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平
出版社：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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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萦驼乡试读：
自序
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做梦的女子。虽然从母腹中呱呱坠地时起，命运就接二连三地带给我考验与磨难，让眼泪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让痛苦成为我不离不弃的影子。但是，对生活的热望，使我于痛苦之中，总不至于颓废堕落。在最煎熬的日子里，我时常用小时候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瓦希里对妻子说的一句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来安慰自己。一种超乎常人的倔强和执着支撑着我与命运抗争，在灾难的漩涡中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对理想、信念、爱情，始终怀有花对阳光雨露一般的依恋和渴求。
这种不甘为命运摆布的秉性，也许来自于遗传，或是世代农耕的先辈的熏陶。虽然那地处腾格里沙漠西缘的故乡，对我这个生在阿拉善、长在阿拉善的人来说只是一个依稀的影子，但从父母的口中、从父辈的身上，我时时能清晰地感觉到故乡的存在。
小时候随父亲回故乡，故乡给我的感觉只是一个“穷”字。长大后又多次回到故乡，情绪渐渐发生了变化。坦诚地说，不是挚爱，更不是留恋，但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片日渐干涸的塞外边地，的确与我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它是我的祖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是我的父母出生的地方。贫穷、闭塞是它的现实，但并不是它的本质。像我的祖辈一样，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养家糊口，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质朴、勤劳、坚韧，怎能让我的心灵不震撼。
父亲正是这样一位地道的河西人。母亲在我六岁时就撒手人寰，将我抚养成人的父亲便成了我毫无悬念的榜样和导师。他的贫穷让我品尝了人生的悲凉，他的老实也让我过早地自立、成熟，但他的无邪，他的耐劳，让我时时体验到一种人性的美丽。让我明白：用自己的双手换来的，哪怕是一碗残羹剩饭，也远比不劳而获的山珍海味要香甜得多，因为能吃出一种安然，一种心安理得。
父亲虽然也离我而去，但他在我身上打下的烙印永远不会消失。从将他很体面地埋葬到公墓的那一刻起，我的泪和懦弱便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强替代。我知道，我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必须顽强地走下去。
身为人女、人妻、人母的我，始终有一份责任在鞭策着我，有一份情感在警醒着我，有一份憧憬在鼓舞着我在商海中拼打，在人生旅途中艰难地行进，在劳累与无助的困扰中，痛并快乐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也许是受普希金这首诗的影响，很怀念我所经历的一切，我的故乡，我的亲人，我的幸福快乐，我的痛苦悲哀，都已成为“亲切的怀恋”。
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直占据着我的心灵：将自己的遭遇，对生活的体验，对去世的亲人的追念，对未来的热望诉诸文字，给所有我关心的人，和关心着我的人带来一点启示，留下一份怀念，增添一丝对生活的信心，对我而言那将是一种安慰，一种永恒的纪念！
曾听过常香玉在豫剧《花木兰》中的唱词，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
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
你要不相信哪
请往这身上看
咱们的鞋和袜
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可都是她们连哪
有许多女英雄
也把功劳建
为国杀敌
是代代出英贤
这女子们
哪一点儿不如儿男
不知道别的女性对她的唱词作何感想，至少是唱出了我的心声。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借自己的文字来表现当代女性对生活的态度，对感情的理解，对理想的追求。来告诉她们应该过有“梦”的生活，告诉读者，阿拉善这片塞外热土并不是被爱情和理想遗忘的角落，这里也有春潮涌动，也有信念滋生，也有热情奔放。
带着这样的初衷，我斗胆开始动笔书写，那一幕幕往事，如溪流一般在我的笔尖流溢，我并不打算写一个原原本本的自己，我只想将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体验，希冀梦想，寄托于我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向读者传递出对生活的思考，对人性的感悟，对真善美的仰慕。
埋着面箱的祖坟
东湖镇是河西县境内县城之外的第一大镇，它因濒临腾格里沙漠西缘的东草湖而得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就已经是湖区四乡的文化和商贸中心。十字形街道将镇子分为四块，布局颇为整齐。
镇子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坐落在街道北端的东湖庙。整坐庙宇坐北向南，地基高出街面一米左右。两层门楼雕工精巧，东西各有一座六角塔楼，像一对孪生姊妹，故叫“双子塔”。每个塔角挂着一只铜制风铃。居高临下，巍峨壮观。
夕阳西下之时，在暮风中，庙宇肃立，风铃清脆的声音回响在耳边，回荡在镇子周围，苍凉而静谧。
东湖镇向北七八里，有个叫和平的村子，就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
郝家在村子里是大户，同一个社里几乎都是郝姓的居民。
我爷爷郝绪是当地有名的铁匠，经他打制的农具和家用小铁器都很受欢迎。可是，因为苛捐、杂税、兵匪、多子，加上爷爷为人老实，日子总是过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分了田，分了牲口，但因家里人口多，田地又泛碱，地下水质也不好，地里的收入，远远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日子并没有好转多少。
1950年，在接连生下三个姑姑后，我父亲终于出生了，虽然家徒四壁，毕竟有了一个大胖儿子，爷爷奶奶还是很欢喜。因为父亲生下来就有十斤重，所以，给父亲起了乳名叫“十儿”，又特意请人起了个学名叫郝存瑞，大致是希望儿子的降临能为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带来点瑞气。
愿望虽然美好，家境却丝毫没有起色，而且越过越艰难。1953年，在我父亲还不满三岁时爷爷就撒手而去。去世时竟然买不起一口棺材，只能用家里仅有的一只盛面的破箱子入殓，两只脚还露在箱子外面。下葬时，奶奶抓住爷爷的两只脚，哭得死去活来。
