉诗年鉴》《年度好诗三百首》《中国当代短诗三百首》等等。2013年，《星星》扩版为旬刊，分别以《诗歌原创》《诗歌理论》《散文诗》扩大了展示平台；《诗选刊》年末推出“代际诗歌”；《山东文学》推出“中国70后诗歌”专刊。
除此之外，还有民间诗歌网站、社团的选本，比如《新世纪诗典》《诗生活年选》《中国网络诗歌选》《界限诗歌选》等，这些选本，也许还没有一个选本能够称之为最权威的，但是选家总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尽管诗无达诂，却从不同的视角亮出了自己的美学主张和诗歌标准，为多少有些含混的中国诗坛做了归类。
诗歌奖项名目繁多、规格各异。其中坚持下来，并且不只是圈子娱乐的奖项得到了广泛认同，《星星》年度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人民文学》新人奖、《扬子江》扬子江诗歌奖、《中国诗歌》的闻一多诗歌奖等等，在诗坛有了很高的含金量。
就诗歌批评而言，批评家更多倚重诗学理论的建树和宏观观照，而对诗歌现场文本分析、个案研究以及诗歌创作的得失、倾向性、方向感的把握与判断发声渐弱。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人应该是植根在汉语里的最先锋、最丰富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中国诗歌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整个新诗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清醒和警惕。比如中国新诗发展还有被彻底否定的质疑，新诗自身日益增长的占山为王、自以为是的幻觉导致的新诗审美的含混，以及传统的继承和外来文化吸收出现的隔阂、偏颇与盲从等等。这些，希望能够看见批评家的真知灼见，更希望批评家一针见血。
2013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批评家的目光深入进诗歌的现场。陈超的《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霍俊明的《诗歌与现实之古老的敌意与精神难度》、刘波的《微博时代的诗歌之路》、赵卫峰的《现实网罗下的浅诗歌时代》等等，但这远远不够，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需要创作与批评两翼互动，需要批评家的胆识和勇气，在中国诗歌现场发出嘹亮的声音，甚至偏颇、甚至尖锐。
中国新诗从五四发轫近百年了，我们的每一种努力，每一步坚持，都是为了共同圆一个中国新诗百年梦。2013年12月28日
也说当下的诗歌生态
——在杭州西溪湿地“天问”诗歌峰会上的发言
关于这个话题议论很久了，我还不至于那么悲观，只要能够看到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路径。现在的诗歌的确让人感觉到很多困惑，但从整体上看，我认为每年还是有不少好的诗歌，尽管我们诗歌的生态确实存在问题。这是一个总体概念，我要说的是，这些年来因为诗歌生态的问题造成诗歌发展以及诗歌判断的误区。
前面几位评论家谈得很好，也很激动，尤其福春的激动我比较认同，福春有这个发言权。我谈的是与诗人创作相关的两个平台，一个是刊物发表平台的生态，一个是诗歌奖项平台的生态，这是给我们中国诗歌创作带来最大困惑的两个平台。
因为我在做刊物，我也在组织奖项。刚才思运谈到体制内的刊物，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只是体制内的刊物，应该说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刊物，现在要做到纯粹都已经很难了。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平台，讲这个平台的生态。在我来杭州之前的上个月，编辑部专门开了一个业务会议，议题就是2011年的《星星》怎么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因为我认同思运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体制内的很多刊物，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我也在体制内，我也在做刊物。我们需要警惕自己，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个印象？其他的刊物我不去说，就《星星》而言，在《星星》这个平台，应该说最近这些年，也觉察和发现这样一些怪象，就是跟生态有关的怪象。一些作者寄稿子来，特别注明他的官员身份，注明他的老板身份，甚至有的女作者还寄来自己的艺术照若干，我觉得这个很荒唐。我不赞同前面有人说的这就是“权、钱、色”，但可以肯定，这样的“身份自荐”就是我们的刊物这些年有意无意给写作者带来的误区，才使他们这样来标榜自己。大家是能够看到《星星》的，我敢说这么一句话，像这样的“身份”诗歌，我那里是发得相当谨慎的，绝不会动辄几十首拿版面来做。其实无关身份，真正的好诗，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好好写了刊物就一定不会放过。由于很多刊物喜欢这样做，就给有这样身份的人一种错觉，以为所有的刊物都喜欢来这个，这就大错特错了。官员的诗，老板的诗，所谓各种名目繁多的“新写作”的诗，都是可以做的，包括大家没有说到的比如刊物老总的诗，我觉得都能做的，因为刊物需要包容，风格的包容，题材的包容，也包括所谓“身份”的包容。但是，我们必须要警惕自己，不要因为这些“身份”，搅乱了中国诗坛诗人的身份，伤害了诗歌的品质。这是作为一个编辑，一个刊物，时时需要提醒自己，告诫自己的原则，否则只会制造混乱，只会误导我们的写作者。这是这个平台制造出来的混乱。
