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雨露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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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读本试读：
前言
从2008年9月份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从美国到欧洲，再向全球，逐渐蔓延深化。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长期调整，不仅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还将溯本清源地敦促我们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去重建一个真正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
此轮危机表明，着力于对旧模式进行无关痛痒的修修补补注定会无功而返，拯救深陷泥沼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可持续的、有利于全球共享和稳定增长的新机制。作为未来的全球治理模式，这种新机制需要日益成长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和支持。事实上，在形势急转直下的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占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几乎全部份额。
中国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发展中大国，2009年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的7.9%，对外贸易总量已经占到全球8%，外汇储备已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余额的28%。中国利用外国的资金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世界前三位，有些年份还排到第一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经济已同世界经济难以分割，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
应该说，中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交融，这种交融客观上要求中国在极其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建立一个既有利于自身同时又惠及世界的新发展模式。一方面，中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未来的经济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有关金融的全球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国未来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去建设新的全球思维模式。
所谓全球思维模式，是指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的思维模式。思维的创新往往存在于不同文明的切点上，动态的平衡管理和全球的创意思维，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为推动全球建立长期互信合作的共同治理机制而努力。
对于中国而言，天地人和的整体思维模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主流和优势。以此为基础，将整体统一、直觉感性、中庸调和及内在融合的中庸思维，与个体独立、思维辩证的西方思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有效协调，将成为中国未来全球思维模式的核心思路。按照这一思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在与全球经济的共同协调中获得持续的动力，而中国货币也将在与全球金融体系的共同治理中获得现实的发展基础。
可以预期，建立在中国坚实的经济基础、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中国的经济和货币发展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客观进程，而且必将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全球共同治理模式的建立。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本书将中国货币发展的进程置于中国的国情与全球思维模式之下，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国货币发展的历史背景、现实条件、核心问题和基本目标。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对从古至今中国货币文明的演进路径进行简要描述，系统梳理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大国的货币变迁史。第二章全面介绍了堪称世界经济奇迹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历史及现状，并对作为货币发展经济基石的“无危机增长”模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第三章重点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内、外部环境，以及货币政策体系如何调整，以应对经济与金融结构的巨大变化，并满足中国货币发展的现实需求。第四章从人民币汇率的基本机制和汇率制度改革等方面全面描述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五章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在实现完全可兑换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在综合考虑国内、国际条件的基础上大致预测了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时间表。第六章结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详细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现状与主要问题，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既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需要，也是未来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路径选择之一。