虽然父亲很少对我提起过用面箱埋葬爷爷的事，但我知道，那是藏在父亲心底永远抹不去的痛。
爷爷去世后，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我父亲和三个姑姑）就靠奶奶——一个缠过脚的，身体瘦小的寡妇来抚养。一家人守着几亩薄田，相依为命。从田里干活回来，奶奶就靠给这家纺纺线，给那家哄哄小孩子，帮他们做饭，换点吃的，贴补家用。
一个破旧的院落，三间正房墙外的泥皮早已剥落，四处透风。
祖母和三个姑姑就住在正房，父亲只能栖身于对面的小屋里，家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两床破旧的“合被”（当地人用麻绳编织的被子）。
1958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更让这个残缺的家庭雪上加霜。奶奶领着孩子靠剥树皮、挖野菜，到东草湖搓碱菜籽活命。父亲和姑姑们平日还不得不四处乞讨、拾荒。
1959年，阿拉善左旗的一个驼队路过和平村住了一晚上。不知怎么这驼户在闲谈中说起，他家有个儿子想说个媳妇儿，奶奶闻讯，竟然将大姑许给了驼户，第二天就让驼户将大姑带走了，留下了五块大洋。
在我懂事后，虽然知道大姑就在距阿左旗两百多公里远的牧区居住，父亲也跟她有过联系，但她始终没有露过面。也许是她一直记恨着奶奶将她卖了的缘故吧。
一天深夜，二姑兴奋地溜进小屋告诉父亲，她在邻居家的院子里发现了一张驴皮。姐弟几个如获至宝，当晚二姑、三姑和父亲便偷来驴皮跟父亲白日里捡到的一只破皮鞋一起烤着吃了，算是打了一顿牙祭。
跟奶奶家一样，姓郝的本家们也都是穷苦人。因为穷，好几个成年的小伙子都找不上媳妇儿。
1967年年初，本家叔叔郝存朝，年近三十了，终于找了个媳妇儿，可是，又没有房子结婚。奶奶过意不去，就把父亲住的小房子借给了他们。成全了叔叔、婶婶，却让我父亲失去了安身之处，只能和姑姑们挤在一个屋子里。
不久，奶奶也积劳成疾，闭上了眼睛。
这年，我父亲十七岁。
四十多年后，当我陪着父亲跪在爷爷的坟前烧纸时，那面箱，还有露出的两只脚，是那样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中，成为困扰我的一块心病。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对老公说，想重新发送爷爷。
老公薛勇思忖再三说：“挖祖坟是有讲究的，不是想挖就能挖的，你就打消这念头吧。”
几天后，在我和一位老家的堂叔的电话中薛勇的话就得到了验证。我向堂叔提及重新发送爷爷的事，他吃惊地告诉我：“从我懂事起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迁坟可以，但独自迁你爷爷奶奶的坟要经过所有的本家商量，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在原来的坟茔里再挖出来埋一次千万不行，那会给后人带来灾难的。”
于是，我只能将心思藏了起来。
远走笋布尔
奶奶去世后，两个姑姑和我父亲完全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了，整日哭哭啼啼，六神无主。
大爹郝存朝实在看不过眼，也顾念奶奶借房子给他的好，出主意说：“两个姐姐还好办，年龄也不小了，都到了找婆家的年龄，嫁了人就有了归宿。就是存瑞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呢？郝权大爹和郝龙二爹现在在阿左旗笋布尔盐厂当工人，听说日子过得不错，存瑞还是到他们那里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扎住脚呢。”
姑姑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流泪。要离家出走，可不是件小事，谁敢轻易做主？沉默了半天，还是父亲一咬牙下了决心：“反正待在家里也没法过日子，我就去阿左旗找大爹和二爹吧，若是没有出路，大不了再回来。”
主意已定，姑姑们便忙着为父亲准备行装。把家里最好的一床合被子给他带上，蒸了一锅黑面馍馍，为他准备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把爷爷留下的一件大皮袄也给他带上，又四处央求左亲右邻为他凑齐了路费。
农历二月初六，二姑和三姑从村上借了一辆驴车，把父亲送到镇子上，搭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临上车时，姐弟三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武威到银川的火车，到甘塘子要换车。
凌晨两点多，火车到达干塘子车站，人生地不熟的父亲懵懵懂懂地随着同路的人下了车，背着行李，挤进车站。
甘塘子车站是个小站，候车室是几间破旧的平房，四处透风。室内虽然架着一个煤炉，但似乎起不了多大作用。
2月初的夜晚，气温很低，炉子周围挤满了取暖的人。
父亲蜷缩在候车室的墙角边，依着铺盖，将皮袄紧紧裹在身上，和着泪水啃着从家里带来的馍馍。
他像一株荒野中的枯草，是那样无助，全然不知道狂风会把他吹向何方？
折腾了三四天，终于到笋布尔大爷爷郝权家了。大奶奶端来烙饼和开水，父亲狼吞虎咽地吃着烙饼，又喝了几碗开水。直到把烙饼吃光，才不好意思地抬头笑了笑。
大奶奶怜爱地说：“看，真把娃饿坏了！”“十几的孩子，又第一次出远门，若不是过不去日子，谁愿意受这样的苦呀。”有过同样经历的大爷爷也感慨地说。
等父亲吃完，大爷爷一家和父亲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
听了父亲的诉说，大奶奶一个劲儿地抹眼泪，大爷爷使劲地抽着旱烟，几个姐姐、哥哥也在一旁叹息。“娃儿，既然来了就安心待着吧，我和你二爹先给你想办法在盐厂找个干的，能挣上几块钱，自己混着自己就好办了，总不能让你回去呀。”大爷爷在鞋底上磕掉了烟灰，下决心似的说。
听了大爷爷的这句话，父亲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到笋布尔的第一个晚上，他睡在大奶奶的热炕上，头一着枕头就进入梦乡，睡得那样沉，那样香。
第二天，大爷爷又领着父亲去认了二爷爷郝龙的家。二爷爷一家也甚是同情父亲的遭遇，痛快地答应要尽力帮助他。
不几天，大爷爷终于为父亲找到了一份背盐的工作。这工作是份力气活，一百多斤重的盐袋子驮在小个子的父亲身上，压得他直不起腰来，可是，他毕竟是农田地里干惯活的小伙子，肯出力，不偷懒。更何况现在有了一份挣钱的工作，他十分看重这工作，无论多苦多累他都不甘心落到人后。晚上浑身疼得不能动弹，可一上班他总是跑得最快的。一月下来，他挣的钱并不比壮劳力少多少。一起上班的人没有一个不夸他老实、勤快的。
一年后，与笋布尔毗邻的黄羊滩农场招工人，大爷爷托人把我父亲送进了农场。农场还分给了他两间土房。
分到房子的那几天，父亲就动手为房子重新上了房泥，裹了泥皮，用报纸糊好了墙纸，将屋子打扮一新。还请大爷爷和二爷爷两家人来，吃了一顿“开锅拉面”。
看着父亲那精气神儿，大爷爷不由夸奖道：“这娃真是块过日子的料，好好干，再找上个媳妇儿，我们就省心了。”
第一次睡在自己家的炕上，父亲一整夜没有合眼，泪水打湿了枕头，心里默默地念叨：“爹，妈，儿子总算有家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在农田地上干活，父亲更是一把好手，无论队长分给他什么活，他都能干得像模像样，无可挑剔，加上干活从不惜力，队上的人谁都愿意跟父亲搭伴儿干活。
劳动的间隙，或是赶着骡车、马车拉送肥料、农资的时候，父亲总是喜欢哼着秦腔，那苍凉的曲调不免会引来队上人的注意，再加上平时他少言寡语，知情的邻居都能感觉到他心里藏着满腹心思。