第二个平台，各种诗歌奖项的平台，这个平台现在确实如前面很多朋友都已经谈到了的，太混乱。其实，我们在批评某个奖项的时候，不应该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包括获奖者，包括评委。我们应该很清醒地认识到，是这个平台的生态出了问题，得奖的没有张三还有王五，评奖的没有李四还有麻二。问题是评奖程序和环节的机制、评委的资格，是否真的能够经得起问责？我们主宰这些奖项的人，如果不具备对诗歌的基本判断，如果已经远离诗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许越是貌似公正越是问题。这样下来，无论设多少奖，无论什么级别的奖，无论多少奖金的奖，都显得那么的无关紧要，那么的没有意义。《星星》也有奖，《星星》年度诗歌奖三个人，但是我就敢说，我不脸红，每年三个人，不是由《星星》的编辑说了算，而是真正在全国范围遴选最具前沿、最有研究、最能够感受中国诗坛体温的诗人和批评家来做这个奖的评委。今天在座的好多位都曾经担任过评委，我想他们也不会脸红。每年三个，这三个人的名单大家可以查资料，可以让《星星》问心无愧。再就像昨天“天问”这个奖项，我实在是发自内心地祝贺！像李亚伟、潘维这样的诗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褒奖。尽管这不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但这两位获奖诗人，他们的作品真正经得起推敲，真的在汉语诗歌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作为评委也好，作为主办方也好，不会脸红。我希望我们中国诗歌的生态落到奖项这样一个平台，就应该是这样的奖项，奖励真正优秀的诗人。老实说，我也经常“被进入”很多奖项的评委，有的奖项，当你进入那个场合，已经有了一个“坚固”的基础，那些基础是与你无关的，所以你的意志也只能被那些基础所“坚固”。于是，你会感到无聊，再去慢慢体会这个过程的无知，甚至无耻。无聊我们可以不理会它，无知我们可以帮助它，无耻就不能容忍。这样长期下去，无疑会对中国诗坛制造很多混乱，很多错觉，它对于读者是一个误区，对得了奖的诗人会产生幻觉，这个幻觉很大，又会有更多的人效仿，这只能伤害到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平台列入我们诗歌生态的话，我觉得是应该引起我们每个诗人的警惕的。我愿意相信很多人是无意识地进入这个误区，也愿意相信诗歌生态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尤其需要警惕，无论写诗，无论搞评论，无论做刊物都是如此。只有这样警惕之后，才能清洁自己，才能真正把诗歌做好。2010年12月20日
我看江苏新世纪诗歌
——在江苏新世纪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江苏是一个小说大省，与江苏小说相比，江苏诗歌没有以整体格局和气象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次江苏省作协召开的“江苏新世纪诗歌研讨会”，其意义本身就是向中国诗坛推出江苏的诗歌格局和气象。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评论家和诗歌编辑聚集南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集体言说新世纪的江苏诗坛，这无疑是对江苏诗歌创作的强力推进。
今天到会的优秀诗歌评论家很多，他们对江苏诗歌从整体到个案做了系统、全面、细致、深入的梳理，这是江苏诗人的幸运，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收获。
江苏诗歌在我的视野里，大致有这样几个印象：
一是诗人队伍庞大，实力显而易见。各个时期的诗歌前辈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仅50年代出生的诗人比如子川、王学芯、童嘉通等，他们在新世纪十年创作中精力依然充沛，而且产量颇丰，硕果累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诗人已经成为新世纪江苏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除了今天在座的马铃薯兄弟、黄梵、马永波、义海以外，朱朱、车前子、庞培、小海、代薇、胡弦、庞余亮、大卫、谷雨、沙克、黑马、陈傻子、孔灏、月色江河等，我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这些人已经在诗坛产生影响，而且其中有不少诗人已经越来越凸显出他的重要。80后的许仲、纯子、丁成、袁杰们，还有上午仲义隆重推荐的新人梁雪波等，尽管他们写作姿态和方向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但就队伍而言，我们看见江苏诗人的阵容并不比其他省份单薄。仅从这样一个阵容里，我甚至可以说，我的欣慰在于，我们还看见江苏诗歌队伍已经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梯次和良好的生态。关于队伍，我还要特别提到江苏的诗歌批评与诗歌理论研究队伍，这支队伍是江苏诗歌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与江苏的诗歌创作形成非常协调的两翼，这是很多省份都为之羡慕的，也是其他省份所不及的。江苏诗歌有了这样比翼齐飞的两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江苏不仅是中国的小说大省，在不久的将来，江苏完全有资格成为继北京、四川、甘肃、广州之后的又一个诗歌大省。