第一章 中国货币文明的历史变迁
从珠玉、五铢钱、飞钱、交子直到今天的人民币。
在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货币的演进和发展，彰显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
五千年的中国货币演进史，体现的是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基础，货币制度是社会经济往来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货币制度的不仅仅是经济、技术和制度，更深层次的是文明。在目不暇接的当代货币变革背后，正是文明的发轫赋予了货币改变世界的魔力。
1.1 先秦与秦汉时期的货币与信用
中华文明发源于广袤的中原大地。商周时期，中国人使用最为广泛的货币是产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的贝壳。中国的先民将遥远海域的贝壳运输到中原大地，这些贝壳成为王侯、贵族的装饰品。今天，从中国出土的商周陶器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把贝壳挂在脖子和腰间的情形。贵族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计算单位以装饰品为标准，一挂为一朋，二十朋贝可以换三亩田。在日复一日的交换中，以贝壳作为媒介逐渐形成习惯。于是，第一代中国货币诞生了(图1－1、图1－2)。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时期诸侯国开始修建驿路，交通逐步便利起来。随着海贝运输的便利，海贝变得不再稀缺，其价值尺度功能逐渐丧失。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逐步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青铜、金、银等金属币材开始成为货币主角。此时，发行人信用概念并不存在，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上古时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并非由官方制造，也就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人们仿照第一代货币——贝壳的样子铸造了铜贝，用于日常交易(图1－3)。大宗商品交易时则使用铜饼，可以说铜贝和铜饼都属于称重货币，与最初的贝壳一样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春秋以降，铜已经为主要币材。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各诸侯的经济、生产、民俗特征并不一致，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不同的货币表现形式，中国货币开始实现多元化发展。从当时各诸侯国使用的货币来看，每一种货币都能反映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从中也可以辨析华夏文明的演进路径。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种货币：一是代表三晋中原地区的布(铲)币(图1－4、图1－5)，二是滨海地区的齐鲁刀币(图1－6、图1－7)，三是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春秋战国前期包括韩国、魏国、赵国(所谓三家分晋)等诸侯。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农耕文明沁透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当地的货币叫做“空首布”，空首布耸肩尖足，原型是当地的一种农具——“镈”。人们在空首布上铭记了对农耕生活的梦想，货币反映了当时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动图景。三晋地区是中华法家思想的发源地，韩非、申不害、商鞅均出生在三晋，在很多空首布的上方，人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个明晰文字——“田”。“田”既是一种象形文字，也标示着法家严苛的治国之术。
与广袤的内地不同，齐鲁地区临海，土壤并不适合农作物耕作。后世《史记》对齐国地形的评价是“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一带主要是当时的齐国和鲁国。在如此的滩涂之上，齐鲁人民创造了发达的渔业和纺织业，“极技巧，通鱼盐”。渔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工商业。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地最主要的货币是刀币，从外形来看，刀币形似一把刀，然而，刀币代表的并非作战武器，而是当地的渔猎工具。齐鲁地区还是中华儒家文明的发源地，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地处长江流域的荆楚则是中华文明绮丽的南支。荆楚山地居多，与齐鲁一样难以种植粮棉，在山林水泽之间，荆楚先民强于手工业，漆器一时冠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荆楚一带的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过楚国的漆器。荆楚是中华道家的发源地，文化绮丽诡秘，与中原地区的“敬天”相比，荆楚人民更信神巫，由此，金属货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只不过以铜铸贝壳，即“铜贝”(图1－8)。多山地形也为荆楚提供了丰富的金矿，荆楚是当时中华最主要的黄金产地，荆楚黄金则随着长江上的漆器贸易漂流到中华大地的很多角落，所谓“黄金出于楚”。此时黄金已经发展为重要货币之一，《史记》中记载：“苏秦说赵王合纵，赵王赠苏秦车百乘，黄金千溢(一溢为二十两)”。这种货币的形状目前仍不明确，但可以肯定黄金在当时是一种贵重的金属称量货币。“爰金”就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称量货币，铸于楚国，尤其以“郢爰”为多(图1－9)。“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