虽然是单身小伙，父亲却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邻居们都夸他是个精干小伙子。不少热心人还四处给他张罗着找对象。联络了不少，但姑娘家一听是单身一人，没有父母，一无所有，就都失去了热心。眼见着年龄渐渐大了，婚事始终没有着落。
异乡姻缘
1956年农历五月十一日，对河西县河湾公社东胜大队张鹤仁张皮匠家来说可是迎来了天大的喜事——他媳妇儿坐月子了，而且生下一对龙凤胎。全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孩子满月的时候，张皮匠家特意请来了亲戚朋友，左亲右邻，张罗了好几桌饭菜庆祝了一番。
那龙凤胎，大的是我大舅，小的便是我母亲。
姥爷虽然不识字，但却给我母亲起了个很有文采的名字，叫张怀香。我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含义，也没听姥爷讲过。后来猜测大概是女儿出生在沙枣花开的时节，希望女儿像鲜花一样美丽而芳香吧。
虽说“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但随着其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接连降临，姥爷家的日子也过得捉襟见肘。
到了母亲该上学的年龄了，因为家里负担重，姥爷姥姥只让大舅上了学，将我母亲留在家里帮忙。母亲又哭又闹，姥爷姥姥只是叹气，最终也没有答应女儿的哀求。母亲也只能认命。她先是在家中帮姥姥干家务，带妹妹、弟弟，十一二岁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挣的工分比大人少，但干的活并不比大人轻松多少。
在老家像她这样的娃娃社员很多，尤其是不让女孩子读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队上给她们这样的娃娃派活有一个顺口溜：
拉粪推车子，
浇水巡埂子，
犁地拖耙子，
打场抱秆子。
这些娃娃社员干的都是诸如此类的技术含量低，但都费体力的活。
没进过校门，成为母亲一辈子最耿耿于怀的事。
每当看着哥哥和弟弟背着书包上学，她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在地上干活的时候，她总是喜欢一个人发呆，没人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
在河西老家，姑娘十七八岁，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虽然20世纪70年代已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可是，到姥爷家为母亲牵线搭媒的也不少。
母亲已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加上心灵手巧，不仅农活样样拿手，而且跟着姥姥学会了一手足以让一起的姑娘们嫉妒的针线活。虽然一年四季穿新衣服的机会并不多，但即便是旧衣服，母亲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还自己动手翻出不少新花样，穿在她身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出众，她免不了性子倔，心气高。对老家的贫困日子，没头没尾的农活已深恶痛绝。听到找婆家，她就逃避，她的愿望就是逃出家门，跳出农门。姥爷姥姥再三劝说，把她劝烦了她就哭着埋怨：“你们让哥哥读书，不让我读，我的终身大事，我自己还不能做一次主？”
听了女儿的埋怨，老两口心中也深感内疚，只能迁就她了，最终也没能改变她的初衷。
在她十七岁那年，说服姥爷姥姥投奔到在黄羊滩的表舅张德润家中来了，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外地找个婆家。
这一待就是四年。
虽说表舅和舅妈对她很关心，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她的心一直安不下来。帮表舅带孩子，帮着在农田地上干活，眼看着妹妹年龄一天天增大，表舅和舅妈也着急，四处托人给她找对象，找了好几个都不合适。
后来，母亲就患了肺病，常常咳嗽。知道底里的人都私下里传说母亲是个“病秧子”，条件好一点的小伙子更不敢找她了。
二十一岁那年，有人把父亲介绍给了她，因为年龄差距大，我父亲人又老实，而且还没有老人，姥爷一家都极力反对。
我母亲起初也不是太中意，但还是答应了。
在外闯了五年多，她累了，加上有病，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降低成家的条件，她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她对父亲再没有什么奢求，认准了父亲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是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男人。
因为不同意这门婚事，在母亲订婚、结婚时姥爷家都没有来人，也没有收什么彩礼。她只能将表舅家当娘家，把自己嫁了出去，婚礼也极寒酸。
在结婚那天，她哭得好伤心，仿佛要把多年蓄在心里的泪都哭出来，参加婚礼的亲友们好多也忍不住陪着她流泪。
两个同是背井离乡的男女，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也许所选择的另一半都不是自己所梦寐以求的，或许还带着说不出的失望和遗憾，但毕竟结束了寄人篱下的单身生活，有了自己的归宿。母亲主内，把两间旧平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窗明几净，父亲虽然还穿的是平日的衣服，但经母亲洗过，收拾过，也不似以前那么邋遢了。
因为母亲身体单薄，又经常咳嗽，父亲更像个大哥哥一样宠着她，地里的脏活、累活都不让她干。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进门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这对近三十岁的父亲来说，已经很知足了。
家庭条件的拮据，总让父亲对比他小六岁的媳妇儿带着内疚。为了贴补家用，在农闲的时候，他还是到盐厂去背盐，挣份额外的收入，总想让媳妇儿过得舒心一点。
婚后的日子就这样平静地一天天过着，虽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彼此心里都有了依靠，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一件心思困扰着父亲，让他的脸上渐渐失去了笑容——年过三十的他日思夜盼地想让媳妇给他生个孩子，可是总不见媳妇的肚子有什么变化，不仅如此，媳妇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走了多家医院，花了不少钱，常年吃药，不见一点好转。左亲右邻也不时地在父亲耳边说闲话：“存瑞呀，你媳妇身体那么单薄，一看就不是能生娃的女人。”“你媳妇本来就有病，别指望她给你生娃了。”
每次听到诸如此类的话，父亲总是叹口气，一声不响地离开，或是一个人躲到角落里，拼命地抽着水烟。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给这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小家笼上了一层阴霾。
母亲似乎预感到自己的病根子不太好，脾气也变得易怒而烦躁。经常对父亲横挑鼻子竖挑眼，看哪儿也不顺眼。每当母亲发脾气的时候，父亲总是默不作声，低眉顺眼。他能理解母亲的心情，虽然嘴笨的他不善于表达，但他用自己的忍让，传达着对妻子的关心。