二是在我的印象中，江苏诗歌的姿态是安静的，这是与其他很多省份最不一样的感受。从我所接触到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看，他们的这种安静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与这方水土的吻合，与这方文脉的吻合。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折腾诗歌或者拿诗歌来折腾的事情，在这些折腾中间，我们很少看到江苏诗人的影子。我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很多诗人都有幻觉，而且依靠这种幻觉把自己不断地放大，我以为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YY”。比如刚写了一两年诗，刚在刊物上发了几首，或者几组，在某个杂志、某个网站、某个活动中得了一个什么奖项，就以为自己是最牛B的诗人，就以为“中国又出了个某某某”。照这个逻辑下来，世界上没有比写诗更容易成为“中国第一”的了。现在写诗的队伍中间，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而且你可以清清醒醒地看见他（她）在这样无休止的“YY”中，一天一天从无知到无耻，那是真资格的不知天高地厚。而江苏诗人很少有这样的“YY”，他们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写作，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三是关于江苏诗歌的气象。尽管每个业已成熟的诗人都有自己创作的个体差异，但是江苏诗歌呈现出来的精致、恬淡、平和已经构成了江苏诗歌有别于其他省份的气象，这是江苏诗歌一种特殊的品质。尽管近年来也出现了更年轻一代，比如丁成他们与之反向生成的尖锐和粗粝，这虽然是对整个南方诗歌阴柔、温润的一种反动，但就整个江苏诗歌来讲，也许并非坏事。首先它不会动摇江苏诗歌的总体气象，相反还可能使江苏诗歌朝着多元格局发展，寻找更为广阔的路径。诗不是只有一个范本，所谓繁荣，就必须要让大家真正看见百花齐放。
上面谈到的三个印象当然不能概括江苏诗歌的全貌，我只是就我的感觉而言。在这三个印象之后，我们同时看到江苏诗歌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就是江苏诗歌在中国诗坛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公正的确认，这是江苏诗歌发展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能够想到的是，第一，我极赞同有批评家提出的“缺乏旗帜性人物”或者领军人物，我需要补充的是江苏诗歌创作还缺乏“重金属的声音”。第二，江苏诗歌似乎还存在“散兵游勇”式的各自为政，就单个而言，江苏诗人不乏优秀者，倘若有措施整体推出或者集团式地出击，概念就大不一样了。第三，江苏不乏优秀的诗歌批评家，针对江苏诗歌现状无论从整体或者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评，这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对江苏诗歌的认知应该不无好处。2010年6月24日
在记忆中制造一次时间塌方
在我所涉猎的历史文化记忆中，置县1700多年的罗江，至少有两个亮点足以吸引从任何地方来到这里的人的眼球：一是保存完好的蜀汉三国遗风，二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李调元留下的妙文和佳话。三国遗风虽然他处还有遗留，罗江却独具其韵；李调元从娘胎里落地罗江，一方水土滋润文墨，制造了“自古才子多风流”的神话。这无疑是罗江县可以拿出手的两张响当当的名片。
2005年10月的一天，几个文友和罗江县长卢也先生相约在成都的花园酒店。卢也对罗江如数家珍的文化盘点，唤起了我们对罗江的极大兴趣，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在杯盏之间，我们谈到了诗歌节，谈到了诗歌博物馆，也谈到了这本当代诗人书写罗江的《相见时难别亦难》。卢县长说，当代诗人对于罗江相见不易，别时也难呀！当时在座的石光华、杨然、王敏人等，纷纷出谋划策，几个方案在现场就议得基本成型。接下来就是卢也县长严密而雷厉风行的政府行为，宣传部长林永成、政府办公室主任陈天航等轮番敦促，几乎是隔天一个电话，弄得我一直忙到过年前夕。老实说，假期回到重庆，心里还惦记着远处的罗江。现在，这本书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活跃在中国诗坛的30多位当代诗人对罗江的诗意书写，他们的名字对中国当代诗坛来说都不陌生。这是罗江的魅力，也是当代文学对罗江的文化贡献。这些诗人有的来过罗江，有的只是从罗江历史文化的遗存中获得感动，他们虽然远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却非常认真、非常愉快地为罗江留下了他们无比真实的诗意感受。我在编选的时候，把这本书分成了《曾经三国地》《老乡李调元》和《古意罗江城》三个版块，里面所选的诗歌，无论是已经成名的诗人，还是风头正健的后生，都凸显了他们非凡的创作实力和对历史深邃的文化思考。
正如诗人叶延滨在《鼓坪泣血》里写道：“风远去了/云也飞入了千年历史//六出祁关的诸葛亮/竟然胜过了岁月！”在庞统祠前，青年诗人白连春是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就错过了//只有树木，还有石头和一颗颗/萤火虫般渺小但是一直/惦想着的心。”诗人林莽眼里的诸葛旗是“一杆被遗忘的旗帜/千年不朽//一杆石旗内在的飘动/是那把羽扇挥动了心中的风”（《诸葛旗》）。而面对乾隆年间留下的奎星阁，诗人靳晓静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看见“层层飞檐如翻动的书卷/唯有口含铜铃的兽头无语/宠辱不惊/那咽不下的，吐不出的铜铃/是时间铸就的文字和声音”（《奎星阁》）。诗人商震一直眷念着四川，是外地来四川最多的诗人之一，难怪他在灵台古藤前的咏叹别开生面：“用玫瑰花做的箭羽/箭头浸了十八年的女儿红/射中灵台，箭身/就化成绕指柔的青藤/绕你的双膝/缠你的腰身攀你的额/直至长成擎天树/直至是灵台的一部分”（《灵台古藤》）。这种情结还感动了铁匠出生的汉子张新泉：“廊桥难以上演伤感的梦/来自四川的橘子杯一腔蜜汁/过桥的陕北柿子已甜得发红//跨水而来的激情与梦幻/才照亮人民的河西河东”（《太平廊桥》）。聚集在这本书里的诗人，除了我上面已经点到的，还有马新朝、张执浩、子川、雷平阳、江非、鄢家发、李自国、杨阳、雨田、杨然、曾鸣、蓝野、卢卫平、朱零、李木马、周世通等，这些名字和他们留下的诗歌，为翻检罗江历史文化的辉煌，为罗江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难得的文化财富。