战国时代，秦国先后击溃了齐、楚、韩、燕、赵、魏六个大诸侯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齐，自此，六国狼烟渐次散去，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此后，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中国总是能归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
统一六国后，嬴政宣布：“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即以秦国“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图1－10)。秦二世赢胡亥在位的几年内，多次颁布命令要求“复行钱”，以此推断，嬴政的货币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推行。随着秦朝被接踵而来的农民起义推翻，“秦半两”并未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
秦朝之后是刘邦建立的西汉，西汉建立初期地方诸侯势力很强，尽管刘邦曾经颁布《盗铸钱令》，但由于无法完全控制局势，民间私自铸钱的情况很严重。西汉之初，中国官方货币计重几经更迭，先后铸八铢钱、三铢钱，但始终无法统一国内货币，也就只得允许诸侯铸币，所谓“更令民铸钱”。统一货币必须既要有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又要有一个强势中央。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终于统一了铸币，“上收铜，勿令布”，私铸货币将被严厉惩罚，“盗铸金钱，罪皆死”。汉武帝先后推行三铢钱、“白金币”等，由于三铢钱、“白金币”实际币值与代表价值并不一致，流通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后，汉武帝开始推行“五铢钱”(图1－11)。
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终于在称重货币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币值，加之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此后，尽管西汉末年经历了王莽币改，但始终未能打破五铢钱的信誉，王莽当政时期人们甚至以“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反映对五铢钱的期望。
汉代已经有了大规模借贷。
一是官方对民间的灾荒借贷，虽然汉代之前也有这样的记录，但语焉不详。《汉书》的记载相对比较明确。《汉书》中“赈(振)”和“赈贷”是两个意思，“赈”是指直接赈济，“赈贷”则指放贷款。《汉书》中规模最大的一条官方信贷记录发生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水灾之后恢复地力需要几年时间，长时间赈济成本很高，于是刘彻把70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二是民间借贷，借贷者被称为“子钱家”，借贷的货币被称为“子钱”，意指“钱可生钱”。有文字记载的较大的汉代民间借贷发生在“七王之乱”期间。七王之乱中，汉景帝刘启向诸王和民间筹集平叛资金，长安子钱家无盐氏向皇室军队借出千金，七国之乱平定后，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爵关中。”
三是僧侣、寺庙借贷，汉代开始寺庙已经向民间甚至王侯放贷，随着佛教势力逐步增强，在南北朝时期僧人借贷被统称为“僧邸粟”，用途是“至于俭岁，赈济灾民”。
1.2 隋唐与宋元时期的货币与信用
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废黜了北周末代皇帝，建立隋朝。尽管隋朝仅历两世，但短短的几十年却是中国货币史的一个分野。可以说，自杨坚起中国货币真正实现了统一。秦嬴政虽然也试图统一货币，但其建立的封建体制并未很好地贯彻他的政令。隋文帝杨坚在货币上重铸五铢钱，史称“隋五铢”(图1－12)。隋五铢问世的时候，历代旧钱仍在市面上流通。杨坚对旧钱、私铸货币进行了严厉打击，即“用旧钱者，尽没于官”。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顶峰，世界各地不少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并发行“开元通宝”(图1－13)。“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所铸，是唐初最主要的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开元通宝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随之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由于生产发展，交易额度逐步增加，而且开元通宝仅能用于小额支付，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于是，商人、官吏阶层逐步在流通领域使用金银，金银成为大额支付的手段，但作为交易媒介尚未普及。
唐初货币流通最大的问题是铸币不足，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府铸一贯钱(1，000钱)大体费用在900钱左右，管理稍有不善，成本还可能上升，导致官铸货币长期发行不足。于是，私铸货币再次兴盛。通常情况下，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但唐初的物价却出奇平稳，原因在于李世民发展了生产，即使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加总在一起，仍不能满足流通中的货币需要，唐初甚至经历了通货紧缩，到唐玄宗李隆基统治中期，都城长安的粮价已经降到一石粮食15钱。时任宰相的张九龄针对当时的货币流通情况著《泉货论》，主张放开私铸，并阐述了朴素的货币数量理论：与原始物物交换相比，货币交换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国家不能从铸币中获得收益，铸币就会减少；铸币减少造成了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则会谷贱伤农，解决的方法是放开铸币的“人主之权”，允许私人铸币。最终，在张九龄主持下，货币民间私铸放开，流通中的货币增加，货币短缺的情况得到很大缓解。