等冷静下来，母亲也常常暗自流泪，也后悔不已。
就在两口子备受煎熬时，母亲终于出人意料地怀孕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母亲的心情好多了，父亲更是乐得像个孩子，整天笑眯眯的，恨不得把母亲捧在手心里。只要有空，总喜欢笨手笨脚地跟在母亲的身后晃悠，惹得母亲常责骂：“一个大男人，不干你该干的活，总是跟在婆姨屁股后头，也不怕人笑话？”
不管母亲怎么骂，父亲总是憨憨地笑着。他听得出母亲的责骂也比平日温柔了许多。
阴霾虽没完全散去，却让父亲和母亲从云层中看到了一缕阳光。
其后，母亲又多了一项工作，精心地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起尿布、衣服、小褥子等物件，一针一线都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串门的大婶们看到她做针线活入迷的样子，都戏谑地说：“看把你急的，娃娃出生还早着呢，着什么急呀？再说，准备这么多衣服、褥子，用得着吗？”
母亲总是妩媚地笑笑说：“还是早点准备吧，没个婆婆，我妈又在老家，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
女婴出世
1980年，庄稼还没有完全收完，母亲就快要临盆了。
父亲扔下地里的庄稼，早早就在笋布尔镇上租好了房子。母亲怕庄稼糟蹋了，一个劲儿地埋怨：“不就是养个娃娃嘛，请个接生婆在家里生就行了，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有什么大不了的，扔下庄稼算怎么回事？”
平时对母亲言听计从的父亲，这回却犯起了倔劲：“你身子虚，又是头胎，住在笋布尔离医院也近一点，要不然，我怎么能放心，庄稼重要，还是人重要？”
母亲也是心疼庄稼，听丈夫这样关心自己，心里暖暖的，也就不再坚持。
11月11日傍晚七点多，在笋布尔镇高台子的一间出租房内，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这就是我。
当接生大夫将我抱到在疼痛中折腾了一下午的母亲跟前时，她睁开疲惫的眼睛，伸手接过我搂在怀中，细细地端详着我粉色的脸蛋儿，眼中闪出了泪花。她终于完成了一个女人最重大的使命，迎来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女儿的降生使她的生命得以延续。
她每天把我贴在胸口，生怕我丢了似的。在我睡着的时候，总是呆呆地看着我，或者轻轻抚摸我的脸蛋，脸上总带着一种祥和慈爱的表情。连父亲想抱一下我她都训斥：“看你笨手笨脚的，别把丫头伤着了。”
在我满月那天，父亲和母亲把大爷爷、二爷爷、张德润大舅几家人都请来了，请几个奶奶和舅妈等人帮忙，备了一顿还算丰盛的饭菜招待亲朋好友。
席间，大爷爷问：“丫头都满月了，叫个啥名字呀？”
父亲有点难为情地搔搔头说：“还没起呢，我俩都没文化，也不知起个啥名字好。老人们帮着给起一个吧。”“娃娃都是爹妈的心头肉，名字还是由爹妈起好。”大舅笑着说。“是呀，还是你们两口子起合适。”大舅妈也应和着。“那就让我媳妇儿起吧，丫头是她养的。”父亲回头看了一眼正给我喂奶的母亲说。
母亲沉思了片刻，笑笑说：“叫萍萍吧。”听说那个年代“萍”字非常时尚。
大家都说这名字好听。
过了满月，我们一家又搬回了黄羊滩的家中。
从此，这个简陋而又整洁的家里除了母亲的咳嗽声，又多了我的哭声，父亲和母亲的笑声。
让我不明白的是，母亲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将哄我的任务渐渐交给了父亲，连晚上也让父亲搂着我睡，她只负责喂奶。即使我哭喊着找母亲，她也只是过来摸摸我的小脑袋，说几句安慰我的话，就别过身去，忙她的咳嗽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亲过我、吻过我，甚至抱过我。
我六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几乎成了我的全职保姆。
他喂我吃饭，先自己尝尝饭的温热，然后，给我带上护巾，用勺子将面条弄碎，一勺一勺喂进我的嘴里，遇到我使性子，把饭吐出来，他便用手指将吐出的饭填进自己嘴里吃了。
夏天上地干活时，他就把我背到地上，找一个树荫，铺好小褥子，将我安置好，将从家中带来的吃的、玩具放在我的身边，干一阵活，跑过来逗我玩一会儿。
晚上，他就成了我的“马”，将我驮到身上，满炕转，或者用两手举着我，做高跳动作。两间小屋里充满了银铃般的笑声。
每当这时候，母亲总是默默地看着父女俩，虽然忍不住咳嗽，脸上却露出难得的笑容。
大概在我一月半的时候，母亲一人去巴彦浩特看病，父亲成了我的全天候保姆。每天管我洗漱、吃喝、穿戴，还得带着我下地干活。
一天早晨五点多，父亲就上地浇水，见我还熟睡，他不忍叫醒我，就上地去了。
等我醒来，找不到父亲，先是哭喊，而后自己爬起来要下炕，结果从炕上摔下来，碰破了额头。邻居老奶奶听到我的哭声，跑到我家，见我的额头流了好多血，急忙把我抱到她家，找了几根鸡毛烧了，用灰为我止住了血，然后抱着我下地找到了父亲。
父亲见状，脸都吓得煞白。他匆匆把浇水的事托给了同村的一位叔叔，抱着我就往村上的赤脚医生家里跑。直到医生为我清洗包扎好伤口，说是不碍事，他才放下心来。
等母亲看病回来，见我头上贴着纱布，她像一只发疯的狮子，马上扑到我跟前，一边查看，一边歇斯底里地训斥父亲：“你个大男人是怎么带娃娃的，怎么能把娃娃碰成这个样子？”
母亲的举动把我吓坏了，我傻傻地缩在母亲怀里，心里感觉到的不是温暖，而是恐惧。
父亲在母亲的训斥声中，像个犯下大罪的人，一声不响地抽着烟。
等母亲骂足了，他才怯怯地站起来，给母亲做饭去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父亲给我惯下了一个毛病，晚上不爬在父亲肚子上就哭闹着不肯睡觉。父亲就只能将我驮到肚子上，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脊背，嘴里还哼着听不懂的曲子，我才能安心睡去。每当看到这情景，母亲总是恨恨地说：“娃娃是这么惯的吗？总有把你累死的一天。”
父亲也不吱声，只管哼他的曲子。
我头上插过父亲为我摘的沙葱花，戴过父亲为我编的柳枝帽，闻过父亲为我折的沙枣花，吃过父亲为我挖的苦苦菜。那种带着浓浓乡土气的关爱，让我品尝到了父爱的甜美。
就这样，在父亲的怀里、背上，在父亲的手掌中，我学会了笑，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我会说的第一个词就是“爸爸”。
一双红皮鞋
1982年的冬天，在我过完两周岁生日不久，母亲要回娘家了。
这是她成家后第一次回娘家。
父亲因为要照料家里的猪、羊、鸡和牲口，不能一同去。
在打算动身的前半月，母亲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专门去了趟巴彦浩特，为自己，也为我买了新衣服，还为老家的姥爷、姥姥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了礼物。
她还在一家童鞋店进进出出好几回，为我买了一双红色的皮鞋。以往我的鞋都是她亲手做的，父亲和她的鞋、衣服也大都是她自己做。在一家人的穿戴上，她从来舍不得多花钱，何况她一直吃药，家里本来就拮据。
这次回家，她一咬牙，花了不少钱。父亲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说。他理解母亲的心情。