这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去过很多城市，与那些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比较多的交道。面对任何一个城市给我的介绍，面对他们脸上洋溢着骄傲、几近虔诚地捧出的有关历史和文化的家珍，我在和他们一同分享的同时，内心却隐隐作痛，这些痛让我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再过一百年，我们的子孙依然会像现在一样，还是仅仅端捧着这些几百年、上千年的家珍吗？这是一个不敢深究的问题。要知道，所有的历史和文化都需要传承，而每个时代都应该留下属于自己时代的言说方式和经典。说穿了，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发掘和建设的双重任务。新中国已经建立半个多世纪了，在今天看来，文化建设的任务已经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就是罗江的一项文化建设，它的意义绝不止于一本书，而是记忆制造的一次时间塌方，是我们这个时代在罗江的文化印证！在此，我要感谢书里数十名当代诗人的联袂出演，因为大家给罗江摆出了一桌当代诗歌的盛宴。我相信，一百年以后，当我们的子孙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们在记住李白杜甫，记住蜀汉三国，记住李调元的同时，同样会记住这些当代诗人的名字。2006年2月9日
“攀枝花诗群”的三个向度
在这之前，我曾经为山西“长治诗群”、广东“中山诗群”写过一些文字。而“攀枝花诗群”作为一个地域诗歌现象，一直都存在，而且似乎比长治和中山更早，只是我们对他们的关注来得迟了一些。早在20世纪60年代，年长一点的人应该还记得姜华令、刘成东、吕文秀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与攀枝花三线建设同在，与攀枝花这座钢铁城市同在。近年来，攀枝花诗歌队伍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甘文良、沙马、马飚、曾蒙、周越、周南、杨荞宁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涌现，“攀枝花诗群”越来越凸显它的个性、它的品质，我们在越来越辽阔的大地上，听到他们发出的多声部的合唱，那是具有重金属质地的歌唱，那是具有独立品质的山地抒情，那是聚合了南北东西多民族气息的神秘声响。
有史记载，三国争雄之时，蜀丞相诸葛亮挥师南下擒孟获后，落脚攀枝花，起眼一看，悬崖峭壁，草木不生，不禁仰天叹曰：此地粮草无补，屯兵险矣！急忙撤兵而返。由此，可以遥想攀枝花千百年来，人烟稀少，鸟迹难觅。直到1965年，一批批建设者从四面八方云集攀枝花，攀西裂谷在近半个世纪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创造了“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一个年产近千万吨钢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攀钢坐落在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开发型城市、工业城市、移民城市、山地城市。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为金沙江畔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地处西南腹地最具有热带风情的钢城，是一座以花卉命名的城市。攀枝花亦称木棉花、英雄花，是我国最南方的特有树种。我知道以这种花作为市花不只是攀枝花这个城市，还有最南的广州和高雄。这种花能够让你过目不忘，五片拥有强劲曲线的花瓣，包围一束绵密的黄色花蕊，收束于紧实的花托，每一朵花都有饭碗那么大，在阳春的爱抚里自树的顶端向下蔓延。说实在的，我每次看见这些硕大的花朵，就会想到这里的诗人，这里的诗。《花语诗韵》是“攀枝花诗群”的第一个结集，精选了33位诗人的100余首诗。它虽然不能代表攀枝花近五十年的诗歌成就，但是这个选本对于一个只有百万余人口的钢铁城市，对于集中展示新世纪以来的“攀枝花诗群”，成绩是斐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说到诗群，这里有一个地域写作的概念，它需要有“文化根系”、“文化背景”，或者说需要在这种文化根系和背景的基础上对这个地域文化的升华。说到攀枝花的文化根系与文化背景，我们不得不从构成这个城市文化主体的人去做考察，那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而攀枝花的文化背景，就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轰轰烈烈的中国三线建设。应该说，攀枝花的诗歌是伴随各路建设大军匆匆奔赴的足音、伴随开山的第一声炮响而诞生的。攀枝花就是从荒山野岭之上站起的一座钢城，就是一张白纸上写下的雄浑的诗篇。“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间，长出村庄/村庄与村庄的缝隙里/长出人烟和果树”（马飚：《石头之书》）。“一个沉睡的峡谷，一条走动的河流/一座昼夜醒着的钢铁工厂/这就是我和一座城的全部”（典子：《裂谷诗章》）。“攀枝花诗群”就这样集合起来了，他们都是攀枝花这个钢铁城市的亲历者、建设者，而且很多人都是这里的建设二代，所以他们开始歌唱，每一首歌无论铿锵还是婉转，都会不可阻拦地发出自己的心声。
对于一个诗群的考察，诗学的、社会学的，个性的、共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意义、不同路径去解读它的发生以及发展。“攀枝花诗群”相对于其他诗群而言，似乎更为简洁和明了，更具有其独立诗群的意义。在我看来，“攀枝花诗群”的创作已经呈现出三个向度，三个向度没有相互排斥与离分，而具有明晰的整体性和共融性。体现这个整体性和共融性的，正是这座了不起的现代钢城，正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对这座城市血脉的指认。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我们从“攀枝花诗群”的三个向度里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攀枝花，一个诗意的攀枝花，一个蓬勃欣荣的攀枝花。