唐朝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了丰富的信用形式，中晚唐时期出现了飞钱、柜坊、公廨钱等信用形式。
由于缺乏货币，唐朝很多地方不允许铜钱出境，由此，中国人开始使用货币汇兑——飞钱，也称“变换”。中国历朝历代，地方各都道府县都需要对朝廷缴纳税赋。唐初各道需要把铸币转运到长安，中唐以后各道在都城的商人逐步增多，而商人又需要把在长安获得的利润运转回原籍。铸币中途转运使得成本增加，同时也未必能在中途各地顺利过境，地方各道在长安设的办事机构“进奏院”解决了这个问题。各地商人先把钱交到本地进奏院，然后，进奏院为其发放货币凭证，同时随着公文向地方所邮寄另一张凭证。商人回原籍后依进奏院凭证核对后取钱；在都城长安的进奏院则以商人存放的铸币缴纳税赋。当时的人们感觉这种信用形式好像钱在两地飞来飞去，将之取名为“飞钱”。飞钱属于汇兑业务，不是纸币。
唐朝商业发展也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唐朝以前，中国虽然也有很多大商人，他们一般自带铸币，结余货币或者存放于客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唐朝出现了专门为商人和居民存放铸币的机构——柜坊。柜坊的原型是客栈专门为客人提供存放铸币的柜子，由客人自备锁头，唐朝时期有的客栈专为商人和居民存放铸币，并对存款客人出具书帖。取款者也不用一定本人到场，凭书帖即可兑换铸币。从现存资料来看，当时的书帖还比较原始，没有固定格式，全凭柜台伙计记忆辨认真伪。唐朝中晚期的时候，柜坊除了接受存款，开始同时向商人贷款，方式一般是货物质押。关于柜坊的记录多留存于小说中，尽管这些故事不一定真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隋唐时代，最著名也是争议最大的官方信用形式被称为“公廨钱”，即官营高利贷。“公廨钱”始于隋朝，经营“公廨钱”的人叫做“捉钱史官”。李渊、李世民仿效隋朝设“捉钱史官”，不过，当时李渊父子此举的目的是安排富余官吏。“捉钱史官”以财政收入为本金，向辖内居民发放高利贷，再使用官府力量收回资金。部分“捉钱史官”开始自营高利贷，而又利用“公廨钱”的渠道清收，由此带来了很多弊端。“公廨钱”收入由地方官吏自行支配，同时，兼营高利贷又能带来较多利润，“捉钱史官”的官方背景和放贷行为被很多人质疑。隋唐两代，“公廨钱”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始终没有真正停止。
宋代帝王多为钱币手书钱文，尤其是宋徽宗赵佶手书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瘦金笔痕、铁钩银画，是艺术精品。宋朝的中国，商品经济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所以宋朝最为著名的货币并非铸币，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图1－14)。
由于商品流通很发达，铜币已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宋真宗景德年间，成都地区经济状况仅次于两浙路，当地人民创造了“交子”弥补流通中铸币不足。据《宋史》推断，交子大约出现于10世纪末，最初由成都十六家富商垄断发行，十六家富商对交子兑付联保，并在交子上使用了第一代防伪标记——密押，由户铺押字，各自隐秘题号，官府也在十六户交子上加盖了官印。后来，交子成为一种全国范围内的交换凭证，天圣元年成都官府发行交子，宁熙四年朝廷发行交子，官交子由此产生。“官交子”也就是所谓的“陕西交子”，虽然这些交子具备全国性质，却仅在陕西一代流通，所以被称为“陕西交子”。北宋交子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是，交子毕竟是一种靠富商或官府信用发行的货币，多数情况下没有真实的货币储备。所以，“交子”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在某一个地域流通。
全国流通最为广泛的纸币并非“交子”，而是“盐钞”(图1－15)。无论从流通范围、流通持续时间，还是发行量看，盐钞都较交子更为广泛。盐钞，又称“钱引”。“引”在北宋是税收凭证的代称，由于盐、铁、茶等专营，宋代盐商、茶商向官府购买专营品后，得到“引”，凭“引”领取实物。作为一种凭证，盐钞可以代替铸币，北宋初年就开始作为交换媒介流通了。持有盐钞的人可以以盐钞作为赋税缴纳凭证，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签发的货币。与交子相比，盐钞有实物——盐，作为发行准备。宋朝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相当克制，王安石、皮公弼甚至蔡京等都对“盐钞”发行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约束。
中国南宋时代经济已经很发达，京城临安(今杭州)襟江抱湖，内接运河外通海洋，是天然的运输途径，鼎盛时期，人口达到120多万，据说有414行按行业集中于各街道。丝织业、造纸业、造船业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翘楚。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南宋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没衍生出金本位、银本位。货币天生是金银，前提是金银价值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基本持平。虽然唐宋时代中国冶炼技术并不差于西欧，但农业、手工生产能力却远强于西欧。由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银承载能力，币材反而不容易递进，因此，金银始终没有成为主要币材。唐宋时代，金银只是富商贮藏财富的手段，或者是地方豪强抵徭役的对价，唐初曾有文献记载纳14两银子可抵一年劳役，这个价格并非小农家庭可以承载。
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元立朝较短，入主中原前一直以银作为货币，当时的银锭又称“元宝”，元宝的“元”字即代指元朝。忽必烈没称帝的时候，曾仿效金国发“中统交钞”(图1－16、图1－17)，可以向朝廷兑换金银。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银复本位纸币，所谓“以金为本”、“以银为本”。1263年忽必烈建平准库，平抑中统交钞与金银的兑换比率，从职能上看，这个平准库颇类似于今天的中央银行。平准库执行政策很到位，根据《元史》中的记载，1275年之前没有物价飞腾的记录，而且中统交钞刚发行的年代元朝疆域辽阔，已经流传到欧洲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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