她是个要面子的女人，结婚时娘家没有来一个人，始终是压在她心底的痛。但亲情毕竟是无法割舍的。在她成家不久，姥姥就三番五次地捎信让她回去，她一直没有动身。她不能让爹妈和亲人们看低，她得活出个样子来才回家。现在，虽说活得还不尽如人意，但自己毕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更何况她已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病在一天天加重，到了她应该回去的时候了。
12月下旬的一天，娘儿俩坐上了去武威的火车。
第一次坐火车的我，兴奋而又好奇，只要母亲不注意，就跑到过道四处游荡、观望。因为一直是父亲娇惯下的公主，胆子也大，长得又招人喜欢，坐车的大人小孩子见了我，好多都跟我搭讪，甚至给我好吃的零食。我也不怯生，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
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子，盯着我的红皮鞋，露出羡慕的神情说：“小妹妹，你这红皮鞋是哪儿买的？贵吗？”
我骄傲地抬起一只脚，奶声奶气地说：“是我母亲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买的，好贵好贵呢！”
女孩儿又看了好久，终于将目光移开，扭过头对她旁边坐着的一个三十出头，穿着打着补丁的青色棉袄，围着已经泛白的天蓝色头巾的女人说：“妈妈，你给我也买一双红皮鞋吧？”
那女人也盯着我的红皮鞋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傻丫头，妈妈哪能买得起呀！”
火车行到古浪地界时，我竟然遛到别的车厢去了，吓得母亲到处寻找。找到我时，母亲已是满头大汗，一把拉住我就是一顿臭骂：“贼丫头，到哪儿也不省心，看你跑丢了怎么办？”
旁边坐着的一位脸色黝黑的中年男人也笑着吓唬我：“就是，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娃儿，小心我偷了去给我当女儿。”
我真有点害怕，就只依在母亲身边，不敢跑远了。
到武威，我们又换乘走河西的班车。
母亲坐在车窗边，眼睛贪婪地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路两边光秃秃的杨树，露着麦茬的田里吃草的牛羊，人家屋顶上飘荡的缕缕炊烟，都吸引着母亲的目光。我甚至看到母亲的眼角边还闪过一丝泪花。拽拽母亲的衣袖，乖巧地说：“妈妈，你是生我的气了吗？怎么哭了？”
听到我的话，母亲突然醒过神来，有点难为情地擦了擦眼角，拍拍我的脑袋说：“傻丫头，妈妈是想家了。丫头你别乱跑，妈妈给你唱首歌好吗？”“好，我还没听过妈妈唱歌呢。”
我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听她唱起了歌：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呀带上了那个铃儿呦噢，哇哇得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叭呦，朝南得的那个哟，
哎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呦噢，过呀来的那个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呦，你招一招的那个手，
哎呀你不是我那哥哥呦噢，走你的那个路。
没想到母亲的嗓音还真不错，虽然是小声唱，也引来了不少坐在附近的乘客。一位围着浅蓝色头巾的奶奶夸奖道：“这丫头的嗓子比我年轻时还好呢。”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让您见笑了，我在哄丫头呢。”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唯一一次给我唱歌，也是难得对我温柔过的一次。
傍晚到了河西城，住了一宿。因为一路赶车，累得要命，娘儿俩在旅馆胡乱吃了点东西就睡了。
第二天中午就到了河湾。下车后，母亲背我一会儿，再让我走一会儿，走了五里地，才走到姥爷家。
见了面，没有开口，母亲就扑到姥姥怀里哭起来，姥姥一边陪着哭，一边抱怨：“倔丫头，我说你该不会把妈给忘了！”
母亲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姥爷长得人高马大，浓眉大眼，是标准的美男子，姥姥却是又瘦又小，我感觉他们俩不怎么般配。
回到家，舅舅和姨姨们早就等在家里，都很高兴，好吃的预备了不少。什么烙饼、油饼、高馍，我都记不太清了。
晚上和母亲盖着一床合被，扎得我怎么也不舒服。我不住地嚷嚷：“这麻袋被子扎人，我不盖。”
姥姥笑着对母亲说：“我的丫头呀，你怎么给我又生了个捣蛋鬼。”
嘴里说着，转身收了合被，从地下放着的一个暗褐色老式柜子里又抱出一床绸被：“这可是准备给你二舅娶媳妇的被子，今天就让我的宝贝孙女先沾沾鲜吧。”
母亲笑了，我也笑了。
住了十多天，终于要回去了。姥爷要送我们回家。
临别的时候，姥姥和母亲又抱头哭了好久，一个劲儿地安顿母亲说：“回去一定要抓紧时间看病，病可耽误不得。”
母亲只是不住地点头。
大包小包地带了不少东西，其他的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鱼皮袋子沙枣。
到了武威，挤上火车，车厢里很乱，过道里也坐满了人。
我还是不安分，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到处乱窜。不知什么时候，红皮鞋上踩上了谁家孩子拉在过道里的大便，母亲揪过我，照我的屁股打了两巴掌。一边给我擦，一边忍不住骂着：“这么点点人，乱跑个啥呀？早知道这么不听话，我就不带你来了。”
我赌气地坐到座位上，扭过头看着窗外，不再理母亲。
到了一个车站，上车的，下车的又乱了阵。不知道是哪个下车的不小心，挂到了我们装沙枣的袋子，把袋子挂破了，沙枣露了一地。姥爷和母亲都爬到过道里紧紧张张地捡沙枣，看着父女俩狼狈的样子，我心里着实有点解恨：“谁让你骂我呢！”
火车走得很慢，没过多久，我就又坐不住了，老毛病又犯了，仍然到处晃悠。等下车时，才发现我的红皮鞋上，不知什么时候被抽烟的人扔的烟头烧了一个榆钱大的窟窿。
母亲盯着窟窿看了半天，用锥子一样的目光剜了我一眼：“你就是狗屎上不得墙的料，我真拿你没治。”
姥爷在一旁安慰她说：“烧了就烧了，娃娃家，不让她跳那也没办法。”
终于到家了，一进门，父亲就抱起我，高兴地说：“一走就不知道回了，可把我想死了！”
姥爷环视了一遍我们的小家，感慨地说：“就是窄小了点，收拾得倒像个家的样子。”
父亲背我看电影
20世纪80年代初，农牧区的文化生活很单调。除了春节时村上组织演几场戏，或者扭秧歌、跑旱船。平日，村里的老老小小最大的渴望就是旗上的放映队一年中到村上放几场电影。其余时间，男人的业余活动就是打扑克、玩牛九、喝几毛钱一瓶的双驼酒。女人呢，多半就是做针线活，或是抱着小孩走东家串西家地聊天，聊到大半夜，等回到家，各种小道消息就都掌握了。有人戏谑说：“村上、公社有什么情况，只要女人串回门就都知道了。”
对小孩来说，业余活动可不见得单调，我甚至觉得比现在的孩子还玩得洒脱，自在。
春末到野地里挖马芽儿吃；夏初，摘榆钱儿、挖锁阳，到村上的地里挑苜蓿和菜；秋天偷菜偷瓜；冬天摘沙枣。好像大部分娱乐活动都与吃有关。在那食物短缺的年份，能得到食物，当然是最高兴的事。
到了晚上，安分一点的孩子缠着老人讲故事；不安分的，就三五成群地聚在院外的空地上玩捉迷藏、老鹰捉小鸡，或者打土块仗。反正家里的灯都是供奶奶、妈妈们做针线活用，索性玩到瞌睡才知道回家。
孩子们自制的玩具也花样百出，什么木制大刀、宝剑、手枪、冰车，自画的扑克、牛九，自做的风筝，应有尽有。
这些活动和制作过程我都没有参与过，因为那时我还小。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就是放映队到村上放电影时，父亲背着我去看电影。因为一年难得看几次电影，本村放的时候必须要看，邻村放的时候，也舍不得错过。