一度向上，以局限的时间长度苍茫地眺望。这是“攀枝花诗群”一以贯之的传统向度。这个向度的作者不是以年龄划分，而是以自己的美学信仰坚持他们的坚持。他们的节奏与旋律，无论怎么转换，他们的姿态依然昂扬、依然热血澎湃。他们唱出的所有音符都不会衰老，那是一种永远的激越和铿锵，那是这个城市不变的气势与脉动，这个城市永远的“进行曲”。他们很直接，直接到可以如此简单地歌唱，“一些铁桥把时间压缩/一些钢筋水泥的高耸之物/把生活与大地的距离拉近”（成成：《高速公路跨过金沙江》）。于是，他们仰望天空，总是在思考和测量人与天空的距离：“人和天空的距离/从一根绳子开始/天空的门打开/有多少人从风中走向天空？”（吕文秀：《风筝》）。“真正的高处/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高处永远只比额头高一点/如果没有高处/灵魂就死了”（周越周南：《高处》）。的确，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登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抵达生命的高处，尤其是精神和灵魂的高度。但心可以向往之，那是生命的向往。也许，就像沙马所感叹的那样，“爱与痛惜/不可能在一首歌里唱完”，但是眺望的本身，足以让人充满激情和力量。
一度向下，在山地裂谷与钢铁的板结里的抒情。这是“攀枝花诗群”最为众多的一个向度。他们是现实的，现代的，有时还是超现实的。有欣喜、有迷茫、有疼痛，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生命体验，那就是坚实地立足脚下这片生于斯养于斯的炙热土地，在继承了攀枝花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求变、求新，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唱。他们的诗歌让这个城市保持了年轻和活力。攀枝花，在刘成东的眼里，就是艳如朝霞的“通天之树”，有着“执掌风云的身份”和“攀星追月的历练”，其原因就是“将一个挺拔而又璀璨的名字/标在毛泽东三线建设的版图上/成为共和国一座城市的名字”。由此，诗人坚定地说，“我和我的诗歌/因此而拥有/一座花城”，“找到了心的回归”（刘成东：《若木花》）。与刘成东不同的是这个城市真正意义上新生一代的曾兴，他或许已经没有了山地的裂谷与建设工地的概念，他在这里睁开眼睛，是“从一面落地窗的光影中看到了/天空里的季节和浩瀚的宇宙”，“在他写下最后一首赞礼诗后/他默默地离开/把忧伤贴在脸上/一头倒进春天的棉花里”（曾兴：《最后的抒情》）。我甚至喜欢这样的忧伤，这是年轻一代的真实，这种真实能够让一个城市保持青春和清醒。
一度向内。从最隐秘的内心呈现生命的柔软与坚硬。这是在“攀枝花诗群”里，近年最为活跃、最具生命力和群体扩张的一种写作向度。他们已经不止于对这个城市的浅抒情，甚至开始刻意摒弃过去几十年诗歌给这个城市留下的种种标签，他们现在的写作与这里几乎耳熟能详的“钢花飞溅”、“铁龙飞舞”的诗情画意相去甚远。他们的语言不再像这个城市地理意义上的遥远一样而与外界隔离，而是比这个城市更加直接地融入外界。他们语言的新鲜，意象的现代，思考的庄严，毫无疑问地使他们与外界相距不再“遥远”。他们在场，在中国诗歌的现场。他们注重内心的独白，注重内心的感受以及内心深处对这个城市的亲近、纠结、反思甚至反叛。甘文良是这一向度有代表性的诗人。他开始排斥那种与生俱来的金属的尖锐，或者说那种来自工业时代的噪音。“音乐应符合大地的行程/像这里/理应切下金属的尖锐，让丝竹悠扬/让古老的音符一路上行”，这是从诗歌里体现出来的异类。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诗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呼吁要“切下”这个“尖锐”，这是来自诗人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这是时代和人类进步的冲突，冲突是进步的前端。这种冲突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丝毫没有伤害诗人对这个城市的眷恋与认同：
而这样的午后
你正成为一座城市的某段
行人来来往往，一些漠然的表情
他们将远离这无关的事件
远离寂寞和疼痛
广场上风翻卷着旗帜，翻卷起
隐隐约约的雨水
这样的季节，总会有一些时候
你无端地悲伤，或者幸福
——《有时》
在这个向度里思考和写作的诗人比如沙马、曾蒙、杨荞宁、周越周南、王政等，都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诗歌。
纵观“攀枝花诗群”写作的三个向度，他们不是作者阵营的三个明晰划分，而是个人写作经验的交叉与重逢。他们作为一个诗歌群体是整体的，共融的，但作为写作路数又没有绝对的相同。上述三个向度的写作在“攀枝花诗群”已经形成鲜明的特色，成为“攀枝花诗群”一个新的、可以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标志。我以为，这是值得期待和关注的一个诗歌群体。“路曼曼其修远兮”，唯有其独才可出色，愿“攀枝花诗群”更多关注和审视这个有着特殊地理意义的“地域”，像沈从文之于湘西，贾平凹之于商州，阿来之于阿坝，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为这个英雄的城市立传，为这座钢铁之城留下绵长的文学记忆。2012年2月9日
如此干净的山水，干净的诗
龚学敏是一位被遮蔽的优秀诗人。他的遮蔽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因为他写诗多年，很少把自己写的诗往外寄，刊物上能够见到他的白纸黑字并不多，他以及他的诗没有被更广大的读者所认知，以至于他在诗坛一直是若隐若现。但这样的状态并没有影响龚学敏的创作，并没有消减诗人在中国诗坛默默无闻、严肃地为自己的诗歌而坚持的信念。我相信，只有真正优秀的诗人，才能够长年守住寂寞，才可以不在乎日渐喧嚣的诗歌场子。终会有那么一天，他诗歌的光芒会把自己照亮。
我对龚学敏诗歌的阅读几乎没有遗漏，估计当代诗坛对他的了解不再有二。他的长诗《长征》，他的《紫禁城》系列，他的行走系列等等，应该说，每一次阅读都是我对龚学敏的重新认识。龚学敏独特的生活场域、独特的诗歌视角和艺术感受，让他在诗歌里呈现出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独立品质。毫不夸张地说，龚学敏的诗歌才情不是涓涓细流，而是一条汹涌的大河，他每一次写作都是以喷射的状态出现，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案头上这本《九寨蓝》我曾零星读过，这应该是诗人十余年间关于这个命题的一个选本。百余首诗歌集中起来，加上我大量阅读过的他的行走系列，诗人钟情于山水，着意传承、修复和创新中国山水诗歌的企图愈加明显。诗人坚持二十多年为中国诗坛的奉献已经呈现出他的重要性，龚学敏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继孔孚之后杰出的山水诗歌的代表。
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种误区，就是现在来谈山水诗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艺术的本身，越是不合时宜就越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山水诗歌源远流长，山水诗的意象自《诗经》开始，已经作为起兴的手法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由陪衬到审美观照主题的转变，至唐进入鼎盛时期。晋宋之间，陶渊明、谢灵运分别被后人誉为“田园诗”之祖、“山水诗”之祖。以后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概与陶谢一脉相承，最为杰出的代表自然是王维和孟浩然，前者往往更多地融入了闲适的隐逸意趣，后者则往往更多地融入了孤高的志士情怀。在艺术上，他们综合了陶谢所长，熔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极大地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大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迹象，从古代诗歌转进到现代诗歌，就是说新诗以来，成功的山水诗歌已经微乎其微。这里，我不得不提及当代诗歌一个无法忽略的诗人孔孚。孔孚先生怀着近于宗教般的爱心，徜徉在自然山水之间，浑然于宇宙大化之境，以一种独特的人格与艺术风范，为我们建构起天地自然与社会人文浑融合一的审美空间。他的山水诗，无疑是独辟蹊径，把本来只属于辅次或背景范畴的自然山水，上升为审美观照的主体，使新诗第一次呈现出古典艺术那空灵静穆的品格和美感。孔孚的山水诗给了当代诗歌一个提示：并非所有涉及自然景物描写的诗歌都是山水诗歌，而是只有当诗歌中的山水意象摆脱从属陪衬地位成为主要审美对象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了现代汉语抒写真正意义的山水诗的不易和艰难。
龚学敏的《九寨蓝》以及他的山水诗歌，可以称之为继孔孚之后当代诗人山水诗的另一个标杆，甚至龚学敏诗歌中的当代语境和现代意象，比起孔孚先生的山水诗更具有现代性和当下诗歌审美的趋同。龚学敏已经具备了一种捕捉山水的基本方式和态度，他的这类题材的诗歌，以自然山水为观照主体，诗人也具备了一种与自然山水相交游的非凡能力。
所有至纯的水，都朝着纯洁的方向，草一样地
发芽了。蓝色中的蓝，如同冬天童话中恋爱着的鱼
轻轻地从一首藏歌孤独的身旁滑过……
九寨沟，就让她们的声音，如此放肆地
蓝吧
……
——《九寨蓝》
这是龚学敏眼里九寨沟的水，像草一样发芽的水，像恋爱中鱼一样的水，像身边滑过孤独的藏歌的水，所以这些水才有了蓝得如此放肆的声音，而且，都“朝着纯洁的方向”。在这里，自然与自然的观照，自然与自然的交融，诗人借以开阔的视野，密集的意象，把九寨沟的海子如此奇异、斑斓地呈现出来。同样，诗人眼里的山，不是孤立的山，与山有关的所有生命、物种以及人的体验，依附在山上，成为山，成为审美主体：“阳光从山冈的那面走了过来//松鼠在清晨稀薄的光线沉思成松树的时候/杜鹃们成了花的妖精。她们的腰肢，随坠落的/露水进入了思想/松鼠映在青石上的身影。被风一拂/向西方至纯的月跃去了。在藏语搭成的桥上/哪一只松鼠/在我途经的杜鹃林中把窠芬芳成她们的/蕊了”（《松鼠》）。显然，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抒写中，很惬意地从阳光、露水、松树、松鼠和杜鹃花的灵动里读出山的丰腴与饱满。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龚学敏的山水诗完全摆脱了现代山水诗中试图刻意保留的古代山水诗的句式、句型，制造了符合当代审美情趣、属于自己能够娴熟掌控的独特的现代语境。这样的语境同样如古代山水诗一样，依然能够警句迭出，难以取代。比如“大雪无痕。无数小辫的丰满，貌似菊花/在冬天的草地上裸足行走”，比如“可以容纳所有水的字，才能写成海。才能称着天空中/静止不动的鹰”，比如“那枚从我的眼睛和寺院朴素的土筑成的墙/之间飘然而至的太阳/是众雪之中相貌平凡的一声鸟鸣”，比如“真正好马是没有驭手的马/是用静止的长鬃与玉石的眼睛。感动/所有旅途的/唯一的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解读龚学敏的山水诗，我们在山水之中能够读到众多与山水息息相关的物种、生命以及其赖以生存的许多隐秘、甚至诡异的元素和符号。这些在龚学敏的眼里，都是与山水共生的精灵。我以为，这正印证了海德格尔对世界的定义，即世界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人与外界的联系的总和。“人本来就在户外”，诗人与山水相遇、相知、相融于一个世界，主客体互动，最后由诗人独特的发现，并在诗人的主观意识中形成诗。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并不是摹写客观物象的诗歌，而是人与山水联系中一切与山水共生的精灵都相融的形成品。还得提到一个现象，中国古代以来的山水诗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境遇或经历，使他们远离现实，转而寄情于山水。谢灵运朝廷失宠，宫廷之争失败后，怀才不遇，“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哟诗咏，以致其意焉”。