冬天，父亲用大皮袄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夏天，父亲将我扛到肩上，还忘不了带点零食和水。
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当时，只记住了三个人：胡汉三，南霸天，还有一个“冬子”，那个俊俏的小男孩，还忘了他姓啥。
对我来说，最大的享受就是趴在父亲背上的那种感觉。几里远的路，父亲背着两手搂着我的腿，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听脚下传来的“沙沙”声，犹如富有节奏的鼓点，虽说不上悦耳，但在我却那么动听。
趴在父亲背上，我的嘴没有闲着的时候。看着路边一闪而过的沙枣树，我就问：“爸爸，小孩子到晚上都会回家找爸爸妈妈，那沙枣树怎么老站在那里不回家？”“沙枣树就像解放军，他们在为我们站岗放哨呢。他们挡着风，庄稼才能长得好，撒下荫凉我的宝贝女儿才有乘凉的地方。”
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我就问：“爸爸，月亮为什么那么大，星星为什么那么小？”“月亮是星星的妈妈，你没发现星星总是围着妈妈，你看，他们还高兴地向妈妈眨眼呢。”“那爸爸藏到哪儿去了？”“爸爸背着一颗小星星，在天河里散步呢。”“天河里还有人吗？”“有呀，有牛郎和织女，还有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也像我们一家人现在一样很快乐。”“他们是怎么到天河的呀？”“牛郎和织女本来生活在人间，后来织女被天神抓上了天，牛郎披着会飞的牛皮，用担子挑着儿子也追到了天上。”“天神为啥要抓她？”“织女是王母娘娘的织工，她偷偷来到人间和牛郎成了亲，犯了天条，所以，王母娘娘派人来抓她。”“王母娘娘真坏！”
每次父女俩都是这样聊着天来到放电影的地方。如果母亲也一同去，她总是悄悄跟在父亲身后，也像个忠实的听众，从不打断我们的对话。
等我们来到目的地时，前面的位置早被来得早的人占了，只能站得远远地看。
因为父亲的个子低，我怀疑他好多时候只能听见声音，是看不到图像的，只有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能看得真切，但我又看不懂，注意力也不在看电影上。
看见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卖冰棍的，我就嚷嚷着要冰棍；看见有卖萝卜干的，我就嚷着要玉米；还有花生、炒青粮食、葵花籽儿，即使家里有，也觉得没有在电影场吃得香。
连平日管得很严的母亲，也好像温和了许多，最多说一句：“这丫头嘴就是馋，家里放着不吃，外面的就香了。”
说归说，买来瓜子儿，她也好像吃得比家里香。
每当这时候，父亲总是笑眯眯地看看我，又看看母亲，那神情难得一见。
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把妻子和女儿看成了自己的一切，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高兴，满足我们的要求，甚至虚荣心。
一次，父亲从盐厂背盐回来已经到了晚上，母亲去给他盛饭。他很神秘地从怀里取出一个纸包，献殷勤似的递给母亲：“你快看看，我给你们娘儿俩带什么好吃的来了？”“什么呀？神秘兮兮的。”母亲把饭碗递给父亲，边拆纸包边说。
我也扑到母亲身边瞪大了眼睛。
打开几层报纸，才露出一只精美的铁盒子，虽然不认识盒子上的字，却认得盒子里盛的东西——一盒鱼肉罐头。先前在商店里见过多次，就是因为贵，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么贵的东西，你也舍得买？真是糟蹋钱。”母亲嘴里抱怨着，却拿着罐头到案板上用菜刀撬开了它，拿到饭桌上来了。
父亲边吃饭边笑嘻嘻地说：“今天我发工资了，三十二块呢，我就用零头儿买了这罐头，让你们娘儿俩也享受享受。”
在父母亲说话的当儿，我早就抓起一块鱼肉塞进了嘴里。母亲也拿起一块，很细心地嚼着，品尝着。“真香呢，爸爸，你也吃。”我边吃，边又抓起一块递给父亲。“爸爸不爱吃鱼，我的萍儿吃，吃了好快点长大。”父亲边咽口水边说。
母亲用筷子夹了一块塞进父亲的碗里：“你就别假惺惺的了，快吃吧。”
父亲才傻乎乎地“嘿嘿”笑着，一点儿，一点儿把鱼塞进嘴里：“味道还不错！”
当时，我只是奇怪：这么好吃的东西，父亲怎么不喜欢吃？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是舍不得吃。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爱吃鱼，但无论什么味儿的鱼都没有那鱼肉罐头香。
给父亲也做了好多次鱼，父亲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几次开玩笑说：“我一直觉得我老爸是这世界上最老实的人，谁知道你也会说白话呢。”“那还不是当年穷，想省下来让你和你妈多吃点。”父亲有点难为情地回应。
听了父亲的话，心里暖暖的，眼睛不由潮湿了。
夭折的弟弟
好像是198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哄我上炕，为我脱掉衣服，掖好被子，就出去喂牲口了。
母亲在昏黄的灯下做着针线活，不时地咳嗽一声。
其实我并没有睡着，只是父亲不在，我和母亲很少拉家常，也有点怕她，只能闭着眼睛装睡。
父亲喂完牲口回来，从炉子上的水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母亲：“先把药吃了吧。”
母亲边吃药，边叹了一口气。
父亲用哀求的语气说：“怀香，肚子里的娃都三个多月了，我求求你，还是打胎吧，再不打就不能打了。”“我的事你别管，说什么我也要把这娃生下来。”母亲没好声气地说。“医生都说了，你这病再不能生育，如果再生育就有生命危险呢！”父亲急不可耐地说。
母亲干脆将手中的针线活扔到一边，暴躁地说：“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我才一定要生下这个娃，要不然，我不在了，你怎么办？萍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怎么办呀？”说完，就嘤嘤地哭起来。那压抑着的哭声，在夜晚听起来更显得凄惨。
他们的对话我不能全理解，但我还是听出母亲又怀孕了，她想给我生个伴儿。我虽然不知道这伴儿对我有多重要，但心里对母亲的想法还是有点感激，对她的成见也少了一些。
8月的一天，母亲又生下一个男孩子。这次是在笋布尔医院生的。因为母亲身体虚弱，还用了氧气。
这孩子生下就带着肺炎，医生说，这是母亲患肺病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母亲在医院里待了一个月才搬回家中。
又添了个小弟弟，我异常高兴，父母亲也如获至宝。
好动的我也减少了跟父亲出去的次数，多一半时间守在母亲身边，帮她照顾小弟弟。看着他嘟哝着小嘴，含着母亲的乳头拼命吃奶，那带着皱纹的小额头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儿。那头发像黑缎子似的，滑滑的，绵绵的，摸起来很舒服。有时候还眨巴着黑豆子似的小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母亲，像在问：“你们是谁呀？”可好玩了。
在他乖的时候，母亲也允许我抱抱他。我便伸直双腿，让他坐在我的腿上，学着母亲的样子，把他搂在胸前，摇着他，嘴里还哼着不成调儿的催眠曲。
烦人的是弟弟总是三天两头犯病，让一家人都不得安宁。爸爸只好陪着母亲常往医院跑。
父亲和母亲本打算在过春节的时候回河西姥爷家去过年，也是因为弟弟的病没有去成。家里常常是弟弟的哭声，有时候整个晚上都不断，再加上母亲的咳嗽声，惨不忍闻。
4月的一天，父母又抱着弟弟去医院看病，回来的时候却不见弟弟。
我吃惊地问父亲：“小弟弟呢？”
父亲沙哑着嗓子告诉我：“弟弟没了。”
我当然懂，“没了”就是死了。
当时的我好像有点怅然，但也说不上有多伤心。偶尔还因为少了他的哭声，感觉安静了不少。
母亲却判若两人。精神也大不如以前，咳嗽声也加剧了。从此，我再没有见过她的笑容。
地上干活，或是晚上做针线活时，做一会儿她就发起呆来，有时候，还自言自语，也不知道她说些什么。她的脾气也一天比一天大，父亲完全成了她的出气筒。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就朝父亲发火。每当这时候，我总是躲得远远的，用仇视的眼光看着她。她在我眼里越来越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陌生女人。
可父亲却像只绵羊似的，对母亲总是百般忍让，任她怎么发火，总是赔着一副笑脸。
有一天，我竟然发现，母亲骂着骂着就剧烈地咳嗽起来。父亲立即扑上去为她捶背，而且还低声哭着劝说母亲：“怀香，你别再这样折腾自己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也不再说话，只是不住地哭泣。
我好像再也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只有看着父亲，跟着父亲，心里仿佛才有点依靠。
听父亲说，就在弟弟夭折不久，我就染上了一个毛病，老是爱哭。出去玩耍，一到家门口就哭，白天父母领着我上地干活，独自一人在地埂上玩，玩着玩着就哭起来，晚上睡觉前非得哭闹一阵才能睡着。任父母怎么哄也不起作用。
起先，父母只当我使性子，对付的办法就是哄、骂，甚至还动手打过，都无济于事。母亲气得直骂：“我上辈子不知造了什么孽，怎么养下这么个讨债鬼！”
时间一长村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我这个毛病，有好心人就来提醒母亲了：“听老一辈讲，娃娃哭是咒娘老子死呢，这可不是好兆头呀。”
母亲本来对自己的身体就非常担心，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那可怎么办呢？哄也不行，骂也不行，到医院也看不出啥毛病，真把人能折腾死。”
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奶奶给她想了一个办法：“丫头有这毛病，一定是犯保了，只要找个干爹干妈，就自然好了。”
父母丝毫不敢怠慢，先找了个神婆子给我算了一命，真是犯保，说是我属猴，必须在我们家的西北方向找个属虎的干爹，才能治好我的毛病。费了好多周折，终于托郝权大爷在笋布尔找到了一家开五金门市部的叫李贵生的人家。两口子生了两个儿子，就是缺个女儿，很高兴地答应了父母的请求，乐意收我做干女儿。
举行仪式时，父母蒸了一副大馒头送给干爹干妈，干爹干妈给我准备了一身衣服。在父亲操控下，我跪在干爹干妈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叫了几声“干爹干妈”，干爹起身给我戴了个长命锁，然后，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长寿面，这亲戚就算对成了。
说也奇怪，自从有了干爹干妈后，我的毛病就莫名其妙地好了。
到我快六岁的时候，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父亲老是陪母亲到处看病、住院。他只得从河西叫来了二舅照料我，二舅当时也只有二十出头，老实巴交，做的饭比母亲做的味道差远了。
但跟着二舅也有有趣的事，那就是缠着他给我讲故事。他读过不少书，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三侠五义》这些书他都熟悉。我最爱听他讲孙悟空和包公的故事了。很渴望能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和金箍棒，能像他一样拔下几根毫毛，就能变出许多小猴子来；也希望自己能有钻山鼠那样的本领，想钻到哪里，就钻到哪里。
偶尔，二舅也用河西家乡话教我背唐诗，背得最熟的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了。
二舅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彻底解放了，跟同龄的伙伴们一块儿玩弹石子儿、跳大绳、捉迷藏，有时候也拿把铲子去人家破墙的洞穴里掏小麻雀，掏的麻雀，不能飞的就喂猫，能飞的就拴根绳子留着玩。总之，好像有做不完的事。
那些日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父母早点回家。
没想到母亲再也没能回来。
母亲的遗言
1986年6月的一天，二舅带着我到阿左旗旗医院也就是现在的中蒙医院去看母亲。
当见到母亲的时候，她已骨瘦如柴，丝毫看不出她还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妇女，头发零乱、稀疏、花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女人了。她躺在病床上，输着氧气，头都没有力气抬起来。
看见我时，她的眼睛好像突然间一亮，但只是那么一瞬间，她的目光就变得冰冷而可怕。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让我出去在门外玩去，再没看过我一眼。她冷漠的表情将我多日对她的想念都扫得一干二净。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医院门口，无聊地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不敢进病房去，在门口待着又不敢乱跑，因为二舅说在医院哪儿都不能走，怕有坏人抓走呢。所以，那天下午我就盼啊盼，心里想着到底什么时候二舅才能带我回家去，回到那个能带给我洒脱和自由的村子，可以找小朋友玩耍。
六岁的我怎么也想不到，灾难已经悄无声息地向我靠近了！
那个下午，我找了好几次借口进去病房，一会要喝水，一会吃西瓜，一会要吃西红柿……但最后被母亲弱弱的一句“滚出去”，将我撵出了病房。
那“滚出去”三个字像刀子一样，刺伤了我的心，我是抹着眼泪跑出病房的。在医院门口，我低声哭泣着，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不知哭了多久，才停了下来。
我压根就没有想到那伤人的三个字竟然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它伤到了我稚嫩的心灵的最深处了！
1986年7月23日母亲去世了。这个时间也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
那天中午特别热，我家门口停了一辆过去那个年代很牛的绿色“212”小车！我家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来了好多村里的叔叔和阿姨。他们阴沉着脸，还有几个同村的阿姨在哭。
我没有在意他们为什么跟平日不一样，还沉浸在父亲给我带回来那么多米老鼠奶糖的喜悦里，吃得津津有味。
我不知道六岁的我到底是傻得厉害，还是母亲的不亲切让我压根儿就没有怎么在乎她。
邻家小朋友磊子跑过来对我说：“郝萍，你妈死了。”
我还不依不饶地还嘴：“你妈才死了！”
他委屈而认真地反问我：“那你妈呢，怎么没回来，去哪儿了？”“我妈在医院里，我才不想她呢，她骂我。”
他不再说话，只是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的不知道是惊讶，还是同情。