王维、孟浩然历来齐名并称，同样堪称“殊途同归”：在经历了各自的艰难跋涉后，他们都把“山水”与“田园”当作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渴望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寄托自己疲惫的身心。当代诗人孔孚一生也穷困潦倒，临终也只住在那三间潮湿而破旧的小屋里，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生活经历的坎坷造就了孔老诗人寄情于山水的高贵。我以为，长期以来以这样的举证来讨论山水诗是对山水诗的一种偏见。龚学敏寄情于山水，却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职场一路顺风顺水，生活过得安逸闲适，从这一点看，作为诗人的龚学敏，他对自然对山水的钟情不是被动、不是无奈，而是与生俱来的。这使我想到了西方山水诗的兴衰，西方山水诗尽管在荷马史诗时代已见气候，但中世纪基督神学视山水等自然景物为异己力量，认为醉心于山水会影响人类对上帝的皈依，西方山水诗随之几近消亡。文艺复兴以后，人们对山水美德的重新发现，西方山水诗重新崛起，山水诗人华兹华斯成为西方诗歌追求山水美德的典范。华兹华斯最著名的《水仙》一诗，其意象经由诗人看见的水仙，在树荫下，在湖水边，水仙翩翩起舞，于是在不眠的夜里，自己“和水仙一样翩翩起舞”。我们从这里的美学追求、观察方式以及意象的生成中，不难发现龚学敏山水诗与西方山水诗的趋同，即使可能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重要的是，龚学敏山水诗中的语境和呈现出来的现代元素，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山水诗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而这个差异，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和审视中国山水诗歌的一个端口。
龚学敏从小生活在天堂仙境般的九寨沟，“干净”两个字成为他生命的密码和关键词，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之所以如此醉心、坚持不懈地抒写山水，可以肯定不是为了寻找什么寄托，而是因为他心无旁骛，发现了山水的美德，发现了生命之于山水的极端重要。《九寨蓝》只是龚学敏山水诗的一部分，难得诗人为我们呈现出如此干净的山水，干净的诗。我不仅希望这种干净能给中国诗坛带来慰藉，更希望这样的干净可以“如此放肆地”蔓延、生长，成为一种喂养中国诗歌的粮食。2010年11月29日
马科：神圣写作中的诗歌精神
现在谈诗，就诗论诗的情形已经很不容易了。或者圈，或者坛，总该试图有个综合的考量。诗坛似乎已离诗歌的纯粹越来越远，倒是圈子还要纯粹一些。所谓诗坛，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含混，甚至龌龊、肮脏，各种各样非诗的因素堂而皇之地进入诗歌场景里的高音区。所以诗在这样的生态里生存，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底气和勇敢，要敢于轻蔑和鄙视这样的扭曲。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应该在这样的诗坛里出淤泥而不染，成为一如既往勇于诗歌实验的堂吉诃德。
中国新诗发展快一百年了，其间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诗人们似乎都不大愿意去创作那种气势恢宏、厚重磅礴的长诗大作。尽管近年来长诗的创作渐渐走热，但是就数量来说，长诗在浩如烟海的诗歌宝库中所占的比重甚轻。究其原因，一是在这个快速阅读和盛行文学快餐的时代里，鸿篇巨制往往会被读者拒于一旁；二是很多诗人无法掌控和驾驭长诗那种宏大的叙述、严谨的结构，以及这其中彰显出来的广阔的精神力量；三是在中国新诗历史上，早期的长诗更多的都是政治的传声筒和代名词，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职责削弱了诗歌的艺术性，以致让诗歌蒙羞，多年来一直影响了诗人们对长诗的判断，成为诗人们摒弃长诗的另一个借口。但是长诗的写作是值得肯定的，它体现了写作者深厚的文学底蕴，丰富的知识结构，娴熟的诗歌技能，宽广的精神气象，甚至是体现了写作者高迈的人格品质和精神情怀。因此，我对所有致力于长诗的创作实验者保持敬重。无论直面当下诗坛的浑浊还是自己的诗歌实验，马科以自己的清醒和勇敢在向一个可以成为榜样的方向前进。
我与马科未曾有过蒙面，我是在阅读他的诗歌中认识他的。具体地讲，是他的《大地语言：十二诗章（上部）》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大地语言：十二诗章（上部）》中，诗人开篇就以喷薄而出的气势，建立起高远、宏大的诗歌气场。从蒙昧、混沌的洪荒时代开始，盘古大神的斧头劈开天地，人类经历火与水的洗礼：“斧头的第一道光芒成就洪荒/那最初的诗行直指神性/灵魂最初的颤抖/宏大背景的起源/永恒的激流暴动”。以这样的方式诞生的人类，诗人试图以盘古开天的创世时代入笔，建构庞大开阔、充满幻想和神奇色彩的“原始性”史诗图景。在我们熟知的中国神话传说中，洪荒时代也是一个争夺天地统治权的混乱时代，是一个精神混沌的时代。生命既在受难，又在狂欢；人类既在沉沦，又在拯救……在此，马科更多的是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刻的探究和追问，是对人类历史进行本真的追溯和考量，并由此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走向。他笔下的洪荒，让我们很清醒地感受到他的所指，不仅仅是蒙昧、混沌时代的表象，也是一个心灵空虚、精神苍白的象征和隐喻。