母亲的确是去世了。
我穿着孝衫随父亲将她葬在了巴彦浩特鹿圈山那光秃秃的山坡上，那个不起眼的土堆成了她的最终归宿。
母亲的去世，最初我真的没有伤心的感觉和概念。只是觉得家里空了许多，听不到她的咳嗽声和吵闹声也安静了许多。加上父亲比往日更细致的关爱，也淡化了母亲离去的不适感。
母亲走后，我和父亲真是相依为命了。他走到哪里，就把我领到哪里，我要星星，他不敢摘月亮。那种集宠爱于一身的感觉很幸福！
在我面前父亲从来不提母亲。可是，他时常呆呆地站在母亲的遗像前，我知道他想母亲。每当这时候，我都会懂事地依偎在他身边。虽然对母亲还是没有多少思情，但是看着她那俊俏的面容，心里总不免有一丝失落。
每年春节前和七月下旬，父亲都要带着我去鹿圈山给母亲烧纸。我像例行公事一样磕头，献上祭品。与其说是祭奠母亲，还不如说是陪父亲来的。
十六岁那年的7月16日，是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的日子。
在兴隆中学上初二的我放假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和父亲吃过饭正在看电视，村里本家舅舅张有悟过来了。他和父亲年龄相仿，关系也一直很好，又是一个热心肠，没少帮过我们家的忙。
进屋后，他笑着说：“萍萍回来了？这丫头越长越惹人喜爱了，不知不觉都长成大姑娘了。”
父亲只要听到别人夸我，就高兴，也不怎么说话，只是傻傻地笑。父亲给他点了一支烟，又悄声说了几句什么话，张舅舅狠狠地吸了几口，终于掉头对我说：“萍萍，你过来，叔叔有话对你说。”
看着他一脸郑重的模样，我有点迷惑地走过去，坐到了他身边。“有件事我本来早就想对你说，你爸一直不让我说。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你也不小了，应该告诉你了。”
我还是没说话，只是盯着他的脸示意他说下去。“你母亲活着的时候不怎么亲近你，从没有亲过你，临走时还骂过你，这些我都知道。但你知道是为啥？”“她为自己的病烦呗。”我淡淡地说。“你个傻丫头，你不知道你母亲有多爱你！她不亲你，不搂你睡觉，是怕把自己的病传染给你。她在旗医院住院时，想你想得成夜成夜睡不着，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才带信让你二舅把你领到医院看一眼的。可是，她又怕她走了，你想她，才故意说狠话伤你，让你不想她，不恋她。多好的母亲呀，从生下你就一直为你着想，能做到这样，你说容易吗？”张舅舅说着竟然抹起了眼泪，父亲更是泣不成声。
听了张舅舅的话，我惊呆了。不用多想，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母亲为我买红皮鞋的情景，甜甜地笑着看我玩的情景，悄悄听父亲背着我讲故事的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真傻，真自私呀！我怎么就从来没深想过？
我扑到父亲怀里，哭得死去活来。本来爱哭的我更是泪如倾盆大雨，似消融的山泉，好像要把一辈子的泪都流干。
在张舅舅和父亲再三劝说下我才平静下来。
沉默了片刻，我突然对父亲说：“爸，母亲的忌日快到了，我想陪你去给她烧纸。”“好吧，是该给她上坟了。”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
又是一个7月23日，父女俩来到了鹿圈山。母亲的坟头上已长满了密密的青草，还有羊踏过的痕迹。
我扑在坟头上就放声大哭，恨自己懂事太晚，枉费了母亲的一片苦心。等哭够了，恭敬地跪在坟前，烧了纸钱，摆上祭品，这些都是我亲手买的！
烧完纸，我又用手捧着沙土，把坟堆添得高高的。细心的抹去坟上的羊踪，拔掉坟上的野草。
父亲默默地陪在我身边，也许他的心里充满欣慰——他的女儿终于长大了。
母亲若地下有灵，也一定会露出笑脸了吧？
站在母亲的坟旁，我第一次感觉到满心酸楚，感觉到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感情债。耳边仿佛又依稀听到母亲的歌声：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呀带上了那个铃儿呦噢，哇哇得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叭呦，朝南得的那个哟，
哎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呦噢，过呀来的那个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呦，你招一招的那个手，
哎呀你不是我那哥哥呦噢，走你的那个路。
那样动人，那样凄婉，让我的泪挂满了面颊，让我的心迷失在了风里……
五彩的扣子
母亲不在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野丫头。父亲不仅对我更宠爱，甚至更纵容，做啥都由着我的性子，让我变得更任性，更大胆。
可是，父亲毕竟是男人，粗心，手笨，加上要忙里忙外，既当爹，又当妈，虽然尽心竭力，但我们的家到底成了“没女人的家”，变得零乱起来；我也成了“没娘娃”，父亲梳的头就是没母亲梳的好看，父亲和我穿的衣服也没有母亲在的时候洗得那么及时干净了，我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父亲有时候都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补得也没母亲那么细心好看。
记得七岁的那年冬天，我时常跟小伙伴们玩跳绳、打沙包、赢大田、跳方方等游戏。
有一次下午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跳绳，穿的棉袄五个纽扣只剩下一个，衣襟随着跳跃的节奏一扇一扇的，邻家新秀英阿姨不知在旁边看了多久。只听她喊我：“郝萍子，别玩了，过来，跟阿姨走。”
我正玩得忘乎所以，不知道阿姨为什么叫我。顺从地跟在她身后，她一直把我领到自己家里，让我坐到炕沿上。
只见她从炕边的柜子里取出一个盛针线的小竹篮子，又从炕里面的被子旁边拿过一个碎花布包袱，穿好针线给我钉起扣子来，边钉边说：“大冬天的，这么冷的天，连纽扣都不系，多让人心疼。”
我默默地看着她用一双粗糙的手细心地拼着碎布，那碎布在她的手指间魔术一般的变成了几颗五彩的纽扣。而后，让我坐在她的怀中，为我钉好扣子，还顺便为我缝好了两个早就漏了的衣兜。
依偎在她的怀中，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我突然有一种变小了的感觉，恍惚中就像小时候躺在母亲怀中的情景，让我陶醉，让我自失起来。甚至我还下意识地将头靠在她的胸前，偷偷感受那带着乳香身体的味道。
等她缝好，用牙咬断线头，似乎发现了我的异样，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柔声说：“郝萍子，以后衣服破了就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补。”
我突然被她的话惊醒，有点羞涩地挣脱了她的怀抱，好像做了贼一样，连头都没点，就跑出了她的家。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都一直用手悄悄攥着新纽扣。晚上钻到被窝里，还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父亲发现我跟往日不一样，挪挪身子，过来拍拍我的头说：“丫头，今天是怎么了，还乱跳弹，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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