尽管诗中处处透露出悲剧色彩和阴冷气息，但是马科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团熊熊的大火，让他高擎着理想主义的大旗在洪荒里飞奔。他渴望从混沌的洪荒走向文明，从精神的堕落与心灵的绝望中走向新生。因而，马科对生命的书写和描绘，始终贯穿其中。而“火”和“水”这两个意象，则是生命诞生、存在和繁衍的前提。“我们是水与火的孩子/火的种子/由水组成/我们是水但永远饥渴/火是我们共同的父”。但人类却背叛了火，在欲望和堕落中受难，走向了死亡和毁灭。而水又是“上升的阶梯”，是滋养生命的源头。于是，在一轮轮的血泪交融、水火交织中，人类受到阳光的启发和黎明的引领，诞生了“翱翔于天地之间的伟大王者”——龙。龙这一意象的引入，具有深远而丰富的寓意。尽管在精神混沌、灵魂寂灭的时代里，龙没能拯救世界和人类，但龙在这里却是一个希望所在和精神指引。由此，我们看出马科复杂、矛盾、肯定又否定的心灵纠结。一方面，他相信人类精神和时代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又为这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幻灭和道德沦丧而深感失望和困倦。这个心灵荒芜、精神苍白的洪荒，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但是此荒非彼荒，我们在那么多的相似中，看到的是诗人跨越时空，与“老艾”的精神对话，不同时代、不同语境的两个忧患的灵魂激情地碰撞在一起。
在《大地语言：十二诗章（上部）》诗中，如何拯救社会，拯救人类，马科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愿意相信答案就藏在他这部长诗的下部中），但我们从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看出他在努力提供一种他以为重要的拯救方式：酒神精神。这一点他是不是受了尼采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尼采却把酒神精神置放在了一个高度上。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对酒精精神是如此定义的：“一个如此解放了的精神，怀着喜悦和信赖的宿命论立于天地之间，深信仅有个体被遗弃，在整体中万物都被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但这样的信念是一切可能信念中最高的，我名之为酒神精神……甚至在生命中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是立足于宇宙生命的基础上，肯定生命的全部，这就包括生命的欢乐、受苦、磨难和毁灭。这是一个创造力强大的生命意志，试图以这种生命意志作为一种方式去拯救社会和拯救人类。当然，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不是我在这里的讨论范畴。我想阐释的是，马科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品质的诗人，他在文本中传达其普世价值和道德体系的那种写作姿态和诗歌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虽然马科是从洪荒入笔，展现的是一个创世神话的精神图景，但他却以细腻的笔锋、敏锐的视角、忧愤的诗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今天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在今天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里，道德操守日益沦丧，价值体系渐渐崩溃，有人以性视频和艳照一夜爆红而名利双收，有人因为长相奇怪和行为粗俗而受到追捧。具体到诗歌范畴，有人以现金做筹码成为票友，有人以性别做筹码成为票友，有人以乌纱做筹码成为票友，以身份玩票诗歌的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受到青睐。那些健康的道德情怀和高雅的审美情趣渐渐地被瓦解和放逐了，诗歌的尊严面临严重的挑战。马科以洪荒这一象征意象，批判当今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病象，是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的。
相对马科的长诗来说，他的短诗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韵、情感依托和那种神圣写作的姿态，其实与这部长诗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短诗也像长诗一样具有雷霆万钧的气度和振聋发聩的力量，具有利剑封喉的尖锐感和钝刀割肉的疼痛感。神话、现实、女巫、魔鬼、坟墓、玛雅预言、砚瓦假日岛的传说……一系列庞杂、繁芜的精神隐喻和象征意象，构成一幅长诗巨制般五彩缤纷的图景。包括他在短诗中又一次写到了酒神精神、艾略特、创世纪的胚胎、太阳，等等，这些都是他长诗中的元素和景象。因而，他的短诗也是这部长诗在另一种形式上的注释和补充，当然也是这部长诗在另一个角度上的延伸和丰富。
尽管短诗在这本诗集中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但是最重头的，无疑还是马科的这部长诗。他在诗中运用了叙述、抒情、反讽、引用等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运用了象征、联想、明喻、暗喻、对应等多样化的诗歌表现手法，加上层出不穷的意象、精彩生动的神话、远古和现实的时空交错，使得诗歌在抽象性、具象性与哲理性上和谐统一，在深刻地突出诗歌的主题的同时，也体现了诗歌在外在形式上的艺术之美。
但我不得不说的是，这部长诗创新力稍显不足，这可能是马科太喜欢艾略特的缘故，因此马科还未能走出艾略特《荒原》的影子。在整体结构和节奏上，也还可进行严格地梳理，使层次更为明晰。由于诗人是以一种登高的姿态来俯瞰大地，书写的对象因为宏大和抽象，一不留意就可能使诗歌泛空，对细节探幽入微的刻画和鞭辟入里的洞察极为重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技术层面上可以处理的细枝末节，我们有理由相信马科的能力和气象，期待他在长诗的下部中给我们一个欣喜而满意的回答。2010年9月13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